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全国合作总社号召合作社社员和棉农
开展爱国主义售棉存棉竞赛
向棉农充分解释供应国家棉花的重要
【本报讯】全国合作总社关于号召棉农开展售棉存棉竞赛的指示如下:
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号召各产棉区合作社的全体社员和棉农,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售棉、存棉竞赛,来保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的胜利实现。
今年新棉上市以前,全国纱厂所需原棉供不应求,严重影响纱布的增产,并将影响对全国军民包括棉农所需纱布的供应。
目前原棉不足,一方面是因为去年棉花虽然增产丰收,但还不足以供应我国纱厂的全部需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各地棉农尚有存棉在手,土地改革以后生活改善,并不急于出售。因此国家和合作社购进棉花减少,纱厂原棉来源困难,已开始停工减产。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和军民生活的大事,必须引起产棉区合作社的严重注意,应立即对棉农进行普遍深入的动员,并结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增产运动,号召目前尚存有棉花的棉农,开展售棉存棉竞赛,保证原棉的及时供应,使纱厂继续开工,作为合作社社员及棉农对于国家的一种爱国表示。
全国合作总社要求产棉区合作社立即本着政务院的指示,向棉农具体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棉农生活的改善,一方面是由于棉农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爱国发家,多种棉花”。另一方面,更基本的是因为政府采取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的方针,提高了纺织工业的生产,采取了原棉自给而不仰赖外国的方针,才使棉农的棉花有了可靠的销路。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工厂用棉主要依靠进口,一九四六年进口美棉曾达六百九十余万担,占全国纱厂所需原棉半数以上。现在人民政府完全改变了这一种情况,保护了棉农的利益,因而棉农也应该帮助人民政府实现原棉自给、不仰赖外国的方针。
二、政府为增产棉花,保证公私纱厂的原棉供应,以促进我国棉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利于棉农的措施:(一)公布棉粮的合理比价,并反对投机商人压价,保证棉农出售棉花实际所得的最低价格。(二)实行了“优级优价,低级低价”,公平合理地按级给价的政策。(三)财政征收上实行棉田粮田同等负担,棉田并得以棉花抵交公粮。(四)春耕时期曾通过国营贸易与合作社调运大批豆饼,及时地廉价供应了棉农需用的肥料。(五)为提高农民种棉情绪,今年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预购工作。(六)除上述五种优待之外,参加合作社的棉农还可享受配售及一般供应物资(包括种籽、肥料、杀虫药和农具)上的优待。
三、为了动员棉农进行售棉存棉竞赛,必须采用各种方式向广大棉农讲清道理,说明利害。(一)说明政务院这次关于购棉储棉的指示,规定国家贸易公司和合作社按合理牌价收购棉农的棉花,并以有利于棉农的储棉办法,吸收棉农的实物储蓄,或折价储蓄,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取得原棉,供应纱厂;另一方面还是为保证棉农利益。这对存棉户只有好处,绝无损失。同时应用具体事例,说明人民政府扶助棉农政策是既利于棉农发家,又利于国家发展棉纺织工业的两利政策。打破棉农怕“冒尖”,怕露富的思想顾虑。(二)强调说明工业与农业、纺织工人与棉农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纺织工业,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大量增产棉花。必须保证对纺织工业的原棉供应,才能维持纱厂开工,保证棉花的销路,保证农民得到物美价廉的纱布。这是公私兼顾,城乡互助和工农联盟的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任何片面的打算都可能影响整体的利益。(三)以志愿军打胜仗和纱厂工人增加生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棉农的爱国热情,号召棉农展开存棉竞赛,用保证纱厂的原棉供应来响亮地回答志愿军和纱厂工人,将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棉农的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
全国合作总社坚信各产棉区合作社可以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目前正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镇压反革命的高潮,群众的积极性正在昂扬;产棉区又主要是在老解放区,群众已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购棉存棉一切办法的规定和棉农的利益也是完全符合的。因此,必须抓紧这一切有利条件,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积极展开购棉存棉工作。
全国合作总社要求产棉区合作社展开以县为单位的基层社与基层社、棉农与棉农间的售棉存棉竞赛,对成绩卓著者,应予以名誉的和物质的奖励;并保证在新花上市时,存棉户有卖花和购买日用必需品的优先权利。为了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售棉存棉运动,各地合作社还应注意:
(一)有准备地开好基层社的代表会议。在酝酿成熟的地区首先发动互相挑战,展开竞赛。
(二)为了顺利展开这一工作,产棉区合作社应调查当地缺粮、缺煤、缺饲料的情况,保证及时地以这些供应品换购棉花。
(三)必须照顾棉农今后可能发生的困难,及时解决其水车、农具、追肥、杀虫药、喷雾器等各项需要。
这是合作社第一次号召竞赛。我们缺乏经验。因此各地进行这一工作的经验必须及时通报。各地通讯员也应以存棉竞赛为这一时期报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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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武乡重点检查爱国丰产竞赛
苏峪村计划大部落空
已订出补救计划,保证按期完成
山西武乡县一区在春耕播种前检查苏峪村在生产竞赛运动中进行备耕工作的情况,发现该村的生产竞赛计划大部落空。四月二十四日,该区召集茂树埆、白反头、洪水等六村的领导干部、劳动模范、妇女代表及评判委员会的委员等共三十七人,到向全区挑战的苏峪村进行检查。检查的方法是:一面到地里去看,一面到各农户进行访问。检查结果是:该村的播种准备工作大都没按照原计划完成。全村一百零五户,按计划上粪的只有二十八户;检查时全村还有一千三百八十担粪没有送到地里。修地、调换种籽、锄麦、垒埝等工作都离计划很远。在检查中并发现苏峪村的代耕、互助、改进技术等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如:革命军人家属杜存保的粪到四月下旬还没送到地里;朱先来互助组是个空架子,只顾做买卖,农业生产常不互助;韩天才调剂土壤是从本地挖洞取土,把生土上在地里,这样,不仅不能长好庄稼,还要影响作物的生长。
检查以后,举行了座谈会交流经验。代表们把看到的缺点和好处一一指出来,帮助苏峪村改进工作。苏峪村中共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对本村没有完成计划,也作了检查和分析。他们说,这是因为:第一,抗美援朝教育没有深入进行,读报组、黑板报、广播筒都没有起作用。因此,农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生产竞赛对国家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所以竞赛的劲头不大。第二,领导干部对竞赛的领导是盲目的,只有个大计划,没有具体安排和检查;第三,干部们没有具体分工负责,互相依赖,实际工作没人认真去做。第四,没有培养起一个典型互助组,通过典型推动一般。参加检查的各村代表在座谈会上接受了苏峪村的经验教训,都说:回村去也得来一次大检查。
苏峪村明确了本村工作和领导的缺点后,提出要“马上加鞭迎头赶上”,并订出补救计划。干部们具体分工领导。全村缺少两千六百一十担肥,确定了补足的办法。犁地、修垒边、埝、锄麦、调剂土壤等农活,都按不同劳畜力实行具体分工。同时,决定整顿互助组织,村长和中共党支部宣传委员负责领导郝六昌组,培养该组成为典型。其他干部也都加入各互助组,全面推动互助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天中午和晚上做抗美援朝的爱国宣传教育工作,以提高群众的觉悟。苏峪村的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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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下雨情况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三天,全国各地下雨情况如下:
保定:一二毫米
石家庄:○·八毫米
新乡:一三毫米
太原:○·三毫米
济南:一○毫米
汉口:有雨量微
郑州:七·四毫米
沈阳:六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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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迅速纳完国税,增加国防力量!”
工商界集体纳税运动向中小城镇扩展
若干地区有偷漏税现象仍须注意克服
各地工商界的集体缴税运动,现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镇迅速扩展。据不完全统计,广东集体纳税的已有江门等十八个城镇,广西已有梧州等二十六个城镇,江西有东乡等十三个城镇,湖北有沙市等二十个城镇,皖北、苏北、皖南等地,也有了十多个到二十多个城镇。华北、东北的各大中小城市,西北区的西安、兰州等地,西南区的川西、川东、云南、贵州等地,都已有不少集体缴税的行动。解放较晚的海南岛海口市,也已掀起集体缴税的热潮。为开展这一运动,许多中小城市中各行业普遍组织起来,订立集体纳税公约和互助互查制度,从临时筹集发展到预存税款、定期集体缴纳。苏州工商界的“储蓄纳税”户已发展到五千零四十户。昆明市春季营业税四月二十八日开征,一天内入库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各地人民政府工商局和工商业联合会为推进这一运动,曾共同组织工商户学习税收政策与法令,举行税务座谈会。每次税收开征前,都召开动员会进行具体布置,发动工商户讨论和挑战应战,组织群众评议,核定应缴税额,施行互查与抽查,公布纳税榜,最后集体交纳,评奖模范。这些方法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工商界纳税热潮的掀起,与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有直接关系。各地工商界经过抗美援朝与反对武装日本的时事学习,曾开展了回忆、诉苦、新旧对比运动。听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参加反对美国轰炸、揭发特务罪行的广播控诉大会,许多血的事实更激发了他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迅速纳完国税,增加国防力量!”成为工商界的行动口号。许多地区工商界的纳税公约中,规定有“保证积极经营,组织联购联销,废除陋规,面向农村,培养税源”等项目。
但是,偷税漏税的现象并未完全消灭。有的地方还严重地存在着。福州一、二月份曾查获私酿酒一百三十余处。天津市发现有解放以来从未纳过税的;该市第一区玉祥五金行,偷漏税款竟等于原报税款二十倍。还有的利用集体缴税钻空子:如实际营业额已增加很多,但仍按数月前的数额缴税。因此,一方面应着重表扬纳税模范,另方面仍须发动群众性的反偷漏运动。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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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
春季植树一亿余株
防御风沙保护水源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春季造林工作现已结束。这四省今春的造林工作是以植造防护林和水源林为主。到现在止,四省农民已先后植树一亿零七百多万株,许多农民在自己的村内或屋边分散种的树尚未计算在内。其中仅湖南省农民共已植树四千四百多万株,造林面积达十五万亩,超过该省原订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河南省东部因黄河历次改道,约有四百多万亩沙荒地;今春当地农民就在这些沙荒地上植树六百多万株。兰封、中牟、睢县、杞县等地区的农民还有计划地建造了防风沙的林带和林网,约占地十六万四千亩。此外,为了配合根治淮河水患的工程,河南省境淮河水系上游地区的农民今春共封山育林二十四万亩,植树一百六十多万株,以保持淮河上游两岸的水土。其它如在湖北省境的汉水、湖南省境的沅江,以及江西省境的赣江沿岸,农民今春也种了许多树,保护河岸。仅沅江两岸农民今春即插柳二百万株。江西、湖南、湖北等省西部和北部山区的居民,今春还种植了大量的油桐和漆树等。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人民政府今春非常注意领导农民植树造林的工作。各级林业干部在发动农民造林时,普遍地向农民宣传了人民政府的造林政策,同时尽力帮助农民解决缺少树苗的困难。仅河南省各林场今春供给农民的树苗即有五百多万株,等于该省农民今春植树数的一半。各地林业干部发动农民植树造林的方式,主要是组织农民合作造林或由当地林业机构与农民实行公私合作造林。如河南省今春就有两万三千多农民组织了二千多个合作造林小组,进行造林;湖南省农林厅今春也曾拿出八万株桐树苗,和长沙南汜乡农民合作造林两千多亩。这种合作造林的方式,普遍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现在,各地农民正纷纷组织护林委员会或护林小组,以保护这些新造的树林和原有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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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河制呢厂补行民主改革
张布克 张万琨 赵?沾
北京市清河制呢厂,建立于一九○八年。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军事管理,职员工人为官兵关系,打骂工人现象特别严重,工人生活非常痛苦,生产效率很低。解放初期,该厂取消了压迫工人的制度,组织了职工的政治学习,安定了工人生活,初步启发了工人的政治热情。但因为领导干部没有认真依靠群众,彻底实行民主改革,因之工人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一九五○年六月以后,该厂开始认真实行民主管理。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后,发动工人回忆诉苦,逮捕工人痛恨的汉奸恶霸分子,撤换工人所不满意的旧工长,工人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开始树立,生产效率飞跃提高。以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纱的平均月产量为百分之一百,一九五○年上半年平均月产量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七;一九五○年下半年因群众已初步发动,平均月产量一跃提高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六;尤其是十二月,清除了工人所最痛恨的汉奸恶霸分子,月产量提高到百分之二百八十四。
没有彻底进行民主改革时,党、行政、工会严重脱离群众
该厂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到一九五○年五月,虽然在恢复生产上做出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这一时期党、行政、工会脱离群众,工人基本上没有发动起来。在这期间,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一直没有成立。生产计划只由行政领导上少数人制定,完成完不成工人根本不知道。尤其严重的是,工人几次要求清除曾勾结日寇、逼死人命、强奸女工的汉奸恶霸梳纺部技佐王寿隆,而行政领导干部却认为他“有技术”,“梳纺部离开他,就开不了工”,一直维持原职不动,只想说服王寿隆向工人低头了事。一九四九年七月,行政方面被迫召开群众大会时,还把大会叫做“说理会”。会上工人控诉王寿隆等的罪行,提出“开除出厂”,“枪毙”等要求。而厂长和少数工会干部却劝工人“把眼光放远点,团结技术人员”。后来,在工人的坚决反对下,才把王撤职送企业局干部学校学习;但不久又调回工厂担任买毛工作。王寿隆对工人说:“日本人在我吃的开,国民党来我也吃的开,共产党来照样吃的开,我有技术怕什么?”同时,敌伪时期欺压工人的旧工长,也原封未动,大多数作风仍旧很坏。工人说:“哪里也解放啦,就是清河制呢厂没有解放。”“什么民主,工人说话还不和白说一样?”
党和工会的领导干部支持行政领导干部的错误意见,也遭受群众反对。但他们却无原则地要求党员和青年团员“说服群众”,保证完成任务。因此,有的工人说:“党员和青年团员是顺杆儿爬。”工会对工人提出的合理而又可能解决的要求却不积极支持。如斗争王寿隆时,工会干部大多不去支持工人的意见,有些反而要担任“说服”群众的任务。因此,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主人翁的劳动态度不可能树立起来,生产效率非常低。直到一九五○年三月,织机效率只发挥了百分之十七点二,纺纱机效率约发挥了百分之三十(全国最低标准为百分之五十)。再加上销路不好,一九四九年工厂赔钱二百七十多万斤小米。
实行民主管理,初步发动了群众
一九五○年六月,该厂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提出的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劳动竞赛,实行奖励制度的方针,召开了职工代表会议,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工会工作;领导干部开始依靠工人。七月底,该厂接受了国家的订货合同,发动了群众性的劳动竞赛。党总支首先讨论生产计划,进行了统一布置,厂长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党员团员大会、车间工人大会,报告了生产计划。然后工会发动工人讨论生产任务,订立小组计划。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干部都深入车间发动群众,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这样,工人情绪高涨,掀起了竞赛热潮。竞赛结果,国家订货任务提前完成,并且涌现出来很多劳动模范,对于职工生产情绪起了很大鼓舞作用。在这次竞赛中,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与群众的关系也改变了。这次竞赛虽然有很大成绩,但由于压在工人头上的石头还没挪开,多数工人仍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发动起来。
民主改革改变了清河制呢厂的面貌
去年十一月,抗美援朝运动中,该厂曾发动工人诉苦。最初,个别领导同志思想有顾虑,怕诉苦耽误生产,怕工人不但诉王寿隆的苦,而且会诉工长的苦,造成车间的混乱,完不成第二批国家订货的生产任务,因之不敢坚决支持工人的正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对这种错误思想提出批评,指出:“必须发动工人诉苦,按照工人的合理要求解决王寿隆等人的问题。不然,清河制呢厂就还没有革命。”这才纠正了干部的错误思想,发动工人诉苦。为了打破群众“怕不顶事”等顾虑,该厂中国共产党党总支公开检讨了过去未认真依靠工人阶级、长期没处理王寿隆等汉奸恶霸的错误。诉苦大会上,公安局根据群众意见,当场逮捕了王寿隆和傅松清等工人痛恨的恶霸。工人情绪顿时高涨,当天纱的日产量就由二千一百多公斤提高到二千三百多公斤。诉苦大会后,行政上又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把九个过去欺压过工人、解放后仍无转变的旧工长撤职,由工会组织工人民主选举车间主任,推荐给行政任用。这些新车间主任,都能联系群众,工作积极负责,并且技术也好。工人非常满意,说:“这回真民主了!”“现在可顺气了!”“这回真是解放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大批落后分子转变了,尤其在一九四九年“说理会”后由积极变为消极的工人,现在又积极起来了。机织部由落后的车间一变为先进的车间。该车间过去有不少人,在完成生产任务时,常和领导方面讨价还价。现在为了保证执行合同,全体自动在两星期内,每天加点一小时,使第二批国家订货按期交货。过去只关心福利的工人,现在也主动地提出:“有任务,我们就保证!”工人和领导间的对立情绪扫清了。过去说工会“不顶用”的工人,现在却说:“工会可真给工人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该厂生产大踏步前进了。直到一九五○年七月份开展竞赛以前,平均每台纺纱机的日产量仅为一百六十公斤左右,一九五一年一、二、三月份平均已超过四百五十公斤。织机效率在一九五○年仅发挥了百分之十七点二,一九五一年三月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二。工厂开始由赔钱变为赚钱,一九五○年全年除交税收外,盈余达四十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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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巩固集体纳税运动
集体纳税运动是现阶段工商界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广泛展开的群众性的爱国行动。这一爱国运动,将可保证国家税收及时入库,加强国防、经济、文化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工商界的集体纳税运动,在有些城市已经成为经常制度了,“储蓄纳税”办法,就是巩固集体纳税运动的一种很好办法。这一办法在上海、北京、苏州等地都在开始实行与推广中。武汉、成都、天津、烟台及许多中小城镇,在集体纳税运动中,纷纷展开提前交纳税款竞赛。烟台市工商界并具体地约定在五月十五日交纳上半年所得税。很多城市的工商界,在爱国公约之外,又订立更具体的纳税公约,成立纳税互助小组。这都是巩固集体纳税运动的好办法。
同时还须指出,在这一运动当中还有些工商业者记账、申报不够老实,还有偷漏税款的现象。希望税务机关、工商业联合会和进步的工商界人士,对这些工商户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教育;并希望这些人自觉地改正这种错误。集体纳税运动是应该推广的,希望已开展这个运动的地区的税收机关、工商业联合会总结成绩和经验,在“正确申报,依率计征、不偷不欠、十足收齐”的基础上,把这一爱国纳税运动更普遍地推广到各地区、各行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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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动态

  经济生活动态
郑州等三铁路分局进行竞赛
西安分局连得红旗最后获胜
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使设备条件比较差的西安铁路分局的工作面貌改观。该分局在和郑州、汉口两分局所进行的循环红旗竞赛中连得红旗并最后获胜。循环红旗竞赛是从二月开始的,为期三月。竞赛的条件包括列车正点、装车数、机车日行公里、车辆周转率等四项。西安分局在这四项竞赛条件上都超过了预定的目标。
竞赛开始以前,西安分局领导方面即在去年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上对全体职工进行了更为普遍和深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接着,领导方面就提出解决列车晚点和货源缺的问题是争取竞赛胜利的关键,发动职工反复讨论,研究克服的办法。结果,大家开动脑筋,以团结互助办法克服了列车晚点的缺点。大家又想出用“找”“说”“请”的办法和货主联系,并用算账的办法,使货主了解铁路运输便宜、迅速、安全,扩大了货源。此外,西安分局通过这次红旗竞赛,也改善了上下级之间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纠正了某些职工在生产上的保守思想和单纯技术观点,为今后工作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华东纺织管理局青岛分局及所属各厂积极设法降低车间温湿度
华东纺织管理局青岛分局为改善纺织工人的劳动条件,正积极进行降低车间温湿度工作,争取本年六月底胜利完成任务。该局工务处、机料处、机械厂及各厂机动科都把这一巨大任务作为目前中心工作来进行。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建筑方面勘测设计已全部完毕,五月份内均可完工。机械厂承制各项机件,均保证自五月中旬到六月间陆续完成交清。国营棉纺织青岛第五厂承制的隔热器已全部交货。各厂修理部自制的配件,亦在积极赶做。国营棉纺织青岛第四厂机动科工人更发挥了高度积极性,于“五一”前完成了布场冷风机修复工作,并以此向各厂挑战。
西康举行首届农民代表会议
争取今年完成汉族地区土改
西康省在五月二日到六日四天中,举行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到会的有汉、藏、彝、黎苏等民族的农民代表共二百六十人。会议以讨论今年在全省一百三十万人口的汉族人民聚居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并于会议结束前,成立了西康省农民协会委员会。
西康省将争取在今年基本上完成汉族人民聚居地区的土地改革。因为这些地区在过去半年内已实行过减租,开展过反恶霸运动,农民协会的组织比较普遍。全省已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十六万人,农民武装自卫队也较前壮大。
驻新疆某部种棉三万五千亩
新疆军区某部今年植棉三万五千亩,至五月十日止已全部播种完毕。所播棉种多为苏联早熟种。这种棉花纤维长,耐寒,抗病虫害的能力强,适于新疆北部地区生长。解放前新疆全省除吐鲁番盆地及南疆部分较热地区零星种些棉花外,广大地区都因气候寒冷极少植棉。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于去年农业生产中曾普遍试种棉花,结果枝叶茂盛,棉桃累累,每亩产量好的达到皮棉八十市斤,这就大大鼓舞了部队和农民的植棉信心。据此,新疆省人民政府今年计划全省军民扩大棉田面积九十六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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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切实履行爱国公约
烟台工商界踊跃缴税
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向各地工商界挑战编辑同志:
山东烟台市工商界努力实践自己的五项爱国公约,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他们在纳税方面表现了显著的进步和成绩。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全市六十五行业,自动把一九五○年全年的所得税税款全部入库后,即继续缴纳一九五一年应缴纳的营业税。一九五一年四月份的营业税,原订五月五日集体缴纳,各行业为了争取提前一日完成任务,结果在五月四日六个小时内便全部缴清。五月五日上午十时,全市工商界举行集体纳税的游行,参加游行者共有三千三百五十多户。各纳税厂商在游行当中都非常兴奋,沿途高呼:“提前缴税是光荣的!”“偷税拖欠是可耻的!”等口号。全市工商界在这样爱国纳税热情鼓舞之下,又决定要在五月七日将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三月份应纳所得税税款全部缴齐;内中并有大部分行业保证将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的所得税税款于五月十五日前全部入库。
该市工商业联合会现已向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发出挑战书,提出了三项有关纳税的基本要求,即:一、每月四日前保证将上月营业税款全数入库;二、要求做到报的实在评的正确;三、要将集体纳税变成经常性的行动。
读者 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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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东单菜市摊贩
集体储蓄缴纳税款编辑同志:
自进行了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后,北京市第五区的税收工作有很显著的进步。其中最突出的是东单菜市的摊贩户的滞纳税款现象已经消除。过去,东单摊贩滞纳税款现象是严重的。从四月份起,他们自己想出了储蓄税款,银行转账缴纳的办法:即各摊贩户每天从卖货款中抽出一部分钱来,由小组长收齐存到银行里去,月底在税局发下通知之前,税款就早已准备好了。这样,全市场一百一十四户再没有一个滞纳的。而且,其中还有四十四户把月月滞纳的全部积欠都缴清了。这同过去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过去五区税务分局的几十个干部,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催税工作上,尤其是负责东单菜市的同志,他们每天忙于收税工作,而每月如期收到的税款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今年三月,全区以及全市的爱国工商业者都卷入了集体纳税的热潮,东单菜市场还是没有一点动静。因此,当上级提出改变这一情况时,干部们大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说“大街上好办,菜贩小户难办。”后来,上级税务机关向干部们布置了抗美援朝文件和各地集体纳税情况和经验的学习,同时动员大家结合本身业务,订立了爱国公约,解决了一部分税收干部中怕困难及觉得“抗美援朝是朝鲜前线的事”等错误思想,增强了工作信心和热情。
经过爱国主义的教育,摊贩们都回想起在日伪及国民党时所受的压迫,认识到及时向人民政府缴纳应纳的税款,正是工商业者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经过他们的研究讨论,大家就提出了这个集体储蓄纳税办法。大家都保证要月月储蓄,争取模范,争取永远消灭滞纳现象。
过去税务工作同志在依靠群众组织及积极分子来搞好工作的思想是模糊的,认为有些小组长“带头滞纳”,“依靠不得”。但经过抗美援朝的教育后,组长们都能主动地想出了办法,提出了保证,积极地动员各自的组员。如才开始酝酿储蓄纳税时,有的怕手续多添麻烦,有的怕手头零钱短少,周转困难,有的提出买卖小每天两三千元怕银行不收。组长们即推出代表和银行协商,每天由市场代表按摺子交款,二千、三千都收。接着积极分子较多的组就试行起来了。他们在月底把摺子和税局的通知一齐送到银行转账,手续又简便,存款期间又有利息(有些户,存款利息可足抵印花税)。这样,从四月份起,集体储蓄纳税的办法就在菜市场全面地展开了。
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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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洲里同义皮厂经理偷漏税款
经工人检举后受到政府惩处编辑同志:
满洲里市私营同义制皮厂经理吕学文,一再偷漏应纳税款,经工人郝靖检举后受到惩处。该厂开业时共有八百张羊皮的实物股,吕学文少报了七十八张半,并把这七十八张半羊皮写在买货账上;去年他卖了二斤颜料,卖款二百四十万元没上账;年底点货时,他把二百张冬羊皮点作板皮,每张瞒价十三万二千元,共瞒价二千六百四十万元。全年共在买货账上多出了六百三十三万余元。对此,该厂工人郝靖曾主动提出意见,吕学文不但不听,反而说:“你做你的活,出了事是我的,对你没关系。”并说:“猫没有吃素的。”郝靖因为不能容忍他这种破坏国家税收与违背爱国公约的行为,便报告了满洲里市人民政府税务局。经税局调查确实后,已予该厂以应纳税款四倍罚金的处分,共罚款六千六百七十六万九千元。
满洲里市税务局 张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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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生产,帮助志愿军作战
延安六区史家崖底村检查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情况编辑同志:
陕西省延安县第六区五乡史家崖底村,最近曾经检查了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次检查的结果是这样的:
自今春向李顺达应战以来,全村已翻过土地一百三十亩,种下豌豆七十五亩,种下麻子一百五十六亩,种下黑豆八十四亩。掏了谷槎的地共二百五十亩。种上了庄稼的三百四十多亩山地,全都打好了水窖。全村原计划扩大耕地面积一百八十亩,现在已扩大了五十亩;照现在情形看,这一项计划恐怕不能完成了。全村已组织起四个变工队,一个扎工队,参加人数占全村劳动力百分之四十二;原计划要把全村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动员组织起来,现在还没有做到。参加变工组织的,都是没有牲口的人家,每天天不明就出去工作,天黑了才回来,检查起来,比有牛户和单干户干的活都多。全村共栽树二百四十棵,完成了计划。全村买回小猪一百口,平均每户养猪两口。全村已生下三个牛犊,另有十头母牛将要生牛犊。全村生了二十三个羊羔,并孵上了十窝鸡娃,牲口及家畜的增产,可以完成计划。
本村自从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以后,生产情绪一般都高涨起来。党员李忠和,每日一早就起来工作,并督促别人工作。村校教员鲁新民,把报纸上美国武装日本,妄想扩大侵略战争,以及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等念给大家听,全村农民都知道搞好生产,就是帮助志愿军作战。乡人民政府对我村的生产随时进行了检查,指导员谢永安检查生产时,并帮助我村宣传组织变工队的好处,这种检查对于我村生产很有帮助。
生产中的缺点也是有的,例如个别变工组内还有算账不公平的现象,曾引起了组员的不满。妇女参加生产还不踊跃,全村只有两个妇女下地。全村七十二个会纺织的妇女,现在只有四、五个纺线的。这些缺点,正在设法纠正。
读者 新农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关于绥远省卫生局局长宋友良压制民主问题
中共绥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信报告处理经过编辑同志:
一月二十二日贵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一读者对绥远省卫生局局长宋友良的批评。现将宋友良同志所犯错误及我们的处理情况告诉你们。
宋友良同志平时政治学习很差,有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盲目自傲的思想包袱。他压制民主,对向他提意见的人采取打击、排斥态度。如中共绥远省卫生局支部副书记耿士达同志向他提意见,他就指责耿士达“以党代政”;戴士平同志在一次支部委员会议上向他提意见,他在会后就说戴士平是“趁火打劫”。他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常以个人感情出发,认为听自己话的是好干部,对向自己提过意见的干部则心怀不满。当党内及行政上发现了他的不良作风而提出纠正意见时,他不仅不虚心检讨错误,接受党的意见,反而借口工作忙、无时间,甚至以提出辞职来抗拒。他的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团结、党群关系,和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我们发现宋友良同志的错误已有一年,但未能及时处理,这也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开始时,由于我们没有深入了解情况,对他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没有抓紧处理。去年十一月,我们了解了情况,抓紧处理这件事;但因宋友良同志的抗拒,使问题没得到解决。今年一月二十日,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找宋友良同志谈话,继续解决这个问题。一月二十二日报纸上的批评更促使我们与政府各有关部门共同抓紧处理这个问题。处理过程中,为了有效地解决宋友良同志的领导思想与作风等问题,党内开展了思想斗争,帮助他认识错误;在行政上,全体干部又对他的错误展开了几天的讨论。这些措施,给了宋友良同志很大的教育和帮助。我们现在除责成他继续深入检讨,写出书面报告外,并经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给以当众警告处分;此外,又建议绥远省人民政府予以撤职处分。
最后,一读者来信中所说宋友良因同乡关系提拔索怀玉为防疫大队长一事,并非事实。索怀玉原任绥东医务主任,调任防疫大队长是由绥远省人民政府杨植霖副主席等提议,省人民政府政务会议通过的。索怀玉和宋友良虽然都是绥远省人,但原籍并非同县或邻县,过去也不相识。
中共绥远省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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