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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成立了爱国增产捐献小组
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员会 林苇
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员会的同志们，在五月三十一日听了赴朝慰问团的报告，当天就展开了讨论。第二天下午，会议室前的墙上很快贴出了捐献情形的快报。接着，一张快报跟着一张快报迅速地出现在墙上。三分之二的同志们都贴出了自己的捐献计划：有的要戒烟，有的预备吃得坏一些，有的打算节省一切零用钱。人人都在精打细算，想从现有的包干费中节省出大量的钱，来支援志愿军。
算来算去，钱都有限。降低伙食标准和节省必要的零用钱，都会影响身体健康，降低工作效率。因此，大家都觉得非想积极的办法不可。
六月二日，报纸登出了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大家得到了极大的启示。组织部的同志们马上提出成立爱国增产捐献小组，定星期日为“抗美援朝爱国劳动日”，直接参加生产战线，把所得到的工资，全部捐献出来，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当天，第一个爱国增产捐献小组就成立了，全组共有方恩波、李公田、沈国威、冀瑞田、林苇等五个同志。当晚，就和永茂机电厂谈好了工作。第二天正是星期日，第一个增产捐献小组的五个同志在六点刚过就到了工厂。抗美援朝的热情和增产就是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口号，鼓舞着每一个人。刚开始工作的七十五分钟内，就运送了一百二十辆小车。大家互相挑战，不停地奔跑。上午，每人一次运两辆小车。下午，大家根据上午的经验，改进了工作方法。冀瑞田同志用铁丝把小车捆好，一次就能拉七辆，连身体比较弱的沈国威同志每次也能拉五辆。应该两天作的活，不到一天就完成了任务。那天，全组五个整工，按照一般小工的待遇，共得工资五万五千元。大家高高兴兴地捐献了这第一笔工资。交通分队和区公所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想参加这种爱国增产捐献小组。区委会的有些同志们，已经决定下次也一道去生产。
增产捐献小组的同志们，从这次劳动中，感到了直接出力支援前线的愉快。以后，预备健全小组的组织，建立劳动制度，更好地与工厂联系，充分发挥大家的力量。在不妨碍工作和必要休息的原则下，经常用这种办法增加收入，全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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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小单位怎样订立和贯彻爱国公约？
——从检查北京电信局的爱国公约中看到的几个问题
俞衡 鹏林
一、爱国公约要订到小组
北京电信局各单位的爱国公约，是在四月份的普及抗美援朝运动中订立的。电信局职工订立爱国公约的特点之一，是深入到了小组，每个人再作出执行爱国公约的计划，有了具体明确的奋斗目标。截至目前为止，全局已订立爱国公约的小组，占全局小组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强（有的部门因为各小组的生产性质相同，只有部门的爱国公约，而未订小组的爱国公约）。爱国公约订立、执行以来，已获得很大成绩。各组工作效率已普遍提高。如梁庆华小组，六个人五天完成了八个人半月的生产任务；电话五局的线务工人，五月份节省了三百三十公尺皮线。劳动纪律也加强了，职工普遍作到不迟到不早退。学习也加强了，有将近半数的小组建立与健全了读报制度，使职工得以经常学习时事；许多小组过去开不起会来，现在开得很有劲。
事实证明，北京电信局这种把爱国公约订到小组的方法是比较好的。目前北京市仍有不少工厂，只订有全厂的爱国公约，而没有订小组的或车间的爱国公约。这些工厂的职工感到公约不具体，不能给每个小组以明确的奋斗目标，因而不知道要怎样去执行爱国公约。这一点是值得有关单位注意补正的。
二、必须经过群众酝酿讨论
电信局各小组的爱国公约，是由群众提出，又经小组酝酿讨论后签订的。不少职工在小组的时事讨论会上，对比了今昔生活之后，就提出“要订个公约，作为自己的爱国行动的纲领”。秘书科贾蕴章小组在订立爱国公约以前，经过酝酿，在小组内按工作性质（打字、收发、保管）分成三个互助小组，各组职工分头针对自己工作的特点，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爱国公约草案，然后三个互助组共同讨论，确定并通过全组的爱国公约。在各组分头签订爱国公约的同时，局内共产党的报告员、宣传员进行了关于爱国公约的宣传，促进了爱国公约的讨论与签订。正因为各小组的爱国公约，一般都经过了群众的酝酿、讨论，所以大多数群众都能自觉地执行爱国公约。但也有少数小组的爱国公约，是由组长事先拟好条文，在小组会上潦草通过的。这类小组的爱国公约，收效都很小。
三、修订抽象的和繁琐的条文
电信局曾检查了一百八十三个小组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发现订立爱国公约后有显著效果的有四十八个组；起了一定作用的有一百一十个组；爱国公约流于形式的有二十五个组。这二十五个小组的爱国公约所以流于形式，主要原因是公约内容不够恰当。一种是太抽象，空喊政治口号。如高育玠小组的公约，八条中只有一条结合了自己的业务。另一种是太繁琐，色色俱全，把日常生活都订了进去，却未抓住一定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主要问题，因而很难执行，更难执行得好。经检查出上述偏向后，部分小组已加以补充修订。修订后执行效果良好。如修复小组原公约中有一条是“要遵守保密制度”。这一条太抽象，现已补订为“要遵守保密制度，不丢掉一个条子”。这样就具体、明确了，而且结合了本身业务。过去，该组的派修条子曾不断遗失，现在则克服了这个缺点，做到了保守国家机密。电报处王学仁小组的公约中，原对保证超额完成任务一项订得很抽象，后来改订为：“保证超额完成任务，彻底消灭人为事故和严重差错，保证小差错不超过十万分之一。”修订公约后，该组生产情况有显著改进。如一月到四月底，四个月的生产量是九十万零八千字，出了九个小差错，五月份一个月产量为三十万零四千八百字，只出了一个小错。
四、四种检查方法
为了保证爱国公约的贯彻执行，电信局采用了四种检查爱国公约的方法：
一、以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干部为主，适当吸收小组长参加，组成核心检查组进行检查。检查方法有二：一是由核心检查组的干部分工负责几个小组，“包干”检查；一是按生产、工作、学习等项，由检查组干部分工负责检查。
二、群众自己随时随地互相检查。贾蕴章小组创造了以互助组为单位的检查网，办法是：例如某互助组有四人，由甲负责检查乙、丙，乙检查甲、丁，丙检查丁、甲，丁检查乙、丙，等等。这样可使每人都要受到两个人的检查。
三、建立小组会议的检查制度。每周召开一次，由各人报告自己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大家互相提出意见，进行检查。
四、党的宣传员报告员在检查爱国公约执行情况时，展开宣传，表扬好的，批评不好的，以督促改进。
电信局采用上述四种办法进行检查的结果，有效地保证了爱国公约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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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勇可爱的朝鲜人民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员 浦熙修
我怀念着英勇可爱的朝鲜人民。我在朝鲜期间所接触到的朝鲜人民的英勇面貌以及他们对我们那种深厚的友情，永远回绕在我的脑际。
我们一过鸭绿江，便在新义州的废墟中迷失了道路。敌机在夜空中嗡嗡地寻觅着目标。我们正在摸索前进中，一辆小吉普忽然迎面而来，车上的人用不纯熟的中国话悄悄地问：“是中国人民慰问团吗？”这辆吉普车就领着我们前行。但因车辆太多，我们的一辆走了几十里又找不到道路了。远远地只见那辆小吉普又在叉路口等候着我们。它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指定的宿营地。
朝鲜人民军在乌黑的深夜中就这样又机警、又沉着地把我们几十辆车，几百个人一一安顿在沿途的小村落中。在深夜中我虽然看不见他们的面貌，但我感觉到了他们那种火热的友谊。
在平壤十一天的经历，更使我深深地体验到了中朝人民深厚的友谊。
我们住在一个村庄中。人民军的两连高射炮部队守护在群山的周围。敌机虽然天天在上空盘旋，但不敢低飞，因之也无从发现目标。
共和国政府文化宣传相许贞淑亲自主持招待事宜。她动员了共和国的一等翻译安孝相（金枓奉委员长的秘书）及外务省、文化宣传省所有最好的翻译为我们担任翻译。所有招待我们的女工作人员都是劳动党员。有金日成大学的女学生，有银行的女职员，有民主妇女同盟的负责干部。她们为我们送茶送饭，倒水洗衣服。我们彼此虽然言语不通，但我们能够作笔谈。她们认为能够亲自接待中国人民的代表是最光荣的事。有时我们脱下了衣服，想自己偷偷来洗，但只要被她们一发现，一定要被她们抢了去。
金日成将军对中国人民的友爱更予人以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在深夜会见这位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在一个山村口上他带着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谊，民主妇女同盟委员长朴正爱，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及文化宣传相许贞淑等已经等候我们很久了。在宴会时他按照着中国习惯，不要我们脱鞋便进了屋子。他用熟练的中国话和我们谈话。他那充满着胜利信心的面庞使人永远忘不了。他几次地举杯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慰问团的到来，为中朝两国的团结，为中朝人民军队的胜利，为世界和平的胜利而干杯。“相见不易，再谈一回吧！”他是这样热诚亲切地礼待着客人。他最后要安孝相翻译唱一个中国的歌为我们祝贺。“等战争胜利后，我一定要到中国来看你们。”我们终于告别了。
我们曾到朝鲜人民军总部和人民军的各种部队里去慰问。他们在艰苦作战的环境中来迎接我们，依然是礼仪隆重。军官们和士兵们个个精神奋发，黑红的脸庞上闪灼着胜利的光辉。这是一支不可屈服的顽强的军队。
在人民军总部的大礼堂里，当我们慰问团将一面美丽的绣着金字的紫红丝绒锦旗献到台上的时候，他们全体热烈地欢呼着。
我们的中华杂技团在会上表演了最精彩的节目。朝鲜朋友们说：“我们看见了你们的表演，我们不觉增加了对美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无限力量。”这是为什么呢？美帝国主义企图毁灭朝鲜的一切文化艺术，美帝国主义是不容许和平的人民有文化艺术的。我后来看见了美国侵略者损毁朝鲜古文物的情形后，才深深体会了他们当时那句话的意义。
我们后来在曾得过四十六个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人民军部队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这是朝鲜打得最好的一个部队，曾荣获最光荣的近卫师团、汉城师团及金策师团等称号。他们在抗美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曾打到洛东江，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继续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他们在敌后也曾俘掳了五千美军。去年十二月间，他们终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涟川会师。
这位军长在老百姓的家里款待我们。他动员了军中能干的炊事员为我们包饺子吃。他一边吃着一边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谈着和志愿军会师的一幕情景。“有一天，我们的前哨接到报告：东北方向发现有一支番号不明的部队。我派了一个联队去侦察。那侦察的结果所带给我们的兴奋，我是难以形容的。我们遇到中国的志愿部队啊！我们大家张着口，瞪着眼，不会说话啊！我们只有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住志愿军的兄弟们，大家跳啊！舞啊！……那时天气很冷，志愿军第一个动作就是脱下大衣给我们穿上。我们怎能穿这件大家都需要的大衣呢？彼此推过来，推过去，相持了很久，我说不出来最后是谁穿上了。……”
我们在平壤期间，还和朝鲜各界人民见了面。
有一次在深夜里我们到平壤的谷产化学工厂去慰问。东平壤各工厂的工人代表聚集了将近千余人前来欢迎我们。他们从傍晚五时一直等到晚上十点钟还不肯散去。他们终于见到了他们心目中最亲爱的中国友人。鲜花一堆堆地送上来。万恶的敌机来夜袭时，他们把门窗紧闭好，照样在屋内开会。当我们告诉他们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展开爱国劳动竞赛来抗美援朝时，他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也把他们自己在敌机轰炸下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英勇故事告诉我们。他们将刚生产出来的苞米酒、葡萄糖拿来招待我们，又把新织出的白绢送给我们。一位女工组长一定要脱下手表送给中国的代表，我们也马上脱下自己的手表来交换。有的把金戒指拿下，用纸包上，上面写着：“送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在农村里，我们白天参观了朝鲜农民春耕的情况，晚上就被他们强留着住下。他们宰杀了最珍贵的母鸡来招待我们，每个人围着我们不肯离去。村中的男女，很少是不曾遭受美国侵略者的杀戮与摧残的。她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前来给我们报了仇。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来报答你们。”
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平壤举行的一次中朝妇女座谈会上的情景。民主妇女同盟副委员长李金顺在控诉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时不禁热泪盈眶，在座的人也都流下了眼泪。李金顺副委员长说：“我们今天能在亲爱的中国姊妹们面前控诉美国侵略者的暴行，使我心中仿佛减轻了痛苦而感到愉快。你们前来不知使我们增加了多少力量。”
我怀念着英勇可爱的朝鲜人民。中朝人民在战斗中生长的友谊是永恒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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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阳市一千多户居民订立家庭爱国公约
贵州省贵阳市不少居民在家庭内订立了爱国公约。据统计，现全市已有一千二百户以上的居民订立了家庭爱国公约。事实证明：这些家庭爱国公约不仅提高与巩固了家庭内每一个成员的爱国热情，促进家庭的团结和进步，而且对抗美援朝运动的普及和深入，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该市居民家庭爱国公约的特点是结合各个家庭和个人的实际情况，提出有关爱国行动的保证。这些居民家庭爱国公约订立后，一般都能保证执行。许多家庭中并定期检查爱国公约，通过检查，将公约条文作必要的修正，使其更切合实际。贵阳市居民家庭的爱国公约，也有一部分事先未经过家庭酝酿讨论而流于形式的，现正纠正中。
贵阳市的经验证明：订立和贯彻家庭爱国公约，是在无组织的居民群众中继续深入和扩大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使人民祖国的政治任务和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并促进家庭内部团结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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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督教和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新发展
林洪
中国基督教与天主教的革新运动最近已有新的发展。许多地方爱国的宗教信徒已纷纷集会控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行，并决心把这些败类从教会中清洗出去，把三自革新运动推向前进。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四月中旬所召集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对于基督教与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意义。会议的最大收获，是用具体生动的事实证明了：开好教徒控诉会，是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有效方法。接着，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于五月二日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基督教会与团体，在五月份结合传达“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精神与决议，广泛发动教徒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截至目前为止，上海、南京、济南、太原、重庆、合肥、成都、昆明、齐齐哈尔，川南的泸州、资中，川北的广元、剑阁，河南的汝南、商邱，湖北的南漳，福建的建阳，西康的雅安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徒都举行了控诉会。其中尤以上海基督徒的控诉运动发展得比较快。该市各教会团体在分别举行控诉会后，于本月十日联合举行了控诉大会，参加的有各教会、团体的工作人员、牧师、长老和教徒共一万多人。
在这些控诉会上，许多潜伏在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都露出了原形。他们大多数是长期潜伏在中国，勾结过日寇，破坏过抗战，或为美蒋匪帮收集过情报。解放后他们仍然从事反革命活动，散布反动言论，破坏革新运动。他们中有的还强奸过护士、女工和女学生。例如美帝国主义分子穆德，曾一手策划组成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利用它来调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这个团体每年都有大批的调查统计材料送交穆德。在美帝国主义分子施德敷主持下的该协进会所属的“调查与占领特别委员会”，就是一个专门窃取中国情报的机构。从一九一六年起，这个“调查与占领特别委员会”在十九个省份进行了调查，动员外籍教士达五千多人，经费由美国大资本家洛克斐勒供给。调查的结果，就是一九二二年完成的“基督教占领中国”一书。济南基督教会美籍牧师那约翰，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勾结日寇，抗战胜利后又充当重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联络员和王匪耀武的顾问。在日寇滥炸重庆期间，另一美国牧师柯百里，曾通过美国领事馆向日本军部献交地图，结果使两个兵工厂连续遭受数十次轰炸。湖北南漳县美籍牧师潘觉民和闻照美，一贯勾结国民党匪帮欺压人民。闻照美曾强奸了他的女仆和另外三个中国妇女。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南京反动基督教徒学联负责人徐超尘，曾经阻止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散布基督教徒“超政治”的谬论，以破坏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丑恶罪行在各地的控诉会上被揭露后，与会的爱国教徒无不表示愤怒。他们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予以严惩，把他们驱逐出中国去，并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三自革新运动，订立爱国公约，决以检举和肃清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加强时事政治学习等实际行动，来完成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在上海基督徒一万多人的控诉会上，当场通过决议，要求人民政府依法惩办美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慕天恩、卓伟及其走狗陈文渊和顾仁恩等。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教区会督江长川在会上检讨了他曾替蒋匪介石施行入教洗礼的错误，并代表卫理公会当场宣布，开除蒋匪介石和宋匪美龄的教籍。许多教会和团体愤怒地摘下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画像，挂上了五星国旗和毛主席像。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拉下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穆德和他的走狗梁小初的画像。广学会摘下了该会“创始人”美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的照片。圣经会更通知美帝国主义分子慕天恩，不准再进圣经会的大门。在上海的基督教出版协会，正积极协助出版宗教书刊的广学会等十多个单位检查所有的出版物。他们已决定，凡利用宗教散布崇美、恐美和亲美思想，宣传反苏反共反人民以及破坏三自革新运动的书刊，一律自动停止发行。他们现已将美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所作的“启示录新注释”等反动书刊一百多种停止发行。
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这一时期主要是各地教会团体抗议居住在南京的摩洛哥侨民黎培里破坏三自革新运动的罪恶行为，天津天主教徒则控诉了天津教区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这是震动全国天主教界的两件大事，它们使爱国教徒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有力地推动了三自革新运动。当三月三十一日天主教南京教区发表了爱国宣言后，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立即写信给各区主教，无耻地污蔑这是“敌人的诡计”，妄想破坏中国教徒的爱国运动。这一件事被揭露后，激起了各地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徒的愤怒。上海、天津、北京、重庆、兰州、福州、济南、归绥（川北的达县、广元、遂宁）西康的雅安和东北某些地区的教徒都纷纷集会，抗议黎培里的无耻恫吓，一致要求人民政府把黎培里驱逐出境，并致电南京天主教徒声援他们的正义行动。重庆五百多天主教徒更为此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上海震旦大学的天主教徒成立了“抗议黎培里无耻恫吓委员会”，要与黎培里作坚决斗争。在广大教徒和各界人民的要求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命令由黎培里直接领导指挥的、借天主教作反革命活动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停止一切活动，并听候彻查处理。
天津天主教徒在五月十六日举行控诉大会，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反对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天主教徒革新爱国运动的各种罪恶行为。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抗战期间曾经勾结日本特务，窃取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情报，与日寇共同策划进攻中国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又协助国际间谍雷震远成立了“民众建国协进会”和“公教青年报国团”两个特务组织，亲自领导反动组织“圣母御侍团”，并与黎培里勾结，散发破坏三自革新运动的小册子和秘密文件。由上海“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发出的反动的“中国天主教全体主教声明”，就是文贵宾亲自起草的。因为证据确实，文贵宾不得不承认他的反革命的罪恶，于是天津人民政府接受天主教徒群众和各界人民的要求，宣布将他驱逐出境。这是全国教徒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大胜利。
此外，南京、北京、西安、湖北的沙市、皖南的芜湖等地的天主教徒也展开了控诉运动。有的地方的天主教徒还自动向公安机关检举了在逃的反革命分子。如曾在河北献县张家庄天主教堂与美国间谍尚建勋共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吴怀辉，于一九四八年逃到湖北沙市，继续在天主教会充当神甫，但在今年五月终被该市教徒检举出来，现已为当地公安机关逮捕。
中国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在爱国反帝斗争中，已经表现了坚决勇敢的精神。他们的这一正义行动已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五月二十六日，武汉市八万余人举行集会控诉武昌花园山天主堂育婴堂领导人美籍主教徐赉德和副主教郭时济残害婴儿的罪行，在这个大会上教徒与非教徒共同发出了为惨死在帝国主义分子魔手下的儿童复仇的怒吼。五月二十九日，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社会事业组特别举行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协助教徒更好地开展革新运动。这就说明：爱国教徒已经和全国人民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条战线上，潜伏在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特务分子，今后一定要被中国人民全部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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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时评
时评
（一）推广“抗美援朝爱国劳动日”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五区委员会的同志们，在六月二日读到本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的当天，就成立了爱国增产捐献小组，并规定星期日为“抗美援朝爱国劳动日”（第一个劳动日是六月三日），以所得工资全部捐献出来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以后他们的小组已经扩大，并和北京第五区区公所、第五区工会办事处的同志们联合组成了爱国劳动大队。同时，在北京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机关职员、学生及文化教育界群众中，也纷纷出现了各种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爱国增产捐献劳动日。他们的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由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积极分子所首倡的这种爱国劳动日制度的出现及其推广，不但对于加强支援前线，而且对于加强我们伟大祖国生产建设事业的推进，都将有巨大贡献。后方人民的这种英勇工作精神，和我国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前线的英勇作战精神配合起来，就是我们必能全部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保证。
为着普遍推行和长期坚持抗美援朝爱国劳动日的制度，并发挥这个制度的伟大作用，有几个问题须要各地领导机关设法帮助解决。第一就是要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随着爱国劳动小组的普遍发展而来的新出现的劳动者的人数将是很大的，须要各地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帮助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并借以推进生产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二就是要注意调节各劳动小组的劳动时间，不要使爱国劳动日时间过长，次数过多，以避免影响到参加劳动小组者的健康和他们的正常工作业务。一般地说来，在抗美援朝的增产捐献期间，每个月劳动一天（八小时）或两个半天是比较适当的，也是比较容易行得通的。第三就是要鼓励大家根据各人专长、根据各单位的便利条件，及各个人身体状况、职业和家庭状况，以各种形式来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人都来参加爱国劳动，才能使这种劳动成为巨大的爱国捐献力量和巨大的经济建设力量。
（二）着重提倡在各小单位订立爱国公约
本会在六月一日发出的文告中，号召全国人民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并指出应该把当前抗美援朝的两件中心工作，即增加生产捐献武器及优待烈属军属，列为爱国公约的重要内容。
推行爱国公约，是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是提高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政治觉悟的重要形式，是推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国家当前各项中心工作向前发展的基本环节；而为了使爱国公约运动真正成为群众运动，又应该着重地提倡各小单位都来订立爱国公约。因此，本会六月一日的文告说：“我们建议全国所有各界人民，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农村，工厂中的各个车间、生产组和学习组，乡村中的各种生产互助组、学习组，机关中的各个工作部门，学校中的各个院系或班、组，以至各个家庭和其他各种生产工作单位等，都按照自己的业务，围绕着抗美援朝运动，订出具体的爱国公约，或增订原来的公约；并且选出领导人，建立经常的领导核心，领导大家来实现这些公约。”
以市、县等地方为范围的各界人民共同的或分别的爱国公约，是需要的，因为这种较大范围的爱国公约，可以把全国人民爱国的总任务和各个地方当前的中心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为各小单位的具体的爱国公约提示正确的方向。但是，要使爱国公约运动真正深入群众，使全国人民爱国的总任务、各地的中心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日常业务在群众的爱国公约中密切地结合起来，光有大范围的爱国公约是十分不够的，还必须着重地在最下层的群众结合的单位发动群众订立小单位的具体的爱国公约。在有组织的群众中，爱国公约应该一直订立到小组（包括生产、工作和学习小组，在机关是最小的分工单位）；在一般无组织群众中，应该一直订立到每个家庭。只有这样做，爱国公约才能真正变为群众普遍的政治生活形式，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和推进工作的作用。
在这方面，本刊本期所介绍的北京电信局在各生产小组订立和修订爱国公约的经验和贵阳市一千多户居民订立家庭爱国公约的经验，是值得各地参考的。其他各地在这个工作中也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也是应该加以推广的。
（三）深入发动教徒，开好宗教界的控诉会
各地基督教与天主教爱国教徒对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控诉运动，正在开展。这个斗争是完全合乎真理的、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不但是爱国的中国教徒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情，是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各地抗美援朝分会、人民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和全国人民都应该鼓励和帮助中国宗教信徒中的爱国积极分子，把所有教徒都动员起来，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爱国运动，争取这个运动的全部胜利。
根据已有的经验，要开好宗教界的控诉会，首先要经过普遍的宣传教育，以解除教徒的思想顾虑。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造下了许多罪恶。但一般教徒因长期受着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传教士面目出现的欺骗，往往误认这些匪类为虔诚的宗教领袖，或者不正确地认为宗教信徒应该“隐恶扬善”，不应该随便“论断”人。因此一般教徒在没有觉悟以前，是不愿参加控诉会的。要克服这种思想障碍，最好的方法是结合目前的政治形势，用各地已经揭露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侵略我国的事实，来启发教徒群众的爱国觉悟，使他们认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是中国人民不可调和的敌人，从而帮助他们纠正那种对于帝国主义分子的敌人采取“隐恶扬善”态度的不正确思想。开好宗教界控诉会，是中国宗教信徒群众的爱国事业，因此，必须首先在教徒中酝酿成熟，必须在多数教徒爱国认识和积极性提高的基础上，由教徒群众自己来进行。任何包办代替的想法和做法，或者是使爱国积极分子在教徒群众中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会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挑拨中国教徒和非教徒人民之间的团结，从而破坏中国教徒爱国运动的工具。
其次，在控诉会前应该作好准备工作，其中主要的是：第一，在教徒群众中及其他方面广泛收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罪行材料，慎重地、正确地选定控诉的目标。必须严格区别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人只占极少数）和被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蒙蔽和利用的人们，严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挑拨离间的阴谋。第二，用个人访问或召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发现控诉的典型人物，并帮助他们整理材料，鼓励他们在大会上控诉。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两大运动中，许多地方的经验都证明，按照这样的方法来组织控诉会，就能使控诉会议达到教育群众的预期效果。
最后，宗教界控诉会是爱国教徒与帝国主义势力的一场严重斗争，是一件复杂细致的组织工作，没有坚强的领导是不行的。合肥市基督教徒为了开好控诉会，特别成立了控诉大会筹备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和掌握控诉会。这种作法是值得各地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