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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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赵桂兰在学习中前进
  张兰萍
党的好女儿赵桂兰,以共产党员的顽强战斗精神,完成了党所交给她的第一年的学习计划。现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快到了。赵桂兰回想到自己因抢救工厂负伤,党与人民对她的关怀与爱护,十分感动。她说:“我负伤后,党不但给我治疗得很好,而且帮助我学习文化。……为了回答党对我的关怀与期望,我只有更好的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准备努力从事智力劳动(因她残废了,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赵桂兰现在正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加紧学习,迎接党的生日。
赵桂兰是去年六月初到中共旅大党校文化班去学习的。一年来,赵桂兰因两次到北京开会,又在旅大参加了其他会议,所以,她在校内的学习时间,实际不过八个月。她的学习时间虽较其他同学为短;但是,她到底和其他同学一样地完成了一年的课程。赵桂兰学习起来是有很多困难的:一只只有三个指头的手,拿笔很不方便。初到学校时,别人写字写三遍,她只能写两遍;又加六月天气很热,常常写得满身是汗,头昏眼花。赵桂兰并不被这困难屈服,她出去吹吹风回来继续写下去。甚至晚上在被窝里,还在阅读。校方因此对她提出了意见,要她注意保护身体。
赵桂兰在学习中,时常记着党组织负责同志的嘱咐:“要努力学习文化,学习政治;不但要勇敢,而且还得有智慧……。”赵桂兰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并不因为努力学习而自满,她常常说:“戚桂芝同志在学校只学习了一年多,就进工农速成中学了,将来还要升人民大学。我呢?也学习一年了,能做什么?今后可得更加劲。”(按:戚桂芝原来有两年文化学习的基础)赵桂兰为了学习得更好,从今年元旦起,开始学记日记。
赵桂兰还积极地参加了学校里的各种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当学校在今年二月十六日到四月底开展学习竞赛时,赵桂兰就参加了这次竞赛。她们一班在竞赛中的学习计划是识四百到五百个字,并要尽量做到“四会”(会念、会讲、会用、会写)。赵桂兰就向这方面努力,坚决要完成计划。她说:“党对我的期望很大,要不努力学习,怎能对得起党呢?”赵桂兰并且懂得了学习中光“死拚”还不行,党组织负责同志也再三嘱咐,在学习中还要注意身体健康。赵桂兰便时时动脑筋想学习办法和请教别人。她规定每天除了完成教员教的功课和作业以外,还阅读工人日报赠送的《工人通讯》、旅大人民日报的地方版等;遇到认不得的字便划上红线,请教别人。赵桂兰说:“我时时刻刻想着毛主席的话:不懂就是不懂,不能装懂。”又说:“谁会谁就是我的老师,我就要恭恭敬敬地向他学习。”赵桂兰就这样虚心地钻研,努力地学习着。这个闻名全国的护厂模范,二、三天就能接到一封信。这些信中,本地的、外省的、华侨的、国际朋友的都有。赵桂兰对这些信都是仔细地阅读,并写回信。因此,她从这些信里又学到很多东西。
赵桂兰在学习上超过了任务。在竞赛运动中又识了七百多字,并且有六百多字做到了会读、会讲、会用、会写。竞赛结束的总考试,赵桂兰的国文(读、讲、写、答)、算术、自然等功课总平均为九十七点九分,为全校文化班第二名。赵桂兰在学习中,就是这样迅速而坚强地前进着。同学们都为赵桂兰的学习成绩惊奇。都说:“人家常出去开会,身体又不如咱,怎么学习得这样好呢?”什么力量使得她能不断前进呢?她说:“党在鼓舞着我,毛主席在鼓舞着我,人民在鼓舞着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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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的暑假
——中国青年报社论
今年暑假到来的时候,正是全国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进入经常和深入的时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已经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剧烈紧要的阶段中的一个重要的号召。学生们应该热烈响应,在暑假期中做一些宣传、慰劳烈属军属等工作,并可适当地组织义务劳动和各种副业生产,将劳动所得,捐献飞机大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参加这些工作中,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并切合实际情况地订出暑期工作的爱国公约。执行爱国公约,认真地完成每一件实际工作,将使我们在工作中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
在暑期中学生们还应该参加各种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为内容的活动,如参加夏令营、讲座、游园会、旅行、参观,访问农村、工厂或革命先烈遗迹等活动。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我们可以看见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新气象,得到许多实际的教育。这些活动,既可以和我们的抗美援朝工作结合起来,而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得到适当的休息,增进身体健康。
可以利用暑假来弥补这学期里自己学习上的不足。如时事学习较差或课外读物读得少的人,暑期里应该多读些报纸和书刊;如果某些功课较差,暑期里可以补课。
暑假已经快到。我们应该好好计划和组织暑期生活。我们不要企图在一个暑假里解决一切问题,把工作和活动搞得过多过重。每人参加的工作和活动也不宜过多。否则,放假期间比上课时还忙,既有损于健康,也搞不好工作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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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致文的读报组
本报记者 傅冬
北京市七区太阳宫安致文读报组,在组织形式上,读报内容和方法上,已摸索出一条通过读报组来进行经常性的抗美援朝宣传的重要经验。
安致文读报组在去年五月刚成立时,组织很大。十多个组员,都是太阳宫一带的织袜工人和摊贩。大家不住在一个院里,活又很忙。但是,读报组有一个“每天八点钟读报,人不到齐不读”的死板的规定。结果,常常是这个来了,那个走了,左等右等,一晚上白白地过去了。大伙都觉得读报成了包袱。于是开了一次检讨会。决定由安家三兄弟和安玉文妻子四人,组成一个中心小组,公推安致文当组长。如有重要消息或问题需要讨论时,再写条子通知其他的人来参加。这样,有了骨干分子,再结合群众,就保证了天天能读报。组长安致文认识问题的水平比其他组员都高。他有不懂的地方,再写信问人民日报。同时,读报的时间也不规定得那样死板了,而以不影响生产为原则。这以后就常在晚饭休息时读报了。这样改变后,来听读报的人多起来了。差不多每天一吃过晚饭,附近几家织袜子的工人,就来听读报。
读报的内容和方法也改进了。安致文刚被大伙选为读报组组长时,工作很积极,每天从外面回来,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忙着给大伙念报。念的多是一些大块文章,一念就要念到夜晚十一、二点,有时甚至要拖到深夜两、三点钟,把大伙拖得很疲劳,到第二天干活都没精神了,有一天,安致文发现自己在辛辛苦苦地念报,组员们却都没注意听,有些组员不知什么时候偷偷地溜走了。留下的三个组员中,有两个在谈闲天,有一个在低头看小说。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恼。
发现了这种毛病,大伙又开了一次检讨会。决定报纸来到后,先由中心小组的人仔细看一遍。在给大伙读或开讨论会以前,小组里的人先交换一下群众的思想情况,了解了群众迫切需要知道的问题,再结合当前时事的中心问题和当前中心工作,选择新闻来读。读前由组长作准备,把许多有连带关系的新闻溶化起来,读的时候,用通俗的话,像讲故事一样地来说明新闻的主要意思。
当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初期,有一些人骂:“美国真不是好东西!”另一些人思想还搞不通。有两个老头就这样说:“怎么说美国坏呢?美国给过咱救济面!”
安致文等就针对这一思想情况,把报上登过的美国飞机不断侵入我东北境内侦察、轰炸、扫射、美国侵占我台湾、美国军舰在山东炮轰并非法盘查我国商船,以及美国不断供给蒋介石飞机坦克的具体事实,连起来讲给大伙听。他从“望厦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里,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一贯是侵略我国的敌人。又用美国鬼子在北京天津强奸我国妇女,用车子压死人等群众亲眼看到过的暴行,来激发大伙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情绪。这样一来,一些群众才恍然大悟说:“可不是吗?蒋介石用的枪炮那一样不是美国人给的?”有的说:“救济面是糖衣,美国的心眼,又黑又狠。”
安致文还根据读报组员的思想情况,诱导他们提出问题,自由漫谈,深入讨论。然后再根据大伙所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讲解。这样就大大教育与提高了读报组员的认识水平。
去年十一月间,安致文读报组的组员读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后,知道了美国要按着日本的老路来侵略中国,个个都恨不得去咬日本鬼子和美国鬼子几块肉。可是一谈到援朝,有些人就不多啃声了。安致文知道里面一定有缘故,就在闲谈时给大伙说:“有什么话随便说,说错了重说。”渐渐就有人说了:“朝鲜不就是高丽棒子吗?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可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援助他们?”有的人就把高丽棒子在日本统治时卖白面、开大烟馆、随便打人、绑票等暴行,诉说了一大堆。安致文发现这情况后,就把报上登过的金日成将军和中朝人民在东北抗日战争中一块作战的生动故事说给大伙听。有人听了就说:“原来朝鲜是好人多,高丽棒子是少数。”安致文见大伙的思想有些转变了,又把朝鲜地图挂在墙上给大伙讲。说明朝鲜原“三八”线以北是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三八”线以南是李承晚傀儡政府统治区,他们过去当日本的狗腿子,跟上日本在中国为非作歹。日本投降后,他们又变成美国的狗腿子,帮助美国压迫朝鲜人民,并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帮凶,有些人这才弄清了:“高丽棒子就是李承晚那一小撮反动派,他们和中国的蒋介石匪帮一样。”同时,也明白了“援朝”正是为了反对那些“高丽棒子”。这次讨论会开得很热烈,连一向不发言的老太太都说话了。大伙认清了:“高丽棒子、日本、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特务是一鼻孔出气;金日成、中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是一家。”当天晚上,就赶做了十八个慰问袋,每人写了一封慰问信。
为提高大伙文化程度,安致文还把读报和学习文化结合起来。
安致文小组开始没注意到这点,有人就说:“咱听了这么多天报,字没识几个!”经大伙讨论,每个人预备个小本子,把听不懂的记下来,或把报上不认得的生字写出来。读完报后,再问组长或查字典。大伙越读越有兴趣。安致文的读报组,也就逐渐巩固和经常化起来。
读报后,组员的政治觉悟提高,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安家三兄弟曾写信请求参加志愿军,并捐出三十多本书给志愿军。安世文把他存了多年的一百二十五块银元,安世文老婆把她仅有的八块银元也都捐献出来。七十多岁的安老太太,则把她放两三年舍不得用的毛巾捐出来。其他听众像小贩张宝顺、马耀等,过去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现在都积极起来了!有的当了摊贩小组长,有的作了卫生组长。
安致文读报组组员的爱国行动,还表现在他们自动地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组长安致文到东晓市卖袜子时,一看见摊贩有空,就给大伙讲报上的消息。人多的时候,他就用大喇叭筒对大伙讲。到饭铺吃饭时,遇见瓦匠、木匠、挖沟工人和饭铺的掌柜,他也抓紧时间来宣传。今年三月,他担任东晓市摊贩组织的时事学习会的主任后,对抗美援朝的宣传更经常化了。安致文的兄弟安世文、安玉文,也把在报上听到的和自己亲身受过日伪迫害的事实,讲给摊贩们和熟人们听。在他们宣传的影响下,东晓市安世文领导的税务小组,在缴税上首先起了模范作用。半年来,每次都是税单上午下来,下午他们就集体去交。谁家没钱,先由别家给垫上。推动了其他的摊贩踊跃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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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的农村读报组
江西省的农村读报组对及时传播时事、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该省的读报组是在去秋进行土地改革时开始建立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后,在中共各县、区党委的推广下,读报组有了很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现有三千多个农村读报组。
读报组一般都以自然村为单位,由农会主任、青年团员、民兵、小学教员和农民群众自愿组成,平均每组有十八到二十人。一到晚上,他们就聚集在农会或村学里由推选出来的读报员读、讲时事,然后通过黑板报和口头宣传将重大新闻传播到全村。如南昌县胡安乡胡坊村已组织了五个读报组,有八十多个农民参加。他们在读报后,选择重要新闻写在村的黑板报上。他们还规定组内每人都要向群众做口头宣传。在读报组组员的经常宣传教育下,全村农民普遍地提高了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全村除已经订立的生产计划外,农民们还想出了一个扩大抗美援朝宣传的办法。村里有三百户农民每年夏天以前要编制六、七十万把油纸扇推销到远近集镇农村去。过去纸扇上都画着“升官图”、“三娘教子”等木印图画,今年他们决定一律换上有关抗美援朝内容的新图画。
读报和宣传的结果,推动了村里的各项工作。很多村庄的读报组组员在读了湖南零陵县特务纵火事件的新闻后,都提高了警惕,加强了本村的防特务工作。丰城县筱塘村的农会并召集全村民兵开会讨论,决定由民兵轮班看管在土地改革后尚未分配的果实。也有好多农村读报组因为向农民们宣传了人民政府的生产政策,解除了部分农民对生产的顾虑。村干部又从读报中学到了工作方法,解决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大家都认识到读报可以“开脑筋”,“学办法”。在读报组进行读报的时候,很多农民都来旁听。每次读报时农民们对抗美援朝的新闻报道特别关心,尤其喜欢听关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作战的通讯报道。读报组现已成为组织农民群众学习时事、政策的重要组织形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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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武训为借托”的是些什么人?
  韦嘉
读了五月三十一日报载李士钊的反省,我认为他并不是作反省,而是在自我夸耀、标榜,东拉西扯,以继续蒙蔽读者。我是馆陶县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鲁西地区做群众工作,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事实,来揭破那些蒙蔽读者的烟幕。
李士钊一开始就把歌颂武训的错误推向客观,罗列了那么多人名和文章的题目,像是摆一摆错误者的阵容,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似的。其实各人的文章与历史一样,都是要“责由自负”的。尤其是李士钊把自己尊崇武训之深,归罪于“抗日时期堂邑县曾一度改为武训县”,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又是多么无聊呢?我在鲁西工作,我知道那里的抗日人民,与“武训精神”丝毫没有关系,也并不颂扬武训。那一带,开始有中共地下组织时,是属于临南县委领导的。开始有抗日政权时,是叫做“临馆堂办事处”。后来为了纪念一个纵队副司令员作战牺牲,曾改为永智县。一九四三年十月冀南行署曾将堂邑县的两个区(并不包括堂邑全县)和冠县的一个区划为武训县,那也是“沿用旧名”。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承继了满清封建统治者的遗志,极力尊崇武训,老早就曾改了县名,并重建武训家祠。而在一九四九年平原省成立后,又将武训县仍改为堂邑县。李先生既然搜集武训材料,“唯恐不深入与普及”,为什么不把这一段史实交代清楚呢?
李士钊又把对武训传的讨论,分成“三回事情”,即武训传影片,武训本人和“以武训为借托”的人。影片不好,是有些与事实不符;而武训其人,就是不好吧,但他是一个“根本没有政治活动的人”;而“以武训为借托”的人,他们的言行,“都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民争民主的问题”。
影片的错误,大家已经指出,显然无可辩护了;而武训其人怎能说没有政治活动呢?他的行为使满清的大官大为赞许,为他奏明太后,借以安抚“捻乱”;以他的“奇异的功绩”不但交结了杨树芳、娄峻岭等地主并且得以交结官府;他兴学之后,又造出一批为封建统治者效死的奴才;对他个人来说,得了义学正的封号,立坊挂匾;对人民来说,他苦口婆心,为的是要叫被奴役的人民安心作牛马;而且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轻轻地说成仅仅是“不认字”的原故。这许多难道不都是武训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吗?李先生尤其为“借托”武训的人们声辩,所谓“不是官办的”“活生生的争民主”,充其量也不过是“向反动政权要民主”。但是,世界上,从来的人民民主,都是经过革命斗争,都是无数革命者的热血头颅换来的。那些改良主义者“如火如荼的政治性很强烈的斗争”,究竟能从反动统治者手里要来多少民主呢?就算是当时蒋匪给“借托”武训的人们以一些“美式民主”,这又与中国广大的劳苦群众何干?以李先生为例,聊城抗战是“活生生的”,但聊城失陷后,广大的鲁西地区仍为抗日人民所坚持;而李先生却独独要离开鲁西,跑到“大后方”去进行所谓“强烈的斗争”。试问当时重庆的斗争究竟如何比敌后还强烈?李先生当时所进行的“斗争”又如何“强烈”?事实俱在,可以复按,如何可以任意信口开河,欺骗读者?何况今天中国是经过十二年的苦斗之后胜利了,那种摇尾乞怜的“积极斗争”还有什么可提倡的?
其次是所谓“退赃赎罪事业”,真正这样做的人在当时大概比不退赃的军阀好一些,但在今天人民正轰轰烈烈进行土地改革,一部分地主正千方百计隐蔽资财,这种“退赃赎罪”的方式,正可被他们所利用,又有什么提倡的必要?
再其次,就是所谓拚命“把武训从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阶级中拉回到人民大众中来”了。但是拉回来干什么呢?是“借托”他向人民为地主说教吗?影片和画传都把杨树芳、娄峻岭等地主说成“急公好义”“开明进步”的,这分明是告诉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的人民说:“坏地主只不过是李老辫和张举人等个别的”。然而,到过堂邑的人,都知道那一带是出大财主的,那一带的多数村庄,都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有少数的高楼。照武训的说法,那都是好人的。武训不是说过“只见好人盖高楼”吗?但是,那一带的地主,历来都拥有反动的武装,当年的杨树芳就是反革命的地主武装的头子;继杨树芳之后的地主们也都以组织反革命武装为能事。他们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直是和日寇蒋匪相勾结,而与人民的抗日部队为敌的。他们压迫与杀害了不知多少人民,直到日寇投降,那里的人民才得解放。这些“好人”“士绅”“耆宿”们,都是血债累累的!歌颂他们的事业,如何对得起正在那里向地主进行斗争的人民和已经得到胜利的人民?这种事业能和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说成“一文一武”吗?
武训画传和电影武训传,都说武训“颇得民心”,似乎他被很多人所崇拜。李士钊又的确因为和武训同乡而崇拜了他二十多年。但就我所知道的,在大革命时代,虽说山东在军阀统治下,但小学课本上并没有武训。我在县立小学三年毕业,并不知道武训其人。我家离柳林四十多里路,也没有听见人们谈论过。到聊城师范念书时,也没有人讲武训。那时北京晨报副刊合订本在校销售很多,《语丝》、《创造》等刊物在进步同学中差不多人手一册。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很普遍,说明学校中反封建的空气,是相当浓的。只有在国民党大肆活动之后,尤其在“九一八”之后,“武训的精神”才被不抵抗主义者大吵大嚷起来。但宣扬武训的人,也未必尊重武训。在马塔头艾寨武训小学毕业的不少同学,也有说“武豆沫”可笑的。当然他们的嘲笑,仅止于像嘲笑一个“节妇”一样。我当时的认识,也觉着这是“土豪劣绅玩弄穷人”,“武训为穷所迫,也是不得已”。后来渐渐认识他是一个装憨卖呆的无赖,但对这个无赖的软骨头当时还是认识不足的。因此对一般“帮闲文人”吹嘘武训借以吃饭,也就不以为怪。后来知道所谓武训信徒艾寨武训小学校董张光闾,每年在雇工续工说价的时候,他都在寨门上贴一张白条说“今年工价不准超过多少多少”,我又觉着尊重武训的人,都是惯会克扣人的,“武训也不过是他们玩的花样而已!”总之我所知道的劳动人民或帮闲文人中,并没有像李士钊这样的把武训当成“比孔子且过之”的“圣人”的。因此我认为真正崇拜武训的人,只有那些被借托武训者的著作所迷惑欺骗的人。所以我建议,今后对武训传的讨论,应多供给史实与资料,以便认识其本质;曾经借托武训欺骗了读者的人,也应坦白自己借托的动机与史实,以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不要引什么旁证,继续欺人,一错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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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各厂矿的读报组
重庆市各厂矿职工普遍建立读报组,使时事学习走向经常化。据一零一钢铁厂、六一零纱厂等十个主要厂矿的统计,已有读报组六百七十余个。私营沙市纱厂工会以工会会员小组为单位,组织了一百零八个读报小组。每组选出读报干事和阅读员,由该厂职工业余学校负责领导。厂工会依据每个时期宣传中心制订时事学习的提纲。业余学校按照提纲逐日在报纸上圈出有关材料,交各小组阅读。该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即由每天的读报讲报中受到了经常的时事教育。
许多工厂在选读报纸材料时,由于密切结合了各该厂的中心工作,大大推动了实际工作,也巩固和发展了读报组织。如六一零纱厂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读报组即集中选读了各地特务分子和一贯道头子犯罪事实的新闻,大大激发了工人们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使全厂工人都积极参加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和检举,读报组人数也因之由不到一千人激增到一千八百余人。
许多读报组根据报纸的材料,联系小组内生产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如某机械厂读报组读了关于如何使小组团结、如何订立师徒合同等新闻后,即就组内存在的问题开会讨论,因而改善了师徒关系,并顺利地签订了师徒合同。该厂工人体会到读报的好处,读报情绪非常高涨,从五月份以来读报组即已做到没有人迟到或缺席。
各厂读报组大都能定期举行时事测验。四川水泥厂、沙市纱厂等四个厂在四、五月份的时事测验中,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七的职工,成绩都在六十分以上。这证明有系统的读报,对职工时事教育的加强,已收到良好效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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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市怎样基本消灭了小学毕业生失学的现象?
  王无、陈明
两年半以来,沈阳市中、小学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
小学校校数由解放初期的一○○所,增加到七六九所,学生数由五一、九七七人增加到二二六、四四五人。市郊区发展速度更快,校数由四一所增加到六四九所,学生数由一○、五○○人增加到九九、○一六人。现郊区就学儿童,已达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七,市内亦达百分之七十二。
中等学校校数由解放初期的二三所,增加到二六所(另增十所分校);学生数由一四、○二二人增加到二三、一一八人。但中等学校还是不敷需要,过去两年中,每年高小毕业生总有五、六千人升不了中学。今年,在农村开辟了两所中学、十所中学分校,在市内的十所中学及师范学校内设立了二部制,使九、○五○名高小毕业生(占全部高小毕业生的百分之九一·六)升入了中等学校,基本上消灭了高小毕业生失学的现象。
我们采取什么办法使小学生获得就学和升学的机会?
首先是使现有校舍发挥最大的效能。市内小学从初级一年至四年级,一律实行二部制,并设初级一、二年级的儿童识字班,由高小一、二年级的优秀学生担任小先生(有教师作辅导员)。这样,一个学校就差不多收容了两个学校的学生。上午是第一部学生上课,下午是第二部及识字班。以十纬路完全小学为例,共有学生四、六二七人,其中一部生为二、四七九人,二部生为一、五五五人,识字班生为五九三人。因而现在市内的教室数字(一五一八个),虽然只比解放初期(八五九个)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但所收容的学生,则增加了三倍多。二部制都设有专任教员,二部生的一切都和一部生相同。
初中和师范从今年起,也试行了二部制(又叫夜中学)。初中招了一、六六六名新生,师范招了八三三名新生,等于新建立的六所中学和三所师范所能收容的新生。二部生每日下午三时至七时及星期日上课,课程、授课时数及教学计划等,皆与一部生相同。教师多数由一部教师兼任,但规定了具体制度,不使其影响一部或二部的教学。二部制师范,改变了师范生必须住校的“老例”,一律走读。学校将公费发给学生。
其次,发动人民群众办学。过去,在扶植和奖励私立学校,以及鼓励机关、工厂设立员工子弟小学并吸收非本单位员工子弟学生入学等方面,都作了一定的工作;但对于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自己兴办学校的工作,认识得不够,因而未能大力推行。今年沈阳市人民政府根据过去的经验及东北人民政府的决定,颁布了“关于发动本市各机关、企业、工厂及街道群众兴办小学的决定”。据估计,目前全市尚有失学的学龄儿童约七万人,明年又将有五万适龄儿童要求入学。因此,如果要求在一、两年内,基本上消灭学龄儿童失学现象,就必须更大规模地动员全市人民群众办学。
第三、为工农子女打开升入中学的大门。工农子女入小学的问题,已经随着工厂子弟小学、农村小学和一般小学的发展而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工农子女升入中学比入小学困难多一些。其原因:第一、由于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他们被剥夺了应有的学习条件,因而有一部分人的文化程度低一些;第二、经济上有困难;第三、农村学生就学地域不便。我们从各方面着手,克服和减少了这些困难:首先,以人民助学金的百分之八十,分配给工农子弟。第二、对经过全市高小毕业生统一考试准予毕业的工农子弟,去年实行了一律免试升入初级中学及初级师范的办法。今年免试条件,虽提高为毕业成绩须在七十分以上,但又在市郊新设了两所初中和十所初中分校,市内又设了二部制。在考试录取时,对工农子女的录取标准,又较一般学生降低了五分,因而使要求升入初中和师范的工农子女,差不多全部得到了入学的机会。现全市初中、初师一年级新生中,工农子女比例已占了百分之六十一点六。全市中等学校内,已有一二、一九四名工农子女,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尚未计算在内)。
发展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困难是教师不足。目前小学每年需要增加的教师数量是一千至一千五百人,而师范毕业生只有三百至五百人。虽然可以在社会上吸收一些失业知识分子来补充,或增加师范生的名额,但还是满足不了小学的需要。目前我们所采取的解决中学和师范学校缺少教师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从初中选拔水平高的教师去教高中,从小学选拔水平高的教师去教初中;从高中及中级师范毕业生中及在职小学教师中选出水平较高的人,成立中学教师专修班,提高他们的水平;通过各种方式聘请失业知识分子任教或进专修班。
我们的经验是:只有教育部门坚决地执行上级的指示,采取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发展学校,发展学校教育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学龄儿童及高小毕业学生失学的现象,是可以在短期内基本上消灭的。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各机关、企业、厂矿的配合和协助下,才有可能在短时期内作到消灭学龄儿童和高小毕业生失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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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北农民大量兴办小学
川北广大农村在实行土地改革和减租后,农村小学校和学生人数大大增加。据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厅统计:今春全区共有小学校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二所,较去年下学期增加了一倍;学生达一百十九万七千六百余人,较去年下学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二。许多乡村的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从减租和土地改革所得的胜利果实中,抽出一部分资财兴办学校。剑阁县农民今春就从胜利果实中抽出大米九十六万斤,办了三百十八所小学,使该县百分之六十五的学龄儿童有机会进学校读书。
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农村,更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兴办学校的热潮。遂宁等地二十多个村庄的农民都自动建筑校舍、添设校具,并派代表到县人民政府请求委派教师。现遂宁县已做到一村一校。各地农民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子弟送入学校。射洪县太乙乡第三村农民周忠举,他家好几代没有人拿过书本,今年也送他的两个儿子上学了。目前川北区的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二所小学中,民办小学有一万三千九百余所。仅这些民办的小学就可以容纳六十万学生。
在各地农民积极兴办学校中,各级人民政府曾派干部下乡协助农民组织乡、村小学民办教育委员会,使民办小学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行。同时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在各专区的师范学校内,增设了不少短期师资训练班,训练乡村教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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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医院施行组织液注射治疗
中国人民大学医院应用组织液注射治疗的方法,已获得初步成绩。该院在今年三月间开始了组织疗法的工作,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已经把组织疗法的手续简化到可以在设备最简单的条件下进行注射。从五月份起,由医院负责制造组织液,而注射工作则交由门诊部进行。经验证明,组织液注射的治疗效果,并不低于组织埋藏和冷藏植皮两种方法,且其手续极为简便。这种组织液系由产妇的胎盘、羊膜和婴儿的脐带浸出,呈灰色乳状。分盛在带有橡皮盖的小瓶里。从五月七日开始到现在,该院已用组织液治疗了七十多个患者,效果良好。
天津市十八所公私立医院研究和推行组织疗法
天津市“组织疗法研究推行委员会”,积极领导“组织疗法”的研究推行工作。现全市十八所公私立医院均已开始施行组织疗法。到目前为止,已有六百三十余病例应用了该疗法,证明对支气管喘息,慢性溃疡、角膜炎等症有良好的效果。有些医院已建立了“组织疗法”专门病例的纪录制度,和责任制。
各城市将放映朝鲜新影片
六月二十五日是朝鲜人民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一周年。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延吉、上海、南京、西安、汉口、广州、重庆等十一个城市的四十家影院将在这一天上演两部朝鲜的纪录新片《正义的战争》和《友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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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响应政府售棉储棉的号召
      劳丁 陈今言作
 (二十二)王全福回到家里,召开家庭会议,大家回忆了过去痛苦的光景,更进一步想通了:“发家必须保国,保国才能发家”的道理。
(二十三)王全福和全邨的棉农响应了政府号召,大车拉、小车推,有的将棉花存到合作社,有的就卖给合作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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