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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购棉储棉还须加倍努力
陕州地委把这当作重大政治任务做出较大成绩
有些地区强迫摊派和变相提价的现象应即纠正
河南省至七月五日共购棉储棉二万三千四百七十担，占这次购储工作总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一强。从七月一日起每日收棉量略有增加，但收棉数与任务数相差尚远。
总结这一段工作的经验，购棉储棉工作能否迅速展开，主要的关键之一，就是领导机关将这一工作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看待，还是当做简单的收购任务看待。该省主要产棉区陕州专区，一开始就把这一工作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看待，中共陕州地委六月初即派工作组赴存棉村作典型调查，并组织了各级的购棉储棉统一领导机构，还集训了干部与私商，提高他们对购棉储棉工作的政治认识。各级中国共产党、政府领导机关主要负责干部均亲自布置工作，并下乡督促检查。因此，该专区的购棉储棉工作很快形成运动。到七月五日止，已完成总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四强。
但有些地区的领导机关与此相反，把这一任务只看作一个简单的收购工作，广大党、政干部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有动员起来，也不对棉农群众很好地进行政治宣传。这就发生了以下各种不好的情况。一种是新野等县，把购棉储棉工作简单地交给商联会去做。商联会又交给各业商家去收购，各业商家既不懂棉花好坏，也不管价格政策，纷纷在各处市场竞购，结果引起棉花乱流，棉价上涨。新野曾一度涨至一万四千元一斤。（这个错误已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于七月上旬纠正。）
第二种情况，是鹿邑、太康、商邱、洛阳等地所发生的摊派售棉现象。基层干部见群众不愿卖出棉花，便采取按亩摊派、按产量评议或“公议”的办法，硬要农民拿出棉花。这种办法激起群众不满，工作更增加了障碍。许多确实无棉的农民为完成任务，也纷纷跑到各地市场买棉，引起棉价混乱。鹿邑即曾因此使棉价涨到一万三、四千元，有棉花的则更加看涨惜售。
第三种情况，是用奖金办法变相提高牌价，想以高价完成任务。但据淮阳专区经验，这种办法也只能更加助长棉农看涨心理，妨碍购棉。该专区六月份采取提价办法，仅收到棉花一千三百六十六担，比购棉任务下达以前的五月份收购量还减少了七百八十余担。洛阳专区最初也认为只要出相当价钱，通过行政号召，“辅以宣传”，即可顺利完成购棉任务。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政治动员。结果收不到多的棉花。后来眼看任务不能完成，又采用按户摊派的强迫命令办法，以致六月份收棉成绩很小，六月末又重新布置工作，使运动推迟了一大步。
七月初旬以来，该省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对购棉、储棉工作已经更加重视，加强了领导，运动已在开展。但已完成数与原定任务相差尚远，必须加倍努力，加强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的和工农联盟的宣传动员工作和其他必要的组织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傅乃超、靳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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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成安县第一区
扭转干部松懈情绪
售棉运动深入展开
河北成安县第一区扭转了区村干部满足于初步成绩的松懈情绪，售棉、储棉运动全面深入展开。从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五日十天内，棉农又售棉储棉四十二万余斤（籽棉）。
该区自六月二十五日向各村布置售棉、储棉工作后，各村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干部开始时都是很积极的。东姚堡、西姚堡、柏寺营等十一个村庄的党员、团员，在售棉、储棉动员大会上首先带头自报，卖给或存给国家一万一千七百多斤籽棉。河町村中共支部书记程德生、村长张荫宗，在全村党员干部大会上把自己二千多斤存棉自报以后，影响全体党员、干部都带头把棉花拿出来卖给或存到合作社。会后，全村三十四名党员、二十八个行政小组长以上干部，分街、分片向群众展开爱国售棉、储棉宣传动员，全村在五天中售储一万六千多斤籽棉。西魏村在召开了党员、干部、群众大会以后，成立了售棉储棉委员会，全村六十余名党员干部、青年团员，分四条街道动员群众售棉、储棉。青年团支部书记温书勤把自己存棉二百多斤存到国家以后，又通过生产能手孟老财动员他五个兄弟把四千六百多斤棉花卖、存给国家。宣传员孟喜贤先把自己五百斤存棉存到国家，又用他过去存棉亲身体验的好处，动员另外三户存棉九百五十斤。全村经过党员、干部宣传和带动，三天售储籽棉四万二千多斤。
但是，这些成绩却使区、村干部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和自满的情绪，放松了对售棉储棉工作的继续领导。大部分村庄是党员、干部或少数进步群众把棉花拿出来以后，便认为“完成了售棉、储棉任务”，“群众存棉都拿出来了，即便剩一点，也没啥意思了”。河町村五天售棉储棉一万六千多斤，有的干部就盲目地估计说：“加上群众到外村卖棉，至少有五、六万斤，这回工作可没落了后！”于是就想“松一口气”，因而不再深入向棉农进行爱国售棉的宣传教育。这样，售棉、储棉工作只在党员、干部中轰动了一时，并没有真正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造成群众性的爱国售棉储棉运动。
根据这种情况，该区中共区委于七月四日分片召开了村干部扩大会议，根据县委指示，重新对售棉储棉工作作了思想动员。并用群众存棉的具体调查材料，批判了干部满足于现状的盲目乐观情绪，“只看自己、不看别人”、或“只找进步群众、不找落后群众”的避难就易作法。并在这个会议上具体报告了关于开展售棉储棉评选模范和奖励模范的办法，提高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信心。
经过这次会议，售棉储棉运动在全区全面转向深入。河町村经过调查，发现群众卖出的棉花只是一小部分，甚至村长卖出的六百多斤棉花，也只占家里存棉的一半。收棉工作组召开党员、干部会进行了思想动员，讲清了支援纱厂早日开工对于抗美援朝的意义和对农民的长远利益，提高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几天中又售棉储棉五万八千多斤。北阳、城内衙西街、南街，以前村干部说“群众存棉一点也没有了”，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座谈，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又有不少群众报出了存棉。北阳村一次座谈会中，即有七户棉农又报出存棉三百六十斤。另一妇女经过村长动员，弄清了售棉储棉就是爱国的道理，她把存在别人家的二百斤籽棉也拿出来存到国家。赵重村干部过去也认为村里没了棉花，但经过召开小型群众会进行种棉得利回忆，使群众想起了日寇国民党对棉农的摧残，提高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个小组当场就又报出存棉四百多斤。后岳固村宣传员王桂花领导妇女开“回顾”座谈会，对妇女进行了爱国教育，当场就有二十多个妇女报出存棉六百一十斤。新义片村共十个村庄，经过深入的思想动员，两天内群众又自动卖棉存棉六千八百多斤。南留庄村经过深入动员，一天中党员干部和群众又拿出存棉一千七百二十一斤。现在全区的售棉储棉运动仍在深入开展。
从该区售棉储棉运动发展的过程看，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为了使这一工作深入开展，必须防止与克服基层干部中“稍有成绩，即行松懈”的现象。克服的办法，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必须上级领导干部自己下去，掌握一定的调查材料，才能说服干部。第二，引导农民回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寇对棉农的掠夺摧残，是提高农民爱国热情的有效方法。第三，必须防止与克服干部中避难就易的思想与作法，不仅要动员进步的群众，更要动员落后的群众。第四，必须注意同时发动妇女。因为有许多农家掌握棉花的是妇女。
（米荣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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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机械十八厂
做好资金管理工作
消除了供给制思想
大连机械十八厂从去年八月份进行独立的经济活动以来，在干部中初步打消了供给制的思想，重视了资金管理工作，因而能在流动资金并不宽余的情况下，使资金灵活周转，没有向银行贷款，并且，能上缴上亿元的工厂所富余的流动资金。
该厂所以能在资金管理工作上做出这些成绩来，主要是注意了资金管理工作中的三个要点，即合理地储备原材料；缩短生产周期；加速流通过程。
在原材料储备方面：因为过去干部的供给制思想作怪，也就产生了“库存愈多愈好”；“使用方便”，“有备无患”等错误思想。自从实行独立会计后，已认识到原材料储备多了就要影响资金的周转，所以及时地清理了仓库，将库存的暂时用不着或者将来仍用不着的原材料，全部交领导机关处理完毕，从而解放了呆滞的资金。作原材料计划时，也要根据库存的情况，考虑是否有可以代用的原材料。如有时需要较小的圆铁，市场上不易买到，而仓库存有暂时用不着的大圆铁，就决定把大圆铁锻造成小圆铁来代用。原材料的储备量也规定了最多不超过一个月的使用量。每次采购原材料时首先要拿一点样品到工厂进行试验，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在大家都认为可以使用之后，再购买回来，免得买到厂里来不能用而积压了资金。过去铁工间打铁时裁下来的“残料头”就成了废料，没人使用；现在材料员经常去看这些“残料头”是不是还可以利用。总之：想出一切办法来动用内部资材，不使资金外流，不使库存积压。
缩短生产周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很多干部没重视这一点。每接到一批任务时，很多人都想一次制作出来，认为这样大批生产，可以提高工人的技术操作熟练程度，对完成任务有把握，但没考虑到生产周期长了，就会积压资金，对国家不利。所以在制造第二批八英尺车床时，就决定分两批制造，缩短了生产的周期，使一块钱的资金能当两块钱用。在生产期间，生产科严格掌握生产进度，不使各车间生产脱节而延长了生产周期。如去年做六英尺车床时，当初是用一台床子搪床头眼，后来发现一台床子忙不开，要影响钳工装配工作，就及时增设一台车床帮助搪，解决了这一困难。
做好产品推销工作。加速流通过程，要想货物畅销无阻，就必须做到“物美价廉”，关于这一点，因为该厂领导上一向重视产品质量，并采用了许多提高质量的办法，所以使所出的产品的质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尚能初步满足用户的要求；尤其是因为领导上明确了“不合格的产品，一律不向外推销”的方针，所以使产品质量在用户中建立了很高的信誉。由于工厂管理工作日趋正确合理，原材料使用适度和机器设备的充分运用又由于工人发挥了爱国主义劳动热忱，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样就使得成本显著降低，增加了国家财富。做丝杠的王兆达工友在车第一批丝杠时，每根计划时间是一○七○分钟，实际只用八四○分钟；第二批的计划时间是七六○分钟，实际平均只用六三○分钟。该厂制造单背式的六英尺床子时，第二批产品的成本就比第一批产品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
（旅大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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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思想障碍，开展群众性售储棉运动！
——河北成安河町村是怎样完成售棉储棉任务的？
米荣运
河北成安县的河町村，是个四百二十户的村庄，去年群众种棉六千余亩，约计产籽棉九十余万斤。棉农生活逐渐富裕，现在差不多家家都有盈余，都有存棉。
做出初步的成绩以后
村干部产生自满情绪
六月二十七日，售棉储棉工作布置到这村，该村中共支部开了紧急动员会议，号召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售棉储棉。接着又分四片召开了群众大会，提出“卖棉就是抗美援朝的爱国行动”的口号。在党员、干部宣传与带动之下，五天时间售棉储棉一万六千余斤（群众出村卖棉的不在内）。这时，党员、干部便认为已达到区里布置的“存棉卖出百分之八十”的要求，村长向区里汇报“完成了任务”，支部书记也说：“群众存棉都拿出来了，即便剩点也没啥了。”还有的干部盲目地估计说：“要加上群众到外村卖棉，至少有五、六万斤，这回工作可没落了后！”这样，售棉储棉工作便又停了下来。
调查之后发现存棉还多
支部书记作了自我批评
七月三日，收棉工作组到了该村，首先作了个存棉情况的初步调查，发现群众家里的棉花大部分都还没拿出来，卖出的只占一小部分，是为了买麦。甚至村长自己卖出的六百七十斤存棉，也只占家里存棉的一半。棉农王海令（中农）有存棉三千二百斤，只卖了个零数。根据这种情况，工作组又重新召开党员、干部会作了思想动员，并用调查所得材料批判了干部认为“群众没了存棉”的说法，强调提出：“为了支持纱厂早日开工，粉碎美帝国主义封锁阴谋，我们应该尽量地把存棉拿出来卖给国家，这就是抗美援朝和爱国的实际行动。”同时介绍了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开展售棉储棉评选模范村、模范干部、模范储棉户的具体奖励办法，提高了干部爱国热情。支部书记程德生检讨说：“以前我是自己需要钱时才卖棉，不用钱就不卖，只在自己利益上打圈子。现在我还有五百七十斤棉花，全部存到国家。”
成立售棉组织开展宣传工作
掀起群众性的爱国售棉运动
当场由三十余名行政组长以上干部组织起售棉储棉委员会，下设宣传、组织动员、督促检查、保卫四个股，结合党员、干部，分开七个排向该村农民分散居住着的七个庄子展开爱国售棉储棉的宣传工作。党员张从荣和民校教员宇同荣鼓励全校二十八名学员联名向村行政组长以上七十一名干部提出爱国售棉储棉的友谊竞赛挑战，全体学员一致保证在三天以内把棉花全部卖给或存给国家，还要一人动员两户农民存棉。第二天，街头组织了学生宣传队，墙上到处贴满了卖棉爱国的标语口号和漫画。街头、饭市、庙台、地头上到处议论起抗美援朝卖爱国棉的事。
举行种棉得利回忆谈心会
棉农加强了爱国主义思想
七月六日，各排分片召开了群众种棉得利回忆谈心会。六排在三十余名群众的座谈会上，村长张荫宗谈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棉农的摧残掠夺的事实，引起了大家的悲痛回忆。棉农张云芝说：“提起日本鬼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为了强制群众卖棉，一亩地按七十斤籽棉给发三联单，卖不够数得花钱买空，一斤棉值一千元卖给他们只得六百元。一百斤棉花换不出二斗红高粱，谁没尝过那个苦头！”棉农王聚领说：“解放以前咱也是种棉，吃的是糠菜窝窝稀米汤，现在咱也是种棉，家家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除了盖房、添牲口，谁家没有盈余存棉？这些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咱的吗？如今自己的国家需要棉花，用钱买咱都不卖，凭良心也说不过去。我还有四百二十斤花，今天全部存到国家。”中心组长沈丙楼说：“咱不能好了疮忘了疼，要保住咱这好光景，就得帮助国家克服困难，我还有二百四十斤花都拿出来！”光在这个会上，你一百我二百地当场就报了三、四千斤。全村经过回忆运动，售棉储棉运动即全面开展起来。在党员、干部、民校学员的带头售存和宣传动员下，三天内售储棉三万五千余斤。其中储存占总收棉量的百分之四十强。
注意动员存棉较多的中农
通过先进中农教育落后的
在这期间，有些存棉多的中农，在党员、干部带动群众掀起爱国售棉高潮的影响下，也卖出了一部存棉，但大多数因怕露富，怕别人借，怕存钱不保险，仍然观望不前。想要藏起来，又怕别人知道了，说自己对国家没认识，过后再漏出来丢人显眼。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党员、干部和民校学员们分工展开存棉调查工作和个别的思想动员工作。中农靳合堂有二千四百多斤籽棉，只卖了二百多斤；这时民校学员王书诚去动员他，第二次又拿出二百多斤。最后，和他相好的中农王庆芝，用自己卖棉的思想斗争经过向他解释，结果搞通了思想，把存棉分四次全部卖了出去。中农靳福堂有一千多斤存棉，村干部动员数次无效，后来通过和他亲近的吴明去动员，结果也分数次把存棉全部卖给国家。
许多农家是由妇女掌握棉花
要动员妇女才能有更大成绩
正在轰轰烈烈卖棉的时候，六排中农王天恩因为要把一千多斤籽棉卖、存给国家，和他的老婆打起架来。中农王天太有一千四百斤存棉，也因为他老婆不同意卖，拿不出来。另外还有些棉农，棉花都掌握在妇女手里，自己做不了主。就是妇女不当家的棉农，在卖棉时妇女也总要留下些棉花。根据这个情况，村售棉储棉委员会决定：要使群众卖出更多的棉花，一定得发动妇女。当即由村干部协助妇女主任王金萍，分片召开妇女座谈会，同样进行回忆谈心。王金芝娘说：“男人都知道抗美援朝爱国，咱就不知道吗？咱受日本鬼子的气受够了，再不让美国鬼子来糟害咱！我家里还剩着三十斤皮棉，卖了它抗美援朝。”王天太的老婆在会上见大伙你一百我八十地自报卖棉，心也动了，说：“俺还有点花，为了保住咱这好日子，俺也卖了它。”她一转变，王天太把一千多斤花便马上拉到村合作社去了。会后，妇女会组长以上干部又分工去个别动员妇女。妇女主任王金萍连着动员了五户，购棉储棉又增加了一千三百多斤。
全村就这样在十四天中售棉储棉七万四千二百九十斤（籽棉、群众出村卖的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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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局部观点坏了大事
上海铁路局向塘工程一再返工浪费很大
该局正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指示检查基本建设工作
上海铁路管理局和南昌分局领导干部在建设向塘车站和机务段等工程中，事先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以致不少工程一再返工，造成很大浪费。如以该局在一九四九年底提出的计划中最初估计的建设费为百分之一百，到一九五○年底建设费即增加到百分之四百二十九，竟比最初估计高出三倍多。而且许多工程做得很坏。如：转车盘排水不良，铆钉松动，盘周的混凝土有数处裂缝，阴井漏水。
上海铁路管理局领导干部对于建设向塘机务段这样工程究竟应该怎样设计、怎样施工、怎样配备力量，事先都没有弄清楚。计划和设计时没有实地调查研究，甚至把其他地方的工程设计图搬来照办。在具体施工中，又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统一地具体地领导工程的进行，而且缺乏一个全盘的施工计划。因此施工时步骤紊乱，往往不分缓急先后，想到一点做一点，做到那里算那里；结果造成严重的多次的返工浪费。最初费了两亿工款建筑不必要的围墙，而迫切需要的材料库却没有去建筑，影响了工程的进行。五个施工单位（给水工程队、建筑工程队、桥工队、工务段钉道队及土方队），因为缺乏统一全面的施工计划，不能相互配合。原定九月底完成煤台、向西站台，以便配合铁道部十月一日起冬季改点的决定；但到九月中旬，煤台还未架设，向西站台因土方未做成不能动工，直到十月中旬，还未能完工。幸而铁道部冬季改点延期，否则，将有碍运输任务的完成。机车库水管，机务部门迟迟不装，直到水泥地坪都打好了又凿开埋置。甲检台的图样一再改换，基础都打好了，又凿开重做，造成很大浪费。
这种施工前不认真领导工程人员实地调查研究进行正确的设计，施工后对工作又不检查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不爱惜国家财产的具体表现。南昌分局机务科长说：“那些机务设备怎样做，我根本就没有过问过。”南昌分局某些负责同志，还以为在向塘建设机务段，将使南昌业务减少，分局首长将成“空军司令”，因此不想把各单位搬往向塘。这种严重的局部观点，不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是造成返工浪费的另一重要原因。
今年四月上海铁路管理局已根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检查了向塘机务段的工程建设，令南昌铁路分局领导干部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并成立了向塘建设委员会。现在正在改进过去工程中的缺点，并正确地领导这一工程顺利进行。
（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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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面粉公司
制订今年建设计划时
纠正“百废俱兴”观点
山西面粉公司在制订一九五一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时，掌握了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既要把事情办好，又要节省资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纠正了各厂领导干部的“百废俱兴”观点，并且依靠群众，发挥大家的智慧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
由于各厂领导同志存在着“百废俱兴”思想，只从主观要求出发，而未考虑客观的投资可能，因而提出的基本建设计划都比较庞大（如面粉一厂增加浮梯，榆次厂修办公室更换天轴，平遥厂新建仓库等）。这些计划从本厂看来是需要的，但从整个财政情况，及我们基本建设投资方针上来看，那就可以缓办，或者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据此情况，面粉公司于一月间召开了厂长会议，会议指出建厂要有重点，必须反对“百废俱兴”的观点。根据国家投资，结合实际情况及现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决定先办什么，缓办或不办什么，并研究出具体的办法：（１）严密计划，力求节减。（２）坚决依靠工人想办法。（３）不足的投资利用废料与技术补救解决。这次会议，给制订计划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制定计划时，由于发动和依靠职工群众多想办法，节省了不少资金。平遥厂动力大部可利用一厂废机料整修；免去了不直接影响动力的修建，如门窗等。榆次厂的天轴可用电焊加粗。这样使投资用在了必要和急需的工程上，较少的资金就能够发挥较大的效用。
在实行计划时，也注意了发动群众并建立责任制。结合着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面粉一厂在施工前，进行了思想动员与组织分工，确定了谁负搜集废料责任，谁负技术上主要责任等等。群众将元罗上的牙轮改用皮带轮，利用废料，结果，原计划做两部元罗的钱，现在可以做成三部，节省投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八。平遥厂装修一百马力煤汽机二部，需双弯轴一根，原计划用米十余万斤，经向上海打听，需四十二万斤米，将占去该公司全部投资。经大家研究后，计划修复该厂废置的二百马力煤气机来代替，只换一根轴，用二十四万斤米就够了。
（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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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原河北两省产棉地区
棉农为消灭蚜虫而斗争
平原、河北两省各产棉区农民正在大力除治蚜虫。五月下旬，平原省观城、濮阳、清丰、东明、菏泽等十余县，棉田相继发生蚜虫。最近，河北省发生棉蚜的棉田有百分之三十。
当棉蚜发生后，平原、河北两省人民政府即大力领导群众进行除治，并发动大批妇女、儿童参加。平原省农林厅为迅速扑灭棉蚜，组织了一个三十人的治蚜队，赶赴各地，协助农民治蚜。该省温县农场并派遣干部携带药械，分赴棉蚜为害严重的地区，帮助农民除治。河北省产棉区如栾城、晋县等县已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治蚜运动，有的地区已除治了两遍。该省获鹿、赞皇、栾城、井陉等县人民政府并举办了治蚜短期训练班，受训的干部和农民达七千五百余人，对于防治棉蚜有很大帮助。同时，石家庄专区合作总社已贷给棉农喷雾器八千多架。该区各县社并自外地运回大批治蚜药剂，供应农民需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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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广西承包铁路工程的包商
残酷剥削压迫工人
衡阳铁路管理局来镇工程处与工会方面正调查处理编辑同志：
在衡阳铁路管理局所属广西来镇工程处承包工程的某些封建包商，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用各种办法克扣工人的工资，致使两名工人饿死，另有三十多个工人饿得骨瘦如柴，卧床不起。来镇工程处的全段工程中共有包商七、八十家，包商雇用的工人共三万以上。这些包商向工人进行种种非法的封建剥削。就初步调查材料看，封建包商李广汉（业兴公司经理）、郭神财（汉安公司经理）及启新公司等三家包商对工人的剥削最为严重。业兴公司经理李广汉共雇用临时工三百人，按照铁路管理局与包商之间的协定，包商只能在工人工资中抽取百分之十五作为管理费，但是业兴公司竟违反这一协定，又伙同工头私自抽取百分之十的“领头费”。该公司向路局承包石方工程，每方工价米一三点零六九市斤，但在转让工人去做时，每方只按八点八一六市斤米给价。包商的结账单上显示：承做此项工程的工人除吃饭以外，不但没有收入，反而倒欠公司二百多斤米。又如该公司以一万七千多斤米承包之涵洞工程，付给工人者仅八千多斤米。该公司所用工人，很多系由湖南前来广西，起程时，路局方面曾预为借给每个工人一百斤米，作价七万八千元发给；但是该公司仅发给每人六万四千元，一转手间，就克扣每个工人一万四千元。另有四百个工人由南宁前往大冲工作，路局发给了全部船费，该包商向每个工人扣取六千元船费。如此种种非法剥削，使得工人生活极其困难。去年年底曾有一工人饿死。今年五月十八日起，该公司停止供给工人粮食，工人们在无法可想之下，就拿了自己的衣服到工地附近的农民家里押借粮食，每天用小量的米粮掺调大量菜叶和草根，熬粥度日。到五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工人已因借不到粮食而挨饿。工人聂美荣、朱清顺就这样活活饿死了。另外有三十多个工人骨瘦如柴，卧在床上不能起来。
包商汉安公司经理郭神财对工人的剥削也是很残酷的。有六十多个工人，在该公司工作四十多天，除了每天领到三斤米的伙食以外，其余应得之工资，既不结账也不发钱。工人们整天在雨里工作，没有防雨衣具，住处既不通空气又很潮湿，四周全是污水，所以患病者很多。路局给包商的百分之十五的管理费，其中本来包括了一定的医药费用，但是包商并不给工人以医药，或者是非常缺少。
包商启新公司，每天强迫工人工作十二小时，工人与包商议定每日工资米十二斤，结果公司只给十斤。工人提意见，公司就说他是坏分子，想捣蛋。工人郭祖东因工作负伤暂时不能工作，公司就停发他伙食费。该公司的木工在河水中的洋灰墩子上立门子板时，既无脚架也不搭跳板，更没有船只；工人工作时，在河水中来回浮泳。有一次，一块木板被水冲走，包商强迫工人去捞回，险些将工人溺毙。工人说：“一条人命竟没有一块板子看得重！”
来镇工程处发现以上封建包商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后，现在已会同工会方面共同组织了十六人的工作组，分赴各包商工地，作进一步调查；并组织工人向包商的非法剥削进行斗争。对包商的犯罪行为，已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控诉。
中国铁路工会衡阳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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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加强书刊在农村中的发行工作编辑同志：
为了更好地搞好书刊发行工作，我建议各书店（主要是新华书店、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在农村建立发行员的制度，借以开展农村的发行工作。广大的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翻身了，跟着就需要很多精神食粮，尤其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今天，他们的要求更为广泛、迫切。但是，可惜得很，这要求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就拿我所工作的地点——山东德县来说吧。这里离德州市只有六、七十里地，人民日报第二天就能看到，不能算是偏远地区。但是，设在德州市的新华书店平日很少有人下乡，就是下乡，也只能到机关学校走走，和农民很少有来往。邮局固然也在帮助推销书刊，但很不经常。一个邮递员，一天要走三、四十个村子，也不可能到群众中去推销。农民群众要求书刊，但他们说不出样子来，叫不出书名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这样长久自流下去，是很不应该的。
因此，在书刊供应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许多热心的作者费尽心血为农民写作了许多书，农民可没有看见的机会。就是在城市中，书店很多，各色各样的书摆在读者面前，也很难使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选择到他所喜欢而且需要的书。这说明我们的发行工作，目前主要还局限在知识分子和干部内，基本上是脱离工农群众的实际需要的。如果我们能把发行员制度建立好，我想大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自愿参加或经过培养建立起的发行员，必然是喜欢读书的积极分子。他们经过和书店的联系，熟悉出版界的情况，可以随时把出版界的新书，介绍给他们周围的群众。在农村里，可以由他们直接写信给书店，经邮局购买。
发行员是群众读书生活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他熟悉群众的思想、文化程度、爱好和需要。结合这些情况介绍书刊，对于群众的帮助一定很大。
也许有人说，我们可以依靠报刊上的批评介绍来推广优良读物，帮助群众选择书刊。但是在目前，有多少区乡干部或农民能经常读到批评介绍新书的文章呢？事实上，发行员的口头介绍，不正是深入群众的“批评介绍”吗？而且，对工农群众来说，报刊上的批评介绍只有通过发行员才能发挥所要求的指导作用，不然，要想使报刊上的批评介绍直接发生作用是困难的。
有了发行员，出版家通过他们，还可以经常了解群众需要些什么书籍，什么内容、什么形式的最受欢迎。这样，不但直接帮助了作家和出版家，使书刊好坏受到鉴定，还可以使今后的出版工作更切合群众的需要，并逐步走向计划化。
列宁说：“通讯员是报纸的柱石”，我想，我们的“发行员”建立好了，也可说是出版家的“柱石”。
要建立好发行员制度，我想应着重作好下面几点：
（一）各地新华书店应选择几个村庄作重点试办，以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二）党的区委机关的宣传干部，应该领导所属各乡村的发行员的工作，使农村读书运动很好地和工作结合起来。
（三）编好新书目录，最好出版“发行员手册”，介绍新书内容，并交流发行经验。
（四）书店可以给予发行员一些便利，如向书店去信联系，可以由书店统一支付邮资，发行员买书给予优待，工作好的有奖励等等。
一个人，看了一本好书，很自然地要推荐给别人看。群众既有这种要求，只要我们加以组织和推广，一定能得到很快的发展。
山东德县惠王庄区委会 杨力
编者按：杨力同志这一建议很好，希望有关机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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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南区及平原省等地领导干部
重视本报关于查田定产的社论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发表“查田定产”纲要及有关社论后，我们已得到如下的反应：
（一）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看到社论后，即指示长江日报社，加强对查田定产的宣传，以推动这一工作。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同志并专找中南财政部研究如何推行查田定产问题。他们说：“这样做，不大影响中心工作，又能满足农民要求，应当好好搞一下。”中南财政部为此专来一次长途电话，表示这篇社论使中南区领导同志思想上开始转变，对工作益处甚大，希望今后多多发表这样的社论，并介绍具体的工作经验。
（二）平原省人民政府于社论发表后二日，电令各专署对社论深加研究，并据以拟定实施方案，于七月二十五日前报告省人民政府。
（三）各地方报纸，如长江日报、东北日报、群众日报、南方日报、新湖南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皖南日报等均已转载这一社论。
中央财政部 李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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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坚决依靠工人废除封建包工制度！
衡阳铁路管理局所属广西来镇工程处所发生的封建包商残酷剥削以致害死工人的事件，是当前建筑工程中一个严重的教训。广西来镇工程处把三万多工人的命运，完全交到封建包商手中，工人受了残酷的剥削，有的甚至饿死了，工程处却长期不知道。这些同志的阶级观点跑到那里去了呢？不依靠工人，而依靠封建包商，工作怎么能作好呢？当然，依靠工人，是比较“麻烦”一些，要组织，要教育，远不如一手推给封建包商省事，但是，依靠封建包商的结果，工程一定作不好，工人一定吃大亏，这种教训，在全国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现在是彻底接受过去教训，改变自己的思想与作风的时候了。
来镇工程处对于某些非法剥削压迫工人的封建包商，已向人民司法机关提出控诉，并组织工人向封建包商进行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人民司法机关定将依法给这些封建包商以严厉的惩处。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的法纪，是绝对不允许封建包商这样胡作非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