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忽视政治思想教育造成恶果
衡阳机务段培养典型机车失败
衡阳铁路管理局衡阳机务段,在开展模范机车队运动中,单纯地在物质上照顾典型机车,忽视了对于乘务员的政治教育,以致模范乘务员脱离了群众,先后培养几个典型机车都失败了。
该局在推行模范机车队运动中,确定以衡阳机务段的某些机车为培养典型的对象以后,只是向衡阳机务段段长说:“典型垮了,你负责任!”在日常工作中只是要计划、要表报,而没有进行具体的帮助,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做的更差。该段干部因害怕典型垮台,而又没有积极的办法,就产生了几种极不正确的思想和做法:(一)包庇典型机车,隐瞒事故。如“九一四号”机车曾于去年八月份发生冒进信号事故(看到不得前进的信号却越过了),司机顾钧(党员)把事故情况告知该段中共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转告了该段段长。段长因为怕典型垮台,就把这件事故隐瞒起来,不向上级报告。当时该段司机已经知道“九一四号”机车出了事故,但都不敢向上级反映。他们说:“上级叫培养的典型,好也是好,不好也是好。我们最好不作声,免得扣帽子。”这样,该段十一台机车,出了三十三件事故,都被隐瞒了。(二)对于正在培养的典型机车,单纯从物质上给以无原则的特殊照顾,而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比如典型机车乘务员可以多领擦车用的火油、棉纱以及检修材料;典型机车可以多跑车次;运转副主任崔成明说:“要照顾典型机车的走行公里。”(三)只是为本段的“成绩好”而培养典型,单纯地鼓励乘务员追求奖金和红旗。该段段长对典型机车乘务员说:“你们好好干,可以多得奖,多给我们段上争两面红旗。”使得有些乘务员认为搞竞赛就是拿奖金,专为个人的光荣、功绩和奖金打算,并且看不起一般机车乘务员。模范乘务员脱离了群众,群众对于模范乘务员的骄傲自满也非常不满。典型机车创造了新纪录,领导干部也不帮助总结经验,加以推广,而是让它自生自灭。这就使典型陷于孤立,没法提高;也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该段用这样的方法培养典型机车,先后选择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有培养出什么成绩。对于衡阳机务段的这种错误,衡阳铁路管理局已经注意,并派人进行了深入的检查。该段典型机车乘务员们,也自动地报告了隐瞒的事故,并向群众作了检讨。该段段长也作了自我检讨。
(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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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四十七万多职工已享受劳动保险待遇
华东区已有一千零六家厂矿的四十七万七千多个职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广大职工生产热情日益提高。很多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在解除了对生、老、病、死、伤、残的顾虑后,都积极地把技术教给别人。青岛啤酒厂八个享受养老待遇的职工,都是饱受德、日、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七十岁以上的老工人。他们都表示要把全部技术拿出来。有三十多年厂龄的老职工王沛贤,对厂里历次修建的下水道水管的方向和位置,都很熟悉;由于这些工程的蓝图已大都散失,每次都靠他观测修理。过去他常说:“这就是我的求生法宝。”因而不肯把水管情况告诉别人,这次他享受了退休养老待遇后,花了好几天功夫,把所有水管水道的路线,都告诉了其他工人。他说:“不然,太对不起毛主席了!”该厂酿造科老师傅周忠松,把积累了几十年的酿啤酒的经验耐心地讲给青年工人们听,并将珍藏多年的一本参考书献给了工会。南京机器厂老师傅陆山毛,主动提出要把六个月师徒合同中规定的技术和操作方法在三个月内就教给徒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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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裕兴化学厂工会
领导职工改进生产切实做到劳资两利
济南私营裕兴化学工厂工会领导职工贯彻“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使该厂从手工业生产开始改用机器生产,并改善了职工的劳动条件。
该厂工会自去年三月成立后,即领导全体职工开展了红五月的生产竞赛。在竞赛中,通过劳资协商会议改变了若干旧的管理制度,实行定额生产和星期日休假制度,因此工人生产情绪高涨。煮青部工人平均每人日产量由一百三十斤逐渐增为一百八十斤。硫化碱反射炉的工友建议改进工作方法后,硫化碱每日产量由十六桶增为十八桶。红五月后,紧接着又迎接秋后的旺月生产。在旺月生产中,该厂工会积极领导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煮青部又将制作与包装分了工,使每人平均日产量进一步增加到三百斤。旺季过后,煮青产量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因此该厂去年获得不少盈余。
该厂工会正确执行面向生产的方针,使资方解除了顾虑,决心发展生产,改善生产设备。该厂煮青部的生产设备,不但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严重地妨害着工人健康。工人在工作时稍不谨慎,不是被苯锅里的烟薰坏眼睛,就是被薰得咳嗽,以致两三天不能工作。工人早就要求改变这种恶劣的劳动条件,资方也感到手工业的生产设备已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于是,在去年第七次劳资协商会议上,劳资双方即取得了改进生产设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协议。到今年春天,煮青部就开始用五口崭新的汽锅生产了。
该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自去年调整工资后,一般工人的收入已较解放前提高了一倍以上。如老技工冯道祥解放前每月一袋面粉,去年调整工资后,每月(除吃饭外)已赚到三百斤小米,约合四袋面粉。去年年终,资方还从盈余中拨出一亿元修建了浴室、理发室、俱乐部。最近并买妥五亩地,准备秋后动工修建职工宿舍。在卫生方面,厂方对厨房、饭厅、厕所都进行了定期的消毒,同时因该厂周围污水渠多,每年有三分之二工人要发疟疾,今年还给每人发了一架蚊帐。在安全设备方面,也有不少改进,如添设了防毒面具、口罩、眼镜、手套等。工友们想起过去眼睛被烟薰坏时只有扒着眼皮让风吹吹,而现在每礼拜有医生来检查一次的情景,生产情绪更为高涨,都有充分信心在今年的旺季里再把生产提高一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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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建立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建立起来。
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建立,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放初期至一九五零年初。这一时期,由于劳资双方对“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了解不够,发生纠纷很多:一方面是资方缺乏经营信心,大批关厂、歇业、缩减营业,而引起解雇和欠资等纠纷;另一方面是工人过去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解放后对翻身作主人的意义了解不正确,产生过高的福利要求,同时劳动纪律松懈,并对某些资方采取了罢工等斗争方式。这一阶段的劳资关系基本上是混乱的、不正常的。但经过人民政府和工会对劳资双方的政策教育,各地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处理劳资关系的三大文件的颁布,劳资关系的混乱状态随即得到逐步改进。
第二阶段是一九五零年三月至六月工商业发生暂时困难的时期,劳资争议性质多为解雇、要求复工和增加工资。这一时期发生的纠纷虽多,但大部分都用协商、调解等方式获得解决,罢工的事已很少发生。据沈阳、北京、武汉、天津四大城市劳动局的统计,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处理的二千一百九十九件纠纷案件中,经协商解决的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经调解解决的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九,经仲裁解决的只占百分之一点八五,经法院处理的也只占百分之七点五。这说明劳资纠纷基本上已能按照政府规定程序解决了。四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颁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各大城市的私营企业中随即纷纷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这对解决劳资争议起了良好的作用。因此,这一阶段的劳资关系即在民主、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正常。
第三阶段是一九五零年七月份工商业经营情况好转以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争议案件显著减少,争议性质也基本上有了改变。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四十一个城市的劳动局受理争议案件多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五件,下半年六十二个城市的劳动局受理争议案件只有五千一百三十二件。其中解雇案件在上半年占总案件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六,下半年只占百分之十六点九;要求复工和增加工资的案件,上半年占总案件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下半年只占百分之六点二。在这一阶段,劳资协商会议的内容,也由单纯克服工商业困难、解决纠纷转向以协商生产为中心,并适当照顾职工福利。例如上海美亚绸厂劳资协商会议,在该厂经营情况好转后,即以协商生产为中心,一方面由资方恢复了困难时期降低了的工资,并规定了星期日的休假,另一方面由工人保证提高产量和质量。因而该厂产量就由去年九月份的六万二千七百四十六公尺增加到十二月份的八万一千六百八十公尺。目前劳资关系基本上已经正常,劳资纠纷已能根据民主、平等、两利的原则获得合理解决。
目前劳资关系中尚且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劳资双方不看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而勉强签订全面的系统的集体合同,以致合同签订后流于形式主义;劳资双方对解雇问题不能确实按照实际情况处理,以致发生不少争议;劳资双方对劳资协商会议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有不少劳资协商会议陷于停顿。
据不完全统计,自解放以来,全国各城市签订的集体合同已有二千一百四十八件。签订集体合同可以使“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契约的形式中具体明确地体现出来,这对发展生产作用很大。但各地经验证明,集体合同所解决的问题应当是由局部的发展到全面的,由零碎的发展到系统的,因为集体合同的签订是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组织的合理以及各种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密切联系着的,当这些条件具备时就可以签订全面的系统的集体合同,否则即不应勉强签订全面的系统的集体合同,而应有重点地就当前急须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来签订集体合同。目前各地劳动行政机关正根据这种精神,推动劳资双方来改进这方面的情况。关于解雇问题,据武汉市劳动局的统计,一九五一年一、二月份受理的劳资争议案件中,解雇案件和一部分工资案件竟占百分之七十八。为正确解决这一严重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已提出分别情况处理的方针,即:对合理解雇者应允许解雇,对不合理的解雇应予限制,对违反工会法打击工会干部解雇积极分子的资方应予批评,严重的应依法制裁。工会和劳动局不应对因生产、营业情况而需解雇者过分限制,而应以解雇后对失业工人予以救济,帮助其就业或转业。在劳资协商会议方面,劳资双方对劳资协商会议缺乏正确认识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劳资协商会议不仅是协商克服困难解决双方争议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而且也是协商发展生产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有些资方在经营情况好转后,因为害怕工人在劳资协商会议上提出恢复工资和改善福利的要求,不愿再召开劳资协商会议。有些工人也由于不理解目前生产才开始恢复,对于福利和工资还不能要求过高,而过早或过高地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福利的要求,以致妨碍劳资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这种情况,目前各地劳动行政机关和工会组织正在注意纠正。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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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和互助组
展开增产捐献竞赛
苏南农民开始订立捐献计划
各地农业劳动模范、互助组展开增产捐献竞赛。山西省李顺达互助组除争取超额完成原定丰产计划外,并进一步订出扩大农业和副业生产的具体增产捐献办法:利用小块熟荒增种莜麦、大麦等晚秋作物,夏锄时组织畜力运煤。他们全组九户要在十月底以前从增加收入中捐献人民币五十万元。山东省张富贵、于青绶、于松长等都作出了增产捐献的具体计划,他们向全省农民提出为完成“山东空军师”的捐献计划而展开增产竞赛。张富贵的具体计划是:提高耕作技术,秋后开粉坊,今年年底以前从农业和副业的增产中分期捐献玉米三千斤。苏北行政区陈连章互助组向全区农业劳动模范和互助组挑战,他们保证秋季水稻田每亩增产二十斤,全组十二户捐献一千斤粮。皖北行政区滁县贾惠邦及阜阳吕东阳、王金琢等三个互助组准备从增产中捐献小麦共一千三百三十八斤,并向全区农业互助组挑战。贾惠邦互助组的增产计划是:棉花锄七遍,秫秫锄五遍,稻子耨三遍,黄豆等锄三遍,并普遍增施肥料一次,争取增产二成。
(新华社)
苏南区溧阳、南汇、嘉定、松江、武进等十余县的农民,开始订立爱国增产捐献计划,各地的劳动模范起了带头的作用。
上述各县自上月中旬以来分别举行了农民代表会议,由各县农民代表会议发起捐献的飞机总数已有十一架。参加会议的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和农民代表们,在会后积极地带头订出增产捐献计划。曾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溧阳县棠荫村劳动模范吴兆庚,于上月十四日首先订出计划,保证增产稻子一千四百斤、西瓜四百斤、香瓜二千二百斤、棉花十五斤、黄豆五十斤,将这些增产的农作物全部捐献。在他的推动下,该村一百五十五户都订了计划。全村计划共增产捐献稻子一万七千五百六十斤。江宁县黄泥塘劳动模范刘天有和他所领导的互助组,在订出了增产捐献计划后,就向全村农民宣传,推动了全村八十二户农民也都订出计划。
许多村庄在订立捐献计划时,展开了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溧阳县胡家乡各村召开村民大会讨论订立计划时,全乡的宣传员和小学教师都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宣传,向农民们讲解爱国增产捐献和做好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的代耕工作的意义,以及订立和贯彻执行爱国公约的道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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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区土产产销会议闭幕
提出了解决运输困难、简化税收手续、便利私商购销的办法
中南区土产产销会议已于七月五日闭幕。会议认为:半年来中南区土产交流的成绩很大。占全区农民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十六点六的土产、特产,已有百分之八十五找到了销路;某些原来依靠向帝国主义国家出口的物资,如桂皮、八角、松香、篱竹等,并已在国内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找到了销路。但是,目前全区尚有百分之十五的土产滞销,全区土产交流仍处于“周游列国找关系”的过渡时期,尚未正常化。
会议着重地针对目前土产交流中的一些问题和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运价过高、运输力不足是目前中南区开展土产交流中的一个大问题。会议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关于调整汽车运价、汽车货运分等、公路养路费征收办法、轮船货物分等及运价、调整全区搬运力资等决定和指示,以及《关于铁路运输等级的调整与补列问题草案》,同时并根据中南区河道多的特点,号召各地充分利用民船运输,以补目前及秋收后运输力之不足。为降低滞销土产成本,简化税收手续,会议制订了滞销土产特产暂减免税收和实行简化税收手续等暂行办法草案及具体解决税率、税种、起征点中若干问题的《关于改进税收工作有利城乡物资交流的决定草案》。为了解决土产销路打开后私商周转资金不足的困难,会议制订了《关于增发工商贷款扶持生产发展经济的决定》。会议认为中南区目前是一个地区辽阔、小农经济比重很大的地区,因此工商行政部门引导与鼓励行商积极购销土产和供应农民以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便利私商深购远销、远购深销,是很必要的。因此会议修订了过去偏重消极管制的行商管理办法,制订了《中南区行商管理暂行办法草案》。以上这些办法草案现正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审核中,即将呈请中南军政委员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中南区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并相互进行交易。自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止,区内外订定的土产交易合同、协议和现货交易总值已达二千七百多亿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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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四川水泥厂
工会领导工人改进生产
顺利完成增产捐献计划
重庆四川水泥厂制造所工会针对当前生产中的主要问题,领导工人改进工作,顺利实现增产捐献计划。该所六月初订出每日增产水泥五吨的计划后,最初十天就完成计划百分之二百四十,六月十八日更创造了多产二十六点九九吨的开窑以来的最高纪录。
六月份以前,该所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部门的联系不够密切,生产责任制不健全。例如化验室化验料浆的技工大多看不起旋窑看火工人,在配制料浆时很少接受看火工人从实际经验中提出的意见,因而影响旋窑产量的提高。又如该所水泥包装机因无专人保管,常常发生事故,但也清查不出到底该由谁负责。本月初该所工人在酝酿增产捐献中,车间工会即在全所生产组长、工会小组长的联席会议上,针对上述主要问题,提出各部门应加强联系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的努力方向。小组长联席会议后,各组工人在讨论中更提出了加强联系、严格分工负责的具体办法,并将这一问题增订到爱国公约里。因此,该所增产捐献运动开始后的十天内,各组的联系即大为加强。如看火工人已做到及时向化验室反映料浆在窑内燃烧时的好坏情形,化验室技工也做到在看火工人提出料浆不好烧时,即刻改变化验成分。加煤组工人过去和旋窑看火工人联系也很差,使看火工人不易掌握火力大小,现已做到完全接受看火工人关于每小时下煤多少的意见。因个别工人疏忽而发生的事故,在建立专责制和检查制后,也已能及时检查出来,防止与减少了事故的发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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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连通讯

  为了我们最亲爱的人
——记东北某机器厂职工星期献工
六月十七日,是东北某机器厂职工开始星期献工的第一天。
“雄赳赳,气昂昂,大步进工厂;多生产,买飞机,就是保家乡。……”离上工的时间还差一小时,工人们从六点钟起就唱着自己改编的歌子,陆续进入工厂大门。路远的张兆弼星期六晚上就嘱咐他老婆在四点半钟煮好饭。这天,他也提前一个钟头上了工,在那里忙着抹车床子,浇油和收拾工具。全厂的好些机器,六点半以前就都开动了。住在市郊的老工人梁润芝、刘洪礼等一大早去赶第一班电车,因为人多没有挤上,迟到了五分钟。他们说:“咱得在生产上加把劲,补救这五分钟的损失!”
工人们把增产捐献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马起云的母亲叫他回家准备结婚,但他决定不走,他说:“个人结婚是小事,捐献飞机抗美援朝才是大事!”翻砂场工人李茂伦已请好了假准备回家一趟,听说献工,也不肯走了。
在贴满了战斗性的口号的车间里,工人们都在实践着自己提出的口号:“多生产一台母机,等于多生产一架飞机;多生产一颗螺丝,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他们说:“为了我们最亲爱的人,献工就应该象志愿军打美国鬼子一样地使劲。”
这个厂的许多干部是从技术工人中提拔出来的,都是“文武全才”。他们听说增产捐献飞机大炮,也马上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利用工作的空隙来参加生产。他们提出要在六月底完成六台八英尺车床的装配任务,和两台十英尺车床的试作装配任务,将所得工资全部捐出买飞机。钳工出身的保卫科长张政邦,四年没有做工了,这天他拿起锉刀干得挺好。翻砂主任李植敏一上午做完了一天的行政工作,下午也下厂干起活来。连正副厂长也来帮助浇油,刮砂子,倒牙角……。技术人员和职员们没有工作的就自动抬土,挖泥,修整厂容。
这一天,工人们的产量都比平常提高了许多。王茂堂做纺织机上的小架子,从五十箱增加到七十箱。姜福兴做四英尺车床的卡盘,过去一天干九个,这天只五小时就干完了。窦玉堂做牙轮也从一天十五个提高到二十二个。西翻砂场全车间八小时的任务,只用六小时就全部完成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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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冒雨抢修战胜山洪
成渝路“七一”如期通至永川
南昌铁路分局桥工队创新纪录
成渝铁路如期于“七一”由重庆通车到永川。六月初,成渝路职工就提出保证,要在七月一日把路修到永川,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六月二十六日,车轨铺到距永川两公里的地方,突然下起暴雨来,路基被雨水冲塌了一千六百多公方。工人们立刻冒雨连夜抢修,他们发誓:“你下刀子,我也得把路修好。”这样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终于战胜了山洪,车轨如期在“七一”前夕铺到了永川。至此,重庆至永川一百六十五公里即完全通车。
(新华社)
上海铁路局南昌分局桥工队,在“七一”前夕,修建抚河大桥中,创十分钟换一孔桥梁的全国最新纪录。此一纪录突破了该队今年二月创造的十八分钟的全国纪录。该桥工队特写信报告毛主席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东北各地职工
纪念“七一”劳动竞赛结束
许多单位提前完成计划
东北各地职工为纪念“七一”而展开的劳动竞赛已胜利结束。到六月二十九日,沈阳市就有三十三个生产单位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其中沈阳油漆厂超额达百分之三十点五。东北化学制药厂葡萄糖车间不仅提前七天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而且产品质量全部都是一级品。该车间职工并提出保证:今后要提前两个半月并超过生产计划百分之二十五来完成今年全年的生产任务,争取降低成本百分之十。吉林市也有八个厂矿先后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其中吉林橡胶厂自六月中旬订立迎接“七一”的增产计划后,有二十个小组的日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八,质量也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煤矿方面,辽东省西安富国煤矿安全生产旗帜施玉海小组提前十四天、超过计划三百五十吨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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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基本建设中的困难可用主观努力克服—对陈有功同志的一点意见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自六月十六日起,连续登载了许多关于由于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盲目施工,遭受了惨痛损失的事实。仅就已报道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已使国家财产几百亿元与几百万斤小米耗费掉了。特别如象安东冶炼厂的水源工程,开工四个多月,严重失败,耗费了国家财产一百五十余亿元。
我觉得,人民日报给每个企业建设的领导干部,敲了警钟,这是非常好的。这并不是把基本建设的成绩“一笔抹杀了”,而是重视基本建设的工作。正如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上所说:“基本建设是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具体路程,是百年大计的工作。”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了把国家建设的基础打好,为了不耗费国家宝贵的财产,要求每个领导企业的干部,重视工程设计,这完全是必要的。
陈有功同志提出了许多客观困难。我们承认,的确是有困难。但我们革命工作干部就是要能克服困难,使工作做好。陈同志信中只强调了困难,不求努力改进,这是不对的。如象经济核算制的实施,的确是不容易;但铁道部各铁路管理局自“七一”起已能完全实行了。这就是经过一年来克服各种困难,编制了计划,清查了仓库,查定了各种标准,所以就能实施它。我觉得陈同志应注意去想改进的办法,注意对人民事业负责,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
静土寺六号读者 刘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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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北省供销社绥远工作组勾结私商违法犯纪使人民财产受严重损失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我对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绥远工作组勾结私商、严重违犯国家政策法令及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十分痛心。现在我把这些事报告给你们,请予刊登,以引起各地经济工作部门的注意,并希望最高人民检察署调查处理,且将处理结果在报上公布。
该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有这样几宗:
(一)私商曾长期拖欠合作社七十五万余斤粮食,使人民财产受到很大损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绥远工作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年七月,是住在归绥一个私营粮货栈里。货栈经理邢宗洲,和工作组负责人周英是同乡和朋友。由于这种关系,合作社工作组便和邢宗洲订立合同,交给邢大批布匹,由他给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换粮食。但到一九五○年五月结账,邢宗洲已欠下合作社粮食七十五万余斤,故意拖延不还,直到今年六月才还清。长期拖欠这些粮食,已严重影响了合作社资金的周转,而还粮又是通过各种不正当的办法和按过低的粮价折款偿还的。因为邢宗洲还不了粮,合作社又在一九五○年九月和邢订合同,给他大批布和现款,让他拿去作生意,赚了钱再还合作社的粮账。在这中间,邢宗洲曾以大批粮食倒卖给合作社,并以现款折成粮价,偿还所欠合作社的数十万斤粮食;但在合作社收买邢的粮食时,则所定粮价高于市价,而当邢用现款向合作社还粮食账时,则所定粮价又低于市价,合作社因此所受的损失不下数十万斤小米。如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在萨县收买邢宗洲的一百零八万斤红粮,每斤价四百三十元,而当时当地粮食公司红粮牌价为每斤三百四十六元,每斤粮食合作社多出了八十四元。又如今年三月份邢宗洲用现款折成小麦十五万斤,还了河北省社,小麦每斤作价六百元,但当时市场及粮食公司牌价为每斤九百元,合作社每斤麦少得三百元。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五、六次之多。
(二)包庇私商邢宗洲走私漏税。当合作社把款和布交给邢宗洲作买卖时,怕买卖不能赚钱,还不了所欠合作社的粮食,于是又以合作社的名义开证明文件,让邢宗洲到各地作买卖,完全不纳税。这样使邢宗洲瞒了一百五十万斤粮食及一万七千匹土布的销货未上税。今年春天,又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用两亿多元,由邢宗洲在绥远买牛皮到北京去卖。赚了钱让邢宗洲还账。这时政府已禁止私人贩运牛皮,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竟不惜违法这样作。
(三)干部作风问题: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绥远工作组的某些干部在周英等领导之下,作风很不正派,经常与私商混在一起请客吃饭,他们称此为“和私商打成一片,好搞业务”;有的人并接受私商送给的皮鞋、手表等礼物。
我所写的以上这些事情,都有实据可查。对这些问题,我也曾向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及绥远工作组的领导上口头或书面提出过,但他们都不予重视,不予处理,我认为他们这种作法更是不对的,希望他们对此进行深刻检讨。
读者 王振九
编者按: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绥远工作组某些干部,勾结私商,违犯政策,严重损害了社员群众及国家的利益。这表现了这些合作社干部的严重不良作风,而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为何在知道这些情形以后仍不加处理?希有关部门帮助河北省合作总社对此事彻底查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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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铁路公安人员伤病医疗问题有关领导机关应予适当解决编辑同志:
我们铁路公安人员得病或受伤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大家对这事很感苦恼。我们有很多同志原是从部队上转来的,当在部队的时候,不论负伤或得病,都得到很好的治疗。我们现在是薪金制,不能象在部队的供给制那样,可以免费治病;但又不象一般铁路职工那样,可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再加铁路医院某些医务人员的作风不好,我们都怕生病住医院。这里我举出济南铁路局济南公安段的几个例子:该段公安员潘云杰于一九五○年十月夜间巡路时将左手跌伤,手拇指骨头跌断。他到济南铁路医院医治,最初大夫说,取出碎骨打上链霉素药针就可以好。但取出碎骨后,却强调院里没有药,迟迟不理,至今已半年多。潘云杰非但伤处未好,反又增加了骨结核,并又给传染上了肺结核,病情已很危险。据大夫说,现在必需动手术把胳膊锯掉,但这需要打链霉素三十瓶、盘尼西林十五瓶,药费需由本人或本单位来负担,这问题现在就无法解决。潘云杰为了巡路而跌伤,是因公受伤,为什么还要个人买药呢?医院强调没有药,我认为这是医院的工作态度问题。他们把钱看成第一位,把人命看成第二位,完全是旧社会的作风。如今年四月死在济南铁路医院的铁路公安人员郑金成同志,他原是荣誉军人,在淮海战役时肺部负伤,近因工作疲劳,伤口复发,住到医院。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医院不给好好用药医治。郑金成明明是公伤,公安处有证明,但医院硬要他个人出钱买了五瓶链霉素,到他死时还剩下四瓶未用。济南护厂所公安员王世信同志喉部负伤,当时大夫说没关系,可以治疗,但过两天就死了。济南住在所公安人员姚连元的母亲有急病,打电话叫铁路医院派汽车去接,医院不去,姚连元只好抬着病人走了十多里路去医院。到时,天已晚了,医院强调不合手续,不收;病人因拖延时间过长而死亡。当时已是半夜了,医院不叫停留,硬逼着深夜把死人抬出去。过去我们曾将这些情况三番五次地报告给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并亲去铁路局卫生处反映,但始终得不到解决。这问题严重威胁着铁路公安人员的健康,影响着他们的工作情绪。曾有人得病无法治疗,以致悲观自杀,且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他们自杀当然不对,但也说明这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现在我们有两点要求:第一、希望上级领导机关对铁路公安人员的病伤医治,能定出适当的办法;第二、彻底纠正济南铁路医院某些医务人员官僚主义和玩忽人命的态度,建立新的忠心为人民服务的医疗作风。
济南铁路公安处 方锐心
编者按:铁路公安人员的病伤治疗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全国人民铁路的公安人员和警察都是低薪制待遇,他们遇到病伤,多半自己无钱治疗和休养;而他们既不能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免费治疗,又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公役人员,不能象一般职工那样可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所以,他们很多人得了病没办法治,影响健康,影响工作。我们认为读者方锐心所提的两点要求是正确的,对第一点,是否可行,请铁道部给以答复;对第二点,希望济南铁路医院检查答复。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已发指示
检查改进小学教师薪资待遇编辑同志:
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了中国教育工会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对河北省清苑等十余县小学教员薪资问题的意见。根据他们反映:目前小学教员不但薪金较低,在该省许多县小学教员发薪办法中,还存在着小米低价折款、发坏米、折发杂粮价格不合理等现象。这些情况,就使小学教员工作不能安心。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以保障小学教育工作的开展,本委员会已函示河北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会同省文教厅进行检查,并拟定解决办法,提请省人民政府指示各县执行。据本委员会了解,其他地区小学教员的薪资规定及其发薪办法也有许多很不合理的现象。希望各地人民监察委员会及有关机关亦予注意纠正。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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