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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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缺乏长远打算和周密计划
  晋南纺织厂厂址选择不当
  施工无计划返工浪费很大
山西省纺织公司新建晋南纺织厂在进行基本建设中,缺乏长远打算和周密计划,结果厂址选择不当,施工中浪费极为严重。
晋南纺织厂的厂址选择在新绛县某镇原某纱厂的旧址。这个厂址有以下几个严重的缺点:该厂距汾河岸仅十几公尺,一九三四年七月大雨后汾水出岸,旧某纱厂全厂进水一尺左右,两天后才退。厂址地势低凹,地面下掘一尺至二尺就有水,因而厂内房屋建筑根基极浅,不够坚固;而且锅炉按装需要垫高,增加了工人烧煤时的困难。该厂厂址距离同蒲路候马车站三十五华里,中间又隔着汾河。据估计,纺织厂正式开工后,每天需有一百辆大车供应用煤,每月增加运费一亿元。并且,假若河水暴涨,运煤就极为困难。该厂建厂筹备委员会和有关领导机关,只看到目前某纱厂的旧址中有千余间厂房、工作室、宿舍可以利用,这样可以节省一笔修建费用,而未做长远打算。
该厂建厂筹备委员会对于方针和计划还没有弄明白,就盲目施工。结果计划不切合实际,工程设计有很多地方需要变更。该厂按计划设纱锭一万枚,却建筑了可容两万纱锭的厂房。原计划修五百间窑洞(宿舍),实际上修五十间就够,因此积压了大批砖料。
该厂工程是由国营新大建筑公司承建的。施工无计划,无重点,建筑质量极差。仓库、宿舍、动力房,不分轻重缓急,一齐动工,浪费了工料,而且不能及时完成工程。同时,材料不能及时供应,使大批工人停工待料,并造成“有什么料,做什么活”的混乱情况,打乱了整个工程进度,工程的季节性也就无法掌握。许多重要厂房的修建被推迟,机器运到后无厂房可安装,日晒雨淋,损失很大。许多厂房宿舍的洋灰地因冬季赶工而冻坏。新建筑的二百间厂房,有一百间全部拆除翻修;另一百间也大部漏雨,需要补修。有一百间宿舍也因漏雨而需补修。很多厂房梁柱因木材不干而呈现弯曲。动力房过道墙壁修成后就呈现歪曲。四号仓库刚修成就有倒塌的危险。截至目前为止,揭顶重修的厂房已有二百六十八间。一般翻修的工程尚不在内。
该厂是去年五月开始筹建的。修建工作发生上述问题后,今年年初,该厂就制订了全年计划,施工前进行了准备,初步克服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林晰、冯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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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晋南预购新棉成绩大
  超过原订任务百分之三十
山西省南部产棉区各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在种棉前后以粮食和生产资料向棉农预购新棉共七百零一万五千多斤,超过原订任务百分之三十。通过预购新棉工作,棉农普遍认识到多种棉花支援国家工业的重要性。因此今年该地区种棉面积普遍扩大。仅据临汾专区十七个县的统计,该专区原计划种棉七十六万五千多亩,现已种了七十八万九千亩,超过原计划数二万四千亩。同时,由于棉农及时得到了生产资料,今年棉花增产就更有了保证。据虞乡县西马村的调查,全村收入预售棉花的粮食共七千六百多斤,除小部分食用外,大部用来购买农具、水车和肥料等生产资料。另外,该地区各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也通过这次预购新棉工作切实掌握了全区产棉情况,对今后如何有重点地进行投资有了根据。棉农在与合作社订立预购合同中,增加了对合作社的信任,纷纷要求入社,因此合作社也获得了发展。如襄陵县合作社原有社员六千人,在这次预购棉花工作中,已发展到一万六千人。
(新华社)(附图片)
下:束鹿县张古庄的集市日,邻近村庄的棉农,用脚踏车把他们的存棉载运送往花纱布公司收购处去储存。
左:这是束鹿县花纱布公司辛集分公司位伯村收购小组长,在市集上向老乡们宣传售储棉花的意义。
新闻摄影局王纯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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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汉贸易关系的历史性大转变
中央西南访问团团员 马志柏
在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已可能挣脱了国内外反动派的羁绊和压迫,回到祖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来。这是藏族同胞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起点。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西藏民族是处在中国历代封建反动政府的奴役、压迫、剥削下面的。近百年来,英美帝国主义也先后侵入西藏,实行疯狂掠夺和榨取,使我藏族同胞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内外反动派对藏族同胞的压迫奴役,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同时进行的。现在仅就经济上的剥削榨取略加叙述。
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以茶治边”政策
康藏高原是世界有名的高原,海拔平均在三千公尺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干燥,人体内水分蒸发很快,时时感觉干渴;同时,因藏族同胞以牛羊肉和糌粑为主要食品,常感消化困难,因此饮茶成习,茶叶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历代封建统治者看到这一点,就把茶叶从生产、制造和运销各方面施行全面统制,通过茶叶来对藏族同胞实行经济上以至政治上的控制。在“茶马法”、“榷茶制”、“引茶制”等统制边茶贸易的法令里,都贯注了“以茶治边”、奴役藏族的反动政策。宋代封建帝王为夺取兄弟民族区域的马匹,充实军备,曾下令设立规模庞大的“茶马司”,专门以茶“交换”马匹。当时规定川峡民茶尽买入官,不准人民私行交易。明代御史刘良卿更狠狠地说:“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所以明代更于西南西北边境添设“茶马司”机构,扩大控制范围。
满清一代,对于边茶贸易非但没有放松统制,且立法更严。乾隆年间,曾规定由登记核准的茶商向政府缴税购茶卖往藏区,茶农只能将茶售给指定的茶商,不能私卖;茶商贩茶也不能超出规定数量。茶农茶商如有违反法令情事,除没收价款外,重则死刑,轻则押发充军或鞭打。
国民党反动政府比封建王朝还凶狠
国民党反动政府于一九三九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后,第一个首要任务便是设立由官僚资本操纵的康藏茶叶公司,把康藏同胞需要的茶叶全部实行官收、官制、官运、官卖。它贱价统购茶叶,剥削茶农;独家制造茶包,兼并正当茶商;残酷剥削藏胞,获取高利。这样一来,茶农被迫“砍锄茶株,借远剥削之媒”(见一九四○年茶农呈伪西康省政府文)。茶工则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藏族同胞虽出高价,也只能买到“苦茶”。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自己组织的康青视察团,也不得不承认康藏茶叶公司成立后是“茶价高昂,康藏人民怨恨,感情日乖”,“并欲与汉人断绝交易”。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飞涨,伪币贬值,更把数十万茶农依以为生的边茶事业弄得山穷水尽,陷入绝路。在西康解放的前一年,即一九四九年,西康边茶只制造了十七万包。而由于当时兵匪不分,治安不好,实际售给藏胞的还只及半数。以此与满清政府限制年销五十四万包相比,跌了好几倍。历史上反动政府为确保茶叶的垄断专卖,除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外,还严格禁止茶树种苗输入藏族区域。因此,在二郎山和大相岭之东的汉人地区是茶丛遍野;而在山之西,就从来没有茶树。
人民的时代开始了!
去年,人民解放军到了西康,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马上宣布恢复和发展茶叶生产的政策,奖励种茶植茶,提高毛茶收购价格,使茶农普遍获得益处。同时贷款给正当茶商,大力展开制茶,并收购存茶,赶运康定,及时供应藏族同胞。去年十一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域人民政府在康定宣告成立,便把在藏族区大力栽种茶树列为中心任务之一。藏族人民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喜笑颜开,欢声雷动。解放大军到了西康,继续向康藏高原进军时,藏族同胞便在二郎山巅用四根大木柱竖立了一座牌坊,牌坊上写了“贯通康藏”四个大字,欢迎解放军前往康藏解放全体西藏同胞。今天的二郎山,确实成了“贯通康藏”的大道,不再是封锁线了。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贸易政策的照耀下,藏族同胞所需要的茶叶,将源源经此西运,充分供应,不再受一点限制了。茶叶种苗也将在广大的藏族区域内栽种繁殖,从根本上满足藏族人民自己的需要。
康定解放后,西康省贸易公司为打开萎缩多年的藏族人民的土产销路,就用赶运到康定的茶包公平交换藏族人民的土产药材。土产价格合理地逐步提高,茶包价格合理地步步减低,使藏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得到适当照顾。以麝香为例,去年六月份刚解放时每两换茶一·一包,去年底即增加到换茶五包。同一期间,羊毛也由每担换茶二·六包增加到换茶七包。这些措施,使藏族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康藏茶叶公司完全不同。因此,藏族同胞到处唱出这样的歌声:“解放军快快来,来了带个贸易公司来,贸易公司带了茶包来!”
英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束
远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帝国主义就开始侵入我们的西藏地方,强占春丕河谷,逼开亚东商埠。至一九○四年,更一度侵占拉萨。迫使满清政府撤销关卡,让英货进口,一律免税。与此同时,印度茶即随着英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侵略,自由入口,大肆推销。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地区经济极度混乱,美英帝国主义的商品便源源不绝地自西藏后门倾销而来。在去年康定和甘孜解放之前,市场上,到处是美英帝国主义的哔叽、咔叽、化装用品、高级卷烟,还有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剩余物资,如军呢大衣、丝光咔叽、乳粉、口香糖和马刀之类,和解放前半殖民地的上海洋场很相像。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帝国主义在这儿的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也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虚假的购买力在解放以后货币初稳定时消失了。藏族工商业者积存的商品,特别是帝国主义的高级消费品,无法推销出去,资金不能周转,商业陷于停顿。人民政府看到这种情形,就积极想办法收购这些滞销商品,使藏族人民资金得以周转;加强土产贩运,促进汉藏物资交流。这些措施,更使藏族人民体会到人民政府对自己的好处,因而对人民的祖国日益热爱起来。
“以茶治边”的反动政策结束了,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也快要完全结束了。在去年先解放了的西康省藏族地区,已经成立了藏族人民自己的自治政府。藏族同胞在历史上第一次站起来做了自己的主人,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得到了主人翁的幸福和快乐。再没有什么人敢来欺骗、剥削、压迫他们了。他们的土产有了销路,有了合理的价格,同时有了便宜的茶叶,也可以自己栽种茶叶了。所以他们深深地感激毛主席,感激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现在藏族人民逢人便说:“毛主席是活菩萨。”“毛主席是藏族人民的救星。”很多善良的藏族宗教信徒在为毛主席念长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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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政府在税收政策上
照顾和帮助少数民族
中央人民政府自成立以来,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税收政策上,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了照顾和帮助的方针。一九五○年秋季,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特准西北区玉树鼻烟、乌苏棉油及藏香免征货物税。今年五月初,又将川康南路、四川西路的边销(销边疆地区)茶叶和销西藏的云南紧茶(边销茶的一种)的货物税税率由百分之二十五减为百分之五。与此同时,为照顾瑶胞特殊的生活习惯,决定湖南省瑶民区内自酿自饮的酒,暂时免征货物税。在屠宰税方面,去年十二月六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令,遇伊斯兰教的尔代(新疆称肉孜节)、古尔邦(即宰牲节)、圣祭(新疆称冒路德节)三大节日,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人民自己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规定:凡有限制宰牛的地方,各该省、市税务机关应商承当地人民政府放宽检验标准。在房地产税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于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规定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礼拜寺、拱北(其教主墓地),和喇嘛教的喇嘛庙(召)等本身所占之房地,免征房地产税。此外,在盐税方面,对各少数民族地区,也采用了等差税制。如西北的蒙青盐,税率一般为每担四万元,但销川西松潘的盐,税率为每担二万八千元;云南的食盐税率一般为每担五万元,但销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盐,税率就减为四万元、三万元、二万元、一万元四种。川盐税率本为每担五万六千元,但销往贵州的为二万元。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盐价。
中央人民政府的上述措施,恰好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财政上的横征暴敛和经济上的不等价交换等残酷剥削形成强烈的对照,因此得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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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爱国热情提高
川西夏征工作顺利
川西区夏征公粮已大部入仓。截至六月下旬,全区已完成夏征任务百分之八十以上,眉山、夹江等十多县的夏征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
农民爱国热情的提高,是今年川西区夏征工作迅速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农民认为这是“缴爱国粮”,“缴翻身粮”,所以凡缴的公粮,都晒得干,扬得净。德阳县孝感乡一天之内,就缴完了今夏应缴的全部公粮。
为保护入仓的公粮,各地农民已组织了保仓、护仓委员会。各地人民武装,包括民兵和自卫队亦加强了他们对粮仓的警卫工作,严密地防范着反革命分子的破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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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南通讯

  中南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城乡联络委员会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巡视检查处处长 陈洪新)
中南区的许多城市,在去冬今春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曾适时地建立和运用“城乡联络委员会”的机构,正确地处理了许多土地改革运动中有关城乡关系的问题。
经验证明,土地改革运动中,“城乡联络委员会”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不少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在农村里占有土地,有地主,有兼地主,有小土地出租者。例如武汉、长沙两市的工商业者,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中占有土地。城乡联络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动员他们自动遵守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依法进行减租或实行土地改革。第二,有一些原住农村的恶霸分子和不法地主,蓄意抵抗土地改革,匿居城市。城乡联络委员会就应该坚决支持农民,迫令不法地主们回乡去听候处理。第三,城乡联络委员会可以介绍一些愿意进行农业生产的贫民和失业工人下乡分田。中南区的城乡联络委员会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成绩很大。
城乡联络委员会的组织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公安、土地改革委员会、法院、工商、民政、教育等部门),和工会、工商联合会、农民协会等人民团体共同组成,并有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统战部门参加。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城乡联络处,作为日常办事机关。据统计,中南区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成立城乡联络委员会的有汉口、广州、长沙、南昌等一百三十五个城市。这些城乡联络委员会,大多是在今年一、二月间成立的,半年来,各城市的城乡联络委员会在协助政府处理一切土地改革运动中有关城乡关系的问题上,都有许多成绩和经验。
第一,城乡联络委员会坚决地支持了农民的正义要求,对土地改革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城乡联络委员会可转请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农民所检举的匿居城市的不法地主或恶霸分子;协助农民向一些久居城市的地主或兼地主清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手续。城乡联络委员会对于进城的农民的生活,也可予以很多照顾,使农民觉得:“今天进城来像是看朋友一样。”总之,城乡联络委员会对农民的土地改革运动,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起了积极的支持的作用。武汉市的城乡联络处在二月到五月四个月内,共处理了一万零七百三十四件有关土地改革的事件。其中属于逮捕恶霸地主、土匪和农村反革命分子者三千三百九十四件,属于协助农民向地主或兼地主清理手续者七千三百四十件。广东省潮安县的城乡联络处自五月十日成立到六月三日止,即协助农民处理了一千五百多件减租事件。此外,城乡联络委员会号召城市各阶层(包括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申报其在乡占有的土地,对土地改革工作的帮助也很大。
第二,城乡联络委员会严格地保护了城市的良好秩序和工商业。城乡联络委员会一面向城市人民宣传土地改革,号召声援农民,一面又向农民进行了爱护人民城市的教育。这样,便粉碎了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土地改革所造的谣言,安定了城市人民的情绪。例如:武汉市的城乡联络委员会对于农民进城捕人应经过的手续,和农民进城清算的范围,都按政策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样,便保障了城市的秩序,作到了对于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的区别对待。对于一些在黄陂、孝感、咸宁三县出租有土地的工商业者,武汉市城乡联络处就派干部和工商联合会和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小组,带领工商业者下乡,去和当地农民专门解决他的土地问题。这样既实现了土地改革,又能保护工商业不受侵犯,效果很好。
第三,城乡联络委员会进一步巩固了城乡人民的团结,加强了城乡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统一战线。经过城乡联络委员会的宣传之后,城市人民不只打消了对土地改革的错误认识和顾虑,并进一步增长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表示同情和支援农民的正义斗争,提出了不让城市给地主当“防空洞”的口号。河南省固始县县城居民在该县实行土地改革时,主动地起来监视地主。只要有农民进城要求与某一地主清理土地问题时,居民小组就马上把那个地主送交城乡联络处。各地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对支援农民更加积极。他们说:“工农是一家,要为土地改革服务”,因此,他们检举了很多农民所痛恨的恶霸地主。不少人在检举时,拒绝了恶霸地主的收买。
城乡联络委员会支持农民,彻底地粉碎了地主阶级幻想利用人民城市作防空洞,来对土地改革进行顽抗的阴谋。各地城乡联络委员会成立前,不仅居住城市的地主和兼地主不下乡,农村中的不法地主、恶霸分子也大批躲进城来。这样就使土地改革不能顺利进行,彻底实现。城乡联络委员会成立,对土地改革政策作了进一步的宣传之后,以工人为首的城市人民热烈地支持了农民,粉碎了地主阶级的阴谋。同时,大多数兼地主的工、商界人士,也解除了顾虑,执行了土地改革法。但是,也有少数不法地主竟又幻想以城乡联络处当“护身符”,对抗农民。他们在城乡联络处既不老实地执行土地改革法,百般抵赖,又拒不随农民下乡。他们说出“只有在联络处才能解决”一类的话。这样,城乡联络处便一面向各界人民揭露他们抗拒土地改革的阴谋,一面宣布同意农民的正义要求,把他们带回乡去,由农民群众与他进行说理的斗争。城乡联络委员会采取这个坚决的处置之后,才击破了不法地主的一切硬抗软拖的花样。这也是中南各地城乡联络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经验。这一经验说明:城乡联络处不是一个单纯的接头机关,不仅仅是作些技术性的工作,而是肩负着支援广大农民,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重要政治任务的。城乡联络委员会必须与城市各机关团体,与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充分发动城市中的各阶层人民一致支援土地改革运动,使不法地主、恶霸、土匪、反革命分子无藏身之所,以彻底实现土地改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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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基本建设问题 对陈有功同志的意见
主观愿望想把事情办好
并不等于把事情办好了
基本建设中不可任性乱干
在人民日报已发表的一些设计与施工错误的事例,能说是“连经济核算之为何物,也不清楚”的原因吗?能说是“预算”“报了上去,好久不批,而严重的任务又压在头上”的原因吗?是单纯的缺乏工程人员的问题吗?(假若是,那么后来返工重建又从那里来的工程人员呢?)是合同、交通、工资的问题吗?是时间急、资材不充裕的问题吗?(实际是迟缓了时间,浪费了更多的材料。)这些明明是在遭受到严重损失以后所得来的现场的教训,怎么能说是“学者坐在玻璃窗内”的“道理”呢?
我们承认“各企业间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不是在主观上努力要把基本建设工作做好的”,唯其如此,所以必须出之以慎重的态度和周密的设计,然后才能达到这种可贵的主观愿望;不然的话,虽然我们的主观上不是,而事实上却是“眼睁睁地看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在那里浪费!”这种主观上的努力,说得好听一点是“热情”的驱使,实际上就是“任性乱干”。在客观的效果上,它跟“故意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是没有区别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诚恳地接受过去的一些惨痛的教训,努力学习必要的知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想尽办法来克服若干一时难免的困难,决不能跟这个问题对立,那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我敢相信,假使过去一般干部没有陈有功同志那样不正确的思想的话,我们的基本建设工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必须首先澄清这类不正确的思想,才能为未来的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廓清道路。
石家庄读者 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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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修补库房返工浪费
时间不急材料也不缺乏
只因有关人员不够负责编辑同志:
我读了人民日报七月十日所载陈有功同志的信以后,将我公司修补仓库情形写给你们,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材料。
我们公司的库房,一部是从我们占用以来就有一道裂缝,一部库顶不坚固,两者每年雨季滴水。经大同市源盛建筑公司郑同志勘测设计,认为必须用洋铁叶钉苫裂缝,用白灰弥修不固的库房顶。因此,我们就以九百万元计价,将全部工程交该公司包修,于今(一九五一)年五月份正式动工。在修工过程中,郑同志不通过源盛公司经理,擅自向我公司监工人提出不用洋铁叶,以油毡及白灰代替。当时,我公司监工人也未通过领导干部就同意他了。在修此工时,我两次去检查。但因梯子矮,未上房去。三次上房检查,已经竣工了。我用手指将油毡一突,破了一个大窟窿。竣工后,头次下雨就还是照常漏水。
我发现改修工程不当后,即向监工人及技术人员郑同志提出,必须按原计划重修。此时,源盛公司负责人就另加钉了一层旧洋铁叶。
库房顶竣工后,头次下雨也漏水了。漏了一白天后,到晚上我给该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急速修补。该公司同志答复说:“郑同志今晚喝酒醉了等明天再说吧!”但昼夜不停地下着雨,仓库漏着水,负责人那里能睡觉?就派了储运干部看库,水漏到那里,将商品搬离开那里。这样度过两整天的下雨天。催了十余天,才给补修了。
结果,源盛公司因做返工活赔钱了。(超过原计划用款的数字未具体告诉我公司)我公司因检查不周,库房使用年限减少了。总之,人民的钱花多了,给人民办事少了,而且还未办好。
这次修工,时间不急,技术人员不少,材料也不缺乏。原因在那里呢?就是因为技术人员和监工人认真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够,技术未与政治结合。因此,就没有把人民的事业办好。
中国花纱布公司大同支公司 王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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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基督教河南主教曾友山
鼓励儿女参加军干校同志们:
我为了小女建心本次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特地写这封信给你们,表示我对你们的敬意。一个自幼在我们这个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十六岁少女,在毛泽东的阳光下经过了一段幸福愉快的学习,能有这种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自动报名参加本次军事干部学校的招生,这充分证明了你们正确地、认真地领导着爱国主义的教育,使每个有志的青年,在学习告一段落时,都有了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都抱着在建设我们祖国的伟大工程中贡献自己力量的伟大志向。小女建心高尚的志向,和坚定勇敢的决心,教我们做家长的觉得是无上的光荣。
再一方面,我也愿意告诉你们,当我与我的爱人在晚间读报时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以及听到我们的孩子们建心和建平从学校回家谈到同学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事情,我们当时就想到建心本季正好初中毕业,今年恰好十六岁,又想到她自从豫中中学校政改革学习以后,思想进步的迅速;我们就料定她会有一天向我们征求关于报名参加军干校的意见。我们的思想是如何的矛盾!我们曾经过了多次夜以继日的思想斗争,最后才算克服了我们的顾虑,战胜了我们的情感。所以当建心回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早就准备好了,所以不但没有反对,并且给以相当的鼓励。我们是欢送女儿到光荣幸福的前途,所以我们没有无谓的惜别眼泪,只有骄傲的微笑。当初我们曾为儿女的教育和前途多方幻想,那些幻想,无疑的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错误思想。我们自己经过了不断的学习和经过了这一次的思想斗争,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最可靠、最光荣、最幸福的前途,乃是为人民、为祖国服务。
我们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和宗教信徒们,除了那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教会败类、反革命分子外,绝大多数是善良的;不过在政治的认识上和觉悟上却难免有麻痹落后的。这是因为百余年来,基督教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操纵、控制、欺骗,养成了那种错误的“超政治”思想,并蒙受了许多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影响。但是帝国主义者的欺骗,不过是一时的。我们不能昧着良心去抹杀一切客观事实,颠倒黑白是非,去听从帝国主义者“超政治”的反动宣传,而忘记了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我们自己的家庭中所养育出来的孩子,能有这种高尚的志向,和爱国热情,这无疑的是给帝国主义者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一个强有力的回答。我们女儿的决心是坚定的。我们自己充分相信把孩子交给毛主席是最妥当、最放心的。所以不但希望组织领导上能批准她的报名,同时我们也已经写信鼓励正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的儿子,也去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我希望一切父母,尤其是宗教界的父母,能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是为保卫我们孩子的将来幸福的最实际的行动。这也是我们作父母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时给国家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 曾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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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南新安和平原获嘉两县
纠正捐献运动中的偏向
(一)
河南省新安县某些乡村在捐献运动中发生强迫摊派偏向。新安县抗美援朝分会发现这个情况后,已及时予以纠正。
这些乡村在捐献运动中的偏向是没有在发动群众、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基础上,结合订立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计划来进行捐献;而却采取了“自报公议”、“算翻身账”等变相强迫的办法。如四区马头乡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号召群众自报捐献数量。中农张长生自报捐献小麦三十斤;很多群众说他捐得太少,结果当场被议为一百斤。雷同亚自报捐献小麦三十斤,被议为八十斤。他们对此都很不满。雷同亚说:“我今年收麦不多,还欠人账,叫我怎么拿得出来?”三区蔡庄则用摊派办法。一户农民四口人捐献了二万五千元。干部说:“你想想,你家分了多少地?在旧社会,不用说买地,光吃粮食得多少钱?你看捐这点儿钱够吗?”强迫农民多捐。有些农民当时只得多捐献些;但过后又愁没法凑粮,很后悔。
新安县抗美援朝分会现已指出上述错误,提高干部对捐献运动的认识,以使捐献运动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及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正确地展开。
中共河南省新安县委员会 苏风
(二)
平原省获嘉县抗美援朝分会关于捐献“获嘉号”飞机的号召,已经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响应。现在捐献运动已有了不小的成绩;全县人民有充分信心来完成“获嘉号”飞机的捐献。
但是,本县个别地区在捐献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向。有些村干部对捐献运动的伟大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没有积极地从思想上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更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和对抗美援朝运动的认识,搞好爱国主义丰产竞赛运动,增加生产捐献武器;而有着为捐献而捐献的单纯任务观点。因此,有些群众也就不了解捐献运动的意义。如西永安村有些群众互相议论:“叫我们捐,我们就捐吧!”
中共平原省获嘉县委员会发现这个情况后,已注意对干部进行教育,纠正这一偏向,使捐献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
中共平原省获嘉县委员会 黎明
编者按:增产捐献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大人民迅速卷入这个运动中,对祖国积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收获是很大的。但在少数地区,以及某些干部中,发生了一些偏向。他们没有把增产捐献的意义正确地、深入地向群众讲清楚,而采取了简单的命令的方法,单纯追求数字,来“完成任务”;因之,结果是坏的。河南新安县及平原获嘉县领导上及时发现了这个偏向,已进行了纠正,是很必要的。希望其他有此偏向的地区也进行深入的检查,及时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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