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决执行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
谢觉哉
政务院四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各级人民政府遵照执行。并要各大行政区，中央直属省、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将指示内各项工作执行的情况，于今年五月底、十月底分两次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五月底的报告，只能反映各地政权建设工作的现况；十月底的报告，则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这五个月里有计划地并且积极地执行政务院的指示，有进一步的成绩收获。
一年作两次这样工作的报告，不只今年应如此，以后也应如此。
一年多来，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人民已经或正在起来，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但是，有些地方“对政权建设工作的忽视现象仍然存在”，他们还没深刻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首先是要打倒反动政权，接着就在被粉碎的旧政权的废墟上建设人民的新政权，大力领导人民巩固革命的胜利，亦即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保障国家和人民经济事业的改进及其顺利的发展。”
刘少奇副主席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着重地指出：
“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就是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人民，都应该依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令，按照各个地方实际可能的情况，积极地努力地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实际地而不只是形式地建立起来，使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广大更密切地联系各民主阶级的人民群众，在组织形式上也逐步地使它完备起来，使目前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能够在最近几年内逐步地过渡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能够代表人民行使各级政权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就能依靠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周围，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形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力量，去履行我们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设任务和国防任务。……”
说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的组织形式”，就是说：我们国家有各样的制度，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则是基本的，基本的制度没建设好，其他的制度就缺乏领导与保障。我们的国家有各样的组织，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则是基本的，基本的组织没建设好，其他的组织也将因无所附丽而难于发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是依靠这个基本制度与基本组织形式的。广大人民对于这个基本制度与基本组织形式，非常拥护，他们感到有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翻了身，才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然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一基本制度和基本组织形式，却采取了忽视态度，没有及时地紧紧抓住并依靠群众的积极性，积极地开展这一工作，因而使得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还远赶不上广大人民的要求和需要。
刘少奇副主席说：
“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是不大愿意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他们习惯于少数人包办一切，而不习惯于和人民的代表商量办事，他们认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太麻烦’，他们借口‘工作太忙’，或又借口‘没有事’，而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对于这些人，必须由上级加以督促。否则，他们就不按规定时间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对于没有充分理由而不按规定时间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者，应给以批评以至处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不论有事无事都应按期召开，‘工作太多’更应召开，以便动员更多的人民和团结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把这些所谓太多的工作分头地去做好。……在一切通常的情况下，均必须遵守我们国家这项重要的制度，按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许多事实证明：凡是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且开的好的，人民掌握了政策，把政府的工作当做自己的工作，起劲地干，他们热烈接受政府的领导，并能提供很多意见，充实政府的领导；工作的执行，不仅有出人意料的成绩，而且很少出偏差。这些事实，教训了不少干部，他们有的说：“这样的会，开得太迟了”；“通过代表会，事情好办多了！”有的说：“老百姓的办法真多！”也有的说：“想不到他们这样大胆！”（不是人民大胆，而应是不肯和人民的代表商量办事的人大胆！）
虽然如此，“习惯于少数人包办一切，而不习惯于和人民的代表商量办事”的某些工作人员，不是一次二次的经验所能改变的；人民及人民代表也还不习惯于责备政府为什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为什不把已做的某项重要工作提出报告，请求审查；为什不把将做的某项重大工作提交讨论？甚至还不习惯于在代表会议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进行审查与批评。因此“必须由上级加以督促”。
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一基本制度与基本组织形式，不是不认识，不是不知道和人民代表商量办事的好处，而因为有某种惰性，没有及时总结工作，提不出报告。他们知道向代表会议做报告必须切实、深刻，否则要挨批评，这当然是好的；而因此延不召开代表会议，旧的工作未检讨，新的工作又来了，得不到人民的积极帮助，工作越做越展不开，人民对于“包办”工作的政府也越不满意。还有一些因为工作有缺点，怕挨批评，因而不召开会议，或在会议上有意避免或压制批评，这更是不对。所以“必须由上级加以督促”。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示的前六项，要各级人民政府照着做，不许有任何忽视。关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行政会议，除大城市和县人民代表会议，依据一年来的经验，大城市每年至少须开会三次，县至少须开会二次外，其他亦须依照规定按期召开。这里应特别提起注意的为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及其行政会议。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为执行上级人民政府的决议和命令，和实施同级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所交付的决议，及其他规定的任务。它是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假如不按期开会，将使组织通则上规定的职权无由实现，因而就无法集思广益，使各方面的意见通过会议，形成民主的集体领导。各级人民政府的委员，都有兼职，不都住在一处，委员会的召开是有困难的，组织通则曾顾到了，规定有过半数委员出席即可开会，大行政区的委员会，则规定三个月召开一次，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召集一次还长。因此，政务院指示：“应按照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规定，建立经常的会议制度是完全正确的。”行政会议，也是一样。这一工作，是包括在指示的第七项检查与报告之内的，不要忘记：在将来的报告里必须写上。
其次，要提出说说的，是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去年全国民政会议规定：人民代表会议为现时建政的主要制度；搞好县人民代表会议为各级民政部门的主要工作。并指出：“各省区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要重视县级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县做好了，县以下的区、乡才易于做好，各省应派得力人员选择几个县做典型试验，而以取得的成绩经验，推之于其他县”。会议以来，全国二千多个县，差不多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有的已开了多次，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尚不很多，据最近统计已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只九十个，相当于县的旗只五个。现在人民群众不但已经有了相当的组织和觉悟并且有了初步的民主的经验。因此“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说“迅速代行”，即是不许再拖延；说“积极创造条件”，即是不许忽视或马马虎虎地只争取“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数字。
第三，“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村）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范围，以便利人民管理政权……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的作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基层政权组织，是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地方，是国家政权伟大而又普遍的基础。我国各省原来的区乡区划，有的太大，区有辖人口至七八万，乡亦有辖人口至一、二万的，有的又太小，有仅仅辖一个不大的村庄的乡（行政村），都不适宜于建立基层政权。同时给区乡尤其是乡的工作又太多。现有些地方已在调整，其基层政权也正在建立。为着适应人民管理和建设好基层政权的需要，必须把指示上所提的工作迅速作好。
关于十万人口以上的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区人民政府问题；人民代表会议应审查政府工作与讨论重大工作问题；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我在这里不多说了。总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坚决与注意的执行。
指示的最后一项是要各级人民政府检查，即前六项都做了没有？做得好或不好？曾经采取了一些什么督促与指导的方法？要“定期报告上级”及“定期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不这样办或办得不好的，照刘副主席的话：“应给以批评以至处分”。自然，办得好的，是巩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保障了国家与人民经济事业与国防事业的发展；是对人民有大功，应该得到人民的拥戴与奖励。
第3版()
专栏：
站在国防最前线的东北人民武装
鹿野
发展壮大中
东北军区人民武装一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全区民兵已较前年增加了两倍以上；全区自卫队员也较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以上。全区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的组织机构：东北军区设立了人民武装处，各省设立了军事部，各专署、县、区都设立了人民武装部，负责发展组织和进行军事政治教育等工作。各地人民武装经过军事和政治的训练，逐步提高了素质。根据吉林省榆树、和龙等十六个县的民兵去年八月份举行学习测验的结果：军事课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政治课平均分数是八十七点七。各省民兵均已初步学会了军事动作；在军事训练较好的地区已经转入技术教育。各省民兵在去冬和今春，平均已经完成了八十小时的军政教育。各地并建立了以区为单位的会操制度和冬训委员会的组织。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特别是全国人民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以后，东北各地农村青年，为了保家卫国，巩固地方治安，更踊跃地参加民兵组织。据统计，吉林省汪清县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青壮年都参加了民兵，其他各县青壮年参加民兵组织的平均也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
东北全境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以后，各地民兵有很多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或志愿担架队，纷纷走向朝鲜战场。东北民兵志愿担架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得非常英勇。辽东省辑安县参加中朝人民部队第一次反攻战役的担架队一千一百零八名民兵中，有七十四名立了功，并缴获了美式步枪十五支。辑安县民兵担架队员陈大明怕伤员冻坏伤口，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伤员盖上。他们拿自己的饭碗给伤员接屎接尿。民兵李志山拿自己的钱买小鸡给伤员做菜吃。有的民兵担架队员，在敌机扫射时，将自己身体伏在伤员身上保护伤员。他们这种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感动了全体志愿担架队员，因此，大部分担架队都保证了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给祖国带回了崇高的荣誉。
东北人民武装在巩固人民政权和保卫祖国边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辽东、吉林等省的民兵，在朝鲜战争发生后，即加强了站岗放哨工作。民兵们不仅协助正规部队监视敌机，盘查往来行人，而且协助公安部门镇压反革命，巩固地方治安。据不完全的统计，去年一年中，全区民兵配合公安部门共破获土匪、特务案件七百三十五次，小偷案件一千六百一十七次，特务造谣案件六百一十次及走私案件一千一百零五次；先后共打死土匪四十三名，活捉土匪四百零一名，活捉特务五十九名；缴获长短枪九百七十六支，轻重机枪八挺，迫击炮一门，子弹五万二千多发；追回牲口八百九十三匹，大车十二台。
各省民兵普遍组织了护路委员会和护路小组，靠森林地区组织了护林防火队。据统计，仅吉林省沿铁路地区就有二万三千三百五十名民兵参加了护路小组，今年帮助修筑铁路二百二十五公里；有七十三名民兵得到“护路模范”的称号。
在劳动战线上
东北人民武装不仅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支柱，而且是农村生产中的带头者和骨干分子。据吉林、松江两省的不完全统计，民兵干部参加变工互助组的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有九千二百六十六名担负了互助组的领导工作。吉林省桦甸县民兵荣获劳动模范称号的，即有一百六十二名。据辽西新民县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统计，参加大会的二百七十三名劳动模范中，民兵占百分之四十八。吉林省舒兰等五个县的民兵，去年开荒四百五十一垧。吉林、辽东等省民兵参加修理桥梁、盖房、修公路等零工，共赚钱三十一亿七千七百五十万元，使民兵普遍存在的“怕误工”的思想，获得了彻底的解决。黑龙江省民兵在副业生产方面也有很大成绩。如景星县杏山村去年歉收，民兵干部王孝生、杨振东等响应政府“节约度荒，生产自救”的号召，动员全村民兵搞副业，仅一个月每人就赚粮食三石，解决了生活困难。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黑龙江省克山县和平村荣誉军人、民兵姚树盛，是东北民兵中劳（动）武（装）结合的一面旗帜。他经常晚上起来查哨，有一天夜间，村合作社失火，他立即打湿衣服，奋不顾身地跳上房把火扑灭，使群众财产免遭损失。去年春耕夏锄时，他发动全队三十五名民兵和二十个农民完成五铲六趟的计划，一百五十垧地，即多打了粮食三十大石。
第3版()
专栏：
中南举行人民武装工作会议
决定继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
中南军区于五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举行了人民武装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全区自去年十一月以来的人民武装的建设工作，指出：自去年十一月以来，中南大部地区的人民武装部都已进行了整顿与发展民兵的工作，清洗出了混入民兵中的地主、土匪、恶霸、流氓等不良分子。各级人民武装部的领导机构都已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各级人民武装干部已重视了人民武装工作。在抗美援朝爱国教育中，各地民兵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都提高了。全区民兵在清剿土匪、保卫土地改革、保卫生产、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上都有很大的成绩。在土地改革中，仅湖北省浠水县的民兵，在四个月中即捕获不法地主、恶霸一百六十五名。各地民兵在护路、护桥、护仓等工作上也有很大成绩。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民兵日夜巡查护路，从不间断，上海铁路管理局曾赠予锦旗。
会议确定了今后人民武装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今后的方针是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工作，继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民兵组织力求发展壮大；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仍以整顿为主，个别慎重发展。在目前，各级人民武装部的主要工作应为对民兵加强领导，深入教育，继续培养和教育干部。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新华书店的星期天 （首都速写之七）
邵宇作
星期天，
书店里就显得格外的忙碌；
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书刊，
正在广泛地吸引和打动着人心！
这里有工人、公务人员、教员、学生……以及从事各种劳动和职业的人，
也有同孩子们一起读小人书的城郊农民。（附图片）
第3版()
专栏：
武训其人其事
谢兴尧
为了讨论“武训传”，需要弄清楚武训的生平事迹和许多与武训有直接关系的事实。武训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他究竟是怎样“兴学”的呢？本文打算对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基本的客观的资料。
一、武训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武训的一生是处在中国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时期。他生于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两年之后（一八四○年）便是“鸦片战争”。他死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两年之前是“甲午之战”，两年之后是“戊戌政变”。在这几十年中，国内有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有北方捻军、西南回民的反清运动，还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满清皇帝奕詝（咸丰）走死热河，反帝反封建的所谓“教案”到处发生。这一时期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武训是今平原省（前属山东省）堂邑县西北柳林镇武家庄的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之家。他的大排行是第七，原名“武七”，后来临清州尹庄鸿烈为他改名为“武训”。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死了。传说他曾想上学读书，他的母亲崔氏说：“书，不是穷人念的。”但他仍然常到地主家专馆门外去偷听，想请求入学，又受到地主家教师的呵斥和辱骂。他七岁时母亲又死了（据清山东巡抚袁树勋“请宣付史馆立传折”及沙明远“记武训兴学始末”所述）。从此他便受他伯母的抚养，跟他哥哥武谦学种地。十五岁时到他姨父张老板家扛小活（即作童工），受尽虐待，被逼离开张家。十七岁到馆陶县薛店庄的大地主李老辫家去扛了三年活，因为洒了点猪食，倒贴了春联，曾被李老辫辱骂苦打。他每年的工钱是十六吊，但在他作了三年工以后，李老辫欺他不识字，用假账骗他，不但不给他三年的工钱，还吞没了他姐姐带给他的钱，并且反诬他讹诈，把他痛打一顿，推出门去。因为这样，他就把他所受的痛苦归咎于不识字。据说：他在一个破庙里昏睡了三天以后，他就到处疯疯癫癫地向人要钱要饭，口里不停地说要办“义学”。当地的人们都说他是患了“义学症”，又因他糊涂，所以叫他做“傻七”或“武豆沫”（赵局度“武训兴学碑文”）。
武训的青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革命起义时代。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年）洪秀全攻克南京，捻军张乐行在安徽蒙城起义，时武训正十五岁。次年（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克堂邑邻县临清州城，又在临清附近高唐州坚守了半年之久，而捻军则一直在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各地反抗清军，并以山东曹州、巨野一带为根据地，直至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才被满清所攻破。两年以后，一八七○年又有天津爱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即封建统治者所称的“天津教案”。
对于所有这些事变，武训都置之不闻不问。当一八五九年（清咸丰九年）武训二十一岁时，英法联军正攻打大沽、天津，在那紧张的形势下，他“行乞兴学”反更积极。他在行乞时唱过三十多首歌，其中有：“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不嫌多，不嫌少、舍些金钱修义学；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叫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
武训的行乞用了许多离奇和丑恶的方法，来引人注意。他在二十三岁时把头上的辫子剃掉，只在一边留下小桃形的一撮发，结成小辫。为了哄小孩们的钱，他常玩竖鼎、蝎子爬、打车轮、以及给人做马骑一类的把戏。曾有一次，“有一富翁有一匹好骡子，他对武训说：豆沫，你若能将骡粪蛋吃下一个，我可以把这头快骡捐给你。武训……即把骡粪蛋塞进口内吃下，牵了骡子就走。”（韩多峰“以武训先生作镜子”）。他又以吃蛇蝎砖瓦来吓唬人给钱。此外，他也间或作些推磨、推碾、割麦子、浇园、挑担、拉车、捻线头、编鞶带、轧棉花、纺线等来赚钱维持生活。但这些收入都是很少的。
到他三十岁（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时，和他哥哥分家得到三亩地，变卖了一百二十吊钱，加上他自己积存的九十吊，合计二百一十吊。交由武进士娄峻岭、进士杨树芳二人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此他成为高利贷者，并因此而又成了大地主，这便是他办“义学”的真实经济基础。他放债的利钱很大，一年就本利相等。因此从他三十一岁起到他五十岁时（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因本利来回滚的结果，他在柳林已有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
一八八八年春天，柳林镇“义学”正式成立，定名为“崇贤义塾”。这时他和满清的知县、巡抚等大官都已有了往来。他利用这种地位，又到处包办男女婚姻和田房交易。据他的学生沙明远所记他的“兴学始末”，他曾“与城镇儿女代联姻戚，躬为媒妁，并经纪田房交易，凡村妪里叟无不识武豆沫者。媒妁与行乞于集会间所得之资财，达千缗巨额焉。”他自己也唱道：“义学症，作媒红，这桩亲事容易成。”
这时候，他的哥哥见他发了财，曾向他借钱。据说：“其兄托乡邻乞贷，先生不许，后来租给他兄长的田地，因为不肯缴纳租金，也被他辞去。并愤激的歌道：“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谁养家，谁肥己，准备上天雷神击。”（汪濂泉“武训先生的精神”。及至他的伯母（另一说是他的母亲）死了，他哥哥叫他回家守灵，他说：“回家守灵可以，不过哭一声你得给我一百钱。”老乡们都说“武豆沫就光认得钱”（臧克家“武训义学症”）。
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武训五十二岁。馆陶县千佛寺有个了证和尚，也想在杨二庄办一个“义学”，曾把一部分庙产捐出来，买了八十多亩地，修了十多间房子，一切都已齐备，只是缺少开办费。武训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到千佛寺去找了证和尚，并愿补助他二百三十吊钱，于是杨二庄“义塾”，便很容易地成立起来，定名为“馆陶杨二庄义塾”。
武训的名望更大了，由放账滚来的钱更多了。此时（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他常到临清城乡去“行乞”，但这位要饭的，总住在绅士施善政家里，再也不住破庙了。因临清曾被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克，后又被清军屠杀而萧条残破，武训便与施善政商量，想在临清创办第三个“义学”。一年以后有满清王朝的学部侍郎裕德路过临清，被武训拦着募捐，他捐了二百两银子。武训便又在临清西南关御史巷用四百两银子买下了一所宅基，一八九四年开始兴工，次年落成，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正式开学。除了存款外，又添购了两处铺房，六百亩学田，每年能收租子三百多吊，这是武训创办的第三所“义学”，称为“临清御史巷义学”。就在这年的夏天，武训死了。一般传记都说他死在临清御史巷“义塾”，还有说他死在“屋檐下边”的，其实他是老死在施善政家里的（见陈恩普“武训兴学碑文”及龚积炳“临清武训学校颂”）。
附：武训活动时期以华北为中心的国内大事年表
公历、清历 武训年岁 大事记
一八五三年（清 十五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捻军张
咸丰三年） 乐行在蒙城起义。
一八五四年（清 十六 太平北伐军攻克山东金乡、郓
咸丰四年） 城、临清等地。
清知州张积功将城内粮食焚毁
，太平军杀之。
一八五五年（清 十七 清将僧格林沁围攻太平军于河
咸丰五年） 北高唐州、山东冯官屯。杜文
秀在云南大理起义。
一八五六年（清 十八 捻军张乐行攻克前河南省夏邑
咸丰六年） ，围攻归德。
一八六○年（清 二十二 英法联军破天津入北京。烧圆
咸丰十年） 明园。奕詝（咸丰）
逃往热河。
一八六一年（清 二十三 捻军败僧格林沁清军于山东菏
咸丰十一年） 泽。
一八六二年（清 二十四 捻军张乐行与太平军扶王陈得
同治元年） 才在安徽会合。
一八六三年（清 二十五 捻军张总愚与陈大喜进攻直东
同治二年） ，清廷调僧格林沁警卫畿南。
一八六四年（清 二十六 太平天国天京（南京）被清军
同治三年） 攻陷，天王等殉难。
一八六五年（清 二十七 捻军大部入山东曹县、定陶、
同治四年） 郓城、巨野各地，在郓城西北
阵斩清将僧格林沁，清军全军
覆没。
一八六六年（清 二十八 捻军张总愚及太平军赖文光屡
同治五年） 次攻入曹州、巨野。孙中山生
于广东香山县。
一八六七年（清 二十九 东捻军再入山东，突过运河。
同治六年）
一八六八年（清 三十 因捻军北趋、京师戒严。
同治七年）
一八七○年（清 三十二 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
一八七七年（清 三十九 天津镇总兵周盛传部起义反清。
光绪三年）
一八八三年（清 四十五 法军进攻越南。
光绪九年）
一八八四年（清 四十六 法军进攻中国。
光绪十年）
一八八五年（清 四十七 孙中山开始革命运动。
光绪十一年）
一八八六年（清 四十八 英并缅甸。清廷置台湾省。
光绪十二年）
一八九一年（清 五十三 清廷命查拿哥老会。李鸿章立
光绪十七年） 北洋海军。
一八九四年（清 五十六 中日甲午之战。日军渡鸭绿江
光绪二十年） ，侵入辽东，大肆焚掠。
一八九五年（清 五十七 中国战败，清廷派李鸿章赴日
光绪二十一年） 议和。孙中山设兴中会。
一八九六年（清 五十八 因山东曹州单县一带刀客起义
光绪二十二年） ，清廷命江南山东各督抚会剿。
一八九八年（清 死后二年 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
二、武训是怎样兴学的？
武训二十一岁时，便喊出“兴学”的口号，直至他三十一岁，还是只见他“行乞”，并没见他“兴学”。及和他哥哥分了家，把三亩地卖了一百二十吊钱，加上他十年的积蓄九十吊，这才有二百一十吊钱。他把这钱交地主娄峻岭、杨树芳二人替他放债生息。从此他由乞丐一变而为高利贷者，又由“行乞兴学”的空谈，变为“放债兴学”的实际。他自己说：“存本钱，生利钱，兴义学，没心烦。”又说：“穷的使，富的保，办个义学错不了。”关于他的行乞生活，据云：“放债生息，以备修学之用，肩挑二小篓，一篓贮行佣器具，一篓贮债簿而裹一油布，盖放债则跪求人写于簿内，以油布裹簿，恐道途雨沾湿也。”（赵局度“武训兴学碑文”）这说明他是“放债兴学”，而不是什么“行乞兴学”。由是本利来回滚，滚了将近二十年，又加买了土地，收取地租，到他五十岁时（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就已经“积资巨万”了。他在柳林镇修建“义学”时，地主郭芬捐地一亩八分，监生穆云捐地二亩作为校基，修建校舍二十余间，围以墙垣（张元亨“武训兴学记”）。修建费总共用四千七百八十七吊，除了他已有的二千八百吊外，其余不敷的由杨树芳向当地绅耆募捐，全部工程和经费都由杨树芳“董理”。
柳林镇“崇贤义塾”成立后，堂邑知县郭春煦去义学视察，和他谈话，并赠他十两银子。接着便是山东巡抚张曜接到堂邑县郭春煦的报告后，特别邀请他到省城去，捐给他二百两银子，另外还给他一本用黄绫做的盖了大印的捐册，叫他大胆劝募。他因为募款多了，不再“跪求人写于簿内”，就请他的族孙武茂林帮他管理账目。他实际上成了官派的筹款大员了。
至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馆陶杨二庄义学的建立，几乎完全是了证和尚所做的，他只补助了二百三十吊钱，便把这所义学写在他的名下。这时的武训，不只在社会上好募捐，即郭春煦、张曜等的捐银也用不完。
武训在两年之间，一连成立了两所“义学”，所以“后至临清，声誉大著，历任州牧及学正，上至巡抚藩臬皆乐为捐输，土人亦重视之。”（陈恩普“武训先生兴学记”）。一八九一年后，他要想在临清办第三个“义学”，便有学部侍郎裕德捐银二百两、在御史巷大兴土木，一八九五年校址落成，次年即正式开学。他的传记说：“除了存款外，又添购了两处铺房，六百亩学田。”它的经费非常充裕。
我们若替武训结算一下，他在三十年间有案可查的大宗收入，共银四百一十两，钱四千六百零八吊，土地九百一十三亩八分。支出是银四百两，钱五千零十七吊。买学田的时候花多少钱则无从查考。武训办“义学”时，据张曜的奏片说，在柳林镇共拿出七千多吊钱（连土地二百三十亩在内），合二千两银子。后来馆陶杨二庄、临清御史巷两义学，则大半都是别人的钱，所以成立得更加顺利了。
武训捐资兴学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银钱数（或土地房屋） 捐款人 用项 地方
钱二千八百吊 武训 四千七百八十七吊 柳林镇
修房二十间
钱一千五百七十八吊 邻村公捐 二百三十吊（开办 杨二庄
费）
地二百三十亩（柳林镇） 武训 银四百两（买校址） 御史巷
地一亩八分（柳林镇） 郭芬 买铺房两处 御史巷
地二亩（柳林镇） 穆云 学田六百亩 御史巷
银十两 郭春煦
银二百两 张曜
地八十亩（杨二庄） 了证和尚
房十余间（杨二庄） 了证和尚
钱二百三十吊（杨二庄） 武训
银二百两（御史巷） 裕德
至于他对银钱的处理办法，他的学生沙明远记其兴学始末曾说：“自一缗至千缗，其利之相积，错落万端，而日利、月利、年利又纷歧杂揉，变幻无不至。训既不知书，复不通数理，惟恃一心记忆，则纤微奇零，无弗综贯。故身为债权者数十年，未尝有债务纠葛事。”可见武训放债却是很精细的。山东通志武训传也说他：“岁以三分计息，铢积寸累，遂至巨万。”武训所放的利钱，实际上比三分还要高，他是“一年子母可以相等”（臧克家“武训的义学症”）。武训的钱，便是这样剥削来的。
至于他这三个义学，究竟造就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按“义学”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早的一个是柳林镇的“崇贤义塾”。这个“义塾”分为经蒙两馆，蒙馆启蒙，经馆读经。教师是寿张县的举人崔准和聊城县的进士顾仲安。全塾最初有正式学生三十余人，外课生二十余人，共五十余人（据张曜奏片），到了后来只有十二人，地方政府让它再补充十八名（据堂邑知县陈瑗覆臬司禀）。由教师的地位，教学的内容，学生的人数看，都可以想像学生的成份不会是贫苦的农民子弟。学生中可考的，就有一个“髫龄在塾，目睹苦操”的民国初年众议院议员沙明远。
由此可见，武训的所谓“行乞兴学”，固然是一个绝大的欺骗，而武训用高利、地租、官僚捐助三种农民血汗来给地主子弟办学，还称这种不义之学为“义学”，也是一个绝大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