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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代表
控诉帝国主义利用“慈善事业”残害中国人民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的代表于上月二十八日对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慈善事业”做掩护，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进行了控诉。
代表刘翠英首先控诉了武昌花园山天主堂若瑟善功会修道院育婴堂虐杀婴儿的罪行。该院经费是由美籍副主教徐赉德负责支给的。刘翠英在解放后因一时生活困难被迫到该院作“修道”。据她所知，每天都有两三个或三五个婴儿送到这个育婴堂来。但是过十几天这些婴儿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婴儿的臀部和腋窝因为经常不洗而溃烂。有的两只脚在床板上蹭跶，磨成窟窿。婴儿生了病，只任凭一个学过三个月护士的中国修道胡乱处理，生了传染病也不隔离。就这样，收进来了的婴儿十之八九不出一个月就死了。许多婴孩死了也没有人管，有的被老鼠咬去一大块肉。这些死去的婴孩都埋葬在一座人迹罕到的有一亩见方的荒山上。在这座荒山上，随处可以看到东一块、西一块的小人头骨。刘翠英说：“据我两年来的估计，死去的婴孩大约有二千左右。这个育婴堂开办了已有二十三年，该有多少婴孩被扼杀啊？”她愤怒地高呼：“我控诉美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这就是他们披着‘慈善’的外衣，残害中国后一代的血腥罪行！”
代表常铮控诉大常育幼院院长美国教士司提芬。这个育幼院原设在山西大常镇，一九四八年山西快解放的时候，由善后救济总署给搬到北京，本年三月由北京救济分会接收。司提芬把所有收容的孩子都改姓司，把他们整天关在院里念圣经，唱圣诗作祷告，不让他们和邻居的儿童接触。她说：“外面是野孩子，是外邦人。”弄得孩子们除了几句经文外，什么都不懂。司提芬对待孩子非常残忍。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叫首玉，害了痢疾，院里不给他买药，说是上帝会治好一切疾病的，用不着吃药。首玉就因拉痢疾死去了。有个孩子叫提摩太，因为不去做礼拜，被她们把鼻子和嘴打得直冒血还不停地打。这种打骂和虐待的情形是经常的。司提芬一九四一年回国时把职务交给中国牧师王镇。王是个十足的美帝国主义走狗，他除了强迫儿童作苦工外还贯输他们反动思想。解放后，他竭力阻挠院里进步的少年加入青年团。他训斥儿童们说：“你们吃美国的饭还要反对美国？”常铮接着讲她考进了军事干部学校，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找到了温暖，她说：“我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母爱，我在大常育幼院是在挨打受骂的日子里长大的，现在我找到了我亲爱的母亲——中国共产党。”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很多代表同她一起流泪。
曾在迦南孤儿院生活十年的陶恩光代表控诉迦南孤儿院院长美国人瑞乐美的罪行。瑞乐美对孩子非常凶暴，打、骂、罚苦工不算，还“罚饭”，有一次一百多个孩子同时被罚不许吃饭。有两个女孩子竟被罚接连三四顿不许吃饭。她的丈夫聂受光（中国人）曾把两个较大的女孩子强奸了，紧接着就把她们嫁给人。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在大会进行控诉时有该院二十几个孩子来听，其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马慈爱因为营养缺乏和过度劳役的虐待，长得竟和另一个四岁孩子一般高。
天主教徒代表崔天培曾在南京慈爱育幼院做过两年职员，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分子虐待和残害中国儿童的情形。他说：孩子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常闹病。孩子们有时哭，修女们便把他们关到禁闭室里。孩子们有病也不给医治，大批地死亡。死了的孩子只用两张报纸把尸体一卷，叫人提出埋掉了事。外国修女还讲：“死了的孩子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都升天堂去了！”崔天培控诉说：“我是天主教徒，眼看着自己照顾的孩子在外国修女的残酷作践下，死在自己身边，还能再沉默不言吗？但外国人不准我讲，不准我透露院内的情形，最后把我开除了。”
上海盲童学校学生盛全森控诉该校校长英国人傅步兰。傅自幼生长美国，在美国受教育。他假借办救济事业的名义，大赚其钱。傅做三十七年校长，先后买了七部小汽车。吃、住都很华贵。在校中筑有私人花园，经常在园中宴客。傅养了一条洋狗。盲童无意地踹了狗一下，傅便要学生用英文向狗道歉说：对不起。并向狗鞠躬。学生们生病，他从不关心，可是他的狗生病，他却每天给它打针。学生们对他的压制稍微表示出不满，便会遭到开除的处分。盛全森最后说：上海盲童学校虽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但前后仅仅收纳了三百多个学生，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半路死去了，死去的学生中三分之二是患肺病的。又由于所受的教育不能和实际生活结合，离校后有百分之二十作了骗人的算命先生，其他在教育界和别的方面服务的只占百分之五。这就是帝国主义夸耀的“善行”的成绩。
北京甘雨胡同养老院的七十二岁的朱宋氏也参加了控诉。她诉说管院的美国人不给院里按电灯。有的老人摸着黑下炕，一下子跌下来，头都跌破了。管院的美国人却把院里的经费投到上海一家电灯公司去，自己发财。院里养老的有病，不给看，听凭死去。活着的一天两顿白饭，不管吃饱吃不饱。朱宋氏说：“政府接办了这所养老院，现在电灯也按上了，每天吃三顿饭，老人们都高兴地在感谢毛主席。”
大会控诉到蔺武才发言时，全场情绪激愤达到顶点。蔺武才一字一泪地诉说她的遭遇。她今年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十二岁时因为家里养不起被送进北京的仁慈堂，在仁慈堂里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很多，她们在“姑奶奶”们（修女）的虐待下损失了健康。每天规定的活很多，挑花、刺绣、缝袜口，每天得起早搭黑地赶，有的手头稍慢一点，一天便做不完，第二天便要受毒打。因此，有些孩子不得不在黑夜里到厕所里的灯光下赶活。孩子们有冤无处诉，背地里编成一只歌，歌词中有“狠心的爹，要命的娘，把我送进仁慈堂”。她就这样半饥半饱，劳劳碌碌地在仁慈堂度过了六年。她十八岁那年，北京解放了。这些“姑奶奶”们骗她们说：“共产党来了，大的姑娘都要拉出去分配。”这样，仁慈堂的十五岁以上的女孩子有百分之三十被强迫嫁出去了。嫁给谁，她们自己是没有一点权利过问的，因为到了仁慈堂，生死嫁娶就都由仁慈堂作主。蔺武才的父母要领她回去，但是仁慈堂的修女们说，领回可以，必须偿付六、七年的生活费。她的父母当然是出不起。以后她就由院方作主给嫁出去了。在结婚的那天晚上，她才知道把她嫁给了一个傻子。左邻右舍来看新娘子的都说“怪可惜了的”。等她结婚后回到仁慈堂时，修女们对她说：“因为你有罪，天主才不降福给你。”她和傻子结婚后，最初是“认命”，但是她究竟抑制不了自己的痛苦，她变得精神有些失常了，后来，她被婆家送回老家—通县。在通县她接触一些工作干部，这样她才逐渐明白起来。去年一月她向法院提出离婚，经过法院判准，她才算得到解放。北京市民主妇联曾给她不少的鼓励，并把她介绍到工厂去做工，她像到了另外一个天地。除了做工外，每天还去学习。她说：“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骗我，说是天主有意叫我受苦，因为我有罪。难道天主也有意叫我嫁给一个傻子？”
继续控诉的有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会中国分会的工作人员朱清和、上海伯特利孤儿院工作人员胡大越，沪江大学教授励天予、上海伯特利孤儿院王经芳、北京大学护士学校学生陈家瑞。他们都以亲身经历控诉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事实。陈家瑞并把自己身上被外国修女毒打的伤痕指给大家看，说明帝国主义分子对孤儿的毒辣。
最后，解放军儿童保育院院长丑子冈代表讲话，她以生动的实例说明在新社会中儿童幸福生活的情形。她号召一切救济福利工作者，以实际行动来解救那些还在帝国主义摧残下的受难的儿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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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全体代表联合宣言
我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委员会召集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的全体代表，在会上倾听了并讨论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委员会谢觉哉主任、伍云甫秘书长的报告以后，一致表示对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的决定及处理办法衷心拥护。
百余年来，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侵略中国，其中最毒辣、最阴险的一种是借救济的名义来进行的侵略。帝国主义者经过政治压迫、经济榨取、文化欺骗，抽干了中国人民的血液以后，又拿出一点点钱来进行“救济”，收买人心。而且，他们在中国所办的救济事业，实质上是一种罪行。最近，广州、南京、北京和其他地方人民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举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仁慈堂，由于管理毫不负责，由于营养极端不良，由于有病不治或乱治，使我国成千成万的无辜婴孩悲惨地死去了，其中广州圣婴育婴院的婴儿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他各地最低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极少数幸而不死的孩子，也在帝国主义分子的奴化教育下，养成反苏反共，亲美崇美，敌视父母，不知祖国的思想；他们还得挨打，挨骂，挨饿，挨冻，作着体力不能胜任的苦工。这些铁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要在中国举办“救济”、“慈善”事业的真正目的。当然，美国救济津贴的来源有一部分也出于许许多多虔诚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们节衣缩食，把劳动所得，捐献给中国的天主教会、基督教会，想在中国做些好事。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捐款大部分被一些“天使其貌，豺狼其心”的帝国主义爪牙——修女、姆姆中饱自肥。这些修女、姆姆之类的家伙，在中国吃得满面红光，穿得细软耀目，住在华丽的房子里，她们日常的“功德”就是有意无意地害死无数不能诉苦的中国婴儿，就是对中国儿童灌输极端反动的思想，养成很多美国洋奴。
从事救济福利的中国工作人员大多数原想做些善举，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曾经存在了错误观点，糊涂思想。如：对祖国人民的力量认识不足，或多或少有依赖“外援”的念头；并且，还认为从事救济福利事业是“超政治”的工作，有的对于人民政府还有些顾虑。现在，由于我们参加了集体的，个人的政治学习，由于我们眼见人民政府一年多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伟大成就，我们认识了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在会议进行期间，我们听到了各位首长富有教育意义的报告，听到了许多亲受帝国主义分子迫害的弟兄姊妹声泪俱下的控诉；使我们的政治认识提高一步。我们知道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也知道了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正在真诚支持我们的救济事业，帮助我们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影响，保证我们的救济福利事业能够继续办下去，而且一定能够办得比以前好。
此外，中国战争创伤尚未痊愈，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中国和平建设刚刚开始，美帝国主义又想扩大侵略，破坏我们的建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谁能容忍？我们从事和平建设的救济福利工作者，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破坏世界和平的狂暴行为。因此，我们谨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表示我们的决心：
一、拥护人民政府，拥护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拥护政务院“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在此次会议及提出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社团及救济机关实施办法”，坚决拒绝美国津贴，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依靠人民自己，来办好人民救济福利事业。
二、团结全国救济福利界，努力学习，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政治与业务水平，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三、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及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所有的决议与宣言，支援中朝人民部队，救助朝鲜难民，决心为保卫祖国安全与保卫世界和平而加倍努力。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全体代表一百一十八人。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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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上海等十三个市举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最近全国已有北京等十三个市举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北京、广州、上海、重庆、哈尔滨、张家口等六个市的各区都已开过。北京市郊第十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代行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广州市各区已普遍举行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天津、沈阳、武汉、西安、南京、济南、成都等市的各区，也相继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各地举行会议的经验证明，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区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非常需要的。
首先，城市各界人民有这种要求。人民把许多关系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提交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解决。北京市九个城区的第一次会议共收到提案二万一千四百一十件。上海全市三十个区的第一次会议共收到提案二万九千三百二十九件。其他城市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收到的提案也都很多。提案内容以居民福利问题和改进干部作风问题为多。这些问题往往不可能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逐一解决。同时，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举行，使人民得到更多参政机会，更加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北京市仅九个城区的代表即有一千四百三十四人（约当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五百一十九人的三倍）。上海全市三十个区的代表共六千零二十一人（约当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六百余人的十倍）。较大工厂、企业、学校、街道、里弄，差不多都选出代表，使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人民的意见与要求通过自己的代表，反映给市、区人民政府，使政府得以团结全体人民一致努力去推动工作。
其次，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更加密切了市、区人民政府与市民群众的联系，从而能更广泛深入地动员人民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拟定一九五一年市政建设计划时，由于事先在第二次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征集市民群众的意见，使市、区人民政府更加了解了人民的要求，并使市政建设更符合了人民的需要。通过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大市民群众也更了解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北京市有的区代表说：以前我光知道人民政府是给人民办事的，但不知道办了这么多的事。武汉市武昌区有的代表在会后说：我才知道政府一年多做了这样多的工作，一个干部当几个人用，人民政府真是忠心给人民办事的。
已举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城市，各项工作较前好推动了。以前，市交给区办的工作，因为区干部少，较难贯彻下去，但是在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经过代表讨论并作出决议，会后代表带动群众执行，各项工作就能顺利地展开。天津市第二、四、十等区第一次会议以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加强冬防工作为中心议题，不仅作出了决议，订立了公约，第二区居民群众在会后两天就举行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北京市第三区第一次会议决议要办二百零六件提案，后来竟完成了二百零四件。第一、七两区在会后由代表组织房屋修缮委员会，协助政府动员人民修理了五千六百二十二间房屋，占该两区应修房屋的百分之八十五。这样，各种工作由人民自己来办理，比少数干部的力量大过几倍。因此，天津市有些干部说：我们对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只有一条经验，就是开得太迟了。
根据以上城市举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开好会议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会前须要成立筹备委员会，并举行各种座谈会，组织各界人民共同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样，区人民政府才能根据人民的真实意见准备要讨论的问题，拟定工作计划。
二、代表选举。各城市都注意到代表的广泛性，但是产生代表的方法却不完全一样。在北京、天津、重庆等市，除机关、部队、团体等代表自行选举或推选外，区域代表是每数十户选举一名居民代表，再由十数个居民代表用协商方法产生一个区代表。
三、搜集整理提案。各城市的区民提案都很多，并且范围很广，内容复杂、具体。搜集和整理提案，是一个极繁重的工作，也是决定开好会议的重要的一环。各城市一般是结合宣传、选举，通过代表和居民中的积极分子向群众搜集提案。北京市第四区组织各种力量整理提案的经验很好。该区将提案按性质分为七类，邀请代表七十五人协同筹委会共同整理，并请市、区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参加。这样就能较好地根据政策和具体情况决定提案处理办法。不能办的提案，由参加整理提案的代表向群众解释，使群众明了政府的困难，反映很好。
四、会议开法。会议内容除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提出的重大工作问题之外，一般都按照具体情况有重点地解决若干居民福利问题。北京市各区第二次会议前，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对全市区代表作了关于会议内容和精神的报告，使大家认识一致，思想明确，会议开得都比较好。多开小会，少开大会，节省时间又适合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解决具体琐碎问题多的情况。小组划分以职业和地区相结合的方法为好。讨论区域性问题时，按地区分组；讨论各种不同职业问题或酝酿选举时，按职业划分。会议方式一般做到简单朴素，个别区搬用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代表感觉说话不便。
五、会后传达。人民对自己提出的那怕是很小的问题，不论办了办不了，都要求有个下落。北京的经验是具体问题必须具体答复。武昌的经验是问题从那里来就回到那里去。北京市第四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订出传达计划和传达纲领，有的代表把会议经过、提案处理结果、传达要点等，全记在本子上。这样传达得就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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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设情况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谢觉哉部长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报告）
一、截至现在止，全国二十八个省和八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已开过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吉林、松江、黑龙江、辽东、辽西、热河、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山东、浙江、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云南等二十三个省，绥远省现正在开；已开过行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川南、川西、川北等七区。上述省、区均成立了协商委员会，内十八个省选出了省人民政府。全国十三个中央和大行政区辖市、七十七个省和行政区辖市及三万以上人口的城镇，均已开过市（或镇）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内三十个市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二○六八个县，已有一九六一个县开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占总县数百分之九十四点八（一九五○年七月全国民政会议时只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另有五十八个旗，内四十六个旗开过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三。已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有九十个，旗有五个。有二十三个县已开过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工矿区、直属区、设治局等全国计有三十三个，有十个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央及大行政区辖市的区六十一个，内四十七个召开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村区、乡（行政村），老区一般都开过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有的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新区大都开过农民代表会议，有的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都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民族联谊会，有的成立了区域自治政府。
各级召开会议，虽还没有建立经常制度，但开的次数却不少。据不完全的统计，一年多以来全国已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县：开三次会议以上的约占百分之六十；老区（华北、东北）的县一般开了四次以上，新区如西南，开一次的居多。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多的开了六次，少的开了三次，一般是四次。省、专区辖市开四次以上的居多。
二、“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已取得政权了，现在是人民如何行使政权的问题。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凡人民解放军已解放的地区，从速创造条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促进政府与人民的了解与团结，得到了辉煌成绩，而“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更非常适合各地情况与人民的要求。事实上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们正确的决议或批评亦无不为人民政府所接受。每次会议结束，一般都做了检讨，指出会议的优点与缺点：因为没有经验，缺点在所难免；也正因没有经验，就能不断地创新的办法与方式。缺点经过指出，很少重犯；优点则在迅速发扬。因此，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总是开得好的多，下次会议总比上次开的好。干部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对行使政权的认识，经过实际的行动而迅速提高。新民主主义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组成“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敌人实行专政，已不是纸上写、口头说，而是已进入了人民的实际行动里面。
三、在人民行使政权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中，有许多各级人民政府所应注意而值得提出的事：
第一、人民要政权，为的是有权力来办自己的和国家的事，首先是用自己的权力来解除反动统治时期加于他们身上的压迫和贫困。因此，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剿匪、反霸、废除保甲、减租、减息、退押、土地改革、生产、救灾、抗美援朝等工作，极为人民所欢迎，上级政府有意识地把各种工作提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其成效尤为显著，比如：有的省发了《结合土地改革加强民主建政工作》的指示，在县及乡人民代表会议上揭发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罪恶，组织农民诉苦，提高其阶级觉悟，同时又学习了土地政策，制定实施土地改革的方案，选出土地改革委员会，他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就做得彻底，很少发生左或右的偏差。又如，有的城市区，以抗美援朝为区人民代表会议中心议题，马上即变为各界人民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又有的地方经过代表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揭发坏人恶迹，清洗混入的坏分子，尤其在代表会议的过程中请代表们参加人民法庭公审匪首，都能使民气大伸，感到政权握在自己手里的可贵，至于讨论生产问题，讨论救济问题，讨论办学校问题，一切与人民有切身利害的事，不仅表现人民对自己已获得的权力的爱护，而且表现人民力量的伟大与智慧的多样，有些干部说：“老百姓的办法真多！”有的则说：“没料到他们竟这样大胆！”
第二、人民对于建政，不只是满足于召开代表会议，还需要人民有各种组织，来做建政的基础。有的乡或市镇，先从组织与整顿人民团体入手，在召开代表会议以前，已做了不少对敌人斗争及于人民有利的工作，因而其代表会议开的很自然而且好。
第三、乡及城市区的人民政府，他们干部很少，做的工作很多，“乡干部难当”，似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人民的办法多的很！许多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的乡或城市的区，决定了办法，同时又决定了怎样做，做就要有组织，于是城市区以下，除各职业团体外，创出了居民小组、居民委员会、福利委员会等，乡村则有居民小组、片儿会、经常的或临时的各种工作委员会等，吸引居民中各种积极分子参加。这个办法，越到下级，表现越明显。东北的村干部说：开代表会议，把工作说清，经过代表推动居民，大家起劲干，一下就成功了。所以生产及支援战争时，会开的特多。
第四、政府在代表会议上，把重要工作优点缺点忠实地报告，不仅能加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并且对政府工作人员是一种很好的督促。代表们言所欲言地对政府批评或建议，政府能开诚接受或予以说明，不止能纠正某些干部的偏差，且能使人民与干部更加团结。
自然，要启发代表们充分发言，是不容易的，长期受压迫的人民，忽然起来作主人，开始总有点顾忌。泰州摊贩代表李保荣说：“我接连参加了四次会议，第一次是‘听会’，第二次是‘说好话’，第三次是‘开展批评’，第四次才是‘大胆说话，畅所欲言’。”这里告示我们：妨碍人家说话是不对，而以为会上有人说话就满足，也是不对。
第五、代表成份的广泛性与严肃性，越来越加强了。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各公营工矿企业的代表，专科以上学校的代表，已做到以生产或学校为单位，由选民大会直接选举；农民代表、工商界、青年、妇女代表和区域代表等，已普遍做到由代表会议选举。以上两类代表，已达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又哈尔滨市，市代表三六九名内，没有无职业的，该市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一千二百一十名，其中无职业者也仅二十九名。这里可见代表们所代表的，真是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与从事于国家社会有益工作的人民。
第六、开会、提案、讨论、选举、表决，各地都在形成一套有益的简便的方法，旧民主的形式主义吃不开了。
第七、少数民族的建政，正以适合他们的要求而发展。他们对区域的民族自治甚感兴奋，对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兴。在他们面前的新的现象：如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在改善（如青海草地民族互相仇恨、西康夷民打冤家的已和了不少）；对汉族关系也在改善（说现在的汉人干部不是可怕而是可爱）；他们的自信心也在增长（某苗人代表说：以前以为我们落后，不能管事，现在在毛主席领导下，知道我们也行）。同时，他们的生活，也随着他们的已有了权力，而正在改善。
一年来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收获不能尽述，上面仅举其一斑。一般说来，省及大城市的人民代表会议，已一次一次的更熟练，人民与政府的团结更密切。最近北京市及其他各地的乡及城市的人民代表会议均创造了不少新的经验及方法。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则已成为传达政策总结经验领导全县工作的枢机。
四、去年全国民政会议上曾经指出过与批评过的一些封建政工作不正确的观点，如：把人民代表会议和其他工作并列着看待，认为要有工夫才召开；把召开会议当作上级交下的任务，上级催就开，不催就搁下；怕开人民代表会议，民主多了，事难办；政府人员不重视会议，不到会，或到会的态度不严肃；把代表会议当作干部会，政府布置工作，代表们接受任务；不民主，压制发言；不高兴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没有很好的做会议准备；不尊重决议，下次会议提不出上次决议执行情况；代表成份不广泛或混入有不合资格的人等。这些都在事实面前得到了教训。正在纠正，也不容许不纠正。伟大的人民，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掌握自己的命运，大踏步地向前进。
五、但是，建政工作存在的缺点还多，比如：上面说的良好的现象，虽在发展，但并不普遍，各地区有很大的不平衡状态；各地对人民代表会议是组织国家的基本工作，应成为经常制度的认识，还很不够；会议上发扬民主不够或不善于运用民主；个别地区还未重视建政工作，对各级干部没有进行切要的民主专政的建政教育；不顾客观实际条件，急于进行普选；尤其重要的是对各地人民代表会议许多新的创造——方法、经验和成绩，缺乏及时的整理、推广；至于有意识的去发现与创造新的方法及经验，重视的还少。
为着配合全国准备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政工作必须更进一步的加强，纠正不好的，发扬好的。刘副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不能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不能有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五种经济成份相结合的经济。这也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前，就存在着并发展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只有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才能加以组织并使之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经济事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人民广泛地与密切地组织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工业化”。
因此，我们要在今年内做到：必须按期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使之形成经常制度；尽速创造条件，使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市、县人民政府；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均应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调整区乡行政区划。建立与健全区以下的基层组织；各省区继续做典型试验，收集与创造新的建政的方法与经验；加强省、市协商委员会和县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推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最后，为使建政工作顺利进行，必须大批的训练干部，我很同意陶希晋秘书长训练政法干部的提议，中央要训练，各大行政区、省也要训练，训练的对象为现有的民政干部、土地改革中涌现的工农积极分子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要求逐步做到每县（市）的行政干部有些受过大行政区、省的训练，并且至少有一人来中央受过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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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长海抢救弹药车
英韬作
（十）接着，关长海又跑到机车前，对司机说：“咱们再去抢一○一号机车！”这台机车距离爆炸车厢不到十米远，眼看就要被爆炸的子弹、炮弹打坏了。
（十一）距爆炸车厢不到十米，这确是很危险的事。关长海脱下大衣，鼓励司机说：“同志，把我的皮大衣给你，包上头，跟我来！”
（十二）关长海跳上一○一号机车。这种英勇的行动，感动了秦德善。他对刘凤岐说：“看人家老关！他不怕，咱们怕什么？！”他俩也就冒着烟火，跳上机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