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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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十周年而作)
陆定一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三十年。它从共产主义的小组开始,经历了四次革命战争,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的政党。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推翻了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联合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面貌完全变了:它已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由不统一的国家变为和平统一的国家,由人民无权的国家变为人民民主的国家,由灾荒、贫困、通货膨胀、文化落后的国家变为日益强盛日益繁荣的国家。这对于中国,是历史中的根本转变,对于世界来说,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中的最大的事件。
当我们说到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时,必须记住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斯大林说过:“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中的根本转变。”(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本身即是斯大林对于十月革命的估计的证明,证明十月革命首先就是国际性世界性的革命。
中国人民的斗争,从一八四○年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诞生的,它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继承了中国优秀人物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奋斗,领导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走到胜利。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又把十月革命对于全人类所发生的伟大影响更加扩大了,更加深入了。
第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继苏联和其他新民主国家之后,打断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锁链,得到了解放,并坚决地站到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阵营。这就引起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说过:“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这个情况:俄国、印度、中国等等占世界人口的极大多数,然而正是这大多数人口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世界斗争最终将如何解决,不能有丝毫怀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有绝对保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中国的人口等于一个欧洲,比现存的三个帝国主义大国(美、英、法)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得多;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各国的人口总和已达八万万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在政治上他们是团结的。苏联的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这样强大的人民军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德、日和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军队共计二千万人,这些法西斯军队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精锐的武装力量。
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世界起了大变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力量。帝国主义大倒其霉的时候已经来到,条条道路通到共产主义的时代已经来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订立,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呼,使帝国主义者发抖,原因就在这里。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在他们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以及在其他侵略阴谋中注定要失败,原因也在这里。
第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首先为亚洲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十万万人民,树立了解放斗争的胜利的榜样。
一百多年来,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产生过无数个典型。其中最重要的,到现在为止有两个典型,即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永远是最重要的榜样,而十月革命的特色,就是在一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其特色是在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而且这个革命是在遭受帝国主义长期压迫的住有十亿以上人口的世界的东方发生的,它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并提高他们的胜利信心。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上是落后的。在这样的国家里,当人民起来革命的时候,就遇到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最残酷的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怎样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自己的解放呢?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层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主要的经验。……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人民已经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印度、日本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生长。中国的榜样和经验,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和战斗的意志。
帝国主义借以生存的后方基地,超额利润的来源,变成了和正在变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的来源。
第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就是毛泽东思想。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如果革命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之下,那末,革命就要失败,或者就会被取消、被出卖。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革命才能有真正的胜利。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一般地可以分为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密切结合着的,是人民民主革命所应打倒的革命对象。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制与排挤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他们是能够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必须重视农民,因为它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必须重视小资产阶级,因为它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者,也必须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他们一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去领导民族资产阶级,但决不可以而且决不应该让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在人民大众中的完全破产,就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取得胜利。实现这个条件,即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实现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即是保证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是破产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被确认为中国人民借以获得解放的唯一真理。这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在三十年来长期革命斗争的重要成果。
亚洲人民亲身看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何等伟大何等辉煌的胜利,新中国的发展前途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后来又实际上变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也不是像基马尔革命后的土耳其那样后来成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附庸与走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面,历史上所有的亚洲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运动,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土耳其的基马尔革命,印度的甘地主义运动等,变得黯然无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将会帮助亚洲各国人民,脱离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坚决地走人民的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向更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前进。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特别在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有中国的意义,也不仅有亚洲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普遍的意义,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宝库的新的贡献。
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革命的基本内容,即社会主义的革命。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在这个革命中,关心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运动,同时不能不关心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运动,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严重的实力来源”(斯大林),又因为那里住着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是,在一个总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列宁斯大林把它们区别为两种类型的革命。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上的演说中说:
“共产国际和一般共产党在处理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问题时的出发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在于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别国人民的国家里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即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是一回事情,在那里资产阶级是别国人民的压迫者,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那里没有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情,在那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阶段上和某一时期内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因素。
“不作这个区别,不了解这个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等同起来,——这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第二国际拥护者的道路了。
“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对于这一点所讲的话:‘我们提纲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与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反,我们强调这个区别。’(列宁全集,俄文本,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五一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不了解和不承认这一类型的革命与另一类型的革命之间的这个区别。”
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其典型就是十月革命。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其典型就是中国革命。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有系统地、典型式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的,因而也一般地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这种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显然,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与丰富,这是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
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各国有觉悟的工人和共产党员来说,就是更加全面地装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武器,增加了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
研究毛泽东思想,就会帮助各国共产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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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朝人民部队续歼敌八千
击落击伤敌机二十六架毁坦克三十二辆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二日电】本社前线特派记者报道:从六月十一日到十五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歼灭敌军八千多人。由于朝、中人民部队英勇机智地亲密协同作战,这五天中敌军的冒险进攻已经暂时被迫停顿下来。这五天中美国空军的活动虽然又猖獗起来,但由于朝、中人民部队积极英勇地对空射击,敌人遭到的损失也更为惨重。据不完全统计:朝、中人民部队仅在前线上空即击落、击伤敌机二十六架,其中被击落者十六架。如按飞机型种来分,则有二十架战斗机、一架侦察机、两架轰炸机和三架指挥机。敌空军驾驶员有三人被活捉。朝、中人民部队在五天中还击毁了敌军坦克三十二辆,汽车六辆,炮四门,并击沉敌船两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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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
鉴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尚不可能实施统一的农业税率,加以新解放区的大部地区业已完成土地改革,因而,一九五○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若干条文必须加以适当的修正和补充。其他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及早已实行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其现行农业税法,亦得根据新的情况酌予修订,俾能适合当地情况。为此特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作如下指示:
一、老解放区(包括东北、内蒙、华北和华东的山东、西北的陕甘宁老解放区在内),仍采比例税制,现行农业税法如有不完全适合当地新的情况而需要修改时,得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酌予修订,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施行。华北区农业税法需要修改时得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酌予修订,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施行。
二、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仍沿用一九五○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该条例如有不完全适合当地具体情况而需要修改时,得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酌予修订,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施行。
三、新解放区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一般仍沿用《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惟为符合土地改革后的新情况,除该条例第二十二条应依本指示第四条予以修正外,其第十二、十五、十六各条亦有修正和补充的必要,特予修正补充如下:
(一)农业税税率仍采用全额累进制,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最
低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在此限度内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
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订税率表,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施行。
(二)出租地和佃耕地的农业税,按业佃双方各自收入,分别依率计
征;事先有协议者得依其协议计征。出租地收入和佃耕地收入,一百斤均
作一百斤计算,不再加成或减成。
(三)凡依照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一口人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户分得多
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在计算农业税时,一口人的农户得按两口人计
算农业人口,两口人的农户得按三口人计算农业人口,以资照顾。
四、全国各地区农业税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百分之二十,随同农业税附征之。
五、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的税率计征,不得自由增加或减少。
六、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所发《农业税查田订产工作实施纲要》,指导所属各省(市)人民政府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查田订产工作,并责成各该区财政部门每半年向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作一次专题报告。要求华北、山东、东北等工作基础较好的老解放区,首先作到产量的真实和固定。
七、农业税的征收,除保证国家必需的粮食外,要求在必要和可能条件下,征收一部分棉、麻、烟等经济作物和现款。中央及各大行政区的财政部门应与贸易部门、合作社、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依照合理的比价,分别商定经济作物抵交公粮的合同,和征收货币的具体办法执行之。
八、为做好农业税收工作,在征粮季节到来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动员必要力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督促各级征粮工作人员恪守政策,保证农业税法的正确执行和农业税概算的圆满达成。要求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加强各级财政部门和农业税的征收机构,并有计划地培养农业税收工作的干部。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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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政务院第九十次政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现各地法庭在没收反革命财产的裁判及处理上,尚不一致。兹作统一的原则规定如下:
(一)依法判刑的反革命罪犯,得按其罪刑轻重,酌情没收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由法庭以判决宣告之。
没收财产得作为单独适用的刑罚。
没收全部财产的范围,包括罪犯本人实际所有(指用本名、化名、堂名及假借他人名义所有)一切土地、房屋、粮食、牲畜、工具、物资、企业、债权、股份、存款、现款及其他动产与不动产的全部。没收一部财产的范围,由法庭依据具体案情确定之。
(二)没收反革命罪犯全部财产时,对其共同生活而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应酌留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使能维持生活。对于不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属之财产或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属个人之所有的财产,均不予没收。
反革命罪犯之贫穷者,其财产不予没收。
反革命罪犯用于犯罪的财物,虽不属其所有,亦得由法庭宣告没收。
(三)没收反革命罪犯的一切财产,均归人民政府处理。
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经法定机关批准并宣判后,由宣判法庭会同当地公安机关执行。执行后应即交由当地人民政府掌管并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县以上人民政府核准处理。
没收较大规模的企业,应先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机关代管,并继续经营,然后报请省(市)以上人民政府指示处理。
没收反革命罪犯在企业中的股份和财产,应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处理。
(四)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中,如有被反革命罪犯侵吞、霸占或抢劫的人民财物,而原物仍在者,经原主请求返还,查明属实后,应退还原主。
反革命罪犯所负的正当债务,应由没收的财产清偿者,经债权人请求并查明确实后,得在没收财产限度内适当清理偿还。
(五)反革命罪犯的财产在判决宣告全部没收后,如再发现其他应予没收的财产时,仍得执行没收。
(六)对于在逃反革命罪犯的财产,亦依本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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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务院举行第九十次会议
通过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九十次政务会议于二十二日下午举行。会上,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作了《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的说明。会议经讨论后,通过了上述规定。会议并通过任免案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案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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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沛等离雅安经康定返藏
【新华社雅安二十一日电】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土登列门等一行十余人,已于十九日下午自成都乘车抵达雅安。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为炯、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副司令员熊奎、中国共产党西康区委员会副书记秦力生,以及雅安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都到城郊欢迎。当晚,阿沛等出席了雅安各民族各界人民的欢迎晚会。二十日下午,阿沛等即离雅安经康定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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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要更正
昨日本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应作如下更正:
(一)第六版第一栏倒数第十五第十六行“在红军胜利的影响下,一九三一年二月,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这一句应在同栏倒数第九行“……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之后,句中的“二月”应为“十二月”。
(二)第六版第二栏倒数第十四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由鄂豫皖、湘鄂边北上经过长征的红军紧接在会合以后,就共同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攻”,应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由鄂豫皖北上的红军紧接在会合以后,就共同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
(三)第七版第二栏第五行“一九四一年七月”应为“一九四一年六月”。
(四)第七版第二栏第三十二行至三十三行“但是……粉碎了这一次反共高潮。”一句,应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事前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被迫停止。”
(五)第七版第二栏第三十七行“灭亡的一年”应为“迫近灭亡的一年。”
(六)第八版第一栏第十六行“湖南”之下,应加“、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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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作好一九五一年农业税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二十一日颁布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这是根据国家的税收政策,参照一九五○年农业税工作的经验和当前全国农村经济的不同情况制定的。它比去年的农业税负担办法更合理更实际。农业税在目前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国家的最主要收入之一,而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的贯彻,不仅对于国家财政收入是一个重要保证,而且是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的重要条件。在这一个意义上,上述文件的发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根据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今后,农业税在三种不同地区有三种不同的税制。
第一是比例税制。这个办法实行于现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的老解放区。在这种地区内,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土地,早已经过分配。农业税已相继改行比例税制。这个税制虽然还有华北、山东、陕北等区的有免征点的比例税制,和东北那样无免征点的比例税制的差别,但都简易合理,对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都起了很大作用。在目前,老解放区农村经济的基本情况,仍然适宜于实行比例税制。在老解放区中,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正普遍提高,中农占农村人口的最大多数(一般约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土地关系虽有部分变动,但以调整生产(如坏地换好地,远地换近地,卖地买牲口农具等)为目的者居多,土地集中的现象尚不显著,据东北、华北五省十九个县二十五个村的调查材料,新式富农户数只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八,即在农村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在老区仍沿用比例税制,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是累进税制。这是实行于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地区。这些地区内,目前约有一亿人口。这种地区基本上还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关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占有的土地和收入相差很大,因而各阶层负担能力相去甚远。因此,在这种地区,继续实行一九五○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是基本上适宜的。
第三是缓进的累进税制。这种税制实行于已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地区。这种地区,现在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这种地区内,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土地关系已起了根本变化,所以不应和未经过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采取同样的累进税率,但已经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还保留了旧式富农经济,又不完全相同于老解放区,所以也不宜实行比例税制。因此,政务院决定实行较缓的累进税。累进最高率以百分之三十为限。
对于已实行土地改革地区内的租佃地的负担,一般不应照未土地改革前的方针办理。因为土地改革后,租佃关系,已不是农民对地主的关系,而是农民内部的关系。出租户主要是缺乏劳力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人民,因此,出租地的收入和租佃地的收入不必再分别折算,一般只应按各自收入计算负担。这样才能有利于农民的团结和生产。
有人曾经这样问:为什么不制定统一的农业税,而要同时实行着三种不同的税制税率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农村,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不能不需要三种不同的负担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国家当前农村经济具体情况相符合。当然,到明年,新解放区全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第二种地区没有了,第二种负担办法也自然不必要了。至于已实行土地改革的新区和老解放区的农业税收办法是否也要很快统一呢?那就要看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来决定。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是十分辽阔,情况是十分复杂,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地区之内往往也有很大的不同,农业税的具体办法因地而异,不但无害于统一的政策,而且可以更确切地体现了国家统一的政策。去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坚决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法,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的方针,曾经收到很大的成绩,克服了一九四九年征粮工作中“按阶级征收”,“负担面过窄”,“层层加派”这些严重的偏向。但统一的农业税法,对于各地方不同经济特点的照顾上,是有不足之处的。所以今年就进一步在统一政策下实行一定范围的因地制宜。可以预料,实行政务院这个决定之后,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税收工作将会有更大的成绩。
也有人顾虑,在中央强调照顾各地不同情况而因地制宜之后,是不是会造成地方政府在农业税收上的自由行动,不实行依率计征,甚至会重复一九四九年的混乱现象呢?这是不会的。一九五○年征收农业税的经验证明,各级人民政府,都能按照中央所规定的政策办事的,并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上述指示第五条已明白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的税率计征,不得自由增加或减少”。同时,各地所拟订的税率,都要经政务院批准才能执行,这是最有效的保证。
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税工作是否很容易完成任务呢?是不是可以因为一九五○年农业税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今年政务院又适时地颁布了正确的指示,而可以自满呢?
事实是,今年农业税的任务还很重,必须艰苦地工作,才能完成任务。在农村中,目前存在着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广大新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这些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他们懂得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事业都需要全国人民用大力予以支持,因此,踊跃交纳农业税已经而且将要成为广大农民爱国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农民的负担还不能减轻。在新解放区,由于土地改革的结果,土地既已转移到农民的手里,土地收入完全为农民所得,农业税也就不能不全部由农民来负担。而且土地分散之后,累进降缓,政府为了保持与去年同样的收入,税率便不能不有适当的调整和提高。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公粮征收工作人员,必须对新翻身的农民进行恳切耐心的宣传工作,使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征收农业税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这样中心的政治任务的关系,以鼓舞农民纳税的热情,并充分警惕反革命分子破坏征粮的阴谋。向农民说明政治形势,是保证农业税征收成功的关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十分注意关于农业税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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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西藏人民欢庆他们从此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这是藏族人民准备了许多礼物,正在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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