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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各界人民隆重集会
追悼廖亨禄等四烈士
决心积极支援前线为烈士复仇
首都各界人民于二日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悼念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战地慰问时光荣牺牲的廖亨禄、常宝坤、程树棠、王利高四位烈士。到会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首都各界人民代表、部队和机关的干部、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全体人员、烈士家属等将近五千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参赞崔英也到会参加。
大会主席郭沫若向四位烈士献花圈后向大会讲话。接着由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介绍四位烈士的简历和烈士们在赴朝慰问中积极工作的情形。
到会代表讲话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抗美援朝华北总分会主席聂真、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北京新戏曲研究会主任委员连阔如。
陈叔通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向四位烈士致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他说：“四位烈士是为正义、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打倒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而光荣牺牲的。这四位烈士的牺牲，只有增加我们对敌人的愤恨。全国人民应热烈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所发出的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号召，积极支援前线，为四位烈士报仇。”
总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在讲话中表示，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在全体人民解放军中，更加深入和普遍地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以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和东方与世界的和平。他说：“四位烈士的鲜血是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的烈士们流在一起的，志愿军与人民军将更加努力为他们报仇雪恨。他们是为了到朝鲜前线去传达祖国人民的意志而遇难的，祖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誓将向美帝国主义者索还这笔血债。”
聂真、张友渔、连阔如在讲话中，都表示要动员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积极支援前线，为四位烈士复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参赞崔英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中国人民派慰问团到朝鲜去慰问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这种兄弟般的热情大大鼓舞了朝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必胜信念，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四位烈士光荣牺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牺牲使两国人民之间以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更加巩固了。
最后烈士家属讲话。常宝坤烈士的父亲常连安说：“我的儿子虽然死了，可是他的精神没有死，全国人民都在悼念他。”程树棠烈士的儿子程耿光说：“我一定用心念书，努力学习，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还要写信给志愿军叔叔、大伯们，请他们多多杀死美国鬼子，为爱国而牺牲的烈士报仇。”
廖亨禄烈士简历
廖亨禄烈士，享年三十九岁。一九一二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一区古镇一个贫农的家里。高小未毕业，即因父病辍学，为人牧牛。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廖亨禄同志参加少年先锋队，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永定县独立团一连为战士，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一九三一年任第十二军三十六师一○一团一连政治委员，其后历任军队政治机关保卫工作部门的科员、特派员、科长、部长等职，后又调任山东鲁西军区后勤部政委、山东湖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西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独立二旅政治委员、平原省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等职。牺牲前任平原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廖亨禄烈士生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贞不渝，为战士、群众所爱戴，长期带病工作，认真负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干部，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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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上海天主教徒
要求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
北京、上海天主教徒以及上海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各人民团体，纷纷谴责南京摩纳哥侨民、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破坏中国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并一致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
北京市天主教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于五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指出：当南京教区提出爱国宣言的同时，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竟敢公然反对，更公然发出给各区主教的信，妄想煽动天主教的“一切教友”和“全体神职班”来反抗这一革新，他的目的是想把全国教徒拉下泥坑，阻碍我们的革新运动。这就很清楚地暴露了帝国主义与我们解放后的新中国为敌的狰狞面孔。
声明继称：黎培里对新中国的广大人民一向是敌对的，特别是三自运动在各地展开以来，他嗾使了在上海他主办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发布了很多反动的小册子；同时他派了他的爪牙陈哲敏携来“天主教真意义”，通过与他气脉相通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北京印发。这一系列的罪行，给了全国天主教革新运动一个严重的破坏。再从帝国主义分子的一脉相通的关系上来看，甘心做黎培里的帮凶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定是大有人在，如以黎培里代表自居的马迪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声明并向全国教友号召：为了革新中国天主教，我们决不能容忍黎培里的帝国主义的行动，我们要求政府驱逐他出境，我们更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站稳我们人民的立场，来肃清并拔掉隐藏在全国教会中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并为实现三自革新奋斗到底！
上海震旦大学师生员工中的天主教徒于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座谈会，讨论现在南京的摩纳哥侨民、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的事件。该校校长胡文耀、教务长杨士达和十多个学生、工友相继发言，一致要求把黎培里驱逐出去。座谈会在激昂的气氛中通过了给南京天主教徒的慰问信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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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障碍
——记沈阳市工厂企业中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本报记者 田流
沈阳市人民政府，于四月二十六日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不少是隐藏在工厂企业里的美蒋特务和工贼恶霸，他们披着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的外衣，专门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
同工人们谈起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迫害工人的罪行时，人人都愤怒异常，恨之入骨。某厂工人马绍宗，用一句话说明了反革命分子破坏经济建设的严重性，他说：“我们把大脖筋累断了，创造出生产成绩，反革命分子两分钟就可能给破坏了！”
他的话没有一点夸张。远的不必说，就在四月十四日晚上，披着工人外衣混进某厂的反革命分子司子卿，只用了一根洋火和一点汽油，就把该厂电话交换所烧毁了。这不光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损失，更使该厂在生产上遇到许多困难。
到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举办的公安展览会参观一下，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手段是多么阴险毒辣；国家人民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是多么令人痛惜！
某橡胶厂被反革命分子一把火烧毁了；隐藏在某厂的美蒋特务王兰芳，故意不按标准制配材料，使相当数量的胶鞋全成了废品。蒋匪上校参谋高元巍、军官刘成翘，分别混进某工厂的两个单位，并窃据了工程师的职位。当该厂生产一种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有主要意义的新产品时，两个罪犯进行了千方百计的阻挠、破坏，终于贻误了国家的需要。
这里所记录下来的，只是展览内容的一部分；而展览室所记录的，也只是反革命分子在工厂企业中的破坏活动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反革命的破坏罪行，要比这不知多上多少倍。
譬如，不久以前，某厂接受了一项关乎全东北经济建设、关乎千百万人民生活的极端重要的任务—修理某发电厂安全送电机器上的一个重要机件。该厂助理工程师周荣迦把这个机件慎重地交给“技术员”张凤春，要他画出图样来，以便修理。张拿到这个机件后，借口研究技术，便要“解剖”它；当时就被周荣迦制止了，因为如果把它弄坏了，至少一个月不能发电。那时，几十万工人便不得不停止生产。工人们谁都记得挺清楚，去年沈阳某工厂因为高压线被反革命分子破坏，只停了十五分钟的电，就损失了九亿元；如果几十万工人、成百的工厂，一个月不能生产，那要造成国家人民财产多大的损失啊！还不止此，成千百万的人民也将因为没有电灯而生活在黑暗里，特别是城市居民，他们将喝不上自来水，坐不上电车，甚至连厕所也不能用了——正因为这个机件这样重要，特务分子决心破坏它，转眼不见，披着技术人员外衣的特务分子张凤春竟把它截成了两段！全厂职工听说后，个个焦急万分。周荣迦更急得满头大汗；拿到工厂去焊，总也焊不上；后来技术科长亲自动手，整整一天一夜，才把它焊好了。
已经成为国家和企业主人的中国工人阶级，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人民政府过去在执行镇压反革命政策中，发生“宽大多于镇压”的偏向时，工人们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罪行，一件件地牢记在心里；许多工厂并订了防奸细、防特务、防火、防盗的“四防公约”，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群众性的防范和监视。当人民政府扭转偏向、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以后，各个工厂企业的工人，立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控诉和检举运动。沈阳市仅十八个工厂的工人，在五天中就检举了七十一个反革命分子。差不多每个工厂都订了镇压反革命爱国护厂公约。
工人们不仅认真检举反革命分子，并以更高的生产热情，来表示对人民政府的热爱与拥护。当政府将一批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之后，各个工厂都出现了新气象。油漆涂料厂是从来搞不起来生产竞赛的，谁积极生产谁就受坏分子打击。自窃据副厂长职位的特务分子郑长峰被逮捕之后，全厂立时掀起了生产竞赛运动，并自动献工一天，作为拥护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献礼。全厂保证第二季度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百分之五，并降低成本百分之三。暗藏在被服一厂第八车间的反革命分子杨忠得被逮捕后，该车间当天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以上；五月十二日，沈阳市枪毙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后，第二天该车间的产量竟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在人民政府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威力震慑下，反革命分子惶恐不安，坐卧不宁。有的向人民政府坦白悔过，有的把枪枝丢在街上，企图脱卸罪责。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投降，他们更加阴险地进行着报复破坏活动。五月十日，某机器厂工友王同伦只身与企图烧毁该厂发电机的两个反革命分子英勇搏斗的事实，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王同伦英勇护厂的事件，生动地教育了全体工人：必须随时警惕反革命分子的报复破坏活动，要更积极地协助人民政府彻底肃清反革命，以保卫国家的经济建设，保卫自己日益美好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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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见过一次于斌的特务嘴脸
张高峰
六七年以前，我曾在一些年青的中国天主教徒的纪念册上，看见过于斌的题字，一律是“见义勇为”四个字，笔划极端丑笨，简直不像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字。有的年青的教徒向我宣传说：“于主教在国外时间很久，会九国语言，中国字一向写不好。”某些教徒们中了于斌的毒——把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奉若神明。四年前，我当新闻记者时，曾有机会与这个提倡“见义勇为”的“中华总主教”，蒋匪介石的“政治顾问”、“国大代表”于斌见过一次面，使我认识了这个“见义勇为”者的真相。他留给我一个永远忘记不掉的大特务印象。他不是一个宗教工作者，而是侵略战争的帮凶与鼓动者。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杜鲁门的特务使团“魏德迈特使访华团”到达沈阳活动。在魏德迈到沈阳的前一天，于斌穿着宗教外衣，以“中华总主教”的资格坐着蒋匪派的专机飞抵沈阳。他胸前带着光亮亮的十字架，左腋下夹着一个装满“文件”的黑色大皮包，从飞机舱中走下来。在沈阳铁路宾馆——伪东北行辕给准备的“官邸”，我问到他此行的任务是什么？他狡猾地说：“为视察教会而来”。我又钉问了一句：“于先生今天到沈阳，魏德迈明天到沈阳，是计划中的事还是巧合呢？”他假装不能理解这句问话的意思，佯笑两声回答说：“真是巧合！”可是他并不否认早已知道魏德迈明天到沈阳的消息。下午，他就去拜访当时伪东北行辕主任熊匪式辉，这叫做“视察东北教会。”
八月五日早晨九时，“视察教会”的于斌夹着他那装满情报的大皮包去出席“东北行辕”临时召集的紧急秘密会议。熊匪式辉主持开会，而穿着黑色教衣带着十字架的于斌却比那些金板三花的将军们还高一等，于斌在会中做训话式的主要发言。他说明了蒋匪介石给他的任务——协助“东北当局”满足“魏德迈使团”所需要的情报。他还详细地报告了他在南京三次谒见魏德迈的情形以及魏德迈最感兴趣的事物。熊匪式辉根据“总主教”的指示，把长春、抚顺等地的匪首们召来面授机宜，同时命令东北特务们布置工作，临时组织了许多所谓“人民团体”，向魏德迈提供了五、六十件“文件”，内容完全是捏造的诬蔑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词句，向蒋匪介石的上司“控诉”。又组织了一部分流氓学生冒充“旅大人民”，做好“我们要回旅大家乡”的手旗，准备到魏德迈与于斌住在一起的铁路宾馆去“请愿”。特务们在几小时之内，遵照“总主教”的指示把工作布置停当，且等洋特务魏德迈的到来。
八月五日下午五时半，“魏德迈使团”专机在沈阳降落，“视察教会”的于斌“总主教”与熊式辉等匪群同时到机场迎接。魏德迈走下飞机，于斌首先上前握手。多么骗人的“巧合”！其次与魏德迈握手的才是解放后被我们赶出国境的美国驻沈阳特务领事瓦尔德。在机场欢迎魏德迈的还有几个四平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甫，那是于斌事先布置好的。于斌介绍熊匪式辉与魏德迈见面后，用手势把三个法国神甫从人群中招呼过来，介绍给魏德迈，希望魏德迈能召见他们谈一谈。于斌的特务目的在这里又一次地暴露出来。
当时上海，天津等地的某些报纸，发表过于斌在沈阳的活动的新闻专电。于斌看见之后，就叫人向新闻记者说，不要再发关于于斌活动的新闻电报。这显然是贼人胆虚，恐怕在人民面前暴露了他的特务嘴脸。
于斌这个“总主教”是万分丑恶的，穿着宗教外衣，到处进行招摇撞骗的流氓特务活动，替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帮凶，死心蹋地与人民为敌。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总有一天会将他逮捕归案法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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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迪化市各民族人民热爱国营厂新电影片
迪化市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营电影厂摄制的电影。该市在四月四日到五月十三日举行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在展览月中，该市各影院放映了新片一百一十五场，并于“五一”节在市内各广场放映新片，免费招待工人及各界人民，共计观众十二万多人，占迪化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四。参观电影新片照片展览的也有三万多人。新片中《新儿女英雄传》、《上饶集中营》、《白毛女》、《中国民族大团结》、《高歌猛进》等片最为各民族观众所热爱。
北京电影制片厂为培养兄弟民族的电影工作者，已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介绍的藏人泽仁、扎西堆旺两人参加该厂新闻摄影队工作。
重庆医务工作者组织医疗队帮助西藏民族开展卫生工作
重庆市医务工作者为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开展医药、卫生、妇幼保健工作，组成了赴藏医疗队。该队有六位医师，八位助产士和护士，并随带各种医学器械、药品等物。正在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及各界人民共九百余人曾在医疗队出发前夕举行欢送大会。医疗队队长崔静洲在会上讲话，保证去西藏后，一定好好向藏族兄弟学习，遵守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全心全意为藏族同胞和入藏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服务。
苏联业余学校政治教材出版
苏联共产党为帮助提高在职党员、干部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而编制的统一的业余学校政治教材，已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套教材共十三本，已出版者有《帝俄时代工农的生活及其为自身解放的斗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四种，每册由二万字至三万多字不等。这套书可供作我国干部教育的参考书。
介绍新捷克的一种权威著作
文光书店四月出版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知非、怀梓译），原书是捷共《红色权利报》编辑组提供给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材料，由捷克宣传和公共文化部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在介绍新捷克的书籍中，是权威性的一种，对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捷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斗争，有一个概括而系统的叙述。
青年团中央青年电影放映队等举办抗美援朝电影义卖晚会
青年团中央青年电影放映队和北京市属剧场管理委员会，为筹款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特联合举办抗美援朝电影义卖晚会。自本月四日起至六日止每晚八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放映苏联华语对白影片《丹娘》，票价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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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主教败类帮助美蒋匪帮进行反人民内战的例证
林洪
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方法之一，是硬说天主教“超国际”、“超政治”、“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但事实上，天主教的某些败类，正是挑着这个“超政治”的破烂招牌，专门帮助美蒋匪帮进行反人民的勾当。我们从于斌所主持的天主教机关刊物《益世周刊》上，就可找到许多不打自招的证据。
利用天主教建立反动组织，帮助蒋匪进行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天主教的败类就积极建立反动组织，帮助美国战争贩子和蒋介石匪帮残杀中国人民。《益世周刊》第二十九卷二十一期有个署名“让”的在《起来哉教胞乎》一文中，明目张胆地提出：天主教“应设法多造就政治人才，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而组织天主教党——或公教党——已届其时矣。”参加什么样的政治活动呢？投靠帝国主义来反共反人民。该刊第三十卷三期供认，“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为了发动全国各宗教徒一致参加戡乱救国（按：即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工作起见，特派总干事卫立民赴各地督导。”蒋匪介石为了“嘉勉”该反动组织，特别“颁题该会‘兴教建国’匾额一方”。著名特务，比利时籍神父雷振远，也在华北五省组织了“民众建国协会”，积极从事间谍活动。
天主教败类于斌之流更终日往来于蒋介石、陈诚、卫立煌、李宗仁的门下，为他们收罗特务、间谍和组织反动武装。例如该刊二十九卷三期所供认的，于斌“对挽救东北危机”（即是更残酷地屠杀东北人民），曾向蒋匪介石当面“贡献”几点意见，其中尤以“积极发动民众组织，充实地方武力，扩大绥靖总司令制度”一项建议，“大蒙”蒋匪介石“嘉纳”。但尽管于斌的建议为匪首蒋介石那样“嘉纳”，也终于没有挽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毁灭命运。
一九四七年七月，当美国战争贩子魏德迈来中国帮助蒋匪介石策划进一步加强反人民内战的时候，于斌自称以“地方人士”的资格以供“咨询”，实际上就是向他的主子呈献卖国计谋。于斌因为震惊于当时东北人民力量的迅速壮大，曾当面请求魏德迈亲往东北一行，以便“作实地考察”，获得“足敷需要的资料”。于是魏德迈在他的“恳求”下，到东北去了一趟，使东北人民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笔血债的。
为蒋匪帮争取“美援”，主张美国军事侵华
于斌、毛振翔之流对于为蒋匪介石请求美国援助特别热心，甚至公开主张美国应以军事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底于斌在美国的两个多月，为了争取所谓美国援助，急急忙忙地四出演讲，先后叩见了杜鲁门、塔夫脱、杜威、葛里佛、周以德、蒲立特、鲁斯等战争贩子，苦苦地向他们哀求。当美国国会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通过以一千八百万美元送给蒋匪介石，作为继续杀害中国人民的资本时，于斌得意忘形，对美国反动的外交政策大加赞扬。于斌的有力帮凶之一、著名的美国特务、南京总主教区总经理毛振翔又于一九四八年初跑到美国，到处演讲，公开主张美国应以军事援助蒋匪介石。但因蒋匪帮所发动的内战是反人民的，尽管美帝国主义怎样“援助”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组织反动武装，直接屠杀人民
这一帮天主教败类，为了挽救蒋匪介石的独夫统治和帮助美国实现侵略中国的阴谋，不仅到处奔走，宣传反动思想，向蒋匪介石献“锦囊妙计”，积极呼吁美国援助，而且要组织所谓“反共十字军”，和人民作战，于是，这就进一步撕开了天主教“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伪装。钟国屏在《从圣诞节说到戡乱救国》一文中，即曾狂吠：“倡导教友应征杀匪（称中国人民为‘匪’，这里就露出了‘超政治’的本相），已是迫不容缓，教友组训军队，历史早有例证……空拳赤手，反共是不行的，所以面临大危机，非武装不成。”《益世周刊》中，接连登载了许多天主教反动武装活动的消息，如“河北××市公教武装组织，成绩极良好，已博得军事首长（指蒋匪军的匪首）极口称道。”又如“最近山东公教健儿亦已响应组织‘九九九’部队，由万凤程司铎任营指导，该队干部及主要长官系天主教友，……已将整个计划呈蒋主席（蒋匪介石）批准，定名‘公教别动队’。”这就说明天主教的反动武装，完全是匪首蒋介石操纵的工具。
从上面这些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极不完全的材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天主教的这一帮败类过去在中国不但积极地参加了反人民的政治活动，而且还组织了反动武装，帮助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屠杀中国人民。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却想要别人相信天主教是“超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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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诬蔑和伪造！
——评《武训》连环画
华君武
（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一九五○年五月出版，江丰、陈叔亮、野夫、陈烟桥主编，金陵大学音影部摄制，杨宝楠画。）
《武训》连环画是和《武训画传》同一思想的作品，是拥护封建主义思想的作品。但是除了这一共同的特点以外，这本画册还特别强调了教育问题；大众美术出版社的《我们的话》，开章第一句就是“武训是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中国，不论在乡村和城市，失学的孩子真是多极了……希望这本册子，将武训的精神带到每一个角落里，让大家拿出力量来，中国需要大量的新《武训》。”不用说他们认为武训办教育，在中国是“空前”的，今后呢？序文中（孙明经作序）说：“今日（请注意是今日）的中国不论政府和人民，不论团体和个人，比武训有钱、有力、有学问的多得很。假如大家都以武训的精神，加上现代的知识和进步的组织，一定能办到比武训更好更多的教育事业。”这意思也很明白，政府、人民、团体、个人都有钱有力，就是缺少“武训精神”。中国失学的孩子多极了，可怜的就是我们缺少了这点“精神”，因此要“大家拿出力量来”，“需要大量的新武训”。
中国失学的孩子多，是旧中国所造成的，如果要说责任，那末这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这本连环画出版在一九五○年，它所强调的显然是“今日”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团体和个人对失学孩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比武训“有钱有力”，但是偏偏缺乏“武训的精神”，因此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就被排斥在校门之外。那么我们来看看新中国的教育情况吧！
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发表的《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的文章上叙述到我国文化教育的状况，他说：“……从去年一年中的事实证明，在解放后的地区，凡是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与产业已有显著恢复的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例如目前东北行政区，小学生人数为三、七七七、一五一人，比日本占领时期的二、五四一、三二二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二。中学生为一四三、九八六人，较一九四一年日本占领时期的六八、九四○人增加了百分之一○八·六。河北省现在的小学生人数为二、三三七、四○一人，比一九三六年，即抗日战争以前的一、二三三、七八六人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现在的中学生人数，比起一九三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一·八。以学校数目来说，东北行政区目前已经超过解放以前百分之六十，华北五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再从学生的阶级成份来看，也可以看出巨大的变化。以东北来说，工人、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城市贫民的子女，在去年已占全体入学儿童百分之八一·三。又如华北平原省林县的统计，贫雇农和中农子女入学者已占全体入学儿童百分之九十四。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段文章使得大众美术出版社的“我们的话”和孙明经的序文中的悲天悯人的“武训精神”落了空。这种状况的改变，入学人数的增加，并非是因为今天的政府和人民增加了“武训精神”的原因；相反的正因为今天的政府和人民打倒了“武训精神”，打倒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使那些在穷苦死亡边缘上挣扎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消灭了地主阶级，工人成为领导的阶级，因此使得乡村和城市中那些“多极了的失学孩子”逐渐地大批地得到了求学的机会，难道这不是事实么？请问画册的编辑人凭什么理由来诬蔑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呢？
画册中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武训的办学精神感动了王丕显、段承泽……乃至于陶行知先生”（见“我们的话”）；因此王丕显成了武训第二（八十四图），段承泽成了武训第三（八十五图），陶行知成了武训第四（八十六图）。同时在画册的说明上写着：“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并奠定中国新民主教育的基础。”我们应当感谢画册的编者和作者，他已经把新中国教育的“家谱”都写好了，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按顺序来说应该是第五辈了，中国的教育的祖宗原来还是落到这位“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武训——的头上。
教育是属于文化的范围中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如何在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毛主席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见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二章“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与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毛主席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间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因此，对于人民群众与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见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五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教育并不是要我们去颂扬封建思想的，并不是从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中来的，并不需要我们去吸收封建性的糟粕，并不要我们去颂古非今，并不要我们去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并不要我们去引导人民群众与青年学生向后看，更不要引导他们去认识这个伪造的“家谱”。如果有人愿意去做拥护封建主义的武训第五、第六，是和我们中国人民和文化教育工作者毫不相干的！我们新中国的人民坚决不许诬蔑民族，不许伪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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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个小英雄智擒特务
李汉章画
（一）五月六日午后，天津一区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胡承志和何永森到中心公园去玩，突然看见两个家伙在围墙下嘁嘁喳喳的讲话。胡承志走到他们跟前像是听到其中一人说：“今天晚上你就去干吧！”胡承志想这两个家伙恐怕是特务。
（二）胡承志想起：奶奶常说的有一门亲戚，被特务勾结日本鬼子将他一家十口人害死了九口。他越想越觉得特务可恨，就想要捉住这两个坏蛋。这时，那两个家伙站起来走了。偏巧何永森解手去了，胡承志顾不得叫他，只好一人跟着这两个家伙走。
（三）跟了一会儿，胡承志想到自己是一个小孩子，怕应付不了他们，报告警察吧，又怕抓错了；于是他只好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