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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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
专栏：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
为纪念党的三十周年而作
陈云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三十年的奋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革命胜利以后又领导着国家的建设。
要考察新中国一年半以来国家建设的措施及其进展程度，首先必须明白这种建设是在什么旧基础上进行的？就是说，赖以建立新中国的旧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国土广大，物产和蕴藏丰富，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有五千年历史，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近一百年来，我们国家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中：第一、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超过了一百年，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侵占了十四年。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人民的工具，人民长期处在这三者的压迫之下；第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派的长期统治，我国经济情况是落后的，新式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左右。这个数字，虽然来自一种粗略的推算和估计，在作了更近似的推算和估计或者在比较精确的计算之后，可能有若干修正，但是新式工业的比重很小，农业和手工业的比重很大，这是确定的。仅仅说明比重，还没有完全说明严重的情况，严重的情况在于：很少的新式工业中有很大的部分是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东北是中国重工业的首要地区，但是那里的工业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帝国主义依靠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在中国直接间接地控制了许多工业。另一方面，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既占很大比重，中国又号称农业国，照理，农业生产品应该可以自给了。但是正相反。过去我国每年有大量粮食和棉花的入口；第三、我们国家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军阀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又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人民解放战争，使我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一九四九年是遭受水灾的年份，其农业总产量，仅达抗日战争以前的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五。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如与最高年份的一九四三年比较，则比农业情况还要坏。最近的十二年战争，又把城乡、内外之间物资交流的商业关系，大大地破坏了。这些就是旧中国的概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在这样一个旧基础上进行新中国的建设。
× ×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一年半中，所做的工作，有政治方面，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工作，重要者是下列各项：
一，自中央、省、市、县直到乡村，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政府。
二，剿灭了成百万溃兵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剩下的少数散匪，不久将全部肃清。
三，在四万万农业人口中，有二万万九千万人口实行了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农民分得了地主的土地，除一般少数民族地区外，明年可以全部完成土地改革。
四，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特务、匪首、恶霸等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大批，有一批被判处死刑；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些：不论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日本占领时代都能骑在人民头上，毒害人民，血债累累，而又在人民政府时代拒不改悔、继续破坏的分子。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将放在劳动中加以改造。
五，自去年六月美国帝国主义进攻朝鲜、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以来，在我国人民中掀起了伟大的爱国运动，我国人民组成了抗美援朝的志愿部队，在全国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
在经济方面我们进行了下列各项重要工作：
一、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把这些企业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营企业。在国营企业中依靠工人群众，团结技师、职员，变官僚主义的企业为人民的企业。由于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国家对于职工福利的关心，工人、技师、职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般地超过了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标准。
二、制止了十二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其办法是：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管理，实行由国家银行管理国家机关的全部现金，整顿收入，节约支出，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由于制止了通货膨胀，国营贸易代替了投机商人在市场上的统治地位，金融稳定，这就大大地安定了人民生活。
三、增加农业产量。由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国家实行扶持农业的政策，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气候条件一般的正常：一九五○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比水灾年份的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四。拿全国说，还未恢复战前产量，但是大部老解放区达到了战前产量。一九五○年棉花产量虽然还比一九三六年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产量最高的年份为低，但是已经超过了战前其他各年的年产量。只要没有灾害，今年我国棉花产量将超过一九三六年。粮棉增产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不但因为我国的农业经济比重大，而且因为历来依靠大量粮食棉花进口。在粮食方面，不但克服了一九四九年严重水灾而来的困难，而且今年度已有可能为援助邻国印度的缺粮人民，而与印度政府订立了五十一万六千吨的出口合同。美国帝国主义者实行经济封锁，不让我国人民以自己的生产品去交换外棉，但是我们确信无疑：我们将像处理粮食问题一样，以自己的棉花充分供应人民的需要。粮棉自给后所节省的外汇，将大大增加我们购置工业装备的能力。
四、促进城乡内外物资交流。农民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在旧中国曾经是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帝国主义实行压价收购的对象，“丰收成灾”、“谷贱伤农”，是中国农民历来的痛苦。由于人民政府以合理价格大量收买农产品，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农民的副业产品，一般地不低于农民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所以副产能否脱售，是有关农民生活的大事，国家以极大力量协助农民脱售。被十二年战争停滞的城乡、内外的商业联系已经恢复了。一九五○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值超过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被占以后的任何一年，而且是七十三年来的第一次出超。一八四二年来人民渴望的海关自主，已经完全实现。帝国主义者正在封锁我国的对外贸易，但占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比重的国家，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各国，而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
五、恢复经济中的国家投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未到两年，财政情况还不可能有大量的国家投资。虽然如此，但是，无论是一九五○年度的或是一九五一年度的国家经济投资的总值，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我们投资的重点是铁路、水利和重工业。大陆上的铁路除百分之九以外都已修复通车，新的铁路已在修筑。四川人民四十年来流血奋斗未达目的的成渝铁路已经修通了一百三十公里。中国农民苦于水旱灾荒，两年来农田水利的国家投资和贷款的总值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整整二十二年用在这一方面的全部总值。重工业部门正在恢复。中央人民政府两个年度的经济投资，使全国人民普遍地有了一种感觉：仅仅这个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领导我国人民走向幸福。
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文化的发展，学生群众中那种“毕业就是失业”的恐慌，已不复存在。高中以上的毕业学生已经不是多余，而是不足；大学、专科的毕业学生，远远低于经济、文教、行政部门的需要，国家可以保证每个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土地改革和农民生活改善的结果，小学和成人补习学校的数量也大大增加。美国帝国主义在伪善掩饰之下为了侵略而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医院，都已由国家接管，并拒绝了美帝国主义的津贴。目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工作之一，是要以一种簇新的文化建设计划来适应国家今后经济建设的需要。
上述各项，是新中国一年半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概况。这些工作，对于国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标志着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所有这些还只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开始。我国人民百年来奋斗的目标，是要把被帝国主义侮辱的中国，变为独立、富强的中国。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仅仅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个目标的全部实现，必须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国家必须经过一个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还未到来，目前还处在准备阶段。过去一年半所做的工作，像巩固人民政权，改革土地所有制度，恢复国家经济，抗美援朝运动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统统是为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准备条件。准备阶段还未结束，还需相当时间。但是，我们将胜利地完成准备工作，迎接大规模的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到来。
× × ×
我国人民对于经济建设抱有无限的信心。我们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勤劳的人民，我们的国土内蕴藏着无数富源，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富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大智慧的毛泽东同志。人民相信：像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一样，也将胜利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是低的。但是人民知道，其来源是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长期反动统治和连续不断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使我国经济停滞和缓进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国人民将继续刻苦并加倍努力来填补这个空白。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统一，在国内再不会有战争了，只要我们能够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保障世界的和平，在若干年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要赶上并在以后还要超过帝国主义国家。
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后目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我国人民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但是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跳过而必须走过目前的阶段——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阶段的经济结构：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同时存在，而又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我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需要而且也可能这样处理。因此，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国家经济建设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说：必须使五种经济发挥各自的力量，又必须不是抵触而是服从国家制定的全国公私主要经济部门的总计划。毫无疑问，由于企业所有制度的不同，不协调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两个有利条件是存在的。首先，我们国家不仅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国家经济建设的进展将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加强国营经济。因此，我们深信在经济上将与政治上一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将有充分的力量来领导其他经济协同动作。其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感觉到还将继续感觉到，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不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国内市场之广阔为前所未有，他们的发展机会，比之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不是减少，而是大大增加。因此，他们也拥护这个政权，并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
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努力。这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在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国外协助，我们是需要这种协助的，可是这种协助，不能来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是同情我们的，但是决定他们国家政策的是帝国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是仇视我们的。所以中国人民知道：能够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是别人，乃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的兄弟国家。世界的两条阵线分得很清楚，我们站在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奋斗的一边。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是这个阵线的斗争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建设又是这个斗争的继续。
有三十年历史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二十八年半的奋斗，领导我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领导着国家建设为时已经一年半。国家经济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努力学习，但是深信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将像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一样，胜利地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自己、建设国家，在一百年中找遍了各条道路，考验了一切领导集团，中国人民是最后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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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彭真
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来前仆后继的斗争，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在伟大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全国性的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与一降生即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着的中国共产党不可分的，是与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分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同时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一）
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人民的实际体验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万能的科学武器，它使我们能够澄清历史的迷雾，正确地认识中国现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认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迅速而彻底地揭穿各种伪装革命、实际上却是为虎作伥的骗子和叛徒们的原形，因而使我们能够在最复杂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果断地确定并且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它使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使中国人民自发的斗争，变为有科学预见来作指导的自觉的革命斗争，精确地分清敌、我、友，坚定地组成革命的队伍，并争取、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因而使敌人完全陷于孤立和一个个地被击破；它使我们能够精确地判明情况，不失时机地对敌人实行进攻或防御，因而使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被中国的革命历史所完全证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可是，中国共产党怎样能够领导一向被帝国主义者及其奴仆们称之为“野蛮”“落后”“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打倒曾经那样强大的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联合统治，建立起今天这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见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武装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中外反动派及其奴仆们，一切惧怕中国人民真正起来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之日起，就千方百计无休止地来诬蔑与咒骂它，企图阻挠与破坏中国劳动人民对于它的接近与信仰。中外一切反动派，首先是老奸巨猾的劫掠者帝国主义强盗，诬蔑与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害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必然会结束他们的命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劳动人民，首先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热烈欢迎与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解放自己和解放人类的战斗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出现后的情况。从这里，也就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伟大意义。
（二）
中外反动派及其奴仆们怎样来反对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
他们得意的“理论”和“法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因此，就不爱祖国。”中外反动派最大的本事是造谣，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明明中国社会的历史也和世界各国社会的历史一样，“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反动派却硬要说：“中国并没有什么阶级。”甚至于一部分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散布中国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小贫的论调。反动派不但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有意加以抹煞，而且对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者尖锐对立的事实，对于中国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的事实，也武断地加以否认。他们武断地宣称，中国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而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协调；而是劫夺中国主权、榨取中国人民、甚至武装侵占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提携”和“共存共荣”。
他们对于百余年来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对于几千年来不断震动中国社会的农民斗争，怎样解释呢？根据他们的“理论”，这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制造的斗争”。他们企图用这样的胡说八道，来麻痹中国人民，解除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使之永远屈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压榨下，永远和中外反动派这一伙强盗们“和平共居”。
但是，中外反动派，并不是毫无自知之明的。他们自己也深深地知道，他们这些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并不能麻痹聪明英勇的中国劳动人民，于是他们便又假手于托洛斯基匪徒们，从“左”的方面来破坏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用“左”的姿态来否认中国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存在与对立，否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对立。托洛斯基匪徒们，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曾经把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毫不知耻地称之为“对于中国的让步”；他们对于仅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的中国社会，竟毫不知耻地称之为“封建制度已经成了残余的残余”。于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中国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也就好似有等于无，不需要有什么斗争了。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红军运动，也就好似成为完全由人工制造的可以任意被诬蔑为“土匪”“流寇”运动，因而应该一律“取消”的了。
但是，历史是按照阶级斗争的道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明的规律前进的。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但坚决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粉碎了所有中外反动派的武断宣传和诬蔑造谣，而且在英勇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的基础上，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反动统治，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打倒了地主阶级，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铁一般的中国革命实践说明，阶级斗争乃是中国社会进化的动力，中国历史，同样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完全适用于中国，而且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敌人的卓越的思想武器。它在战斗的中国人民手里，像一面照妖镜一样，无论敌人散布什么烟幕，戴上什么假面具，都终必在人民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狰狞的原形，成为中国人民万弩齐发的射击目标。同时，铁一般的中国革命实践又证明，国际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最坚决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乃是完全统一而不可分的。中外反动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诬蔑与造谣，现在已经被伟大的中国历史车轮压得粉碎了。
（三）
有人发出疑问：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倒了俄国资本主义，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且还建立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及其政权呢？有些反动派好似从这里找到了中共与联共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破产”的证据，并且肆行挑拨离间，在某一种场合说联共好，中共不好，在另外一种场合又说中共好，联共不好，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甚至有些好人，也因不明真象而将信将疑。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说，问题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在这里，问题应当从阶级的分析出发。俄国有它的历史情况，中国也有它的历史情况。中国的社会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推翻这种社会制度的革命，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为中国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它是反革命的，所以这种革命又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处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在本国乃是强大的革命动力，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软弱的。农民急需解放，而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农民才能有解放的可能和前途。这样一种情况，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样性质的革命，是被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内外其他客观条件所决定，是符合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同时，这样性质的革命，不但不应当，同时也不需要侵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在客观上是合乎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即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因此，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与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有着复杂的联系，由于现在是处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他们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成为极其软弱的阶级。因而，在中国，不但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阶层，早已成为人民的死敌，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曾有一个时期站在反革命一方面，或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但是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仍然是可以参加或同情人民民主革命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打倒美蒋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期间，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未与“日汪”或“美蒋”合流，而且最后还逐渐站到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方面来。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这就是我们现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根据。在中国这样“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无产阶级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与愿意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行可能的合作，这是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时，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反动市侩。”
列宁、斯大林是“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别国人民的国家里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即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因为“在那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阶段上和某一时期内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因素”（斯大林）。因此，“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临时的联盟”（列宁）。
根据同样的观点，斯大林同志并曾举例说：反帝统一战线可以包括埃及商人和阿富汗的皇帝。在决定历史命运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并曾亲身组成了历史上最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亦即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人类历史真理的标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尽量争取与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共同对付当前的敌人或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以便彻底击破之。这样一种策略原则和做法，对于打倒强大的敌人，对于促进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只有好处，毫无坏处的。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具体事物加以具体的分析。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和在殖民地及附属国内不同；在同一个殖民地或附属国内，对于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在同一民族资产阶级内，对于大资产阶级又和中小资产阶级不同；在这一个斗争阶段、斗争场合又和另一个斗争阶段或斗争场合不同。对于这些策略问题，决不能根据主观主义的教条或狭隘经验来片面机械地加以确定。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胜利前的特殊地位，即他们一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一面又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因而就造成了他们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因而无产阶级即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原则，以克服其动摇性、反动性，而争取与巩固他们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团结。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极端艰苦的工作与长期曲折的斗争之后，现在终于把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从美蒋反动派的控制、笼络下争取了过来，使美蒋完全陷于孤立和失败。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中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内的统一战线，乃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孤立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而有助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措施。这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范例之一，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一大胜利。这不仅是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派、投降派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胜利，也是对于无产阶级营垒内各种机会主义思想的胜利。事实不但完全证明了那种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愿意参加反帝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放弃争取领导的机会主义者是错误的；而且也完全证明了那种拒绝或惧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因而也放弃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关门主义者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统一战线决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证明了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四）
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见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建党原则组成的。它不仅在党章上这样写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也百分之百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革命党。
可是，中国是一个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的数量比较少，同时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发展的过程，又是先在农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然后才依靠乡村解放了城市。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党员出身于农民。于是又有一些好心肠的人，怀疑这样一种社会成份的党，能不能保证自己成为纯洁的“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这种怀疑论者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不了解：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降生之日起，就是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坚强完备的建党原则建设起来的，是在长期的残酷复杂斗争中，特别是在对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有着世界上少有的严格的集体生活和组织纪律，它有着严格的思想和政治教育，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宇宙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且经常以这样的思想来教育党员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毛泽东的领导与教育下，已经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大批坚强的领导骨干，这种骨干是经过了极端残酷的斗争考验的，是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相当的政治、政策水平及工作能力的。虽然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身于农民，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早已变成了“革命职业家”。
第三、我们所谓农民出身的党员并不是出身于富农，而是绝大多数出身于雇农或贫农，即乡村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同时，这些出身于农民的党员，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久已脱离了原来的农村，全力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工作，或是在久经战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作指挥员和战斗员。他们在脱离农村后，加入在一种军事的革命组织中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们多年来过着这种生活，并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去工作，因此，他们不仅经常受着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战斗考验，而且经常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着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份，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份，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种历史成份。在中国长期生活在这种供给制的革命武装组织和革命职业组织中的人员，在开始是几万人，后来是几十万人到几百万人，现在已经是八百万人了。他们的人数超过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两倍还多。时间最长的有二十四年之久。这样一种革命武装组织和革命职业组织，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中组成的。
第四、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重视成份的，但并不是唯成份主义者。社会成份一般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决定意义或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并不是都出身于工人，而第二国际的一些反动分子们，却出身于工人；我们也将无法说明，共产党既然是工人的政党，为什么又不是所有的工人或多数工人都可以加入成为党员。其实列宁斯大林式的党，并不是拒绝有政治觉悟而又愿意服从党纲党章的农民入党的。同时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先进的俄国的革命实践都证明有些农民、特别是在他脱离农村以后，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因此，决不能单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社会成份特别是他们过去的社会出身来判明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还应该从它的思想和行动、它的领导骨干的政治质量和党员的政治生活、战斗生活和现在的物质生活，从它的革命的实践来认识它。中国共产党，因为从来没有受过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为一开始即建筑在巩固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并且一直处在残酷复杂的战斗环境中，战斗的考虑，使它不能不紧紧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和严格遵守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因而也使它有能力把一些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出身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精神加以彻底的改造，使他们抛弃原来的生活和原来的阶级立场，并且长期过着一种连工资都没有的供给制生活，使他们逐渐地完全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当然，这种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尤其不可忽视的，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以小生产为主的、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过去又是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中，因而农村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冒险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倾向，有时非常容易反映到党内来。我们为了不断克服这些倾向，以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曾在伟大的毛泽东领导下，在党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两条战线斗争和多次整风运动，所谓整风运动，不是别的，就是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经过党员群众的自我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即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和思想，并依靠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清除党内的异己分子。经验已充分证明，整风运动，是可以十分有效地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和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的，它在建党和巩固党的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伟大的。
但这只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历史情况和政治质量，这决不是说，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可以不重视其党员的社会成份，可以不注意充分利用可能的条件来改善党的社会成份，即加强工人成份党员的比重。相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虽然不是唯成份论者，却必须十分重视自己党员的成份。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党员的阶级成份的，并且明确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
在中国革命已经在大陆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重心，已经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工业和工人阶级集聚的地区，随着这种情势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社会成份，已经开始在迅速改变着，工人成份党员的比重，已经在逐渐地增加着。如果说三年以前，我们的党员由于农民出身的是近百分之九十，那末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农民出身的党员不满百分之八十了，如果当着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还处于农村，而我们的党员有近百分之九十是出身于农民的时候，我们都能依靠伟大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骨干，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保持自己成为纯洁的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那么，为什么在今天和今后我们的工人党员比重大大增强，我们的领导骨干更加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更加提高，我们与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兄弟党、特别是联共的联系更加密切和直接的情况下，反而不可能“保持自己成为纯洁的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呢？这种怀疑的毫无根据和完全不必要是极为明显的。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了，而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就是完全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在英勇果敢的对敌斗争中，在坚决地党内反倾向斗争中成长与壮大起来，并且保持自己的纯洁，保持自己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权的。
让帝国主义强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余孽及其奴仆们，继续狂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来安慰其垂死与绝望的悲哀吧。中国人民已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指导自己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用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万能的革命的科学武器，乃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