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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画报的编辑和发行
力群
一、确定对象与目的
《山西画报》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农民大致有这么三种人：第一种是文盲，即一字不识的，约占全部农民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种是半文盲，即能认识很少的字的，约占全部农民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第三种是农民知识分子，即能够看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约占全部农民的百分之五左右。《山西画报》想做到第二三种农民看得懂，第一种农民看得懂画，听得懂说明。
要为农民办画报，必须先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干部要真正愿意做这个普及工作，并下决心做好，打通思想，放下架子，不把这当做渺小的工作。给今天的中国农民办画报，当然不能办《人民画报》式的大型画报，为了照顾农民的购买力和文化水平，只能办一种小型的单张画报。这种单张的画报气派自然不大，有如一头小小的毛驴，虽然不象高头大马那样神气，农民却很喜欢。
第二是要处处为农民设想，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需要。为农民办画报，如果不能处处为农民设想，这个画报是不会受农民欢迎的。如果不随时了解情况，这个画报是无法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的。
《山西画报》社的同志们已经适当地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的很好。
为什么要办这个画报呢？它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也必须使全体同志彻底了解，假如不了解这个问题，办起来就没劲，没有信心，更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们今天为农民办画报，当然不是为了作农民的消遣品，我们首先应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问题、思想问题和普及他们的政治知识。同时，还应该有这样远大的目标：把农民们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今天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首先当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准备物质条件，同时也必须向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准备思想条件。今天农民多半是文盲，爱看画，我们就用图画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劳动生产，同时还要教育他们，使他们看得到美满的前途，并为了这个前途而在今天就开始努力。
二、处处为农民设想
《山西画报》社的工作同志们，既已认识了办农民画报的重要性，因此就能以比较严肃的态度来进行工作。我们曾向前晋绥边区时代的《人民画报》学习，向《内蒙画报》学习，吸取了它们的一些经验。为了适合农民阅读，我们决定了以下的内容和形式：
（一）采取了四开单张的形式，不用本本。本本成本大，价钱高，又不能在墙上贴。这种形式在目前是不适合于文盲多的农民阅读的。单张画报的最大好处是能够贴在墙上让大家看。成本低，定价也低。我们的画报当小米每斤五百四十元时，定价卖六百元一张，后来小米涨到一千多元一斤，我们也不涨价，现在小米一斤八百余元，我们的画报因订户多了，所以还是卖六百元一张，并不赔钱。
（二）坚决不用照片。照片不易做到连环故事化，又不易印彩色，加之有阴阳面，印刷不好成为黑黑的一片，农民不喜欢看；而且采用了照片，就不能通过画报大量培养群众的业余美术工作者。
（三）用三色套版的连环图画为主要内容。农民最喜欢看红红绿绿的图画，色彩愈鲜艳愈受欢迎。他们更爱看连环图画，连环图画能够说明事物发展的过程，教育作用很大。因为画报的订户很不固定，这期他订了，下期就不一定订。而且人们总是愿意一次把一个故事看完的，所以连环图画要一次登完。
（四）图画大部是以民间流行的单线平涂的画法画的，不用西洋的明暗法。这有四种好处：画的人容易把画面处理得干净、漂亮、单纯、明快；印刷厂也易于制版，又容易印的清楚；农民喜欢看；学画的人容易跟上学。
（五）排版力求“整洁醒目，宁板勿乱”。为了使农民一目了然，不允许在排版上标新立异，玩弄花样，使农民寻不见头尾。我们曾经看到有些画报的版式，一套连环图画可以大小不一，有方有圆，说明也不和画连在一起。这样的办法是有意给农民吃苦头，实在也不好看，所以我们以老实朴素为本。
（六）要使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听懂看懂，因此在正面不登文章，为了和全省的美术工作者联系，利用画报的背面登文章。连环图画的说明力求通俗字少。有时也曾想采取较大一些的字体，并用快板和歌谣式的说明，但前者因顾虑字体大了，画的篇幅要减少，尚未解决，后者也因条件不足，还未能做到。这些困难以后定要设法克服。
（七）有时也登载时事漫画。但给农民看的漫画，要画得极其通俗易懂，多加说明。农民文化低，他们不懂得白鸽子代表和平，?字代表法西斯，狮子代表英帝国主义，更不知道麦克阿瑟是何人，当然我们的一般漫画就不容易使他们接受了。但假如有一个人给他们解释，他们也是可以领会的。
（八）《山西画报》对于群众来信，总是答复的。来了的画稿，决定用的，就难免要修改，但以尽量保留原作的精神为原则，更改之处不得过多。不用的稿子一定给指出缺点，并说明不用之理由。只因目前来信过多，工作人员少不能即时答复是有的。
三、紧密结合实际
《山西画报》是报纸性质的，更需要与实际紧密的结合，首先是配合每一运动。例如本省取缔一贯道的运动开始后，画报就以大量篇幅登载揭发一贯道罪恶的图画；全省工农业劳模大会举行了，就出劳模特刊；冬学开学了，就提出为冬学服务的口号。目前我们把注重点放在联系工农业生产，深入抗美援朝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等上面。以适当的题材配合每一节日，向农民进行政治教育，也是我们进行过和进行着的方法。一九五○年我们一共出版了“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国庆节”，“十月革命节”等特刊。例如五一节，我们就全部刊登关于工人的内容，（平时也刊登一少部分）想让农民了解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认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加强工农联盟。进城以来，我们把农村向城市介绍的很多，现在很需要把城市适当地介绍给农村，因为农民不了解城市，因而不承认城市领导乡村。而且五一节特刊我们也多印一些发给工厂，贴在街头，作为给工人服务。我们的画报虽然主要对象是农民，可是农村小学儿童也是重要读者，六一儿童节出特刊为儿童服务也很必要，因为给农村小学生出一期特刊，也就等于是给农民的儿子出特刊，农民会举起双手赞成的。至于“七一”向农民宣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作用，“八一”向农民宣传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保卫祖国，“国庆节”宣传祖国的伟大，“十月革命节”宣传中苏友好，这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些特刊正是向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机会。土地改革之后，山西农村中政治空气逐渐淡薄，今后必须联系农村经济和农民生产，加强政治宣传，使生产建设工作和总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此外，我们觉得应尽量加强画报的新闻性，就是应多发表有时间，有县名、村名、人名的新闻画稿。多登新闻画稿有两种好处，第一是易于使画报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真人真事，是农民特别感到兴趣的，而且登了那个村子的事情，那个村子的群众就会更关心画报。第二是容易培养群众的业余美术工作者，并通过画报改造民间艺人。新闻性的稿子主要依靠全省各地业余美术工作者的投稿。但发表新闻性的稿子时，应注意防止“客里空”现象，这现象对画报的威信有很大损害。
《山西画报》社的美术工作者必须熟悉工农生活。不熟悉工农生活就无法作画、改稿、审稿。因此我们决定不断换班下乡、下工厂，向群众学习，丰富自己。目前我们做编辑工作的人，已深深地感到科学和生活知识贫乏的痛苦，例如关于工厂的连环图画，机器画的正确不正确，说明文字是否有错误，我们很难判断，象什么基罗瓦特呀，什么碳化呀……在我们说来都是新名词。为了避免错误，我们就把画稿先请工人和技术人员看过。（编者按：《山西画报》的读者对象既然主要是农民，对这些工业术语，不但要求正确，而且应该适当地予以解释，使农民能懂。）
四、重视印刷重视发行
印刷和发行的工作，都要十分重视。假如画的好，印不好，农民就不喜欢看；印的好发不下去就到不了农民手里。
我们很注意画报的印刷工作。为了使画报印的清楚漂亮，我们经常跑工厂，发现问题立刻改正。印刷厂从厂方到工人，知道我们对待工作是严肃负责的，他们也就更认真负责地工作了。
《山西画报》创刊一月后，就拥有二千一百二十五个订户，这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画报最初由《山西日报》社发行科代发，创刊的时候就随着《山西农民报》赠送了两期（每期赠送约一万多份），并附信说明：自第三期起即停止赠送，请大家订阅（并附订阅的办法），这样到第三期就获得了最初的两千多基本订户。我们曾希望新华书店山西分店给我们代售，但是失败了：我们得了他们的同意，每期送去三千份，希望发到各地支店，可是过了几个月去看，这些画报仍然包绳未解，原封不动地放在藏书室里。（编者按：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对此事应加检讨。）
于是我们自己发行了一个时期，用各种方法打下了基础，以后才由邮局发行，发展到最近的一万五千多订户。
在由邮局发行之后，也曾发生过一些问题。邮局规定只许每月一日至五日预订下一月的画报，过期不订；而且只能预订一个月的，不能连订数月。于是农民反映很不满意。其次是有时候送不到，因此有些农民不愿预订，向邮局要求零卖，他们愿意交款拿货，象买一盒火柴一般。农民对于预订刊物原来还不习惯的。以上问题，有的已和邮局商量解决了，有的正在设法解决。总之我们觉得有些县的邮局还缺乏群众观点，不能处处为农民群众设想，他们采用城市的工作方法对待农民，不考虑农村交通不便，农民进城困难等问题。希望邮局今后能重视通俗读物，在发行工作上多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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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介绍苏联儿童读物的一些问题
贺宜
目前国内儿童读物，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都还相当贫乏。为了满足广大儿童读者的求知欲，把苏联优秀的儿童读物介绍过来，是有益的。现在已有大量翻译出版的苏联儿童读物，介绍新的生活、新的境界、新的知识给我们的儿童，并供我们的作家、教育干部学习如何教育新生一代，起了一定的好作用。
首先，有一点必须认清，那就是介绍苏联儿童读物的目的，主要为了帮助我国的儿童认识并学习苏联，了解苏联儿童的生活及学习情况。苏联儿童读物的介绍，在我们整个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上，只能要求它起一些配合和补充的作用，可不能放在主要的地位。因为只有我们中国作者自己编写的东西，才能更密切有效地配合我国儿童的实际情况。苏联的儿童读物，是作者们根据苏联儿童的实际需要编写的，不是为我国的儿童编写的；因此，它对中国读者所起的教育作用，是不能与它对苏联读者所起的教育作用相比的，也不能与我们自己的儿童读物在儿童中所起的教育作用相比的。
然而，在目前我国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中，重点显然是放在苏联儿童读物的介绍上，创作的作品少得可怜。例如，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共出了十六本儿童文学读物，其中十四本是翻译的；三联书店的“新中国少年文库”，已出版的二十六本书中只有四本是创作。根据上海新儿童书店本年三月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书目》，四五○种文学书籍中有二七○种是翻译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翻译作品的比重占得太高，已经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不太好的倾向，而把目前出版的这些苏联儿童读物译本认真检查一下，更可以发现几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第一，在苏联儿童读物的介绍工作中，有着争抢翻译与出版的现象，以至有了很多的重复。如班台莱耶夫的《大洗大刷》有五种译本；米海尔柯夫的《参观列宁博物馆》有四种；诺索夫的《攻打冬宫》，托尔斯泰的《蓝色地毯》有三种。两种译本的更是多不胜举。还有各种短篇的童话故事，收在不同的集子里，书名不一，重复更多。
第二，对苏联儿童读物无选择地出版。我们知道：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和我们的之间，是存在着若干距离的；这些距离也存在于苏联儿童与我们的儿童之间。因此有些读物，对于苏联儿童很适合，可是对于中国的儿童，却不一定如此。其次，苏联的儿童读物，也还不可避免有着个别的错误和缺点，在选译时应当注意。例如去年一月底，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儿童文学问题时，就有涅却也夫指出了许多毫无批判地在童话中使用民俗材料的事实。西蒙诺夫在“论儿童文学的当前情况及其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间，尖锐地批评了弗拉耶尔曼的小说《远航》，认为是“作家对于什么是新社会的人的性格，和应当怎样养成它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典型”。他也批评了海拉斯金娜的《成年证明书》，西穆可夫的《雀山》，和柳比莫娃的《他们吵架了》，认为这些作家“有走着陈腐的道路，离开了生活的真实，离开了苏维埃社会中事物的现实情况而走到旁边去”。
所以，把苏联儿童读物介绍过来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这样考虑：介绍这本或那本苏联儿童读物，将对我国儿童有些什么帮助，起些什么作用？是不是符合在今天情况下的我国儿童的需要？不从我们教育儿童的需要及目前我国儿童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加选择地介绍苏联儿童读物，其教育作用与效果是有限的。当然，这绝不是说苏联儿童读物不应该译；相反，我们应肯定苏联的儿童读物绝大多数是优秀的，成熟的，对儿童是有帮助的。我们只是主张应该审慎选择，这样才对我们的儿童更有帮助。
第三，在儿童读物的翻译工作上还表现着一些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固然有把工作做得很认真的翻译工作者，但也有一些同志却是不够郑重的。我不懂俄文，但常听到一些懂俄文的朋友谈起，不少的苏联儿童读物译本，是有着严重错误的。特别是一些初学俄文的同志，大概是为了练习翻译吧，译了些儿童读物。由于他们的俄文程度较差，难免发生了一些错误。有时，有些译者连中文也不甚通顺，文句晦涩艰深，常常辞不达意。这样的译笔，就是成人也看不下去，如何能给我们的小读者阅读呢？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请他们不要翻译，相反，是希望他们能多译一些；只是，在他们把译稿送出以前，最好能好好校勘一下，或者请俄文较好的朋友帮忙校正。尤其是文笔，必须通顺明白，而且能够适应儿童的理解力。因为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出版机构，过于信任了译者的能力，不请精通俄文的专家校阅，于是就贸然付印，结果造成了一些很可惋惜的后果。
我们认为从事儿童读物翻译工作，一方面应该对原作者负责，一方面又须对广大的儿童读者负责。必须想到：工作上的任何疏忽和错误，对儿童将会造成一些什么损失！翻译工作者应该端正翻译态度，如同自己在从事创作一样地认真严肃。
最后，我提出另一点意见。
既然我们不是为介绍而介绍，是为了我国儿童的需要而介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不违反原书精神的条件之下加以改写呢？我想改写是有好处的。第一，改写之后，行文语法可更适合我国儿童阅读，原著的内容和精神可以更易为儿童所接受；第二、有些读物中部分存在着不适于今天情况下我国儿童阅读的东西，可以把它适当地加以清滤；第三，有些原著篇幅较长，改写之后可以精简些，更适应今天我国的儿童的阅读能力和经济条件。我看到苏联儿童读物中有些也是根据外国作品改写的，例如《绿野仙踪》、《金钥匙》（即柯罗狄的《木偶奇遇记》）、《法兰西小英雄》（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都是。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为了把儿童读物的工作作好，总的说来，是应该要求现有的儿童读物的作者从政治上提高一步，并鼓励和培养新的儿童读物的作者，以创作有优良品质的大量儿童读物。在翻译工作上，应克服重复抢译的缺点，可以把儿童读物的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严密分工，交流经验。上海已经成立了一个儿童读物翻译小组的组织，这个经验，各地（特别是东北和北京）都可仿效和发扬。
编者按：我国的儿童读物应该负起“教育新人，创造新人”的责任，应该与我国的新现实密切相连，应该为我们的新生一代所能恰当地吸收，有助于新儿童性格的培养。因此，在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中，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我国儿童读物的创作上。我国的儿童读物作家应该更多地研究我国和苏联的少年儿童工作以及苏联少年儿童读物创作的经验来加强自己的工作，应该选择有兴趣的人物和有兴趣的事来写出有兴趣的书，并且是有高度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书。也应该有原则、有重点地选择苏联的儿童读物，加以介绍。贺宜同志此文提供的改写办法，是值得去做的。就翻译来说，《翻译通报》二卷五期穆木天《关于苏联儿童文学的翻译》一文指出：一、“对于过去出版的苏联儿童读物的译本，应当有计划地去校订，使之成为定本”；二、“希望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的同志们，能拿出多的时间来，研究中国儿童文学语言”。这两点也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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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张宗炳译《原理与方法》修订本
方子亮
张宗炳译《原理与方法》（米邱林五十年工作总结），自经“图书评论”第八号（一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叶笃庄的批评后，译者也作了检讨与声明，去年九月间便将书中某些错误与不妥作了改正，本年一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
修订本的“译者之言”中加了一节，说明接受批评和改正的经过：“错误及译名不妥数处，在本版中已加改正，但是大体的译文没有更改。”译者表现了接受批评的风度，而且很快地完成了改正，这是很好的一面。但译者没有趁修订再版时深入检查全部译文，改正书中另一些错误，而且就是批评所指出的错误也没有全部彻底改正，对于这一本修订的米邱林的名著的译本来说，是十分遗憾的。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批评中所指出的错误，译者也没有彻底加以订正。例如：译者把“属”（Genus）错译成“族”（Variety），再版的译本，除了只把第五章的题目中的“族间杂交”改正为“属间杂交”外，本文里把“属”译成“族”的，依旧没有订正。又如第二章的题目，在第一版是：“南方果树移植北方可以改变之观点的错误”，批评指出这题目的原文应译成：“简单移植南方植物可以使它们驯化的错误观念”。理由是“简单”两字是不能漏去不译的，而把acclimatized（已能适应新地区的气候）译成“改变”是不可以的。在修订本中，译者把这题目改成：“南方果树移植简单可以改变之观念的错误”，这是愈改意义愈不明了。
译文里还有许多别的缺点和错误，如叶先生所指出的漏译和误译，几乎每章都有。这种错误的存在，使读者读不懂译文，或者得不到正确的知识。如以第五章的译文为例，举出其中较重要的错误。（以这一章为例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一章的错误特别多，而是这一章比较短，只包括短短的十二段，而且前四章里的缺点，已多少给叶先生批评过了。）
第一段里，把“属间”译成“族间”，“不育”译成“不能开花”。实际上“不育”的含义比“不能开花”广泛多了。
第二段里，“这一工作（指‘远缘杂交’）的成功比同种间的交配来得慢些。”张译作：“这一工作较之同种间之交配结果来的慢。”这是意义不很明晰的。
第四段里，“初次开花的年轻杂种”张译作：“初次开花的杂种苗木”。按：苗木是指还没有成熟的幼植物，英文是Seedling。开花的，一般不再叫做苗木了。
第五段里，“这类杂交”，张译作：“种间杂交”。按：这类杂交原意是指“远缘杂交”而言的，包括“种间”、“属间”甚至“科间”的杂交在内。又，“例如……杏或桃嫁接在李树上等。只有少数的接枝，特别是核果树的，能和砧木长合在一起。”张译作：“例如……或是杏子接在桃树，李树上，在核果内，往往只有几个接枝真能与砧木长合在一起。”这就把原文含义颠倒了。又，“……在构造上，逐渐开始部分的改变，一直到开花时候。”张译作：“……它的构造与品性到开花时候便有所改变”，是和原文含义不同的。
第六段里，“异种所生杂种并不都是不育的。”张译作：“种间杂交的结果不一定都是不传后代的。”这可以解释为种间的杂交，多不产出后代。可是原文是指杂种（即种间杂交所生的后代）并不是指杂种的亲代。
第七段里，“在这些苗木中，有不少苗木的构造，颇有差别。”张译作：“在这些出芽长成的苗木中，形态有许多差别。”按：构造颇有差别的并不是所有的苗木！
第八段里，“苹果和梨的营养体杂种”，张译作：“苹果和梨的种间杂交”。“种间”是张先生加上的。实际上，苹果和梨不仅是不同种，而且甚至可视为是不同属的。
类似以上所举的缺点和错误，实在是太多了。有的错误，且比上述的更严重。例如，第二十页第二段的几句原文大意是：“从这非常大的果实或果皮里所得到的种子，多数发育不完全和瘦弱，常常仅能长出只结小果实的果树。”张译作：“这样非常大的果实的种子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它的果皮总是发育不全，而瘦弱，它们所产生下一代的果树，反而只有小的果实。”这就有点近于乱译了。原文并没有说种子不正常，而是说果实或果皮是非常的大；而发育不全和瘦弱的是种子，并不是果皮！
最后，让我举出原著三版序文中很简单的两段话，来作为这译本的代表，来看看这译笔是如何不够细心，不够忠实。这是第三和第四段。大意是这样：
“在革命以后的这些年头，我们国内所发生的改变是有特别意义的。
“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国内的劳动人民，依照他们生活上和智识上的需要，带来了新的历史任务。”
张译作：
“特别是我们国内这几年，在革命期中的改变是十分的有意义。
“社会主义的制度使我们国内的工作者面对着历史上新的任务，这任务是与他们的能力与需要完全相符的。”
原文里的“特别意义”给张先生分开了，“劳动人民”被译为“工作者”，“革命以后”被译为“革命期中”，“生活上和智识上的需要”，被译为“能力与需要”。原文的语气，译者根本没有照顾到。
象这样重要的书，有这样多的缺点和错误，是很不好的。译者没有趁再版机会，仔细订正一下，是对不住原著者和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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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本刊批评的反应
苏北日报接受本报读者批评意见编辑同志：
看到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书报评论所刊对本报的批评后，当即进行了检查，并初步研究出改进办法。
从一月份至今，共收到杨扬同志来稿九件（其余稿件、信件在一月份前收到），内有一篇对盐城上冈乡邮局的意见，已转上冈邮局检查，作公开答复，其余均未处理。
产生上述缺点的原因，主要是为通讯员服务的精神不够。过去由于各组工作方法不科学，再加人少稿多，所以只能做到有重点的退稿；对一般性的稿件则定期研究，统一提出退稿意见，在业务刊物上发表后，连同退稿一起送给通讯员。但是，我们没有经常这样做，对一般的稿件既不退还，也没有通过业务刊物对通讯员进行政治上和业务上的指导。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搞好通讯工作，我们正在进行关于报纸群众工作的学习，以进一步订出改进报纸群众工作的计划。今后，我们准备这样做：（一）来稿、来信必须详细登记，并建立档案；（二）在收到通讯员来稿后，对有保存作参考价值的稿件当即用明信片通知作者，并作简要说明；（三）对不用稿件，逐一发出简单联系信，提出处理意见；其中比较重要的，一律提出详细意见告诉作者；（四）定期出版《通讯与读报》，以加强和通讯员的联系。
苏北日报通讯组
四月十八日
震球舆地社来函编辑同志：
顷阅五月六日《书报评论》登载了黎明同志，对我社出版的“初中高小适用最新中国地理图”的严正批评，我以极紧张的心情，把它让了好几遍，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励。该图文字说明，由于我的校阅疏忽，以致发生很多极大的错误，现经黎同志一一指出，我很感谢，今后我绝对保证搞好出版工作，除向读者表示歉意外，并遵照黎同志的意见，停止发售，俟修正后，再行发行。特此函履。
震球舆地社时德涵启五月九日
新农出版社来函编辑同志：
袁祖烈同志对我社出版张金相编“普通作物学”提出的批评，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谨对袁同志和你刊表示由衷的感谢。
关于张编“普通作物学”现已决定把第一篇“作物之重要”一节，和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总论”全部重写，关于其他因修订疏忽而犯的错误，另编勘误表附在书末，以资补救。
我们并决定把检查工作深入到我社全部书稿中去：检讨修正已出版的，加强审读未出版的。张书已自即日起暂停发售。
新农出版社五月一五日
家出版社来函编辑同志：
读五月十三日你刊“书籍的标价问题”，提到我社书籍仍用基价制度，沈芷芳同志在该文中指出“在人民币币值已稳定的今天，还保留着基价制度，是不必要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个意见。我社决定对于今后出版的书籍，一律采用货币定价。多谢你刊和沈同志的帮助和指正。
家出版社 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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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研究斯大林著作的三种新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苏联科学院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名为《献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这部书对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各方面的发展和贡献作了系统的介绍，是研究斯大林著作的重要参考用书。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斯大林是科学的大师”：第二部分是“斯大林时代的科学”。人民出版社拟将第一部分（共九篇）先行译出，为便于读者阅读和购买，各篇分出单行本。最近已出版了三本：
《斯大林的科学天才》（瓦维洛夫著）
《斯大林发展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尤金著）
《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巨匠》（米丁著）
新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图书
北京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华时事丛刊第八十七种《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汇编了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公布的有关镇压反革命的各项重要文件，并包括有关的人民日报社论及专论。这样一本文件性的书，在目前是很需要的。另一本《京津人民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新华时事丛刊第八十九种），内容介绍北京和天津两市先后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情况。这本书在现在出版，显得落在事件的后面了，希望该社把最新的材料赶快编辑出版。
上海解放日报社在五月十四日刊出“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用二十九幅图画形象地解释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的主要条文。这一努力是很好的。该图解现已印成单页，每份四百元，各地可以订购。
青年团的出版物
关于青年团员的读物，我们曾综合阅读了四十二种，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读物二十四种，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读物译本十八种。这些读物大多销行很广，其中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讲话》一书，发行量达八十九万册，同社出版的《青年团问答》（第一集），也发行十五万册，青年团唐山市委编辑、天津益智书店出版的《团员教材》（附团章），销行三十万册左右（两种版本）。翻译的苏联青年团员读物，以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个青年团小组》最受读者欢迎。一般说来，青年团员读物发行量都相当大，质量一般地也相当好。
但在这些出版物中，切合工农青年需要的通俗的出版物还比较少。青年团绥远省工作委员会编的《团员课本》，和皖南区工作委员会编的《青年团员课本》，相当通俗，还能适合农民需要。
新出两种画报
人民美术出版社新出了一种《连环画报》半月刊。以连环画为内容来出版期刊，这还是创举。为了在广大不识字的和识字不多的劳动群众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各地应帮助这个刊物的发行推广。
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南京新华日报等单位，联合组织了《时事画刊社》，已出版通俗性《时事画刊》十日刊一种，以时事照片、连环画、漫画、通俗文字等形式表现地方人民抗美援朝爱国运动、镇压反革命和生产劳动等内容。希望这个刊物注意到故事性是对群众宣传最有效的方式，逐渐加重连环画的份量。
两本考古学的著作
贾兰坡先生所著的《河套人》一书，已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河套人》是在黄河河套发见的人类史前化石的学名。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研究，过去作的很少，间有著述亦多为外文，这是旧中国学术界一个极不健全的现象，贾先生是第一次对这个问题给与了综合叙述。杨钟健先生在该书的序文中称这本书“和《中国猿人》一书一样，是一本有关人类发展史的有用的书之一”。《中国猿人》也是贾先生著的，出版者同上，也是用中文写的第一次的综合性的报告（以前用外文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多很零散）。书前有裴文中先生的序。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教育的挂图
浙江人民出版社已于四月成立。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宣传，该社出版了《世界政治形势图》、《东方政治形势图》、《朝鲜战争形势图》三种挂图，共印行十八万份。此外并出版了连环画《担架英雄田老汉》一种。
最近出版的关于工业问题的书
三、四两月出版的关于工业问题较好的书，初步统计有下列八本：
《支部如何保证与监督生产》，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介绍东北各地工矿党的工作经验的文章十一篇。
《汽车负责制介绍》，华东交通部编辑出版（增订第二版），介绍华东汽车运输中实行乘务负责制的经验。
《苏联工业管理基础》，阿拉克良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苏联工业管理制度的一本概括性的著作。
《技术工业财务计划》，费多舍耶夫著，三联书店出版，综合介绍苏联工业中生产、生产能力和装备、劳动与工资、物资供应、成本、销售、积累额、收支对照及监督计划等。
《资产负债表结构原理》，阿发那西也夫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介绍了苏联工业会计的制度和经验。
《五年中完成三十年定额》，波诺马列夫著，工人出版社出版。波诺马列夫是苏联卓越的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之一，本书介绍了他五年完成三十年生产定额的惊人成功的经验。
《我怎样掌握技术》，苏金著，工人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苏联一家滚珠轴承工厂的自动旋机调整手，本书介绍了他如何坚毅地学习和研究技术因而提高了生产量的经验。
《我们怎样延长车床的寿命》，库拉金著，工人出版社出版。本书介绍了莫斯科磨床制造厂快速旋工库拉金怎样以新的技术和劳动延长车床寿命的经验。这一本书和前面两本书都是苏联先进工人自我经验的介绍，值得重视。
介绍苏联高速切削法的书
高速切削法是机械工业上一个重大的技术改革，我国许多工厂学习推行的结果，证明它在提高生产力上有极大的价值。东北工业出版社在本年一月间出版了《高速切削法及硬质合金刀具》一书（留里琴柯著、程真等译）。最近科学技术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介绍这一先进方法的五本书：《金属的高速切削法》、《波兰特阔维契的高速切削经验》，《贝科夫的高速切削经验》，《高速切削法参考材料》（第一辑和第二辑）。以上都是译本，为了使这种经验使我国普通工人都能够掌握，希望有人把这个问题改写成通俗性的小册子。
长江日报的理论宣传
从五月五日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三周年的那一天开始，长江日报连续发表了一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论文，五月五日发表潘梓年作的“学习正确运用自己的政权”，五月六日发表龙潜作的“‘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五月十日起开始运载徐懋庸作的“‘实践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
对农村宣传工作的指导
山东《农村大众》报经常注意在报纸上具体指导各地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五月三日集中介绍了六个县市在市集上搭宣传棚，用图片宣传政策时事的例子，在“三言两语”中，编者指出了做好工作中三个注意点。五月十七日的“宣传员工作”栏又刊出了三篇介绍黑板报的稿子，里面以具体的事例介绍办黑板报的方法和这样办的良好结果，并综合了这几篇稿子的经验，在“三言两语”里通俗扼要地指出了办黑板报的工作路线、编辑方针和写作上的一些问题，帮助读者从具体经验中掌握工作规律。这样的报道，对于组织和指导群众性的宣传活动是有益的。
报纸上的国际新闻
解放日报五月十七日发表了赵时烈作的以“报纸国际版应进一步群众化”为题的“读报意见”，对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的国际新闻和评论有所评述。文中指出这四种报纸的国际新闻和评论还有一些缺点，主要是与当前的群众运动结合不够密切，以及某些文章的内容和写法脱离了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情况。因此，作者希望报纸的编者“更明确地认识报纸国际版是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推动群众运动前进的战斗武器”，“将报纸上的国际时事宣传，密切结合当时当地的群众运动与群众思想，采用浅显易懂的通俗形式，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这个意见很好。
湖南省王首道主席参加农民讨论会
湖南大众报五月七日发表了该报第四次农民讨论会，“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讨论会”的结果，收到来自五十个县市的读者来稿二百二十篇。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同志也参加了讨论，发表了对讨论题目的意见，并保证除了做好本岗位工作外，还要做一个为大众服务的报告员和宣传员。同样，湘潭建设报主办了抗美援朝讨论会，长沙专署副专员林斌同志也参加了讨论，五月十三日报纸发表了他的来信，说明他的意见，并提出保证：除搞好我本身岗位工作外，还应努力作好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报告员和宣传员，认真搞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工作。负责首长亲自参加报纸的群众性的时事讨论会，对鼓舞群众时事学习的兴趣无疑地会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