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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报评论
评《武训画传》及李士钊先生的检讨
朱丹
一
在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过程中，我看了一本以美术形式来歌颂武训的书，叫《武训画传》。（李士钊编、孙之俊画）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都和电影《武训传》差不多，虽然它的思想表现方法，与电影不尽相同。但它在基本上和电影相同，无非是从各方面来颂扬武训的“伟大精神”与“人格”。
在画传上，编绘者直截了当地歌颂与宣扬着武训的反动的封建的奴才思想，把武训的一切丑恶行为和反动落后思想都加上牵强附会的解释而给以歌颂和赞扬。
本书一开始在第八节中就对武训作了这样的介绍：“对人处世，都表现得十分‘忠诚浑厚’。庄上的人以为他是一个‘傻子’，常有人讥笑他，”又说：“一般乡下人更都称他为‘武豆沫’，是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绰号，”（第二十一节）。根据上面的话，被编者称为“一般乡下人”的群众所时常讽刺与讥笑的人物，编者却称赞他为“忠诚浑厚”，（可见在本书一开始，编者和群众对武训的看法，就有极大的分歧。）因此，再让我们对照着看看那张列在卷首的武训的“忠诚浑厚”的画像，我们也就发现，原来被作画的人专心刻划的“农民劳动模范”（画者序），事实上，倒是很正确地被画成了一个精神颓萎、筋肉松弛、愁眉苦脸、低声下气的毫无火性的太监型的人物。
编绘者对于武训的奴才思想，进行了有系统的歌颂。在表现他受人欺辱的时候，编绘者更是替他活画了一副奴才相。在第十节编者描写武训的姨父（他的主人）“因为他为人过分忠厚，常常欺侮他，打他，武训都加以忍受。”在第十二节，又说他因把猪食洒在地上，“被李家的家奴打得遍体鳞伤，武训无力反抗，只有忍气吞声的暗自流泪。”同时，在这里一连串几个武训挨打的画面，画者也都特意把武训画得拱手求饶，不敢抵抗；不仅没有半点还手之力，就连挣扎躲闪的勇气都没有，只有像老鹰爪下的小鸡一样，无可如何地受人摆布，真是表现得奴性十足！
到了本书的后半部，编绘者就格外地发扬了他的“磕头主义”了。如画者在处理武训去见那些绅士达官如娄进士、杨进士、郭知县……等人的时候，就表现着武训的俯首躬腰、必恭必敬；特别是他在第六十五节被山东巡抚张曜召见的那个场面，画者笔下的武训，更显出战战兢兢手足无措，在面部表情上还带有一种受宠若惊的神态，这就表现着在编绘者所刻划的武训的“优良”的性格里面，不仅有奴颜而且有媚骨了。
本书的编绘者为什么这样重视与喜欢武训的奴性，而又强调地刻划与宣扬它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编者和绘者都一致肯定了武训这一种对待打他、欺侮他的人（封建地主阶级）的逆来顺受和奴颜婢膝的可耻态度，是“忠诚浑厚”，是一种“雅量”（第二十四节），是“值得歌颂而且应当效法的”（著者序）封建美德！
当然，武训的这一种“忠诚浑厚”和“雅量”，是毫无疑问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欢迎的，这已经在本书的后半部的许多画面上表现出来了。但本书从头到尾，编绘者对于武训种种可耻的行为及其结果，不但没有加以分析与批判，且而把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武训的“表旌褒扬”，“赏穿黄马褂”，“立牌坊”这一类事情，极力夸耀。甚至于在本书的结尾，还特别用了好几节的篇幅，来描绘封建统治阶级在武训死后赏给他的身后的“哀荣”，如宣付满清国史馆立传，入祀三县乡贤祠（八十二节），与孔子同祭祀（八十三节），以至连北洋军阀“徐大总统”（徐世昌）的“钦赐”匾额都拉到书上来。（这些事情，在本书上，编者纵然在简短的说明（八十五节）里面加上几句好像批评似的轻微的按语，可是从编绘者着重地表现这些事迹看来，实在的用意是在宣扬它的，而且那些轻微的话语和这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对比起来，是多么不相称呀！）大概在编绘者看来，这样的“荣誉”，确是“值得歌颂”而且应当号召大家“效法”的了。
不仅如此，编绘者对于武训其他种种的丑恶行为，也都无保留地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并且还牵强附会地加上种种好听的解释：如武训赠田给“节妇”张陈氏，以表彰她的贞节孝道的事（四十五节），本来是武训对于作为封建秩序的吃人礼教的一种维经护道的态度，本书却把它解释成“阶级友爱”；武训个人的那种丧失自尊心的自残自戳的反常苦行，如：吃蛇蝎、供人骑打等等，却被解释成“艰苦卓绝”的“牺牲精神”；武训在农村中那种说媒拉纤的不正当职业，也被解释成“联系群众”，再如在武训思想里面的迷信成份——那些在他的歌谣里面不断出现的“上天有真神”，“雷劈火龙抓”一类的话，竟被解释成为“实际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著者序）这简直是语无伦次了。总之，在这本书上，编绘者是把武训思想里面的种种毒素，都给加上一层美丽的糖衣，都当做上品美品地奉献给了读者。
二
现在，我们再从图画本身来谈一谈作画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
首先，在看完本书的全部图画之后，我们得到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作画的人在他的画面和形象里面，明显地强调了旧中国的落后性，同时夸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威风和神气。如画者对于旧社会里的丑的形象，（这种“丑”应该归罪于封建统治阶级一手所造成）都特别加以凸出的表现；如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烧香拜庙、赤膊、下跪等从前帝国主义在反动宣传上常常用来污辱中国人的东西，又从这些画面上一一浮现在我们的眼底。因此，我们就发现画者是在有意识地丑化和污辱着劳动人民，如出现在这本书上的女人，几乎统统画得风骚妖冶，甚至加上色情的装饰，像在说明文字里被称为“乡下人”或“群众”的女人都画得丢着媚眼（一四七页），用扇子掩着口（六十七页），甚至画得挺腰凸臀（一三九页），完全不像正经人，让人看了立刻就会引起反感。在描绘那些男人的时候，又画得丑陋愚昧，面目可憎，如推车的车夫（七五页）和盖房子的工人（一○七页），那里还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气息？
真正的劳动人民，不管男女都决不是这样的。虽然在那时的封建社会，男人要被迫留头发，女人要被迫缠足，但是他（她）们的面目是善良的，身体是健康的，他们的风度和表情的最大特点是朴素、诚恳、庄重大方，决不像画者在本书上所表现的那种近乎城市流氓和妓女的样子。决不像作者笔下的这种卑鄙肮脏、油滑怯懦的样子。这些，作者根据他自己对中国历史及劳动人民的不正确的理解和看法，再加上他的拙劣的技巧和庸俗化的趣味观点，终于在他的笔下，使所有劳动人民的形象都被歪曲和丑化了。
与此相对的是作者笔下的封建统治阶级。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威风”是极尽其夸张之能事的。如作者在画地主打武训的几个场面时，把地主的巴掌画得比武训的头还大（二十三、二十九页），把他们的膀臂画得比武训的腰还粗（二十七页）。我们并不否认，在封建统治的旧社会里边，统治阶级在人民面前，是很凶狠残暴的，可是这并不是什么绝对的永久的东西，在人民眼中看来，也并不是那样可怕的东西，因此，并不值得那样去强调夸张，而且把地主的形象个个都画成“四大金刚”的样子，是完全不合乎事实的，这样过份地夸张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一种丧失人民自尊心的表现。
总之，作者在创作的思想与方法上都犯了很大的错误；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画家来说，作者的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和广大人民是不一致的，因此，这部作品的出现，从效果上来看，是十分有害的。而作者却偏偏还在自序里面大言不惭地强诩为符合“今天人民政府的文艺政策”“面向工农兵”的方向，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吗？
自从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来，我们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的态度也是科学的批判的。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所说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但在这部书里，我们除去找到歌颂封建，夸大落后、污蔑劳动人民、丧失民族自尊心、和对于进步理论的曲解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
三
以上是对于《武训画传》这部书本身的批评，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它的编者李士钊先生在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上所作的“检讨”吧：
首先，因为编者李士钊先生在检讨的文章上用了“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的题目，所以我们认为，不管是“初步”也好，或者是否已经“认识”了，但他总算是承认了“崇拜与宣扬武训”是“错误”而不是“正确”，这种最起码的转变，还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本文的作者对于他的错误的本质——他的思想，是怎样认识的呢？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很难找出作者对于他在《武训画传》中所表现的错误的思想的明确的分析，和自我批评，相反的，作者仅止在一些方法上作了一些与其是说“检讨”还不如说是掩饰的工作。
作者在这篇文章开始对自己编写《武训画传》的错误认为主要是“非但对史料的批判不够深入，而且犯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这两句话就能够算是作者对于他的错误的“检讨”了吗？
关于作者最严重的思想错误，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张再学的《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及本文的第一节都已有所分析，在这里我不拟多说。现在仅就作者的“检讨”，来看看究竟是否合乎事实吧。
作者李先生在《武训画传》的“著者序”里面开宗明义地这样说道：“武训先生的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进步思想，过去都一直无法表达出来，如今我们都予以阐明了。”这是作者在《武训画传》这本书里面的总的意图。按照作者的“检讨”，这也就是被他认为对史料批判得不够深入的地方，或者是被他认为“犯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的地方。
但是，作者对于“史料”是怎样进行“批判”的呢？从《武训画传》这部书本身来看，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所谓“反地主”、“反恶霸”，武训在这些方面作了些什么呢？我们从武训的一生历史里面，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除了看到武训对于地主恶霸的屈辱、投降、驯服的磕头以外，完全找不出什么“反”的意思来。就拿武训的最“伟大”的事业——“兴义学”来说吧，我们也可以说他几乎是全部依靠了地主阶级的。如武训讨饭讨来的钱存在地主那里，放高利贷，请地主出来替他主持义学的筹备工作，买地、盖房子等事都是委托地主阶级来经办，跪着请他们出来作校董，作教师；武训本人就这样挤上了缙绅、官僚、以及满清皇帝的反动统治的行列。这能够说是武训的“反抗”吗？
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封建统治的反抗，才真正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如在武训生活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进行的捻党起义的武装斗争，武训对此却不仅完全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而且还用着这种“义学”来浸蚀与麻痹群众的真正反抗，这能算是对“地主恶霸”的“反抗”吗？
不仅如此，武训对于地主阶级，在思想上也是心悦诚服的。如在他的歌谣里面唱着：“只见好人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可见在他看来，那些“盖高楼”的，都一定是“好人”，盖高楼就一定是那大人先生们“积福”“行善”的报应。所谓恶霸，也不过是拿来作为一个抽象的陪衬而已，而且在他看来，所有不能够“行到头”的，就一定是“恶霸”了。他这个“好人”与“恶霸”的标准，就在于“盖高楼”上面，因此他对那些住着高楼大厦的“好人”，自然是爱戴信托的了。
其次，作者说武训“反封建制度”，也是完全不合乎历史事实的。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最大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直接的斗争，企图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解放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的人民，这一点，和武训的思想及行为毫无联系可言。武训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具体的身体力行者”，他的兴办“义学”，不用说是以维持封建制度为目的的了，即如作为他晚年的第二职业的那种说媒拉纤的工作，就正是具体执行着“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其他如捐款给守节的妇女之类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便不多说了。
从这些事实看来，就算是拿作为编者在“检讨”中特别提出的对于历史的态度和方法的自我批评来说，是否是正确的呢？我们觉得以上事实说明作者这种对历史的看法和提法，不仅没有进行“批判”而且是进行了极端无聊的掩饰，当然更谈不到“深刻”与不“深刻”了。同时作者对分析历史事实的方法也不是什么“客观主义”的问题，反倒是根据自己的偏见，任意将历史加上一些牵强附会的曲解。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求李先生，在继续进行对自己错误思想的检讨以便达到进一步的更好的自我批评之前，首先认真地从各方面正视一下真正的历史，冷静地看一看客观事实，这是很必要的。
最后，还要谈到的是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面，表现着似乎对陶行知先生提倡“武训精神”，认为还有它的积极意义，如作者这样说：“我肯定凡是因为受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熏陶而崇拜过武训的人，都有其积极性，”又说：“看过电影上的武训的人，一定造成他的混乱思想。这个责任在电影，而不能归之于陶先生。”
这似乎是说：陶先生在提倡“武训精神”这件事情上是对的，受了陶先生的影响而跟着他提倡“武训精神”的人也是对的，因此所提倡的武训也并没有像电影上那样坏，只有电影是最要不得的了。
这是极不正确的一种巧辩。电影上的错误，上文已经提到，并且在很多文章中已予以明确的批判，这里无须多说；就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这件事来说，人民日报上杨耳同志的文章也已作了极其透辟的分析，作者这种说法，正证明他是并没有很好的去理解的。
作者化费很大的篇幅并且在行文上用异常感慨的口气来述说陶先生“因为提倡武训精神”而遭受到国民党匪帮的压迫，似乎是作者颇替陶先生及跟着他提倡武训的人抱委曲，想借陶先生一生的革命成就来洗刷他在提倡“武训精神”这一具体事件上所犯的错误，并且为跟着他提倡武训的人作辩护。
这种态度也是很不好的。陶先生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正如杨耳同志所说的，主要的在于他不折不挠地向蒋匪帮斗争到底，而在提倡“武训精神”这一具体事件上则是“不洽当的”。那么从前曾经跟着陶先生提倡过武训的人，假如说里面有很多进步分子，我想那主要是因为受了陶先生革命的斗争精神的教育，而并不是因为受了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熏陶”而才有其“积极性”的。在这一点上，陶先生并不能替所有跟着他提倡武训的人作掩护工作，那些人也不可能因为自己曾经在思想上事业上受到陶先生的“教育”和“影响”，就连崇拜和宣扬武训的错误思想也变成“正确”的了。
无疑地，电影《武训传》是有着严重错误的，但它的错误，还不在于像作者所认为的是在有些地方曲解了武训的为人，而主要的错误是以歌颂武训作为它的主题，自然，对于用武训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去教育观众，使观众“造成混乱思想”，电影要负极大的责任。
同时，不用电影而用画传去歌颂宣扬武训的错误思想和为人，同样定在读者中“造成思想混乱”，也同样要负极大的责任。更何况，在电影出现之前就已崇拜、宣扬、和提倡武训的人，在自己的错误思想与实践上，尤其应该更积极地正视自己的错误”，虚心地进行检讨，很好地学习在讨论电影《武训传》当中提出的正确的批评，以澄清自己的“混乱思想”。这一点对于作者李先生，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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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一年级小学生”
丁玲
最近我读了一本极有趣味的书，我觉得我整个都被吸引住了，我沉醉在里面了。我觉得我变小了，同马鲁霞小姑娘差不多大，我正和她们一起过着极其幸福、充满春天的朝气的生活，我的四周都是那么谐和，那么一尘不染。我读完了这本书，还舍不得放手，我从头到尾去想它，再去翻它。我只想告诉凡是我碰到的人，要他们也去读它。这本书就是苏联施瓦尔茨著的“一年级小学生”。
这是一个电影剧本。它的叙事不枯燥单调，而是一张张抒情的画面，人物是极生动地在那里活动。它又是一本给小孩子们读的书，个个小孩都看得懂。如果我们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小学生不能完全认得书里面的字，但念给他们听，是可以听懂的。因为我们的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学生也会碰到这样的事，也会有马鲁霞小姑娘一样的想法和做法。这本书告诉我们：苏联孩子们怎样正确地过集体生活，怎样爱人，怎样听奶奶妈妈的话，怎样有礼貌，怎样帮助同学，怎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它启发我们的小学生们怎样用思想，去思索一切所碰到的事。如同碰着爱打架的谢辽查，怎么样呢？自己是不是不喜欢旁人比自己好？自己怎样才可以做一个好学生呢？它启发人们对生活有更可爱的理想，而又以美好的理想来使自己生活得更愉快些，更完美些。
我不知道孩子们读这本书会怎么样，但我相信孩子们是会喜欢它的，因为它写的的确是孩子们自己的想法。譬如做值日生做得好，便有人尊敬、拥护，就舍不得把袖章脱下咧；再如当马鲁霞和朋友们过完了节日以后，妈妈和奶奶都以为她睡着了，睡的连打炮也吵不醒的时候，妈妈轻轻走到她房里，却看见她坐在床上，专心专意在读一本她妈妈送给她的书。——那是一本《列宁的故事》。她高兴极了能读这本书，她舍不得睡，她胡思乱想。她答应她妈妈：“唉，好妈妈，马上就睡！再想一想就睡”，“我想的是……如果列宁和斯大林，当他们小的时候，住在我们的屋子里，那可多么好哇。对吗，好妈妈？他们在院子里玩。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妈妈，我知道这是——胡思乱想……可是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她细细地想，又答应她妈妈：“只是我不知叫他们做什么才好……如果他们还小，我一样叫他们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列宁用的尊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斯大林的尊称），对吗？”看到这里我笑了，我笑了半天，我觉得真有味。这不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的想法吗？我要是孩子，我也会这样想的。
这本书使人爱读，就是它写的每件事都是孩子们日常生活里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每件事都出现得那末新鲜那末自然，每件事又解决得那样好，那里边的人全那末和气，那末可亲，那末活得有目的。就连顽皮的谢辽查也是可爱的。他们的关系也是那末洽当，妈妈是好妈妈，教师是好教师。爸爸好，植物学家也好，送电报的啦，木匠啦，那些在书里极不重要的人也是那末有趣味、可爱。那些小姑娘就更不必说了，全是一群活泼的小姑娘。她们爱好，她们勇敢。他们为了一个理想，要春天来到教室里，需要一枝杨柳，她们便冒险到城外的树林子里去，她们迷失在那里。她们不但没有怕，不哭，而且还学会了大家尽力不垂头丧气，互相亲密团结。
这本书大人一样可以读。因为大人是喜欢小孩子的，大人也还有童心。读起来一样也会舍不得丢开。我就是这样。
写童话的人，为孩子们写书的人更要读这本书，从这本书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以为给孩子们讲故事总离不开猫呀狗呀的，或者就是燕子、麻雀的，再不就是神仙鬼怪，其实不然。孩子最喜欢听和他们自己生活相近的事，喜欢听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总以为要编一些离奇的、巧合的故事他们才爱听，其实只要讲出他们生活里面的事，他们自己的思想，这也就够有趣了。“一年级小学生”什么故事也没有，好像很平淡，但它却非常有趣味，使人耐想，那就是他写的是孩子，而没有把孩子写成大人。孩子听话，孩子乖，孩子懂得许多事，但还是一个孩子，每个孩子可以向这些孩子学习，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好孩子。它不是要孩子学大人，或是使孩子感到学好、学乖是很困难的事。
编者按：原书作者是施瓦尔茨，译者是任溶溶，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兼发行。此书改编的电影为《幸福童年》，现在首都各剧院正在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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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本新出的儿童读物
《棹椅委员》
江山野写 刘易晏插画 青年出版社本年一月出版
这本书里包括五个小故事，都是写学校儿童间经常发生的故事。故事都很平常，很细小；但都很生动，很真实。
故事中的孩子都各有各的缺点，爱调皮，性子急，容易吵架。但同时，又都很天真、纯洁。他们在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下，有好老师、好妈妈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就会发扬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友爱团结等优良的品性。
《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
雪峰写 吴为插画 青年出版社本年一月出版
这本书写少年时候的鲁迅和劳动人民的孩子交朋友的故事。鲁迅因为和劳动人民的孩子交朋友，不但增加了很多的知识，而且培养起对劳动人民深厚的感情。鲁迅能够成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的。从这些故事里，还可以看出劳动人民的孩子朴素优美的性格，他们是最忠厚、最聪明、最伶俐的孩子。
《矿山小主人》
缪雨著 程果插画 青年出版社本年三月出版
本书写淮南煤矿场里的一群矿工孩子们的改造故事。因为解放不久，还没有一所像样的矿工子弟学校可以上学，这群孩子就整天游荡，攀火车、打架，到处捣乱，甚至偷东西。矿场工会文教部长是一个青年团员，他教育他们，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少年儿童队。少年儿童队员们放哨保卫国家财产。又把矿上没有烧透的炭焦核子拣出来，给矿上节约了很多的燃料。他们的成绩得到工会和家长的赞扬。这样，在矿场工会和青年团的领导下，这群孩子们成了矿山的小主人。
《小英雄雨来》
管桦著 三联书店本年四月第一版
本书的内容写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雨来英勇不屈的故事。雨来是一活泼、调皮的孩子，他和所有的解放区的儿童团员一样放哨、送信，他总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他有两次被日本鬼子抓住，可是他忍受了敌人的毒刑，拒绝了敌人的引诱，始终没有出卖他的亲爱的李大叔和游击队。这个故事充分地表现出中国儿童热爱自己祖国的最优秀的品质。本书是一本很好的爱国主义的读物。
《毛妮子骗马》
刘饶民者 三联书店本年四月初版
本书是一本童话诗，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四个故事。其一是写八路军小战士周立元模范行为的故事。他是一个全军的劳动模范，老百姓都称他为“八路军的好模范”。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另外三个都是写解放区儿童英勇战斗的故事，他们用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打击敌人，来救护全村的生命，故事都很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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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有关儿童保健的好书 《儿童神经质的预防及治疗》
西姆松著朱滨生译时代出版社版
这本书是苏联宣传卫生常识的一本小册子，薄薄的六十几面，内容也不难懂，讲的主要是儿童的“心理卫生”，观点很新，不仅作父母的看了有极大好处，就是一般缺乏心理卫生常识的人，自己有点神经性毛病儿（如神经衰弱）的人，以及一般医务工作者，看了都会有所得的。
旧的医学观点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误的卫生观念，就是消极地强调避免各种对身体不利的刺戟（如冷、热、骚音、不易消化的食物等等）。这本书却贯穿着一种积极的精神，指出了：要养成儿童对各种不利刺戟的忍受性。比如睡觉，要使小孩习惯“在任何不同条件下入睡”，这是把工人阶级的刚健性格带进科学中的好例子。按这种精神培养大的孩子就不至于太娇、太弱。
这本书还告诉我们：不要引起小孩“过份注意自己肉体感觉”。小孩很容易接受暗示，如果常常听到人家说心脏病，他也就会耽心自己的心脏，也会学大人的样子自己按脉，计算心跳次数。有的因此觉得心脏难受，甚至疼痛，甚至痛得要求大人叫救护车，马上送他上医院。孩子们这样闹的时候，大人就应告诉他：“这些现象绝对无碍健康，也不会危及生命的。”孩子见到家长态度冷静，“他们也就对于自己的感觉渐渐的不起反应而终于淡忘了。”这本书再三说到：“对于这类神经性现象不事过问，乃是最有效力的防止方法。”大人如果注意他，过问他，小孩就会把他的感觉看成“有了病的证据”，没病闹成有病。资产阶级国家的医生就很慷慨地给人这种“证据”，引导人家常常注意自己身体上的“轻微的不舒服”，使大批的人精神上老是过着半病人的生活。
这本书批判了资产阶级医学把神经质看成遗传质所决定的说法，指出了这主要是外界的原因造成的。家庭是小孩的“世界”，所以他们所受的外界影响，主要就是父母的影响。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养成儿童的坚决、刚强和勇敢。”要重视小孩逐渐增强的“自主的要求”，并且有意地培养它发展。大人如果妨碍小孩自主性的发展，小孩“长大之后，他会变成胆小、怕事和迟疑不决。他永远不会完全尝到创造事业的快乐。”或是造成小孩子的固执，大人叫他干什么，他总是叫“不要！不要！”拒绝一切要求、教训的毛病。
这本书还指出了：给小孩治病的时候，应该教育小孩要有克服疾病的信心和意志。有的小孩口吃，就要“告诉他，暂时的口吃是孩子们常有的事，并且一定会好的。”叫他说话尽量慢一点，鼓励他多说话，表示相信他一定能把这个毛病矫正过来。
此外，这本书还强调了集体生活对于小孩精神上的良好作用，说明了对小孩用体罚、用恐吓的害处等等。总之，这本小册子内容非常丰富有用，值得每一个关心孩子们健康的人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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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朝鲜前线通讯集出版
朝鲜前线通讯极受各地各阶层读者欢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正有计划地加以编辑，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现已出版的共七辑，题名如下：第一辑《为祖国而战，为朝鲜人民而战！》（定价甲，三一○○元）；第二辑《破冰涉水强渡清川江》（定价甲，二七○○元）；第三辑《战斗在长津湖畔》（定价甲，二六○○元）；第四辑《突破三八线，前进再前进！》（定价甲，三五○○元）；第五辑《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定价甲，二九○○元）；第六辑《我们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定价甲，二四○○元）；第七辑《在朝鲜前线的后方》（定价甲，二○○○元）。这些通讯集是以朝鲜战场上历次重大战役为经，我英勇人民志愿军的惊心动魄的英勇战斗事迹为纬，配合若干有关材料及照片，分辑编成，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最现实与最生动的教材。
两个关于压制批评的事件
苏南丹阳县延陵区宝林乡乡长贡连生、村干部潘亚头等对向报纸投书批评该乡工作的通讯员施行一连串的报复打击；中共延陵区区委会和延陵区人民政府对此事采取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更助长了这一错误行为的发展。后经苏南日报两度派记者前往调查，并决定将此事公开发表，区委才开始重视，作出检讨。五月十五日，苏南日报除发表事情经过，区委初步检讨。该报在处理这一事件的错误检讨等外，并发表了以“为坚决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斗争”为题的社论。
湖南大众报五月十九日发表了长沙县十五区烟敦乡土地改革干部刘鹏九等扣打该报通讯员倪扶达的消息和报纸的调查结果，对这件事，该报曾于四月八日写信给长沙县委请作适当处理，但迄至五月二十五日报纸上仍未见到答复。
《新建设》第四卷第三期出版
《新建设》第四卷第三期已出版，本期所发表的专著，在发扬爱国主义方面，有荣孟源：《爱国主义与历史科学》，常任侠：《从认识古典美术发扬爱国主义》，在财经理论的研究方面，有许涤新：《人民经济的借贷关系与利息》，周伯棣：《从现金管理到货币管理》。在镇压反革命方面，有高放：《从巴黎公社说到镇压反革命》，在学习《实践论》方面，有沈志远：《〈实践论〉的意义及其基本观点》，和李达：《〈实践论〉解说》的续稿全部。为了庆祝西藏的和平解放，该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论文两篇，李琪：《从方法论上看列宁对卢森堡民族理论的批判》和费孝通：《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座谈记录栏继续发表新法学研究会座谈《〈实践论〉与新法学》的记录。书评栏发表的是田荣译，欧库洛夫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写作的《历史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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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述评
关于报纸上的“党的生活”栏
“党的生活”是报纸上的极重要的一栏，它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党内生活和党的政治工作，教育共产党员展开布尔维什克的自我批评，提高党组织的工作水平，实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的和组织的作用。
各地报纸近年来在加强关于党的生活的宣传上已作了很大的努力，许多报纸已建立了“党的生活”，成为报纸上经常出现的专栏之一。老区党组织较为普遍，报纸上关于党的生活的报道和评述也比较多。从三月一日到五月二十日止，河北日报的“党的生活”栏发表了五十篇稿件，山东农村大众报（二日刊）发表了三十二篇稿件，这些文章对党内生活和党工作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因而使报纸的内容丰富起来。
但是，就是在老解放区中也还有若干重要的报纸没有注意关于党的生活的宣传，热河群众日报、天津日报、平原日报、绥远日报在同一时期中都没有出现过“党的生活”栏。应该指出，这些地区一般地都有条件建立“党的生活”栏，建立这一栏并注意在报纸上宣传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问题，值得引起这些报纸的注意。在新解放区，报纸辟了“党的生活”栏的还是少数。在这些地区，省级的报纸普遍地建立“党的生活”栏可能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大行政区报纸上加强党的生活的宣传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方面，解放日报和长江日报都做了一些工作。解放日报在同一时期中，发表了五十一篇关于党的生活的稿件，特别着重地讨论了关于建立宣传网的问题。可惜有些大行政区的报纸还没有很好地负担这个任务。西安群众日报在八十天中“党的生活”栏只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之一还是转载自人民日报所翻译的真理报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在三月一日至五月十四日之间，也只有几篇文章。这种情形是无法满足广大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的要求的。
改进各地报纸上的“党的生活”栏的中心问题是加强内容的思想性。其中首先是“党的生活”栏对于模范党员的表扬问题。许多报纸在“党的生活”栏发表了这样的文章，成为这一栏的经常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有许多文章并没有表现出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高度的政治标准。例如，五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光荣得红旗的单二侯》一文，表扬工人党员单二侯团结全组工人积极生产争得红旗的模范事迹。单二侯同志的事迹是值得加以表扬的，这篇文章写她在工作中能走群众路线时也大体上是生动的，但作者在第一节介绍单二侯本人时，却只是说她过去生活怎样苦，现在获得了怎样的改善，“因此，她在一切工作中都能积极带领大家干。因为她翻身后的政治觉悟高，进步快，在一九五○年四月里，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似乎启发了她的政治觉悟的只是由于生活改善，而对政治觉悟程度的描写也只是限于“深深地体味到她的翻身日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她的”。显然，以此来说明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高度的政治标准是不够的，这就削弱了这篇文章的思想性。类此的例子还可以在许多文章中看到，应当加以注意。
在各地报纸的“党的生活”栏出现了丰富的题材，反映出党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这些题材和问题中选择重要的加以讨论，是极有意义的。在这一方面，河北日报和南京新华日报都作了有价值的尝试，有意识地推广这种方法，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党的生活”栏的思想性。例如河北日报四月四日在“党的生活”栏中提出了“从思想上重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问题，同月十六日发表了清苑县委在测验农村党员中发现很多党员闹不清党的基本知识的材料，并发表短评，要求“加强支部教育工作的领导”。这样的问题在目前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可惜河北日报虽然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展开讨论和进行连续报道，以便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山西农民报四月三十日发表了党员李天顺批判自己的退坡思想、决心拿实际行动抗美援朝的一项材料，这是涉及农村党员中带普遍性的思想问题，编者号召大家进行讨论，但在二十天中还没有看到反应。事实上，如果报纸进行了有效的群众工作，并坚持这种讨论，讨论到底，“党的生活”便可以在党员的思想教育上发挥重大的实际的作用。
“党的生活”也是进行对党员和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有些报纸已经使用了这个武器，例如长江日报在四月八日发表了关于“中共武昌第一纱厂总支委员会忽视工人思想教育”的批评，指出他们专门搞生产和管理生产竞赛，而忽略了宣传鼓动工作，放弃了政治思想领导，因而使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基础只限于“现在干活不埋没、争模范、有奖励”的水平上，使工作停滞不前。此后在五月十三日发表了第一纱厂总支的检讨和改进办法。这种现象在当时当地曾是普遍的，报纸上的批评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实现了它的思想领导的作用。必须注意的是报纸进行了批评，就应当努力保证批评的有效性。四月十日长江日报在“党的生活”栏发表了关于武昌县第六区区委会不重视党员思想教育的批评，但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有结果，这种现象必须加以克服。
“党的生活”既然经常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对非党积极分子一定会有教育作用。事实证明，许多非党积极分子也是“党的生活”的读者，并从它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因此，报纸的编辑适当地发表一些非党积极分子对党的认识和意见也是有意义的。浙江日报在四月一日发表过一个浙江省财政厅的非党工作人员参加中共浙江省财政厅支部大会之后的感想，题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才算是真正做人》。作者用他自己的因国民党反动腐败统治影响而形成的人生观和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气概作了有意义的对比，提高了觉悟程度，得出上述的结论，说明了党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发表这样的材料，对于党员和非党员都是有益的。
做好以上这些工作，建立报纸上的经常的“党的生活”栏并加强党的生活宣传的思想性，关键在于选择有能力的人员组成强有力的党的生活组。党的生活组应该是编辑部最主要的部门之一，它的工作人员不但要有熟练的业务能力，而且应该通晓党的知识，并经常研究党组织的工作。重庆新华日报三月二十六日“党的生活”栏讨论了关于对候补党员的处分和党籍问题，便对党章作了不正确的解释，读者来信指出了这个错误，四月六日发表了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解释，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讨论不仅表示该报党的生活组在处理稿件中的严重的疏忽，也向各地报纸指出了有加强党的生活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