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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
本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关于政法工作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业经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本院第八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批准，特令公布；各级人民政府对报告中所提目前各项工作任务，应即分别讨论具体遵照执行。
此令。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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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
彭真副主任向政务院第八
十四次政务会议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
（一）几项主要工作简报
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全国胜利后，一开始即遇到由美、蒋匪帮所造成的几乎普遍全国的严重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农田和四千万人口受灾。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依靠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的努力，迅速地完全战胜了当时及其后在若干地区连续发生的灾荒，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及时制订了全国规模的、统一的救灾计划，其中主要的是一面调运大批粮食，救济灾民，一面提前进行若干工程设施，以工代赈，并领导全国人民为克服灾荒而斗争。第二、确定了群众生产自救的方针，使救济与生产相结合。其中有决定意义的是发动副业生产，组织物资交流，抢种早熟农作物；同时广泛兴修农田水利，及时号召节约，使救灾与防灾相结合，提高灾民群众克服灾荒的信心。第三、发动社会救济和群众互助运动，使非灾区广大群众的救济运动及灾区群众的互助运动与政府救济工作相结合。第四、救灾如救火，必须不失时机地抓紧进行。
今春有些省区如江西、湖南等雨量太多，气温太低，而有些省区如华北及山东则雨量太少。这种情况是否会造成困难，目前尚不能肯定。但部分地区的春荒已经出现，须要督促干部领导人民充分运用已有的经验克服春荒，各地并须注意作好防灾工作，以克服困难，争取今年丰收。
二、过去一年多，我们在政权建设方面，有很大成绩。先后制订了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通则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通则，并取得了关于城市和乡村建政工作的一些初步经验。自去年全国民政会议以来，各地建政工作，已有进一步的开展，截至现在为止，全国已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区，计有内蒙古自治区，二十五个省，八个行署区，十个专区，一百二十九个专辖或盟辖以上的城市，一千九百六十一个县及六十五个相当于县的旗或设治局；此外，还有十多个省、县以内的民族聚居地区，已先后实行了规模不同的民族区域自治，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省和多数市的人民代表会议，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凡是已经开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已取得了运用代表会议的若干经验。共同的经验是：会议一次比一次开得好。凡是会议开好了的地方，不仅政府与人民联系密切了，广大人民群众已开始在运用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积极起来管理自己的和国家的事务。人民普遍反映：“人民政府不仅给我们办事，向我们报账，我们决定了，政府就办，人民真是当家作主了”，“从前谁管老百姓的要求，那个人敢批评政府？现在政府有了错，人民也可批评”，“这才叫人民政府”。这就大大提高了人民爱国的热忱和对于国家的责任心。干部和人民群众已逐渐了解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
经验又证明，在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区代表会议的召开，很有必要。通过它，不仅可以更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推进各项市政，并且可以更细致地讨论当地居民的福利工作，使人民代表切实而具体地展开对于工作人员的批评，学习管理国家的事务，有效地改进工作。
现在的缺点是有些地方的政府和干部，仍然还没有充分认识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国家的基本制度和人民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还没有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府委员会；有很多地方已把“重要工作”，“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了，但也还有些地方，对于代表的若干提案，未予以认真的处理；干部包办代替的作风，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因而尚未能充分地发挥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更全面地集中群众的意见。
三、去秋至现在，全国新解放地区，已有五百余县包括一亿三千余万农业人口的区域，进行了土地改革，约有八千万贫苦农民获得了约一千万公顷的土地。连同老解放区，现在已有了二亿七千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分配了土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基本环节。中央制订了土地改革法和划阶级等根本法令后，在大行政区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曾发动了将近三十万的干部参加这一运动。各地办法都是先制订计划，训练干部，重点试验，而后由点到面，稳步前进。这是有领导的、有准备的、有步骤的、并有秩序的运动。这是继人民解放战争后，一场系统的规模极大而又极激烈的战斗。土地改革完成的结果，土匪消灭了，乡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和特务分子等受到镇压了，革命秩序巩固了；农村生产力立即开始提高；专制的农村变成了民主的农村，因此不仅为中国工业化准备了可靠的条件，并且为中国民主化奠定了巩固基础。同时经验又一次证明，要迅速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靠“和平分田”是不可能的，必须有领导地、放手地、充分地发动农民群众，经过群众斗争，由群众自己动手来没收与分配土地。土地改革又必须密切地与抗美援朝、剿匪、镇压反革命及人民民主建政相结合，孤立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也是不对的。只有这样，才能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运动，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并巩固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
四、镇压反革命活动，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另一个中心环节。自去夏发觉有些地方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宽大无边”的倾向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即颁发了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先后召集了各种会议，深入地进行了检查，具体地布置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并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加强治安、司法工作及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宣传教育。现在宽大无边的偏向，一般已获得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已成为全国规模的各阶层人民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成为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密切相结合的一种对敌斗争。对于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的结果：人民欢声沸腾，交口赞扬，称之为“再一次翻身”，不再怨政府“有天无法”了；一般干部也认为“一切工作好做了”；全国百余万武装土匪已消灭殆尽，革命秩序已大为巩固，这不仅有效地保障了人民革命的成果，并且保障了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切经验证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是人民群众打倒美、蒋反动统治斗争的继续，是人民群众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对敌进行的一种剧烈的斗争。这不是单纯的人民公安机关的反奸防谍工作，当然也不是单纯的人民司法机关的检察和审判工作。因此不仅要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和惩治反革命条例等那样法律武器，而且需要：第一、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亲密合作，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他会议群策群力地来进行；第二、充分动员各阶层人民群众，使公安、司法机关在这方面的工作与群众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密切相结合。但这不是说群众可以不经法定程序直接对反革命分子施行制裁，而是说政府主管部门应依靠群众的协助与合作，只有举国上下一致，大张旗鼓和四面八方地来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各种反革命分子，才能迅速彻底地完成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任务。在我国当前情况下，也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现在必须继续反对麻痹轻敌思想，继续严厉打击一切隐藏的特务、间谍，肃清散匪、恶霸和其他各种反革命分子。这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必须继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反对自满轻敌情绪，同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粗枝大叶草率从事的现象发生。我们总的政策，始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我们的态度必须是严肃与谨慎相结合，一切介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反革命分子都不要杀，而以处徒刑及劳动改造等方法处理他们，这些都是毛主席在这一问题上曾经反复给予我们的总的指示。
五、一年多的民族事务，由于大力组织了“人来人往”，有效地进行了民族间比较系统的了解、联系和团结工作；由于各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各方面均作了极大的努力，并在各民族聚居地区及各民族杂居地方，开始推行着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制度，积极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因此，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和各民族杂居的地区，已根本改变了过去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恶劣的民族关系，开始建立起新的友爱团结的民族关系。今后除继续进行民族间的了解、加强联系和团结工作外，还应及时总结与交流各项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区域自治的经验；同时应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六、适应以上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与保障其他各种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年余来，我们制订与审查了不少的重要法规、条例、章则，同时对于司法制度，也已进行了初步改革。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还不很完备，但已有了一些基本的法规、条例和通则，它们已集中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且有力地推动了人民群众当前的各种斗争和建设运动。此外，在废除旧的反动法律、澄清旧的法律观点与建设人民的立法司法观点上，均获得了初步成就和经验。
（二）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运动，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和各民主党派的正确领导与团结一致，已有了很大成绩。目前这一运动正在全国各个方面继续开展和深入。各级政法工作部门，已从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但目前我们的若干工作，还赶不上群众运动的发展，还有很多工作缺点和不少思想问题急待解决：
一、目前对于政权建设忽视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政法部门工作有注意加强之必要。“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首先是要打倒反动政权，接着就是在被粉碎的旧政权的废墟上，建设人民的新政权，领导人民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经济事业的改进及其顺利的发展。但是，迄今还有些同志不了解毛主席所屡屡指示过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因而忽视镇压反革命工作；忽视对残存的、旧的政权作风及旧的法律观点的批判与清除；忽视定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府委员会的重要性；忽视土地改革与人民建政工作的配合；忽视目前政法工作对于“下层基础”即经济建设工作的巨大作用及其密切的关系；轻视政法部门工作，不愿作政法工作，认为这种工作可有可无。这些观点，应该加以克服，不然就会妨害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
二、政法工作不是一种只坐在屋子里办公事、搞文牍的工作，而是一种广泛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实际工作，要指导与密切联系群众、通过群众、依靠群众来推进工作。只有抓紧中心环节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由此建立起部门的经常工作。镇压反革命活动和整个治安工作如此，政权建设和救灾抚恤工作如此，司法、法制工作和民族事务工作也如此。我们决不应该囿于机关内部，纠缠于机关事务，只看见办公棹子，而看不见全国，应该面向群众，面向全国，抓住中心环节，指导运动，推动运动。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尚不宜于过分强调部门间的精细分工，应该强调各个部门相互间，和各个部门内部，都围绕着中心工作任务而通力合作；在政法部门内，尚不宜于过分强调除政策方针以外的中央集中领导，应强调同时加强地方各级的统一领导，即实行“双重领导”以利工作。
在立法方面，目前尚不宜于急求制定一些既不成熟又非急需的“完备”“细密”的成套的法规，以致闭门造车或束缚群众的手足；应该按照当前的中心任务和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可能与必要，把成熟的经验定型化，由通报典型经验并综合各地经验逐渐形成制度和法律条文，逐步地由简而繁，由通则而细则，由单行法规而形成整套的刑法、民法。
三、我们的一切工作既不能从反动的“六法全书”之类的观点出发，也不能教条主义地从一些抽象理论出发，必须从我们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因此必须有重点地并系统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及时地总结工作经验。过去经验充分说明，一经注意调查研究，搜集了典型经验加以整理，则“任务不明”和“工作不知从何着手”的现象就立即开始克服；部门本身工作，也就能很快地建立起来，步入正轨，干部也就由此获得锻炼，因而工作情绪也就能迅速提高。因为政法部门的任务主要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实施，要指导群众的政治斗争，所以必须不断地与业务结合，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这对于政法部门工作的改进有重要的意义。
（三）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
依据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为着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应当是：
一、加强政权建设。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应按规定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及政府委员会与行政会议。除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县以下政府及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外，均应尽速创造条件，于本年内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所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年内应普遍召开城区与郊区的人民代表会议。所有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应召开村或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村或乡人民政府。各地应注意革命残废军人和烈、军、工属的优抚工作，并使国家的优抚和救济工作与广大群众的优抚互助运动相结合。
二、继续镇压反革命活动。严厉镇压特务、间谍和各种危害人民事业的反革命分子；与部队配合彻底肃清各地股匪、散匪；摧毁反动会道门的组织；普遍完成关于反动党团区分部以上分子的登记工作；改进审判工作，迅速调集大批得力干部，采用突击方式清理积案；切实组织与扩大劳动改造工作；改进狱政；加强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和城乡人民公安组织，加强机关的、边防的及经济的保卫工作。
三、准备完成土地改革。除一般少数民族地区外，所有新解放区，应准备于今冬和明年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并于已进行土地改革地区，有重点地进行必要的复查。
四、关于民族事务，应继续加强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工作；继续组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访问，以求得进一步地了解；应协助业务部门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贸易和文教工作；尤其重要的是积极地培养民族干部，积极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根本政策。
五、根据必要与可能的条件，继续制订与审查一些带基本性的条例和法规。
六、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应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逐步建立政治法律委员会（专署、县人民政府有必要又有条件时可在适当首长主持下设立政法联合办公室），负责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署、法院、监委等机关的工作，并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政法部门的干部应有必要的补充。
其次，应大批训练政法干部。除加强公安和民族干部的训练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与大行政区对于县、市政府行政工作与司法工作的主要干部，应分期逐步轮流加以训练，并为政法干部训练班培养一批师资；对各大学政法学系课程改革，应予以协助。各大行政区和省并应着手计划大批训练和培养县、市和县、市以下的政法工作干部。
此外应围绕着中心任务协助建立与加强各级人民检察工作与人民监察工作，随时纠正各地工作中的不良倾向，并处理干部中的违法失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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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孙瑜先生检讨后的一点意见
袁水拍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先生在读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已发表了《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见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一文，表示“衷心拥护和尊重”这篇社论。但我认为孙瑜先生的检讨是极不充分的，思想上还是混乱的。
孙瑜先生提到了主观愿望的问题。他说，“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客观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很明显的，作者这样把主观愿望和客观实践分开来说，依旧是企图为他的错误作辩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告诉我们，动机（主观愿望）和效果（社会实践）是统一的，分不开的。而且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只有看他的行为——作品。电影是用什么来跟观众说话的呢？就是电影本身。电影作者的主观愿望凭借什么东西来表现的呢？就是电影。我们难道能够说，我的电影是一回事，我的主观愿望又是另一回事吗？
在未经批判前，《武训传》电影所给予观众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武训的“伟大”，“武训精神”的“崇高”等等。在电影的开始和结尾时，银幕上所映出的，是天空白云的背景，伴奏的是“庄严神圣的赞诗高唱入云”（见孙瑜作电影小说《武训传》）的音乐和宗教气氛的钟声，烘托出来的是一个“在北方原野的风沙中迟缓地，但是坚定地走着”（同上书）的神圣化了的“伟大崇高的人物”。作者所极力渲染的是这样，观众所得到的印象是这样，作者的主观愿望难道不是这样吗？除了电影，还有作者的文字也说明他的主观愿望的确是这样：“（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崇高品质。”“热爱他也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心。”（见“《武训传》编导记”）电影的作者确实是企图要叫观众“热爱”武训这个具有“崇高品质”的我们“民族”的“典型”！作者在影片的“主题歌”中，甚至还这样写道：“世风何薄，大陆日沈……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同上书）请看吧！编导者的动机那里是要批判什么武训，他的动机是要用武训来批判今天的“世风”和“大陆”！《武训传》的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践并没有任何矛盾，他所种的是瓜，所得的也的确是瓜，他企图歌颂武训，事实上也的确歌颂了武训！
电影极力描写武训的“老实”（作者借影片中的小桃的口这样说他）。周大带他去见地主时，他先不敢去；等到见了地主后，他的脚直打哆嗦（特写镜头）；他跪了下去，不知道站起来还要别人提醒；他完全不知道地主的狡猾，当小桃劝他向地主支三年工资时他还要说“凭良心”；他扛活受人作弄，被粮食口袋压倒时，毫无反抗地只会说“你干啥呀”；小桃责备他为什么尽干“顶脏顶苦的活”，他回答“我不干谁干”，仿佛要叫大家钦佩学习这种“承受一切苦难”的精神；周大等人向他说一些反抗的道理，他痴呆麻木，无动于中，或者更进一步，用“杀人，行吗？”来污蔑农民革命……。电影所描写的武训的形象便是一个胆小、软弱、愚蠢、麻木、善于屈服、投降的奴才，而作者却硬要叫观众把他来当作“圣人”“伟人”，硬要把他拉进与他没有半点相同之处的革命阵营中来，硬要把他放在我们的革命的历史传统头上。电影结尾把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像片，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这样一个奴颜媚骨的劳动人民的叛徒连系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对人民、对革命、对历史、对民族的极大污辱！
孙瑜先生在他的检讨中，还要为他自己的错误作辩解，他说，他在电影中曾“描写武训行乞兴学的失败和他发现了他自己失败后的痛苦”，作为他对武训的“批评”。应该说，这少许的“批评”是完全没有改变或影响整个作品对武训的同情和歌颂这个主题思想的。这是连作者自己也承认的，“基本上我是在同情他和歌颂他”。这少许的“批评”，在我看来，在电影的效果上是起了更坏的作用。这些所谓“批评”，只有更加对观众起了迷惑的作用，不管作者的根据如何，作者描写武训后来“发现了他自己的失败”，并且因此而“痛苦”，无非要给观众一个印象，即以为武训始终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他始终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作者始终是肯定武训的。而实际上，却与此相反，武训的“行乞兴学”，从产生这个动机，到开始去做，到最后受封建统治者的宠爱，他早已丧失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例如唱歌劝人念书后做官坐八抬大轿）早已不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电影结尾对武训的“失败”的“批评”，应该说是起了一种蒙蔽的作用，作者的“主观愿望”难道不是要把武训塑造成一个所谓“完人”吗？
孙瑜先生说：“我被他（武训）表面的局部的一些感动人的行为所迷惑……”这也不足以说明事实。孙瑜先生致力于武训的研究和宣传有多年的历史，用几十亿金钱和极大的人力才拍摄了《武训传》。这无论如何不是简单的被迷惑的结果。
总之，孙瑜先生的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希望孙瑜先生作一个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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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学习政策，能做什么工作呢？
中国共产党辽东省辽阳县委员会，在五月十日召开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时，对到会的四十六名区委委员进行了测验，题目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和生产政策。从答卷分数上来看：六十分以上的二十一名，六十分以下的二十五名。从各题答的完整性来看：第一题是目前的中心工作是什么？答完整的仅二十一名，不完整的二十四名，十三区的组织委员韩光同志完全不知道。第二题是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投票的意义何在？答完整的十二名，不完整的二十四名，错误的一名。第三题是今年公粮征收政策和各种商品粮（大豆、水稻、小麦）等比价是多少？答完整的只有三名，不完整的二十九名，不知道的十四名。例如七区宣传委员姜永汉同志就一字未答。第四题是政府怎样奖励种棉麻的？答完整的一名没有，不完整的三十一名，不知道的十五名。七区（产棉麻区），宣传委员姜永汉同志竟也完全不知道。
测验的结果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给县委的领导上敲了警钟——对干部的政策教育太差了！区委委员们对政策的了解很模糊，怎么进行工作呢？
其次，说明区干部的政策学习太差了！不少干部往往借口“工作忙”，“文化低”，不能学习。那么不学习依靠什么本领来把工作做好呢？不学习怎能把文化水平提高呢？
第三，干部不知道中心工作是什么，自然就盲目地碰到什么做什么。干部对政策不明了，就不可能对群众宣传明白；宣传不好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自己还不懂得“签名”“投票”是为什么，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而去“发动”群众“签名”“投票”，那能起什么作用呢？群众顾虑“增产了多纳公粮”，宣传的人不知道“按地级产量的百分之十八纳公粮”，而只是空喊“打破思想顾虑”，这样的宣传当然就不起作用，难怪有些人觉得“签名，投票没有作用”，“宣传耽误生产”。
党的工作者做什么？怎么做？——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思想政策水平；以党的政策、思想去教育干部，党员，从政治上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以保证各种工作的完成，并把党的政策、思想贯彻到各种工作中去。否则，一切的事务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就都会随之而来，工作是做不好的！
（本报特约记者于镜清、本报通讯员金炎午、武广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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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武汉创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 组织讲师团解决缺少教员问题
武汉市机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学校已于四月间正式开学。第一期受训的学员，是中南直属机关、武汉市和湖北各机关选派的在职干部。他们毕业后，将在原来各机关兼任理论教员。
这个学校的领导机构以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党委宣传部及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共同组成，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赵毅敏同志兼校长。全校分别学习三种科目：政治常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目前共有正式学员五百一十三人，旁听生二百四十三人。搞好理论学习的重要环节是要有专人负责帮助指导，武汉市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便是培养这类人才的有效方法。创办这种夜校是有困难的。首先就是缺少教员。武汉市以组织讲师团的方法解决了这个困难。该团共聘请武汉市党、政军机关的负责同志和教授五十余人，确定在一定时期之内，每人分科准备两个题目（均略致酬劳），写好提纲（或论文），一方面为夜校讲课；同时并在其他场合或广播电台作公开演讲。这样就不但解决了师资缺乏的困难，而且在党的周围组成了一批进行理论教育工作的骨干。
皖北地区开展在职干部学习 为实行正规学年制准备条件
皖北各机关在职干部理论学习已先后开始。各级党委正为明年实行正规学年制准备条件，注意了培养学习指导员和轮训干部。今年皖北区的在职干部学习，根据不同程度，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文化水平低的勤杂人员和一部分干部，进文化夜校学习。第二种是有一定文化与政治水平，但自学能力较差的，进政治夜校学习，政治夜校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中心内容，每周听课两次，以一定时间自己阅读并组织讨论。第三种是有自学能力的，以自学为主，自己选择学习内容，拟订学习计划交领导上审阅。在学习的过程中，可根据共同的内容组织讨论。皖北区党委为了培养学习指导人才，为明年实行正规学年制准备条件，已在党校训练学习指导员，选择了两种课程进行学习：一种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种是中国革命问题；预计训练四个月。各地委党训班亦已先后恢复，准备训练政治常识教员，其内容为：共同纲领、党章、党纲。时间为两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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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个典型的家庭爱国公约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 李凡夫
五月八日广州《联合报》第四版刊有女工叶丽馨写的“介绍我们的家庭公约”，内容生动感人。一个四口的家庭，丈夫是三轮车工人，妻子是女工，过去夫妻经常吵架，用钱无计划，因此入不敷出。自从订立了家庭公约后，就由经常吵架的家庭逐渐变为和睦幸福努力工作学习和热爱祖国的家庭，夫妇和妹妹的政治认识和文化知识有很大提高。这是值得千百万个家庭学习的。虽然各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每个家庭如果都能按照具体情况订立一个家庭公约，并且都能像叶丽馨的家庭那样，把爱国公约与家庭公约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那是极有意义的事。
在反动政府统治下，不可能有幸福的家庭。现在时代不同了，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人民的家庭，都有了逐渐改造为幸福而愉快的家庭的条件，问题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些条件。过去反动派曾经造谣说，共产党是不要家庭的，或说共产党是只主张家庭斗争而不主张家庭和睦的，这都是有意诬蔑。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家庭，马克思当年虽然万分穷困，但他与他的夫人燕妮却过得很好，两人相敬相爱，对他的事业有很大的鼓励。当然，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在思想上有原则分歧，如一个主张爱国，一个对爱国还不了解，这样，不斗争就不能克服落后，不能进步。但斗争也有各种方式，可以批评劝说，不一定就要吵架。如果家庭中思想一致，就不会因细小事情而经常吵架了。在家庭中，提倡民主，提倡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叶丽馨订立家庭公约经验所以值得介绍，还由于他们用检讨的方式来代替了无原则的吵架。这也是值得提倡的。愿千百万人民的家庭都成为可爱的家庭，并且要知道如何来保卫自己的家庭与自己的祖国。
我们在“五一”盛大的示威游行之后，必须使抗美援朝运动走上深入的阶段，必须使每个人都真正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而订立爱国公约与家庭公约（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也应该结合起来），就是普及与深入这个运动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城市中，各机关各人民团体的爱国公约一般都已订立，今后是深入贯彻的问题。至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订立家庭爱国公约，有许多地方还仅是一个开始，有许多地方则尚未进行。希望大家都来提倡，并用介绍先进经验的方法来推动这个运动。我先来介绍叶丽馨订立家庭公约的经验，希望以后还有更好的经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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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庭公约
女工 叶丽馨
我的家庭有四个人，除我之外，有我的爱人范永添，和他的三妹范仲平，六妹范爱平。我的爱人范永添，业三轮车，他每月平均收入约四十万元左右，我每月收入二十八万，小姑范仲平每月收入三十五万元，合计收入一百零三万元。收入足敷支出，而且有余，但因为各人性格不同，处理家务又无计划，我和爱人时时吵嘴，使家庭经济每陷于不敷的状态。
我爱人对于朋友很够义气，肯帮助工友，有时把衣服赠给朋友做小生意。在四月九日那天，家里只余一万元，因为有朋友遇了困难，他毫不思索地就把钱送了朋友，遇到各种义捐，他也从不后人。他在家庭内财政绝对公开，不会自私，但个性很强，主观过重，自高自大。有时在食饭的时候，我因些小的问题闹意见时，他即马上放下饭碗不吃，一直到我多次认错了，方肯吃饭。我叫他学习，他说：“每天踏车太辛苦！”他收工后便在床上休息，对于进步书籍，虽然爱看，但总不肯参加学习，三轮车工人开会，也很少参加。
我的性格也不大好，遇有一点不如意事，常大发牢骚，在家自高自大，个性率直，但对同阶级的朋友，也肯帮助，对于工人的政党很信仰。
因为两人主观都强，所以时常发生意见。我在工会上课时常常听见主席梁峰同志说：“发生意见和遇到困难，一定要追求原因和真理。”于是我的思想起了变动。家庭时常因小事而发生意见，不是一件好事，同时，家庭有这么多的入息，而经济不大充裕，我必得找出原因来。结果发现了是因为在经济上无计划和家庭中无纪律的缘故。于是我们大家讨论，准备订一个“一九五一年的家庭公约”。经过五次开会讨论，我觉悟以前自大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选三妹范仲平为我们家庭的小组长，范永添管纪律。订了一个公约，规定设一个公共钱盒，每天限定七千五百元餸钱；五天煲一次肉汤，煲汤费用一万元；七天开一次检讨会，检讨我们小组的纪律和计划是否切实执行了。三个月总结一次。在公约中每个人又提出克服缺点的保证。
范永添提出：１保证加紧学习，提高政治认识，２保证不发脾气，不闹个人意见。
我提出：１保证不发脾气，不大声大气，不闹个人意见，买什么菜吃什么菜；２耐心每晚教二个小姑温习识字，不再说三轮车是我所有的（以前购车时部分是用家中积蓄，部分是向友人借来的）。
范仲平保证：每天早晨一叫即起床，不闹个人意见，耐心教育范爱平读书。
范爱平保证：加强记忆力（她善忘），注意清洁，不鼓气（不爱说话）。
此外，公约中又定出奖则和罚则。能实行保证，克服缺点的奖衫一套；如发脾气，第一次罚洗地煮饭、第二、三次检讨批评，四次以上，罚不做衫。
我们的家庭公约订立已两个半月了，在这期间进步最快的是范永添，他的政治认识已有很大进步，又学会了打腰鼓，学习文化很积极，地理习作一百分，脾性也改变了，也没有以前的主观了。
我的脾性和态度，也转变过来了，克服了暴躁自大的脾气。我曾发过一次脾气，被罚洗过一次地。
范仲平经青年团和工会的教育，很有进步，每天都依时起身，文化水平和政治认识都提高了。
范爱平也转变过来，变得爱说话了，记忆力也比从前增强了。
最近，我们又订立了家庭的爱国公约：１要做好五拥工作，２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一定要提高政治认识，学习文化娱乐。
此外，我爱人个人又订了一条：如发现可疑的人带走私货物乘车，他一定将人与货一齐踏到附近的分局或税局报告。（原载五月八日联合报）
第3版()
专栏：
叶丽馨家庭访问记
南方日报记者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解放了的土地上，每一时，每一处，新鲜的事物不断出现。女工叶丽馨的四口之家由吵吵闹闹变成幸福和睦，就是在新社会里不断涌现的无数新鲜事物中间的一件。
叶丽馨的一家是勤劳的，也是快乐的。他们住在惠爱路一座三层楼的天台上的两间小房里，虽然不算宽敞，倒也干净安适。一幅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几朵叶丽馨去年在军胶厂当选为劳动模范时佩戴过的大红花，表明了住在这两间房里的人们对祖国和劳动的热爱。叶丽馨每天早上六点半钟以前就和小姑范仲平一起到军胶厂上工，从来不肯迟到一分钟。然后，她的丈夫范永添在七点钟踏着三轮车出去找生意。最小的小姑范爱平则留在家里料理家务。晚上，他们全家都上夜校读书，有时候还要开会。回家来再温习功课，到十一点多，以至十二点钟。
叶丽馨是一个性格朗爽的女工。她做事快当，有话就说，心里时时都记挂着如何做好工作和如何帮助别人进步。她说：“以前我爱人不进步，十次开会，他七次不到。两个小姑，家里又没有婆婆照顾，我总不放心。现在个个都进步，真是工作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叶丽馨的家庭，并不是向来就这样和睦和进步的。在广州解放以前，两夫妻从早捱到晚，还是顾得早饭顾不得晚饭。由于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压迫，使这个小家庭内经常发生吵嘴的事情。解放后虽然生活是一天天安定起来了，但是因为没有计划，没有规章，有时还是领到工钱不多几天就花光了。加上两个人主观都很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斗嘴。范永添虽然为人忠厚，但是对集体活动不感兴趣，不积极要求进步。叶丽馨也没有办法改变他，只有自己发愁。
自从今年春天，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普遍展开，叶丽馨的工厂和范永添的工会都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作了时事报告，举行了座谈会、控诉会。像一阵春雷，把叶丽馨和范永添的小家庭震醒了。他们四个人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进行了检讨，订立了家庭计划和爱国公约，又针对各人自己的缺点订立了个人爱国公约，还建立了检查和会议制度。从此，不但大大减少了家里的日常纠纷，而且每个人在互相批评和督促下，都获得了显著的进步。范永添进步最快，对于全家都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叶丽馨坦白而欢喜地讲述他们一家互相批评督促的情形。她说，有一次她被同志们批评，回家就发牢骚说：“她们批评我，将来我亦要批评她们。”但是范永添马上就指出她的态度不对，不应该报复。范永添和叶丽馨还帮助两个妹妹学习。以前一字不识的范仲平，在青年团、工会的教育和哥哥嫂嫂的帮助下，生产很积极，也能写日记了。范爱平也用心学习，不再常常“鼓气”了。
但是叶丽馨一家并不以已有的成绩为满足。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面，翻了身的劳动人民有着可佩的抱负和远大的眼光。范永添看着三轮车的生意淡下去了，准备“学驾驶拖拉机。”范永添眼睛里闪亮着信心，他说“这是发展生产的。”
叶丽馨又在准备修订她的家庭计划了。她兴奋地说，党的生日“七、一”快要到了。她想最近再开一次家庭会议，在计划上加上几条来迎接“七、一”。于是她用心的数着说：第一要加紧生产，加紧学习；第二要随时宣传抗美援朝，人家不懂就说给他听，自己不懂就问工会；第三要搞好读报小组。因为她自己和范永添最近都参加了读报小组。
“为什么你这样关心‘七、一’呢？”叶丽馨激动地说：“共产党三十年来都是为着我们人民，我们才有了今日。二万五千里长征，毛主席冒着危险到重庆和蒋光头协商，彭湃同志为革命打生打死，不都是为了我们么？”叶丽馨的眼睛红了，她擦了擦眼泪，停了一会说：“我们一定要执行爱国公约，做好工作。还要检举坏人，我还一定要克服困难，才对得住先烈，对得住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