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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记共产党员侯登杰领导的治淮民工中队
从治淮线上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工身上的积极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有力保证。
在春修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在这大风大雪里，陈郢孜中队——这是治淮线上数百个中队里的一个——从“三河尖”工地转移到“四百丈”淮堤上。经过百里行军，大家已十分疲劳。但他们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工作赶快搭起工棚，准备风雪一停，就动手培修“四百丈”淮堤。中队的领导者侯登杰同志是一个年青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估计淮水可能因为下雪而上涨，所以在大家休息后，他和青年团员鹿成仁在堤上轮流巡视。侯登杰也是很疲劳的，但他想到：“四百丈”淮堤是下格堤的屏门，下格堤是中游蓄洪地区的后门，如果不迅速把“四百丈”堤修好，淮水就要浸入姜家湖。这样，下格堤就建筑不起来，从润河集分水闸拦蓄进到城西湖的洪水，仍会由姜家湖再入淮河。这是关系着淮河中下游千百万人生命的问题。因此，他集中精力，监视着流动的淮水。不久，发现水面上浮着许多白沫。这是淮水即将上涨的迹象。侯登杰和鹿成仁立刻紧张起来，谨慎地蹲在淮水边，仔细观察水面上的白沫。半个钟头后他们断定了淮水确在逐渐上涨。侯登杰非常着急，赶忙和鹿成仁跑回工棚唤醒大家。
在半路上，他们遇见了陈小喜和萧子金。陈小喜对侯登杰说：“指导员，俺们怎么能睡得着呢？俺们已经估计到淮水可能上涨了。可是这几天行军、搭棚，大家都疲乏得很，都想睡觉。后来俺们就想了个办法，轮流睡觉，轮流坐班。”侯登杰急忙告诉他们说：“淮河涨水了，赶快到工棚里去叫醒大家！”于是，全中队立刻紧张起来了。侯登杰向大家作了简短的宣传鼓动工作他说：“同志们！毛主席号召咱们‘根治淮河’，现在淮水在‘四百丈’淮堤还未修好的时候，要来破坏咱们治河的计划，大家要有勇气，要和淮水斗一斗。”
全中队六百多个民工，立刻扛着锹，挑着筐，在大风雪中前进。上了堤边，挖了黄土，一担一担地挑到“四百丈”淮堤的破口上。侯登杰的脚早被冻麻了，但他仍是一锹锹地挖土；鹿成仁的脚指被冰雪划破了，仍然挑着土飞跑。大家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上午，“四百丈”淮堤的每一个缺口上，都增高了二公尺厚土。企图冲破“四百丈”淮堤的洪水就被打回去了。
在治淮线上的共产党员，男女民工，不仅是勤劳的，勇敢的，而且是富于创造力的。当侯登杰中队转移到下格堤时，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困难。从土塘里挖出的泥土，又软又粘，但是挑到堤上，就变成石礓一样的硬块。一百六十斤的石硪打不平这种硬块修的河堤。侯登杰动员大家想办法克服这个困难。
当天夜里，硪工队长陈小喜想道：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俺们过去的日子太苦了，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俺们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毛主席又号召俺们“根治淮河”，俺们能不为力吗？陈小喜想到这些，就有了力量，有了智慧。他想出把两个石硪绑在一起打硬块的办法，并和萧子金商量。萧子金说：“还不如用石滚好。”
侯登杰同志和几个硪工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的时候，陈小喜和萧子金抬来一个大石滚，俩人笑嘻嘻地说：“指导员！俺们想出了办法，用这个家伙打，管保就能合乎工程标准百分之百。”大家都来看石滚有几个人搬动了几下说：“这家伙足有八百斤重，怎么能抬起打呢？”侯登杰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大家想办法，就可以办到。”于是大家就互相研究，先拿来四根扁担绑成井字形，挟住石滚，八个人抬着扁担打。第二天打了一天，已合乎行硪标准百分之七十，但每个人的手都磨起了血泡。第三天改用两道铁丝，攀成十字形，作石滚硪底，然后用拴石硪办法，在石滚硪腰间拴上绳子，由十三个人拉住绳子打。试验结果，不仅可把石滚举过胸脯，还可举过头顶。只要打两遍，就可合乎行硪标准百分之八十；如打三遍，可合乎行硪标准百分之一百二十。这就给下格堤工地解决了一个重大困难。县总队部工程人员认为这个创造，对今后蓄洪工程的堤防工程有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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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活的事例教育了干部
——屯留县组织抗美援朝观摩检查的经验
本报特约记者 毛联珏、吴象
“观摩检查”是推广各种先进工作经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山西省过去有不少地区，运用这种方法，推动了工农业生产。最近屯留县又运用这种方法来推广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经验，同样地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最近，中共屯留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共同组织了一次抗美援朝运动观摩检查，参加的有五个区、二十五个村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一百六十四人。他们以区、村为单位分别组织了五个观摩检查团和二十五个观摩检查小组，由十五名县区负责干部领导。前往观摩检查的地点是该县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先进村——西故县村。观摩检查的内容，包括：一、“五一”后抗美援朝运动转向持久深入的情况、问题和经验；二、共产党的宣传网组织和各种群众宣传机构、宣传工具的建设和活动情况；三、在爱国丰产竞赛中，提高、发展和整顿互助组的情况以及当前春耕播种情况。
从五月十七日到十九日，观摩检查的参加者与西故县村的干部、党员、群众等举行了座谈会，交换了经验，又进行了实地考察观摩、相互评比，最后并作了总结。
经过这次观摩检查，给参加检查的干部、党员等解决了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许多人虽然已经听过好多遍，自己也常常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却并不完全相信。现在，他们听了西故县村中共支部书记秦富全的工作报告，介绍该村抗美援朝运动前后两种不同的气象；他们又亲眼看到了该村群众的各种表现，不得不心服了。
第二、要很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必须在抗美援朝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组织领导与工作检查。西故县村中共支部，为组织群众积极地实现爱国公约，在春耕中发动每个农民都订出了自己的爱国增产计划，并举行了三次大检查，使全村的施肥、下种、犁地、锄麦、浸拌种子、交换优良种籽等工作都按计划完成；植树造林、整顿与发展互助组、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等项都超过了原计划。此外，他们还规定了几种制度：月终一检查（在支部大会上检查整个支部与每个党员为抗美援朝做了些什么工作）；一月一测验（由党内到党外，普遍举行有关抗美援朝的政治测验）；一年四评选（根据爱国公约和各人每季具体计划评选模范）等。依靠这些制度，他们及时克服了“五一”后曾经发生的“松一口气”的自满思想，使抗美援朝运动得以正常地发展。
第三、要使抗美援朝运动转向持久深入，必须在运动中建立宣传网，建设各种宣传工具。西故县的宣传员是很活跃的。全村共有十一个读报组（订有十八份报纸）、五座民校、七个凉棚（在饭市上搭起凉棚，趁群众吃饭时进行宣传）、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八个广播筒、三十多块黑板报和许多“抗美援朝问答栏”。这些都是宣传员和积极分子们活动的场所。他们使全村到处充满了抗美援朝的声音，显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大家观摩以后非常羡慕，一致满有信心地提出口号，回村后要积极学习西故县村的经验。
检查、观摩、评比的方法，是总结了群众的先进经验，以活的事实、活的榜样来教育干部与积极分子的方法，因此最具有说服力，对于相信“耳听是虚、眼见是实”的农民尤其如此。这是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教育方法，因此效果就特别大。
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各地群众的创造和经验是很丰富的，各地在推广这些创造和经验时，都可以采用检查、观摩、评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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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黎培里领导的芜湖天主教育婴所残害大批中国儿童
芜湖市天主教圣母院育婴所残害大批中国儿童，引起当地各界人民的激愤。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芜湖市分会接受各界人民和天主教徒的要求，于十五日派员赴该所调查，在该所夹巷内挖掘出大批婴儿尸骨和脑壳，约计有一百多具。
该所成立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负责人是沙慈心、杜勒撤（都是西班牙籍），受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领导。该所自成立以来，曾收养了大批中国儿童，据曾在圣母院做过教员的天主教徒余道宗说：他在一九四二年曾亲自代该所抄过一百多名领洗的婴儿名单。另据一九四九年天主教内部出版的《中华全国教务统计》内载，在一九四九年时，该育婴所中尚有婴孩二百名。但目前该所幸存的孩子只有二十七个（婴儿五个，较大的孩子六个，其余十六个寄养在民家）。在育婴所内的十一个孩子，都是骨瘦如柴。
据圣母院内的天主教徒揭露，沙慈心、杜勒撤等对待中国儿童十分刻薄。教徒李成西说：沙慈心等一直将婴儿放在一个阴暗而又潮湿的地下室内，夏天，苍蝇经常叮满在婴儿的眼睛、鼻孔和嘴唇上。婴儿的尿片很少换洗，时间长了，婴儿的屁股便腐烂发臭，身上也生满疥疮。育婴所保姆范月英和吴少英控诉沙慈心、杜勒撤等毫不关心婴儿的健康，给孩子吃的很坏。乳瓶乳嘴都不消毒，以致很多婴儿口腔发炎。孩子有了病，沙慈心、杜勒撤等也毫不关心，因此孩子死的很多。沙慈心等通常把死婴的衣服剥光后，用几张废纸包起来，拖出去埋掉。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个死婴没有掩埋好，被狗拖到窗台上，咬得不成样子。沙慈心、杜勒撤等却说：“我们只救灵魂，不救肉身。”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芜湖分会在该育婴所内掘出大批婴儿尸骨的消息传出以后，更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怒。十六日，该市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人民团体和教会代表共七十多人举行控诉会，他们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黎培里、沙慈心、杜勒撤等杀害中国儿童的凶手。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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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所谓“武训精神”
袁良义
一
关于武训的“不足为训”，各处的讨论似乎已归于一致：武训不仅没有革命思想；而且他的行动是直接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但在讨论的过程中间，却始终存在着“容易迷惑人”而未分析得很清楚的地方，就是所谓“武训精神”。有些人曾引用陶行知先生过去对“武训精神”的表扬来佐证自己的话，认为武训三十年来行乞兴学的精神始终是很好的，武训究竟不失为一个“好人”，不管他所起的作用如何。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毕竟他那种坚强的毅力与刻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我们知道：过去许多人称颂武训实际上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它曾被视为千古奇迹而流传。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上说：“训虽不学，而其行谊竟与古圣昔贤之旨暗合，抑何奇欤？”以后梁启超、刘半农等人为武训作传也是特别表扬这一点，到编《武训传》影剧时，孙瑜先生更把这种精神视为“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可以说夸张到极点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许多人虽然已承认了武训行为的“不足为训”，但总觉得武训的主观愿望是未可厚非的，这样他们就把武训的主观愿望与社会实践完全分裂开来。结果“武训精神”就成为同情武训者的防守的最后阵地，而且依据着这块阵地上，不断产生出许多混乱的想法来。
因此，现在问题是：如何摧毁这最后阵地——“武训精神”。
二
分析“武训精神”是应从了解他的身世开始的。
有一些人以为武训“原是劳苦而善良的农民”，“在二十岁以前还和一般农民没有什样大差别”，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至于孙瑜先生的刻意煊染，说他对穷孩子们说：“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了，千万不要忘记咱庄稼人！”更是出于一种不妥当的主观的臆造。实际上，我们很难说他对农家生活有什么体验。他在七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从此以后他便一直过着求乞与佣工的生活。而七岁以前，他的年纪太小了，春耕夏耘的生活对他的影响似乎是不大的。并且从他以后的思想与行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他四十余首兴学歌中没有一首提到种庄稼的事，他对于土地可以说没有一点兴趣。当他在母亲去世以后，把自己应分的三亩祖地办交涉要了过来，立刻就出卖给人家，一个热爱自己土地的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
重要的一段时期是武训七岁至十四岁（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二年），这七八年中，他主要的生活是“行乞”，其次是替人家做零工。在行乞的时候，他是经常跟着地主富户小孩子打转子，而他想念书的动机就是由羡慕这些孩子们能念书而引起的。在他艳羡的眼光中，我们看不出一点仇恨与不满的色彩，相反，他倒是觉得这是一种很理想的事情，不过自己是“人不行，又无衣”罢了。有人说他有“向上爬”的思想，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十四岁至二十一岁，他先后在族叔，张大户，与某庠生家当佣工。这段时期有两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他在庠生家做工，终日被奴役着，却毫无怨言，常觉得像自己这么一个求乞穷小子，能够找到工作已属不易，生活劳苦些，待遇刻薄些，都是应当忍受的。第二，他始终未能忘掉求乞生活，等到他受庠生的欺侮，且愤且悲，就立刻改变态度而以求乞为终身主要的职业了。他自编的兴学歌中也说到这一点：“扛活（即帮工）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由这两点看来，他年幼时的求乞生活在他的意识中是经常起作用的。
武训的经历与生活态度，使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么一个问题：他三十年来忍苦耐贫，是不是受他的“忘我精神”或“利他主义”所支配？
从武训所作的四十余首兴学歌来看，其中所表露的除掉微含自卑感外，没有一点感到生活的艰困与厌恨的地方，相反，他倒是非常乐观自信的。如他行乞时唱：
“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
背着褡子沿街溜，修个义学不犯愁。”
这种态度，背后深藏有一种最反动的最落后的思想，完全不是什么“忘我”、“利他”，而是一种脱离生产轨道的寄生的游民思想，这才是他三十年来坚持“行乞”而“不曾发生什么疑虑”的真实理由。至于他逢人即跪，以及“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这一套把戏，也正是他自幼就过游民生活所养成的一种丑恶习惯。
三
武训的“利他”精神被人批判为“反现实”，这从广大的劳动人民而言，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地主富绅之间，却有它“现实”的基础。
代表封建地主的统治阶级表扬武训为“乐善好施”，与劳动人民叫他为“豆腐沫”，同样不是偶然的。这种矛盾反映在当时的思想道德的观点上，分明是两条不同的战线。贾霁同志批判武训时，说他是“主观主义”，认为“识字，只是他自己的主观要求”，这是不妥当的，因为“主观主义”也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像武训这种人，不仅离开“当时农民生活中的本质的要求”而且根本就背叛了劳动人民，甘心替封建统治者服务，是不能用“主观”或“主观主义”来混淆与掩盖其反动的本质的。
武训为什么会背叛劳动人民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上一节已经指出武训并不是农民，对于在封建剥削下农家惨痛的生活原没有什么深刻的体验；他虽然做过苦工，但他并没有因此养成正确的斗争的劳动观点，他处在最有革命传统与影响的馆陶，临清，堂邑，莘县一带，咸丰四年的太平军北援部队，在武训生时就开始酝酿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因黄河改道与官绅剥削产生的饥馑所引起的不断的反抗与斗争，都反映出当时此地劳动人民的“本质要求”。但是武训面对这么伟大的革命浪潮，却能“无动于中”，完全满足于“背着褡子满街溜”，“自有善人管我饭”的行乞生活。他在受庠生家的欺侮后，愤而兴学，并不想革庠生的命，只是想如何能够不再受庠生的气。他以为穷人认识字，便可以与地主富绅“看齐”了。这种念头是由幼年羡慕地主孩子可以念书“上进”发展而来的，不过通过在庠生家的一段生活把它更加深刻化罢了。
至于武训兴学并非专为自己也是事实，他的歌里便有“为众家”，“为贫寒”的词句。但这种“为众家”，“为贫寒”的观念不仅模糊，而且含有很深的反动毒素。他不但自己甘心情愿做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才，而且还希望贫寒子弟也去读圣贤书，把他们从劳动人民的战线上硬引导到相反的做奴才的道路上来。他对当时的封建秩序肯定到一种惊人的程度。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做牛做马放债收租办了义学，请教书先生与绅董吃酒时，自己却“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能与师抗礼也”。对于地主士绅的信任与效忠也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自己“积铢累寸，设学三州县，宅舍经费，倩首事董理之，已绝不过问”，而每天，他自己在义学里所做的工作只是：“惟师生有惰者，则长跪其前”。
武训的“奇迹”是与代表封建地主的统治阶级的撑持与“表扬”不可分的。它之所以成为“奇迹”，正因为它适合了地主士绅的要求。道光四五年时，湖广总督李鸿宾的一封奏章上就很明白地说出当时统治阶级对义学的看法：
“湖北襄阳一郡，界连豫省，民俗犷悍。臣李鸿宾于道光肆年春谕襄阳府知府周凯，督令所属州县，劝谕绅耆于乡村市镇多设义学，访延端谨儒流，诱掖子弟，使之入学诵读，以冀化导有方。”（道光题本）
后来杨进士，郭知县以及张巡抚与袁巡抚的表扬武训，基本上是根据这种精神而来的。同时就当时劳动人民卑视统治者的“忠孝廉节”的宣传，喜爱自己“犯上作乱”的英雄故事，也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在文化战线上所具有的阶级感情。如谭瀛室笔记上说：
（同治年间）“愚民尠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关心，方以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
这种阶级感情说明许多劳动人民虽不识字，但“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的情况是与武训的不识字而劝人读圣贤书截然不同的。同时也可以说明武训认识的错误决不仅仅是“不识字”的问题。
在武训与一般劳动人民之间是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的。
四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检讨“武训精神”中最反动的，落后的思想根源了。
要说明武训为什么甘心三十年为统治者作牛马，应先了解什么是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的具体内容。所谓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含着封建地主的“剥削”思想与拥护这种“剥削”的“奴才”思想两方面，而武训正是以他的“良心”，“真神”“阴骘”，“报应”之类的宿命论来肯定当时的封建秩序的合理，以甘心作牛作马的态度与地主的奴役压榨相结合起来。
儒家“纲常”观与佛家“因果”观是互为表里的，在儒家的“孝道”里常含有宗教的内容。这一点，在武训的思想与行动上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南里北里去烧香，不如家里去敬娘。这人好，这人好，我给十亩还嫌少。这人孝，这人孝，给他十亩好养老。”
自然这种奴才思想还常表现着另外的一面，就是跪在统治者面前，企图“向上爬”的种种幻想。这种幻想最初曾出现在武训羡慕地主孩子能念书的意识里，后来它又被转化为对兴“义学”的强烈要求，因而不惜干尽了最卑下和最龌龊的行为中。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种“路死路埋，街死街埋”的游民，曾作过这样的痛斥：
“他们是以社会的残屑为生活，并没有一定的职业；是流浪人，既没有炉火，又没有信义；他们虽然是随其隶属的国家的文明程度之高低而有所不同，但决不会丧失其流氓根性；……他们能够干最英勇的行为和最高尚的牺牲，但也能够干最卑下的偷盗和最龌龊的败德行为。”
而武训的一生事迹正是在完成这种“最高尚的牺牲”与“最龌龊的败德行为”。
但对于这种反动的“武训精神”，还有人这样来称赞：“毕竟他那种坚强的毅力与刻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最近更有人根据这种“精神”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就是：“武训的牺牲精神是惊人的，它与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有共通性的，如果武训把他的‘坚强毅力’与‘刻苦精神’转移到革命方面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这种孤立起来看“精神”，强调“精神”是唯心的，它没有理解到精神是不能离开其实践基础而存在的。武训精神之所以存在，正因为他在通过行乞的社会实践中接受了一套最反动的，落后的，消极的“奴才”哲学，如果他离开了这种思想与实践基础，便会完全无“毅力”去替统治者做三十年的牛马！劳动人民只能创造像闯王、闯将、黑旋风之类的英雄人物，不会创造武训这种三十年做牛做马的“奇迹”。
五
肯定“武训精神”的人，实际上是在肯定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这些人是“以丑为美”的。他们未能看出武训的丑恶正如同武训未能看出自己的丑恶一样。自然其中的分别还是有的，因为他们以武训的牛马生活为苦事，为“奇迹”，而武训自己却甘之如饴，认为“路死路埋，街死街埋，死了自有棺材”。他们虽然了解了统治者的“表扬”，却似乎还没有很好地体会武训的“奴才”精神！
在残存的封建毒素还没有完全从我们中间清除以前，总会有一些人是不能完全忘情于“武训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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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天主教徒的悲惨身世
敏如
芜湖天主教会工友周金顺的悲惨身世，反映了中国一般天主教徒受帝国主义传教士迫害和奴役的情况。
周金顺是江西九江人，六代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他的做了三十多年传教员的父亲，是被九江天主堂的法籍神父逼死的。他父亲死时，他母亲要求教堂施舍几块薄板做棺材，这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他的母亲在九江仁慈堂做了几十年的工，到他父亲死后，也就被仁慈堂驱逐了。
周金顺是在一九四七年带了妻子从九江到芜湖的。他最初在芜湖天主堂办的女内思学校当传达。该校负责人李嬷嬷（西班牙籍）利用他的穷困，强制他接受这样的条件：没有工钱，也不供伙食，只拿些学生的“赏钱”。这年暑假，学生们发给工友的“赏钱”被李嬷嬷扣下，只给了他十分之二。
这笔有限的“赏金”很快就用完了。暑假里，他家的米桶空空，生活非常困难。一天，李嬷嬷来催他做工，他向李嬷嬷哀求说：“我已两天没有吃饭了，学校里能不能发点工钱？”她粗暴地回答道：“不行，我们事先讲好没有工钱，你不干就滚蛋，我另外找人。”这时的周金顺真是悲愤交集，他想道：外国教士平时口口声声地说：“天下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他感到孤独无助，不禁萌了厌世之念，便用头向墙上猛撞，幸亏他的妻子阻住，没有自杀成功。
李嬷嬷怕闹出人命来，于是将周金顺介绍到隔壁天主堂去做杂役，每月工资五斗米；但是仍要他在学校里兼差。这就是说：一月五斗米，两头做工。
一九四八年，周金顺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一天晚上，他孩子的头部跌伤了，第二天是芜湖教区西班牙籍主教的生日，他一早就被催着到教堂里去伺候了。他的老婆抱着孩子在教堂外面等他设法去诊治。他好容易等着做完一台弥撒，跑出去一看，孩子的头已肿得像巴斗一样。他急忙抱了孩子去找天主堂医院一个名叫何德凝的西班牙籍医生，何医生只替孩子略略诊察了一下，便说：“这孩子的病我医不好，你们自己想法子去。”孩子得不到医治，便在当天死去了。
周金顺失去了可爱的孩子，痛愤已极，到西班牙籍主教蒲卢那里去告何医生。这个主教却说：“死了就算了，这都是天主安排的意思。你喜欢孩子，天主更喜欢他，他进天堂去了。”
一九四九年芜湖解放以后，西班牙籍神父借口经费困难，将他的一月五斗米工资减去两斗。不久，教堂更将他辞退了。
这个受尽了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压迫和奴役的天主教徒，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可恶，因此当芜湖市爱国的天主教徒发起自立革新运动时，他热烈地表示拥护，并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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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若瑟是怎样建立广播收听小组的？
本报特约记者 何静
太原铁路北站机务段广播收听小组，在普及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中创造了利用收听广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范例。该段办事员吴若瑟同志是一个积极的报纸和广播通讯员，在今年一月份山西省第一届新闻文艺给奖大会上，受到了奖励。这次奖励，不仅大大地鼓励了吴若瑟同志的积极性，而且推动了太原路局各段的广播收听工作。
从此以后，吴若瑟同志在领导干部的指导下，开始克服单人独马去干的作风，成为优秀的宣传员。他在今年三月初建立了机床组和铁工电焊组两个比较健全的广播收听组；三月中旬以后，又发展了工厂办公室、电机和公安三个收听组，共有组员七十三人。到四月初，他又把广播收听工作扩展到职工家属里面去。他团结了收听广播的积极分子王逢海、王永福、刘恩平、李清亮、李大黑、王殿选等人，发挥了集体研究和共同组织的作用。
吴若瑟同志对这个工作有极大的热情。他主动地把大会上奖给的收音机拿出来，并且又用奖金买了一部收音机，供给收听组使用。他一面广泛地吸收职工同志参加收听广播，一面向大家解释收听广播的好处。同时，他主动地和广播电台取得密切联系，经常在黑板报上公布广播节目。遇有和本段工作有关的广播内容，他就特别注意组织大家收听，事先并用喇叭筒向大家预告，用红绿粉笔把广播内容写在黑板报上，引起大家的注意。职工同志们也逐渐地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黑板报上的“广播节目预告”成为大家最关心的一栏。
他们还订立了收听制度和纪律。各组轮流收听。每个组选出一个组长和一个广播记录干事、一个通讯干事。收听以后，组织大家讨论，向电台写通讯和工作汇报；有时还组织读报，补充收听的内容。有一次，他们收听到某厂捉到特务的消息，大家纷纷地说：“怎么工人队伍里也混进了特务？可得警惕呀！”试用工孙庆云当时主动要求参加纠察队（试用工没有参加纠察队的义务），并且和其他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把水塔附近的草铲掉，防止特务的破坏活动。
在收听了镇压反革命大会实况的转播以后，工人同志不仅提出了防奸细防特务的口号，而且用爱国主义的行动来实现这个口号。大家一齐喊出：“发挥集体创造的力量，搞好生产。”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铁工组设法制造了一种工具可以节省炭，还提高了工作效率两倍；电焊组也创制了一个修焊烟管的自转机，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两倍。
收听志愿军归国代表的讲话之后，各个收听小组的组员都参加了订立爱国公约。李清亮小组还决定每人每月拿出一定数量的小米捐献给朝鲜前线将士。铁工组同志在订了爱国公约之后，自动地打扫门外的炉渣炭。他们说：“我们要像消灭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一样，把脏东西扫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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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第一期千余名学生毕业
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第一期学生一千零八十一名，经过八个月的正规学习，已于本月十日毕业。本届毕业生多为具有三年至八年工作历史的革命干部，也有少数参加革命不久的先进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华侨子弟。此次毕业考试成绩很好，优等生和优良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上海成立连环图画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连环图画的改造工作
为了统一领导上海市连环图画的改造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暨新闻出版处会同华东文化部、华东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连环画作者联合组成连环图画工作委员会，计划在本年度基本上肃清有害的连环图画，并有计划的组织稿件。
湖南澧县津市人民文化馆组织流动书库下乡销售新书
湖南澧县津市人民文化馆，在农忙季节中，选择了数百种为农民所喜爱的书籍，组织成流动书库，下乡销售，让农民能利用春收时期中的空闲时间来看书。这一工作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西南广播电台增加藏语广播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为加强民族政策宣传，提高藏族人民对时事的认识与增进民族间团结，已于上月二十七日开始每周星期日在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增加藏语节目。藏语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抗美援朝和民族政策法令的讲话、国内外新闻与藏族音乐等。播送时间是每星期日下午八点三十分至九点，波长四九公尺，周率六一五四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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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战场速写 （铅笔画）十四
“同志们！修好了，过来吧！”
（朝鲜人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修浮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