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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唐山地委怎样使全区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抗美援朝教育
平权 萧文
中共河北唐山地委，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已使该区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全区人民爱国热情空前增长。从四月十一日起，全专区四百零二万四千三百九十三人中，无论在乡村还是城镇，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所有能够接受抗美援朝教育的人，都卷入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中。全区有一百三十五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人，分别举行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的暴行大会，激起了对敌人无比的仇恨。广大人民经过这种血泪的控诉后，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深刻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迁西县杨家沟全村十一户志愿军战士家属，在控诉会后，都给在朝鲜前线的儿子或丈夫写信，鼓励自己的子弟或丈夫英勇杀敌立功。在激发起对美帝国主义强烈仇恨的基础上，全区有二百九十三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二），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和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乐亭县签名投票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三。在签名投票的大会上，每个人都表示了斗争的决心。滦县一区东刘庄一位老大娘举起双手大声地说：“我举两只手：一只手是表示拥护和平，反对武装日本；一只手是替我孙子报名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去打美国鬼子！”
在这一运动中，广大人民认识到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抗美援朝斗争，并把这个斗争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于是全区掀起了订立爱国公约运动。这时，不论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民兵、妇女，不论是工人、农民、工商界和少数民族，都纷纷根据本身情况，制订了爱国公约。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六千三百六十九个行政村中，已有四千九百八十一个村订立了爱国公约，占整个村数百分之七十八点二。临榆县海阳镇七百六十二户，就有七百四十三户订立了爱国公约。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全专区的每个城镇和乡村，青年、老年、妇女、儿童，以及受过重伤的荣誉军人，结成了巨大的游行示威行列。全区参加游行示威的共有二百四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人（内妇女八十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五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六。迁西县有十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七人（女四万八千零六十五人）参加，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三。乐亭县四十岁以上的妇女参加游行的有二万五千六百余名；该县第四区抱着小孩参加游行的妇女有一千一百零九名。十年前因惨遭日寇烧杀劫掠而震动全国的潘家峪村，共一千零十四人中，就有六百二十人参加了游行。大家还在被日寇杀害的“千人坟”旁宣誓，坚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并提出具体办法：（一）保证每亩地增产七斤粮食；把原计划植棉亩数超过一半；（二）把村中的小学改名为“复仇小学”，让自己的孩子永远记住这笔血债，长大了保卫祖国；（三）妇女要发展副业生产，增加国家财富。乐亭大清河等二十四个村的渔民和民兵，组织了九十多只船在海上游行示威，并宣誓：“一手渔网一手枪，坚决保卫海防！”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广泛与深入，过去工作中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这一中心工作与那一中心工作、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矛盾问题，这次也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曾有些县、区党委的负责干部认为：“地区大，时间短，干部少，工作多”，恐怕难以完成任务。有的则说：“这样闹抗美援朝，就会把镇压反革命工作挤掉。”又有的说：“扩大棉田也不保险。”还有的问：“都搞抗美援朝，谁搞其他工作？”但运动开展以后，一切都随着转变了，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也有了根本的转变。干部都高兴地说：“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不但没有作过这样的工作，连见都没有见过。这一下子多少问题都解决了！”
这种新的变化，从下面几个实际例子中，看得更加明显：
第一个例子：扩大棉田是四月份中心工作之一。原来有些人怕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后，就难以完成全区种棉六十万亩的计划。事实上，在“抗美援朝种棉花，利在自己，功在国家”的口号下，全部按期完成了。在这一运动中，不论有无种棉习惯的地区，只要经过了抗美援朝教育，就很快扩大了棉田。丰润一区东关村原计划种八十亩棉花，结果超过原计划七十亩。
第二个例子：全区抗美援朝运动普遍开展后，随着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处有农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抚宁、临榆、丰润、滦南、玉田等五个县，半个月内，经群众检举的反革命分子就有五百二十五名。迁西、遵化、滦南三个县收到密告反革命分子的信件三百四十八封。丰南七区石全庄刘国栋，为了给儿子报仇，把盖房的草坯卖了当路费，到唐山、开平去捉拿杀害他儿子的反革命罪犯。这样，反革命分子自然难逃法网。丰润有个杀人很多的敌伪特务队长周凤仪，隐藏在昌黎城关三年，这次也被群众检举出来了。正如临榆海阳镇韩老大娘说的：“大家都来检举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就一个也跑不了！”
第三个例子：在党、政府和人民团体机关中工作的干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特别是一些消极分子，现在工作也积极起来。而且积极领导与参加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全区因此迅速设立了七千五百一十八名宣传员，建立了读报组二百一十组，黑板报四千二百二十六块，人力广播组四千四百四十九个。此外，在工厂中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工商业提前缴税；合作社供销业务得到了巨大的进展，又发展社员五万余名。这一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开展到那里，就把那里的面貌改变了。
唐山专区的空前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这主要是唐山地方党的方针明确，计划具体，力量集中，步调一致。中共唐山地委根据河北省委指示和本区情况，制订了工作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曾经批判了妨碍开展这一运动的各种错误思想。各县县委和专区各部门对此也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和具体的布置。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专区、县、区、村四十余万人的党与非党宣传队伍的作用。这就是地方工作干部的下乡宣传，机关干部的驻地宣传，专区、县、区三级报告员的报告，全区党员、青年团员、宣传员、中小学教员、中小学学生的广泛宣传与全区的文艺宣传队、农村剧团、皮影社、大鼓组、幻灯等的演出。各种宣传与演出共有十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三次，使全区应受教育的人民，每人受到两次至六次宣传教育。还有合作社代表、劳动模范、交易员、医生等的宣传，虽然没有数字统计，但也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各级党组织学会了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工作方法。过去，很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只是注意群众的经济利益，而忽略群众的政治要求。这个问题，在这次运动中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抚宁县委在汇报中说：去年种棉时我们提出“要发家，种棉花”、“要发财，种三白”的口号，单纯从经济观点出发，上报种棉数十万亩，经过检查才发现只种了六万亩。今年在地委的领导下，宣传了“抗美援朝种棉花，利在自己、功在国家”的口号后，由于把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了，所以完成任务很快。
第三、采取了逐级“包干”、大会宣传、小会座谈、个别访问等宣传方法与方式。地委首先包起了各县，县委包起了各区，区、村宣传力量包到村、户、人。迁西全县是山区，特别是三区及一、二、四区一部最为偏僻，因此该县确定以这些地区为重点，成立了山地抗美援朝指挥部，并由县委书记魏建华等同志亲自带领八十名干部前往工作，包起了山村各个角落的宣传教育任务。数年来，干部没有到过或轻易不到的山沟小村，这次干部都走到了。干部爬山越岭把抗美援朝的大事送上农民家门去。滦南组织了一部分党员、青年团员，和女教员、女学生及其他宣传力量，包起了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宣传方式上，并使大、小会宣传与个别访问相结合。昌黎城关在顺城街召开大会时，到会的人数占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二。会后把全街又划分三个小片，每片又划分七个小组，分别召集没有到会的人进行座谈；但仍有十一人没参加，最后用个别访问的方法，作到了全区每一人都受到教育。
第四、正确地执行了上级党委提出的动员组织群众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宣传方针；并采取了小型控诉会的方式，激发群众对敌仇恨，提高了群众政治觉悟。唐山专区的人民，在日寇统治时期，曾遭受过日寇残酷的烧杀、奸淫和抢掠，这种血海深仇，每个人的记忆犹新；当听到美国又要武装日本的时候，人民的旧仇新恨马上溶化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在各种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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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区宣传网已初具规模
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 中南局指示各地党委建立经常的领导制度
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的宣传网已有相当规模。据三月底的统计，中南区已设立了宣传员四万六千一百九十六人，报告员二千三百余人。该区群众组织的宣传队、文工队有一万九千零四十五队，队员五十八万四千七百余人。宣传员中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占百分之四十八，部分地区如许昌专区的郏县达到百分之六十八。许多地区的宣传员基本上符合中共中央规定的条件。这些地区并已建立了经常的工作和学习制度。如中共许昌专区郏县县委会规定了供给宣传材料，定期举行会议等制度，该县各区委并规定每半月召开一次传授站会议。
各地宣传员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如河南省许昌专区，由于全党及宣传员展开了热烈的宣传活动，使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该区各界人民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宣传员在生产建设中大大地鼓舞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热情。例如武汉火柴厂自从有了宣传员以后，产品有显著增加。该厂在设立宣传员的初期和现在比较，每日产量平均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梗片部的产量几乎超过原来产量的一倍。湖南机械厂的宣传员及时推广该厂工人发明和改造工具的办法，并动员全厂工人向先进工人学习。两个月内全厂工人改良了十六件工具，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七十以上。
各地宣传员普遍地为群众所喜爱，有力地加强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河南省郏县薛店乡的农民说：“宣传员是毛主席的嘴和耳朵，他们把毛主席的话给我们讲明白，把我们的意见传给毛主席。”有的地区的农民说宣传员是“电话机”，有了电话机，消息就灵通了。河南省有些农民把宣传员看成“顾问”，叫宣传员为“人人爱”。河南省许昌专区长葛县有一个宣传员要调走时，农民们就不愿让他走。
中南区宣传网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如何进一步巩固的问题。如河南省有宣传员二万三千余人，占中南全区宣传员的半数。河南省许昌专区有宣传员一万二千余人，占河南全省宣传员的半数；而湖南省只有宣传员二千余人。中共中央中南局已于五月四日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地检查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特别着重检查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作出进一步开展此项工作的具体决定。指示规定：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农村，要普遍建立宣传员。在个别基础仍差的地区，应大量发展群众宣传组织，重点试建宣传员。在土地改革未完成地区的农村，应重点试建，普遍发展群众宣传组织。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积极地为建立宣传员准备条件。土地改革完成地区，争取每个自然村至少有一个宣传员。在工矿中要求每个操作单位或操作间（如车间、矿内、矿外）都有宣传员，并一般地发展到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机关宣传员的宣传对象除机关内部群众外，应在区委统一的领导下着重注意对机关附近的居民群众进行宣传。
指示指出，目前各地党组织应在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工厂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农村春耕生产等运动中发展和巩固宣传网。各地党委应有计划地领导和建立经常性的领导制度。
指示要求各地中共党委、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加强对宣传员的领导和培养；经常对宣传员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有计划地培养典型小组和典型人物，以推动全区的宣传工作；并在县委、地委举办的训练班中吸收宣传员参加受训，或专门设立宣传员训练班，以提高宣传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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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各地党的组织
普遍建立报告员制度
西北各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普遍建立报告员制度，各地报告员并已开始工作。中共西安市委确定的市级报告员五十三人中，已有市委书记赵伯平等三十一人在四月份内分别向市级干部、宣传员、各界代表和各界群众与郊区农民作了六十四次报告；在区级报告员三十五人中，也有十五人向各区宣传员、市民、农民等作了三十一次报告。中共宁夏省委会确定的省级报告员省委书记潘自力等二十二人已向各界群众作了十五次有关时事、政策问题的报告。省委书记潘自力除向干部作了三次报告外，并向该省沿黄河两岸修渠的民工作了三次报告。该省县级报告员中有许多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和担任县长的党员干部都担任报告员。中共新疆分局已确定分局书记王震等三十人为省级报告员。该分局已指示全省各地在六月以前把县级以上的报告员都建立起来。中共陕西省委会的报告员省委书记马明方等已分别向省级机关干部作了土地改革、时事、镇压反革命等问题的报告。该省宝鸡分区及延安等地的报告员在“五一”以前都分别在农村、工厂和学校中作了有关“五一”示威，签名和投票问题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已确定省委书记张德生等三十四人为省级报告员。青海省委已确定省委书记张仲良等二十五人为省级报告员。该省西宁市和互助、大通、乐都、贵德等县也都设立了报告员。（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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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铁路系统党组织
普遍建立宣传网
全国铁路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建立宣传网。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铁路已有宣传员一万五千余名；其中东北铁路和中长铁路局共有宣传员一万一千六百名；天津铁路管理局有宣传员约一千名。
各地铁路宣传员在时事宣传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如天津铁路管理局大同列车段所创造的“列车宣传”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已经被东北和北方铁路普遍采用。衡阳铁路管理局武昌、柳州等地有些列车宣传员组织旅客举行时事座谈会，收效也很大。
在已经建立宣传网的铁路上，宣传员工作对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鼓舞生产热情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北铁路二十万职工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听过报告员和宣传员的时事报告。这些报告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宣传员并及时地把领导意图和生产计划传播到群众中去，使计划很快地变成了群众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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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工人隆重纪念“五卅”
决以实际行动巩固革命的胜利
上海市工人于三十日隆重纪念“五卅”运动二十六周年。上海市总工会邀请了八十八位参加过“五卅”斗争的老工人，举行座谈会。会上，“五卅”时的工人纠察队员、英联船厂老工人戴金林、蔡廷富等在发言中，叙述了过去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艰苦斗争、以及工人生活的痛苦情形，并和今天的物价稳定、实行劳动保险等作了对比。他们一致表示：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搞好生产，来巩固革命胜利。在沪西普陀区顾正红烈士就义地点，国营第三棉纺织厂（原内外棉七厂）厂内，全区八百余工人代表举行了庄严的纪念大会。曾参加“五卅”斗争、并目击顾正红烈士光荣牺牲的四位老工人，在会上控诉了已被人民政府逮捕的帝国主义走狗、曾屠杀参加“五卅”运动的群众的凶犯之一吴匪万章的罪行。顾正红烈士的叔祖父顾汝舫，在控诉中说：“‘五卅’以来，正红及许多先烈流血牺牲的斗争目标，现在已经一步一步实现了。我们还要继续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斗争！”普陀区东京里一带的里弄居民及上海电力公司等厂，也举行了为烈士复仇的纪念大会。
同日，上海解放日报、大公报均发表了纪念“五卅”的社论。解放日报社论揭发了美帝国主义当时曾开来十三艘军舰，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批登陆，参加屠杀中国人民。两报的社论均号召上海人民必须深入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巩固人民的胜利果实。（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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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的暴行的供状
广州南方日报五月三十日刊载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稚甫所作题为《“五卅”惨案中美帝国主义暴行的自供状》的文章。择要如下：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屠杀工人、学生群众的大惨案，是最狠毒无耻的血腥暴行。制造这个大惨案的主要凶犯，许多人只知道是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但实际上，在双手染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主要凶犯当中，还有一个阴狠恶毒的美帝国主义。那一天，美国商团和驻在上海的美国陆战队，曾与英、日完全合作，对中国人民大肆屠杀。
在“五卅”周年纪念时，上海爱国人民发现了一份文件，当时曾把它翻译印行，并影印原文两页（原件现存岭南大学图书馆）。根据译序所说，原件是史密斯·洛梨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写给住在芝加哥的一个名叫罕克的美国人的一封信。史密斯·洛梨是上海美国商团团员，是侨寓上海的美国“企业家”，“五卅”时他在老闸捕房充当临时义务巡官，是参加指挥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在这封信中，史密斯·洛梨首先叙述自己亲眼所见屠杀的惨状说：“在暴动（指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本文作者注，下同）的那天，我到老闸捕房去服务，这是刚开过枪的时候把我编进去的。其时我在巡捕房门口，穿过一般下流群众（诬称中国劳动人民），走我自己的路，有人拿石子来掷我，随即听见乓的一声，登时就有八个人吃着枪弹，四个人死在捕房门外头，还有许多死的、伤的都歪斜地躺在街心。”“门上溅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为流血过多，渐渐泞滑起来，他们死在前一排的人，简直被打成碎块，因为我们用的是柯利特四十五号式的快枪。”这个刽子手在信上接着又得意地述说他们怎样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我们一共十八九个人，都拿着打棒球用的棍子，同爱尔兰式一样，很粗很不容易断的，我已经打坏了两根。我们打断了许多中国人的颈骨，打坏了十二三个中国人的脑袋，捶碎了一个人的脊背；打烂了许多面孔、鼻子、手、脚。饭后我们着起全副武装，同他们对敌（指对徒手的中国人民行凶），打死了十多个中国人。后来我们开起铁甲汽车，钢壁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机关枪，装制得好像坦克车一样，这两辆汽车开足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这个车子开过去之后，发生的惨状，真是厉害得很，压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内脏，溅得满街都是，逃避的人也大半压碎了手足”。
史密斯·洛梨写道：“在暴乱起来之后，我们和英国人屡次诚意合作，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在这一次中国人暴乱之中，我们欧美各国人（按即各帝国主义者），要联合起来作战（进行屠杀）。”最后，史密斯·洛梨还特别提到：“美国水兵是上海的宝贝，他们包围上海四郊，军事战术的经验很好，不费丝毫气力，便镇压了暴动的上海。”信中还叙述他们怎样把中国人民活活关在电车内烧死，美国水兵越界枪杀中国士兵，以及美国水兵攻占同德医科大学时的种种暴行。
这是美国刽子手们如何肆无忌惮的自供状。我们不能以为这上面引述的只是一个美国商团团员的信，而忽略了它所暴露出来的严重事实，这不是一个人的罪行，而是代表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一贯采取侵略政策的最具体的表现。在“五卅”大惨案发生不久，美国反动报纸《新共和周报》就主张以“英、法、美、日联军二十万，直攻北京而占据之，徐图瓜分办法”。
过去纪述五卅运动史实的，差不多都忽略了美帝国主义在对中国人民血腥的屠杀中担负了主要任务的铁一般的事实，我们今后必须把它补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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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首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定于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开幕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于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会议将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确定中等技术教育的方针、任务，并依此讨论拟订中等技术学校的规程及简单教学计划。同时将解决中等技术学校的领导关系、经费及设置计划等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将有各大行政区教育（文教）部及华北五省二市教育（文教）厅、局的代表，部分中等技术学校校长或教务长，以及中央和各大行政区有关部门代表。
重庆市工人医院中西医技术合作获初步成效
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主办的重庆市工人医院实行中西医技术合作，获得了初步成效。
该院系由原重庆市“劳福医院”和“陪都中医院”合并而成；包括中、西两部分医生；服务对象主要是工人群众和城市贫民。为适应劳动人民的经济情况及传统习惯，该院根据“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原则，采取了中西医合作治病的方法，规定除必须用特效西药才能救治的疾病外，一律用中药或针灸法治疗；但中医在疾病诊断上必须尽量采用西医的科学办法；同时并规定了中医常用的处方数十种，根据现代医学原理，对其用法及适应何种病症等加以说明，供西医研究。
北京市二十家电影院明天起放映镇压反革命专辑
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北管理处，最近将十七部新闻简报编辑成《坚决镇压反革命》专辑，并定六月四日起（每日早场）在北京市二十家电影院举办《镇压反革命》电影宣传周。这部专辑写出了各地人民公安机关怎样在人民的协助下，破获了各种间谍特务案件，并正确地执行了镇压反革命条例。
东北共设保育机关二百余处使许多女工农妇得以积极生产
东北全区现在共有托儿所、保育院、幼稚园二百六十四处，可容纳一万多个婴儿和儿童。孩子们在这些保育机关内都能得到较好的照顾。
在城市中，许多工厂和学校设立了托儿所。托儿所的设立，使妇女的生产效率或工作效率都大为提高。沈阳市橡胶七厂也由于托儿所的保育工作人员认真工作，有孩子的女工生产情绪很高，她们中有些人的最高产量经常超过定额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并有七个当选了厂中的生产模范。
东北各地农村并创设了不少季节性的托儿组织。吉林省汪清县的农妇一向都是背着小孩下地干活的。这种办法不但影响生产，还影响小孩健康。该县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帮助各村成立了五十二个农忙幼稚园，收容了二千一百多个儿童。这样做了之后，就有一千五百五十多个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
中国科学院汇编现代中国科学论著丛书
中国科学院为了鼓励国内的科学研究，和向国外有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学术贡献，决定把近三、四十年间中国现代科学家的重要论著，分门别类汇编成一部《现代中国科学论著丛书》。一九五一年丛刊的重点为数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理学、气象学五门。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工程已完竣不久即可开放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建设工程业已完竣，六月上旬即可正式开放。全场面积三万三千五百平方公尺，可容四千人。场内分设儿童池、浅水池、比赛池、日光浴场、参观台，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比较完善的一个游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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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被“奇迹”所迷
安娥
在陶行知先生逝世的那年，他嘱我写一个《武训传》的歌剧。并给了我一本武训画刊和他写的一篇文章。
我把画刊和文章读了许多遍，我简直被它的“奇迹”所迷！我是那样热情地完成了陶先生给我的任务，并且深为没有来得及抄好最后一幕，把它交给陶先生为憾。后来我把它交给育才学校，学校找同学去配谱，很久，同学没把它谱出来，我很生气，怪同学们不完成陶校长的遗志，不重视武训的事业。
当我写《武训传》的时候，我被“奇迹”迷得无知到根本没有去研究它的时代背景，根本忘了当时与武训行为完全相反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这不是疏忽，这是不可置辩的思想错误！
当我读到画传中武训的磕头下跪种种丑行，我红了脸，不止一次的红过脸。后来我合起书来，厌恶它，不想再看它。我把武训当作自己的阶级朋友，替他难过，替他红脸，最后感到的一点厌恶，也只是惋惜他的丑行，觉得他丢了人，丢了像我这样人的人，而不是厌恶他的本身。我不卑视他的人格，不憎恨他的“事业”，不反对他的思想，不认识他是统治阶级的拥护者，当然也就无所谓批判了。
可是我当时是给我的错误找到了出路的。我认为：是我自己“小资产”，是我自己假清高，是我自己不肯把身份降下去，是我自己不能经得住这种“磨炼”，因此觉得：“我不行！武训才是行的！”
在我动笔写到武训那些丑行和他的宿命论种种时，我难受，可是我认为我的责任应当写，而且真心真意地，意图反映得尽可能地多，尽可能地好。我做了，我热情地做了！我给武训尽我的力量把群众当粉给他擦，而且自我催眠，认为武训当时不可能不接近群众。于是对于他的宿命论，不抵抗主义我都原谅了他，并且给予极大的同情。尤其武训对于“举人老爷”的长跪三昼夜使我感动。我认为武训只有找到这样的“开明绅士”“知识分子”才能办学校。武训既然没有找错人，罪过就只是“举人”的一面的了。我恨那个“举人”不够“开明”，开明不到认识武训的“伟大”，“开明”不到与无产阶级结合。而且武训既是为办“义学”常年行乞，“开明”如“举人”没有早就帮助他，真是遗憾。在这里我被迷得完全失掉阶级立场，失掉批判能力，连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懂！
至于武训对办义学的态度，第一，我认为像武训这样一个受过深重压迫的人，而叫学生无条件地读《圣贤之道》，将来仍为压迫他的阶级服务，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一定是资料不够，没有重视这方面的报导所致。一定是写武训传的“绅士”“先生”们的阶级立场，他们的反动思想，湮没了武训办义学“宗旨”和“功绩”。（这个思想我一直继续到对武训传电影展开批评的时候。）我不相信武训的义学会不产生革命学生，在我的想象中，武训的学生自然不能像育才的学生，因为武训的时代不是陶行知的时代，不能以对陶行知先生、对育才的要求要求武训和他的义学。第二，我以为武训只是一个简单的贫苦农民，乞丐，能够行乞办义学已经很可学习了，他是不可能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这些在我写剧本的时候，都替武训作过不平的哀鸣！
当时在书本上我当然已经读到了“向农民学习”的句子，而且还用这些句子给自己贴过金，吹过牛，教训过别人。这不仅说明了我看不起太平天国时代的农民，应该也说看不起当时解放区的农民！
看！我多么“善良”，多么有“义气”的呀！我为统治阶级的忠实有力的拥护者，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者，为了他的丑脸，费劲给他擦了多厚的粉！并且替他鸣不平！我被“雇农”、“穷人”、“乞丐”几个字冲昏了阶级意识！这不是“红脸”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应当自我检讨得满身流汗。
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了我的温情主义，个人优越感，不认识群众，阶级立场不稳，政治水平低，空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而不能运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而且我想，我一向越是下意识地想隐瞒我的缺点和错误，它必定越暴露得清楚。无疑地，它阻止了我的进步，减低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应有努力。
经过《武训传》的讨论，我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武训事实上是一个可耻的妥协投降的标本！以一个被压迫被折磨的穷苦农民，而向地主，向统治者用如此丑恶的方法投降，在武训之前无古人，武训之后无来者！他当时对人民是无益而有害的，现在对人民还是无益而有害的。将来对人民还是无益而有害的。不过话说回来，我是被他害过了一次，但是现在我觉悟了。物极必反；武训把投降主义如此集中了起来，因此对他的批判也就成了最有力的反投降主义的教育。这或者是武训和对武训的歌颂的唯一的利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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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的什刹海（首都速写之九）
邵宇作
在过去，
一提起什刹海——提起那发了臭的死水坑，
也就会想起泥泞、潮湿、蚊子、苍蝇、传染病……
蒋家的达官要人们，
谁也不去管它！
他们忙着管自己的公馆和别墅去了。
忙着括民脂民膏去啦！
现在，
看吧，
修游泳池了。（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