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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国主义的杀人工厂——武昌花园山天主堂育婴堂
伍云甫 朱文尧
继南京、广州、杭州、赣州、重庆等地连续发现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慈善”招牌，虐杀中国儿童的事件后，武汉市又发现了美帝国主义虐杀中国儿童的滔天罪行。
一九二八年，美帝国主义分子在武昌花园山开辟了一座杀人场——天主堂“育婴堂”。二十三年来，该堂虐杀了一万六千名中国儿童。婴儿的尸体被埋藏在该堂的后山坡上。现已发掘出的手、脚、头颅盖等碎骨，就装满了好几口大棺材。
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的创办人是原天主教武昌教区美籍主教艾原道。一九四六年，美帝国主义分子天主教武昌教区正副主教郭时济、徐赉德继承了这一血腥事业。堂内具体工作，则由柯爱德等五个美国修道负责。武汉解放前夕，这五个美国修道先后狼狈返国，把堂内工作交由高壮英等十八个中国修道主持。这些人，由郭时济、徐赉德指挥。为什么美帝国主义死死抓住“育婴堂”不放呢？我们从郭时济、徐赉德寄给美国教会的报告中，得知他们是在有计划地利用所谓“育婴堂”、“孤儿院”来实现大批屠杀我国后一代的阴谋。报告中说：“育婴堂的目的是‘拯救灵魂’，自一九二四年拯救起，每天不断有许多灵魂上了天。”“这工作是使我们愉快和安慰的泉源。”在郭、徐这种“拯救灵魂”的工作中，婴儿死亡率真是骇人听闻。据亲手挖沟埋尸的一个工友讲，他挖的沟槽长五六尺，宽深各二尺，他一沟一沟地埋着尸体，“每十天便可填满一个沟”。不少修道及工友的谈话都证明：该堂过去平均每天收婴儿二至四个。如以每年收进七百婴儿计算，二十三年共收进一万六千余人。现在该堂内仅有婴儿、孤女和侥幸成人的青年共一百零五名。这就是说，婴儿死亡率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婴儿的高度死亡率，从该堂寄往美国的另一份材料中也可得到证明：“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黄石港和花园山有四万灵魂上了天堂。”
凶手们的手段是极端残忍野蛮的。育婴堂在花园山占地九千六百七十二市方尺，但是，“育婴”的地方却只有两个方丈大小的房间。婴儿收进后就与其他被折磨病了的孩子挤在一起。满屋恶臭难闻。婴儿大小便没人过问，两腋和屁股被淹得大都红烂，大便在背上结成了干块，最后连皮带肉剥下。肺炎、肠胃病、砂眼、疮及其他可怕的传染病，分布在每个婴儿身上。孩子消瘦下去，溃烂下去，有的三岁不会走路、说话，有的体重减到三磅……然后，他们被弃置在一间黑暗的地下室里，任老鼠咬啃他们的眼睛和鼻子。婴儿死后就被一排排一层层地埋在后山坡上的沟槽里。
美国凶手一方面屠杀婴儿，一方面又设法养大几个婴儿，给他们进行无偿的劳动。孩子们不到十岁就得做活，每天要劳动十六小时！灭绝人性的徐赉德，一次就吞没了孩子们从去年一月到今年四月给堂外洗衣做活的全部收入——八百余万元。孩子们遭受了美国神父的残酷摧残。侥幸活到现在的五十多个孤女中，有七个傻子，三个癞痢头，三个麻子，三个患神经病者。有一个孩子，六、七岁了还没有一颗牙齿。美国凶手们绞杀了她们的思想。她们不知道有祖国，只知道“美国人的恩典”。美国修道告诉她们：“要作个守本分的人，死后才能升天堂”。不守“本分”或是不供驱使的就遭毒打，或是被迫地任凶手们随意把她们嫁给外人。美国修道把她们严格地分为孤儿、愿学、试学、初学、修道五级。她们之间不能说话，不能互相来往。院内的事更不准对外人讲。凶手们也不准外人前往参观。
野兽们的血腥罪孽终被武汉人民发现了。曾在该院做过修道的刘翠英首先在报纸上揭发了这一事实。武汉市救济分会及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单位于今年四月至该院调查，探察埋藏婴儿尸体的地点，并开始挖掘工作。前往工作的人员曾受到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抗拒和破坏。他们利用晚间忏悔的宗教仪式来麻痹、恐吓和威胁已经觉醒的孤女和修道，同时利用一些走狗到处散播谣言。但在堆堆白骨面前，美帝国主义分子是无法狡赖的！
五月二十六日，武昌八万四千人举行的控诉大会，是群众怒火的集中爆发。参加控诉的有四个孩子都葬送在这魔窟里的方大姑，有刚获新生的孤女们，以及其他失掉亲生骨肉的母亲们。八万多人喊出了一个声音：要求政府逮捕凶手，严惩凶手！政府代表当即宣布接受群众要求，并根据确凿罪证，逮捕扣押郭时济和徐赉德。群众以狂热的欢呼和鼓掌表示衷心的感激。
现在，育婴堂的婴儿和儿童已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曾是美帝国主义的杀人场的地方，在人民的手中，将会变成孩子们的乐园。（附图片）
武昌各界人民到育婴堂去看被美帝国主义分子害死的中国儿童的尸骨，一致表示无限愤恨，决心为孩子们复仇。
被残害婴孩的尸骨，仅发掘了一小部分，就装满了四口棺材。
陈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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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黎培里
孙殿伟
已经受到全国各地爱国的天主教徒和广大人民同声讨伐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是梵蒂冈教廷派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公使”，是梵蒂冈教廷干涉中国内政的执行人。他控制着中国天主教的各个教区，一贯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号施令，利用中国教会来反对中国人民。
黎培里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来到中国。当时蒋介石匪帮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已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黎培里为了要配合蒋匪帮的屠杀战争，到华不久，就以视察各教区为名，到各个重要的地区去调查政治情况，并在这些地区的教会中布置了配合蒋匪帮反对中国人民的力量和计划。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天主教各个教区，加强反共反人民的宣传，于一九四七年改组了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这个机构在黎培里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天主教内进行一切反革命活动的中心。
黎培里与蒋介石匪帮的勾结是极为密切的！一九四七年元旦，中国天主教徒中的败类于斌举行就任江苏教区总主教的典礼时，黎培里曾出席致词，公然宣称天主教要辅助蒋介石匪帮的“建国工作”。一九四八年二月，黎培里在上海召开所谓全国公教教育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除了天主教的代表外，还有伪教育部部长朱匪家骅的代表英千里、伪上海市市长吴匪国桢的代表王兆荃、伪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李匪熙谋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麦尔毕等。一贯打着“超政治”旗号的黎培里，这时却赞扬这种无耻的勾结为“政教合一之精神”；他更公开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教会与政府（指蒋匪帮）从事合作”，以“反对共产主义”。会后不久，他便回到南京去祝贺蒋匪就任“大总统”，他向这个中国人民的公敌致贺词说：“只有天主教的教宗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们所代表的才是世界上最大最多数的人类的希望与利益。”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使黎培里一类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十分焦急。黎培里用“悲惨”、“严重”、“困难”这一类字眼来污蔑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写给他的秘书陈哲敏的信中说：“今天的中国，因着悲惨的时局，圣教传统（应读作帝国主义侵略）的可能性已经减到最低限度，在好多地方已经消灭了。”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甘心的，在这封信中，黎培里透露了他要煽动中国教徒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的阴谋。他说：“今后的局面或将更为严重，需要信友们完全而整个的合作，使基督的神国（应读作帝国主义的统治）在中国不但不感到损失而消沉，反而更进一步的发展，继续它神圣的权利。”为了要实现这个阴谋，黎培里有计划地进行了布置：加紧在各地发展天主教的反动核心组织——圣母军。一九四九年初，黎培里的秘书陈哲敏将“圣母军手册”翻译出来，由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印发，作为各地发展这个反动组织的指南，这决不是偶然的。黎培里并尽量在各个教区中安置下自己的心腹，加强他的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部署。例如他在开封解放前，不顾教徒们的反对，把一个意籍神甫阳霖连升三级，提拔为该区的总主教。阳霖在开封解放以后，不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在今年三月间又唆使暴徒殴打华阳中学的学生，已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
现在，中国大陆已完全解放，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中国大陆上已被彻底消灭，这个罗马教廷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公使”，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中国呢？但是黎培里为了要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却表示要“无限期留在中国”。据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电通社从西贡发出的电讯揭露，罗马教廷曾经指示在中国的各传教会“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离开中国，必要时并在它的有钱的教徒（商人与地主）中和国民党匪帮残余分子中建立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黎培里的潜留中国显然是得到罗马教廷的指示的。他在南京解放以后，继续与香港、罗马、美国波士顿等地保持联系，执行美帝国主义通过罗马教廷给予他的指示。
黎培里留在解放了的中国，积极地散布仇视人民政府、仇视共产党的反动思想。一九五○年，黎培里曾“指示”全体中国教徒“不许与共产党合作”，不准看进步书籍。去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黎培里兴高采烈，他在七月二日举行的南京天主教圣母会区会的成立大会上鼓励教徒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并狂妄地叫嚣说：“形势已变，黎明前之黑暗已经过去，今年（一九五○年）年底定有变化。”
但是出于黎培里的意料之外，去年年底的变化并非别的，而是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上受到了严重的失败。黎培里对于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和爱国天主教徒的三自革新运动表现了极端的仇视。他加紧利用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来印发反动书刊和文件，混乱天主教徒的思想，破坏三自革新运动。例如已被揭发的《学习参考》、《天主教对于自养、自传、自治运动的观点》、《圣而公教会》等反动册子，都是经过黎培里的审阅，交由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印发的。黎培里还亲自写过一篇荒谬的论文，题叫《关于神父及教友们在目前情况下应注意之问题及道路》。除了散布这些反动言论以外，他还通过预先在各地布置好的走狗，干预各地天主教徒参加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并用他的所谓“教宗代表”的名义，用所谓“神权”，来欺骗和威吓中国天主教徒。
今年二、三月间，南京市人民揭发了圣心儿童院外籍修女残害我国儿童的罪行，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各界人民的要求，接管该院，并下令将该院负责人爱尔兰籍修女兰义德、法籍修女华安德驱逐出境。但黎培里竟公然指使兰义德等反抗我国法令，并于三月二十六日教唆该院所有外籍修女齐至公安局挑衅。黎培里这些干涉中国内政、公然与人民政府对抗的事实，已由他的秘书翁万达和圣心儿童院外籍修女白安琪等公认不讳。
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种种罪行，是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不能容忍的！现在各地天主教徒和广大人民一致要求将黎培里驱逐出境，这种要求是正义的！全国人民必须坚持这种要求，把黎培里赶出国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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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工具
上海震旦大学校长 胡文耀
上海岳阳路一七九号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原文名天主教中央局（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是帝国主义分子摩纳哥侨民黎培里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三个天主教教务会议委员会之一，其另二个便是天主教文献委员会和天主教划一促进委员会，前者设在北京，后者设在南京。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是上述三个联合委员会中最大的一个，内分圣母军等七个组八个系，是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活动中心。它不但是以宗教为伪装出版和散发反动宣传书刊的首脑机关，而且是反动组织公教行动队和圣母军（又称圣母御侍团或圣母团）的指挥机关。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前身是天主教教育联合会，一九四七年由黎培里宣布改组成立。这个机构的最初主持人之一，就是以反共反苏出名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米家琦，他同时又是专门发放美国剩余救济物资的天主教福利委员会的负责人。上海解放前不久，米家琦逃离上海，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遂改由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华理柱继任秘书长。华理柱是美国的华尔街利益的维护者斯培尔曼主教的亲信，曾在一九四八年随史贝尔曼同去日本活动。在黎培里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之下，华理柱使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变成一个更显著的反共反人民的堡垒。大批反动书刊，如臭名昭著的《现代问题丛书》、专供教会内部阅读的《中国传教士》和《传教士学习参考资料》等都是在他指使之下出版的。
继华理柱任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秘书长的是加拿大侨民赵玉明。今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颁布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登记实施办法，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为了掩盖它的露骨的帝国主义面目及掩护窝藏在该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如田执中等，改由完全为彼等所控制利用的中国人沈士贤出任秘书长。但是在黎培里直接领导和指使下，华理柱、赵玉明、乐康（比籍）、穆启蒙（法籍）、傅梦弼（比籍）、莫克勤（爱尔兰籍，现为该会圣母军负责人）及陈哲敏（中国籍）等继续扩展着敌视中国人民的破坏活动。他们变本加厉地出版了和分发《学习参考资料》、《圣而公教会》、《传教三昧》、《传教一言》、《传教两得》等反动书刊。近来，还大量绘印反动的连环图画，反对天主教徒的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并煽动和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
在天主教徒的爱国三自革新运动正在蓬勃展开的今日，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破坏爱国运动和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中心。我们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国的中国天主教徒们应该起来揭露和彻底粉碎这个阴谋中心，我们要求政府把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严加惩办。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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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主教的又一败类——毛振翔
林洪
反动的中国天主教神父毛振翔，为了帮助蒋介石匪帮“收复”大陆，急急忙忙在欧洲、美洲和日本等地奔走，今年一月三十日又跑到了台湾。在白匪崇禧所主持的欢迎会上，毛振翔除了重弹反共反人民的老调外，竟毫无人性地称赞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
毛振翔是天主教南京总主教公署总经理。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披着宗教外衣，在梵蒂冈教廷和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从事反对中国人民的间谍工作；是臭名远扬的特务头子于斌的帮凶。从一九三二年起，毛振翔在美国住了八年，借传教为名，在华侨中散播反动思想，并组织所谓“于斌社”，拉拢和收买政治认识不清楚的青年。一九三九年，他又担任了于斌的总秘书。一九四七年，罗马教廷觉得这个中国神父反人民的“成就值得加以支持”，委任他为“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留学生服务处处长。“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和国民党匪帮的ＣＣ系特务有密切关系，会长就是于斌。于是，毛振翔便担负了一项重大使命：借保送中国留学生为名，选派青年学生到美国受特务训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短短三年中，经由毛振翔亲手送到美国去的“留学生”达六百多人。这一罪恶活动的真象，一般人是不容易察觉的；但美国许多天主教大学的负责人曾当面向毛振翔说过：“神父，谢谢你，你给我们送来的学生都是国家（应读为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宣传员，也是反共的‘生力军’。”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已使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毛振翔又急忙跑到美国，先后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五十二个大城市和一百二十五个大学发表了污辱中国人民的演说，积极为蒋介石匪帮呼吁“美援”，并公开主张美国应以军事行动参与蒋介石匪帮的反人民内战。回国以后，毛振翔便在于斌的指使下，帮助美国流氓头子陈纳德组织所谓“空军志愿军”。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振翔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大陆以后，他又跑到美国，公开号召美国空军退伍人员参加“空军志愿军”，协助蒋匪帮轰炸解放区，使上海等地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失，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不能忘记的血债。
虽然，毛振翔是那样“热诚”地效忠于美蒋匪帮，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终于被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也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不过，毛振翔并不因此死心，几年来始终在国外积极活动，企图帮助蒋介石“收复”大陆。两年前他跑到了欧洲，亲自拜见了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阴谋使西班牙和蒋匪帮恢复“邦交”。佛朗哥已表示愿意接受毛振翔的请求。最近毛振翔从美国经东京跑回台湾的任务，据台北市出版的国民党的反动半月刊《明天》所载，是打算向他的美国主子“多做点报导台湾‘新生’实况的工作”，并被聘为美国二百三十家天主教周刊联合社驻台“撰述员”。实际上，这就是为美帝国主义作收集新中国情报的特务间谍工作。今天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已发动起来了，爱国的教徒应大胆地揭露像毛振翔这样的天主教败类的丑恶罪行，并坚决把他们从教会中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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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讨乎？辩解乎？
——对李士钊自我检讨的意见
张立云
人民日报在发表李士钊的检讨《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一文时，编者在按语中称：“希望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尽量写来。”我反复看后，觉得这篇东西与其说是“检讨”，勿宁说是辩解。他是否愿意下决心检讨自己，是否想过要对受过他的宣传毒害的广大群众负责？是否愿意经过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讨论真正把自己的思想、立场端正过来，从这篇检讨看来是大可怀疑的。
李士钊是武训思想的积极宣传者之一，可是，当检讨自己宣扬武训的错误时，他就变得好像和武训、武训思想的关联很少了。
李士钊在自己的检讨中讲了些什么呢？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强调他自己所以拥护和表扬武训是受了别人，特别是一些“先进爱国的民主人士”的影响。第二、他强调陶行知先生过去对武训的表扬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三、他反复地认为：对武训的一切责备应由电影《武训传》负责。他强调电影上的武训和历史上的武训不同。历史上的武训是好的。第四、他认为自己所以犯错误，除了受别人的影响外，主要是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和狭隘的爱国爱乡思想的错误。即是说因为武训是中国人，李士钊也是中国人；武训是山东人，李士钊也是山东人的缘故。除此之外，“历史知识太不够”也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这不是用尽一切办法为自己辩解吗？那里有一点检讨的味儿呢？
李士钊把自己终生崇拜武训，长期宣扬武训的错误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李士钊十岁时就“非常向往”武训的为人；一九三三年就开始研究武训，一九三四年以后，即开始搜集关于武训的材料文献，准备为武训作宣传；当时并把武训“奉为足以师法和衷心崇敬的先哲”。一九四三年曾置买了《武训传》和《武训画传》分赠老师和朋友们。此后，即不断地宣扬“武训精神”。一九五○年亲手编写了《武训画传》，对武训思想大规模地、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在这本画传和作者所写的《我看〈武训传〉电影》中，对武训作了无以复加的推崇和竭尽所能的歌颂。说武训是“被压迫被侮辱被残害的农民阶级的先觉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劳动人民”，说他的精神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为穷苦劳动人民的孩子们服务的忘我精神”，说武训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代表”，说武训“三十年毫无懈怠地为本阶级的苦孩子们的幸福而奋斗”。称颂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他甘心“作人民大众的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李士钊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说：武训“是值得每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所应当学习的！”从这一连串的事实看，究竟是李士钊竭力想用武训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别人呢？还是别人影响了他呢？
对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开初的批评，李士钊“在思想上没有受到任何波动”，并认为“不过是文艺批评家否定电影的意见。”他曾准备建议“教育界史学界文艺界广泛讨论武训传”来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就在这时，李士钊仍然拒绝别人的影响，而仍然企图去影响别人，难道不是事实吗？
李士钊认为自己在写《武训画传》时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这也不是事实。他并不是忠实的客观主义者，张再学在《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一文批判李士钊“不但是‘有意的删除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而且是有意的补充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不但没有‘纠正一切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而且还加强了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创造了武训事迹的神话。”这能是客观主义者的态度吗？李士钊在宣传武训的时候，是有爱憎观念的，是懂得他自己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这不是什么客观主义。难道把武训装饰得花枝招展，要“新中国的人民都来学习他”也是客观主义吗？
李士钊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武训思想放在一起来检讨，就不可能前进一步。
至于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这个问题，杨耳同志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武训精神”在今天表扬是错误，过去同样错误。李士钊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自己思想的矛盾。他一方面肯定陶先生表扬武训是对的，是有积极性的，这就是说应该表扬“武训精神”；可是，另一方面，李士钊又说：过去用武训的名字开会办学校，进行民主活动，只是表面上“借托”武训的名义。这就是说：当时是借武训之名进行合法斗争，并不是真正在表扬他。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如果，“进行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斗争”目的是明确的，用武训之名只是为了打打掩护，这是斗争方式问题，不是表扬“武训精神”、崇敬武训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假托武训之名进行民主活动也并不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过许许多多的民主活动：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秘密的，这些活动绝大部分并未“借托”武训之名。李士钊说：“那时候不借托‘纪念武训’，无法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集会。”事实上：工人，学生举行过无数次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甚至示威游行，也并不是非借托“纪念武训”不可。
事实上，李士钊等过去表扬“武训精神”，并不是什么“假托”，而是诚心诚意在表扬。这种表扬的作用是坏的。李士钊说：当时反动统治者也旌表武训扶植与支持以武训命名的团体或学校。反动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作呢？显然是武训其人其事对他们有利。既然如此，他还能同时也对人民有利吗？不可能。那么，表扬他对人民有何好处呢？这样不是更容易混淆黑白，模糊人民斗争目标，削弱人民斗志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有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两个对立的营垒，但那并不是什么以武训为名的问题。相反，以武训为名的事业与活动，反而容易把两个营垒混淆起来。反而会模糊人民视听，阻碍人民觉悟。陶行知先生办的学校里出现过一些进步青年，那是因为陶先生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进行了民主教育，并不是因为提倡了什么“武训精神”。为了说明武训有用，把陶行知先生的进步性，硬和武训精神拉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牵强附会”。
提倡“武训精神”是陶行知先生的错误，不是他的成功。陶先生之所以与梁启超一样地推崇武训表现了他的思想上的弱点。我们相信：陶先生如果还在，他一定会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决不会像李士钊这样的利用别人作盾牌来掩护自己。
对于武训其人，李士钊也极尽其辩解之能事。他说：“武训根本是一个没有政治活动的人，他与太平天国运动在事实上毫无牵连。”但在另一篇文章里作者怎样说呢：“戏里穿插上周大等太平军人物，明确指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既是武训兴学的社会背景，他和太平天国运动就确有内在的“牵连”。在数十年间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过程中，武训对农民斗争不闻不问，投靠达官豪门，一心兴修义学，并准备把这种义学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这就可以说他确实在进行着一种削弱农民斗志，模糊农民斗争目标、维护封建制度、阻碍社会前进的政治活动。电影不过把那种内在的关系形象化而已。这样说来反倒证明错了的不是别的，恰是李士钊自己。一切对于电影的指责，都是李士钊的推脱之辞。二者的错误性质和内容都是一样的。
武训的奴才像，在李士钊自己编的《画传》里已写得画得明明白白，用不着多说。他见人下跪是有歌的：“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就连这一点，李士钊也要替武训辩解一番。可是，材料俱在，何辩之有！
李士钊不敢正视自己的思想发展和思想本质，不敢大胆揭穿并批判自己思想和武训思想的共同之点，不敢挖掘自己真正的思想根源。在提到自己的一贯错误时，却用庸俗的唯心观点来解释：说因为和武训是同乡才崇拜他。那末，山东出过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志士，群众领袖……为什么李士钊单单对武训这样感觉兴趣呢？为什么十岁时就向往武训的为人，直到今天竟成了武训的信徒呢？这难道是用“故乡人”三个字可以说通的吗？至于说因为武训是中国人，在教育史上有地位云云，同样是强辞夺理，理由同上，不多说了。
作者还处处以“历史知识不够”作挡箭牌。其实，这也是最拙劣的武器。报纸告诉我们，看了《武训传》电影，听了武训的传说，许多小学生、工人、农民都觉得武训没出息，不值得学习，觉得他污辱了劳动人民。难道这种看法是历史知识多少的问题，而不是阶级立场、群众观点、政治觉悟的问题吗？
李士钊说：自己的思想已“初步澄清和提高”，究竟澄清到若何程度，提高了多少？从检讨中实难令人捉摸。在检讨的结尾，他“剀切地盼望凡是看过电影《武训传》或读过《武训画传》的同志们，都能热烈地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并认真地学习关于讨论《武训传》的一切文件，重新检讨过去所受的错误影响。”这个希望自然是好的，但是，重要的是：希望李士钊自己应当首先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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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政府售棉储棉的号召
劳丁 陈今言作
（十六）今年春天，王顺来逛人民首都——北京城，看看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
（十七）王顺从北京回村里时，买了一辆自行车，还买了花布、香皂和花手巾。
（十八）过春节时，王全福杀了一口八十斤重的猪，买了四十斤粉条、粉皮，还买了五斤白酒；吃饭的时候第一杯酒先敬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