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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南靖七区肃清土匪的经验值得各地学习
福建省南靖县七区，充分发动群众，从镇压反革命入手，展开全面清剿土匪运动，捉住了当地地头蛇作恶多端的大匪首李开瑞，使南靖、平和、漳浦三县的匪患得以平息。在这次剿匪工作中，有着宝贵的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学习。
李匪开瑞解放前任国民党靖（南靖）、和（平和）、浦（漳浦）三县自卫总队长，为当地一大恶霸，为非作恶，鱼肉人民。解放后，李匪即潜回南靖县七区家乡，组织当地的反动地主、流氓和流散的蒋匪官兵，成立土匪武装，与金门蒋匪直接联系，自任匪十二兵团漳龙地区一纵队司令兼漳州分区一纵队司令，曾杀死当地中共区委书记和人民政府五区区长，策动两个区的区地方武装叛变，并用血腥的恐怖手段迫害人民群众。该股土匪武装最多时曾达二千多人。经人民解放军在去年底三个月的大力清剿，该股匪大部就歼，但全县还残存土匪三百多名。这时，李匪率领了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三十九人，利用南靖七区山高、林密、地域辽阔、人口分散等客观条件，并以封建反动势力为基础，建立很大的情报网，进行隐蔽活动，致我剿匪部队一时不能将其彻底剿灭。
今年年初，各剿匪部队曾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继续清剿土匪问题，订出了许多办法。一月十日开始，部队天天出动，但一连十多天，成绩很少。这时，发现南靖七区乡村政权成分不纯，农会也有一部分为反动势力掌握，某些农会干部有通匪、资匪、窝匪现象。农民群众因受反动地主控制，情绪消极冷淡，所以部队虽积极行动，却得不到可靠情报。于是当地军事领导机关便确定充分发动群众，从镇压反革命入手，打掉土匪耳目，来铲除匪祸。
南靖七区的中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方针，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日，召开了二百六十人的全区农民代表大会，进行了诉苦、挖苦根、剿匪、反恶霸的教育。接着又集训了民兵二百七十六名。经过这些教育，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划清了敌我界线，知道土匪、恶霸、地主是一家，是穷人痛苦的根源，要翻身要分田必须先消灭土匪。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疑问和顾虑。这时，领导上清洗了各种组织中的成分不纯分子，并发给可靠的民兵一些枪枝，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信心大大增加。接着，又召开了全区公审黄高荣等七个土匪头子的大会。大会开始的时候，群众还以为是枪毙一个，放走七个的办法，害怕将来受土匪报复，所以不敢控诉。等到七个土匪一齐枪毙，群众才一致喊好，说：“早这么办，我们早就干起来了！”“像这样杀他二批三批，土匪就没有了。”当场群众就提出：“谁要窝匪，谁就与匪同罪”，以及“不通匪、不给匪送饭、送信”等办法。第二天，群众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二月五日，即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李匪开瑞得到通匪窝匪分子报告说：“政府下决心要捉你，你快离开这里！”便率领九个匪徒转移。当地农民群众一发觉，立即报告剿匪部队，结果捕获李匪的中队长和卫兵等三名。群众的情绪更高了，民兵自动提出：保证在二十八天内捉住李开瑞。当天夜晚和第二天白天（旧历正月初一）各村民兵配合部队纷纷上山搜匪，又捕获李匪的亲信中队长一人，另有二名土匪向政府自新。这时，群众性的清剿土匪运动开展起来了，白天五六百群众拿着土枪、长矛、大刀上山剿匪，夜间各村大小道路一齐站岗。土匪家属见势头不妙，到处找当土匪的子弟出面自新。几天中，匪支队附、大队长、中队长、伪区长等纷纷到政府投降。
二月十二日，全区一齐下手，抓了六十多个通匪、窝匪有据的反动分子。这就把土匪的社会基础打烂，耳目挖掉，饭碗夺去。当天晚上，李匪开瑞等三人跑到一个小庄子要饭吃。该庄一个妇女，是农民代表会的代表，一面给李匪吃饭，一面派孩子报告部队。当部队开去时，李匪逃逸。部队紧追二十多里，将匪包围，群众闻讯自动前来协助，数达千余人。结果打死了一个土匪，李匪又逃走了。群众估计他跑不远，就布置下一个大包围圈，到处站岗放哨，十四日，区里领导群众展开了反恶霸斗争。十五日，三千群众上山剿匪，一致表示：不捉住李开瑞不下山。当晚，李匪因饿了二天二夜下山求食，群众报告部队，终将李匪击毙。群众兴奋鼓舞，召开庆祝会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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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充分利用广播大会进行宣传
华东有五百万人东北有二百五十万人收听广播后在和平理事会宣言上签名
华东与上海各人民团体及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于四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三个晚上举行了“华东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广播大会”。全华东十五家人民广播电台及二十二家私营电台同时转播。据不完全统计，三天内华东各城市及农村中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的听众，共有六百万人以上。大会由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筹备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担任主席。大会第一天，由马寅初致开幕辞，并请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讲话。饶主席在讲话中表扬了华东劳动人民一年来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号召华东各界人民及驻华东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陈毅在讲话中号召华东人民每个人都来检查自己对抗美援朝的贡献，检查自己的爱国公约。曾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中国代表陆璀在大会上号召华东人民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上签名，并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陆璀讲话毕，大会主席马寅初及出席大会的英雄模范们当场举行签名和投票。许多听众立即打电话到大会，报告签名投票的人数和情况。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主任刘长胜在会上号召工人们以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来庆祝今年的“五一”节。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多人。在会上，身受日寇毒打的南京居民陈素英控诉了日寇屠杀南京三十万人的罪行。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人冯仁祥等控诉了特务罪行。南京居民张文富和上海居民沈国寅报告了他们捉住特务的经过。此外，大会并播送了志愿军归国代表高巢讲话的录音和许多精彩的文艺节目。
各地群众都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大会广播，情绪十分热烈。黄河北岸的居民，每晚冒大雨乘船渡河到济南听大会广播。三天中，大会收到听众直接打来的电话，共有四千多次。上海四百多个单位共派了四千多代表，向大会献花、献旗、献辞。有些单位派代表到大会上，宣读他们抗美援朝的决心书及劳动竞赛的挑战书或应战书。
听众们在收听广播大会实况时，立即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上签名的，据初步统计，约有五百万人；许多听众当场捐款或写信慰劳中朝人民部队；浙江硖石镇工商业联合会，在十分钟内就捐献了四千六百多万元。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医务所十二个医务工作者，当场报名参加了赴朝志愿医疗队。南京听众们写信给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检举了二十二个反革命分子。已经安全行车十七万公里的上海铁路局Ｐ４——一三五一号机车，提出了运转二十万公里不出事故的保证。黄河泺口春修的民工们，保证不修好黄河不回家。
（新华社）
东北抗美援朝总分会于四月二十七日举行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广播大会，由东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所属十四个分台联合播送大会实况。据初步统计：全区有二百五十余万人收听，并参加了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
大会由东北抗美援朝总分会副主席刘芝明致开会词，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在会上号召全区人民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上签名，继续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坚决镇压反革命，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加紧工作，以具体行动实践自己的爱国公约。
接着大会进行控诉美、日、蒋匪帮的罪行。东北人民曾在沦陷的十四年间，惨遭日寇屠杀的以成百万计，无数妇女被奸污，大批财产被掠夺。日本投降后，大部地区又遭受了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蒋介石匪帮的残酷蹂躏。解放以来，在两年经济建设中，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但自去年六月以后，又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若干城镇和乡村的人民并遭到美国飞机多次残暴的轰炸。所有这些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徒残害的人民，今天都在广播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进行了正义的控诉。抚顺制钢厂工人莫德盛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抚顺平顶山一次屠杀我同胞二千余人的罪行；农民初国权控诉日寇刺了他十二刀的暴行；安达县小学教员张子臣控诉了日寇在该县设立细菌工厂屠杀我国同胞的暴行；李兆麟将军夫人金伯文，控诉了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兆麟将军的暴行；辽东各界控诉团控诉了美国飞机屠杀我国和平人民的滔天罪行……。
这些一字一泪的控诉，激起了听众的无比愤恨。在中心会场和各个收听会场，激起了一片激昂的口号声。大会在五小时内，收到了四百多个单位打来的电话、电报。这些电话、电报都对受难同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表示抗美援朝的爱国决心。长春市在二百多处地方收听的四万听众电告大会说：“同胞们的血泪控诉，激起了我们的万丈怒火，我们坚决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坚决抗美援朝！为被残害的同胞复仇！”齐齐哈尔铁路工厂的康学福小组，立即以保证每月超过生产任务百分之二十等三项条件来向大会表示爱国决心。有些单位并捐款慰问安东遭受美机轰炸的被难同胞。当大会宣布沈阳市已逮捕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时，会场上立刻迸发出“拥护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
控诉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相继讲话，表示了他们抗美援朝和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利益的决心和信心。沈阳市的小学生们，并在热烈的掌声中向人民志愿军的代表献花致敬。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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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次全国工会文教工作会议闭幕
确定一九五一年职工政治教育等工作的计划和办法
自四月十五日开始的第一次全国工会文教工作会议已于二十五日结束。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一年职工政治教育、业余文化、技术教育、俱乐部、工人报刊工作及工会文教经费如何使用的计划和办法。
关于职工政治教育工作，过去曾有很大成绩。特别是近半年来各地普遍进行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时事教育以后，职工的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目前时事教育中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和普及地进行这一教育，并使之经常化。为此，这次文教工作会议确定：（一）各地工会要检查过去抗美援朝时事教育进行的情况和普及与深入的程度，并把过去工作的经验加以总结。（二）在没有进行过控诉、回忆或过去控诉得不好的厂矿，特别是在中小城市、中小工厂以及有很多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居住的区域，工会应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工人进行控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工人群众分清敌我界线。（三）工会应协助工厂企业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迅速而慎重地建立宣传网，每月请报告员作一次综合性的时事报告。经常地组织读报和收听广播。会议并确定各级工会要向工人阶级进行系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教育。各地厂矿在解放初期曾进行过政治启蒙教育，但大多没有持久下去。为保证职工有系统地经常地进行理论学习，会议决定不识字的职工两星期应有一小时理论学习，一年保证学习二十小时；识字的职工每星期学习一小时，一年保证学习四十小时。会议并规定这是经常的学习制度。在教材方面，会议确定应有统一的政治课本。各级工会组织应聘请党的报告员或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宣传员作政治教员。此外关于政策教育，会议确定各地工会应选择与工业、工运有关的各种政策，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向工人进行教育。
会议决定今后应大力开展职工业余文化技术教育，认为这是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大量培养经济建设干部的重要工作。会议决定：各地工会应争取在今后二年到四年内，做到职工中现有的文盲一般能认识一千字左右，并且有阅读通俗书报的能力。在一九五一年内，全国应组织一百五十万职工参加学习。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经济建设任务，培养大批技术工人，会议决定各级地方或产业工会组织的文教部门，应协同同级政府的教育部门或同级的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共同制定职工业余技术教育的具体计划、学习期间，并进行视导和考试。
在职工俱乐部方面，会议明确规定建设基层组织的俱乐部工作为工会俱乐部工作的中心和重点。对于分散的手工业工人、店员或中小城市的工人群众，则以建立市或区域性的俱乐部为重点。会议决定争取在一九五一年内把有三百以上职工的工会基层组织的俱乐部建立起来。
关于整理各级工人报刊及如何使用工会文教经费等问题，会议也作了具体的研究和讨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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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改名为五一女子中学
北京贝满女中原是美帝国主义为纪念美籍传教士贝满夫人而创办的。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来，该校师生员工爱国主义思想空前提高。对于污辱中国人民、侵害中国教育主权的“贝满”校名，一致深恶痛绝。为彻底扫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使学校成为人民的事业，经该校董事会讨论，北京市文教局批准，决定改名为“北京市私立五一女子中学”。该校在四月三十日下午举行隆重更名典礼，北京市文教局、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和各校均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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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中生了根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胡世华
我随北京各大学华东土地改革参观团到苏南去参观土地改革，二月八日离开北京，三月九日回来，来去一共一个月时间。就我这一次在土地改革中所学习到的来说，收获是非常之多的。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学到了这样多的东西。
我刚到上海时与几位朋友一起谈话，其中有一位说：“现在乡下乱得很，地主被吊打！甚至在斗争的时候，大冷天把地主脱得精光，让他穿上冰冷的湿衣服。还有灌地主牛粪的。”因之感叹着“干部出偏差了！‘太左’了！”另一位朋友就说：“土地改革，改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斗呢？！”由于我自己在思想上也不够明确，所以我的解释，不能使他们满意。在我下乡之后，再回到上海时，我就能较好地向他们说明问题了。因为我知道了土地改革必须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农民的斗争情绪必须发动起来，反动地主必须坚决镇压！
土地改革本身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是要在社会上废除地主这一个阶级的一件大事情，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毛主席早就说过，它是不能，也不可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土地改革是“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同上书）。
在城里住久了的人，只听见地主挨了打，只听见地主吃了苦头。至于善良的劳苦农民过去是怎样惨痛地饱受折磨，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了！我们想像不出我们农村中的劳苦的兄弟姊妹们是如何痛苦地生活着，如何地在流汗，流泪，流血！我们想不到地主阶级的剥削残酷到什么程度！我们想不到地主阶级是怎样的在敲骨吸髓地压榨农民！我们想不到地主住的深院大宅，吃的丰富的膳食，穿的讲究的衣饰都是劳动人民血肉筋骨的变形！以往我为了个人利益，使我看不清这个事实！使我不能正确了解这个问题！农民诉苦的时候说：“农民受到地主的苦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其实农民受的苦岂止三天三夜说不尽呢！封建剥削实在是太残忍了。在我们到的吴江县的震泽区有所谓萧、邱、顾、董“四大家族”。由于这些恶霸地主对于农民的残酷压迫，老百姓都给他们起了确当的“雅号”，称之为：“萧剥皮”，“邱要命”，“顾挖心”，“董抽筋”。顾挖心曾把一个农民的初生婴儿，放在瓦片上，下面用炭火把婴儿慢慢烤死，给他当药吃，医治他的肺痨。烤孩子的那块瓦片至今还为诉苦的农民保存下来，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印子！又如江阴县杨舍镇有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霸陈春元。我现在举出他的残酷的罪行之一：杨舍镇的东北村有五个贫苦农民，好几天没有吃东西，饿得实在难过，偷了他家的五斗米，陈春元就把偷米的农民捉来，用筷子刨尖，插在他的耳朵里，双手用力一拍，即死！自然，这些是比较特殊的例子，然而以县以区为单位来说也不算少。至于地主对农民的霸占，吊打，勒索，侮辱更是数不清，讲不完了。这些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家常便饭。在收租米的时候，农民交不出租米被吊起来打得皮开血流。有些大地主家里还私设监牢，把交不出租米的农民关在牢里，关死的也不少。农民稍稍得罪了地主，就被地主灌牛粪，吊打，冬天剥光衣服掷到河里去，妻子女儿被强奸，田地耕畜农具被霸占的到处都有。有的地方收租米要收现款。收租米时与地主一气的米商把粮价压得低低的，等到收完租米，粮价又抬高了。地主以种种方法来欺榨农民，逼得农民典地卖房，卖儿卖女，出去当长工，当老妈子，坐监牢，上吊，寻死……。就我们这一团所到过的各个乡来说，每一个乡里关于恶霸地主残酷压迫农民，残害农民的事情，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我在溪港乡的村里与老百姓谈起往日地主的威势，当时就有两个农民露出腿背来给我看当日给地主打伤的一条一条的疤痕！拿我们去的一个震泽区来说，全乡只有六万人，因欠地租坐过牢的就有一千八百多人，经地主逼死的就有五百七十人，挨过打的有四百多人，被打死的就有三十五人，而震泽区并不是什么封建势力特别强的地方。农民在诉苦斗争的时候常常由于讲起他们以往的苦楚而哭起来，以至言不成声，有的一上台就哽咽住说不出话来，有年老的当场晕倒。震泽区的农民有一个歌谣，很充分地表示出他们受地主压迫的痛苦：
农民身上两把刀：
租米重，利息高。
农民出路有三条：
一跑，二牢，三上吊。而地主则说：“杀不了贫汉，当不了富汉！”
我们的劳苦兄弟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地主敲骨吸髓地剥削农民，使农民对地主痛恨入骨。一旦翻了身，由于义愤，由于积累的血仇，在一些斗争地主的会上打了地主，个别罪大恶极的地主在农民群众不可压抑的愤怒下被打死了，个别的地主被灌了牛粪，挨了冻，在大都市里就作为新闻传遍了！说是乡下乱了！可是无数农民挨了打，无数农民被打死了，烧死了，吊死了，杀死了，许多农民被灌了牛粪，许多农民被掷到河里去……就没有人讲了。地主在斗争会上吃了一点“苦头”，究竟是谁的罪过呢？难道说这种事情的产生不是由于地主阶级自己制造的罪过？难道说是当日在地主的淫威下面痛苦地讨生活的农民的罪过？难道说是当日为地主践踏着，在棍棒下流血呻吟的劳苦农民的罪过？如果说农民不应该，说农民对地主太厉害了，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合理的！
个别地主在斗争会上吃了一点苦头，就说干部有了偏差，也是不公平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一个团到了一个屠塘乡，在第二天要斗争两个恶霸。这两个恶霸有过几条血案，平时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有两个农民前一天在讨论，说是第二天在斗争会上非把这两个恶霸打死不可，宁可自己偿命，他们的仇恨是非报不可的。当地的工作干部知道之后，就连夜向这两个农民进行说服教育，给他们贯彻政策思想。告诉他们：土地改革是全体农民的翻身大事，不是为了狭隘地报仇，为农民全体的利益不可以打。干部很耐心地向他们反复解释，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结果第二天斗争会上没有出事。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忠心耿耿地、忘我地为了农民大众的翻身大事而贡献他们的全部精力。一方面深切地在体会农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尽力地掌握政策及上级的指示，不使这澎湃的土地改革运动溢出政策范围。向农民用种种方法，进行说服教育。一个干部如果在十个人之中说服了九个，有一个遗漏了，或者未被说服，出了一点乱子，传到城里时，于是就说“干部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我觉得，对于这一批忠诚的人民勤务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再说那被打死的，如果送到法院去依法处判，也是应该判死刑的，打死的地主是不冤枉的，农民是不会错打的。自然，从农民的长久利益来看，违背政策是不好的，领导上对于所谓土地改革“过左”的情形是有经验的，纠正过来是很快的。我们到江南时，土地改革的发展是很正常的，基本上再没有吊打的事了。当然，地主阶级在城市中的广播、造谣和侮蔑是另一回事了。
有人说，现在的农民有人民政府撑腰，地主还敢怎样？这要看地主阶级服不服输，甘心不甘心被打下去。事实上地主阶级是不服输的，不甘心的。地主阶级不单是有田，他们还有武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曾是乡村的统治者。他们有几千年的丰富的统治经验，掌握了种种统治的方法。虽然全国已经解放了，可是他们还有转入地下的自卫队，反动的会道门，土匪特务，与城市及其他反动派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他们的有几千年历史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是不会那样老老实实地放手的。在土地改革中地主阶级利用了干部的缺乏经验和农民的弱点，指使了他们所能指使的一切反动势力，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抵抗、破坏，向农民进行反攻。有些地主散布谣言，威吓农民，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美国兵就要打到上海来”，“蒋介石已经到了上海虹口了”。有些地主破坏农具，屠宰耕牛，以“大家不能用”来抗拒没收。有的公开组织骚动，暗杀民兵；有的派遣爪牙混进农会，篡夺领导；有的收买干部，抵赖成分。总之，他们尽量利用一切空隙，进行破坏活动。去年美国帝国主义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时，地主的破坏反攻达到了最高潮。在已经土地改革的地方，由于政府宽大，地主阶级的威风没有打下去，他们的复辟思想就大大发展起来，对于农民的气焰更加高涨起来。有的地主拿了报纸吓唬农民说：“美国人要来了！分田吧！”有的把田里插的标签拔去，把“阶级榜”撕掉，贴反动标语，拆房子，掘地板，装狐作鬼，放火烧稻堆、烧房子。农民分得了地主的房子，就把粪泼进去，把死人抬进去。有的让女人到新搬家的农民家门口去撒泼哭骂：“不要脸呀！到底是谁的田呀！看你们长得了长不了啊！……”祖宗三代地臭骂，直骂得农民住不下去了，宁愿把房子让出来，把田让还地主，觉得田倒没有分到，反而受了不少气。这表示地主阶级还没有服输。美国帝国主义正在侵略朝鲜和我们的国土，正在武装日本，蒋介石还在台湾，就这样被打下去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幻想到蒋介石匪帮的“老中央”还会“回来”时，觉得目前虽有困难，然而还是有“希望”的，因之也说：他们是“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的”。
地主阶级之所以那样胆大，所以那样敢于破坏土地改革，所以那样敢于向农民反攻，一方面由于对于反动地主的镇压不够，另一方面是个别干部过分强调了“谨慎小心，稳步前进”，发动群众不够放手，不够大胆的缘故。有些恶霸地主经过群众检举，抓起来了，由于宽大，交保释放之后，气焰更加高涨了。地主说：“现在分我的土地，将来看我的本领，要他们的骨头！”某些农民因之很害怕，看不出自己的力量，对于土地改革没有信心，说“人民政府没有肩胛”，“赏罚不明，宽大无边”。
根据经验，地主阶级的政治威风是必须彻底打垮的，宽大不与镇压相结合是不行的。
大家知道，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倚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中共中央华东局根据了两次土地改革典型试验的经验总结，又提出了“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展开运动”作为领导土地改革的总的方针。我们到达苏南时，土地改革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着，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正在高潮，气势十分汹涌，波澜异常壮阔。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很正常的。农民的情绪很高涨，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力量发挥出来了，地主的威风被打倒了！真正的把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了，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我现在来讲一下进行土地改革之后，在农村里见到的令人兴奋的新气象。
首先，翻身农民有了独立的人格，真正的当了家作了主人，有了当家作主人的思想，克服了往日见了官吏，见了地主“大老爷”不敢正眼看一下的自卑心理。我们在下乡的时候，每五个人有两位武装同志与我们在一起，负保护我们的责任。去的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气派”会阻止我们与农民及乡村干部打成一片，我们许多教授先生都戴着眼镜，穿着皮大衣，旁边又有手拿冲锋枪的解放军。有的干部又说我们是北京“毛主席派来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来帮咱们农民兄弟翻身来的”。我们觉得又惭愧，又担心，惭愧的是我们对于土地改革实在知道得太少，担心的乃是怕大家对我们另眼看待。岂知道结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农民们，乡村干部们非但不把我们看得高高在上，而且对于我们非常之亲热与体贴，使我们每一个人从心坎里觉得我们的翻了身的农民兄弟姊妹们的可爱。首先，农民们并不把我们当客人，并不见外，我们在屋子里时，农民同志很自然地像一家人一样，一推门就进来了，坐在我们床上与我们话家常，问我们北京的情形，问我们毛主席有多大年纪，有几个小孩。与他们一道开会时，能够很自然地指出我们的错误和谅解我们的无知。他们自己又很能够接受批评，纠正错误。我们在雨中稍稍多走了一点路，他们就说“北京来的同志真能吃苦！”费力（与负重）的事他们抢着为我们去做，对于我们的文弱与无能十分体谅。而又不分彼此，真像一家人一样。农民们十分清楚“都是毛主席领导”，本不应有什么彼此。农民干部们又都觉得为大家办事是无上光荣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他们在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泥泞不堪的田野里来回走了十几里去找人商量问题，通夜不睡地为大家办事，第二天见他们时，他们照旧地满面笑容，十分起劲地在工作着。我们问他们：“辛苦了吧？”他们的回答是：“为人民服务，不辛苦！”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农民是站起来了，他们有主人翁的气概，他们呼吸在真正的自由的空气里了。
其次，农民的觉悟空前地提高了。土地改革是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这运动里农民推翻了地主阶级，同时改变了自己。土地改革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是集体主义思想领导的，农民在运动中初步建立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华东区提出的六大口号：“农民团结互让，干部大公无私，目的有利生产，方法民主协商，分配公平合理，结果群众满意。”就是集体主义的口号。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一有问题，即能根据口号，根据“天下农民是一家”的精神把问题圆满解决。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时，农民也会有一点犹豫，然而终于能够为了全体农民的利益，克服了个人利益的考虑。在溪港乡分配土地时，为了要做到合理分配，必须有若干户农民搬到别村去，若干户农民种远田。我们看出他们虽然不免稍有犹豫，而结果都愿自己带头搬去，或种远田。他们说：“现在毛主席给我们分了田，还说什么远啊近啊！”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自己破除了迷信。我们在溪港乡看见许多农民都不去敬泥菩萨了，问起农民时，他们说：“都给我们掷到河里去了！老爷（泥菩萨）只保佑地主，不保佑我们。我们现在敬毛主席，不敬老爷了。”农民对政治文化学习的要求也非常之高。我们有一次与几个翻身农妇一同乘船到一个地方去，她们拿了一本土地改革手册你抢我夺地看，她们认得的字还不多，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们唱着一个旧调新词的歌子，这新词是八个农妇开会讨论的结果。她们教会了我们这一支新歌，又让我们教她们唱我们唱的歌，并要我们把歌词写下来给她们。
土地改革最后一个阶段是开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总结经验，展开抗美援朝运动，转入生产。农民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很快地就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们有决心解放台湾。农民说：“地主阶级是不死心的，除非台湾解放！”农民身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痛苦，他们懂得抗美援朝的意义，他们要保家卫国保翻身，不愿意再被践踏被奴役！到处都有上万的翻身农民要求报名参军，我们的人民政府自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这种热情的要求。农民说：“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共产党参军像考秀才。”
这些，都说明农民的觉悟是怎样地提高了。
复次，农民的生产情绪异常的高涨。刚分到田地的农民晚上兴奋得连睡觉都睡不好，半夜要起来好几次，出门去看看他新分得的插着小红旗的田。从心坎里高兴出来！我们到的一个南库乡，农民把所有没收地主的粮食，全部拿来买了耕牛和农具。
复次，在广大的农村里，我们看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异常地巩固了。政权真正地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了。农民不但选举了自己信任的干部，还撤换了自己不再信任的干部。为农民所拥戴的干部都能一方面依靠群众，一方面服从领导，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们深深感觉到毛主席与翻身农民之间通过了无数优秀的干部已经是那样息息相关，成为不可分的有机的整体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已经在广大的农村里生了根！
经过了这一次的下乡，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接触到农民，看到了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新气象，使我对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建设，对于抗美援朝，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有了无限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掌握了自己的政权，呼吸在新鲜的，光明的，自由的空气里，他们岂能再愿意过反动统治时期的奴役生活？我们祖国有了这样的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同伴的钱学熙同志说：“看了土地改革，我们只要努力就是了！没有问题了！”说出了许多人的心情。
在我回北京的途中一路思考土地改革运动及其前因后果，深深地领会到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是有多么深刻的意义！
第3版()
专栏：
关长海抢救弹药车
英韬 作
（四）八○○号开出去后，关长海刚要到运转室去打电话，和前方站联系发车，敌人的飞机上一排机关炮弹猛烈地打了下来，接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炸弹。
（五）两分钟后，敌机飞走了，前方站的电话中说：“八○○号已安全进入山洞。”站内停放的弹药车，被敌机打起了火。弹药爆炸了，子弹吱吱地从头上飞过。
（六）“这是前方部队杀敌利器，不能眼看着烧成废铁啊！”还有两台机车和剩下的车辆，抢救还来得及。关长海对司机秦德善和刘凤岐说：“同志，走！抢救机车和军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