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书报评论
介绍《中国共产党烈士传》
华应申编 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五月增订重版
周乃寂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青年出版社把华应申同志编的《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增订重版，我们愿推荐这本书给读者，作为纪念这伟大节日的读物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三十年中，曾有无数中华民族中的最好的战士，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前途而英勇牺牲。在他们身上，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品质和智慧，也集中地表现了中国革命的艰辛的历史过程。革命烈士的传记是我们十分需要的读物，可惜这样的读物现在是太少了。本书因为是选录报刊上零碎发表的文字而成，所以还不能算是完整的传记，当然也不能包括所有的最值得纪念的革命先烈。而且本书中各篇文章写成于各个不同的时期，其中述及的个别史实也不免还有应加校正之处。编者至少应加上一些必要的注释才好。虽然如此，在目前，这本书还是值得细读的一本书。
本书中包含关于二十三位先烈的材料。其中李大钊、任弼时、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澎湃、王若飞等同志，都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由于目击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危殆，体会到中国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的失败的原因，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领导阶级，因而坚决地把自己投入工人阶级斗争的烈火中。他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着先导的作用，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一开始就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我们党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培养了众多的革命领导者，例如领导中国职工运动和国际职工运动的苏兆征同志、邓中夏同志、邓发同志等，便都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以农民为主要参加者的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关键。我们党一开始就注意到农民运动，本书中记述澎湃同志远在一九二二年已经在广东发动农民运动。
我们党的绝大部分优秀的领导人都长期参加了和坚持了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并把自己锻炼成英明的军事家。中国革命战争的环境的艰苦，是中外历史上都没有的，只是英勇地克服了这些难以想像的困难，才能有今天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本书中还记述了关于刘志丹、方志敏、左权、关向应、罗炳辉、彭雪枫、杨靖宇、叶挺、李兆麟等同志的材料，他们都是从中国革命战争中养育出来的杰出的军事家和勇敢而英明的战士。
中国共产党也和各国兄弟党一样，是在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党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路线，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的错误的理论，使革命坚定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任弼时、瞿秋白等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战士，他们的努力减少了大革命失败的损失，有助于党的方针迅速扭转。任弼时同志又曾在湘赣苏区和党内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湘赣苏区的党和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进行了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保卫了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刘志丹同志坚持陕甘革命战争，和“左”右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开创了抗日前进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这些同志的功绩，就是由于他们正确地学习了、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原故。
中国共产党人体现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伟大的品质——为伟大的理想和为人民的命运而舍身犯难、从容就义的品质。我们党出现了无数对人民鞠躬尽瘁，对敌人英勇不屈的烈士，他们在敌人的法庭、监狱和刑场中，在敌人的野蛮的、惨无人道的酷刑下，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光辉称号。李大钊、恽代英、蔡和森、王若飞、瞿秋白、向警予、方志敏、罗登贤、邓中夏、澎湃、刘华、叶挺等同志，便都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学习，也是共产党人的伟大品质。在艰难条件下，不怕麻烦、不怕挫折、一点一滴地锲而不舍地工作着和学习着，这种创造性的意志，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让我们从本书中看看任弼时、关向应、王若飞、秦邦宪、左权等同志是怎样学习和工作的吧！
烈士们的血不是白流的。他们的生，为革命贡献了不朽的劳绩；他们的死，振奋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志。中国革命今天的胜利，是烈士们的汗和血培植出来的。我们读这本书时，应该缅怀先烈的光荣，记取革命胜利的不易，用更大的努力为完成烈士的遗志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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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报评论
评几种通俗性的小辞典
一、《新词林》魏金枝主编上海启明书局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
二、《人民小字典》 李大方等主编 北京建业书局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三、《大众小辞林》 姚乃麟新编 上海中央书店一九五一年一月再版
四、《五用小辞典》 周性初编 亚光舆地学社一九五○年十月增订再版
五、《四角号码新词典》 赵廷为等编 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年八月初版
上举的五种小辞书都是比较带通俗性的工具书。这几种书编纂的企图或改编增订的经过是这样的：
《新词林》是将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辞林》改编，“把辞林内容，加以增减，以切合于中学生及职业青年的需要”（原书序言）。
《人民小字典》的编辑“是以一般中小学、工农速成中学、业务学校的学生和文化程度相等的工农兵大众为对象”（《编辑大意》）。
《大众小辞林》编辑的范围，“完全适合于一般民众和中小学生检查单字和词义之用”（《凡例》）。
《五用小辞典》是为了“便利社会人士，中小学生及小学教师的实际应用”（《编辑大意》）。
《四角号码新词典》的编辑，“以小学高年级及初中学生与同等程度的一般人民大众为对象”，“对于封建性的各种传统解释，分别指出，根据新观点加以修正”（《编辑大意》）。
今天工农兵群众学习文化和中小学生追求新知识的热情都很高，编著者和出版者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而编纂、修订出版一些新的小型辞书，这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这些小辞书销行很广。可是，这些书是不是很好地完成了编纂企图呢？这还是很值得考究的。
× × ×
首先，这些小辞书中间存在的政治错误太多了。看了下面举出的少数例子（在举例中均按标题中五书的顺序，分别标明一、二、三、四、五，不注书名），就可以明白政治错误严重到怎样的程度。
一、对目前世界政治显得无知，或知道的不清楚，说明得不正确。
例如解释各国国名，（一）（三）（四）解释美国大都作“北美洲的共和国”，但“共和国”这个词又却同样用来说明像新民主主义的波兰这样的国家，这就混淆了敌友。（二）解释美国，说它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可以的；可是在解释“英国”时却只说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解释“法国”更简化为“欧洲的国名”，难道帝国主义国家只有美国一个吗？
再以“越南”为例，（二）（三）（四）（五）都没有提到越南这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一）解释为“就是安南”，安南是什么呢？同书解释：“本为我国藩属，光绪十二年，为法国所并。”在我们编著者的笔下，就完全没理会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出现在东南亚的这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越南人民共和国。
还有，（五）对于“西欧集团”的解释：西欧集团的目的“在对抗苏联及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西欧各国的攻守同盟”。这样的说明既没有指出西欧集团的侵略本质，而且用上“对抗”，“攻守同盟”字样，很显明地是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反苏、反共谰言的应声虫，因为帝国主义者正是惯用“防守”、“抵抗”这类字眼，来掩饰它不可告人的军事侵略阴谋。
沿用帝国主义、反动统治者的观点解释政治名词：
１、殖民地——由母国派官治理，并施行母国法律的居留地（一）、（三）、（四）；国家的海外属地普通称作殖民地（五）。
２、保护国——受强国保护的国家（一）；弱国的受强国的保护者（三）；没有自理内政、外交能力的国家，受别国的监督和保护，就称为某国的保护国（五）
３、特务——一个党或一个团体中，规定由某部分担任的技术职务，例如：侦探，防护等是（一）。
在上列几个例子中，都是因袭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第一、二例把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说成了合情合理；第三例完全掩蔽了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一切反动派运用特务的反人民的本质。（而且文理不通！）
三、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歪曲解释。试举数例：
１、庚子之役——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排斥外人，英俄德法日美意奥组织联军攻入北京的事件（一）。
２、义和团——又叫义和拳………倡“扶清灭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因毁教堂，攻使馆，随有八国联军的祸事。（一）
从以上对“庚子之役”和“义和团”的解释看来，很显明地是把八国联军的“祸事”归咎于义和团的“排斥外人”——“毁教堂，攻使馆”——这样，就要得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有罪的谬误结论来了。
３、李鸿章——清朝名臣，平太平天国有功；………。（三）
４、李自成——明末流寇。（四）
５、黄巾——东汉末的乱党。（四）
这都是表扬反革命的“功臣”而诬蔑革命的农民。
× × ×
其次，这些小辞书在思想性上的缺点也很多。例如：
１、神仙——长生不死的人（一）（四）；灵异的人物（三）。
２、上帝——最高的天神（五）。
３、妖魔——怪异的鬼物（五）（四）；作怪的鬼物（一）。
对于神异鬼怪的迷信，竟一点也没有批判的说明。
１、贞节——妇女于丈夫死后不再嫁的美德（四）。
２、俗人——没有学识而人格也不高尚的人（五）。
３、妾妇之道——卑贱的行为（一）。
在解释这些旧词时，怎能够不把它的封建性的鄙视妇女、鄙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指出来？现在不指出来，难道要号召读者“学习”那些“贞节”之道，鄙视那些被称为“俗人”的劳动人民吗？
１、地租——佃户纳给田主的租（一）。
２、利润——生产上所得的合法利益（二）；营业除去耗费后的利益（一）。
３、资本——用以进行剥削的物资叫“资本”（二）；“资本”是商业的资金（二）；经营实业，企图生利的本钱（一）；营业的本钱（二）；用以经营实业，希望靠此生利的钱财（四）。
对于这些词语，我们固然应给以通俗性的、习用的解释，但也必须说明其实质，才可以帮助读者思想上的提高。如地租的解释，不能不提到土地的占有制度；利润的解释，不能不提到利润的性质和利润的来源。不在科学思想内容上去进行通俗化，只在文义引伸上去通俗化，是一种应该反对的庸俗作法。第（三）例中举出的《人民小字典》对资本一词所作的第一解释尤其荒谬，照这个解释演绎起来，在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所必须积累的资本，也成为“进行剥削的物资”了。
× × ×
这些小辞书中，语文方面的错误也很多。最严重的是《人民小字典》。举出如下的例子来说明。
一、字和词没有加以区分，胡乱注解的，例如：
１、三——意识不定，（例）二三其德，三心二意；２上——等级，（例）上级、上等、上层；３、丹——图画，（例）丹青；４世——递传；（例）世代相传；５、光——在黑暗中忽然重见光明叫光复；６、事——代名词，（例）执事。
二、把字的意义根本注解错误的，例如：
１、偏——出乎不意，（例）偏要如此；２、儿——口语的代名词，（例）那儿；３、分——有副的意思，（例）分校，分院；４闺——封建时代皇宫里边的小门；５、徇——不惜身命，为革命而牺牲叫徇，（例）烈士徇职。（按：这是把“殉”字误做“徇”字了。）
三、缺乏训诂常识，把字的同一个意义分列做好几条的，例如：
１、即——就近，（例）可望不可即；有合的意思，（例）不即不离。２、充——满足，（例）充足；众多，（例）外货充斥；丰满，（例）充盈，充满。３、坚——无所动摇的意思，（例）坚定，坚决；有一定力叫坚，（例）坚持真理。
四、把其他大型辞书中的注解生吞活剥地采入，以致与现在的意义不符或是根本不可解的，例如：
１、友——同志叫友；２唐——庙中的路叫唐；３、咍——楚人谓调笑叫咍；４、佽——轻快如飞的意思，（例）“佽飞”；５、侗——没有知识的样子，（例）在后之侗；６、俶——开始，（例）俶真；７、劻——很急的样子，（例）匡劻。
像以上的例子，在这一本小辞典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至于注解的文理不通，收词的轻重失当，分条注解的次第凌乱，注音的错误，更是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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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指出这些小辞书的重要错误，下面再说一说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和对它们个别的评价。
其中二、五两种是解放以后新编的。第二种是粗制滥造的典型，够得上加上一个“错误百出”的评语。这本书所犯的错误是编著者忽视对出版物的起码的责任心，缺乏必要的知识乃至一般常识。第五种搜罗新词、旧词都很丰富，有很多解释是很正确的。但由于思想、政治水平的限制，观点不够明确，以致在若干条文上不自觉地传达了不少阶级敌人的语言，或是不加批判地搬出了陈腐的古董。但这本词典基本上还算是好的。
《新词林》如前文所述，是一九三七年版《辞林》的改编本，只把“辞林内容，加以增减”。这本书的错误一方面是编著者受思想、政治水平的限制，剔除糟粕的工夫做得不够，另一方面正如主编人魏金枝在序言中所说在改编时因为“不能专心从事”，以致有很多“粗枝大叶的地方”。作为一个主编人，他只“做了点校订工作”，而这种校订工作实在太不够，以致这一本“新”辞林，本质上还是旧的。
《五用小辞典》没有载明初版年月和修订经过，从书中“序言”上看，它无疑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出版的。它可能在“一九五○年十月增订再版”时有过一些修订，但修订得很不完全。它不在版权页上载明初版时期，显然有些“鱼目混珠”的作用。
最荒谬的是《大众小辞林》。它根本就是旧书的翻版。在这一本号称“一九五一年一月再版”的书里，在“国”字下的三十五条解释中，解释国号是“中华民国”，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庆日是十月十日，国民党是“我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义的革命政党”，还有“国民政府”、“国府委员”、“国民革命军”这些光怪陆离的词语。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投机、欺骗，不可饶恕的荒唐无耻的行为。由于这一种投机、欺骗行为，竟使得这一本书还能行销各地，甚至据读者反映：唐山华新纱厂小学还指定它为孩子们用的小字典。这影响实在坏透了。（六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副刊发表了两位读者对该小辞林的指责，我们发觉除了所谓“一九五一年一月再版”本外，还有“一九五○年九月版”和“一九五一年二月再版本”。中央书店虽作了检讨，却把这些严重的错误以“疏忽检查”四字轻轻带过，这本书虽然已经停售，但彻底改变这种恶劣作风，是更重要的。）
今天广大的读者迫切需要一部好的字典或辞典，他们往往看到一本新出版的小辞书就“饥不择食”似地去购买。沂蒙山区一个小学教师周克对《五用小辞典》所提的意见，可以作这种心理的最好说明：“由于教学上的生字及名词解释的困难，我们都必须依靠字典，我们都把字典当作至宝一般。再由于过去的旧字典常有一些反动、封建的解释，在我们政治、文化水平还不够作精密批判时，我们总不敢用它们。最近（编者按：信是二月间来的）听说本县（沂南县）新华书店来了一批新的《五用小辞典》，教师们都高兴地买了一本，我以为在教学上可以有些依靠了，那知细细探究，这本书还是这样陈旧的东西。”
基于这样的情形，我们不能不要求编著者和出版者拿出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搞好出版工作。从这些辞书的出版上，可以看出整肃出版界的风气还是很重要的。
（稿费捐购飞机大炮）
编者按：这篇批评文字是综合了许多来稿改写成功的。这些来稿包括：一、上海冯京对《新词林》的批评；二、北京张建木的《评“人民小字典”》；三、南京谢名溢对《四角号码新词典》的意见；四、杨村吴在波、唐山高凤藻、献县张玉亭、天津董荣禄、旅大市刘竞翔和河北景县阎新庄完全小学职教员学习组对《大众小辞林》的指责；五、山东沂南县界湖小学周克、热河喀左旗蒙民初中姚立身、山东军区朱襄卿等七人、胶县孙继世、塘沽刘船和黑龙江昂昂溪李佐善等多人对《五用小辞典》的批评。应该对这些来稿人致谢。我们没有个别地征求同意，已把应得的稿费捐献作购买飞机大炮之用了，想来一定可以得到赞同的。
还须要指出的：目前广大的读书界确确实实迫切需要一本优良的通俗性的小辞书，希望著作者和出版者能及早满足读者的需要。在上列几种小型辞书中，《四角号码新词典》还算是较好的一种。在今天，既然还没有一本十分完善的小辞书，我们只能希望读者们：一、在购书时应该审慎地选择一下；二、在购买以后，还得批判地使用，不能抱完全信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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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报评论
简评刘咸著《从猿到人发展史》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一九五○年十月初版
韩文理
从猿到人是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对这问题如果理解得不正确，就会大大地阻碍我们去建立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有不少人在这一问题上迷失了方向，结果不得不投入唯心论的怀抱，把人类起源问题，弄成一个大谜。谢谢恩格斯，他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明确地指示了认识的方向。他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是唯一科学的说明。
但是这一个科学真理，却时常被人曲解着。刘咸先生的《从猿到人发展史》就是一个例子。刘先生这一本书最少有如下的缺点：
第一，观点是唯心的。比方说吧，在森林消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人猿，怎样应付这新环境呢？本书著者这样写着：“当这样饥寒交迫，生死关头，怎么办呢？若说株守残林，‘以不变驭万变’，那惟一的后果，可以预料到的，就是在树上等着饿死………。不然的话，就该动动脑筋，想想法子，来应付这个非常的环境和自然界来斗争一番。”（七三页）
这不是等于说，还没有开始劳动的古代人猿，已经能够思维了吗？
在七十六页，著者把这唯心论调发挥得更显明。他说，我们的人猿祖先，“感到世界之大，不遑宁处，回想以前山林之乐，食物无缺，诚不胜今昔之感。这样的生活能永远过下去吗？”
著者这样回答说：“我们的祖先，一面受到生活的煎迫，同时也自我批评了一番。自己到底有些什么缺点？为什么不能适应新环境？怎样才能制胜这些毒蛇猛兽？改造自己，从那里做起？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不断的思维，虚心体验，经过了冗长的时期，终于得着了一些实际的经验。采取了分别单元，同时进行，部分服从整体，整体照顾部分的协调原则，大规模地改造起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不是说，我们的人猿祖先就是靠着自我批评和“不断的思维”，把身体改变成为人吗？本书的第五章就是充分用这一观点来说明这一演变过程的。
这不是说，先有思维，后有劳动吗？
第二，著者把人和猿身体上的区别只看成量变而不看成质变，例如在说明人和猿的种种不同之后，他说人和猿的不同，“与其说是性质的分别，毋宁说是数量的差别。”（第二十四页）这是不正确的。人和猿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比方说吧，人的手会制造工具进行劳动，猿的“手”不会；人会完全直立，猿不会；人会发出有音节的语言，猿不会；人的大脑不仅平均比猿约大了三倍，而且会思维，猿的大脑不会。这些不同，不是质变的结果吗？
第三，著者把猿人变化过程中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不正确的看做一种单纯的突变过程。例如在描述冰期到来的时候，他这样写到：“北冰洋的冰流向南进袭，排山倒海，威力极大，莫能抵御，所到之处，随即冻结。”（第七三页）。这样突如其来的滔天大祸，毁灭了森林和动物，而古代人猿却能在这“溯风凛冽，冷澈心肺”的绝境中，“动动脑筋，想想法子”，摇身一变而成为人了。实际上，气候的变化，不管在过去或是在现在，都是渐渐的。所以那时气候的变冷是渐渐的。这一点，刘先生也承认（第七十三页）。因为气候的变冷（或变热）是缓慢的，要经过长时期才能表现出来，所以森林的变化也是缓慢的，要经过长时期森林才会消灭。因此古猿才有充分的时间，在悠长的劳动过程中，变成为猿人，脱离了森林来生活。如果在古猿还没有变成猿人的时候，森林就一下子消灭，地面就一下子盖满了冰雪，那末古猿的变为人是难以想像的。要知道，猿人的对付寒冷，主要是靠着火和狩猎。古猿一下树来就会用火吗？会进行狩猎吗？要知道，古猿的变成人，不是靠着气候的突然变化，也不是靠着“勇气”和“决心”；而是靠着长期的慢慢学来的劳动。
第四，是错误地解释思想家的名言。例如恩格斯说语言的发生靠着劳动。著者对于劳动与语言的关系怎样说明呢？他这样写道：“人类因有交换意见的需要，不断地把口腔内的几种器官，最重要的是舌，加以练习运动，久而久之运用纯熟，就发出所需要的音节，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里所谓练习运动，当然是发音器官在劳动。”（第九九页）
发音器官的“劳动”还不够，还要有收音器管的“劳动”，于是著者这样写道：“音波震动锤骨，锤骨向砧骨打一锤，砧骨叮噹一响，传到镫骨，镫骨传到内耳的耳蜗。耳蜗为螺旋形管，内中充满液体，有毛细胞通听神经。人类耳朵每秒钟能接受音波频率由三十次到一万次，或更多些，由此可见收听声音全部的过程，都是劳动的过程。”（第一○一页）
于是，著者在这一节的结束中，这样写着：“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的确‘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第一○一页）
实际上，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和著者所说的劳动完全是两回事。恩格斯说的是人类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结果改造了人类生理条件，使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成为可能，著者却把它解释为纯生理的动作了。
总之，这一本书是唯心论的作品。我希望刘咸先生考虑本文所提的意见。希望他能把自己所写的东西，彻底地修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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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店宝文堂的改造
苗培时
在北京打磨厂东口路南，有一家旧书店叫宝文堂。这书店是清朝同治年间开业的，到现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从木版到铅印，出版的书籍大概有三类：一是各种剧本唱本，如：京剧、梆子、评戏、鼓词、小调、牌子曲……等；二是学校参考用书，如：大小字帖、红模仿格、模范作文、书信尺牍……等；三是农民的日常工具用书，如《万事不求人》，《玉匣记》，《农村应用文》，《珠算课本》，时宪书（旧历书）……等。
宝文堂出版的这些书籍，在华北、西北、东北的广大农村中非常畅销。据调查：薄的剧本唱本，每年要销售六七十万册；把薄的再按类合订起来，弄成什么京戏大观、评戏大观、曲词大观一类的厚本，每册厚的约包含三十本薄的，每年要销六、七万册。旧历书、日历等，每年要销四、五十万册。学生应用书的字帖、仿格、尺牍等，每年销数也都在十万左右。若从这些书的内容上看，不是封建迷信的，就是很低级的描写色情的。
北京解放后，宝文堂的经理人刘善政先生和刘玉琤先生，对这个世面感到：“处处和旧社会不一样，自己印的这些书籍吃不开了，以后可该怎办？”刘玉琤拉着在大街上做宣传工作的学生们问：“共产党来了，我们该印些什么？”学生们仅仅回答他说：“民主政府的出版是非常自由的。”因此他们觉到：“解放了，没有新的适合他们印的作品，自己买卖的前途，只有关门的一条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北京市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们，在中共北京市委会文艺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来开展普及文艺运动。我和王亚平同志等，就常常到宝文堂借着买书的机会，访问了刘善政和刘玉琤先生，打通他们的思想，鼓励他们做新的出版工作，介绍他们参加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做会员。经过好几个月的讨论和研究，这两位先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委托我们编一些新的大众文艺作品，交宝文堂印一下试试看。
首先，我们就利用宝文堂旧戏本、旧唱本的版本形式，编辑了新曲艺和新戏剧的普及本，从去年七月正式出版后，到旧历年底截止，共印出四十多种，销出九十二万册。到现在已经印出一百二十多种了。这种普及本，因为本子薄，字体大，价钱贱（每本只卖一百元），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一出来，就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据最近宝文堂的报告，这种普及本子，已经深入到华北各地农村庙会书摊上；远到东北的齐齐哈尔，西北的宁夏，甘肃等省了。
我们又建议宝文堂编写了一些学生应用的大小字帖，模范作文等。写着歌颂毛主席、东方红等新内容的大小字帖，去年销售了十万册。
由去年三月间开始，我们首先征求宝文堂的同意，编一本新历书，由宝文堂联合过去出版历书的各书店出版。经过几次开会座谈，大家都同意在形式上要尽量照顾农民的习惯，在内容上删掉旧历书的有毒部分，保留或修改那些无害的内容，增加一些政策法令、生产知识、科学常识、家庭卫生以及应用文字和文娱材料。后半部日历下边注解的“宜什么什么”，是农民们最经常查看的，我们就把这地方，按着老样子，改成每个季节的“农事应作”了。这历书销售约有六十五万多册。
一年来，宝文堂因为自己的方向走对了，不但没有关门，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人员上说，前一年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已增加到二十二人。从业务上说，原先一个极其破旧的小印刷厂，经过整理，现在已经补充了两付老五号、老四号新铅字，建立了正规化的装订房，添购了一架大脚蹬机，把排印力量提高了一倍以上。
从改造宝文堂的例子中，来看开展通俗文化和文艺的工作，我们觉得、有重点地争取旧出版家共同来搞是一条近路。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较深，影响又很普遍，经过他们的发行网，很快地就可以把我们新内容的通俗书籍：传播到广大农村中去了。像宝文堂类型的书店，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大城市都有。
二、能说能唱的文艺形式，是群众最熟悉的形式；因为我国的文盲多，说出来唱出来，能够让人听得懂，是非常重要的。
三、利用一些广大群众习惯上的日用工具书来进行增添改造，是最容易为群众接受的。像我们帮助宝文堂改编的新历书、大小字帖、看图识字………等，因为得到群众的欢迎，都成了畅销的东西。
我们有了改造宝文堂的一点经验，从去年十二月间，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处的倡议和辅导下面，联合了工人出版社、新北京出版社等公营出版企业，北京市书店业公会，印刷出版业公会，和宝文堂等类型的书店，合组了“新大众出版社”，经过四个多月的组织宣传，现在已经筹足了股金两亿元，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编辑部，专门编辑出版连环图画、通俗演义和工农应用的工具书……等，预计本月份就可以出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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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时事手册》第十六期
《时事手册》第十六期主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成立为中心，提供了若干宣传资料。《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党》一文，就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的作了基本的说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一文，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获得的光辉胜利和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统计资料》，向读者报告了党员数目和其他有关统计。
东北《宣传员手册》的新改进
东北宣传员手册，有了新的改进，并获得成绩。该刊从二十期起，注意克服过去宣传材料庞杂不集中的缺点，每期只宣传一两个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并用黑板报，幻灯，鼓词等多种通俗的宣传形式表现出来。如从二十一期起，配合东北地区的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思想启发，发动密告，检举，到号召订立爱国反奸公约，进行了有系统地连续宣传。该刊另一特点是，做到了通俗具体，联系实际，文章简短，字大并加插画。（但绘画及文字的表现技术都要继续改进）现该刊发行数量已达三十万份，第二十六期的《庆祝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专号》发行数量达一百一十万份，在东北区四千万人口中，平均四十人中有一本宣传员手册。
《郭瓦略夫工作方法资料选辑》
推广先进的工作经验，是提高生产品产量、质量的最好方法。苏联的郭瓦略夫工作法，使斯塔哈诺夫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工作方法已经在苏联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广泛采用。《中国工业》新三卷第一期中的《郭瓦略夫工作方法资料选辑》，报道了我国东北某些厂矿采用郭瓦略夫工作方法的经过和经验。从这些报道里，可以知道郭瓦略夫的工作方法是适合各种工业部门的。凡是实行了郭瓦略夫工作方法的工矿企业，就一定能在产量和质量上提高。如选辑中所报道的朱世清生产小组，在实行郭瓦略夫工作法后，在三个月中创造了四十四种新指标。又如某装配厂，在实行郭瓦略夫的工作方法后，使产量提高了八倍。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中，郭瓦略夫的工作方法是应当引起工矿企业的注意和推广的。
对东北出版的连环图画的批评
东北在最近已经出版了七种连环画：《大灰狼》、《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模范兄弟》、《活路》、《光荣人家》、《建立党的宣传网》、《枪》。东北日报对这些书在六月九日发表了张望作《创作更多更好的连环图画》的批评，指出了这些作品的优缺点，并将其中制作最成熟的《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思想性的缺点作了强调的说明。各地区的报纸对各该区域的出版物及时地发表正确的批评，对出版物品质的提高有很大帮助。这是值得努力的。
翻译通报出满两卷
翻译通报二卷六期已于本月十五日出版。到本期为止，它已出满两卷，在翻译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期有几篇文章对《英汉模范字典》、《综合英汉大辞典》和裘振刚译《俄文成语辞典》（上海振先书屋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提出批评。在《评裘译〈俄文成语辞典〉》一文的前记中，编者指出：“这部辞典错误百出，对读者的恶劣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这种对人民不负责任，粗制滥造的坏作风，值得全国翻译工作者和出版家加以警惕。”
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行将召开，为准备制订比较长期的全国翻译计划，《翻译通报》本期刊出了出版总署编译局征求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译本意见的启事，希望全国读者就平时学习心得对有关经典著作译本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
第6版()
专栏：
读者·编者
《察哈尔教育》四卷三期的一个严重错误
《察哈尔教育》四卷三期（六月一日出版）第四十六页《中国有那些少数民族》的短文里，说“中国除了汉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主要的有：回族、蒙族、满族、苗族、夷族、猺族、黎族、土番等”；“回族——就是历史上的突厥，又有一部分来自中亚的‘高加索种’………现分布居住于中国各地，为中国境内除汉族外第二个人口较多的民族”；“苗猺族——大致可分为红苗、青苗、白苗、花苗、顶板猺、红猺、狗头猺、长发猺、箭猺等……苗是一个尚未开化的民族”；“此外还在云南……一带住有罗罗（猓猓）……及台湾之‘土番’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将随着全国胜利的发展而解放。”
这一节短文十分荒谬：一、列举的我们的少数兄弟民族很不完全，主要民族中就缺了藏族与维族；二、它还用着过去反动的统治阶级对少数兄弟民族的恶意称谓，如“猺”、“夷”、“猓猓”、“土番”等；三、文内对于苗、猺兄弟民族的分类完全没有根据，而且带上严重的侮辱性质；四、对回族的历史分析没有把它和维吾尔等兄弟民族区别开来，是很严重的错误；五、“这些少数民族将随全国胜利的发展而解放”一语，用上一个“将”字表现了极大的无知，事实是：今天全国各地区的兄弟民族除了台湾的高山族以外，都获得解放了。
《察哈尔教育》刊载这样荒唐的短文，应该进行深刻的检讨。
关于《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讨论编辑同志：
最近在《新会计月刊》第四期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读后》，作者是陶德。他说：“如其说会计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毋宁说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会计理论在本质上是无所谓阶级性的，它只是文字和数量相结合的技术”，“因为它基本上是跟随着共同的生产力而不必跟随着私有的生产关系”。第一，他所说的什么共同的生产力，私有的生产关系，实在不明白作何解释；第二，他说会计是没有阶级性的，理由是会计只是“文字与数量相结合的技术”；难道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管理工具的会计，真是一种毫无阶级性的技术吗？
他又说：“援用马克思主义，主观的攻击旧有的会计理论，实在是不适当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来说，会计学不同于经济学，既无法助其恶，亦无法掩饰它。”
他还说资本主义会计和社会主义会计“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依据上述，已足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混乱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
他甚至说：“由于打倒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随着共同的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会计“有着无限宽广的前途”，所以“旧的资本主义会计及其基本理论，非但不应该肃清”，还须“求其发展”。（下略）
徐韵清上 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