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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人民政治热情大为提高
河北绥远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治安组织
扫除了经济建设障碍，工农业生产和贸易呈现新气象
河北省镇压反革命工作已有显著成效。
全省治安已更趋巩固。据全省二、三、四三个月平均统计，特务、土匪破坏治安事件比一月份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左右。沧县一月到四月，没有发生过重大破坏案件。不少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悔过登记，交出反动证件和枪支等，要求立功赎罪。据天津、唐山、邯郸、邢台、通县五个专区和秦皇岛市截止五月中旬的统计，反革命分子已共交出长短枪一百五十五支、机枪三挺、子弹六千五百一十九发。有些反攻的地主托人向农民退地退东西，要求宽大处理。一些被管制的不大老实的分子，现在也表现老实了。有的对村干部说：“我今后一定好好生产。”当地的农民群众认为：“干过坏事的分子过去歪头歪脑不老实，现在像个样子了。”
全省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各地普遍检举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并积极协助政府捕捉反革命分子。通县从二月以来已收到控诉书九百六十四件。抚宁县公安机关在群众帮助下，捕获了侦察多时没有捉住的反革命首恶赵子恒、岳兴华。在村干部和民兵中，更出现了许多模范事例。如黄骅县赵子扎村反革命分子刘学治夜间骑自行车逃跑，村干部当夜追赶了一百多里路将刘匪捕获送县。新城县温屯村中队长侯勤押解反革命杀人犯谢庆元时，该犯跪地求饶说：“你要救我一命，给你八百斤油，一辆胶皮车，一个骡子，十亩好地，还把我二十五岁的闺女送给你。”侯勤当即严词拒绝。
全省各地严厉镇压了破坏生产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后，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努力改进生产。唐山处决了长期潜伏在工厂和矿场中进行破坏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吴立生、丁家骧等后，唐山钢厂、开滦唐家庄煤矿、启新瓷厂等厂矿的生产都有显著提高。翻身农民也再不怕地主反攻夺地，积极展开丰产竞赛运动。黄骅县楼西村农民四出买粪，加紧生产。通县处决了罪大恶极、人人痛恨的通镇伪商会会长、反革命分子刘松亭后，通镇工商界纷纷庆祝，六百一十二户工商户很快地完成了十五万斤米的税收任务。
全省各界人民为协助政府彻底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现正分别建立保卫组织。通县工商界已组织了“联防小组”，唐山各厂矿工人已建立了交接班和出入厂签名检查等制度，广大农村也正在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以便经常进行防奸细防特务的斗争，巩固这次镇压反革命胜利的成果。 （新华社）
绥远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后，各民族各界人民情绪高涨，全省呈现一片新气象。各地人民政府依法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决后，人民情绪极为振奋。集宁市人民愉快地唱出“千年冤仇一朝报，百年苦事一日消”的歌谣。归绥市郊农民纷纷举行大会，庆祝镇压反革命的胜利。托克托县人民政府镇压了恶霸地主王综后，被王匪杀害了儿子的农民王贵保，挂起毛主席的像深深鞠躬致敬。各城镇的商人们谈论着“没土匪抢劫，今后的生意好做了”。昆都仑召等地喇嘛赞扬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为民除害，祝祷毛主席万寿无疆。
镇压反革命为城乡贸易和生产建设工作扫除了障碍。乌兰察布盟地区自肃清了反革命武装股匪郑殿青等以后，商旅往来方便，蒙古草地与内地城市的物资交流日渐畅旺。据归绥、包头两市四月上旬的统计，已有三百多商人赶着两千多头骆驼，满载砖茶、布匹、杂货等物品去草地换取皮毛。仅归绥市最近回来的三十多商人，就换回各种兽皮一万多张。在郑匪等未被肃清前，归绥、包头两市的皮毛商没有一家愿去草地经营。潜伏归绥市电机磨面厂的特务分子穆生琇等被处决后，该厂锅炉工人尹凤林说：“过去厂内是脊梁长毒疮，上下不通气；现在挖了疮，上下一个劲了！”全厂工人生产热情高涨，相互提出挑战。现出粉率由百分之六十二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八，每袋面耗电量由三点一降到二点六，面粉成本降低百分之六强。全厂工人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准备创造更高的生产纪录。
全省人民政治热情也大大提高，积极检举并协助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在三、四两个月中，全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由人民检举或协助捕获的达四分之一。有些久未捕获的反革命要犯也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一一就擒。如进行反革命活动二十多年、在陕西、宁夏、绥远三省杀人无数的匪首伪“宁夏民兵司令”张廷芝，藏在大青山上，被武川县第五区民兵发觉。民兵当即通知并协助县公安部队踏着五寸多深的大雪活捉了张匪。托克托县六十多岁的老农民高来祥，解放前曾遭特务郭占海毒打。人民政府处决郭匪后，他深受感动，积极协助政府捕捉反革命分子。他曾在一个月内奔走三个县，四十多个村庄，一千多里路，协助政府侦察并捕捉了二十八个反革命分子。
归绥市回民自治区的回民曾检举出三十八个反革命分子。包头市基督教徒贺青海将隐藏在教内、杀害过十七个人的特务王根新送交市公安局。
在群众性的检举运动中，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感到走头无路，纷纷投案自首。包头市在四月份有一百个反革命分子投案，交出电话机九部、枪二十多支和子弹数千发，并报告了不少反革命组织的材料。现在该省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已普遍订立剿灭土匪肃清特务的公约，建立起经常性的防奸细、防特务组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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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各地人民
群起检举反革命分子
东北各地枪决一批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后，人心大快，人民群众展开了检举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各地人民公安机关都收到成千封检举信件。检举人在信上郑重地签名盖章，并写明自己的住处，表示对所检举的案件负责。据辽西省四个市和吉林省长春市的统计，曾有三百多人亲自到公安机关告发反革命分子。长春市郊许多农民曾三番四次到公安部门反映情况，有的竟从数十里外赶来提供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在检举运动中，出现许多检举反革命亲属的事例。据九个城市公安机关统计，这类检举函件达数千封。辽西省锦州市某工厂女工高慧明，检举了她的丈夫反动会道门“三极坛”头子刘广志，并亲自带领公安人员将刘犯逮捕。旅大市西岗区开铜铁铺的刘庆之，检举了由山东畏罪潜逃来他家的堂兄反革命分子刘瑞之。齐齐哈尔市某校女学生李志鹏，检举了刚由河南郑州逃来的反革命父亲李铁冰。人民群众积极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已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许多反革命分子在人民威力的震慑下，纷纷坦白自首，向人民低头认罪，交出暗藏的电台、枪支及反动证件。仅据五个城市统计，坦白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即有八百余人，为堵塞反革命分子活动的一切空隙，各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和广大的居民群众，纷纷订立了防奸细防特务计划和护厂护校公约。旅顺第六区大龙塘村渔民订立的海防计划中规定：加强海岸岗哨，建立渔船出入口登记制度，绝不让特务分子有空可钻。
各地人民群众检举出来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经当地人民公安机关慎重周密调查证实后，已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陆续逮捕归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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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农村中的治安小组
湖南省广大农村中建立的治安小组，对镇压反革命工作帮助很大。各地农村治安员在反映情况、检举反革命分子及管制不法地主等方面，都表现了显著的工作成绩。临湘县的农村治安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破获了特务案件三起，缴获秘密电台两部。湘阴、岳阳等县的治安员和治安小组，协助公安机关破案数起。许多县的治安员并在协助部队清剿土匪中，表现了英勇机智的行动。芷江县的治安员曾协助剿匪部队，在二十天内争取匪首十三名、匪众一百九十九名来降，并捕获土匪五十九名。晃县治安员张积忠，为捕捉该县巨匪姚正刚，曾暗中跟踪姚匪百余里，协助政府将姚匪活捉。在岳阳、湘阴等县沿粤汉路地区及醴陵县沿浙赣路地区，公安机关曾以当地治安员为核心，联系积极分子组织治安小组或保卫委员会，护卫铁路交通的安全。沅陵、会同、永顺等专区并曾以农村治安员及民兵为主，分县召开治安代表会议，通过与会的六千多代表，在广大农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据沅陵、靖县、辰溪等八县统计，自二、三月间先后召开了这种会议以后，不到一个月，各县代表即发动群众毙、俘土匪及特务头子七十三名，并迫使一批反革命分子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
湖南农村治安员的组织，大部分地区是在去冬今春的减租、反恶霸及土地改革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各县治安员大部是在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他们有些是在实际斗争中经过教育培养后个别发展的；还有些是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宣传教育时，在群众中发现的积极分子而被吸收的，因而各地治安员成份较纯洁，成为公安机关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如益阳、湘潭等县的许多治安员，不仅经常向人民政府反映有关治安的情况，并同时反映了农村的生产情况和直接领导生产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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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阳铁路局工人职员
协助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
衡阳铁路管理局各厂、段职工积极协助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该路局工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检举出一批潜藏的反革命分子。从武昌地区各厂、段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工人检举出来的就占十分之七以上。这次工人组织起来协助政府处理案件，不仅补充了反革命分子的犯罪材料，使处理更加准确，而且职工们在协助处理的过程中，政治觉悟也大大提高了一步。
该路局职工协助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方法是：首先由各工会小组选出代表，组成职工代表会。代表会的工作，一是向职工和职工家属进行有关镇压反革命政策的宣传教育，并搜集有关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一是审查反革命分子犯罪材料，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代表会将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简要印出交各工会小组。各小组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讨论处理意见，并在讨论时继续补充材料。如衡阳检车段甲检组的工人，在讨论某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时，把材料宣读后，就以该犯破坏机车、桥梁，组织反动武装等罪行为重点作了详细分析，并且补充了该犯在其他方面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材料。如有的人提出：该犯组织特务武装，有机枪三挺，步枪数十支，又是主谋，又是指挥，应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五条处刑。有的人提出：该犯破坏机车、桥梁，这种罪行合乎第九条第一款。最后又把材料念了一遍，又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对照一下，并且还把他抗拒坦白的情况作了研究。大家说：“够资格啦！罪行太多了，解放后又不坦白，这就是镇压的对象。”衡阳检车段第十三组工人研究了六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根据每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照着惩治反革命条例，分别提出应处某刑的意见。工人群众在讨论过程中，不仅深刻领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精神，而且学会了运用法律武器对付反革命分子。
在工人讨论时，职工代表分别参加，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启发与帮助小组工人进行讨论。讨论后，职工代表即汇报工人意见，并加以比较和整理。因此，对某个反革命分子应镇压还是应宽大，如何镇压和如何宽大，大家都清清楚楚。处理意见经过职工代表会研究和工人全体通过后，即送人民政府作处理这些反革命案犯时的参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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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武汉两市人民政府
接管孤女院育婴堂
西安市人民政府在该市广大人民要求下，已于本月七日正式接管该市天主堂孤女院（又名“西安天主堂糖坊街保赤会”）。曾残害该院儿童的主要罪犯前任院长穆海涵、现任院长夏益济及帮凶修道女高慧仙三人（都是中国籍），已交由市人民法院依法审办。
该院系西安天主教堂附属机关之一，创办于一九三二年。十九年来，该院假借“慈善”、“救济”名义，残酷虐害所收容的孤女。仅据夏益济最近交出的所谓“孤女登记表格”所载，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止，共收孤女三百一十七名；被虐杀致死的有七十六人，无下落的有一百一十五人，下落不明者（仅填注某人领去字样，无法调查的）五十三人，填有下落者（还须进行调查的）四十七人，在院孤女现仅有二十六人。这个所谓“孤女登记表格”，是在救济分会一再催促下，夏益济等无法推诿才仓促造出的，实际上被虐害致死的孤女，当远不止以上数字。留在院内的孤女面黄肌瘦，据医生检查，都患营养不良症，其中一个五个月的孤女体重只有四公斤。而侥幸长大的孤女就被院方当作商品卖掉。
在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该院以前，该市广大人民对于该院虐害儿童的罪恶，已表示了极大愤怒，当地报纸和广播电台曾先后收到三千一百一十九人和二百七十个单位的书面意见，一致要求市人民政府立即接管该院，并依法惩治该院虐杀儿童的罪犯。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并曾组织调查团去该院进行调查。经调查属实后市人民政府根据各界人民的要求，特派市民政局局长丁志明，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宗教界代表接管该院，宣布改名为“西安市解放育幼院”，并委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西安分会秘书长魏洪涛兼任该院院长，西安市人民保育院副院长荆纪芸兼任该院副院长。
在接管以后，各界人民纷纷前往该院参观，慰问受难孤女。天主堂安多医院工会等单位并组织了慰问团，携带各种儿童玩具和糖果等，向该院被拯救的孤女们致贺。
武汉市人民政府接受各界人民要求，已于本月四日委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武汉市分会和武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接管曾残杀中国婴儿达一万六千余名的武昌花园山天主堂育婴堂，并正式命名为“武汉市育幼院”。与此同时，武汉市公安局已将残杀中国儿童的主要凶手，天主教武昌教区美籍主教郭时济、美籍副主教徐赉德拘捕到案，准备依法予以严惩。
在正式接管前，市卫生局、救济分会和民主妇女联合会曾派出工作人员，至该堂照料儿童生活，救治病婴。在一个多月中，有十六个患严重疾病的婴儿已被救治过来。各界人民对于这些被抢救过来的小生命和幸存的儿童非常关心，一个多月内有八万多人去看望过他们，并送给他们大批慰问品和将近二千万元的慰问金。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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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川北通讯
旅店老板捉特务
唐春龙在川北遂宁县东门外公路旁开设龙泉小客栈已有三年。他在抗美援朝学习中是一个积极分子。遂宁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就更谨慎地接待来往的客商。
三月十一日，龙泉客栈来了一个叫韩甫田的旅客，说话是外省口音，但在旅客登记簿上却填写“重庆人”，唐老板顺口问他：“你的口音象外省人，怎么说是重庆人呢？”韩甫田言语支吾，面露惊色。唐老板怀疑起来，但又忙着要出门参加学习，也就没有多去追问了。
当他学习回家时，已是二更了。他刚躺上床，就想起可疑的旅客韩甫田来。他想：最近政府号召捉特务，对可疑的人，人人有责任盘查注意。他随即起床，到韩甫田的房门口往里一瞧：油灯还亮着，可是旅客和他的小背包都不见了。
原来在唐老板走后，韩甫田就向老板娘唐田氏付了房钱，趁大家不注意时溜走了。
唐老板见旅客偷偷地溜走，就断定这家伙不是好人。他想：现在社会秩序安定，大家安居乐业，不能让这些坏家伙再来破坏。于是，他马上叫醒全家分头追寻特务。唐老板跑进城去，挨家地到各客栈问有没有见象韩甫田这模样的人。各客栈工友都说没有见这模样的人。这可把唐春龙急得只淌汗。最后，他走到光荣大旅社，工友冯清泉说：“模样相象的有一个，可不叫韩甫田。”于是他领着唐春龙上楼，装着进房倒开水，让唐春龙悄悄站在房门外瞧：唐春龙一瞧，果真就是那韩甫田。原来这特务从龙泉客栈溜出后，改名韦振业，又住进这个客栈来了。唐春龙更加肯定他是个坏人，就急忙往公安派出所报告。结果，公安员在这人的帽子里搜出了特务证件。这个从川西潜逃来遂宁的特务分子，终于落在人民的手里了。
唐老板在解放前曾经受过特务匪徒的迫害，生意不好做。自从解放后，交通畅通了，来往客商一天比一天多，生意兴隆，自己又参加了学习，他认识了要保卫好日子，就要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唐老板英勇捉特务的故事很快被人们传开了，当地公安机关也公开表扬了他。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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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川北通讯
反革命是逃不掉的！
蔡修本
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吓得反革命分子象落网的鱼儿那样乱跳乱窜。从这个城市逃到那个城市，又从城市逃到乡村，但是总逃不出人民满布着的天罗地网。
无锡县血案累累的反革命罪犯许纪林，在该县开始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后逃到上海。看到上海也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他又逃到杭州。可是杭州也同样如此，又连忙逃回上海。许匪逃到上海后，觉得仍旧站不住脚，又偷偷地在一个黑夜里溜到离无锡市十二里的长大厦村，躲在他的岳母倪沈氏家里。后来又觉得不好，便藏在邻屋倪凤保床底下的地窖里。倪凤保是他的叔岳父，又是他的爪牙。
无论反革命分子怎样狡猾，总是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
四月十九日晚上，长大厦村家家都吃过了晚饭。村上面店里已经上了灯，许多人在里面闲谈。民兵倪巧保的老婆也在。这时候，倪沈氏匆匆忙忙地来买了几斤面条，放在衣兜里便走了。巧保老婆感觉奇怪：“莫非她家里到了什么人？为什么要把面条放在衣兜里，不给人看见呢？”
巧保老婆坐了一会儿便回到家里，打算告诉她丈夫。可是，倪巧保先告诉了她一件奇怪的事——今天倪凤保突来找他，说：“上海有一个人要来，只要帮助他藏一下，以后保证发财，要什么便给什么。”巧保说：“我当场就拒绝了，我不能做没有良心的事！”夫妻俩把得到的情况一碰头，觉得很可疑，于是就报告了农会主任和民兵连长。
农会主任倪忍裕、民兵副连长倪锡泉把情况研究了一番，估计倪凤保和倪沈氏家里一定藏着一个特务，这特务可能就是倪沈氏的女婿许纪林。于是当时便决定由倪锡泉率领民兵在外围监视，又派倪巧保老婆到倪沈氏家里去侦察。
许纪林因为通过倪凤保收买民兵不成，又听说巧保老婆来探听动静，晓得不能久留，便打算找寻时机逃跑。
四月二十一日傍晚，村上干部和民兵都到城里听人民志愿军代表的报告还未回来，许纪林便乘此空隙，由倪耀南（倪沈氏的儿子）送他逃走。这时候，倪锡泉正在房子外面警戒，只看见两条黑影飞快地向东走去。“啥人！”倪锡泉喊了一声，快步上前，看已经只剩了倪耀南一个人，另一个黑影飞快地向麦田里跑去。天色黑下来了，一个人往那里去找？他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上城听报告的干部和民兵都回来了。倪锡泉便高声喊：“捉特务呀！”民兵马上敲锣集合，农民们听到锣声也都出来了。倪锡泉带领四十多个民兵分几路追赶。但是天色已黑，搜查不到。他马上分配民兵们把守大小道路和桥梁，全村男女老少二百多人也都自动来帮助监视。全村的农民、民兵就这样守候了一个整夜，等到天刚发亮，便分路到麦田里搜索。果然，不多一时，就在塘东圩的麦田里把许匪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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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古代生物学的知识
冯玉明 李志超
我们的祖先，在自己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勤劳地和自然作了数千年的生产斗争。我们是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的。在生物知识方面，仅就有文献可资考证的，也有许多光辉的创造。
从《诗三百篇》这一初期封建社会的牧歌里，可以知道：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有了使用植物为健康服务的丰富知识。“远志”、“菟丝子”、“益母草”、“括楼”、“芍药”等植物，在当时已当作药用植物被采集了（见井坂锦江中国民族生活史）。这些植物，在现代看来，有的是镇咳剂；有的是强壮剂；有的可以止痛；有的可以催乳。都是很重要的生药。《豳风七月篇》的“四月秀葽”的“葽”是“远志”，远志的根含有一种配糖质，是呕心性怯痰剂，能用于小动物加答儿性肺炎的治疗。《五风中谷有蓷篇》的“蓷”是“益母草”，益母草含有结晶性的植物碱及多量的无机盐类，能兴奋中枢神经，有利尿、溶血的作用。《鄘风桑中篇》的“爰采唐矣”的“唐”是“菟丝子”，“菟丝子”是旋花科的寄生蔓草，种子里含有树脂样配糖体，是有强身作用的。
在秦、汉时代，我们已经有了分离“巫”与“医”的临床医学。张机的“伤寒论”是一部有名的著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医生的思想，已能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病人的情况，从而在人（动物）与药品（主要是植物）之间，理解了初步的物质转化关系，许多当时的知识，就是从现代的医学看来，也是值得惊叹的。
比如：近代医学认为最好的治疗是“原因疗法”，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对症疗法”。“伤寒论”的治病要领就在“从症治之”的原则下，说明了同样“感冒”有应该发汗的与不发汗的；同样“发汗”，有可用发汗剂与不可用发汗剂的；同样“泻肚”有可用下剂与不可用下剂的。
我们知道：由于单纯理化学原因所引起的发热，与微生物所引起的是不同的。因之，把麻痹温中枢的“水杨酸”属药品用于有微生物寄生的发热，不仅不能因发汗而解热，反因麻痹温中枢而给微生物以良好的条件，使其继续增殖。所以，对发汗后不解热的疾候，不再投以解热剂，是完全科学的。
便秘的原因很多，如食物性质的不相当，运动不足，肠管筋膜麻痹……等而消除引起便秘的原因，才是便秘唯一的基本疗法。因之，就不能见了“便秘”的症候便投下剂。（当然，泻肚的治疗也是一个办法）。我们在患“赤痢”的时候，在初期的治疗，不是先用“蓖麻油”和“硫苦”吗？
制药用药的技术，也是很巧妙的。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懂得了同一种药品因“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随着利尿、健胃、泻肚的不同，改变水量与芒硝量的比例；使用麻黄时，要摘取它的“节”。两种药用植物，煮在一起的时候，要把不适宜于长时间煮沸的“桂枝”，放在煮好的麻黄之后；并且还懂得：用多量的“附子”的时候，要加上蜂蜜，或者加以浓煎，以防止中毒。这些使用药品的知识，就是从现代的药用植物学看来，谁能否认它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呢？
农学是应用生物学的一部分，是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的科学。中国人民远在殷的时代即已开始种麦、黍、稻、粟。而且在栽培的方法上，已经有了非常科学的经验。从“龟甲兽骨文字”（林秦辅氏）中可以看出：这时，我们的祖先，在未播种之前，或插秧之后，把土翻松，疏成一畦，作一定的间隔，而不是星散丛生。园圃的树艺知识是十分进步的。甲骨文中“囿”、“圃”这两个字的写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囿”字象征各区种植着植物，或挖下种子，或插苗芽，或植树木；“圃”字象征园中植物盛开花朵的样子。到了西周时代，又懂得了消灭杂草，深耕、宽垅的生产方法。这可以从诗经《小雅》《载芟》《大田》等篇的句子里清楚看到的。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收获，四千年前的中国人民就学会了用科学的方法来和“害虫”作斗争。“用火驱虫，保护天敌”便是我们的创造。从《诗经》《大田篇》我们知道：这时“螟蛾”与“蝗”是很多的。当时，我们的祖先不仅只向“田祖”的“神农”进行祈愿，而且能掘坑焚火杀虫了。这种“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的驱虫方法，我们在现在不也还是掘沟隔离，用火焚烧带有虫卵的禾稼吗？作为《召南篇》名的“草螽”，因为它是捕食害虫的益虫，当时早已被农家加以保护了。
我们的祖先为了保证农事的如期进行，不只对天文历法非常注意，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相当科学的农历，大家按着季节进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月秀葽”，“八月其获”是种地、割地；“九月筑圃场”，“十月纳禾稼”是打场、入仓；八月里为了向领主献纳衣料，则“载绩、载云、载黄、栽朱孔阳”去绩麻染色；十月里为了庆祝春节则“获稻、为此春酒”去刈稻酿酒；十一月“于貉取彼狐狸”，十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去打猎、防鼠、以至于“绩绳”，“修房子”，“修房盖”，“修理农具”……这在人类农历知识上，也是最早、最丰富的纪录。
近代的畜产学，主张多栽培饲料作物，经营“多角农业”。因此，有人说：我国的农业是“主谷式农业”，不善于用绿肥。其实，中国人民早就有了沤粪、肥田，使庄稼茂盛的知识了。“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的除掉杂草以及用杂草肥田的办法，固然它还是幼稚，还比不上牧草循环播种的维里亚木斯学说，但谁又能否认这是四千年前人类在农业生产史上的最初恢复土壤肥沃性的发现呢？
远古时代的人是一个猎者，但是他一方面也进行着采集植物的果实。只有在较晚的时期，他由采集植物而转移到在其住所附近栽培植物。这样，在古代就发生了耕作——开始了植物的栽培。因此，野生的植物就变成栽培植物。必须知道：中国人民是早期的植物栽培者。中国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收集飞禽野兽，驯为家畜；寻找山原野草，培成谷物。不只蚕丝的发明是世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不仅蔬菜种类之多，为世界之冠；就是果树和工艺植物的栽培，也有显著的成就。如郁李（郁）、野葡萄（薁）、枣（枣）等果树植物，萝卜（庐）、黄瓜（瓜）、葫芦（壶）、韭（韭）、水芹（葵）、瓠瓜（瓠）等蔬菜植物的育成；“终朝采绿”；“丘中有麻”，大规模的栽培着染料和麻桑。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以不断的劳动和不断的创造所取得的胜利果实（特别是已经能使用“瓠”做过河时的工具）。由于中国人民的劳动创造，植物本身的形态也就变更了。这种情况就引导了新的植物的出现，成为今日品种改良事业的嚆矢。
和灾害作斗争，我们的祖先，更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汉初出现了农学专门大家泛胜之、赵过。把田地分成若干小块，中间掘成一尺深的小沟，堆上腐败的农作物。这就是防止地面水分蒸发的“区田法”，地里挖出小沟，把谷物栽培于沟间。第一年的沟，第二年种地；第一年的地，第二年挖沟。这样轮流休养地力，使一亩地的产量增加了一石。这一“代田法”便是这时的创造。
从生物体与生活条件的统一看来，每种生物体都在要求不同的外界条件。在防止灾害的知识上，中国人民早就能体会了这一个道理。汉书食货志上，关于栽培谷物的问题，说明了播种谷物时，可杂种五种，即：黍、稷、麻、麦、豆，其中一二种虽受害，其他可免于灾害。这种办法直到现代也还是我们农业生产上克服不利自然条件的好办法之一。我们的祖先，从植物体的生活特性上，已经初步地有了“轮栽”知识。西周时代，就有了轮流休耕的“三圃制”，给人类农业生产上，积累了许多科学经验，丰富了人民生活。特别是每年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二，其他辟为牧场的多角的农业经营，是很出色的。“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畬”（新田即不易之田，一易之田曰畬，再易之田曰菑。）（见吴泽《古代史》）的句子，便是很好的例证。
要逐渐提高收获，必须创造肥沃的土壤。西汉时代，人民就懂得依土壤所含之不同矿物质，把土壤分为“九种”；同时，用兽骨、动物的粪尿作肥料——这是使用有机肥料的开端。
在牧畜、森林方面，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了保护森林，管理森林，专门饲养牲畜的知识。“蔽市甘堂，毋剪毋伐”的保护乔木；“伐木掎其巅，析薪随其理”的伐木方法。“司?”则负责森林的管理，“牧人”则职掌驯致祭祀用的六畜，“马质”、“校人”则专司军马的调教；狩猎野兽则有“冥氏”、“穴氏”；骑乘则有“蜀御”；割草、喂食则有“羗刍”。在今天的马政机构组织上看来，这恐怕是人类在饲养家畜上最早的科学分工。远在殷的时代，从“卜辞”里就能看到当时已经具备了牛、羊、豕、犬、马、鸡等六畜了。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科学创造的，仅就生物学上的几点考证，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外国人的“教化”，中国便没有科学，乃是帝国主义者污辱中国人民的说法。
生物科学的工作同志们！我们应该骄傲地继承我们祖先光辉的遗产，在米邱林生物科学的理论基础上，适当地吸收我国生物学中合乎科学理论的知识，吸收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生产经验和创造，并用米邱林学说的理论，加以分析。
第3版()
专栏：
响应政府售棉储棉的号召
劳丁 陈今言作
（一）棉农王全福，过去给地主做了二十多年长工，房无一间，地无一块，生活十分穷苦。
（二）白天给地主干活，黑夜喂牛，整天不闲，还是吃不饱饭，成天吃糠嚥菜。
（三）住的是地主家的牛栏，一家三口（老婆和孩子），伙盖一床破被，盖住孩子，自己就没有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