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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把文艺力量动员起来参加镇压反革命宣传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
华北地区，最近各种文艺刊物、报纸副刊等，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宣传中，已有一部分文艺作品，以生动的事实，用连环画、鼓词、短剧、快板、诗歌、小说等通俗的文艺形式，揭露了反革命的罪恶，反映了人民的正义呼声。如连环画《谁害了你》（《内蒙文艺》），比较生动地描绘了反动地主如何与特务、道首相勾结，残害人民；独幕剧《难逃法网》（《天津日报》），写出只有把反革命镇压下去，才能很好地进行生产；剧本《不能入库》（《平原文艺》），教育村干部要经常提高警惕性，保卫胜利果实；速写《无边的仇恨》（《山西文艺》），报道了群众对反革命的义愤；诗歌《人民在控诉》（《新民报》），突破了个人控诉伸冤的圈子，用历史事实教育人民认识反革命对革命事业与国家建设的严重危害。
同时，我们也看到，除了一两份报纸连续不断地刊载了这类作品之外，其余各地报刊都是零碎地、寥寥无几地出现了几篇东西来招架应付，作品数量少，质量低，活动规模不大，还未足够地重视这个当前严重的政治斗争任务。作品的一般情况，只是单纯地表现了反革命匪徒如何凶暴残忍，人民是如何含冤受辱，很少写出人民的反抗。对反革命的控诉，也只停留在个人的伸冤报仇上，没有更深刻地告诉人民：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是与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的。有的作品只单纯地表现一个或几个反革命匪徒的罪行，而不能与反革命匪徒的根子——美蒋反动集团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写一贯道的作品上，只单纯地表现它欺骗勒索，蒙昧群众的一方面，很少从政治上揭发其反革命的反动本质。
镇压反革命，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剧烈阶级斗争，若干地区的党委和党的宣传部还未注意组织与领导所有的文艺力量，投入这一运动。也还有些文艺工作者并未认识这是一个严重的急待表现的革命主题，采用各种形式努力创作。而是在这千百万人民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面前，表现熟视无睹，在那里被迫地“应景”，在那里袖手旁观。应该指出，这是严重的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错误，应该加以纠正。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多多创作出、演唱出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新作品来。人民群众在巩固自己的胜利，在和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创造与提供给艺术家们以丰富的生动的材料，如三轮车夫、老太太、小学生都积极地英勇地告发和逮捕特务。妻子、儿女公开地检举自己的特务丈夫和父亲。他们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保卫人民的生活和祖国安全。类似这样的模范事迹很多，但在文艺创作上却表现得很少。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宣传中，展览、广播、控诉都做得很不少，但我们还未充分地利用起文艺这个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还未充分地利用文艺形式，正确地全面地宣传人民政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与提高人民的革命热情。
因此，我们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党的宣传部，认真地把文艺力量组织起来，积极参加这个斗争，组织创作，动员一切文艺工作者，城乡新旧艺人，专业与业余的文艺团体，利用多种多样的形式，特别是更易于和群众见面的戏剧、电影、幻灯、洋片、连环画、墙画、鼓词、歌曲、街头诗等等，广泛地大规模地活动起来。各地文联、文工团、文艺工作者们，应努力地严肃地参加这个现实的政治斗争，把我们的文艺力量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的运动中，充分地发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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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从对《武训传》的错误认识中得到的教训
王士谷
一个担任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是应当十分注意与周围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维护真理。但是当我看了宣传反动思想的《武训传》电影以后，却认为：这部片子基本上是好的，缺点只是导演把武训处理成一个小丑，但问题不大。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武训传》电影的社论后，才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武训传》电影是根本错误的。
那末我为什么没有看出这个原则性的错误，而且同意对《武训传》电影的表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虽然我过去也学过一点点历史唯物论，但只是一些教条，不能与实际结合。同时自己觉得在工作中并未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因而产生了自满情绪，不能虚心研究问题。从这次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中，使我认识了：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宣传工作者，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是会在实际工作中迷失方向、犯错误的。现在我除了要参加关于《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在这一思想斗争中学习外，下决心今后要好好学习政治理论，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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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从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学习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陈逸愚
平时，我常滔滔不绝地向同志们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如何“站稳阶级立场”。但是，在我看了《武训传》电影以后，却被武训的那种摇尾乞怜、见人下跪的“无人能比的自我牺牲精神”迷惑了，歌颂武训是一个“英雄”。同时我还错误地认为：武训拒绝封建统治者“恩赐”的黄马褂，是与当时的统治阶级作斗争的具体表现；武训口口声声说“别忘了咱穷孩子”，是站稳了“阶级立场”。而没有了解到在封建社会里主要的阶级矛盾是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农民革命。因此我们应该歌颂的是与封建统治者作不妥协斗争的农民革命英雄；而不是歌颂卑躬屈膝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武训一类的奴才。
为了纠正我上述的错误认识，现在我正和机关内的同志们进行《武训传》电影的讨论，严肃地批判自己对电影《武训传》与武训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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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
李士钊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李士钊先生是《武训画传》的作者。我们认为发表这样的检讨的文章，对于继续展开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是有帮助的，因此把它发表在这里。希望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尽量写来。
过去我对于武训这个人的认识，一直是陷在严重的传统的错误中。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天津进步日报，披露了晴簃先生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以至文艺报三十七、八两期先后刊载了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同志的《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两篇重要的论文以后，对于武训这个人，在我的思想上还没有受到任何波动。我小学生时代就接触了他的故事，中学生时代读了梁启超先生的《武训传》，蔡元培先生的《武训先生提醒了我们》，刘半农先生的《武七先生的人格》，舒新城先生的《武训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孙伏园先生的《竖鼎》等文章，以及历年别人写的很多关于他的传记，年表，称颂的文字。由于那时候我正是一个师范学生，对于这个与教育事业有重要关连的人物，自然特别感觉有研究的兴趣。抗日战争前后，我又读了段承泽、孙之俊先生合作的《武训先生画传》，和张默生先生的《武训传》，以及陶行知先生的《武训先生的三有四无》，和陶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所发表的《解放武训先生》等几篇文章，使我慢慢地由浅入深地对武训这个人物进入更错误的理解阶段，进一步更坚决地站在拥护与表扬他的立场，去尽力地歌颂了这个“不足为训”和“不应歌颂”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物。甚至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去搜集发掘和他有关的历史资料，截至一九四八年底已收存了一百三十三篇共计二十多万字。一九五○年我又综合了各种材料，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即《武训画传》）。非但对史料的批判不够深入，而且犯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直到五月二十日读了北京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才把我从一贯的沉在传统错误的深渊里打救出来，开始清算了我过去对武训这个人物的落后认识，打垮了我思想上存在的糊涂观点。等我再重读三月十五日以来，北京天津各报刊所发表过的各种驳斥电影《武训传》和对武训本人的批判的文章，我对于过去的错误看法，才得到初步的澄清和提高。
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日报书报评论第十一期发表了王一波先生的《对“武训画传”提意见》，他指出武训经常采用“跪请”“跪求”等方式的问题。我因为个人的历史知识有限，历史观点不够科学，为了考虑回答的意见，去请教一位史学家，关于武训在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评价问题。他给我很多启发，但并未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他希望我直接写信向几位教育界史学界的革命先进去请教，请他们对武训提出较深刻的意见作为初步的总结。我为了想把电影《武训传》上演以来，上海北京天津各地报刊所发表过的文章，编成一个索引作为参考，又因一时材料不齐，那几封信一直都未能写成。等到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北京人民日报再度转载了杨耳和贾霁两同志的论文，我还以为这不过是文艺批评家否定电影的意见，觉得他们未能充分掌握历史材料，只能作为文艺批评，如果用来否定一个五六十年来为人们所“肯定”“歌颂”的历史人物，则是不够有力的。我曾想综合江华先生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和人物杂志上书亭先生的《将武训传的争论明确起来》，建议“教育界史学界文艺界广泛的讨论武训传”的问题，觉得这样才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提高大家的认识。但是自从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并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问题更明确的提出来，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也使我个人过去对武训这个人物的盲目崇拜，在思想上开始发生了动摇。
我检讨过去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我们为了进行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斗争，曾采用了“武训”的名字作为表面上的借托。就把这一历史上不足道的武训的陈迹，和民主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会使人们迷惑或错认他是一个“阶级斗士”，更因为他出身劳动人民和他三十年如一日的“吃苦耐劳”的作风，使人误认他“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再加上在那些年代，有不少的先进爱国的民主人士，也未加深刻分析地把“武训”与民主政治运动连在一起，写过很多赞扬他的文章，无形中增高了他的政治性和政治地位，形成今天文化教育界和人民群众中对他的错误认识。
我回忆陶行知先生在一九四三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他为了鼓励大家坚决地在反动统治下，为坚持民主教育运动的斗争，而提出“新武训运动”口号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譬如陶行知先生在重庆举办“纪念武训”的大会，形式上虽说是“纪念武训”，而实质上却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政治性很强烈的斗争。会的内容全是说的“人民向反动政权要民主”的问题。他请了很多位先进的爱国民主人士去讲演，话题都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民争民主的问题，绝少谈到武训的本身。因为那时候不借托“纪念武训”，无法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集会。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随时都遭到反动派的禁止或视为非法。很明确的，他们禁止的是革命的政治活动，而不是禁止“纪念武训”，相反的他们也像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一样的给武训以旌表，以麻痹人民的斗争思想。再如陶先生逝世后，我们曾在上海办过以“武训”为名的学校，也是以他为借托实际是进行民主教育，在这样的掩护下，埋藏了不少革命学生和民主教师，一齐来进行革命的宣教工作，也遭到反动派的查封，这和“武训”本身更毫无关系，他们所敌视的是这人民民主政治活动。相反地官办的“纪念武训”的集会，和与民主运动不相干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团体，都得到了他们的扶植与支持！好像以“武训”为名的事业与活动，也分成两个壁垒，由于民主阵线的声势占绝对的优势，影响的广阔，就引起人们对武训的错误认识。其实武训根本是一个没有政治活动的人，他与太平天国运动在事实上毫无牵连，从来的文章和传说中也没见过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有过什么关系。还有像电影上的武训卖打一说，更是编剧者所虚构的，而且他绝不是见了人就下跪磕头。我以为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时候，曾把自己的精神灌注上去，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也正因此而更抬高了武训的“政治声望”。电影《武训传》上那些虚构的不合情理的故事，确是污蔑了中国的农民革命，污蔑了中国民族和中国历史，这些在陶先生生前是绝没有想到的。我肯定凡是因为受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薰陶而崇拜过武训的人，都有其积极性，因为陶先生提倡“教育为人民”和“文化为公”。看过电影上的武训的人，一定造成他的混乱思想。这个责任在电影，而不能归之于陶先生。
我检讨个人二十年来对于武训一贯的错误认识，除了受前述诸先生文字的影响外，主要是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与狭隘的爱国思想的错误。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以为武训是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关的人物，曾把他奉为自己学习的“楷模”，读教育史的时候，知道欧洲教育史上出现过一位有名的丕士托罗齐，中国历史上有了武训的出现，自然愿意奉他为中国的丕士托罗齐，以显示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光荣”。其次因为武训是山东人，在我们这块平原上，出现了这么一位“比孔子且有过之”的历史人物，我站在封建的爱乡土的观念上，就更加对他崇拜起来。再者，我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堂邑曾一度改为“武训县”（一九四三——一九四九），因之更觉得应该表扬，唯恐不能深入普及，一直不断地去搜集发掘所有关于他的一切文件，并加以修剪，为他写成一篇从生前到死后的“传记”，有意地删除他的若干落后观点，如在他的说词中有讲到“阴骘”的反科学的思想等，都规避了去，把他尽量写成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自然会犯了附会的错误。
我检讨当我初读到一些不同意表扬武训的文章后，认为电影上的武训，与历史上的武训出入太大，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把武训给丑化啦。历史上武训的真实面目并不如此呀！退一万步说：“武训在旧社会还是个好人吧？”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穷人不能念书，他以一个穷苦农民的身份，自发地起来为人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用自己的劳动力去积钱办个与为官僚地主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官学堂”、“私塾”不同的“义塾”，不收学费，使穷人的子弟也能念书，总该有他的“人民性”吧？况且武训的事业并不是孤立的，在当时的社会里，还有他一定的群众基础，虽然他不曾谈革命，我们也不必把他勉强的排进革命的行列中，但至少他还该是一个有一定进步性的“改良主义者”吧？这种思想意识还不断在我的思路中涌现出来。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响应人民日报的社论》（文化界应彻底澄清《武训传》问题所表现的混乱思想），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武训是封建统治的拥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他的精神是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神。他的行动是否定斗争，否定进步的行动，阻滞革命，阻滞社会发展的行动。他的影响是模糊阶级斗争的意识，歪曲历史发展的事实，要求向反动的封建统治投降。不论在任何角度来看武训其人其事，今天是绝对不应该、不值得加以表扬或歌颂的。”我读了这个社论，我以往的错误认识，才的确得到初步的澄清和提高。
我检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所列举的一切关于武训的论文和著作中，我是思想上犯错误较严重的一个。因为我不但为他写了“传记”，还在这一错误的借托之下，做过许多具体的工作，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我经过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和一切有关讨论武训传的论文，已明确地认清楚武训是一个毫无进步性的历史人物，过去自己的历史知识太不够，自己犯了错误还影响了别人。今后我个人将注意学习全国各地对于《武训传》这一问题讨论的总结；并更加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以彻底根除自己思想上所存在的毛病，并期能逐步提高。当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不久，我已通知书店停止了《武训画传》的再版，我剀切地盼望凡是看过电影《武训传》或读过《武训画传》的同志们，都能热烈地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并认真地学习关于讨论《武训传》的一切文件，重新检讨过去所受的错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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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做好人民的法制工作
许德珩
《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这一文件，是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过去一年多来对整个政法工作一个系统的总结，已经政务院批准公布。它正确地估计了一年多来人民政府几项主要的政法工作的伟大成就，总结了当前群众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同时明白地揭示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这在国家整个政法工作建设的推进上，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根据这一历史性的总结来检查我们国家的法制工作，我们觉得这一年多来，法制工作也是有很大成绩的，它适应当前各项中心工作与保障国家建设的需要，曾经制定并审查了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司法、公安、文教等类的重要法规、条例、章则；例如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草案）、惩治反革命条例、海关法、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与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等等。正如文件所指出的：这些重要的法规、条例、章则，“已集中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且有力地推动了人民群众当前的各种斗争和建设运动。”同时，它结合了去年举行过的全国司法会议及其后我们政法工作机关的整风运动，对于废除旧的反动法律方面，澄清旧的法律观点与建设人民的立法司法观点方面，也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就与经验。对于这种“初步的成绩与经验”，我们也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但是这仅仅是思想斗争的开端，我们决不应该以此为满足，因为在工作实践中，曾经发生了不少带原则性的思想偏差，障碍我们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虽然有些是在纠正着，但仍须我们加以深入检查。
首先在对法制工作方针的了解和执行方面，文件中明确地指出：“政法工作不是一种只坐在屋子里办公事，搞文牍的工作，而是一种广泛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实际工作，要指导与密切联系群众，通过群众，依靠群众来推进工作。只有抓紧中心环节，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由此建立起部门的经常工作”。这在我们法制工作者有两点须要检讨的：（一）这一年多来，我们的法制工作在结合中心运动上是不够的。例如：对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是要求有“法”来惩治反革命分子，但我们除制订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条例而外，随着运动的开展与深入，需要更多的法规，而我们尚未制订，有些落后于群众运动。对法制工作者的学习、锻炼来说，结合中心运动做得也是不够的。例如：没有能够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更多地参加实习；也没有能够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直接参加运动以取得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提高自己。正因为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心运动去进行工作，以致部门的经常工作，或者没有建立，或者不正确地建立一种与中心工作脱节的“部门经常工作”。（二）在进行工作中，对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和联系群众的作风的树立，我们有些法制工作者，口头上虽然也承认有必要，但在实际上是不感很多兴趣的。对于关起门来写法条、开辩论会，倒是津津有味，而且也是很习惯的。这都是一种旧的法制工作者的传统思想与作风，不合于人民法制工作的要求，因此也就很难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志来从事制订法规。这是应当加以纠正的。
对今后法制工作的正确方针。文件更进一步地指示了：“目前尚不宜于急求制定一些既不成熟又非急需的‘完备’‘细密’的成套的法规，以免闭门造车，或束缚群众的手足；应该按照当前的中心任务和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可能与必要，把成熟的经验定型化，逐步地由简而繁，由通则到细则，由通报典型经验并综合各地经验逐渐形成制度和法律条文。”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应如何进行法制工作。我们一年多来，在工作摸索中，也充分证明那些既非中心任务又非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宜急于制订法规；虽然是中心任务或为人民所急需，但经验不成熟的，我们也不可能作得好；必须根据既可能又必要的条件来进行工作。人民的法规必须逐步地由简而繁，由通则到细则，而不可能一下就制订“完备”“细密”的成套的法规。正因为我们过去缺乏这样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许多同志间是不够明确的，因而抓不住重心。显然，脱离实际而想立即草拟“完备”的一套《刑法》和《民法》、《商法》等的观点，事实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在进行法制工作的思想、观点与方法上，文件中也明确地指出了：“我们的一切工作，既不能从反动的‘六法全书’之类的观点出发，也不能教条主义地从一些抽象理论出发，必须从我们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因此，必须有重点地并系统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及时地总结工作经验。”我们有些法制工作者恰恰是违反了上述的正确原则，而不自觉地保留旧法学观点或教条主义的观点方法。他们必须坚决地、严肃地继续进行检查与批判。
什么是我们法制工作中的旧法学观点呢？那就是或明或暗地留恋国民党反动的“六法全书”和资产阶级法学的观点；轻视人民司法工作经验，不正确地重视所谓“旧法律技术”的观点；对“法律知识”的神秘、孤立、“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不学旧法便不能创立新法”的观点；以及闭门造车，死啃旧法律条文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旧法学观点的具体表现。
什么是我们法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呢？那就是从抽象的革命理论出发，抽象地制定“完备法典”的观点；脱离中心运动，不从事调查研究，抄袭先进国家的法律，不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机械采用某些现时尚不能完全实行的原则等等。这些主观主义的及学院式的工作和研究方法，生吞活剥地学习和搬用革命先进国家的法律、法典，都是和现实脱节的，因而也是目前法制工作中所应当避免的。
举司法机关的例子来说罢：在关于上下级司法机关与同级政府的领导关系问题上，是“垂直领导”还是“双重领导”的问题，曾经酝酿并争论过一个时期。若干人们起初是不适当地强调“垂直领导”，往后则在承认“双重领导”的原则下，又不适当地强调上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对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看得是可有可无，这都是显然错误的。目前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的精神，对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署）只能采取“双重领导”的原则。而“垂直领导”关系，只应作为我们将来争取实现的目标和方向。
由此可见，旧六法观点与教条主义，是有共同点的。它们两者在思想上的共同特点，都是脱离实际情况和工作的需要，拘泥和搬用现成的理论、法典和条文。所不同的，是它们所拘泥和搬用的理论，法典或条文，前者是反动的本质，应当是消灭的对象；而后者是进步的，但目前中国实际情况尚不能实行的。
根据以上检讨，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年多来，在法制工作中，是既有成绩又有缺点的；因此，肯定与发扬成绩，改正工作缺点，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把“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这一历史性的文件所指示的原则，全部地贯彻到法制工作中去，重视法制工作，坚决反对旧法学观点和教条主义，正确地掌握实事求是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为“根据必要与可能的条件，继续制订与审查一些带基本性的条例和法规”的任务而努力，就是做好人民的法制工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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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处理反革命罪犯缓刑的感想
傅华亭
这次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中，政府宣布处理反革命罪犯内容里面，有毛主席指示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的一点。这项处刑方法，在司法工作上是个创举。
反革命罪犯已经被判死刑，又予以缓期二年，在这两年中，对他施以强迫劳动，使他生产，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这项处理办法，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广大人民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我们听到罗瑞卿部长报告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话，觉得政府处理反革命罪犯，对于只要有一线可以改造希望的人，政府仍是给他想办法。这项办法可以给一些过去曾经做过反革命的罪行，但还不算是最严重，而可以加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以一个很好的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的机会。
政府处理反革命罪犯，该杀的一定杀，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对于该杀而又在某些程度上可以改造的人，则采取这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的办法，这种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这种真正为国家人民长远利益设想的苦心，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才能够做得到。
北京工商界一致拥护毛主席这项英明指示，并且一致拥护政府贯彻执行这项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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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圣心儿童院”接管前后
净植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南京市三万余人在天主教“圣心儿童院”前广场上，举行了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大会。千万个孩子的母亲和工人、学生、宗教界人士以及上百的佛教徒们，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涌向这里。在会场的左侧，人们看到了一百二十多个孩子们的肋骨、连着发的头盖骨和整具的尸体，而这仅仅是从一个洞穴里挖掘出来的。尸体有的两个捆在一起；有些用绳子缚紧了手脚，显然是孩子们还没有断气时就被活埋掉的。老太婆们不断地揩抹着眼泪，丢着鼻涕；自己的孩子葬送在这魔窟里的母亲们，更是泣不成声。
“圣心儿童院”是在一九三七年，由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这里终年重门深锁，人们只能间或从后侧门看到几个长裙曳地，用黑头巾遮住面孔的外籍修女出入。
寄养在这里的孩子们，每月缴纳了五斗上熟米和两斤白糖、一条肥皂的费用，而生活却出乎想像的恶劣。六个一至三个月的婴孩，每天共有四磅取去奶油的奶水——因为修女们需要奶油营养。稍大的孩子每天用青菜汤下饭，而且米是霉臭的。孩子们个个骨瘦如柴，目光黯淡，四肢干瘪。几个孩子因营养不良，眼睛快要失明了。不少孩子三岁不会走，两岁不会笑。一岁以下的孩子，终日睡在床上没人管，屁股溃烂，满身长着疙瘩。水疮、湿疹、痧眼、肺结核、肺炎、肠胃炎等传染病，每个孩子至少染有二种，多的达九种。保姆没有卫生、保育常识。连护士也不够格的“医生”却在胡乱开处方。孩子们有病迟迟不治，说让孩子早升“天堂”。帝国主义分子的“圣心”和“慈爱”，造成了儿童大量的死亡，据该院统计，儿童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六（实际当不止此数）。
他们给孩子们精神上的虐待就更令人发指。叫天真的孩子睡觉做祷告，吃饭画十字，早上念经；还骗孩子说有“魔鬼”。六岁的孩子从不曾出过大门。孩子稍不听话。就打就骂，或坐在黑洞洞的地下室里被罚“关禁闭”。孩子们只要一看到“嬷嬷”（修女）瞪眼睛，全身吓得发抖。这简直是一座孩子牢狱！
“圣心儿童院”外籍修女虐杀中国儿童的事实，在去年五月由于寄养女孩柳贝贝被烫死而揭发出来。受害家长纷纷提出控诉，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南京市人民政府经周密调查后，于今年二月间判处该院院长兰义德（爱尔兰籍修女）及托儿所负责人华安德（法籍修女）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驱逐出境。四月十八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接管该院。
兰义德、华安德这两名阴险恶毒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人民的唾弃和指斥下被押解离开了“圣心儿童院”。当我救济总会南京分会奉命进行接管时，残留该院的帝国主义分子白洁贞等七人竟拒不交出文件档案，并诬蔑我接管人员为“魔鬼”，唆使孩子们不与接近，企图制造我们接管工作上的困难。直到我人民政府施以压力，同时该院中国籍工作人员王洪波等带领接管人员挖掘孩子们的尸体时，白洁贞等才慌忙收拾起弹簧床、咖啡壶，狼狈离去。
五十七名奄奄一息的孩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管工作人员忙着给孩子们洗澡，理发，修指甲，给眼睛快瞎的孩子滴鱼肝油精，把头顶烂到见骨的孩子送进了医院。又臭又脏的小床单全洗得洁白。过去修女们自用的小厨房——那里堆满罐头、鸡蛋，如今成了孩子们的营养室。连日来南京市各界人民又捐赠了数千枚鸡蛋，小学生们也赠送了大批奶粉和饼干。
控诉会上鲍靓仪家长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索还两条半人命的血债。他说：“帝国主义只希望中国的孩子们死，不愿孩子们有祖国，更不愿我们祖国有美丽的将来。他们存在一天，祖国和孩子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天主教人士表示要清除这些宗教界的败类。人们愤怒地喊着：“为死难的孩子复仇！”“抢救孩子！”“永远记住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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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我救济分会接办后
广州圣婴育婴院儿童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广州市圣婴育婴院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州分会接办后已经成为儿童们的乐园，再不是阴森可怖的魔窟了。人们走过这里时，就可以听到从院里传出来的天真的欢笑和《东方红》歌声。现在该院有七十九个婴儿（其中一部分是接管后新收的），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六个褓姆、六个助理员负责护理他们。医生、护士每日检查婴儿健康情况，按婴儿不同的年龄体质分别供给饮食，建立了护理制度。同时又设立病婴室，隔离病婴，以防止疾病传染。接办时奄奄待毙的二十九名病婴，经过医生的悉心诊治以后，其中十九名已被挽救过来。该院二岁以上的孩子，刚接收过来时几乎每人都有一种以上的疾病，年纪稍大的更因长期受磨折完全失掉儿童的天真活泼的性格。现在除了有四个患着严重慢性病的被送到医院去治疗外，其余的孩子都因营养改善，生活愉快，脸庞一天天肥胖红润起来。二、三岁的孩子已有了足够的玩具，这些都是各界人民送来的慰问品。工作人员每天给大孩子上课，教他们唱歌跳舞和阅读儿童读物。大孩子们都已学会扭秧歌，会唱《东方红》。他们过去被外籍修女强制与外界隔绝，住在离市区不过几里路的地方，却连汽车也没有看到过。现在他们被带到各学校去参观，被招待去游览，看电影。许多学校的少年儿童队员常常写信向他们慰问，关怀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勉励他们进步和热爱祖国。他们已清楚地看见了人民的祖国充满了温暖和幸福，绝不是外籍修女们所胡说的“是受罪的地狱”。那些外籍修女们想使他们忘掉祖国的毒计，已因他们的认识日渐提高而破产了。原来较大的孩子们都表示愿意做加拿大人，现在孩子们都坚定而骄傲地答复人们的问话说：“我是中国人！”孩子们很喜欢少年儿童队员的装束，他们常常用红领巾系在自己的脖子上，问工作人员：“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入队呢？”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