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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北京市看过《武训传》的共产党员
积极参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北京部分学校、工厂中看过《武训传》的共产党员，已热烈展开对《武训传》电影的讨论，并在讨论中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北京机器总厂共产党总支委员会利用党课时间，向全体党员作了批判武训与《武训传》电影的报告，有些党的小组也就进行了讨论。北京人民印刷厂中共党委会，号召该厂的每个共产党员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党委为了使大家真正能够解决思想问题，搜集了一些有关武训的资料，供大家讨论时参考。北京大学共产党总支委员会为了帮助大家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特在壁报上转载了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及其他文章，并组织共产党员参加校内的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会、座谈会。北方交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电车公司共产党支部也都先后召开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座谈会。各支部的许多共产党员，在讨论或座谈中，都揭露了自己对电影《武训传》的错误认识，并进行批判。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在看了电影《武训传》后，曾一度把武训当作了“英雄”，所谓“武训三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办义学”、“武训有着舍己为人的胸怀”、“武训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甚至还有个别的人在别人批判武训时，还抱不平地为武训辩护，说：“武训是给人磕头跪拜了，但这是为了穷孩子，为了兴办义学。”另有一部分共产党员虽在看完电影《武训传》后，多少有些意见，例如说：武训缺乏斗争性；但最后仍肯定武训是个“好人”。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共产党支部宣传委员刘朴说：“我当时看完《武训传》电影后，虽然对武训的卑躬屈膝的丑态不满意，但又觉得武训兴办义学的精神可嘉”。一部分工厂共产党员在看到武训的卑躬屈膝时是不满意的，曾严格批判电影《武训传》不是一部好电影，不是劳动人民的电影。但也有少数共产党员被武训的“雇农成份”、“为穷人兴办义学”所迷惑，也同意对《武训传》电影的无原则的表扬。现在经过初步分析研究后，大家都肯定了《武训传》是一部宣传反动思想的电影；是一部反对人民革命斗争，而提倡向统治阶级投降的电影。同时大家又检查了当时盲目赞扬武训的思想根源：部分工厂共产党员检查自己所以同情与赞扬武训，主要是有“唯成份论”以及“穷人观点”，以为武训是个“穷人”，武训是牺牲自己，为穷家孩子兴办义学。因此一面是不满意武训卑躬屈膝的奴才相，而另一面却歌颂武训为“英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检查了自己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无原则地颂扬了武训。他们虽然学习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不能与实际结合，遇到实际问题，就迷惑了，不能解决了。
这些检查还只是个开始，是不深刻的，并且还有个别同志仍觉得武训“舍己为人”“三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是好的，所以需要进一步批判。有些支部已在继续搜集材料，准备进一步讨论。
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还没积极组织或积极参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其中，有些支部是借口上级没有布置；有些支部是借口看过《武训传》电影印象不深，无需组织此项讨论；甚至有些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也曾在看过《武训传》电影后，赞扬过武训的艰苦精神，并要其他共产党员学习这种精神。但现在却借口工作繁忙，不进行检讨。这充分地说明：有些共产党组织及共产党员，至今对共产党员应积极参加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识不足。这是须要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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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孩子们的心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北新闻工作者代表 田方
当我们赴朝慰问团进入朝鲜的第三天，在平安南道安州郡一个山村中，遇到了一群非常热情的朝鲜孩子，她们都姓刘，有七岁、十岁、十二岁的，最大的也不过十六岁。她们在安州郡城里的学校被敌机炸毁了，乡里的学校还没办起来，因此，她们就在家里帮助妈妈顶水、砍柴、作饭、带小弟弟，或者在地里帮做一些零活。她们大多是少年先锋队队员，十二岁的永林是少先队的小队长。
因为志愿军同志在这村里住了一个时期，所以孩子们多能讲几句中国话，写几个中国字。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和我们也混得很亲热了。一天傍晚，永林的姐姐永淑看到我们吃过晚饭后在打背包，她猜测我们要走了。她有些难过，垂下了头，手摸着红领巾在思考。她说了这样两句中国话：
“你们慢慢地走。看看我们唱唱、跳跳的走，好吗？”说着，她跑出门去。不一会，永淑引来了十五岁的永姬，七岁的永顺，十岁的春子，十三岁的妩键，十二岁的?婫和永林，还有一群别的孩子。她们推开了当中的纸壁门，首先跳了一个朝鲜儿童舞。接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清脆、响亮的中国歌声，把住在隔壁的新疆兄弟民族代表扎克洛夫（维吾尔族）、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雷洁琼教授，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吴组缃教授等也吸引来了。他们奇怪那儿来的中国小孩在歌唱。当他们明白了这个情形，和看到了这个动人的场面后，是多么神往、感动呀！孩子们唱了一个又一个，跳了一个又一个。鼓掌声里夹着不绝的赞美声。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农村里，这样一群有优秀的艺术教养的孩子，如此热情地欢迎了我们。
《你是灯塔》、《劳动者颂》、《金日成将军之歌》、《童谣舞》、《白毛女》、《民主朝鲜》（歌舞）、《我们的祖国》、《春》（舞）、《蒙古舞》、《洛东江边》、《朝鲜民歌》（伴舞）、《单人舞》、《少年队之歌》、《乌克兰舞》、《不劳动者不得食》、《催眠曲》（伴舞）、《劳动人民是先锋》、《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我们足足欣赏了二十个优美的节目。天黑了，孩子们的热情，感动得代表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来答谢她们的厚谊。于是，各人都掏掏口袋，看有什么值得赠送的东西。于是，随身带的钢笔，小镜子，毛主席的像片，纪念章……都拿出来。“好吧！孩子们！让我们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孩子们一个个鞠着躬接受了我们的礼物。特别是拿到毛主席像片和纪念章的孩子，分外骄傲地叫着：
“毛泽东！毛泽东！”他们把像片和纪念章贴在自己的胸前深深的心爱着。
凑巧，由于临时发生事故，我们要明天出发了。孩子们更乐了，准备明天更像样地给我们表演。
第二天，初春的阳光温暖地照满了整个院子。孩子们换上了她们节日才穿的跳舞衣裳，红的、白的、绿的、绸质的，纱质的。表演的节目虽然仍是昨晚那几个，但是场面、观众、气氛显然比昨晚来得更动人了。
在这样残酷的战争中，朝鲜孩子为什么这样热情地欢迎中国人民的代表呢？房东经过翻译同志告诉我们：
在安州郡城里的一个小学校内，有一位女教员，曾经教会了许多像这群孩子一样会歌舞的小学生。兽性的敌机把这个学校炸毁了。许多孩子被炸死了。就拿这里的小?婫来说，她的舞跳得最美。她不仅失去了学校和她亲密的舞伴，连她最亲爱的爸爸妈妈也被敌机夺去了。她现在只得寄居在叔叔家里。她没有哭，她已经懂得了对敌人的仇恨，她也懂得了对于伟大中国人民的友好。因此，他今天和大家同样的高兴，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来欢迎中国人民的代表。
歌舞场面结束以后，孩子们又帮助父亲母亲干活去了。种大豆，抬粪土，洗衣裳，……。傍晚，我们真的要走了，于是孩子们又聚集起来了。拉着我们的手，送，送，一直送到村口大路边。
“啊哟！统统的走了！大大的想啊！”
“打倒了美贼去看看中国，好吗？”
孩子们已经能讲好多中国话了。虽然她们还比划着手势，来补充她们内心的感情。
握手，握手，一次又一次，好比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好比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为了你们新生的一代，朝鲜的、自己祖国的、全人类的新生的一代，我们有责任来支援你们，再也不能让野兽们来吞噬你们。
“好吧，回去吧！我们回来时再来看你们！”
汽车的油门开响了，车轮转动了。孩子们站齐立正，又一阵清脆响亮的歌声响彻夜空，一直把我们送出拐弯的小山沟。（附图片）
朝鲜孩子小?婫跳着舞欢迎我们。她是一个已经被美国飞机炸死了爸爸妈妈的孩子。田方摄
朝鲜农村的孩子，也在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田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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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惨死在帝国主义血手中的儿童复仇
荣孟源
自从洋教士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侵入我国以来，就设立了所谓“育婴堂”、“仁慈院”、“孤儿院”等。他们躲在“人道主义”的招牌后面，毒辣地残杀我国儿童。早在一八六二年，南昌人民就指出洋教士残害婴儿、“虐及黄口”，要求驱逐侵略者。一日夜印刷“扑灭异端邪教公启”数万张，遍播省城内外通衢，“怨愤情词，几有不共戴天之势”（沈葆桢奏折）。满清政府虽然帮助帝国主义压制人民，但是无法掩饰洋教士的罪行。江西巡抚沈葆桢的幕府夏燮，在其所著的《中西纪事》一书中，就说法教士罗安当等残害中国儿童，“此中情形，种种可疑”。
一八七○年，湖南、江西、湖北、江苏、直隶各地都有迷拐儿童事件发生。在天津，“迷拐人口之犯，被拿到官，则当堂直供，系天主教主使”（献县天主堂印：《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因此人心大愤，众集天主堂前讲理。法国教士找来法国领事丰大业，剑砍百姓，枪击天津知县刘杰，更激怒人民，遂焚毁天主堂，殴死丰大业和法国教士等侵略者。天津人民为抢救被洋教士残害的儿童，找到“仁慈堂”地窖时，发现儿童“十余名，在地窖中，已被火烟郁毙”（《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满清政府派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处理此事，竟杀死平民二十人，监禁平民二十五人，赔偿法帝国主义白银二十五万两。曾国藩是帮助帝国主义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刽子手，但是在他的奏折中还是供出了洋教士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他首先供出了洋教士迷拐儿童：“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又由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他又供出了洋教士虐待儿童：“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他又供出了洋教士曾害死许多我国儿童：“本年四、五月间，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可知系虐待而死—荣注）。由是浮言大起。”（《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折》）他更供出了对于洋教士残害中国儿童一事，不敢据实说出。他在“复陈津事各情折”中说：前奏“于迷拐一节，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洋人此时断不肯自认理亏，不如浑含出之，使彼有转圆之地。”汉奸卖国贼这样帮助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洋教士残害中国儿童的罪孽，自然更是变本加厉。
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洋教士残害自己的儿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人民进行着保护自己儿女的顽强斗争。于是反抗洋教士残害儿童，就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教堂事件、即所谓“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八七一、一八七八、一八八○年，江苏南通人民几次发起反抗洋教士残害儿童的斗争（上海慈母堂出版：《正教奉传》）。一八八七年芜湖人民曾发起反抗洋教士残害儿童的斗争（同上）。数十年间四川人民连续不断地发起反抗洋教士残害儿童的斗争（《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一八九一年湖北广济县天主教民肩挑幼孩四人，将送往九江天主堂，行至武穴教堂，为郭六寿等人所见，顷刻之间，人民群集，捣毁武穴教堂（张之洞：《奏陈办结武穴教案情形折》）。宜昌、丹阳、广德、无锡、江阴、九江、上海以及长城以北的朝阳（热河省属）等处人民，均群起反抗洋教士残害我国儿童。但满清政府屡次帮助帝国主义压制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因此帝国主义残害我中国儿童的罪行，终不敛迹。
根据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每年出版的“中华全国教务统计”所载，圣婴会（天主教中专门办理收容婴儿的组织，一八四三年成立于法国）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八年间收容与抚养婴儿的数目：
年次 收容数目 抚养数目 抚养对收容的百分比
一九二八 三四，一四四 一七，七二○ 五一·八九
一九二九 三八，八五二 二一，一七二 五四·四四
一九三○ 三八，四五五 二○，五六八 五三·四八
一九三一 三六，五七○ 一六，三二四 四一·九○
一九三二 四五，一九五 二○，九六八 四六·三六
一九三三 四三，五二一 二四，八八八 五七·一九
一九三四 四六，四五○ 二七，二三七 五八·六三
一九三五 四九，一一九 二二，五三六 四五·八八
每年收容的婴儿，只抚养百分之四十几到五十几，所余的百分之四十几到五十几那儿去了呢？一句话，“死了！”再看抚养数目中，包括了上一年所抚养的婴儿在内，那么可知婴儿死亡数目不只是收容数目的百分之四、五十，而是收容数目的六、七十到八、九十。按邢台天主堂收容婴儿的登记存根来说，是“十个饿死八个，计一九四三年全年婴儿死亡达六百一十九名”。帝国主义分子葛乐才（当时邢台主教）在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公函中，也还承认婴儿们“由于缺乏丰富的营养，死亡了五百五十九名”。最近人民日报所披露的广州、南京等地洋教士残害我国儿童的数目，动辄千百。近百年来，洋教士所办的“孤儿院”、“育婴堂”等逐年增加，其残害我中国儿童的数目自然也逐渐扩大。到底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了我国多少儿童，这个数目、这笔血债是无法统计的。
近百年来，我中国千万儿童被洋教士惨杀了，其幸存者又被洋教士逼迫着，从八岁起，“就要从事砻谷、挑水、织布、种菜等繁重的劳动，严重地妨害了身体的正常发育”（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千万的儿童被洋教士折磨得“形同骷髅”，一人身上竟患着九种不同的病症（三月九日《人民日报》）。斯可忍，孰不可忍！爱国的天主教人士们说得对，帝国主义派洋教士来“侵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中国人民、中国教友所不能容忍的！”是的，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容忍了。“我们再不能让美帝国主义残害我们的第二代！”我们要为惨死在帝国主义血手中的儿童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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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托儿事业迅速发展
一年来托儿所增加了一倍
新兴的全国各地托儿事业，一年来正在迅速地发展着。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二十七个主要省、市中，现在已有托儿所一千零七十九处，受托儿童四万二千三百十二人；比较一年前的托儿所五百四十一处增加了一倍；比较各大城市解放前的托儿所数目则增加了九倍。
各地的托儿所中，有一部分原是帝国主义分子假“慈善”为名而残害中国儿童的机构。如南京的“圣心儿童院”、“慈爱育婴院”，广州的“圣婴育婴院”等，受托儿童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下，这些机构已经由各地中国人民的救济机关分别接办或监督其改组。
去年全国各地有关机关都开始了保育人员的训练，共计训练了保育员三千五百九十三人。内蒙自治区也训练了一批保育员。
目前托儿所的数量还远落在客观需要之后，保育工作人员也异常缺乏，各地现有的托儿事业也还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缺点，如有些托儿机构的领导人忽视保育工作的科学方法，有些托儿机构的保育人员以为只要把孩子养得胖胖的就算完成了任务，毫不注意儿童的教育。这些情况都需要改进。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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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蚌埠市的治淮托儿站
成千成万的妇女正以无比的热情，参加治淮工程。但是，有些做母亲的民工却为孩子的牵累所苦恼。只蚌埠一市一千五百四十九名女民工中，有二百多个是孩子的母亲。她们每到河堤上工作，跟着去的大大小小孩子就有三百多个，这对母亲们的工作是有妨碍的。
蚌埠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注意了这个问题，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今年春天，在蚌埠市淮河堤上先后成立了四个治淮托儿站，目前已收容了一百二十多个一岁至八岁的小孩。四个托儿站分布在女民工比较多的地段，离孩子们的家不太远，这样可以使母亲在上下工时接送孩子很方便。
托儿站每天免费给孩子们吃饭。孩子们身上穿上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发下的衣服。保育员想尽种种办法，利用各种废物为孩子改造成玩具，并带他们摆泥堆、做游戏、唱歌。这样，逐步使孩子们对托儿站发生了好感，对集体的生活一天天习惯起来，并使孩子们养成了爱清洁的习惯。
治淮托儿站的设立，鼓舞了那些在河堤上工作的母亲们的情绪，她们感到国家和政府亲切的照顾，大家劳动更有劲了。这是从女民工挖土方的数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一般由每天挖一·六公方土增加到三·六公方土，女民工甘采善在红旗竞赛中，被评选为特等治淮功臣。她能取得每日四公方土的成绩，是和她把孩子送进托儿站、减少了拖累有关系的。很多女民工提出保证，一定要加紧工作，保证完成治淮任务，答谢毛主席对她们的关心。
（中华全国民主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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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
——评《武训画传》及李士钊先生的检讨
张再学
（一）
参加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把这种讨论局限在已经明确了的武训思想真象的范围之内，而逐渐深入地将为什么崇拜武训、为什么歌颂武训、为什么宣传武训等等思想联系起来，并加以具体的分析和严格的检讨，这种要求已经在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提出来了。武训思想在武训崇拜者的思想活动中有各种程度不同的表现，但无论怎样表现，它的实质都是一样。因此，有些参加讨论者并不因为他的思想尚未表面化、或者表露得不多就把它隐蔽起来，相反地却把它暴露出来；这由于他们充分认识到武训思想对于中国人民的危害性，只有从本质上揭露和清除这种思想，才有可能把思想认识提高一步。我认为这种检讨精神是很好的，也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
当我读了《武训画传》的编写者和武训思想的积极宣传者李士钊先生的自我检讨以后，我认为他的检讨精神是不够的，对于错误的认识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更为遗憾的是他没有联系到他长期有计划地宣传武训思想中的具体言论，没有接触到他在这些言论中所贯穿的思想本质。这就和他在《武训画传》中所运用的“批判的保留”方法一样，只看见一些抽象的词句，很难找出与词句有具体关系的内容。当然，内容是有的，这就是“受了别人的影响”。我完全承认客观思想的传播对于主观思想形成的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这不是就可以抹煞主观的作用。以同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动态来说，既有从蔡元培到陶行知的推崇武训思想，同时也有鲁迅先生的反对武训思想；画传的编写者接受了前者的思想而拒绝了后者，这就说明了不能把责任完全推诿到客观影响的身上去。而且，单以《武训画传》来说，编写者在宣传武训生活方式和介绍武训与封建统治势力的具体关系里面，不仅可以看出编写者的精神与武训精神完全合拍，而且还发扬了和丰富了“武训精神”；不但是“有意的删除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而且是有意的补充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不但没有“纠正一切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而且还加强了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创造了武训事迹的神话（这就不能不让编写者自己来负责任）；为了说明以上各点，我将《武训画传》中一些与此有关的内容，提出来和编写者及参加讨论者共同商榷。
（二）
在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下面，缺少土地的农民以出卖劳动力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这情况是出于不得已的，而且是十分悲惨的。尽管劳动创造了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并没有属于自己；尽管被豪绅地主们当作牛马看待，但他们自己并不愿意被当作牛马看待；尽管在劳动中可以产生快乐，但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绝对不会产生快乐；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哲理，是一般被压迫的劳动者都能体会到的事情。可是，画传的编写者却在歌颂这种封建压迫下的劳动，说这种劳动“是很光荣的事情”，说武训“按时劳动按时休息是锻炼着自己”，说武训给别人出粪“视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劳动”，说武训给人家拉砘子是“不辞艰苦的欣然乐为”。而且，编写者特别介绍了武训“赞颂这种劳动生产方式”的颂歌，这首歌是武训在给别人推磨时唱出的：
“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
编写者并且着重地给歌词内容加了注解，他是这样写的：“格拉是套牲口的工具。不论牛马骡子拉磨时，总在磨房里拉屎屙尿，必须不断用干土来铺垫或天天打扫，用人力推磨是不需要这些麻烦的”。
好一个“不需要这些麻烦”，这是道地的地主阶级的口吻。也就是说，武训（和一切出卖劳动力的农民）是一个既不用牲口套子又不随便拉屎屙尿的人形牲口，他比牛马更受地主欢迎，大家来学习这种自诩比牛马更强些的“劳动精神”呀！
如果一百年以前的武训的确有这种变态精神的话，那末，一百年以后的传记编者却还在歌颂这种精神，歌颂着封建压迫下劳动者的自卑情绪，这难道是由于历史知识有限的缘故吗？
由于编写者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就一再强调在封建压迫下的劳动者的快乐，用了一些“泰然自若”、“欣然乐为”、“用唱歌表现内心愉快的情绪”等等词句，来颂扬这种实际不存在的快乐。而且还把这种自卑情绪扩展到对于地主封建势力的一切卑贱的讨好的行为上去；这里有武训自己的歌，也有编写者所补充的“新的内容”的注解。比如：
武训在给地主的小孩们当马骑的时候，他唱道：“我做马，让你骑，你出钱，俺出力……骑的稳，爬的快，俺高兴，你自在”。编写者就在这里补充了一句：“他都很认真的爬来爬去”。这就是说，不仅要爬，而且要认真的爬。——这是什么人的口吻呢！又比如：
武训在招待教师、学董和绅士们吃酒的时候，自己除了磕头致谢以外，并且坚持不肯入席。他说（也就是编者说）：“我不敢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站在门外还不算，而且要快乐的站在门外；而且编写者还把吃别人的残茶剩饭，当作“令人钦佩”的“勤苦自甘精神”。——这是什么人的口吻呢！又比如：
武训在要饭的时候，“有时那些地主恶霸之流对他声色俱厉，他仍然以很温和的态度相对。他说：‘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编写者在这里不但以“要饭的态度和气”为标题，而且把这种“和气”称颂为“雅量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在这里，我们可以听见地主恶霸们在通过编写者的口气大叫：“你们对我要有‘和气’和‘雅量’呀，你们如果用这种‘斗争精神’来‘斗争’我，我是非常的欢迎呀！”
毫无疑问地，在《武训画传》里面，编写者处处都在宣传这种“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的具体内容就是忍打、受骂、磕头、跪拜。（编写者在检讨中说：“武训绝不是见了人就下跪磕头。”这是实在的，武训总是给封建势力磕头而没有给被压迫者磕头。）编写者宣传这种精神，就是叫被压迫者挨打不要还手，挨骂不要还口；而且，要把天下最不能忍受的事情都当作快乐的事情。“斗争”，“斗争”，在武训宣传者的字典里，原来是投降的别名！
（三）
画传的编写者在检讨中说自己犯了“附会”的错误，从表面上看是对的，从实质上看就还没有接触到本题。我不妨再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编写者说武训“反对女子缠足”，但在编写者所叙述的故事中，只提到武训看见少女们因为缠足而痛哭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大姑二姑你别哭，修个义学来念书。”这是什么反对缠足呢？
编写者说武训“反对迷信”，根据仍然只是武训的两句话：“上庙去烧香，不如在家敬爹娘。”这只是说：“敬爹娘”比“烧香”有更大的灵验，怎么能得到“反对迷信”的结论呢？
最难理解的，是编写者所叙述的武训因了他的“德行”而受到“群众”欢迎的程度了，编者是这样写的：“有一次武训刚走到一家门口，有一只白狗和一只黑狗跑来向他汪汪的咬，他看着喊：‘黑狗白狗你别咬，俺武豆沫义学症来到了。’那狗马上就俯首、贴耳、摇头、摆尾的表现出欢迎的样子，自然这一家老老少少，更加眉飞色舞的出来迎接他了。”你看，狗尚且这样欢迎武训，我们要是不欢迎岂不对狗有愧么？
武训的崇拜者们，曾经大嚷大叫地说应该把武训从半神半人的高空中拉到人间来，现在到底把他拉到哪里去了哩？
然而，满清时代的山东人民，是早就给武训下了定评的，他们给武训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豆沫”。根据山东人的解释，豆沫就是豆渣，是代表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的意思。这个绰号生动地说明了武训的精神面貌，是戴在武训头上一顶最合适的帽子。可是，编写者却想把这顶帽子从武训头上取下来，把绰号的来源解释为武训曾经口吐白沫的缘故。这真是有计划宣传武训的人们的一件苦心的工作。不能戴的帽子拚命往他头上戴，应该戴的帽子又想把它取下来；这难道是由于历史知识有限的缘故吗？这难道是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吗？这难道是因为武训“本身的主观条件受了种种的限制”，只好由后继者给他创造出一件“平凡而伟大的事业”来吗？
（四）
编写者在自序中说：“武训先生的人格事业，不但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歌颂，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统治者，都曾加以褒扬。利用来欺骗人民，以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这些事实我们也都加以批判的保留下来”。好，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是保留，现在我们来看他是在怎样的批判和怎样的保留。
编写者一方面用羡慕的口吻保留了“钦赐黄马褂……以示旌奖，光绪皇帝某年某月某日批准‘著照所请，礼部知道’”（这是具体的保留）；一方面又说“这是封建统治者们用来收买忠实奴隶麻醉人心”（这是形式的批判）。我们可以问问编者，既然你说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收买忠实奴隶和麻醉人心的，为什么你又偏偏摆在画传里来麻醉人心呢？
编写者一方面用羡慕的口吻保留了“光绪皇帝亲自写了乐善好施的匾额”（这是具体的保留，还加了一张画）；一方面又说“武训不了解这对他的义学有什么益处？对穷孩子们念书有什么帮助？”（这是形式的批判）。如果武训和传记的编者都不了解的话，那还会把它列入画传里来吗？
一方面说武训死后曾经入祀三县乡贤祠（加画，具体的保留）；一方面又说如果武训在世的话，必然会加以拒绝（形式的批判。编者尚且没有拒绝，武训还会拒绝么？）。一方面说武训与孔子同享祭祀（加画，具体的保留）；一方面又埋怨别人不该把他们两个硬拉在一起（形式的批判。编绘者不是也把他们两个硬拉在一幅画面上么？）！
这类例子是举不完的。一句话：“批判”的是空洞的“革命”词句，保留的是具体的封建内容。这种“批判的保留”方法，的确是武训精神的直接产物；就好像那些事实上已经收下了别人送来的不干净的礼物的人们，满嘴在批评着这些礼物是要不得的一样。
（五）
以好名词掩盖坏思想，以一切革命词句来装饰反动的内容，这就是《武训画传》、电影《武训传》以及当前其他的“进步的”武训崇拜者们的苦心宣传的特色。他们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不敢正视已经改变了历史面貌的人民的力量和人民革命的斗争成果；却把那个在历史舞台上害了疯瘫病的奴才武训，装起“苦行”和“兴学”的两条假腿，冒充历史上劳动人民的代表，大吹大擂地抬到思想领域里来进行活动；一方面乞讨着他不应该有的劳动人民的胜利与光荣，一方面又施舍着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投降思想。他们为了装饰门面，不惜把一切最好的名词都堆在这个肮脏人物的头上；把被压迫阶级的叛卖者说成“先觉者”，把全身心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说成“全身心为人民服务”，把阶级欺骗说成“阶级友爱”，把最典型最具体的封建主义卖身投靠者说成为“最典型最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这些黑白不分、是非倒置的说法，就如同武豆沫竖鼎（即竖蜻蜓）似的，将天放脚下，将地放在头上，让整个客观世界都在眼前倒立起来。应该说明，这种歪曲历史的倒立的看法，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观念论的具体反映，是改良主义穿上革命制服的具体反映，同时，又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最喜欢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分裂开来的具体反映。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写的《新时光、新形式的旧错误》里说：
“历史上每一次特有的转变，总是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形式上的某些变动，这种动摇随时都与无产阶级毗邻着，随时都在某种程度上侵入到无产阶级队伍里。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即借良善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词句和软弱愿望掩盖着，而在资产阶级面前所表现出的奴仆行为；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即口头上威风凛凛，骄大浮夸，实际上则是散漫、虚浮、毫无头脑的空架子，——这就是这种动摇性的两大‘潮流’。”
列宁的话虽是针对着十月革命以后的某些脱离革命的分子而言，但对于中国的革命行进中的小资产阶级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针砭。
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严肃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这是纠正一切错误思想的唯一办法。
（六）
现在要谈谈武训画传的绘图问题。我认为，仅从作者的画法来说，也决不是序作者所说的“采取了新的技巧和角度”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是采取了旧的技巧和错误的角度。绘图者除了比较客气地对待封建代表人物以外，却非常强调地描写了中国劳动人民形象上的缺点（如男性的赤膊、女性的小脚和服装姿态等等）。这些缺点是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所一手造成的，而绘图者却把它当作吸引读者的笑料在画幅中大量地搬弄，并且十分夸张地丑化了这些形象，即使在无邪的儿童身上也不例外。认真地说，这种采取形象的角度，是站在猎奇观点上的“洋大人”看中国人民的角度；这种作画技巧，与过去那些到中国乐园里来冒险的西洋画匠们最喜欢搬弄的技巧并无二致；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来说，运用了这种技巧和角度，正是丧失中国人民立场和缺乏民族自尊心的具体表现。
由于绘图者是在同一个思想角度和同一个作画技巧之下来处理人物形象的，所以，连作者自己誉为“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的武训，也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可以钦佩的人物来给予应有的尊敬，也一视同仁地在他鼻子上抹上了一笔白粉；于是，以小丑姿态出现于画传中的武训，就非常谐和地，与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武训发生了高度的精神契合；这是绘图者的意外成功之处，虽然这一意外的成功受到了武训拥护者的指责，说作者把武训画得不像劳动人民倒反而像一个三花脸（见二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我们也可以质问画传的指责者：为什么你仅仅反对作者把武训画成三花脸，而不反对作者把其他的劳动人民都画成为丑角和彩旦呢？
除此以外，绘图者在画面上所表现的内容，是完全忠实于编写者的文字内容的，他没有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这说明绘图者与编写者具有同等的观点；他竭力做到为编写者服务，这也说明了一般毫不重视思想内容的插图画家的艺人本色；因为这样，我就不能不联想到存在于美术界的某些个别现象，联想到那些正在大喊提高技术、而忽视提高思想的美术工作者们，联想到那些满足于创作数量、而轻视创作质量的作品经营者们，联想到那些虽然不是插图画家，但实际意义上的确是给浮面的生活现象作插图、或者给别人的思想作插图的画家们……这值得我们大家注意，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感觉，应该将武训画传的错误，当作是对于艺术事业的一个严重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