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德人民的兄弟般的团结万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 约翰·柯尼希
自从一九一七年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强大的苏联的诞生时辰——以来，苏联便在为和平建设的斗争、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强大起来，而人民保卫和平的运动也从此永远成为日益壮大和自觉的运动。今天，这一个有组织的和平阵线，包括全地球上数万万人民的阵线，可算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领导这一个阵营的，就是始终为和平事业作不倦、无畏和忠诚的奋斗的伟大的苏联。和平阵营的所有力量不但把她看做可靠和不可战胜的堡垒，而且同时尊奉她为最良好的导师和朋友。她便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斗争力量的无穷尽的源泉。在苏联的领导下，和平阵营一定会得到胜利的。这一个国家摆脱了剥削制度、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战争恐怖，她所得到的巨大成功，可以给予仍在帝国主义奴役下呻吟的其他国家，在为国家独立、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中以新的勇气和新的力量。在从易北河到太平洋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所有人民的兄弟般的团结，都共同建立在与苏联友谊的巩固基础上。
中德两国兄弟在这个民族大家庭内的友谊，对于世界和平阵营的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诚如毛泽东主席在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贺电里所说的：“人民的德国和人民的中国同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最前线。”
这一次美国帝国主义侵入自由的朝鲜，到处焚烧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给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这个斗争与德国人民也有直接的关系。每一个德国爱国者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情。因为美帝国主义也是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如同她是中朝人民的敌人一样。美国战争挑拨者麦克洛埃曾说过：“我们在德国所负的使命，与我们军队在朝鲜所采取的行动毫无二致。”在他的无耻言辞中，就表明了摆在我们的共同斗争阵线上的国家独立问题是何等的相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政府文告中，对这挑衅的言论曾给予适当的答复：
“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与为自由而斗争的朝鲜人民团结一致的；我们向他们表示同情，并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生活的违反国际公法的干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狂，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无人道的战争行动，提出严重的抗议。
美帝国主义在压迫为自由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的行动中，是战争煽动者和军火供应者。它最后的目的，是要努力在世界各地区建立一个奴役的统治。就是这一个帝国主义，现正非法地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为预防帝国主义的新的侵略行动而斗争……
凡是参加为和平、平等权利和各民族间的友谊而斗争的一切力量，尤其是以世界和平运动和民主德国全国阵线为目标的力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愿给予全力和无限的支持。他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以上的话，是总理格罗提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普选时，民主德国全国阵线的候选人得到压倒的胜利后一个月说的。这个胜利，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在德国准备战争的政策的失败。同时，他指出人民群众如何强烈地信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便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德国人民非常了解，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在亚洲和在欧洲一样必须争取和平。因此，当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英勇的共产党领导下战胜了国内外的人民敌人，这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却给每一个善良的德国爱国者充满了喜悦和热情。同时，民主德国也认为新中国的诞生，便是光荣的苏联红军战胜德日法西斯以来的一桩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国家的人民，对于中国兄弟们和战友们的进展和成功，寄予极大的注意和关切。像这样对每一桩事件所表现的高度兴趣和巨大喜悦，便是自觉地表示在我们两国人民的斗争中，所有行动和胜利彼此多么密切地关连着。中国兄弟们无论在经济建设、在反对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在援助朝鲜中所得到的每一成就，德国人民都同样地表示敬意，正如他们在完成五年计划的道路上、在为反对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为争取统一的德意志的斗争中所打的胜仗一样。在最近几天，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于解放西藏得到圆满的协议，民主德国的人民也特别分受了这种欢欣。
中德两国的友谊，不仅在政治领域上具有意义，而且在经济和贸易的领域上，中德人民也有共通的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曾经指出一九五○年十月十日签订的《中德贸易协定》是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经济合作的重要标志。协定的实行，对于两国的经济建设方面，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和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工作来表现他们的信心，这信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许多援助。对于这一点，他们也领会到，伟大的中国人民所给予每一种积极的经济援助，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真正的加强力量，这也是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强固的堡垒之一。就经济援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从远东朋友方面得到经济援助）的相反方面而论，副总理乌布利希在德意志统一社会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在各代表的欢声雷动的欢呼中这样说过：“没有人能够否认：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地团结一起的德意志，大有可能使经济日趋繁荣。”
中国所供给我们的重要原料和粮食，对于完成我们的五年计划和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政治，都有它的特殊价值的。这一种加强再度意味着，英美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得到一个新的失败。
在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彼此了解的工作中，对于文化联系的注意却占着重要的地位。副总理郭沫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曾以四亿七千五百万的中国男女人民的名义，向德国人民及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祖国的国家致敬。在另一方面，中国的高度文化也受到德国人民无比的尊敬。今年五月十五日，中国艺术展览会在柏林开幕时，总统皮克曾亲临参加，副总理乌布利希并把它当作在政治、艺术及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他认为这个展览会是中德人民间紧密团结的一个证明，通过这种团结，德国人民在为和平与统一的斗争中得到了鼓励。
德国人民，尤其是德国文化工作者希望从文化交流的继续发展中，使他们为保存和发扬光大自己民族创造的文化遗产的斗争，得到格外有价值的果实。
中德人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一样，是爱好和平的。同时，他们十分了解，爱好和平必须和不屈不挠的坚决意志相结合，才能够积极地保卫和平。他们知道，只有人民实现斯大林的话：“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才能够保持和巩固。中德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领域上的积极合作，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锐利的武器。我们两国友谊的巩固，就是对于保卫和平的贡献，也就是对于继续加强不可战胜的世界和平阵线的贡献。
中德人民的友谊万岁！英勇的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黄贤俊译）
第3版()
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
吕叔湘 朱德熙
编者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我们发表有系统地介绍语法和修辞的常识，帮助他们学习写作。为了满足读者中的这种要求，我们约请了清华大学的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编写《语法、修辞讲话》一稿，从今天起开始连载，每周刊登两次。
关于我国语法学的理论和术语用法，关于词的分类法，关于词句结构的分析法，在我国语法和修辞学者中，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吕、朱两先生所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代表着这些意见中的一种。我们认为读者可以按照这个讲话所阐明的一些基本规则去学习语文的知识。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讲话就是关于我国语法学和修辞学的定论。我们希望全国语法学者、修辞学者和语文教育工作者们讨论这篇讲话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以便原作者能在把这篇讲话印成单行本以前参考修改。
引言
这个讲话共分六讲：（１）语法的基本知识，（２）词汇，（３）虚字，（４）结构，（５）表达，（６）标点。第一讲是个序论，以后几讲分几个方面进一步讨论。第一讲专为初学者说，已经有点语法知识的读者可以不看。可是也不妨看看，因为里面用的术语以及它们的意义也许跟他原来所了解的有点不同。并不是我们故意要立异，只是因为语法学者中间还缺少一个“共同纲领”，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头有所取舍。这个讲话的大纲是经过几度修改的。最初打算只讲语法。后来感觉目前写作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修辞上的问题，决定在语法之后附带讲点修辞。等到安排材料的时候，又发现这样一个次序，先后难易之间不很妥当，才决定把这两部分参合起来，定为六讲，如上面所记目次。但是修辞部分还是只以消极方面为主，我们的修养限制我们在积极方面多所陈说。和语法放在一块儿讲，恐怕也以有这样一个界限为宜。
要让这个讲话联系实际，就免不了有所批评，有所批评就得有个标准。可是我们的语言正处在一个变动的阶段，知识分子的语言变动得快一点，多一点，工农大众的语言变动得慢一点，少一点，因此显得很分歧，很不容易定出一个标准。可是标准还是非有一个不可的。我们固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深闭固拒的国粹主义的态度；可是我们也不能让盲目欧化或一味自我作古的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一般地说，我们应该拿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做基础，适当地采取外国语的语法规律，用来增加我们语言的严密性。文言成分，在用汉字写文章的今天，固然还不容易完全避免，而且有时对于现代语的表现力也还有点贡献。但是这里也是很容易出偏差的；除了应用文言本身的规律来批判，还要考虑它跟整个语句调和不调和。我们的评论竭力求其不偏不倚，不武断；甚至有些地方只是提出问题，不下断语，让大伙儿来讨论，来解决。即使这样，恐怕还是难符合每个人的意思：也许有人以为太苛刻，也许有人以为还不够严格。我们欢迎读者指教。
因为这个讲话侧重在应用方面，所引的例子，错误的或有问题的要比正确的多得多，竟可以说是不成比例。这是因为表达一个意思，正确的格式屈指可数，而错误可以“百出”。比如说，一般句子都有主语，主语都和谓语配合，这是几句话就能说完，几个例子就能证明的，可是在这上头出毛病的很多，就不能不多举些例子。但是这样一来，很容易使初学的人畏首畏尾，提起笔来不敢写下去。这是不必的。只要写的时候留意一点，写了之后再检点一下，自然能减少错误。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也就不觉得拘束了。
还可能有一种和这个正相反的反应。看了我们的讲话之后，发现有些名家的文章里偶然也有类似这里所指摘的情形，于是就认为这些规律都是庸人自扰，没有理会的必要。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古今中外的名作家，文章里有小毛病的，不乏其例。他们能够成为名作家总有可以叫人佩服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小小失于检点是不必太计较的，这就是古人所说“不以一眚掩大德”。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大德”，不是他们的“一眚”。初学的人是不能拿名家的败笔来做自己的借口的。
我们的例句的来源，有一般书籍，有教科书，有报纸，有期刊，有文件，有文稿，有通讯，有大、中学生的习作；我们没有详细注明出处，只用“书”“教”“报”“期”“件”“稿”“信”“作”这些字标出来源的类别。所以采取这样的办法，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省点篇幅，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出版的书刊无穷，我们的见闻有限，要是注出书刊的名称，可能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只有这些书刊的毛病最多，而实际上这些书刊也许还是水准较高的。这是指错误和有问题的方面。正确的例句，有些是从现成的文章里引来的，都只注作者，不记篇名；引文较多的作者，就只注个姓（如“毛”代表毛主席，“鲁”代表鲁迅）。有些是极普通的格式，没有引证的必要，就自己拟一句，不注什么。
引来的文句，凡是不太长的，都引全句。但为篇幅所限，也为了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有时候不得不删去或前或后的一部分；除非有必要，都没用“……”号。现在的文章里，句子都很长，往往可以分成好几句，我们节取的大率都是可以独立的。其次，一个句子往往同时有几个地方出问题，我们不得不挑出一个来归在某一类问题里讨论，可是也许会使读者误会这个句子的其他部分没有问题。我们的办法是：书刊里的例句一概加括号作附带说明；文稿和习作就把无关紧要的错误改正，留主要的一个讨论。
现在书刊的校对工作还不够认真，特别是报纸（照我们的经验，人民日报是例外）；因此不免有些语句不是作者原来的模样。遇到这种疑似的情形，我们宁可不用那一句；难免还有失于鉴别因而引上去的，预先在这里向作者道歉。这句话特别适用于标点符号，因为简直无法决定责任在排字工友还是在作者。
最后，说几句可以说是题外也可以算是题内的话。说话和写文章是互相影响的。现在听人在集会里讲话，许多遣词造句欠妥的地方好像都跟时下文章相同，甚至变本加厉。听惯了这种话，写文章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的在笔下流露。这真是“耳濡”和“目染”交相为用了。因此，我们想，写文章的人多推敲推敲，会减少许多人说话的毛病；而说话的人稍为留心一点，对于学着写文章的人也会有点好处。
第一讲 语法的基本知识
第一段 说明“语法”
为什么要学习语法。这个讲话的目的是帮助学习写文章的人把文章写通顺。要把文章写通顺，需要有些关于语法的知识，所以先在第一讲里把语法的内容说一个大概。有人会说：“语法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我们不想当专家，你能不能不讲语法，只告诉我们怎样把文章写通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话就得稍为说得远一点。
早先的人学写文章的办法是熟读古人的文章。“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句话学诗的适用，学文章的也适用。熟能生巧，这个方法的确也有点效验。但是现在学习的条件不同了，这个老办法就不适用了，至少是不完全适用了。学习条件怎么不同呢？第一，从前学写文章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且这少数人也不必学别的，可以在这一件事情上花上十年二十年的功夫；现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文章，而且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学习，谁也不能在这一件事情上花费太多的时间，熟读几百篇文章的办法就难于办到了。第二，从前人读的都是经典著作，广博一点，经、史、子、集可以琳琅满架，简陋一点，也还有一部《古文观止》；而且阅读的只有这些书，不大会接触到不通顺的文章（在雕板印书的时代，不通的文章是不大有机会刻出来的）。现在就不然了。一方面，公认的经典著作还不多，方面也不全；另一方面，每天看书、看报、看杂志，看的东西很多，而这里面往往瑕瑜互见，扑朔迷离，叫人对于文章的好和坏、语句的正和误，不容易有正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之下，“熟读唐诗三百首”的老办法自然就难于适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首先得养成一种鉴别好和坏、正和误的能力，然后阅读的时候才能判断别人的文章哪些地方可以取法，写作的时候才能检点自己的文章哪些地方应该修正。这就不得不有点语法和修辞学的知识，而这两者之中，又应该先从语法入手。
要讲语法，就离不开一些术语。术语是一般人最讨厌的，可是事实上少它不了。比如说，我们谁都愿意身体健康，不生毛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学习生理学和营养学。可是要讲生理学，第一步就得知道身体里面各部分的名称；要讲营养学，第一步就得知道食物里面各种成分的名称。讲语法也是如此。要是一个术语也不用，有许多事情要说的很噜苏，有许多事情简直说不明白。这里有一个句子：
马立克提到，奥斯汀对周恩来所说中国人民政府将认为安理会如果在没有中国人民的代表参加之下通过的有关中国控诉案的任何决定都将是非法的一点表示惊奇。（报）这个句子在语法上有毛病。如果用“任何决定”做“是”的主语，那末“安理会……通过的”是附加语，就不能在里面安上个“如果”（“如果”是连接分句的）；如果把“安理会如果……通过……任何决定”作为一个分句，那末“任何决定”是“通过”的宾语，中间就不能加上个“的”字（“的”字是连接附加语的）。这样一说，就把它的毛病指出来了。但是如果不许用“主语”“宾语”“附加语”“分句”这些名称（它们的意义底下要分别说明），就很不容易说明白。所以我们要请求读者耐烦点，把这数目并不很多的术语记住，并且把它们的意思弄清楚。
“语法”和“文法”。我们猜想，读者脑子里已经有一个疑问：平常老听见人家说“文法”，你这儿又讲什么“语法”，这到底是一个东西呀，还是两个东西呢？要是两个东西，那又怎么分别呢？我们的回答是：是一个东西。你要问：为什么又有两个名字呢？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文章跟说话分了家，大家觉得只有文章要讲究怎么做得好，说话是可以马马虎虎的。语法这门学问从外国传进来的时候，大家就管它叫“文法”。现在知道写文章跟说话本是一回事，内中说话尤其是根本。因此，与其管它叫“文法”，就不如管它叫“语法”了。
又会有人说：原先以为写文章跟说话不同，所以要学习“文法”。既然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难道我还不会说话吗？我就照说话的样子写文章，又何必学习什么语法呢？这个话基本上是对的，可是不完全对。不错，语法无非是从说话里面归纳出来的一些纲领。可是这是从大伙儿的说话里面归纳出来的共同纲领，你，我，任何一个人，说话不留心的时候都难免有违背这些纲领的地方。所以，就拿说话来说，语法也还是值得学习的。再拿写文章来说，写出来的文章该说得出口，这是一个应该重视的原则；许多文章读起来不能上口，这是不对的。可是这两件事情中间还是有点差别。我们日常说话，大率只用些简单的语句，常常是不完全的和重复的，不大需要组织；而文章，尤其说理的文章，要用比较经济的方法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语句的组织也就跟着复杂起来。在这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就容易犯错误。所以写文章比说话更需要讲语法。
语法是什么。语法的范围是很明确的。欧洲人讲他们的语法，大率包括两个部分：词的形态变化和造句的方法。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只有造句法这一个部分。要再分，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这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
语法不是什么。可是在一般人心目中，“文法”的范围非常广大，几乎无所不包。为了让大家对于语法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我们再说一说语法不是什么。第一，语法不是文字学，不管白字、别字、以及古体字、简笔字这些个。第二，语法不是修辞学。它只管虚字的用法，一般有实在意义的词儿用得对不对，例如“喝饭”的“喝”，它是不管的。它只管句子的结构对不对，至于句子的灵巧或笨拙，干脆或噜苏，它也不管的。例如“对于帝国主义，我们有予以打倒的必要”，这在修辞学上是不高明的（不如“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打倒它”），可是在语法上不能说是有什么毛病。第三，语法不是逻辑，虽然实际上离不开逻辑。例如“学习有态度与方法之分”，句子的结构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事理上讲不通，就是不合逻辑（等于说“写字有笔和纸之分”）。我们写文章，不能不讲语法，也不能不注意修辞和逻辑。至于字要写得对，那是更不用说了。
（本段完，全文未完）
【作者附启】这是一般性的讲话，说话不能太支蔓，附注的方式最好能够避免。因此，为什么采用这个名称而不采用那个名称，为什么采用这种说法而不采用那种说法，乃至为什么有些问题不去深入讨论，甚至撇开不谈——许多应该说明的话都只能拣要紧的在本文里说一两句，稍为专门点的就都省掉了，免得徒乱人意。这些地方，专家学者一定有很可宝贵的意见，我们诚恳地盼望他们指教，使我们能参考这些意见来修订。
第3版()
专栏：
论清洗俄国语言
列宁
编者按：列宁的这篇著名的短文写于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年，在列宁逝世后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日真理报，后来收入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这篇短文批评的是喜欢在俄语里夹用法语或者法俄混合语的旧俄贵族习气的残余。这个批评，对于我国有一部分人喜欢在汉语里夹用英语或者“洋泾滨英语”的习气，也是适用的。
我们在败坏俄国语言。滥用外来语。用得又不正确。在可以说缺陷、缺点或漏洞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代费克特”（注一）呢？
当然，一个刚刚学会一般阅读、特别是学会阅读报纸的人，在他专心阅读报纸的时候，会在无意中吸收一些报纸上的语汇。正好我们的报纸的语言也在败坏起来了。如果一个刚刚学会阅读的人把外来语当作新奇的东西使用，还可以原谅的话，那末，对于一个作家，这就不可以原谅了。难道现在还不是我们向滥用外来语的现象宣战的时候吗？
老实说，如果滥用外来语会使我生气（因为这损害我们对群众的影响），那末，报纸上所出的一些错误，就会使人气疯了。例如，用“布吉洛瓦齐”（注二）一词来代替激起、推醒、唤醒。然而法文“布代”（注三）一词却是生气、愤怒。因此，“布吉洛瓦齐”一词实际上就是“生气”、“愤怒”。模仿使用法俄混合语，就等于模仿那些学过法文，但是一来没有学好，二来又把俄国语言糟踏了的，俄国地主阶级的最坏最坏的代表。
向糟踏俄国语言的现象宣战，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吗？
（注一）这是ДЕфЕКТ的译音，这个字是从法语ｄｅｆｅｃｔ借来的
俄语。——译者
（注二）这是俄语БУДИРОВАТъ的译音。这个字是从法语“布代
”造出来的俄语。——译者
（注三）这是法语ｂｏｕｄｅｒ的译音。——译者
第3版()
专栏：
瑞蚨祥绸布总店劳资双方的爱国公约
本报记者 傅冬
北京瑞蚨祥绸布总店的店员们谈起他们的爱国公约时，总是这样说：“爱国公约把大伙的爱国热情巩固起来了！把‘公’‘私’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进一步改善了劳资关系！”他们说：当初大伙订爱国公约时，是想多作点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希望资方提前交税，为抗美援朝出一分力。结果，店员在爱国公约的鼓舞下，给资方赚了钱，使资方提早交了税，还改善了大伙的生活，提高了资方经营的积极性。焦经理高兴得到处向人说：“发展买卖要依靠工人呵！”
北京刚解放的时候，瑞蚨祥可不是这样儿。经理整天闲坐在经理室唉声叹气。同业公会、工商局有事找他开会，他都不去，最多派他的秘书去瞧瞧。平日连报纸都懒得看一眼。遇见别家买卖的经理，他总是绉着眉头说：“没法干了！”“熬了一辈子，这算完了，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他对柜上的事也不大管。有事出门，经过柜台，他连头都不抬。他瞧见店员就蹩扭，觉得店员组织起工会是专门和资方捣乱的。一听说店员开会，他就心惊胆怕，总是要想法打听打听店员开的是什么会。店员呢？一年难得和经理讲上两句话。年代久的老店员见了经理也只是规规矩矩弯着腰喊声“焦五爷”。再多的话，都不敢说一句。
去年年初，瑞蚨祥工会负责同志到市总工会店员训练班学习，听了市总工会店员工会主任张春久等同志关于劳资两利政策的报告，懂得了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道理。他回到柜上给大伙传达后，店员们就逐渐改变了工作态度。为了鼓励资本家经营的积极性，发展营业，就自动把工资减低了。他们向资本家建议，改变营业方针，把过去专门供给“达官贵人”的绸缎绫罗皮货，便宜卖掉；买进布匹，卖给农民。起初资方还不够积极；但又觉得：“反正是赔钱，就试一下！”没想到这一下把瑞蚨祥救活了。一个月后，店员们都恢复了原薪。
去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大伙的思想也是比较混乱的。有些人认为：“咱们作买卖的怎么援？怎么抗？”
三月份，瑞蚨祥工会传达了市总工会关于抗美援朝的一些报告，并在小组里进行了讨论。另外，还组织了四个读报小组，隔一天读一次报。这样，大伙才在思想上弄明白。同时，他们回想起抗战时，店员王教铸、张金钟、焦方麟等无故被日本鬼子抓去，用砖把腿上脚上的肉打得稀烂，和灌凉水，受苦刑而死的惨景；想起店员于宗幼、焦玉德等十二人受日本人毒打、坐牢的往事；想起美国鬼子在抗战胜利后，到店里来横蛮地乱折腾货物；在街头上像抓小鸡一样的污辱中国的妇女；想到朝鲜人民今天正受着深重的苦难时，个个都气得瞪眼。读报第一小组李庆昌说：“光口头上喊抗美援朝不中用呵！咱得有个行动表现。”马上就有人附议说：“对呀！薄利推销，多作流水，多纳税，就是抗美援朝！”有的说：“咱们好好对买主宣传，多一个人知道抗美援朝的道理，就等于增加一颗打美国鬼子的炮弹。”经过一晚上讨论，决定争取四月份完成十五亿的流水。
五月十一日，北京市私营行业开了个代表大会。市总工会的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家结合各商店具体情况，订立爱国公约。瑞蚨祥工会主席回来刚一传达，大伙就嚷嚷起来了：“这办法挺好，刚好和咱们的心思相合，这样可把咱们对祖国的热爱，用条文给它固定起来，犯了错误也有个尺子量量。”接着又酝酿了两天。大伙说：“如果没咱毛主席、共产党，咱会有今天这种好日子吗？”于是就把“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列在最前面；大伙表示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除了把“经常向群众宣传，加强时事学习，搞好读报小组”列入公约外。在大伙讨论下，把“团结资方、不偷税，不漏税，提前完成纳税任务”和“协助政府检举特务分子”也列为公约的主要内容。他们为了要记牢自己订的公约，每逢开会，都念一遍。
这以后，大伙干的劲儿更大了。他们在庭院挂了大幅的抗美援朝漫画，在包货纸上印上“不买美货”的宣传画。还作了许多活动的宣传品，如能跑的“志愿军骑兵”等。他们怕生意太忙，顾不得给买主作口头宣传，又印了些传单，给买主带回家看。另外，他们还在饭店、电车、火车、公共汽车里张贴了不少传单。有八个店员经资方同意，曾分头跑到城郊几十里外的乡下宣传了三天，顺便也了解了农民的需要，以便更好地改进营业方针。
隔一天一次的业务检讨会，也开起来了。工作时店员互相帮助，如果发生了问题，也能进行互相批评与自我检讨了。他们夜晚回到宿舍，已不再是聊闲天，看《金粉世家》《七侠五义》，而是读报或讨论问题了。连几十年的《三侠剑》迷郝伯泉，手里也换成《共同纲领》了。
焦经理瞧见店员工作好，给柜上赚了钱，他的劲儿就更大啦！他去年十一月，参加了北京市工商界的示威游行，签订了本行业的爱国公约。今年三月，他又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和同业公会举办的时事讲座和学习班，并且担任了六区工商界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四月中旬，焦经理见店员订了爱国公约，自己也订了“不欠税，不逃税，提前完税”、“加紧学习时事”和“协助政府检举特务”的公约。同时，他对店员说：“你们不要再喊我五爷了！喊我‘经理’或者‘先生’就行了。”
在爱国公约的鼓舞下，该店预计在四月份完成的十五亿流水，结果，四月二十五号就完成了，而且还超过九千六百万元。到三十号，共收入流水十八亿七千万元。五月份的记录又提高了！全月收入二十亿零二百万元。
焦经理接受店员的建议，五月三日跑到税局交了四月份的税。六月一日又准时交了五月份的税。
在店员们的努力下，柜里赚了钱，感动得焦经理自愿改善店员的待遇。他说：“大伙有什么合理的要求，如工资、伙食等问题，统统提出来，我都可接受。”两次除提出八百七十万元作为大伙劳动的奖金外，还改善了柜上的伙食，给店员们办了个设备齐全的俱乐部。就这样资方还净赚三千多万元。
六月二日，店员们在报上看见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的消息，当天晚上就开了一个全体大会。大伙争着把自己的一部分奖金拿出来捐献。共捐出三百五十万元。资方代表也表示要捐出盈利的一部，来购买飞机大炮。
第3版()
专栏：
七个小英雄智擒特务
李汉章画
（七）凑巧，那两个家伙仍旧在那地方，于是他们马上散开了。
（八）司幼光、李华、杨春生一边笑一边扔石子，渐渐接近了他们。
（九）胡承志、程绍贵绕到围墙后面，听那年老的正在说：“我××一块去放火。”“买一些毒药到××村去放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