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保障国家财产不因意外灾害遭受损失
各地积极推行强制保险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今年二月三日颁布关于实行强制保险的决定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即与各国家机关企业,协同推行强制保险工作,并已在北京、天津、东北、华东、河南等地获得显著成绩。
迄四月下旬,北京已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机关企业管理局、私营企业管理局、隆华建筑公司和印刷厂、中央重工业部所属某机器厂、中央轻工业部所属造纸工业管理局,以及北京电车公司,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等三十三个单位(附属单位尚未计入)完成投保。新闻总署、北京市公逆产清管局和中央公安部等单位,已陆续办好财产估价,完成了投保的准备工作。中央文化部和中央卫生部已指示所属机构,分别向当地人民保险公司商谈保险事宜。中央邮电部已规定大行政区及省区一级的邮电行政企业、重要电台、局址等先行投保,然后逐渐扩展到县以下的局处。民用航空局将积极协助办理飞机旅客强制保险,并拟将飞机也列入强制保险范围之内。中央燃料工业部已指示所属将保险费先行上缴,再由该部统一投保。中央财政部为便于办理强制保险工作,拟成立一保险小组,研究强制保险的各项手续。中央重工业部、中央交通部等单位已召集各该附属机构举行座谈会,商讨投保的各种问题。
天津的某些国家机关和企业,如天津造纸厂、天津汽车制配厂等,原已自愿保险,现则主动要求改为强制保险。东北贸易部天津办事处、振华企业公司、中国花纱布公司天津市公司、天津日报、天津区港务局、天津市卫生局等,均已着手估价,准备投保。
东北区推行强制保险工作也很顺利。自抚顺矿务局及其所属二十二个厂矿带头完成投保后,沈阳市的房产保险也已办妥,东北电业局及旅大地区的大部机关、企业,也都进行投保。到三月底止,强制保险签单数已达二千五百七十九件。东北区党政负责同志及多数机关、企业负责干部积极支持强制保险工作,又初步解决了有关办理强制保险的几个重要问题,如财产估价问题,公产房屋保费负担问题,遂使这一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此外,华东军政委员会为使该区各机关企业普遍进行投保,已拟就办理强制保险事项的补充指示。中南区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在举行河南省市各公营企业、合作社的强制保险座谈会后,开封市公营企业投保者已占总数百分之五十八。
(陈中襄)


第2版()
专栏:

  先进经验隔行不隔理姜万寿经验推广到东北其他产业部门
东北被服一厂姜万寿改进劳动组织的先进经验,现在已从被服业推广到橡胶、皮革、机械、电器等九个产业的部分工厂中。这些工厂改进劳动组织后,生产效率一般都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八十。东北第一机器厂弹簧车间生产中的许多工序,历来都由技工一手去做。因此当技工作零活时,机器就停顿下来,生产效率因而减低。一月份他们根据姜万寿增加帮工的经验,从新组织了劳动力,把搬运、切断等零活改由帮工去做,使技工专心操作复杂的技术工作,使机器能够连续运转。这一方法在该场小型弹簧组实行以后,两个月零十天就完成了五个月的生产任务。
各企业在推广姜万寿的先进经验中,都曾遇到各种各样的思想阻碍,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某些老工人的保守思想。如某机械厂开始推广这一经验时,有些技术人员与老工人认为姜万寿的经验只能适用于被服业,对产品复杂、质量精密的机械业不能适用。后经领导方面一再提倡,才在一个小组进行试验。结果由于全部粗活分配给帮工去作,节省出半数以上的老工人能够专事精密的艺技,仅一个月中,每件产品的工时就缩短了百分之六十三,质量也保持原来水平。这一显著效果扭转了某些人员的陈旧观点,认识了先进经验是“隔行不隔理”。
各企业普遍发生的另一思想阻碍,是有些人怕造成工资制度的混乱。实行计时工资制的工厂的某些管理人员,顾虑增加帮工后,其提高产量部分的收入抵不上给帮工的工资开支,会影响成本的增加。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工厂的技工,顾虑自己多生产部分的工资会被帮工拿去;或怕行政上提高定额,使工资收入降低。这些思想顾虑在得到许多工厂的事实证明以后,已大部消除。如某厂的一个小组,在劳动组织改变前使用十一个技工,每月平均生产一万八千件产品;劳动组织改变后,增加了十个帮工,一个月就生产了六万三千一百零七件产品,总产量提高二倍半。由于产量提高,技工的工资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但每件产品成本的工资部分,却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八。而定额在一定的期间并没有提高。
此外,有些企业的干部还顾虑增加帮工后,机器不停地运转,会加速机器设备的损坏率。这种顾虑在得到了事实证明以后,也都大部消除。如被服一厂改进劳动组织后,不但工人操作时没有以前那样紧张,机器也不像以前那样忽开忽停,着力不均。在三个月中,该厂的“大圈”、“梭头”、“梭挡”等机件的损害数量,较改进劳动组织以前的三个月还减少了一半以上。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对职工不断进行思想教育
翟耀小组推广姜万寿先进经验成功
东北被服一厂翟耀小组推广姜万寿先进经验并成为东北被服业中的先进小组,是不断对工人进行了思想教育的结果。去年九月,被服一厂的行政和工会决定在全厂推广姜万寿经验,并确定翟耀小组为推广工作中的重点。但除小组长翟耀以外,全组很少有人赞同这一措施。生产积极的工人害怕和不熟练的帮工共同作一件活会降低产品质量,影响生产任务不能完成。某些个人打算较多的工人怕出返工活,减少了自己的工资收入(因该厂是计件工资制);或者耽心即使提高了产量,多生产部分的工资也会被帮工拿去。
翟耀对工人的这些顾虑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他拿姜万寿在第七车间试验的具体成效来说明改进劳动组织的好处。同时也适当地批评了某些工人的保守思想。这样,一部分工人的思想才算扭转过来。但大家仍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来参加这一劳动组织的改革。
这一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在增加帮工以后的五天中,组内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许多不团结的现象。过去每件产品都由技工一手完成,现在除了缝纫外,其他的配活、划线、扎眼等都由帮工来做,所以技工感到很不顺手。在帮工方面,由于大部是不熟练的女工,作活时比长、比短、比肥、比瘦所费去的时间,往往比技工要多几倍,所以常常供不上技工的需要,即使勉强供上,也常发生不合规格的现象。因此技工埋怨帮工,帮工也不服技工的指责,彼此间争吵时有发生,生产情绪低落。
第六天,翟耀在行政与工会的帮助下,详细地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技工与帮工缺乏互相商量互相帮助的精神。翟耀随即召开全组工作检讨会,启发每个工人充分发表意见。会上技工与帮工们发言十分踊跃,相互提出许多具体要求。翟耀抓住大家的要求,立刻建议技工与帮工订立联系合同:技工方面保证做到耐心教给帮工作各种零杂活的技术,在工作中要互相商量,不发脾气。帮工方面应保证虚心学习,认真地按照规格作活。他的意见得到大家赞成后,联系合同订立了,组内不团结的现象就从此消除,产量也迅速提高。半月内,平均每人所做的活,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八十,每人的工资也比过去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全组工人的生产热情十分高涨,感到姜万寿这个办法并不要增加机器,就几乎把一个工厂变成了两个工厂。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强制保险能推进经济核算制的实施
潘文治
实施经济核算制,是一九五一年我国财经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保险是能推进经济核算制的,因为它能补偿企业财产的意外损失,保证生产成本的准确,使企业经营能够巩固的发展。
经济核算制原以促进并达成经营的企业化为主要目的,它要求根据自给生息、杜绝浪费的原则,有计划地经营企业,而无须求助于国家预算的补贴。为了贯彻经济核算制,应该登记企业的资材,清理仓库,进行反浪费斗争,实行成本管理,开展生产新纪录运动,制定新的技术定额,采用计件工资制,建立生产责任制等等,而成本管理一项,无疑是中心环节之一。惟有成本管理得好,核算得精确,才能使企业的自给生息具备基础,然后再进一步改进管理,提高技术,在群众生产竞赛的基础上,力求逐步提高生产定额,减低生产成本。
意外灾害的损失,常常是破坏成本核算和生产计划的一个大因素。保险则是消除和弥补损失的一种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因此,进行保险是实行成本管理,贯彻经济核算的一个必要措施。实行成本管理时,一方面应该对于产品的质量、数量、机器台数、技术标准、生产人员、工时、原材料价格及其消耗等进行精确的计算和管理,并将企业的资材加以清理,划清其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使政府和企业当局都能了解它的财产情况。另一方面,就是对企业财产的有效保护。为了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并使机器设备能经久耐用,应该及时地勤快地检查和修理,装置必要的安全设备,为此支出的费用,也是必要的生产费用。为应付固定资产的自然消耗,使其在到达使用年限后,能及时去旧更新,按期提存折旧金,储备作为购置新产之用,也是必要的。折旧金也是一种必要的生产成本,不提折旧金就会使成本核算失掉了重要依据。为克服灾害的破坏,使企业财产所受的意外损失能迅速恢复,经常进行保险,取得保障,也是很必要的。保险费的支出也是必要的生产成本之一,不包括保险费在内的成本就不是最准确的成本。保险与检查、修理、安全设备、防灾施救、以及折旧等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保险费的支出,也与支出其他必要的生产费用一样,是不应有所顾虑的。企业财产经过保险以后,平时只须缴纳比例很小的保险费,一旦遇险,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即可由保险公司迅速赔偿,使企业的资金不致赔折,成本核算不致破坏,而生产也得以继续,预定计划也得以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国营保险事业是以防灾为首要任务,是以防灾和保险结合进行的。各单位投保后,在防灾工作上将获得充分的协助和指导,大大有助于防止灾害的发生。总起来说,保险能把各单位防备意外损失的不易估量的准备金,化为固定的保险费来支出,因此,可以加强经济核算制的实施。支出保险费虽然增加了生产的成本,但可免除企业对不易估量的意外损失准备金的负担。而且保险费所占成本的比例并不算大。人民保险,尤其是强制保险(政府以法令规定必须实行的保险)的费率,已因承保面的扩大而大量减低,“因之所谓增加成本的影响也将逐渐减少”。
过去中国的保险事业一向是很落后的,解放后才开始成长并发展起来。因此,大家对保险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些人认为以国家财产向国营保险公司进行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他们认为国家财产所受灾害的损失,由国营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与直接由政府财政上拨款弥补,结果都是一样由国家负担的。既然如此,就不一定要保险;保险要多一层麻烦,反不如由财政拨款直接简便。又有些人觉得为了解决意外灾害的损失,可由企业自提准备金设法恢复,不必先付一笔保险费给保险公司“赚钱”。这两种看法,都是由于不了解保险意义而产生的。其实,人民保险是参加保险者大家保障大家的一种社会互助,而由保险公司予以组织并处理。参加保险者按照保险公司规定的费率,缴纳保险费给公司,作为共同的保险准备基金,其中有出险遭遇损失者,公司就从基金中提付保险金。出险者常是较少的,多数未出险者所缴的保险费,就可发挥帮助出险者的作用。这就是说,出险者所受的损失虽是由保险公司经手偿付,却是由参加保险者全体分担的。这种分担的范围,还可通过各保险公司间业务分保(再保险)的关系,扩大到其他的保险组织方面去,这样损失的分担面就更为广大了。另一方面,保险费列入生产成本后,最后仍合理地归由消费者负担。所以国家财产所受灾害的损失,由国营的保险公司赔偿,与由政府拨款负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从投保单位来说,参加保险,能够在必要时帮助自己,又帮助其他单位。对于保险费的支出,也应从本位和整体两方面的利益来比较其作用。国营企业向国家的保险公司进行保险,不但能加强本单位的经济核算,而且也帮助了整体的经济核算,实是利在自己,功在全体。今日的保险公司是人民自己的,它所掌握的保险基金,平日将由国家集中运用,发展生产建设,它的营业盈余,也将上交政府,归全体人民所有。
根本忽视灾害,反对保险,和只注意防灾,而忽略保险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前者是对保护国家财产缺乏责任心,后者则不能贯彻保护国家财产的目的。事实证明,很多灾害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以火灾为例,在一九五○年中,虽因大家努力防火而趋向减少了,但其破坏程度仍很巨大,根据不完全统计,只各主要城市就共发生了火灾一千五百八十余次,其中灾情较大的,损失财产常达数十亿至数百亿元。所以我们对意外灾害,决不能置之不顾和存在麻痹侥幸心理。
经济核算制为发展国家经济,实现新民主主义生产计划,我们应以各种方式配合实施,现在所实行的对国家财产实行强制保险,正是这样一种主要的方式。是应该重视和积极推行的。


第2版()
专栏:

  一个推动劳动竞赛运动的好办法
——介绍沈阳市总工会和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组织的广播大会
乔雨舟
沈阳市总工会和该市人民广播电台组织职工广播大会推动劳动竞赛的办法,值得各地学习。该市工会和广播电台曾先后举办了数次广播大会,通过这些广播大会,鼓舞了广大职工的爱国热情,使更多的职工投入了劳动竞赛运动,从而使各厂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因此获得了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的嘉勉。
广播大会是把分散在各个角落的数万或数十万群众,通过收音机和广播电台发音室(中心会场)的联系,形成一个有组织和有领导的大会。各个分会场可以用电话向中心会场讲话,然后再由中心会场直接向全市进行广播。
一月二十七日,沈阳市二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前,该市总工会和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一个广播晚会,号召职工以过春节时不欠勤、不迟到来迎接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这个会议获得了不小的成绩。当日晚上,就有百余单位展开了挑战应战的热潮。第二天,某些工厂便自动的发起了不迟到、不欠勤的签名运动。沈阳第八纺织厂和毛织厂工人中百分之九十八都参加了签名。本来准备回家过年的工友也放下了回家的打算,在工厂里安心生产。在这种竞赛热情的鼓舞下,参加大会的各单位都超额完成了一月份的生产任务。
其后,该市被服加工委员会和市总工会又分别与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全市被服加工生产竞赛广播大会”和“庆祝沈阳市二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胜利成功大会”,通过广播大会,在二百多个单位中广泛地展开了生产竞赛运动。
为着便于对竞赛进行检查,该市人民广播电台又在职工时间内开辟了“生产捷报”时间,推动已在广播大会提出竞赛条件的单位,争取在“捷报”时间内报捷;同时并发动没有在广播大会上发表竞赛条件的单位,在“生产报捷”时间内报告自己的成绩。
这样在三月份的生产中,到二十一日上午为止,就有四个工厂和五个车间在“生产捷报”时间内向毛主席、高岗主席和全市职工报捷。四月七日,该市总工会又与广播电台合作,举办了“纪念‘五一’竞赛大会”,组织了十一个产业系统七十八个生产单位(主要是小组和车间)在会上广播了自己的竞赛条件。广播会大大鼓动了工友们的情绪。要求发言的电话先后有二百多次。铁路系统没有市内电话的单位特地派人赶至中心会场——广播电台,宣布本单位保证的条件。苏家屯一○五号包车组司机郑锡坤在百忙中星夜赶到沈阳,代表本组工友向中长铁路各站、段和工厂职工提出了纪念“五一”的挑战条件。
沈阳市总工会和广播电台的这种推动劳动竞赛的方法,对保证完成首季生产任务曾起了很大作用。这个经验已引起了一些地区的重视。沈阳、本溪、鞍山、抚顺等地都纪经举办。


第2版()
专栏:

  新中国工人劳动条件获改善
各地职工伤亡患病数字大为降低
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已得到初步改善。中央人民政府曾颁布了若干保护劳动的法令,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颁布的“工厂卫生暂行条例”草案,中央燃料工业部颁布的“煤矿保安大检查命令”,中央重工业部颁布的“技术安全制度、职责及机构试行条例”,以及各地方人民政府分别颁发的安全条例实施办法,都是针对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劳动条件的恶劣情况,并根据广大职工的迫切要求和目前的可能条件制订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十省二十六市以劳动行政机关为主联合卫生行政机关和工会组织建立了省、市安全卫生委员会。很多厂矿都建立了技术保安科,并在工人群众中建立了大量的安全小组。过去一年中,全国有十二省二十九市的一千六百七十五个公私营厂矿曾进行了安全卫生检查。经过检查,很多不合安全卫生条例的恶劣劳动条件已及时得到改善,职工伤亡与患病数字大为降低。例如东北区去年春秋两季保安大检查中发现的三万个问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已得到解决。该区去年第二季的职工伤亡人数,即比第一季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四点八二。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作在私营工厂中也有显著成绩。如武汉市私营申新纱厂去年四月份的患病人数是七百一十四人、工伤人数是三十六人,经过安全卫生检查后,六月份的患病人数即减至三百三十六人、工伤减至十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劳动保护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今年以来正在各主要产业系统中逐步建立“劳动保护国家监察员制度”,并大力开展安全卫生教育,以彻底肃清有些厂矿企业干部中“重视生产,不重视保安”或“重视机器,不重视人”的错误思想。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今年已拨出二百八十亿元作为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的费用。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也已规定了全国纺织工厂改善夏季车间温度、湿度的具体要求,并督促各地执行。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交流经验培养技术人才
天津成立技术研究会
天津市总工会在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召开了全市工业技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九个月来各专业技术研究会的经验,并成立了天津市技术研究总会。
从去年七月开始,天津市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曾先后召开了锅炉、翻砂、橡胶、烟草、面粉、汽轮发电机、机械、电工、纺织等九个专业会议,并建立了经常性的技术研究会。许多有技术、有威信的工程师、技术工作者、老技工等,被组织在技术研究会里担任了领导工作。九个多月以来,各技术研究会曾举办各种专题技术讲座和座谈会,协助各厂改进技术,并组织参观,互相学习,有很大成绩。例如锅炉技术研究会成立后,即协助各厂改进锅炉设备,使煤耗大大降低,仅全市二十四个较大工厂,去年七月到九月就节省了三千七百吨煤。汽轮发电机技术研究会曾派该会委员具体帮助私营北洋纱厂修复了一部停开了十三、四年的发电机,增加了该厂的动力。各技术研究会举办的技术讲座共有四十三次,听讲人数达三千三百余人;通过这些讲座,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
此次成立的天津市技术研究总会,将进一步团结广大的技术工作者,交流技术经验,开展群众性的技术学习,以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培养新的技术人才,为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条件。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山西组织远销小组远销土产成功
土产公司存货销售一空
山西省土产公司派出的土产远销小组,在三月中旬以前的两个月内推销土产一千二百吨,其中包括以前滞销的桃仁、石膏、药材等三百五十吨。该公司二月份以前的存货已经销售一空。
山西省好些土产曾因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情况变动而滞销。山西省土产公司在业务经营上也曾有消极、被动的缺点,因此库存大量土产,资金周转不灵。为了扩大土产内销,山西省土产公司就在今年一月十一日派出五个土产远销小组,到上海、天津、汉口、郑州和绥远等地活动。这些小组发现山西省很多土产都是上述各地人民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经小组积极推销后,山西不少土产已由滞销一变而为供不应求。例如白矾是绥远省做粉条和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造纸用的原料之一,需要量很大;石膏是上海、天津、汉口、唐山等地建筑工程急需的东西,上海江南水泥厂一下子就向山西土产远销小组订购了青石膏五千吨。积存很久的冷货,如连壳、五加皮、远志等药材,也由远销小组大量推销到天津、上海、汉口和广东、广西各地。
远销小组一面推销土产,一面调查、研究了各地市场土产的供求规律和质量、规格。如派驻天津的远销小组派人到大连活动,在苹果市上发现有卖硫磺的,深入调查以后,知道苹果树必需用硫磺刷洗,同时了解了大连一带用硫磺刷苹果树是在春季。又如远销小组发现山西白瓜籽为上海、汉口和广东各地市场所需要,但须是光边的,毛边的根本不行。黄芪也有广大市场,但是汉口、江西要灰色的,广东要黑色的,广西要浅黑色的。山西白条党参从前可销汉口,近年来汉口却风行红条党参。这些情况的了解对山西土产的推销帮助极大。
山西土产远销小组又和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或私商进行了土产交换。派驻绥远的小组售出红枣两车皮,就地换回牲畜二十头,带回山西刚好赶上春耕。该小组同时又和绥远国营贸易公司签订了山西白矾交换绥远牲畜的合同。派去上海和汉口的小组也已准备以山西的石膏、药材等土产交换南方竹器、磁器和玉扣纸等。这样,远销小组的努力也大大促进了山西和各地之间的土产交流。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山西农民销出棉花余粮土产
积极添车买马投资生产
由于棉花、余粮和土产畅销,山西省农民正在积极投资生产。据长治、临汾两专区(主要是长治专区)一千一百五十九个村的统计:农民用去年销售土产所得,购买了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五十四件农具,平均每村增加二百件左右,其中尤以水车、大车等为最多。襄垣等两县农民今年增置了解放犁、喷雾器、玉米脱粒机等新式农具六十三件。各地农村中牲畜的增加也超过过去任何一年。据长治、临汾等专区七百三十一个村的调查,今年共增加牲畜二千一百六十八头。沁水县东、西川两村农民由于去年麻皮产量多、销路畅,今年便增置了耕马二十匹。把坏牲口卖掉而买进好牲口的现象也很普遍。武乡和翼城两县的一百七十九个村就共调换牲口一千零三十八头。很多地方的农民还把销出农产品和土产所得的收入用来改旱地为水田,并且大量施用肥料,改良耕作技术。山西省南部棉产区农民因去年按照合理的棉、粮比价向国家售出了大量棉花,收入大增,今年植棉情绪很高,已把植棉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安阳专区充分发动群众
收缴反革命分子的暗藏武器编辑同志:
平原省安阳专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大力宣传了专署“关于收缴反革命分子暗藏武器及民间枪枝通告”,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了收缴武器的工作。从三月一日到四月十五日,共缴出长短枪三百六十五枝,大小子弹三千八百七十七粒,其他武器数百件。
把收缴武器工作形成群众性的运动,是这次获得成绩的主要原因。如淇县三区人民政府在进行收缴工作之前,先发动群众回忆过去特务、土匪打黑枪、路劫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向群众说明不收净反革命分子的武器,生产和社会秩序就要受到威胁。接着,群众就展开了讨论,大家认识到只有收净反革命分子的武器,让民兵掌握在手里,才能保卫生产,保卫翻身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于是,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人主动调查材料,向政府报告。仅西岗基点干部会上,就告发出隐藏的长短枪七十八枝。大车村一地主保存了十余发迫击炮弹,死不承认;结果被群众调查清楚。枣园村一个曾经当过伪军的,在群众告发对证下,被迫拿出埋在地下二年余的金钩枪。不少农民也自动献出保存的武器,如皇甫村中农靖庭福献出了步枪六枝;豆街中农献出了手枪一枝,他说:“这一下我可心轻了。”
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也是使收缴武器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安阳县事前先宣传了政府的政策,提出藏匿枪枝者只有自动交出,才能减轻罪过。这样,就有一部分人交出了枪枝。但也有许多藏枪者,因过去曾向政府立了:“如真有枪,愿受严惩”的字据。这次看到人民政府的威力和群众的监督,有意交枪;但又恐犯了前言。安阳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一思想顾虑后,宣布“现在交出,不咎既往;隐匿不交,罪上加罪”的原则,使他们解除顾虑,自动交出。县人民政府对确实有枪而坚拒不交的怙恶不悛分子,则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促使了敌人的分化。如安阳九区处决了拒不交枪的反革命分子张子平后,其他反革命分子纷纷向人民低头,将枪交出。安阳全县在此一工作中,共收缴长短枪二百二十二枝。
杨究通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零陵县公安展览会
激发了人民对特务的仇恨编辑同志:
公安展览会是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湖南省零陵县的公安展览会是三月三十一日开始的。观众一直拥挤不堪。在公安展览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公安机关、剿匪部队的成绩;也看到了反革命分子的罪证及其被捕、审讯、伏法时的照片或连环画。这既显示了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教育了群众;同时又警告了匪徒特务——不向人民低头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卖柴的农民看过展览会说:“我耽误点工夫不要紧,看看这些东西才有好处呢——想不到特务崽子是这样阴险毒辣。”一个老太婆看了缴获反革命分子的钢笔枪、手杖枪后说:“特务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杀人,真该死!”一个和尚指着纵火特务张景星等尸体骂道:“该杀,连我们出家人都说杀得好。人民政府杀了他,真有功德!”
湖南军区文工团 何征清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美蒋特务罪证展览会教育了我编辑同志:
我看了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的美蒋特务罪证展览品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当我看到那些罪大恶极的美蒋特务破坏国家建设、杀害革命干部以及善良的老百姓罪证时,恨得我咬牙切齿。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民一直是生活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我们在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骗下,却分不清敌我。我越想越为自己过去的思想落后而害怕,同时也为自己今天能生活在毛主席时代而感到幸福。我深深体验到:只有在毛主席正确而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能认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卑鄙无耻的阴谋和罪行。
通过这次展览会,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公安工作的同志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品质。由于他们机警地把企图破坏国家建设、杀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一一逮捕起来,才保卫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我们现在能够安心地工作和生活,不能不感谢日夜保护着我们安全的公安工作同志。
美蒋特务罪证展览会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去看。
李士心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文艺工作者
应表现镇压反革命的主题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人民文艺第九十四期,载有刘恩启同志的一篇文章——《一个急待表现的主题——镇压反革命》。我认为这篇文章所提的问题极其重要。各地文艺工作者,应该予以注意,并应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设法表现这个主题。
在我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之前,我接近过许多青年学生和一些农村中爱好文艺的工农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们政府根据共同纲领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已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镇压,这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要的措施。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将这个大事件写成小说、诗歌、戏剧……来满足我们的要求。”为什么这类的文艺作品还不多见呢?固然长篇的著作需要相当时日,但是让我们翻阅一下各种文艺杂志,就是表现这个主题的短小精悍的作品还是太少,这就表现文艺工作落后于现实。
我是个初学写作者,我要努力实现党报对我们的要求,用我的笔来表现这个主题——镇压反革命;同时,我希望一切文艺工作者也能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隋问樵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私藏枪支应向政府缴出编辑先生:
我是北京市的一个商人。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北京时,我经朋友介绍,让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人把一支枪和九十多粒子弹存在我家。当时他说两三天后就来拿;可是至今还没有来取。人民政府虽然曾经再三号召藏匿枪支者把枪交出来;可是我胆小,怕交了枪反引起政府怀疑,因此一直没有交。但是枪老存在家里,总是心上一块病。我想把枪扔掉,但又感到不好;因为这不但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还可能被反革命分子拿去作残害人民的工具。
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不知怎样才好,请编辑先生代我出个主意。
北京市一市民
一市民:
人民政府对人民是相信和爱护的。每个人民也应该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藏匿枪支、子弹是违法的;此事形成你“心里一块病”也是必然的。只要你自动向政府交出了藏匿的枪支、子弹,不仅可以去掉心病,而且还会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欢迎,绝不会受政府的怀疑和处罚。
编者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汝南县人民政府
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编辑同志:
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汝南县总工会叶茂盛同志对“河南汝南县镇压反革命时忽视宣传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我县在三月十七日下午处决了二十二名反革命罪犯。事先我们曾召集各派出所干部开会,布置了揭发反革命罪犯的宣传工作,并派出公安局、司法科及人民检察署等机关的一部分干部结合派出所干部分别召集各街群众大会,广泛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因此,参加群众大会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大家说:“谢谢毛主席,这回可替我们人民报仇出气了。”但是,由于我们所贴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布告写得太简单,如蔡匪思绪等六犯只简单地写了一张,还有少数群众对反革命罪犯的罪行认识不足,表现了漠不关心。
当天下午,经我们检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偏向。因此,在本县三月二十日处决第二批反革命罪犯时,就大力加强宣传工作。县人民政府事先召集各派出所、城关镇人民政府、工会、青年团、民主妇女联合会、文化馆等机关开会布置工作,利用广播筒、黑板报及各种会议展开宣传。在处决反革命罪犯时又派县人民政府主要干部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宣传了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揭发了反革命罪犯的罪恶。因此,群众情绪更为激昂。他们为了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庆祝人民的胜利,就自动修建了街道,使市容焕然一新。
本县镇压反革命时忽视宣传工作的偏向,虽然已经纠正;但叶茂盛同志的意见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他提出的在判决书上详细写明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并将判决书多多张贴或印成宣传品广泛地散发给群众的建议很好;我们愿意接受,以使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政府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