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天津天主教爱国分子
控诉文贵宾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要求政府把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国土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于二十三日招待该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前天津教区主教）危害中国人民、欺压教友的罪行。天津市天主教徒早于今年一月就揭发了文贵宾破坏天主教革新运动的罪行。本月十六日晚，三百余天主教徒又列队至文贵宾处，当面质询。文贵宾终不得不承认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及私吞两间教堂财产的事实。教徒们极为愤怒，当即宣布自即日起不再承认文贵宾为主教。次日，文贵宾又偷运教会物资。教徒们当日下午即组成保护教产委员会，加以防范。十八日，参加追询集会的三百余教徒发表“告全市教友书”，号召全市教徒起来控诉文贵宾的罪行。为了取得全市各界人民的支持，乃召开此次招待会。
会上，革新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吴克斋致词后，革新运动促进会秘书长、法汉中学副校长聂国屏在讲话中揭发了文贵宾数十年来反对中国人民的无耻罪行，并要求全天津，全国人民支持他们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该会委员隋守义代表天津青年天主教徒，要求把文贵宾赶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书面谈话中，各人民团体代表在讲话中，一致表示坚决支持爱国天主教徒的要求。天主教教会学校津沽大学、西开中学等校代表也表示支持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并当场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在各该校的罪行。
按，文贵宾于一九○一年由法国来我国，一九二二年到天津充当主教。抗日战争期间，文贵宾为日寇大肆宣传。日寇特务神甫田口、岩下即住在西开教堂内，策划通过天主教进行特务活动。文贵宾更命令天津教区各县教堂供给日寇情报，配合日寇进攻抗日根据地。日寇投降后，文贵宾即投靠美帝国主义。天津的许多中外籍神甫，在文贵宾的指使下变成了美国间谍或国民党特务。一九四七年，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国际间谍案漏网分子法籍神甫申自天等逃至天津。文贵宾赞扬他们是“梵蒂冈的敢死队”，“耶稣的勇兵”。同年夏天，文贵宾与国际间谍雷震远、蒋匪特务天主教徒金玉培共同策划建立特务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雷匪震远另一天主教的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也得到文贵宾的多种帮助。天津市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文贵宾又指定荷兰籍神甫柏恩、郑化民负责组成另一反动组织“圣母御侍团”。天津市解放后，文贵宾布置了整套的破坏我国主权、反对人民政府及共产党的计划。文贵宾根据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反动命令，在教徒中宣布：共产党是“魔鬼”；凡是欢迎解放军，参加游行，参加人民政府机关工作，入华北大学学习的都要入“地狱”。甚至禁止教徒唱国歌和看人民的报纸，教会学校内不准挂领袖像和国旗。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他公开宣传美帝国主义的“强大”，不断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天津市天主教爱国教徒发起革新运动后，文贵宾更百般进行破坏。他一面欺骗教徒说：天主教内“没有帝国主义”、革新运动就是反对天主；同时更以“下地狱”、“停神功”、“摘神权”来威胁爱国教徒与神甫。他更在教徒中散布大量的“恐怖的共产主义”及由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发出的《学习参考》等反动文件；他还亲自写了一篇《天主教会对三自运动的观点》，诬蔑革新运动。他并派遣走狗打入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企图进行破坏。文贵宾反人民的事实，已激起天津天主教徒的无比愤怒，他们一致要求把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同出国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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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人售书处——北京车站所见——（首都速写之六）
邵宇作
北京站上有个小小的售书处，十个月卖了五万三千册书，一万三百零八份报纸，收款人民币一千二百五十六万元，不为赚钱，也从没赔钱；但是，那里只有买书的人却没有卖书的人，那是个“无人售书处”。
说来并不奇怪：
因为劳动、诚实和智慧，向来就是人民的道德和品质。
因为我们的国家给生活开辟了限光辉的道路！
用剥削、欺骗制造懒惰、愚昧、贫困的统治者被打倒了，劳动、诚实和学习的精神，在改变着社会的性格和面貌。
多买成本新书，
自己看，
教育孩子们，
坐上列车
向前奔驰吧！（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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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告天津全市教友书教友们：
文贵宾一贯欺压中国神父教友，一九二二年他曾上书梵蒂冈教廷，诬蔑中国人是“猪”，没有升主教的资格。天津教区的中国神父吃不上穿不上有病不给治，苏宝和神父临死才准进医院，而在天津的荷兰神父生活豪华。他蓄意毁灭了天津教区，也不能落在中国神父手里。他召集了一帮荷兰人来，想把天津教区变为荷兰教区，经中国神父反对，他又想把天津教区分为两半，一是中国神父，一是荷兰神父，因此，总把好的堂口交荷兰神父占据，又看阴谋未遂，即将现款交由荷兰人杨三、梅荣久、郑化民，分批盗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又去那里侵略，并构成对中国的包围圈，策动间谍破坏活动。在前两星期，文向全体中国神父交账的会上说：“只有现款两千来万元，卜相贤借去两亿元”，又说“账已烧了，没有账”。中国神父向他提出了两小时的质问，文无言答对，显系与荷兰人合谋，将天津教区财产盗走，圣教法典第二三四六条之规定“凡擅敢自己或用他人意图，为自身利益而使用或侵占公教会任何财产者，或阻碍其孳息不能到达有收益权人手者，于未完全交还财物或未取消该阻碍，并未求得宗座之解赦以前，当然受弃绝。如教士自己犯之或同意他人犯之，应并罢免其一切圣禄职及褫夺其任何其他职务之能力，至于完全赔偿及受到解赦后，以及其正权利之意见，受停止其行使神品权之罚。”
在我们三百余教友两次集体追询大会上，文已完全承认违犯了圣教法典，教友们：请想他这样滥用神权，侵吞教款，对天主都这样大胆妄为，何况对我们教友呢，从圣教法典上看，他已经没有任何神权了，我们再信他的神权，不仅无功，反而有罪。
文贵宾一贯反人民政府。他说过：“谁欢迎解放军就是欢迎魔鬼，下地狱”；“不准在政府机关作事，至死不能与政府合作”；“不准看报纸，不准入华大、革大、南大，以上三个大学是魔鬼大学”。主使卜相贤等组织间谍活动，协助美帝国主义特务雷震远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主使柏恩组织反动的“圣母御侍团”，散发反动小册子，以及散布三次世界大战、美帝国主义原子弹等反动谣言。
文贵宾还曾在西开教堂内私藏日本特务神父田口、岩下，日寇投降后给大汉奸特务徐树强隐匿房产。凡是罪大恶极的人，都是他的至亲，善良的教友他认成仇人，以上罪恶事实，教友质问时，文都一一承认。
教友们！请看文贵宾传的是天主的福音，还是帝国主义呢？我们要爱教，要我们的教继续传下去！必须实现以下：１、因他已违犯圣教法典，教友们无法承认他的神权。２、坚决追回文贵宾侵占的教款。
教友们：我们已经成立教产保管委员会，清查文贵宾侵占的教产，全体教友们！我们一致起来吧！控诉文贵宾来我国五十年来的罪恶吧！坚决肃清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彻底割断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分子的各方面的联系！
天津市天主教三百余参加追询大会的教友同启
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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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钟祥县三万多人公审特务匪徒曾宪成
今年四月初，当血债累累的国民党特务曾宪成被逮捕归案后，湖北省钟祥附近各县的人民都欢欣若狂，到处传报着“抓到曾黑子（曾匪的混名）了”和“五月一日公审曾黑子”的喜讯。一千多封控诉书，从各地递交到人民政府。公审前几天，各地人民就背着干粮，从几十里外的农村赶到钟祥县城。
曾匪宪成很早就加入了蒋匪特务组织，曾任匪“第五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少将司令”、“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等职。抗日战争期中，曾匪与日寇、伪军勾结，在钟祥、京山、荆门、洪山、宜城、枣阳、汉阳、汉川一带，烧杀抢掠，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难以数计。仅日寇投降前后数年内的不完全统计，曾匪在钟祥、荆门两县和洪山县丰乐、张家集两区即杀害和活埋三千四百九十余人；在钟祥县拉走壮丁七百二十八人，强奸妇女二百六十余人，抢劫粮食一百五十余万斤，牲畜五千六百多只，勒索银洋十九万八千余元。
五月一日，天还未亮，人们就涌进了钟祥城南的广场内。在举行了庆祝“五一”节后，公审大会随即开始。曾匪宪成被押进会场，跪在三万多人面前。许多身穿孝衣、手捧灵牌的孤儿、寡妇和到会群众，都齐声高呼：“剥他的皮！”“为死难者报仇！”前新四军第五师某团首长康上项烈士的警卫员邵宗江，控诉曾匪把康上项烈士打死后，又割掉了他的头，还把康烈士的父亲和妻子活活打死和用开水烫死。邵宗江自己的叔父也被曾匪剁成肉块。邵宗江咬牙切齿地指着曾匪说：“这种血海深仇，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也不能偿还的！”当穿着孝衣年方七岁的陈福林，抓着曾匪要他偿还自己父亲的命债时，台上台下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为陈福林小妹妹复仇！”
钟祥县人民法庭当即根据曾匪的罪行和人民要求，判处曾匪死刑，并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押赴受害者灵前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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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
孙瑜
首先，我谨向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表示衷心的拥护和尊重。
《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除开深自痛心检讨外，我愿真诚地接受和参加今后一切正确和更严厉一些的批评，澄清自己的思想。
我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学习不够。我对武训这人的认识在今天才发现是完全错误了，可是在编剧的初期和一年多的摄制过程中都不能看出问题。我被他表面的局部的一些感动人的行为所迷惑，因而忽略了他的非革命的本质。我描写武训行乞与学的失败和他发现了他自己失败后的痛苦，以为那就算是批评了他；可是基本上我是在同情他和歌颂他。这一个错误是极严重的。
以上仅是我犯错误的一个初步认识和我从失败中获取教训的一个渴望。我将在比较充分的时间里，深刻地作编导《武训传》的总检讨；一面在工作中加紧学习，以期达到以后能够正确地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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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电影《武训传》的检讨并向读者和观众的建议
《大众电影》编委会
在思想上政治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因而实际上起着歌颂反动作用的电影《武训传》，于本年一月一日在上海首轮影院举行其新年献映以来，我们《大众电影》，作为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帮助观众鉴赏电影的群众性的刊物，不但没有及时地发现并着重的指出电影《武训传》的严重的错误，并向其作不调和的有原则意义的思想斗争，相反，我们却丧失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了配合电影《武训传》的发行，盲目地把它当作进步影片，在本刊第十四期发表了《武训传》特辑的文章。计有：戴白韬同志的《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孙瑜先生的《编导〈武训传〉前后》、赵丹先生的《我怎样演武训?》（该文?刊载在本刊第九期，?刊载在本刊第十五期）、马侣贤先生的《〈武训传〉观后感》、陈贻鑫、吕长春等先生的《育才学校师生谈〈武训传〉》、木圭先生的《〈武训传〉的故事》，以及二十八帧说明电影《武训传》故事的连环照片；此外并在本刊第十八期将电影《武训传》列为一九五○年得选的十部国产片之一。由于这些稿件全部是赞扬这部电影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还利用了通俗的形式（连环照片）并无原则地附和观众不正确的意见（把它列为得选的十部国产片之一）来进行对这部电影的宣传，因此更加深和更扩大了电影《武训传》在广大观众中间进行其“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影响；也就是说，做了电影《武训传》反动宣传的帮凶。而这一严重的情况的发展，直到《文艺报》第三十七期发表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和人民日报所转载《文艺报》第三十八期杨耳同志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后，我们《大众电影》编辑部对于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才引起重视，才初步得到认识。而我们旨在为广大观众服务的电影刊物，却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丧失了立场，以致对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没有负起最基本的责任，这是我们要在这里公开的深加检讨，并向贾霁同志在《文艺报》第三十七期上发表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中对本刊所提出严正的批评，表示接受和感谢的。
也许我们的某些读者会这样想：通常如果在我们解放了的新中国，放映一部进行反动宣传的电影，不是马上就会遭到广大观众的反对而决无立足的余地吗？而电影《武训传》自放映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不但没有发觉其思想上政治上的严重的错误，反而觉得它是一部“好片子”；因此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似乎奇怪的事情是并不奇怪的，因为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根本的性质，它恰恰暴露了我们对于这些根本性质的问题学习得非常不够。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国的历史传统，——我们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历史，及其代表的人物缺乏具体正确的认识，这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今天我们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及我国将来的历史远景缺乏具体正确的认识，因此当电影《武训传》打着进步的招牌，通过歌颂具体的武训这个封建统治拥护者，来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时候，我们却给弄迷糊了，引起思想混乱，失去批判和斗争的能力，做了歌颂反动思想的俘虏。
读者和观众们，经过这一次似乎奇怪的事情，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政治认识和思想水平还是很低，我们应该无保留的将自己对电影《武训传》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暴露出来，对电影《武训传》及有关赞扬《武训传》或武训本人的文章热烈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讨论，以漫谈、开座谈会和写文章等种种方式，来进一步澄清电影《武训传》的混乱思想，以便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把我们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一大步。我们《大众电影》愿以最大的努力为这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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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粉碎“地主之音”
施文淇
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它要彻底摧毁延续三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基础，把地主统治的农村变为农民自己的农村，把封建的统治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农民迫切要求土地，要求打倒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统治；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又绝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绝不轻易把他掠夺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让位给原来受他压迫和剥削的“奴隶”们。在这阶级斗争极为紧张的时候，那些代表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地主之音”，居然到处播送流传。譬如有些人说：“土地改革我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不过我认为分了地主们的田，又要骂他们剥削，又要清算斗争，似乎不大公平合理。因为地主们大都是靠平日省吃俭用勤俭起家的。他们把积蓄下来的钱去买田，这是合法的储蓄。不信你看，浪费的人成不了地主。”
有人说：“既然说封建社会是封建土地制度所造成，那末我们今天进行土地改革，只要由政府下一道命令，让地主和农民们协商解决，把地主们多余的土地让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好了，何必一定要发动农民来斗争呢？因为农民知识太低，下级干部又不能很好掌握政策，一斗起来必然要发生乱打乱杀等偏差。”所以他认为“为了防止这些偏差，决不能发动农民去斗争地主，最好由政府颁布一套详细的法令，训练一批知识分子去办理这件事。对地主也应给予民主权利，与他好好商量”。
还有人说：“富农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的土地财产也是剥削来的，为什么地主阶级要消灭，富农经济仍要保存下来？而且同是地主剥削来的钱，有的买田，有的投资于工商业；当时只是一念之差，而现在的待遇一要没收，一要保护，岂不冤枉？”所以他主张：“最好采用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办法，一面可使地主拿政府向他收买土地的一笔钱，投资到工商业，去发展工商业；一面可使地主少受委屈、痛苦，且同样可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更有人说：“土地改革虽好，但在分配之后，土地耕具反会零星分散。加以贫雇农缺少生产资料，二流子分得土地不能勤俭从事生产。与其这样，不如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由地主和农民开办合作农场，这样对发展生产还有利得多。”
上面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不管它是出自地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嘴里，或者是部分工商业者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口中，实质上都是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意识的反映。虽然有时披上改良主义的外衣，传播着和平土地改革的思想，但骨子里仍还是反对土地改革的反革命理论。
地主阶级以及和地主阶级有联系的“代言人”，他们存在着反对土地改革的思想毫不足怪，因土地改革根本就是对他们不利的。但问题在为什么有些工商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主观上并不想反对土地改革，但实际上他们却在转播“地主之音”，当了地主的“代言人”还不自觉呢？仔细分析起来，有下面几种思想在作祟：
一般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人们，往往在思想上还残留着反动的正统思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想法在他们脑中还根深蒂固。因此他们认为地主剥削、奴役农民是天经地义万世不移的“真理”。明明是农民的血汗养活了地主，在他们看农民之所以有饭吃，是因为有了地主的土地。明明是劳动人民创造了社会财富和文化，并养活了地主的子女去上大学、留洋，在他们则认为文化是由封建的知识分子的结晶，说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地主占有的土地，明明是掠夺霸占来的，他们则说是由于“人杰地灵”、“忠厚传家”、“克勤克俭”所致。自己横行不法，喝人膏血，反而污蔑劳动人民穷困是因为没做好事、心不正、天报应，只有老老实实地当牛马、修来世。由于这种思想，他们是不甘心让捧牛屁股长大的“奴隶”，手指着他的鼻子叫他的名字，而忘记称他“大老爷”；他们看不惯农民不等他招唤，便跑进客房坐上他的“太师椅子”；甚至连农民在他面前吐一口痰，都像刺了他们的眼似地不舒服。因此他们把土地改革看作是“造反作乱”、“无法无天”，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共产党“制造”的，把农村中的人民政权看作“小人当道”，把干部看作是“二流子”。他们装满了一脑子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他们把斗争地主看作是“大逆不道”，“不成体统”；他们把几千年来因欠租欠债而被他们逼死的农民们都视为罪所应得，然而在今天斗争会上农民在诉苦时打了地主几下，便“兔死狐悲”地大叫大嚷起来，到处传播“干部支使农民打人”啦，“土地改革有偏差”啦，“农村里乱得很！”啦，企图淆乱听闻，破坏土地改革。
其次是“过犹不及”，“适可而止”的中庸思想。他们认为既然分了地主的田就算了，何必还要骂他们剥削，当众斗争他们，那都是过分的举动，是有背“圣贤之道”，或者“人道主义”的。因此他们主张对地主宽大一些，要和他们好好商量，赞成采用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办法，或者主张沿用抗日时期老区减租减息的办法，和仿劳资协议办法进行主佃协议。总之，他们要设法使地主和农民双方都过得去才好。
还有一种是有着温情主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看到地主和恶霸们剥削压榨农民的真实情况，往往给地主在被农民斗争时表现的那付“苦相”、“可怜相”以及地主们的“诉苦”、“装穷”（苏南丹阳县在土地改革后曾有四十个地主们同天出来讨饭）所欺蒙，不自觉地对他们表示同情，甚至于觉得农民们的斗争“太过火”、“太激烈”、“太残酷”了。
还有一向生活在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长期受着反动派的蒙蔽，加以自己根本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对土地改革的正义性必要性认识不够，对土地改革是个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模糊，所以很容易为“地主之音”所惑，因而发生种种改良主义的、脱离实际的空想来。如有的认为中国的贫弱主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政府的腐败、人民的散漫成性，而与地主阶级无关；有的认为江南地少人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很轻”，可用解除农民的痛苦，发展生产的办法，也可采用欧美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如实行土地村有制、移民开荒、推广农民科学技术、举办合作农场、向海外殖民、以及先减轻封建剥削，将来实行土地国有等，温和稳健地走向工业化，何必一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呢？
更有的好高鹜远，醉心于大农经济和集体生产，因此对于土地改革后农民在分散的零星的土地上耕种发生怀疑。他们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农经济、合作农场，采用机器生产，而无视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幻想一步登天地达到农业生产集体化的空想。因此他们想利用地主阶级开办合作农场，天真地希望国家和广大人民帮助他们成其“好事”。
总之，正因为这些思想还没有彻底从人们的头脑中根除，往往使得一些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甚至个别革命干部，做出破坏土地改革反革命的罪行来。例如，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公布的华东空军预科总队司令部秘书葛风，因假冒该部名义，威胁干部和群众，企图包庇地主亲属，破坏土地改革被押制裁，就是一个显著的事例。
我们为了顺利彻底地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伟大任务，我们除了必须要和地主阶级展开政治、经济乃至武装等斗争外，还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展开战斗，必须彻底粉碎“地主之音”以及“地主之音”在我们头脑中的毒素和影响。这种潜伏在我们脑中的无形的思想敌人，较之不法地主、恶霸的破坏行为还不易防范。我们必须加强警惕、提高认识，才能把埋伏在头脑中的地主阶级思想予以揭发、肃清。
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使大家不但不会被“地主之音”所蛊惑、麻痹、毒害，且能进一步地去粉碎“地主之音”？现在我将个人在学习中摸索出来的初步的不完整的体验写在后面：
第一，我们对土地改革的认识，必须要从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来提高政治觉悟，和端正自己的立场。障碍某些知识分子最大的绊脚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必须铲除了这种思想，才会感到在农村中“一人肥千人瘦”现象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贫困的根源，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使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人口获得彻底解放，以肃清调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
第二，我们要从原则上去认识：保留富农经济和发展工商业是为的提高生产力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分清敌友，对地主阶级内部不同人也要分别对待，不可头发胡子一把抓。
第三，许多知识分子因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环境的限制，使他们看不到封建制度的实质，正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所以必须彻底了解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罪恶，了解劳动人民是社会上一切文化和财富的创造者，才能扫清“地主是勤俭起家”、“收租是将本求利”、“农民靠地主生活”以及“农民贫困是由于懒惰浪费”等错误看法，也才能了解土地改革的正义性。
第四，要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与智慧。要知道今天的土地改革，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只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组织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战胜地主阶级，而且能正确执行国家的土地政策。应克服知识分子轻视农民认为“农民知识低”、“斗争有偏差”以及同情怜悯地主等错误思想。
第五，要彻底明了消灭封建，只有组织起农民彻底打垮地主阶级才能实现。所谓以主佃协议、办理合作农场、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实行平均地权等，都是旧民主主义的幻想。旧民主主义的妥协的办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彻底消灭封建制度，解放农民，发展生产的。
最后一点，就是每个中国人民，只有在自觉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消除残存在脑中的一切落后、腐朽的旧思想。只有正确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学通土地改革政策，一切具体问题也才能迎刃而解，也才能顺利地通过土地改革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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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子英老太太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介绍
白原
在北京和平门外的一条小胡同里，住着一位五十八岁的田老太太。她的丈夫姓王，她自己从前没有名字，就叫王田氏。解放以后，老太太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田子英。她丈夫年青的时候，是个鞋匠。她十八岁结了婚，十九岁就跟着丈夫从通县老家来到北京。她丈夫在一家鞋店里当鞋匠，她就在家里替人家黏鞋帮，搓麻绳，做针线。后来鞋店关了门，她丈夫跑到一家澡塘里当跑堂看座的，她仍然在家里做做针线，管管家务。两口子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直到北京解放以后，田子英老太太才从那守了几十年的小屋子里走了出来，和大伙儿一起开会、学习，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各种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现在她是她们胡同里的街代表、妇女委员、卫生委员。因为她积极为群众办事，胡同里的人对她都极亲热。许多人见了她，就叫她“田同志”。
田子英老太太的工作有一个难处：不识字。有什么事情，她就叫另一位街代表给她写下来。她对别人说，这就是她请来的秘书。胡同里要开什么会，她就请秘书给她写下来，到时候她就沿家挨户去召集。区政府、妇联会或是卫生局里来了什么通知，她就请秘书给她看过，告诉她什么事情，然后她就一件一件去办理。在她的桌子上，好好地叠着一叠纸页，里面有记着各种事情的纸条子，有各种通知，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单。每天夜里或是在其他有空的时候，她就坐下来，在桌旁翻阅这些纸页，凭着自己的记忆，辨认着各种不同的纸页和纸条子，想着还有什么没有办的事情。
老太太每天的工作都是忙得很的；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替大家办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年冬天，有一天正下着大雪，有一个妇女难产，丈夫又不在家，家里有困难。于是她就到区政府去给那一位妇女写了免费介绍信，亲自把她送到医院。回家后她还不放心，又亲自坐火车到丰台去把她的丈夫叫回来。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了，又冻又累，从丰台回来一躺下就几乎爬不起来。田子英老太太说：“那时候身子真难受，但是不敢让人家知道，怕人家来领情，这样就不叫为人民服务了。你说是不是？要革命就不能结记这些。”
老太太从不把抗美援朝的道理孤立、抽象地去向群众宣传，也从不把抗美援朝运动的工作孤立地来做。她每天为群众做很多工作：从组织和动员群众参加开会、游行，到那一家小孩出麻疹、那一家夫妇不和睦的事情，她都去办理。她说这些都是抗美援朝的工作。要使大家都真心来抗美援朝，就要把许多工作都做好，叫大家知道咱们的国家怎样的可爱。她说：“就说我这一个老太太吧，从前有谁理？有谁让过这样一个老太太来做这许多的工作？你说这样的国家我怎么不爱？你说咱们的祖国为什么不可爱？”这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这是在咱们人民的国家才可能有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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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妈妈们能出来开会了
郑潜
北京市二区十一派出所城根一带住户多，差不多谁家也有两三个孩子。派出所召开群众会，常常为孩子捣麻烦，妈妈来开会，孩子总爱跟在屁股后边，一会儿也稳不住，搅的会场乱哄哄的，没孩子的人就直抱怨 ，妈妈们也安不下心来开会。要是不准带孩子吧，有些妇女真有困难，干脆大人孩子全不来了。学院胡同西口王大嫂，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很少参加会。有一回，王大嫂带着小三、小宝、小五去开会。三个孩子一劲儿折腾，会开了半截，大家就说：“瞧你们这搅混劲儿，家去等着吧，明儿有工夫我们传话给你。”王大嫂红着脸，带起孩子就走了。从那就没参加过什么会。
这一回宣传抗美援朝要让每一家每一人都知道，市立第八中学学生到十一派出所去宣传，他们和所长、区、街妇女代表商量工作的时候，提出：“开会最好不准带孩子。”所长想了想说：“这怕不成，禁止带孩子就等于禁止了妈妈参加。”妇女代表们想起来有一次开妇女代表会，由一个代表把孩子们领出去玩，等散会才回来，那天会开的挺踏实。大家商量了一下，觉着这办法很好，于是决定由第八中学有些年龄较小的学生组织个儿童宣传队，把孩子聚在就近讲故事，看画片、让大人安心开会。这次通知各户开会的时候，都说：“欢迎妈妈开会带孩子，越多越好。”大人、小孩全乐了。
四月十一日那一天，敲锣打鼓一通知，人全来了。就这一天，全派出所开了五十九个片会，妇女参加的有七百多人，还开了二十多个孩子会，参加的孩子，从四、五岁到十一、二岁一共有三百多个。这些会，开的都挺好，大人精神集中。孩子也都坐在当院里，广场上，睁着大眼睛，听学生们讲坏蛋杜鲁门，还学了几个歌儿。大人散会了，孩子抱着学生们的腿不让走，问：“什么时候还开会？”有的孩子说：“我长大了当志愿军打美国鬼子去。”一位妈妈说：“过去开会总觉着工夫大，原来都是孩子吱吱呀呀闹的心烦，这会可听真了。”这天，王大嫂也参加了会，回去孩子们乐的什么似的，小宝还教她唱：“雄纠纠，气昂昂……”
这办法现在行开了。十一派出所的妇女代表们要把这个办法经常实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