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短评
短评
（一）执行三大爱国号召的中心环节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党组织在贯彻执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大爱国号召中，紧紧地抓住了修订爱国公约这一中心环节。发动群众自觉自愿地修正爱国公约中某些落后于群众政治觉悟的部分，并按照群众要求补充了新的内容。这样作的结果，形成了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获得很大成绩。很多人在修订爱国公约的运动中热烈地进行了执行爱国公约的检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爱国增产捐献支援前线的具体办法，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合理化建议，使生产质量迅速提高。爱国公约有了实际的丰富的内容，因而也就纠正了过去制订的爱国公约的某些形式主义缺点，成为人民拥护政府，保卫祖国，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的具体行动纲领。
这一作法是正确的，各地均可以仿行。经验证明：领导人民群众正确地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是把全国人民爱国高潮引向深入和经常化的一个基本环节。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大爱国号召发布后，获得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为了系统地领导这一爱国运动，各地应在群众性的修订爱国公约的基础上，制订增产捐献和优待烈属军属等项具体计划，有意识地将群众日益高涨的热情引向增产捐献等较长时期的工作竞赛中去。领导工作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只有由下而上发动群众订出爱国公约才可以使抗美援朝成为经常推动工作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基本动力。并给增产捐献和优待烈属军属等项工作提供了实现的保证。
（二）抗美援朝的义务劳动
在新的抗美援朝增产捐献运动中，出现了无数动人的爱国事迹，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便是在某些机关，工厂，学校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抗美援朝义务劳动。
爱国义务劳动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众自发的创造。
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的师生员工组织了一个化工服务组。有的同学准备组织测量队。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各种企业服务，将所得收入的一部或全部捐献给国家。
中共北京五区区委会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了“爱国增产小组”，定星期日为“抗美援朝义务劳动日”，劳动所得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们已经捐献了第一次劳动成果。现在，有很多人要求参加义务劳动。
石景山钢铁厂部分工人决定每日实行义务劳动，星期日劳动八小时，全部收入献给国家。还有不少机关工作人员自动增加工作时间，停止星期休息，来从事劳动增产，增加收入支援前线。
抗美援朝爱国义务劳动的出现，是值得重视的。它是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具体行动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有关机关应认真予以扶持，解决他们各种困难，有计划地分配给他们各种可以胜任的工作。工厂、学校、机关团体的负责同志应注意加强领导，要鼓励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的爱国热情，同时，还要坚持参加义务劳动的自愿原则，十分注意勿使其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及课业所能允许的限度，鼓励大家开动脑筋把爱国的义务劳动同自己的业务、技术结合起来，想出各种有效的办法，造福人民，改进工作，增加生产，并以劳动所得来捐献武器。
第3版()
专栏：
试用新编译的自然科学教科书的体验
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 董纯才
东北区的中学在转入正规之后，就感觉到中学课程与教材有改革的必要。早在一九四八年，我们就已着手翻译苏联中学用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原意是打算作为自然科学教学与自编新教科书的参考之用。到一九四九年秋，我们发现中学功课繁重，精简课程和修改教科书，就变成了刻不容缓的迫切要求。
对于自然科学教科书究竟应如何修改呢？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办法：一个是修改旧有的教科书，一个是以新译的苏联中学用的自然科学教科书为蓝本，加以适当改编。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决定舍弃前一条办法，采用后一条办法。理由是旧教科书的观点、材料与方法比较陈旧，新编译的苏联中学教科书的观点、材料与方法都比较进步，和东北中学生的程度也相接近。于是我们就集中了一批编译人员与教学人员，加以校阅，并略加改编。自一九五○年起，初中算术、代数、植物、动物、物理、化学、几何等科，就开始试用新编译的教科书。
这套新教科书比旧教科书有这样几个公认的优点：一是以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为内容（如动植物课本即以先进的米邱林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并给自然界生活及其发展规律以辩证唯物主义的阐明（如在物理学课本中从开始就注意在讲述物理学知识当中贯彻这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念：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现象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间的因果关系等）。二是理论与实际联系，贯串着学以致用的精神；即把课本所讲的科学原理与工、农业生产相联系起来，作为学生了解生产理论的基础。如讲植物学原理就联系到农业生产及改造植物的问题，讲化学原理就联系到化学工业的某些基本问题，讲物理学原理就联系到工业中的机械、电气等基本问题。同时还很注重教学实践，即注意实验、观察、实习，使学生从科学实验、观察与实习中，来印证、体验、领会科学知识。三是适合教学原则。这套教科书根据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已知到未知，由具体到抽象等教学法则来编排教材，处理问题。因此，很适合于教学，很适合学生的学习心理，容易被学生接受。
经过一年试用的结果，初步证明了这套新教科书是优于旧教科书的，确能帮助我们提高学生知识水平，已经获得东北广大中学生与教员的真诚拥护。新教科书不仅是适合教学心理，而且每种书都在卷首说明它的教学目标。因此，试用新教科书后，首先是使学生对自然科学各科学习的目的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因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使他们对自然科学学习发生了强烈的爱好与兴趣。在我们的中学生中已开始养成课余自动作科学实验、观察的风气。过去使人头痛的物理学，现在已变成为人人欢迎的功课了；过去使人感觉干燥无味的植物课，现在已变成为学生所爱好的功课了。好些学生学习新植物课本后就表示要做农学家，要做中国的米邱林。自觉地、积极地学习的结果，就是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去年考试成绩比前年好，得优等成绩的人数大大增加，不及格的人数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所学的科学知识比较有系统，而且能有所理解、领会。例如旅大师范，在二年级第三班物理课临时测验中让学生写出对阿基米德原理的体会，结果二十九个学生都写出了系统的全面的认识。一个叫赵德佑的学生写出了近三千字的一篇关于学习阿基米德原理的内容充实而且正确的论文。
决定教学质量的根本因素，一个是教材的质量，一个是教师的质量。去年东北中学自然科学教学所以能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其基本原因，一方面是改用了较适合的教科书，另一方面是通过教科书的研究与使用提高了教师的质量，使他们开始抛弃旧的教学观点与旧的教学方法，试用先进的科学理论、辩证唯物观点与新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改进教学。去年试用新教科书后，我们就号召与组织自然科学教员实行“教什么学什么”，“先学后教”，“边教边学”的口号，以研究新教材为教学研究的中心，研究如何改进教学的问题。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教师们就逐渐以新教科书的先进科学理论、辩证唯物观点，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方法，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逐渐学会运用新教科书的先进理论，新观点与新方法来代替旧的教学观点与旧的教学方法。因而在改用新教科书之后，东北区中学、师范的自然科学教学法也就跟着在改进中，开始在克服填鸭式的教学生死读硬记的形式主义教学法，注意提问、复习，帮助学生理解领会所学知识；普遍重视直观教学，即注意实验、观察、实习等教学活动，师生纷纷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创造教学设备，自制简单的仪器、模型、标本，已成风气。教师们就这样做到了教学相长，既提高了自己又提高了学生。好些教员在去年做教学总结时说：“现在要离开新教科书，就教不好书。”
这一事实告诉给我们一个真理：这就是改变教学内容（教材）是改进教学的决定关键。由此可见，今后要改进各科教学，首要的问题，是改变各科教学内容，即编辑新教材，以新教材作为改进教学的武器。这是我们试用新教科书所得的一点体验。
必须指出，目前使用这样新编译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只不过是个过渡办法，根本办法当然是要另编我们自己的新教科书。这套新编译的教科书，虽说还有很多缺点，并不完全适用，但一年的教学实践已证明：它们比旧教科书好，有不可抹煞的优越性，并且基本上是合用的。那么，今后就应当以它们作蓝本，学习与采用这套教科书的先进的科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原则以及基本教学法则，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学教学实践，运用我们民族自己的科学成就与生产建设实际资料来编辑我们自己的教科书。
我相信，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产生这样一套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合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与要求的新的自然科学教科书。
第3版()
专栏：
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是怎样反对中国人民的
震旦大学教务长 杨士达
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是在中国人民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全国的解放战争正在继续进行之际来到中国的。他一到中国，即以访问各教区为名，到各重要城市去进行活动。之后，他为了进一步加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着手改组了全国性教务会议委员会的组织，包括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天主教文献委员会及天主教划一促进委员会三个机构。黎培里改组这些机构的用意是昭然若揭的，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给各教区主教的信中说：“这三个教务会议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给在中国的圣统以协助和服务”。所谓“在中国的圣统”就是隐匿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们；所谓“替圣统”服务，就是替帝国主义服务。
黎培里接着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公教教育会议和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他召开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正如他在匪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李熙谋招待会上所说，是为了所谓“教会与政府当局从事合作，以谋国家及教会双方最大的利益。”这里“政府当局”就是蒋匪帮，“教会”就是指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及其走狗，所谓“最大利益”，显然是协助帝国主义及蒋匪政府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中国的广大天主教徒。
且看一看黎培里召开的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的内容吧。
全国公教教育会议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举行的。出席这个会议的除天主教各区主教及教会学校代表外，还有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员如伪教育部社教司司长英千里（代表朱匪家骅）、伪上海市政府参事王兆荃（代表吴匪国桢）、伪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李匪熙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秘书帝国主义分子麦尔毕也亲临监督。这种无耻勾结，黎培里赞之为“政教合作之精神”。黎培里在会上说明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憎恨阶级斗争”。麦尔毕在会上更露骨地说：“当前的要务是如何打倒共产主义，……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而且也要在文化及教育上去努力打倒共产主义。”这就是帝国主义者黎培里所说的“政教合一精神”的真实内容。
在开过了上述两个会以后，黎培里在同年四、五月间偕同他的私人秘书陈哲敏出席了伪国民代表大会及蒋匪介石贿选伪总统的选举会。在蒋匪就任伪总统那天，黎又匆匆从上海赶到南京去参加祝贺。从当时报上记载的消息及刊出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黎培里是怎样欢欣鼓舞地恭贺战犯蒋匪就任伪总统，来继续所谓“政教合一”的血腥勾结。中国大陆解放后，黎培里并不甘心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他继续指使和利用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加紧反对中国人民及人民政府。特别是在去年全国人民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天主教内的爱国教徒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之后，黎培里即连续向各教区发出“通谕”，破坏天主教徒的这一爱国运动。业已发表的致全国主教的信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我们还可以找出其他许多罪证，例如他在今年年初，在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秘密发行的“传教士学习参考资料”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们怎么办”的谬文，把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伟大解放诬蔑为“严重的灵性危机”，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爱国主义的运动，他在这篇谬文中表现了极端仇视的态度。他号召帝国主义分子和其走狗，以所谓“宁愿忍受系狱和从容就义”的态度，誓死与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为敌。
以上所举的事实，证明黎培里是美帝国主义者的走狗，蒋匪帮的狐群狗党，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爱国的天主教徒，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要求政府立刻把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驱逐出境，对黎培里的罪恶工具和阴谋中心“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加以彻查和究办！
（摘自六月九日上海解放日报）
第3版()
专栏：
不能容忍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破坏中国天主教自立爱国运动
张春桥
在我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的天主教徒，继基督教徒之后，发起了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革新运动。这个运动是符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是为中国各界人民所欢迎的。
当这个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正以全力来反抗和破坏这个爱国运动。特别是为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所控制的上海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正以全力进行这种破坏活动，并且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我翻遍了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在最近出版的《传教丛书》及其他出版物，到处是对中国人民、对我们伟大祖国、对人民政府、对爱国天主教徒的自立革新运动的诬蔑、威吓、造谣和挑拨离间。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爱祖国，中国天主教徒也应当爱祖国。今天，中国人民爱祖国，不但因为我们自己生长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将居住在中国，更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人民自己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已经是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凡是中国人民，对于祖国的强大能够不感到骄傲和荣耀吗？但是，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怎样看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呢？他们不是宣传爱祖国，而是咀咒着要中国人民“把他们所伪造的那‘祖国’大神的祭坛，毫不迟疑的当众拆毁，”（见“传教三昧”第五十七页），这就是他们认为“必须用全副的精力，去做那‘拔本塞源’的工作。”（同上，第五十六页）这是多么露骨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恶面孔！
最近这一时期，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出版的《传教丛书》连续发表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天主教对于自养自传自治运动的观点”、“关于天主教法典规定教会的法律地位”、“给远处公教信友的信”等等破坏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的反动文件。已被揭发的秘密文件“学习参考”，也是该会刊印的，此外，该会并出版了陈哲敏所作反自立革新运动的“圣而公教会”小册子和诬蔑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英烈王亚纳”等连环画。他们在所有这些书刊中散布天主教是“超国籍”、“超阶级”、“超政治”、“超政权”的烟幕，来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作掩护，来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梵蒂冈作辩护。照这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卒的话来说，中国人不能办自己的宗教事业，中国教会的行政权、经济权和传教权，必须操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传教士的手里。显然地，这不仅仅是某一个反动机构出版了几本反动书刊的事，而是这一个反动机构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有计划地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破坏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的罪行。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竟胆敢与中国人民为敌，妄想继续作恶，这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更是每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不能容忍的。全国爱国反帝的天主教教友们和神甫们应当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肃清出去！
（摘自六月八日上海解放日报）
第3版()
专栏：答读者问
组织疗法与高血压症
戈绍龙王虔同志：
组织疗法对于高血压症是否有效，是否可以适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一点材料，做一个说明。
费拉托夫氏对用组织疗法处置有效的若干疾病，曾屡有实验报告，可是他在一九五○年一月以前不曾提及高血压症的问题。他在一九五○年一月号的《苏联医学》（苏联卫生部的刊物）及一九四九年七月号《外科学杂志》里，发表过有关组织疗法的长篇论文，并不曾说组织疗法对高血压症有效。
去年“全苏联政治知识及科学知识普及协会”邀请费拉托夫在莫斯科该协会的中央大礼堂做了关于眼力恢复及组织疗法的长篇演讲。演讲的速记稿由该会编辑出版部印行。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十页上，费拉托夫说：“组织疗法对于生物个体的其他组织的疾病有著名的成功，譬如通常狼疮……枝气管性气喘、癫痫……高血压症。”
这是他第一次提及组织疗法对高血压症有效的报告。以费拉托夫及“全苏联政治知识及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权威性而言，我们不能不认为组织疗法是对高血压症有关系的。（编者按：费拉托夫的演讲稿，已全部译成中文，载于戈绍龙所译编的“组织疗法的理论与应用”上册内。有关高血压症的几句话，即在该书的第二十六页上）。
其次，在苏联最高的医学研究机关——苏联医学研究院附属外科研究所中，有三位医师做过组织疗法对各种疾病治疗效力的观察。他们在一九五○年第三期的“苏联医学院通报”里报告了观察的结果。其中关于高血压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高血压症病人二十四名受了组织疗法的处置。根据手术抽线时病人的报告，多数的病人自觉全身症状改善，头痛及头胀减轻。对这些病人，我们目下还在研究和观察中。”这个报告，虽然不曾提及在施行组织疗法后血压是否降低，但病人自觉症状的改善和头痛头胀的减轻，似乎是组织疗法对高血压症有效的现象。
此外，我在最近曾遇见一个苏联侨民吉庆氏（Ｃ·Ф．Ｋигин）。他告诉我，他患着高血压症，曾注射恩托东（Ｅntodon）之类的药品，但效力并不很好。因此，他写信给她的女儿法捷也娃（她住在苏联斯威尔洛夫斯克市，担任护士工作），问在苏联有无医治高血压症的好办法。一个半月前，他接到了他的女儿的回信，说：“在该市现在不用碘剂制的恩托东之类的药品，而用组织疗法治疗高血压症。”由此可见，组织疗法对于高血压症是可以试用的。
关于组织疗法对高血压症的效力，我曾在“费拉托夫七十六岁诞辰”的纪念论文（编者按：该文发表在三月三日本报三版）中介绍过。在上海方面，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曾应用组织疗法于十一名高血压症病人，成绩尚好。
有一名病人龚庆安（住上海市威海卫路七○六号），现年五十三岁。他四十岁时血压一百八十六。去年十一月七日曾有过中风的症候。最高血压为二百四十五。中风前注射二十针恩托东无效。中风危险症状过去后，最高血压仍在二百左右。他在上海同仁医院用氧注射十九次（苏联方法），血压也不降低。但在二十六天前，经用组织疗法治疗后，血压逐渐降低（最低时为一百六十左右）。现在该病人每天的血压大抵是一百七十左右，手脚的运动也较自由了。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组织疗法对高血压症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当然，高血压症的原因和症候很为复杂，应用组织疗法时就需要特别注意，否则会引起有害的副作用。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后还要做系统的研究。
第3版()
专栏：
把黎培里驱逐出境！
——上海等地天主教徒和各界人民的呼声
上海、福州、济南、归绥及川北达县、广元、遂宁等地的天主教徒和各界人民连续举行会议或发表声明，纷纷要求将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驱逐出境。
上海市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徐汇中学、圣芳济中学、晓明女中、广慈医院等十五个单位中的爱国天主教徒举行了座谈会，他们一致要求将黎培里逐出中国。震旦大学的天主教徒并成立了“抗议黎培里无耻恫吓委员会”，要与黎培里作坚决的斗争。
福州市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委员会于六日发表声明，表示将用一切力量与黎培里进行斗争。
济南市天主教三自革新促进会、基督教联合会以及山东省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人民团体，都表示反对黎培里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学校中的天主教徒们并表示要肃清帝国主义的残留影响。
归绥市天主教三自促进委员会写信给南京天主教徒，向他们致亲切的慰问，并表示决以实际行动作他们的后盾。
川北达县天主堂总司铎周佑民，司铎柏健寒、雷淋瀚，修道王淑清、杨泽义、宗烈贞等一百五十七人在联名信中警告黎培里说：“我们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长期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事实，我们实行三自革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种事实不再继续，把像你这样的披着羊皮的狼，从中国教会里赶出去！”广元、遂宁两地的天主教徒也联合发表公开信，表示对黎培里的侵略行为不能容忍，要求人民政府将黎培里驱逐出境。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稷山暴乱匪首杜启明就擒记
本报特约记者 史纪言
从稷山暴乱说起
一九五○年十一月，山西省运城专区稷山县发生了武装暴乱案。反革命武装组织“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区总指挥部”第十三支队政治土匪一百余人，袭击我稷山县城及五区区政府，杀死我干部、群众共十人，抢去公款、公粮一部；匪徒沿途并劫夺民兵枪支，胁迫农民参加，张贴反动布告。该匪部被我稷山县公安部队击退后，即窜往稷山附近的乡宁山，企图长期盘踞。稷山暴乱事件把当地军民从麻痹思想中震醒了。他们遵照省领导机关的“坚决扑灭、严厉镇压，围剿侦破为主，政治瓦解为辅”的方针，立即追剿该匪部。两三天工夫，即将窜往乡宁山的匪徒全部击溃。以后陆续将逃散匪徒大部捕获，并将伪“中国国民志愿军”全省组织完全破获。截至今年五月初，计捕获匪徒六百四十七人，其中有匪总指挥、各区总指挥、纵队长、支队长等重要匪首五十八人。有几个匪首是从察哈尔、陕西、河北三省捕回来的。人民政府已根据匪徒罪恶大小，分别予以枪决、判徒刑、或管制的惩罚。
杜匪启明落网经过
稷山暴乱案发生后，“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区总指挥”杜匪启明连夜逃到曲沃县，藏到他的同伙解匪月升家中。在曲沃，杜匪继续发展反革命武装组织，委任解匪月升为“侦察第五纵队”队长，高冀才、范崇善为匪“警卫营”营长。今年二月，山西全省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运动继续开展，杜匪感到在曲沃不好存身，便偕同解匪月升，跑到猗氏县，化装猎人，在猗氏山中打猎。一个月后，杜匪恐怕引起当地人民的怀疑，便二次返回曲沃，由解匪月升介绍他到张少村李东来家居住，改名换姓，以打短工作掩护，企图长期潜伏。三月下旬，杜匪听到县府抗美援朝工作组下乡的消息时，感到“空气紧张”，十分不安。据杜匪被捕后供称：“工作组下乡便要发动群众大闹抗美援朝。村上都说：‘前方打美军，后方挖美根’。工作组一到，就要到各家宣传，夜里民兵要查户口，这样，说不定会把我挖出来。”因此，杜匪于三月三十日离开了张少村，二次跑到猗氏。杜匪到了猗氏，又通过另一个匪徒的关系到了申村。这时候，猗氏抗美援朝运动也正展开，申村关系人不敢留住杜匪，便把他介绍到安邑县的北顺武村。那里也正在搞抗美援朝，他感到不大保险，三次到了猗氏县。这时候，猗氏已经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到了农村，群众到处控诉反革命罪恶，吓得杜匪半个多月没有敢出大门一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见狗吠就胆战心惊。这时，掩护杜匪的人也十分害怕，要杜匪逃往河西（陕西）。但是，在杜匪看来，全中国都在抗美援朝，都在镇压反革命，跑到河西也不行。由于在曲沃反动关系较多，杜匪又三次返回曲沃。
五月七日，杜匪返回曲沃。路过闻喜县东镇时，天刚落黑，村上正开群众大会。一个女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她说：“反革命分子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家都知道闻喜北村的续峰峻吧！他就是和稷山暴乱的土匪头子杜启明一起的。现在人民政府已把他抓住法办了。杜匪启明虽然跑了，可是无论他跑到那里，人民也要把他抓回来的……”杜匪启明在下边听见这些话，混身直出冷汗。五月八日，杜匪赶到曲沃张少村，一打听，张少村也住有县上的工作组。杜匪这时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万分，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当天晚上九点钟，中国共产党张少村支部书记梁喜成听到杜匪二次来村的消息，带领民兵把杜匪捉住，连夜解往曲沃县政府。这个漏网半年的匪徒，终未逃出人民的巨掌！
人民法网，插翅难逃
从稷山暴乱匪徒的就擒的事实中，特别从杜匪启明落网的事实中，证明了反革命分子无论逃到什么地方，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证明了全国镇压反革命统一行动的无比威力。也证明了山西省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试以运城地区为例：自从稷山暴乱事件发生后，运城地区人民响应政府号召，普遍协助政府捉拿逃散潜伏的匪徒，共捉拿了五百七十八名。没有人民群众的协助，捉拿这么多的匪徒，是很难想像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政治教育的基础，也不会这样积极协助政府捉拿反革命分子。
杜匪启明被捕后的供词，更可以证明这个道理。杜匪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这个运动，真是吓死人！所听到的都是抗美援朝、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所见到的都是抗美援朝、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指着我说：‘你，我认得你，你就是稷山暴乱的土匪，你是反革命。’闹得我神色恍惚，睡卧不安，走头无路。”
第3版()
专栏：
上海逮捕纵火犯毛匪世友
上海市公安机关于五月二十八日捕获纵火犯毛匪世友。该犯于五月二十七日深夜十二时三刻，在上海市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同济路四弄弄内纵火，幸被群众及时发现扑灭。经当地公安机关严密侦缉和群众大力协助，终于在五月二十八日将毛匪世友逮捕，并当场搜出硫磺一瓶。毛匪世友，苏北滨海人，三十四岁，土匪出身。日寇投降后，投靠蒋匪帮，任苏北阜宁县“还乡团”班长，武装进攻解放区人民，倒算抽租，抢劫勒索，无恶不作。阜宁解放后，毛匪逃到上海，投入国民党匪帮，在江苏、浙江沿海一带继续作恶。一九四九年华东大陆全部解放后，毛匪又随封企曾、黄八妹等匪潜往舟山小羊山，参加反动组织“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后又投至金阿三匪部，率匪徒在海上抢劫商船，杀人越货。舟山解放后，毛匪只身潜至上海，妄图进行破坏活动。在最近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匪不但不投案自首，反而黑夜纵火，损害人民生命财产。毛匪被捕后，当地人民纷纷要求政府依法予以严厉镇压。（解）
第3版()
专栏：
福州市一百多名反革命分子罪恶不大真诚悔过准予释放
福州市人民政府最近先后释放了一百三十六名罪恶不大、真诚悔过的反革命分子。这些被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在经过人民政府长时期的教育后，真诚地坦白了过去的罪恶，供出反动组织情况，交出反动证件。有的并协助人民政府逮捕了反革命匪首。人民政府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准予免刑释放。如曾参加匪“海上保安队”组织的特务分子游依显，在被逮捕以后能够彻底坦白悔悟，带领公安人员逮捕了该匪组织的匪首杨依弟等三人，并交出短枪三支。游依显免刑释放后，现已参加福州市修筑工程队工作。有一些犯罪较轻的反革命分子，已由市人民政府交予人民群众管制。福州市人民政府在释放这批反革命分子时，都经过各该反革命分子居住地区的居民讨论，然后举行群众大会当场释放。被宽大释放的人一致感谢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并表示今后决心在人民政府领导和群众监督下，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响应政府售棉储棉的号召
劳丁 陈今言作
（七）一九四五年八路军解放了县城，王全福的邨上也到了队伍，人民得到了解放，农民们高兴地喊着：“现在可要翻身了！”
（八）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进行土地改革，王全福家分了二十一亩好地。
（九）这时，王全福的儿子王顺因为负伤退伍，在邨上作治安委员，还利用时间努力生产，父子俩精耕细作，打的粮食吃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