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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修建工作中的供给制思想！
东北财政部检查某仓库工程
发现施工前未很好设计造成很大损失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某地仓库修建工程，由于没有经过周密审查研究，就冒然施工，造成了国家资财的损失和施工中的困难。该仓库设计图样于四月二日送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人民经济财务处审核，但包工合同却早于三月二十三日已正式签订，部分工程在三月二十五日前后即已开始动工。该修建工程虽已设计过两次，但部分设计图样仍在随做随改，使施工不能完全按照设计图样进行。因为设计不周，财务计划也就不准确了。只从以下两件工程来看，就可知道不准确的程度：一个工程目前实际进度已达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只使用了原计划工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四。初步计算，原计划工数约多出实用工数百分之三十五点七。另一个工程目前实际进度已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只使用了原计划工数的百分之七，原计划工数约多出实用工数百分之五十八以上。其他办公室及宿舍、车库等工程，在人工计划上也有计划过高的现象。该项建筑地址选择不当，交通不便，致使必要的附属设备加大了。根据十五件工程来看，其中附属设备约占工程费总概算的百分之四十二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降低了国家投资的效用。同时，铁路专用线不能直达仓库，今后物资运输费用也会发生浪费。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派人查明上项情形后，已责令主办人员进行检讨，并拟给予适当处分。
（编者按：不作精密设计，不管后果如何，就冒然施工，这是供给制思想在修建工作方面的反映。它不但会浪费国家巨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会影响国家基本建设的进行，是极有害的。希望目前正在进行修建工作的部门，都像东北财政部一样来仔细检查一下。如有类似情况，必须迅速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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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检车段全段工人职员
民主讨论集体合同 完成任务信心提高
天津铁路管理局天津检车段职工民主讨论订立集体合同，增强了全段职工完成任务的信心。在签订集体合同之前，该段召开了党、行政、工会和青年团的干部会议，然后发动全体职工讨论，提出在订立集体合同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三天的讨论，职工们提出了一百二十多条意见。这些意见，绝大多数都是保证完成上级生产计划的。根据这些意见，该段订立了集体合同草案，并把草案发给工人和干部讨论。工人们讨论了四天，又提出了八十条修改草案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该段决定了集体合同的内容，向工人进行传达，并发动工人讨论怎样实现集体合同。当时工人就说：“合同内容虽好，就怕不能兑现！”他们觉得：“完成任务没问题，就怕材料供应不及时！”有的说：“咱们能完成任务，但是别的部门，配合不上，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段就以联系合同的方式，订立了生产部门和材料部门的联系合同、车间与车间的联系合同、检车段与其他站、段的互保合同，这样，就增强了职工们实现集体合同的决心。
该段行政和工会签订了这些集体合同之后，该段工人都知道了合同的内容，于是纷纷订立个人计划，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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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抚顺各厂、矿推行集体合同后 停工待料加班加点现象减少
抚顺市各厂矿从去年三月份推行集体合同以来，初步解决了生产管理、材料供应、劳动条件、生活福利等问题，使而停工待料、不能很好完成生产任务、质量不高现象大大减少。
去年第一季度，抚顺各厂矿的情况是：新纪录很多，但质量差；月月生产先松后紧，不得不加班加点，而且造成材料浪费。在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福利上，工会和行政既不能步调一致，又不能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所以许多问题议而不决，纷争不休。
去年三月和五、六月份，在露天矿崩岩股和制钢厂的炼钢车间试订集体合同，发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门径。推广的结果，到去年年底，全市各厂矿共签订了集体合同七十四件（包括季合同、月合同和按工程包工的合同）。据极不完全统计，解决了生产管理、材料供应、劳动条件、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共七百余件。停工待料、不能很好完成生产任务、质量不高等现象大大减少。工人收入增加，制钢厂职工的实际收入比前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四。行政批评工会单纯搞福利和工会抱怨行政不解决问题的说法都少了。管理制度和工会某些组织也开始健全起来。
抚顺在签订和贯彻集体合同上的经验是：
充分讨论国家计划，把任务向职工交待清楚，使职工心中有数。制钢厂压钢车间开始没有深入讨论国家计划，没有很好研究工具设备、劳动组织和技术上的问题，只偏重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因而六月份订了合同，任务仍未完成。有些单位只由行政与工会干部商量一下就签字，使合同流于形式。做得好的单位则是先由厂长提出国家计划（包括产量、质量、材料、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责成行政和工会分头系统地解决，并定为合同附件。这样的合同就执行得比较彻底。
发动群众制订保证完成合同的具体计划，以此作为经常性竞赛的内容。如六号炉与大车第三班在计划中详细规定了专责制、三班联席会、炉旁生产会等办法，使每个人和每个班组都找到了履行合同的具体道路，克服了产品多、质量低、材料浪费、单纯体力突击的现象。加强了完成任务的责任感。有的工人就说：“订了合同之后，越干越上劲。”
严格执行合同；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与奖惩办法。炼钢厂在第一次合同期满后，检查出工务科长不认真制订修配计划，影响生产，受到了处罚。职工们大为振奋。在签订第二次第三次集体合同时，从各科室到班组，无不积极认真地提出相互间的要求。交叉起来，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全厂面貌为之一变。厂长说：“这等于我们全面地检查了一次工作。”相反，有些单位对违反合同规定的人采取包庇、推诿的态度，职工们就不愿意订合同。说：“订不订都不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单位里，问题一直存在着，长期影响着生产。
有计划地检查和督促合同的执行。工会的生产工资委员会与劳动保险委员会应该是负责这一工作的组织。检查时并要与宣传鼓动工作及总结、交流经验相结合。
此外，组织职工从技术上来解决每一时期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也是保证完成合同的一个重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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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合丰纱厂工会接受批评
检查修订爱国公约
上海合丰纱厂工会不重视爱国公约，受到报纸批评后，现正集中力量，结合镇压反革命工作，进行爱国公约的普遍宣传和检查。
该厂工友看到了报纸上的批评后，纷纷议论，埋怨工会放弃领导，要求赶快改正。党支部和工会研究了这些思想情况，当天便开了全体执委会议，展开讨论。大家认为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抓不住中心，做了这样，放了那样，不会结合进行；对工人则缺少经常的思想教育与领导。工会的执行委员都作了自我批评。全体执行委员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召开了全厂车间干部小组长大会，工会领导干部作了深刻的检讨，各车间干部反映了群众中的各种思想情况。大家经过讨论，决定了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一、把报上的批评和各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深入广泛地宣传订立爱国公约的道理。二、把原来所订立的爱国公约整理出来，由各组进行检查和讨论：有那些可以做到，那些做不到，为什么？针对群众的思想进行分析。三、把交班检查制度和保卫小组等防特务工作，补充到爱国公约中去，充实爱国公约的内容，使检查爱国公约与镇压反革命密切结合起来。四、选择重点车间或小组，由干部集中力量培养典型，总结经验，然后全面推广。
现在全厂正在大力进行宣传工作。夜校把报上的批评加以适当的改写印成教材，越剧组把报上的材料编成唱词，广播教唱。工会并利用黑板报、小组漫谈等反复进行教育。许多工友表示：“老早我们不晓得订立爱国公约的道理，工会也不给我们讲明白，我们也就马马虎虎。以后我们一定要做好。”现在，工友们都主动要求把原来所订的爱国公约拿出来检查。甲班前纺车间干部，要求每天利用工余时间学习一小时，学习内容是“啥叫爱国公约？为啥要订立？”学习后再向群众宣传。保全事务等部门也都已开了会，讨论怎样进行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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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中不注意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该市总工会正注意研究纠正锦标主义等缺点
武汉市自今年二月底展开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以来，在提高职工觉悟、加强团结互助、提高技术等方面，已获得不少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因此，阻碍了运动进一步的开展。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工人中进行爱国教育不够深入和经常，有些工人还不了解竞赛的政治意义，因此，存在着锦标主义思想。如电信局殷善钹小组竞赛后，在三月份出了一个差错，大家觉得反正得不上红旗了，于是就散了劲，结果差错越出越多。搬运工人陈焜小队发动竞赛时，听说没有集体劳动模范奖章，就不赛了。后来经过了时事学习，开了控诉会，提高了觉悟，竞赛才搞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生产管理跟不上竞赛的要求，阻碍了竞赛运动的开展。有些单位的生产计划性差，如江汉船舶三厂，四月十五日才交出四月份计划，计划中又只笼统地订了几条，使得工人订小组与个人计划发生困难。有些生产过程组织得不好，各个工序不衔接，管理部门与现场脱节。如第一纺织公司粗细纱供应不配合，有时粗纱过多，有时又供应不上。有些单位没有检查纪录，或者有纪录而不健全。如第一纺织公司，磅纱不精确，又没有统计，成绩公布不出来。影响了工人竞赛情绪。
再有一个问题是工会对竞赛的领导不够。一种是只顾培养重点，没有照顾一般的小组；另一种是没有把竞赛和当前中心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许多参加竞赛的小组陷于自流。
为克服上述缺点，武汉市总工会决定今后要经常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并在这一基础上，开展民主运动，改革企业，为大规模竞赛创造条件。另方面要加强对竞赛运动的领导，运用小组代表会议形式，定期检查竞赛情况，及时推广先进经验，使点与面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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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
关于一九五○年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一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钱之光副部长在政务院第六十八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
（一）一九五○年工作总结
一九五○年的纺织工业，经历了从困难到恢复和好转的过程。三月以前，物价尚未稳定，原料上涨又往往超过成品，致使棉花与纱布、毛条与呢绒、原麻与产品之间的比价脱节，纺织工厂颇多不敷成本，一般是处于勉力维持的状态。三月以后，由于全国财政统一，物价稳定，投机活动所代表的虚假购买力已告消退，但实销未起，在此过渡期中，经营不善的私营厂家，曾感到难以支持。经中央人民政府正确指出调整工商业和公私关系，从各方面予以大力扶助，有计划地向国内外收购棉花，供应原料，收购纱布、麻袋，扩大代纺代织，提高加工费，进行呢绒毛毯的定货，发放贷款，同时协助私营厂家进行了自身改造，职工群众也以劳资两利的精神，帮助资方改进生产和克服困难。因此，毛纺织工业得以维持，棉麻纺织工业能从亏本达到保本，并逐渐获得盈利。
八月以后，由于全国丰收，农民购买力开始提高，纱布需要量增加，花纱比价已有利生产，同时麻袋需要激增，再加棉花、原麻大量增产，一向仰赖国外供应的原料，已接近自给，故棉麻纺织工业能迅速走向全面恢复。华东各地公私营棉纺织厂自十月起先后全部复工，内地有部分公私营工厂已逐步改开三班。全国公私营棉纺织厂完成全年棉纱生产计划百分之一二一．九九，已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年）百分之○．二八。完成棉布生产计划百分之一○三．六四，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百分之七．八。公私营麻袋厂也自十月以后大量生产，浙江并建立新厂增加生产。毛纺织工业所需原料，经提倡采用国产羊毛，亦已改变过去全赖国外供应的状况，再由于国家定货及市场的逐渐恢复，所产毛织品亦获得了出路。纺织机械制造业也由于国家大批定货，全国现有公私营纺织机器厂，已有组织的分工制造，并统一了纺织机器的制造规格，奠定了大量制造的基础。
一年来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公私营纺织厂大部已废除搜身制。全国八十八个国营纺织厂，已有七十四个工厂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私营工厂也已先后成立劳资协商会议。职工群众已初步体会到自己是工厂中的主人，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国营厂平均单位纱产量（二十支纱二十小时）已达一磅以上，布产量达九○码以上，超过日伪时期最高水平。有的私营厂单位纱产量（二十支纱二十小时）也已超过一磅，布产量在八十五码以上，打破了历来的纪录。在突击增产期间，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了爱国主义竞赛，发挥了职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克服了困难，超出了国家所规定的任务，保证了纱布的供应。
一年来，根据公私兼顾原则，调整了公私关系，召开了棉、毛、麻、复制、印染等专业会议，合理供应原料与分配生产任务，以计划控制数字管理全国公私营纺织工厂的生产。在这一系列专业会议中，并会同全国公私营工厂技术专家，拟订棉、毛、麻、印染、针织、内衣等经营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其他技术性专门会议，如棉花检验、机物料等会议，全国公私营厂也均有技术专家参加。从而统一了机物料的编号、名称、单位与规格，初步确定了棉花、原麻分级检验标准及规程。此外历次会议都曾鼓励实行原料联购，由此产生国棉、原麻、羊毛等联购委员会，吸收公私资本参加，对原料供应的保证（特别是毛、麻），品级的提高，市场价格的稳定，以及对农民商人的照顾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营纺织厂清理了仓库与资财，进行了初步的估价，实行了主要机物料的统一采购与调拨，进行了普查工作，初步实施了统一的统计表报制度，制订了统一的财务制度、会计制度与成本计算规程，为今后推行经济核算制做了准备工作。
由于国营企业的领导和职工的协力，私营纺织工厂自己的努力，开始改变过去“投机重于生产”的不正常状态，有的已做到紧缩机构，改善管理，生产有了提高，成本得以减低，再加以棉纱加工工缴费的三次调整，从十月份起，全国棉、麻、复制、印染等私营工厂，均获得了相当利润，内地有部分厂家开始增添设备，扩大生产。
劳动保护方面，也经逐步改革。国营纺织厂则普遍改善和增加了医院、诊疗所、医疗设备、卫生设备、蒸饭设备、托儿所、宿舍、食堂、浴室、理发室、合作社、子弟小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等；并督促私营纺织工厂改进安全卫生设备。职工生活和健康因而逐步改善。以天津国营各纺织厂为例，一九五○年比一九四九年疾病与死亡减少百分之六十二。各地国营纺织厂的劳保费用支出占工资总额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
一九五○年的工作方针，是以恢复生产，改进管理与调整公私关系为主。这几方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与有关方面的配合下，是有着显著成绩的。但由于经验缺少，业务不熟，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很多，其中主要的是：在民主管理方面，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思想不够明确，没有抓紧民主改革与贯彻执行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劳资协商会议的决定。对于未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或劳资协商会议或虽已成立而流于形式的，都未能及时检查纠正；因此，职工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不能充分发挥，延缓了企业的改造。其次，在历次的生产竞赛运动中，各地的职工群众，都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亦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领导上没有及时建立制度把它巩固起来，生产竞赛大多还没有发展成为普遍和经常的运动。此外一年来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没有有系统的总结与交流经验，以纠正偏差与推广经验，把工作更提高一步，以致形成一般号召多、布置多，而具体指导少，使工作的进展，受到限制。在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中，这些缺点必须尽力去克服的。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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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广集体合同、联系合同与小组集体公约
——领导群众生产的重要方法
目前工矿企业生产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行政与工会在领导生产上分工与职责不清，管理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生产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尚有不衔接不平衡以及在生产小组之内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现象，因之，影响整个生产的平衡和妨碍平均先进定额之制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某厂与某地制钢厂所采用的集体合同、联系合同与小组集体公约的办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集体合同是把工厂行政与全体职工组织起来，管好工厂搞好企业的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有计划地改进职工的生活福利；集体合同是全厂职工与行政签订的合同，规定厂方和职工双方所负的责任和保证。联系合同是把组与组、车间与车间、生产部门与管理部门的所有人员组织起来相互配合搞好生产；是规定组与组、车间与车间、生产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双方所负的责任和保证。小组集体公约则是把一个小组内的人员（包括机器、人员、技术）组织起来全力搞好小组的生产。就是使落后者赶上先进者，用先进者帮助落后者。这是个人的竞赛走向集体（以小组为单位）的竞赛。三者有机的联系并密切配合，从各方面把工厂全体职工的力量组织起来，为完成与超过全厂的生产任务而努力，这是值得大力推广的重要经验。
在公营企业内实行集体合同、联系合同、小组集体公约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第一、由于合同制与公约制具体规定了相互之间在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上应负的职责，这样便明确了行政与工会、生产部门与管理部门、生产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领导人员与被领导人员之间的分工与职责范围。因而，提高了双方的自尊心与自觉性，由此便大大地发挥了行政与工会，职员、工人与技术人员间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第二、双方为履行合同，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一方面将促使工会干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深入车间钻研生产；并能更好地动员职工讨论国家的生产计划，发动群众改进技术、提高技术以及克服生产中的阻碍，解决关键问题。这一系列的工作过程，是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团结过程，亦即是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将促使行政管理部门亦须加强与改善行政领导，保证原材料、工具的及时供应与合理的劳动保护福利设施的实现；加强技术领导，建立与健全技术操作规程，以减少事故。这样不仅明确了行政、工会管理人员与全体职工的生产观念，而且把工厂内的全部力量（领导管理在内）组织起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去完成与超过国家的生产计划。这样就转变与改善了行政与工会的领导方法，树立依靠工人群众的观点。第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内的合同与公约，其内容不仅双方对生产负责，而且它亦包括了在完成与超过生产计划的基础上，企业行政对全体职工应作的物质的、文化的福利设施，这样便明确了行政、工会与全体职工搞好生产与改善职工生活一致性的思想认识，亦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利益与职工个人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第四、由于合同与公约是根据工厂一定时期的具体情况与关键问题而签订，合同与公约本身给职工指出了一定时期的奋斗目标，使工会领导劳动竞赛有所依据，这样就能使劳动竞赛变成经常与持久。因之它是很好的工作方法，也是很主要的工作经验。但这一经验并没有被所有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重视，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工厂行政与工会的干部怕麻烦，也有些行政管理干部强调生产不正常，定额不准确，原材料工具供应尚有问题。其实这已不成为理由，因为目前来说东北每一厂矿都有了全年的或季度的生产计划，各种定额管理已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原材料、工具的供应制度也已建立，只要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行政与工会的领导干部重视这一经验，我们已有条件，可以在工矿企业内大力推广这一经验。
因此，所有工矿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目前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中心工作，研究试订。开始试行时间不宜过长，可以先订立行政与工会双方季度的集体合同，在贯彻集体合同过程中，根据生产与建设的需要，开展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合同与小组内的集体公约，开展改善质量、提高技术的劳动竞赛，以保证集体合同的贯彻执行，从而把目前生产与建设工作提高一步。
当然，在推广这一经验时，企业领导机关及其干部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第一、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完成生产计划（包括产量、质量成本），改善职工生活（包括劳动保护与其他物质的文化的集体福利设施），奖励办法，以及行政与工会双方其他方面的保证事项。如工会应保证教育职工遵守技术操作规程，行政保证原材料、工具与劳动保护用品的及时供应等。第二、合同与公约的签订必须把国家总的生产计划与本厂的具体计划成为群众自己的计划，即经过管理委员会的讨论，党内外的思想动员与全体职工的讨论，使合同与公约成为每个职工自己的事情。第三、合同与公约既经签订，应保持其严肃性，合同与公约中的双方职责、权利、义务与奖惩办法，行政与工会均应具体列入其工作计划内，以一切办法保证必须认真执行。为此，集体合同应向当地政府劳动局备案，劳动局应认真定期检查。第四、工矿企业内党委要领导工会与青年团发挥工会与青年团的组织作用，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如职工代表会，车间生产会议，生产工资委员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全体职工，开展竞赛，特别是组织行政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参加运动，以便领导与群众、技术与劳动都结合。第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群众的检查与监督作用，保证合同与公约的贯彻执行。
因此要求各工矿企业重视与运用这一经验，以便把我们的工业生产提高一步，从而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
（转载东北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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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武训传》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和杨耳、贾霁两同志讨论
编者按：读者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批评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我们已于六月一日选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在本栏发表。今天所发表的萧奏先生的来信，是对杨耳、贾霁两位同志的文章表示异议的，也在本栏发表。我们除请杨耳、贾霁两同志答复萧奏先生外，也希望读者同志们对萧奏先生的来信和六月一日本栏的来信加以讨论。
武训传我看过两次：第一次（在上海）看过后觉得很好；第二次（在北京）还是觉得很好。我其所以认为《武训传》好，是因为这部影片深刻地、彻底地、全部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暴和毒辣。在这样的制度底下，有的人，比如张举人，有绝大的自由，爱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有的人，比如武训，连眉毛都不敢皱一皱。看过这部影片之后，我倒不觉得什么“武训精神”在这部影片里面占据了十分重要、十分特殊的地位。当然、地位是有的，但只是一部分。孙瑜先生的《编导武训传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孙瑜先生说这部影片可以“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毒辣”；可以“描述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可以“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所以，我对杨耳同志和贾霁同志的两篇文章都有意见。因为杨耳同志的文章主要是谈“武训精神”的。贾霁同志的文章也只谈了武训“全部人格、思想、行为的意义和价值。”
杨耳同志说武训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个矛盾火山的大爆发。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什么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武训的道路是错误的。既然这样，那就不能孤立地从武训毕生受苦、忍打耐骂、或者对他的事业专心致志到“忘我”的境界，就认为他的“卓越精神”是伟大的。
这是说从主观愿望到生活实践，武训是整个儿地错了。贾霁同志的意见和杨耳同志的意见相同。贾霁同志说武训对于生活和生活发展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是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他不知道广大农民的要求是首先解决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而不是文化上的次要问题：识字。他不曾意识到应该识什么字，识了字干什么和为谁干。他以为修成了义学是个胜利，而实际却交给地主掌握了；他以为学生念了书就是胜利，而实际上却在受“三纲五常”的反人民利益的教育。这是说主观愿望一方面。其次在生活实践一方面，贾霁同志说武训走的是叫化子路线、进士老爷名流学者路线，走的是阶级调和路线，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妥协与投降是他的结果，是他的实质。除此之外，贾霁同志还说要根据“社会效果”来检验主观愿望。对于这，杨耳同志作了一个深刻的补充说明：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为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而在今天宣扬“武训精神”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好的政治影响。因为这样会使那些最死心塌地至死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也要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钦佩”的人物了。
这是说不但在今天用电影来宣扬“武训精神”是不应该的；就是昨天陶行知先生宣扬“武训精神”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产生一种很不好的“社会效果”。“社会效果”不好，主观愿望怎么样也不会好。
就根据杨耳同志和贾霁同志的观点来分析，我也不大同意。
“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我们已经说够了。因此，要从主观愿望到生活实践来批判一个人的“道路”，要批判一个人的“全部人格、思想、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就一定得要搞清楚他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行，这并不是什么“借口历史条件所限”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降低尺度”的问题，而实在是就事论事的问题。我们知道：武训是一介劳动农民，他没有机会上学。连孔夫子的字一个也认不得，更不要说马列主义了。因此，他不可能对“时代”作一个科学分析，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根本问题”，什么叫做“次要问题”。他不懂得“内容”和“形式”的区别，他更不晓得“阶级调和路线”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小时候遭受了张举人这些人的欺骗和侮辱，所以才想到了认不得字的苦处，才有为穷孩子们办学校的主观愿望（这样的想法和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的想法是相同的）。他没有张举人那样的“本领”，可以“一字”叫人生、“一字”叫人死地赚元宝银子。他又很老实，不会像地保那样黑着良心骗钱。那他怎么能够为穷孩子们办学校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卖劳动力。但出卖劳动力也要看什么场合，在张举人家里那样地出卖劳动力是不行的，因为那样白白干了三年，结果十八吊钱还是给张举人一笔勾消了。既然这样，那就去跑江湖卖“把式”吧，那就去“讨”吧。这种单枪匹马的唐·吉歌德式的举动，在一种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是十分自然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武训走“群众路线”呢！因为“群众路线”是集体主义的产物，是有它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另外，武训的时代是“进士老爷名流学者”和“三纲五常”“唯我独尊”的时代，没有这两样“宝贝”，学校就根本办不成功。这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残暴、毒辣的封建制度底下，武训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不错，武训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十分尖锐化的时代。但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农民运动的洪水在当时已经流向低潮。而武训又是孔夫子的老乡，又特别保守，所以，他如果能够像洪秀全那样闹革命当然更好，否则，老老实实地为穷孩子们办学校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样总比曾国藩要强些。陶行知先生反帝，反封建，我们今天说他“推进社会发展”。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有些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解放以后把他们过去所研究的学问和所钻研的技术全部地交给人民，为人民服务，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又怎么好说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是“阻碍社会发展”呢！张伯苓先生去世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还开过追悼会。新华社说：“……张曾创办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对教育事业有所贡献。但在政治上则寄希望于反动统治阶级，晚年竟任国民党反动政府考试院院长。……”这样的说法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政治风度，是使人心服的，是解决问题的。张伯苓先生办的是西洋资产阶级的教育，接受西洋文化传统散播西洋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而在这样的教育影响下所培植出来的千千万万人材又大多数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服过务。但新华社还是说张伯苓先生“对教育事业有所贡献”，因为这许许多多的人材现在又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对武训还能说什么呢！
其次关于“社会效果”这样的问题，杨耳同志和贾霁同志也想像得太简单了。我们知道，思想意识所影响成功的“社会效果”（群众行动），主要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如果这种思想意识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那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这个社会的广大群众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地表现出来一种坚强的行动。如果不是这样，那这种思想意识只能是一种美丽的理想，或者只能是一种历史博物馆的“装饰品”。“针灸法”的流行是因为它满足了目前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急性肺炎就一定得要打“盘尼西林”。表演会上的“高速度切削法”可以提高机械效率三、四十倍。但在中国旧式车床的基础上，一般只能提高五、六倍。从两汉以后，因为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时期的摧残，人口稀少，无主荒地到处都是，这样给大地主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到隋末唐初，大地主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另外因为在隋末唐初，群雄割据，久经战乱，全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所以李世民才能建立一个“推进社会发展”的大唐帝国。“贞节牌坊”只能在极端偏僻闭塞的、交通极端不方便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影响。“武士道”则是日本社会的产物。贾霁同志说得对：“今天，环境与条件完全变了。那种想为人民服务而不可得的黑暗统治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今天的“环境与条件”就是：广大的农村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已经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工厂企业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工人已经站起来了。……贾霁同志说得对：“今天，是光明的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地改造了和改造着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生活的面貌，同样胜利地改造了和改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工农大众才具备了充分的环境与条件在文化上翻身；也正是因为首先学习了毛泽东思想，知识分子才可能真正地为工农群众服务。……”既然这样，那“武训精神”在毛泽东时代就不可能发生丝毫影响。这难道还有问题？如果有人把“贞节牌坊”来勾引今天的妇女，那今天的妇女一定会说他是疯子。同样，“武训精神”除了使广大群众感觉到是一种飘渺而空虚幻想以外，对于广大群众今天的实际生活还能发生什么影响呢！宣扬“武训精神”是一回事，广大群众接不接受“武训精神”是另外一回事，杨耳同志和贾霁同志没有把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所以在思想意识上就给搞糊涂了。
总括地说来，“武训精神”不可能为今天的广大群众所接受，更不可能产生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如果有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受了“武训精神”的影响而“至死不悟”的话，那只能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外。但“电影”武训传主要是借武训的一生来揭露封建制度的残暴和毒辣的。这和《腐蚀》借特务赵惠明来揭露特务制度的残暴和毒辣的情况一模一样。所以“电影”武训传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萧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