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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送军粮
赵桂澄 编
王里 景初 画
（四）“不能”！这样做我怎么对得起前方的亲人们呢？决不能这么做，最后她把孩子裹好放在树根旁边的小沟里。
（五）她望了孩子最后一眼，顶起粮食就走。她的心情我们是不难想像的，但是她没有眼泪，她正和千百万朝鲜人民一样，已经没有眼泪了，有的只是对敌人的仇恨！
（六）她胜利地把粮食送到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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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大连铁路工厂党组织在生产中的思想领导
黄夷
编者按：在企业生产部门中，党组织的思想领导是动员一切力量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基本关键。思想领导是党组织的首要工作。这一篇通讯提出了这一问题，值得各地研究。
大连铁路工厂从一九五○年五月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到年底胜利的完成了八个月的生产财务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九。因此曾获得中长铁路管理局优胜红旗奖四次。在超额完成生产财务计划中，该厂中共党委曾抓紧进行了深入的思想领导，发挥了监督与保证作用。
该厂生产财务计划公布之初，干部和员工的思想认识极不一致。首先是供给制的思想在抵抗着计划的实施。有人说：“我们问心无愧，过去老老实实为国家工作，将来也会老老实实地为国家工作，算不算账对我们没用！”有的说：“我们文化水平低，不会算账，只要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就可以了。”还有的认为：“算账和研究成本是厂长和成本核算部门的事，与我无关。”另一种思想是错误地将经济核算看成“要减少人员”、“要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因此在干部中，一方面怕减少了生产人员完不成任务；另方面为完成生产财务计划，单纯的在提高劳动强度上打算。在工人中，有人担心，因实行经济核算制、紧缩编制定员，自己的职业会失去保障。针对上述情况，该工厂党委除组织全体党员学习生产财务计划外；又通过工会，对全体员工进行教育，从而解决了干部和工人的思想顾虑，树立起正确的经济核算思想，为胜利完成八个月的生产财务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该厂完成生产财务计划中，极重要的一环是原材料的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因为原材料的一项开支，占全厂财务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党委就抓住这一重要环节，号召和组织全体党员带领全体员工尽量利用废料、节省原材料，清理堆集的物资，为杜绝浪费，减少和争取消灭废品、返手活而斗争。全体员工经过“反浪费、算细账”的教育后，即自动揭发了很多严重的浪费现象。锅炉分厂在反浪费的学习中，初步检查结果，原材料浪费只油脂一项每日即达十五公斤，每月要浪费四百五十公斤。工具因无人负责，只六月份一月中即浪费丝锥达三百四十根。又因劳动组织不合理，劳动力使用不当，六月份就浪费三千三百七十九小时，合四百二十二个人工。其他因产生废品和返手活而浪费的还很多。接着，党号召党员要团结全体职工，为节用材料、利用废料、消灭返手活、缩短机车锅炉修理时间等而努力。分厂全体员工立即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使分厂的生产财务状况有了重大转变。
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另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即是在车间保证实施行政提出的技术措施。但在一种新技术措施和作业方法，由领导贯彻到群众中去，或由群众中集中上来，再普遍推广时，往往在群众中受到很大的阻力。党就注意了向这种保守观点和狭隘的经验主义作斗争。锅炉分厂在推广苏联先进工作方法“电焊螺撑”之初，铆钉组中就有很大部分人认为“不保险”；有些人则借口“干铁路以来，没这样干过”而拒不接受。因此分厂行政虽很早布置了推广这种先进工作方法，但无人响应，无人试验。这时分厂的党组织一方面批评了电火组组长共产党员吴殿生的保守观点；另方面向分厂行政提出“由分厂组织试验”的建议。由于吴殿生转变了态度，加上分厂干部亲自动手试验，先进的工作法就很快地为群众所接受。有些并开始学习苏联郭瓦廖夫工作方法，一个月内提高切削速度百分之一百二十八。
在完成生产财务计划中，党委深入的抓住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动员全党和全体员工积极地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一九五○年九月份机车分厂铜瓦组因合金厂的材料不良，六辆机车的铜瓦全部返工，使该分厂在二十六日完成生产任务的计划受到严重影响。分厂党支部委员会当即决议由铜瓦组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在不加班的原则下，有没有办法按期完成任务”。在这个会议上，陈兆新提出了办法，经讨论后一致同意，便向行政上建议。后来铜瓦组因改进了工作方法，而提前完成了任务。该分厂在同一个月份中，因镟床不足，造成稳车汽缸的严重积压现象，而从分厂厂长到班长、组长都束手无策。此时，党即责成共产党员于洪盛尽力想法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经于洪盛一个月的苦心钻研，终于将一台丢弃不用的旧镟床改成了一台躺镟床，并且比原有镟床提高效率百分之五十，顺利地解决了汽缸积压现象。
由于党组织加强了思想领导，合理化建议已成为该厂经常的群众性运动。一九五○年该厂因实施合理化建议的结果，为国家节约了一百六十二亿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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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镇压反革命运动前后
（本报特约记者史纪言）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前
山西省在执行镇压反革命政策上，也是存在过“宽大无边”的偏向的。自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太原解放以后，在全省范围内，反动派的公开势力已经打倒了，但是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却没有肃清。在农村——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地主阶级并未低头。特务、恶霸、惯匪、土匪头子及反动道首，利用一贯道、流散旧军官、地主阶级作社会基础，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特别是从去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活动猖獗，造谣破坏，无法无天。去年七月，一贯道所制造传播的“割旦、割子宫”的谣言，蔓延晋北二、三十县，持续两三个月，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社会治安。同时，老解放区长治专区的屯留县发生了恶霸地主崔成庄毒死农民李福昌全家四口的惨案。十一月，稷山县发生了武装暴乱，反革命武装伪“中国国民自愿军”一百余人袭击我稷山县城及五区区政府，杀死我干部群众十人。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反革命活动是如何猖獗。当然，这并不是说反革命力量如何强大，而问题之所在，是由于我们干部思想的麻痹，在执行镇压反革命政策上，存在“宽大无边”的偏向。对于这种情况，群众是十分不满意的。
给予反革命分子以严重打击
从去年十一月起，山西省人民政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并接受人民的要求，端正了镇压反革命政策。在打击反革命现行活动、清算某些历史血债的口号下，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今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四月起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山西的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成绩，概括地讲来，就是：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教育了干部，推动了各种工作，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这次镇压反革命，给予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是沉重的，在全省范围内捉了大批反革命分子，破获了反革命组织达数十种，其中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都处以死刑。因而，反革命气焰大为降低。除少数死硬分子仍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外，大部分感到走头无路，不得不向人民低头。在新解放区，反动地主不肯把过去霸占的农民的房子腾出来，也不交红契；现在，他们自行腾房送红契，并且糊窗扫地，让农民往里搬，有的则挨门挨户向群众求饶。不事劳动的地主和流散军官，也赶快摘下眼镜，脱下皮鞋，上地劳动。运城、临汾地区某些反革命分子，向政府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交出暗藏枪枝，并协助人民政府捉拿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各地并且破获了许多积案。如一九四六年残害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的三个主要凶犯——徐得胜、张全宝、侯雨寅，虽然改名埋姓，潜藏各地，但徐犯终于在祁县被捕伏法，张侯两犯先后在万泉县被捕，押解到刘胡兰同志墓前伏法。临汾枪毙了为害金殿村一带的土匪，群众高兴地说：清朝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从社会治安来看，偷盗抢劫案件大为减少了，曾经猖獗一时的谣言几乎绝迹了。在解放较晚的地区，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无怪乎有一位老先生感叹地说：“尧舜之世，不过如此！”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此次镇压反革命，人民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他们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说：“共产党给我们报了仇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群众对于镇压反革命如何欢呼，那是很不够的。群众不但积极地拥护镇压反革命，而且积极参加了镇压反革命。此次镇压反革命，是一个全省规模的群众运动，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运动。人民群众以国家主人翁的资格，拿起政权的武器，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这难道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表现吗？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前方打美军，后方挖美根这一真理。因而积极起来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
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一、控诉，二、检举，三、捉拿，四、公审，五、管制。太原市人民政府在四月份接到群众检举反革命的信件就有两千多件。全省各地召开了无数个万人以上的群众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不少群众，自己背上干粮，到外省捉拿反革命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干部，普遍反映：此次镇压反革命，对于群众的发动，从规模和深度上说，都超过了土地改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前，这些地区有不少翻身农民还怕“变天”。他们说：翻了身，但是胳膊腿儿不舒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怕变天的思想一扫而空了。群众说：“咱们睡了觉，敌人就成了老虎，咱们醒了，他就变成了羊。”他们并且自编快板，表示决心和信心：“男男女女一齐站起来，坚决镇压反革命；谁要再敢来捣乱，坚决镇压不留情。”群众政治觉悟之高，可以看出一斑。
镇压反革命推动了各种工作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但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大大地发动了群众，而且推动了各种工作。
镇压反革命，对于干部的教育是很大的，使他们从不同程度的天下太平、松懈麻痹、甚至退坡换班的思想中惊醒起来，领导群众积极战斗起来。有些已经回家的干部，给上级写信要求重新工作。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上开展的，而且又是紧密结合进行的。
镇压反革命，对于各种工作的推动，对于人民内部的团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年“五一”大示威，全省参加者达六百万人。实际上这是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两个高潮的汇合。各地普遍反映：群众生产情绪十分高涨，植棉任务超额完成。道理很简单，农民群众敢在分下的土地上和自己原有的土地上一样地加工上肥了。过去有不少村庄召开群众会、干部会都很困难，现在不但干部积极，群众也是主动要求开会；过去冬学发展不平衡，今年民校普遍发展了，因为民校已成为讨论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最好场所。青年团和民兵都有很大发展，民兵放下武器的思想为之一扫。人民群众内部的团结更加巩固，若干地区在土地改革时期遗留下的中贫农关系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群众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干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说：枪毙了反革命分子，今后政府叫我们干啥就干啥。
继续开展爱国防奸运动
反革命分子虽然已经受到十分沉重的打击，但是一小部分死心塌地的分子仍在进行报复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必须防止干部、群众中的麻痹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教育人民，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觉，继续开展爱国防奸运动，把防奸细工作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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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武汉市第一纱厂总支认真领导文艺宣传工作
武汉市第一纱厂用民间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收效很大。他们所用民间文艺形式包括快板、顺口溜、花鼓调、十二月调、锄头歌调、采莲船调等等，三个多月以来，经印发流传较广的作品就有一百二十多件。在今年二月，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该厂保全部周基银小组向蒋成群小组挑战时，就首先用顺口溜写成挑战书：“改装单滚筒细纱机，先装四台在三月底，不加夜班不返工，先把叶子版安装起，师徒关系建立好，一台装后开检讨，互相批评互相学，理论实际相结合。”蒋成群小组接到后，马上也用顺口溜写了应战书。这样用文艺形式写成的竞赛计划，很便于工人们记忆，因之大大推动了竞赛运动的开展。该厂中共总支发现这一宣传形式后，便努力加以推广。例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初期，就运用这种形式传播消息，征求职工们对处理特务分子和恶霸分子的意见，这个办法推动运动很快展开。当该厂伪工会理事长、中统特务、大恶霸周西松被捕时，该厂领导方面立即编出征求意见的快板，印成快报。快报迅速传遍全厂和厂外附近的居民中。车间里很快就展开了控诉周三毛的运动。
后来，在实施劳动保险条例、推行爱国公约和捐献飞机大炮等运动中，这种为工人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该厂中共总支认真地领导了这种收效很大的宣传工作。中共总支在发现这种宣传形式的作用后，首先就着手改组原来的文艺组，吸收各车间工人文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使文艺组由原来的九人扩大到二十八人。并领导他们由写大剧本、小说改为写工人熟悉的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这个文艺组加上一百二十个宣传员，就成为文艺宣传鼓动工作的骨干力量。好的作品通过本厂广播台向全厂工人广播，并印成快报发给工人。宣传员就根据快报向工人说唱。当一个工作任务到来，一个运动开始展开或工作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中共总支宣传委员就和文艺组、宣传员研究如何进行宣传鼓动，如何帮助车间工人写作。文艺组员和宣传员大都和车间工人一块儿集体写作。现在车间一有事情，工人就催促能写的人快写出来。在中共总支的领导下，这种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已在该厂形成群众性的活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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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在军干校中锻炼成长
吴志莲
我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回到上海。同学们对我们热烈的欢迎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我与大家热情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种超乎朋友的感情，我体会到这是我们爱祖国、爱人类，为同一目标奋斗的同志的感情。五个多月前，在祖国庄严的召唤下，在大家殷切的鼓励和热诚的欢送声中，我们到了军事干部学校。五个月来学习的收获远远地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的学习，这使我真正地体会到革命队伍是个大熔炉。在这里，每一块铁都能炼成好钢。我愿将我五个月来在学习上的进步写出来，提供给正在踊跃地准备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们参考。
五个月来的学习，使我深深地感觉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首长们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不能放松我们的国防建设。因此，使我加深了保卫祖国的责任感。我积极地投入了学习，改造和锻炼自己。譬如我们有一种体育课目叫“走天桥”，要大家在很高很狭的桥上走过去。第一次刚走上去时，我的脚也软了，然而我记起了领导上对我们的教育，一种强烈的为“保卫祖国锻炼好坚强的体魄”的思想充满在我的心头，我感觉到我自己保卫祖国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必须坚持学好一切功课，我终于勇敢地走过去了。
五个月来，我还不断地从劳动中锻炼了自己，使自己由一个软弱无能的学生，变成一个革命战士。过去，我是一个不会劳动的人，我第一天到军事干部学校时，同学们都忙着打开铺盖，铺床睡觉，而我呢，简直是束手无策，把铺盖拿来拿去，翻上翻下，搞了半天还是这样一个铺盖。从这么一件小事，充分地表现出我的软弱性和依赖性。在家里的时候我什么也不会，但我没有感到可耻，相反地我觉得我很幸福，很值得骄傲；到了革命队伍里，首长们同志们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像母亲照顾我一样，伟大的阶级友爱使我感到惭愧可耻，我为什么不能坚强起来呢？我开始对我过去所处的环境憎恶起来，我决心要在实际生活中锻炼自己，使我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我们开辟了自己的操场，进行了劳动生产。通过这些工作，我对劳动有了认识，无论是洗完一件衣服，或者翻了一块土，我都领会到劳动的愉快。从一个不会洗一块手帕，不会打铺盖铺床的人转变到能进行劳动生产，能割麦子，能抬大粪，这样一个转变是不容易的，只有在革命队伍里，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如此。
在处理家庭问题上，我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过去，我想到母亲，想到家，老是纠缠在个人的母女私情上。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家庭妇女，她爱子女超过于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怎样去说服母亲就成了我最大的一个顾虑。第一步我动员母亲参加家庭妇联，因为在妇联的帮助下是一定会使我母亲进步的。然后在“一二九”那一天，我下了最大的决心向母亲表示了我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坚定的意志。母亲虽然舍不得我，但是她看见我很坚决，她说：“我会让你去的，我既然爱你就不应该违背你的志愿，只要你走的路是正确的。”母亲的鼓励使我的意志更坚决，这也促使母亲让我去的心更坚定。到了干部学校以后，母亲来看过我二次，她亲眼看到我们愉快的生活，紧张的学习，深深地体会到“把孩子交给祖国，交给毛主席是最光荣的”。不仅仅是体会，母亲更以实际行动来回答祖国，她也积极地工作。她说：“你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行动教育了我，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可惜我年纪老了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也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一个不问政治的贤妻良母，现在变成了妇女中的一个积极分子。我第一次发觉我是这样地爱我的母亲，除了母女的爱以外还有着同志的爱。事实说明，子女对母亲的爱与对祖国的爱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
亲爱的同学们，当今天祖国再一次号召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积极地报名吧！让我们的青春过得更美丽、更有意义吧！
（原文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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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和共产党
（本报特约记者胡中）
向日葵朝着太阳转，
各族人民要跟咱共产党。
有了哈尔苏克奇（蒙语：救星）毛主席，
幸福的生活就有了保障！
从阿尔泰山到祖国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在这辽阔的新疆境内，到处可以听见各族人民对于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和自己幸福生活的歌颂。
为什么新疆各民族人民这样热情地歌颂呢？吐鲁番人民做了这样的回答：
解放以后，我们最高兴的是看见了关心和保护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我们有了给人民办事的人民政府，有了合理负担和减租政策。人民政府让人民群众开会说话，自由地讨论问题。这都是毛主席领导人民得到的好处。
吐鲁番人民的回答道出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心声。新疆解放一年多来，她的面貌正在迅速地改变着。给人民以灾难痛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民的新疆正在日渐壮大和成长起来。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但最显著的有两个：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这就改变了反动统治时期所造成的各民族互相仇视和隔阂的现象，使各民族人民团结在平等、友好、合作、互助的大家庭里。从新疆解放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便注意了培养本地民族干部。各县都提拔了当地民族的干部，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各地共产党党委所主办的短期训练班，已培养八千多名民族干部。聚居在帕米尔高原蒲犁县的仅有一万多人口的塔吉克民族，也有了一百五十名本民族的干部。塔吉克人民感激地说：“毛主席的红太阳照到了帕米尔高原，复活了我们塔吉克民族，给我们带来了长年的光明和青春。”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认真负责地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由于汉族干部全心全意为各民族人民服务，新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已改变了对汉族人民的态度。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了发展生产的政策，使新疆人民开始脱离贫困状态。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的援助下，新疆人民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去年又实行了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政策。广大农民的生活已有了初步改善。不少农民添置了大车、农具、马匹和新袷袢（维吾尔族人民所穿的无领长外衣），建筑了新的房舍。和阗县三区三乡克窝孜村，过去因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剥削，全村一百九十六户中有七十户被迫出门行乞。但是如今这个情况完全改变了，家里断粮的现在有了余粮；出门行乞的，也陆续回来生产了。
新疆八十万牧民的生活，现在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伊犁专区的蒙族牧民过去以一头牛只能换一匹半至二匹布，现在只用一张中等牛皮，就可以换得这些东西。
新疆各民族人民懂得这种幸福生活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带来的。绥来县哈萨克族牧民呼尔拜说：“毛主席永远是年轻的，他比太阳的光芒还要热，他比风的力量还要大。中国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新疆各族人民才得翻了身。我一看到毛主席像，我便得了很大的力量，有了毛主席，我们劳动人民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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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了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以后
（新华社记者杨璋）
六月二十九日，芜湖明远电厂的工人听到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代表的传达报告。慰问团代表的许多动人的话句，在他们的耳中萦然回响：
“就在美国侵略军快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在江南岸已经看得见北岸漫天烟火的时候，志愿军同志英勇地打过去了！”
“志愿军同志说：我们喝雪水、吃炒面、住防空洞，就是为了使祖国人民能在和平环境里工作，能吃好饭，能安稳地住在房子里！”
慰问团代表还激愤地指控了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滥炸城镇、残害妇女儿童的滔天暴行。想到这些，工人们不由自主地纷纷议论说：美国鬼子这样惨无人道，要不是志愿军同志打过鸭绿江，我们怎么也不能过太平日子了！有的说：志愿军同志多关心我们，见了慰问团代表就问：祖国物价怎样？人民生活可好？还问某条铁路修通了没有？去年的收成怎样？大家愈谈愈兴奋，恨不得亲自到朝鲜和志愿军同志谈谈天才好。
刚巧，这一时期，厂里正在酝酿怎样修订爱国公约，所以工会和共产党支部马上便号召大家把讨论慰问团代表报告和修订爱国公约的工作结合起来。
机器间工人在听了报告的第二天便召开了小组会。大家首先检查了过去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发现公约中“交流技术”一条就订得很不具体，大家也不认真执行。会上，许多工人都说：“机器间就是我们的战场，生产就是打仗，如果不搞好生产，怎对得起在朝鲜爬山过水艰苦作战的志愿军同志？”他们在爱国公约中重新规定：每星期开一次技术研究会，首先由老技工把各车间每部机器的内部构造、性能和操作时避免事故的关键，传授青年工人和艺徒。各车间注意交流业务知识，使每个人都能很快熟悉业务和整个机器间的生产过程。修理间老技工庄祖光在修订爱国公约的小组会上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打仗，和自家兄弟一样亲，所以不断打了胜仗。我们也只有加紧团结，才能搞好生产。我以后一定要帮助青年同志们学会开梢子槽。”青年工人也说：“志愿军同志研究敌人作战的门窍和弱点，打垮了敌人的优势装备。我们也要学习志愿军同志的钻研精神，好好向老师傅们学习技术，搞好生产。”大家把这些都具体地订进了爱国公约。同时，在“志愿军在前线消灭敌人，我们在后方消灭事故”的口号下，各车间、小组还在爱国公约中，提出了安全保证。
各单位工人并根据具体情况，在爱国公约中订出了长期增产捐献的计划。例如修理间和机器间工人决定：每月利用星期日加班一天，修理库房中的旧马达等，加班的工资全部捐献出来。锅炉间工人们决定利用生产空隙时间，每月抬一百吨煤上堆，捐出所得工资。工人张锡成激动地说：“志愿军同志向我们保证：要守住祖国大门，使我们能安心生产；我们也向志愿军同志保证：朝鲜前线要啥后方就有啥！只要我们前线后方扭成一股劲儿，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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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思想转变
（岭南大学教授林孔湘）
我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对我思想的毒害。我九岁进美国津贴的教会小学，小学毕业后进美国津贴的教会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入美国的教会大学，大学毕业后再去美国留学五年，回国后就在岭南大学教书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我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美帝国主义的思想麻醉中过生活。因此，造成了解放以前我极端亲美、崇美。我觉得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现在我觉悟了，我的思想转变了。这个思想的转变是经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看法。
在中国传教和办“教育”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者，他们假服务之名在中国享受特殊权利。岭南大学的美国基金委员会（下简称岭南大学美基会）是美帝国主义统治岭南大学的机构，该会一向利用岭南大学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向美国人民募捐，将所募得的款供给该会在纽约和在本校的办事处随意挥霍，供给一群在美国找不到职业，在本校享受特权，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教授”来挥霍。一九四七年在该会发行的期刊《岭南》（只在美国流行）第十三卷第三期上未经我同意刊登我的周岁儿子的照片（伸手作向人要东西的姿势），向美国人捐款。上面写道：“现在岭南大学华籍教职员全体在饥饿线上。”这样捐来的钱自然应该全部交给学校，提高华籍教职员待遇。但是请看岭南大学美基会怎样处理这些钱的呢？该会将全部捐来的款交该会主持人富伦全权处理。这些钱是这样花掉的：（一）聘请一群美国流氓充任本校“教授”。他们的薪津平均比华籍同等教授的薪津约多十倍，供给他们全家来回美国的旅费和全部行李的运费，行李多至数十件，重量以吨计。（二）由美国买来一架战后新型的福特汽车，并雇一个司机供富伦私人使用。（三）由美国请来两个西童学校女教员，专教本校美籍教职员的子女。（四）由美国雇来一个富伦的私人女秘书和一个助手，西童学校的女教员和富伦的女秘书和助手都是每年更换的。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除给他们薪津外，还给他们全部来回旅费和全部行李运费。（五）雇一个华籍买办和一个工人为这一班“洋大人”当跑腿。把剩下来的极少部分捐款交给校长作为统治本校行政的资本。这是多么无耻的行为。这班披着慈悲外衣为中国人“服务”的美国“教育家”，与恶霸、强盗、土匪有什么分别？
中国教会学校的行政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操纵，岭南大学当然不能例外。关于美帝国主义统制岭南大学，我这里有一个铁的证据。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董事长写一封信给我的一个美国朋友黑斯夫人（在加里福尼亚州柑桔试验场服务）。黑斯夫人把这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我，这信中有一段说：“我们最可靠的富伦博士，正准备离开他在国务院里的重要职位，就要到中国去充当岭南大学的监督。他将要施用他的全部职权来管制这个学校。我们原来就要他在国务院服务二年，因为他与国务院的重要关系，将来是很有用处的。”这封信的这一段话不但证明美帝国主义分子统制了岭南大学，而且证明了他们受美国国务院的指使进行对华侵略。也就是说在中国办学校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是负有特殊任务的。这又使我联想起岭南大学的前任监督美帝国主义分子香雅各在抗日战争时曾在昆明美军战略情报局当过间谍的事实。
到现在我才完全明白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办学校、设医院是配合美国统治集团的全盘计划来进行侵略的烟幕。他们是无耻的匪徒，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我们必须坚决地斩断和他们的关系，下决心办好我们自己的学校，洗掉我们一切的耻辱，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我们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后代的幸福，为着全世界人类的自由，我们必须拿出我们一切的力量来消灭侵略者，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抱任何幻想。只有彻底地打垮他们的侵略阴谋，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遗下的毒害，才能保卫我们自由、生存和幸福！
（原文载广州南方日报，此为该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