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 于伶
《武训传》这部影片，经过一年多的摄制过程，拍成之后，从上海开始，已经在国内许多大城市公映过了。而我们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一直不曾发现《武训传》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政治上错误的影片。相反地，当这样一部影片公映的初期，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评论。
到了四、五月间，《文艺报》三十七和三十八期上先后发表了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同志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转载鲁迅先生的《难答的问题》，以及杨耳同志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和邓友梅同志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些文章时，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武训传》是：“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到这时，我们才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这部影片里，及对这部影片的过去评论里面所暴露的错误思想之原则性。
这种情况是严重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首先，对于这样一部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影片，我们上海电影工作者——包括负责上海电影部门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内——既未能在它的一年多之久的拍摄过程中发现问题，又未能在它的公映之后，及时发现出它的错误来。
而更其严重的，直到今天，我们上海电影工作者还没有能够大规模地、普遍地进行讨论、公开地展开批评、认识问题、发掘根源，以达到从《武训传》这部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的问题上得出教训，提高认识，纠正错误。
《武训传》影片和初期的大部分对《武训传》的评介文章中所表现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如把十足代表拥护封建统治的奴才思想的武训说成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的典型人物，把妥协、屈膝投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武训说成是斗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民族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不断地进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就在武训的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就有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如捻党的革命运动，而武训却用磕头跪求来募钱兴办义学，以“三纲五常”教育无钱读书的农民子弟成为封建统治的顺民。武训和“武训精神”，是应该严厉批判的，而我们却表扬了他。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上海电影工作者竟毫无所觉，甚至在文艺报开始指出这些错误以后，仍然没有大规模地公开地展开批评！这说明我们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还是很低，我们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以及对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方向的学习还停留在皮毛浮面的理解，因此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就暴露出我们的观念是非常糊涂的。中国的电影市场多年来充满美国的低级的有毒的影片，传播着有害人民的恶劣影响。我们需要制作出新的人民电影来，以供给新中国广大观众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一脚就跨到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地步；但决不能因此而模糊了阶级立场。电影是教育广大群众的有力武器，广大观众受到的影响最直接也比较深刻，因此也更需要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以高度严肃负责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上海电影工作者对《武训传》错误的赞扬和长期缄默，也证明我们的群众观点不够——缺乏对广大群众严肃负责的精神。
对于武训和《武训传》这部电影，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严肃的仔细深刻的批评，已经开始了。我们有十足的理由与绝对的必要来重视这一个问题，并积极与勇敢地参加到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中去。因此我们上海电影工作者，应当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传》和武训的讨论与批判，迅速召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探讨的座谈会，并由此展开广泛的运动。只有经过普遍的群众性的广泛的讨论与批判，才能从中受到教育，获得经验，从思想上，从政治上认真提高一步。今后才不致于重复发生《武训传》这样的严重错误，才能制作出优秀的新爱国主义的影片，符合中国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的，符合中国人民现实要求的影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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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拥护“新五刑”
陈垣
我听了彭市长和罗部长对这次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报告，分“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有期徒刑、释放”五种，是非常合理而且恰当的，我认为这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新五刑”。
其中缓刑一种，是这次新增的，就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在缓刑期间，并不是叫他们白吃人民小米，如果表现得好，可改为无期徒刑，这充分说明人民和人民政府是宽大为怀，仁至义尽的，只要他有一线可以改造的希望，人民就给与他自新的机会。这是最精细最科学的处理办法，是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处理办法，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是对人民有利益的。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创造的“新五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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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普及的宣传工作已基本上消灭了“空白点”
北京公营厂矿深入进行抗美援朝教育
要使群众系统地认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北京市各公营厂矿企业在四月份以来的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中已基本上消灭了“空白点”，目前正进一步在经常化的宣传工作中使职工们系统地了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北京市各公营厂矿企业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三月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虽有不少成绩，但还不够普遍与深入。有的单位还没有把这一宣传工作当作经常的政治任务，而是时冷时热，断断续续地进行。有的单位只注意工人而忽视了职员，或者是只注意直接生产部门而忽视了附属部门，只注意基本工人而忽视了临时工和勤杂工。四月份以来，经过普及深入的努力，宣传工作上的“空白点”现已基本上消灭了。据二十个单位的统计，职工们在四月份内一般的已受到二十次抗美援朝教育，有百分之九十三点五的职工参加了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又据人民印刷厂和电车公司等七个单位的调查和测验，职工们对当前几个主要时事问题已经认识清楚的约占半数，大体懂得的占百分之四十，认识糊涂或对时事漠不关心的只剩百分之十。
四月份以来北京各公营厂矿企业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主要经验是：第一是依靠共产党的宣传员，团结一切宣传工作的群众积极分子，共同进行宣传工作。据石景山钢铁厂、北京电业局、清河制呢厂等十三个单位的统计，四月份共涌现一千七百六十个宣传工作的群众积极分子，使口头宣传的力量大大增加，而且绘制了三千五百余张宣传漫画，办了一百七十余块黑板报，组织了六十九个读报组，演出话剧、快板等一百九十七次。这就使普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第二是实行宣传工作的负责制，统一布置宣传内容，干部、宣传员与积极分子具体分工。负责制采取按地区“包干”和按宣传形式分工两种办法。这就使普及工作得到保证。门头沟煤矿和北京电业局等单位，就是这样取得成绩的。第三是把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与生产鼓动和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人民印刷厂结合生产鼓动，用大幅漫画说明“出一个错误就是放走一个敌人”，当即引起职工们对产品质量的重视，该厂检封车间四月份第三个星期就有五个小组没出一个错误。琉璃河水泥厂把抗美援朝的宣传与劳动竞赛运动中的反浪费结合起来，全厂四月份上半月即节省了五千万元。此外，很多厂矿企业都结合镇压反革命和劳动保险卡片登记，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收到很大成绩。这就使宣传效果体现在职工群众的实际行动中，使宣传工作经常化。
目前，北京公营厂矿企业的职工，虽然对时事问题有了一般的了解，但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还不很系统。为了进一步在经常化的宣传工作中提高职工认识，中共北京市委现正具体指导各厂矿企业的党委，总结过去一个时期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再结合当前中心工作，订出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经常化的计划，并定期进行检查；建立和健全职工群众的宣传网，使宣传员和群众建立起经常的固定的联系；改进读报工作，并坚持业余学校课前几分钟讲解时事的制度；检查爱国公约的遵守和执行，并帮助尚未订立爱国公约的小组订立爱国公约；加强宣传工作薄弱的车间或部门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并防止自满松懈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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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必须结合实际工作
——山西省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经验
山西省的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已基本上做到家喻户晓，并有百分之五十的村庄转向深入。该省在四月份曾展开大规模的普及宣传教育工作。当时各地都制订了计划，检查了运动发展的情况，发现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地区或人口，还是抗美援朝教育的薄弱区或空白点。因此各地中共党委均根据以普及为主的方针，集中力量突击薄弱地区，组织了广大的宣传队伍，以“包下来”的方式，逐村、逐街、逐巷、逐户进行宣传，消灭了空白地区，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全省有七百六十万人参加了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与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六百万人参加了“五一”游行示威。各界人民纷纷订立爱国公约，展开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的生产、工作竞赛。仅榆社一县就有一百九十五个互助组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有五十三个村互相竞赛。有些农村政治空气稀薄的现象已不存在，农民积极要求学政治、学文化。仅黎城麦仓村和晋城城关区就建立了五十多个读报组。
在这次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该省获得如下几点主要经验：
首先，要打通干部思想，使大家了解抗美援朝是全国人民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这是首要的，也是很艰巨的一件工作。中共山西省委始终贯彻了自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首先打通干部思想的方法。同时，尖锐地进行批评，从道理上说通，使大家知道抗美援朝的重要性。四月十四日山西日报以《谁要稍稍忽视抗美援朝运动，谁就要在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为题发表社论，批评了长治专区等地忽视抗美援朝教育的现象，引起了广大干部的注意。另一方面，要以群众的实际行动来教育干部。省委曾派工作组到临汾县，协助该县在金殿镇展开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结合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使该县领导干部认识了抗美援朝运动的作用。该县随即抽调了大批干部下乡宣传抗美援朝，一切工作也就轰轰烈烈地推动起来了。
第二，在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时，讲解宣传必须与群众的自我教育相结合。所谓讲解宣传，包括讲清抗美援朝的道理，解决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批判某些错误认识，打击反革命的欺骗宣传等；所谓群众自我教育，就是用群众具体的政治经验来教育群众，包括回忆过去，对比现在，控诉敌人的罪行等。各地经验证明，凡是这样作了的，广大群众就能很快地提高政治觉悟，划清敌我界线，认识国和家的关系，增强对敌人的仇恨与对祖国的热爱，自觉地投身于各种爱国运动。如平定县在宣传教育工作中，普遍展开了“控诉、对比、找祸根运动”。二区潘家峪村举行了控诉日寇暴行的群众会，农民高民科又向群众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三个时代、三种社会生活的不同，更加深了全村农民对旧社会的愤恨与对新社会的热爱。他们一致宣誓：“一定要抗美援朝，加紧生产。”该县有两千七百余青年要求参加志愿军。太原钢铁厂工人在经过教育与举行控诉之后，提出许多生动的宣传鼓动口号，把自己的工作和爱国运动结合起来。
第三，必须把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和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用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力推动各种工作，用各种工作的实际成就来充实抗美援朝的力量。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使干部充分认识抗美援朝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临汾县在这次运动开始时，有的干部对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解决土地改革中的遗留问题、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等工作间的关系认识是模糊的。因此，该县首先就组织干部进行了讨论。当干部们认识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性之后，领导干部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人民要抗美援朝，有没有人要破坏这个运动？对这些人怎么办？”经过讨论，使干部认识到要抗美援朝，就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接着又提出：“光镇压反革命，不团结自己人行不行？什么东西阻碍我们的团结呢？”这样就使大家认识到普遍发动与团结各阶层人民的重要性。当前一项工作就是要解决土地改革中的遗留问题，因为这与团结中农有很大关系。随后又提出一个问题：“要做好这些工作，没有领导行不行？我们各村的领导健全不健全？应该怎么办？”干部们一致认为要抗美援朝就要领导群众做好村中各项工作，首先就要整顿基层组织。最后得出结论：当前全县的重要工作任务，应该是继续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充分发动群众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解决土地改革遗留问题，整顿基层组织。这样，很自然地把各项工作联系起来了。事实证明，凡是干部注意把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与其他工作密切结合进行的地方，收到的效果都很好。如临汾专区各县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广大群众认清了美、蒋、地主、特务和反动会道门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便顺利地展开了。退道道徒已达八万人。
第四，在这次宣传教育工作中，各地大规模地训练积极分子，成为运动开展、普及到深入的重要力量。全省各地以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举办短期训练班等方式，动员了五十万名积极分子，包括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在各阶层群众中广泛地展开了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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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日报编者的初步检讨
二月二十六日，本报发表了罗维同志所写的《武训传——电影故事》。这篇文章，观点荒谬，给读者散布了极端有害的思想。
当我们编辑部接到这篇稿子时，编者以为电影既然在北京上演，大致差不到那里去。对于武训生平为人，闹不清楚，不加调查研究，也不去看一看这电影，就草率地登出来。事后也没有及时加以检讨。这不仅说明我们思想上的混乱麻痹，也表现了我们的工作态度不够严肃负责。
罗维同志在这个电影故事中说：“武训在破庙中躺着，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想着穷人在地主官僚统治下受苦受难，穷人的孩子不识字光吃亏，因此，就想积钱办一个穷孩子念书不要钱的义学。”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穷人在地主官僚统治之下受苦受难，仅仅是因为“不认字吃亏”，办一个义学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不需要阶级斗争，不需要进行革命，只要磕头募捐，便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极其明显的称赞向封建统治者投降服务的错误，编者竟容许他刊登出来。这种歌颂不应歌颂的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武训，而对其所代表的落后的、反动的、消极的传统，毫无批判，就在人民中间散布了有害的歪曲的思想，丧失了应有的阶级立场，这实在是不可容忍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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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指示、天津市委宣传部召集会议
号召党员参加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于二十三日发布“关于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的指示”，号召所属党的组织及党员，严肃认真地参加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指示并规定了各项具体办法，以加强对于这一讨论的领导及改进对于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
指示称：这部电影是在上海摄制的，并首先在上海上映；但是负责领导上海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一直没有指出它的思想上、政治上严重的原则错误，并且有不少同志发表了歌颂与赞扬的意见。对于此种混乱错误的思想，市委也负有责任。因此，严肃认真地来开展对于这些错误思想的批判，并由此将所有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乃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指示指出：开展这一讨论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批判工作，学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学习共产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并掌握这种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武器，对歌颂与赞扬污蔑中国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武训传》的混乱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作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以提高党员的认识，阐明正确的观点与立场。指示规定：这一讨论，首先要立即在全市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岗位上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一般党员干部除目前仍以“镇压反革命”学习为中心外，可于此项中心学习开展后，与理论学习和党的生活有组织地进行。其他支部中的党员，除经常阅读报章上的有关评论进行学习外，可结合政治课、党课、团课进行必要的讨论与批判。指示规定：讨论与批判，可以党的小组为单位，在支部领导下进行；党委应注意向报纸上组织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有责任积极地在党报、党刊及其他党刊与会议上，公开发表意见，参加批判，以教育群众。
为了加强对于这一讨论的思想领导及加强文化教育工作的思想领导，市委决定定期检查各项文化教育工作，并责成各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负责干部，迅即召开党内与党外的座谈会，随时反映与集中文化教育工作中的各项重要意见，并向市委报告。
（新华社）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二十三日召集文化、教育、新闻等部门党员负责干部，具体研究发动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有关文件，并广泛组织讨论，以求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宣传部副部长李华生同志指出：《武训传》电影在天津市上演多日，我们许多文教宣传部门不仅未能严肃地进行批判；相反的，对于有着严重的反动毒素的《武训传》电影，错误地没有立场地进行表扬，这说明我们思想战线的薄弱，应引起严重的注意。在会上，大家对开展《武训传》电影的讨论的具体方法，交换了意见，首先各部门的负责干部应认真地学习，然后针对一般干部的具体思想情况，由负责干部进行报告，领导大家展开讨论。
天津教育局的主要干部，定二十五日开始讨论电影《武训传》，二十六日开调查会了解各学校对《武训传》的认识，然后再制订全市教职员的学习讨论计划。全市教职员的学习将在下星期一开始，学习时间为一个月。天津文艺界已开会研究讨论对电影《武训传》批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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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
上海大公报
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各地报章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的绝大部分是赞扬《武训传》的，尤其片子摄制完成，在上海首先映出时，出现在上海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武训传》文章，全部是赞扬（这里面也包括在本报发表的文章）。直到《武训传》在北京映出，引起报纸和口头的讨论，文艺报接着两期发表了很严厉的批评，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文章，又发表了社论，这才使问题明确了，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不知不觉中了《武训传》的毒素。
这一问题还需要广泛讨论，尤其是教育界和文艺界应该很好的进行研究，不但要把《武训传》这部影片剖解清楚，还应该有系统地讨论一切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把武训这个人彻底否定，把武训主义完全推翻，把所谓武训精神连根拔除。这样，才能澄清因《武训传》而表现出的文化界的思想混乱情况。
这里所谈的，只是就《武训传》影片本身而言。
武训主义是什么？是投降主义，是磕头主义，是否定阶级斗争，是奴颜婢膝为统治阶级服务，是感觉到穷人受欺负的原因在没有读书，因而要穷人读圣贤书，能够往上爬，为统治阶级作帮凶。
首先，《武训传》，所刻画出来的武训（也是本来的武训），是见了张举人就下跪，是挨了打不哼一声，是“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是“杀人？行吗？”（这里姑不论影片歪曲了农民革命就是杀人一点）于是，武训就是一个毫无斗争意志，四处磕头受气的人，他丝毫没有想到去反抗这种压迫，而只是逆来顺受。这样，这就是所谓武训精神了。这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吗？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农民）反抗斗争的精神吗？尤其，武训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太平天国革命，正在此时。武训没有想到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没有想到受压迫的根源，没有想到去推翻封建统治，更没有想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他所走的道路，是和当时广大人民的斗争道路相反的，他磕头，他投降，结果是维护了封建统治。
其次，武训（和当时广大的农民）受尽压迫，为什么会遭受压迫呢？武训认为是不识字的关系，于是，他就行乞兴学了。“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而他“三十年如一日”，终于，办成了义学。这里，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农民受压迫并不是因为不识字，而是因为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地主阶级统治剥削（最大的地主便是满清皇帝），不能翻身，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要解决问题（不受压迫），便是向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正如当时的太平天国革命一样，而不是识字的问题。而事实上，当时广大农民所关心的，是生活上的问题，而不是要求识字，影片中的农民，不愿小孩去上武训的义学，正是这个道理。
再进一步讨论，武训行乞兴学，目的是在使农民不受欺负，都有书读，读什么书呢？读圣贤书，卫经传道。那正是武训到张举人家做长工时，听见老师教张举人儿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学而优则仕”。穷孩子读了书，便可以做官了，便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以至于不折不扣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这样一来，武训行乞兴学的结果，便是维护封建统治；所谓武训精神，便是作奴才。
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十几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影片《武训传》却大开倒车，颂扬人民向封建统治投降磕头，维护封建统治，这是违背历史唯物论的，这是对于中国农民斗争的诬蔑。编导者似乎也企图对武训有所批判，结果，观众所看见的，却是微弱得几近于无；相反的，倒是彻头彻尾的武训崇拜，武训颂扬。在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正向前发展的时候，这张影片却造成这样的严重错误，是不可忽视的。
大多数文章颂扬《武训传》，正表现了文化界思想的混乱，水平还很差。对于《武训传》，应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期待有系统地进行武训研究，澄清不正确的思想。通过这一事件，将使电影工作者、文化界、教育界和广大人民获得很大的教育，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更使人民的电影事业向前迈进。
本报曾经发表过几篇有关《武训传》的文章，一部分是这部影片工作者的自白，整个说来，都是对《武训传》的盲目颂扬。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水平还不够高，应该检讨提高。通过这一事件，我们首先感到获得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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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训故事》毒害了我
解方民
我从小就崇拜武训
虽然我没有看过《武训传》电影，但我在小学国语课本里读过《武训故事》。当时老师对这位“千古奇丐”大大赞扬，要我们学习。因此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记得我放学回家后，还要求我父亲把这位“奇丐”的奇迹详细讲了一遍。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就刻上了武训这位“英雄”人物，把武训当作是一位能够刻苦耐劳、挨骂受气、为平民（当时还不知道“人民”这个词儿）办学校的“伟大人物”。记得当时父亲还这样说：“我将来也要像武训一样办学校。”我也高兴地说：“爸爸要像武训这样办学校，真了不起！”当时我还表示自己长大后，也要当一个武训这样的教育家。可是我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曾问父亲道：“武训挨打、受骂、下跪，怎么不发脾气呀？”父亲回答道：“有志气的人是不计较这些小事情的。韩信不是受过胯下之辱，但他终久成了大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对父亲的这个解释非常满意。此后，武训就成为我最崇拜的“伟人”，甚至我觉得武训比我先前崇拜的岳飞伟大得多。
我曾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颂扬武训
当我听说武训传拍成电影后，我很高兴。我想：“像武训这样伟大的英雄也只有在新社会里才会被人民重视，才能被搬上银幕。”后来又后悔没有抽时间去看一看这部片子。于是很用心来读报上歌颂武训的文字，以弥补未看电影的损失。确实我原同意对武训这样赞扬的：“武训是农民的代表”，“武训是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武训是中国文化传统优秀的代表人物！”并且我还钦佩这些“作家”的“阶级立场”和“唯物观点”。虽然我也曾想到武训这样“低三下四”的人，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学习的。但又立刻被崇拜武训的思想击败，又盲目地歌颂武训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武训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并曲解列宁教导过我们的：革命工作者不但要善于进攻，而且要学会必要的妥协，甚至暂时的退却。武训就有这样的精神：为了兴学这个“伟大的”目的，自己可以挨骂受气，委曲求全。这就是武训的“伟大”。这样，我对武训的怀疑，又一变为对武训的颂扬。
武训思想影响了我的斗争性
在读了杨耳同志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后，起初思想上还只是紊乱。后来读了“应当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后，才由紊乱而警觉起来，发觉了这确实不仅是对武训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是用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歌颂不应歌颂的历史人物问题。在幼年，固然可以说因为受了封建教育，所以盲目崇拜武训。但在参加共产党，经过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后，又怎么会这样错误地颂扬武训。并且还认为这种认识是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不但如此，武训的精神，并且影响了我的斗争性，发展了我的自由主义。是啊，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跑到那儿去了呢？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已侵入到我的思想中了。
现在我要重新学习祖国的历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同时要积极参加这次对《武训传》的批判。并且希望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能够成为我们共产党员和文化界的一个思想批判运动，成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最后还要求人民日报将来作一个总结，以教育全体党员和愿意进步的人民，彻底肃清武训思想的毒素，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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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中苏友协电影队在治淮工地受热烈欢迎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派遣的电影宣传队在治淮工地放映电影，受到成千成万民工的热烈欢迎。每当夕阳落下山头，一队队的民工不顾一天的疲劳唱着歌聚集到将要放映电影的空场上来。附近村庄的老乡们也兴高采烈地赶来。那里绝大部分的人是第一次看电影。每当讲解人介绍银幕上出现的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时，广场上立刻就沸腾起“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斯大林大元帅万岁！”的喊声来。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八日，电影队在皖北的宿县、灵璧、泗洪、泗县等县的工地放映了电影三十八场，观众达七十五万五千多人；放映的片子有《新中国简报》、《捍卫世界和平》、《他们有祖国》、《中苏友好》、《七彩花》等。现在电影队已出发到河南省的许昌、信阳等工地去，继续为当地的民工们放映电影。
（新）
皖南农村文教事业大有发展近八百农民当了报纸通讯员
皖南区的农村教育事业在土地改革后有很大的发展。全区在去冬和今春举办了六千多所冬学，有二十五万五千多农民参加学习。经过两三个月冬学学习的农民，一般都能认识三百至四百个字。今春冬学结束后，各地又建立了四百多所常年农民业余学校，已有两万多农民入学。
土地改革后，农村小学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据皖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统计：今年上学期全区共增设小学七百八十五所，学生增加了五万七千多人。许多农民积极地协助人民政府兴办学校。
广大翻身农民在学习文化的同时，也积极要求学习政治和时事。许多农民已养成了经常读报纸的习惯。有些人看不懂报，就参加读报组，听别人读。他们说：“一天不听读报，就像少吃了一顿饭！”许多农民还时常向报纸投稿，报道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形。今年春季全区已有七百九十个农民当了《皖南日报》的通讯员。
（新）
第3版()
专栏：
中山公园一角
——儿童游戏场—— （首都速写之五）
邵宇 作
我们做着游戏，
心里充满愉快，
我们唱着《东方红》，
我们生长在毛泽东的年代！
妈妈去看一贯道罪证展览会去啦，
妈妈说一会就回来，
妈妈要把敌人认清楚看明白。
爸爸、妈妈都说过：
好日子才开头，
不许敌人破坏！
不让敌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