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大杂院的“死脑筋”改变了
——记北京一个大杂院所受的抗美援朝教育
董谦
第四区后铁匠营十六号里的大杂院，就是北京许多大杂院的缩影。这个大杂院住有十二家人。共四十四口人，其中青壮老年三十人，少年儿童十四人。有木匠工人、行商、小贩、蹬三轮的，卖白薯的和丈地的。直到今年一月把一贯道坛主韩大志（伪保甲长，房东）捉起来后，这个大杂院人的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经过四月间抗美援朝的宣传，和妇女广播控诉大会以后，“抗美援朝”才真正进到这个大杂院。
取缔一贯道以前，住在这个大杂院的十二家人，就有三家、五口人是一贯道，其中有两人则是大小坛主。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情况下，“抗美援朝”一直是被隔在院门外的。而在院内经常听见的则是房东辱骂房客的声音，和“三期魔劫”“灾难大”的流言。特别从去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以来，房东的气焰更盛，房子漏了不给修，电线坏了也不给修，收房钱的时候还要按零售价折实。去冬解放汉城后，曾有工作人员来到这大杂院进行宣传劝募。房东不借给地方开会，只有两家糊里糊涂地捐了一千元和两条手巾。西屋一贯道坛主张万青的女儿胡瑞孚，去年冬天在新生中学要求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也被她阻挡住了。她说：“抗什么美，援什么朝，现在是‘三期魔劫’、‘灾难大’，还是待在家里吧！”在这些邪气笼罩下，住在这个大杂院的三十个青壮老年男女，除工人、学生、街代表外，二年来没有一个人参加过一次群众性的会；就是那些已轰动全市的庆祝国庆节、庆祝汉城解放、庆祝“三八”节的游行示威，也没有惊动了这个偏僻的大杂院。
一月份政府取缔一贯道。伪保甲长韩大志被扣起来，张万青被罚了七十袋面；其他的居民鼓掌称快。抗美援朝爱国思想才慢慢传播到大杂院。
三月间，街代表陈运新从派出所开会回来，就在家里建立起妇女识字小组，本院参加的妇女有四个人。另外，还动员行商白恒斌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天天向大家读报。关心时事的积极分子已开始出现。但是还有大部分人不知道抗美援朝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像伪保甲长老婆，和张万青这两个人，对“抗美援朝”四个字简直听都不愿听。当她们的女儿谈起抗美援朝或唱起抗美援朝的歌子时，她们便感到烦恼地骂着：“美国打朝鲜，又不是打中国，中国为什么要去抗美援朝！”她们的女儿知道打不通她们的思想，就骂她们是“死脑筋！”“老封建！”思想斗争从家庭内部展开了。张万青心想：说一贯道好吧，反弄得倾家破产，说人民政府不好吧，把自己也宽大了。她逢人便说：“我信了十年一贯道，真是罪恶太大了！”可是对于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还是不了然。四月初，她的女儿带她看了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的影片。当她看到美军的暴行、没娘孩子的惨状时，她第一次感动得流出同情的眼泪，引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心。二十号左右，妇女干部学校的学员到这大杂院宣传后，她又知道了日本鬼子的暴行；特别是在二十四日妇女的广播控诉中，那些日本鬼子到处轮奸妇女、豁开肠肚的兽行，更大大地激发了她的民族仇恨。她边哭边骂着：“真可恶，比狼虎豹还厉害，这还是人呀！”当天晚上，她就自动向街代表提出，要响应全国妇联主席蔡大姐的号召，订立家庭的爱国公约。她除立即捐出八双袜子外，决定以后每月还要捐出三千元。她说：“我要把过去每月初一、十五烧香的钱拿出来，捐给人民志愿军。”她一直要捐到把美国鬼子赶走为止。她不仅认识了“要是美国鬼子来了，家虽有财产万贯也难保！”的道理，而且，以她的女儿参加抗美援朝工作为光荣。她最近为了要参加“五一”大示威，睡下觉还让她女儿教歌子。她的十六岁的女儿，也敢于在她跟前又唱又跳了。她说：“现在我的‘死脑筋’变活了，家里也不再是你反对我，我反对你了，已真正变成一家人！”
经过妇女广播控诉大会以后，现在全院青壮老年三十人，除两人外，全部都卷进了这一运动。他（她）们自动要求参加“五一”大示威的已达十七人。祁太太怀着七个月的孕，经街坊几次劝说不要去，她还是非要去不行。留下的人也不是不愿意去，却都是被吃奶的孩子拖累住或是留下看门。祁家老太太已经六十二岁的人了，也自报要留在家里看四个小孩。
给志愿军捐献和订爱国公约的各有九家，占全院户数的四分之三。三轮车夫周友仁并提出要把五月三日一天的所得都捐献出来。王翠琴的十一岁的孩子，也要每天节省出四百元的点心费捐给人民志愿军。
后铁匠营十六号大杂院，不仅已在基本上达到“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教育”的要求，而且在家庭社会关系上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伪保长老婆的亲侄女王翠琴、外甥女祁太太已“不认”她是亲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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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英恺大夫摆脱了美国影响
金凤
吴英恺大夫变了，知道他的人谁都这样说。
今年四月初，北京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师生员工欢迎着参加北京志愿手术队归来的吴大夫。他站在台上高高兴兴报告着：“技术要服从政治，一切为了抗美援朝，一切为了伤病员！”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以后，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家族每年出的六十万元美金，还是紧紧控制了协和医学院和医院。每星期，院方要用英文向纽约写一份工作报告，洛氏基金社在中国的代表——美国人娄克斯，是医学院和医院的真正主人。工作人员的薪金用美金计算，院中依然满布英文的布告、公文。
从协和保送到美国进修，回来以后在协和教书、当大夫成为胸科专家的吴英恺，解放以后，他还不能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艾奇逊的白皮书对他是第一课。吴英恺大夫最初认为马歇尔来中国“调停”，“七上庐山”，完全是一片好心。只等到最近，他才了解原来暗地运兵，一手扶植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的，都是这位美国派来的“和平特使”！他不得不承认：美国存在着帝国主义行为。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的声明，对他是第二课。美国的舰队开到台湾来了，麦克阿瑟进攻朝鲜。他痛心地看到：一向他所崇拜的美国，愈来愈像他所痛恨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强盗了。
在一次讨论会上，他听着在争辩是不是应该置之不理，以及如何理法。他猝然站起来说：是强盗，只有和它干！不能闭门纳盗，应该拒之门外！
去年十月一日，他第一次参加了游行，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奥斯汀给他上了第三课。正当他还把“协和”当做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例外”，奥斯汀在美国却不客气地把“协和”列为美国培养的侵略工具。吴英恺大夫因为自己的受蒙蔽、受欺骗而愤慨！他再不可惜自己的时间，一次、又一次，他参加了北京市教会学校反奥斯汀侮辱、诽谤的游行，北京市医药卫生界抗美援朝爱国示威大游行。
当他听到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的存款和汇兑和人民政府准备接管协和，他心里浮泛起一种又心酸又欢喜的感觉，像是没娘的孩子终于回到母亲的怀里来一样。就在这时，他听到组织北京市第二批志愿手术队的消息。他立刻报名参加。同时参加的协和医生、护士、助理员有十七人。
到了前方，志愿军伤病员向他们欢呼着：“毛主席派来了手术队！”吴英恺大夫看着他们信任的感激的目光，他想：“这是对于毛主席的感激！”他这才能够理解自己和领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在做手术时候，他看到战士的被美国重武器所损毁、所扭曲的痛苦的躯体，他才具体体会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野蛮和丑恶。但是我们的战士对自己的痛苦不啃一声，却高声咒骂着残忍地糟蹋朝鲜老百姓的美帝国主义。“你有飞机”，一个战士轻蔑地说：“咱有高射炮干你下来，有防空壕隐蔽起来。”“坦克，又算什么”，另外的战士接口说：“爬上去揭盖，抓俘虏方便；请你吃颗手榴弹，叫你四脚朝天！”看着这些乐观、无畏、忘我的战士，吴英恺大夫带着骄傲也带着更大的责任感想着：“一定要治好这些人类中最优秀的人！”
在那里，吴英恺大夫很忙。他要做手术，要到各有关部门联络，还要到别的兄弟手术队参观。但是，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他也看到前方工作条件的艰难，特别是医护人员的缺乏。他不由得问自己：中国几十年来医药教育的成就在那里？
“我们的教学和工作不能再留恋过去的美国化的标准”，在全校大会上吴恺英大夫大声疾呼着：“我看‘解决了问题’就是最高的标准。我们要从美国那死硬的形式主义的外壳中脱出来。坚决、彻底改进医学教育，大批培养干部！”
六个月来，吴英恺大夫不断地往前走着。走得很辛苦，也很愉快。困难，也还是有的。最近，他就为了开会太多（关于志愿手术队的报告，他就做了四次），几乎没有时间翻书而苦恼。有时他十分着急，不由己就嚷：“天天开会，不翻一页书，不得了！”但是过一天想想，又觉得自己急躁不对。他平心静气想：“要参加政治活动，就必定要挤出一部分搞技术的时间。前线战士连性命都牺牲，我难道连这点都舍不得。何况，提高了政治认识，技术会有更好开展。”他看了看中华医学会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签名、投票大会的通知，把时间分配了一下，动手准备起在这个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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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老太太的老眼擦亮了
傅冬
五区群众宣传队，讲了一下午话，嘴正干渴得想喝点水时，忽然从司法部街后身十一号小门里闪出一位白发老太太，她提着一壶水，急急忙忙跑过来，热情地拉着队员的手说：“同志们辛苦了，请喝点水吧！”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都有点发红了。队里一些认识她的人都惊奇地在悄悄交谈：“那不是徐老太太吗？她怎么也会出来？”
七十一岁的徐老太太过去整天扭着双小脚，从里屋走到外屋，抱抱这个孙子，摸摸那个孙女，看看今天是瘦了？还是胖了？有点空，她就闭着眼盘算怎样过日子。街道上有事来喊她开会时，她不是说耳聋听不见，就是说头痛不能去。
去年后半年，她的院子里搬来一位董太太，是第五派出所的妇女总代表的主任委员，又是抗美援朝委员会的委员。徐老太太从玻璃窗里看见董太太常是忙得吃了这顿，忘了那顿，有时忙到深夜十一点才烧晚饭，她便觉得董太太有些“傻气”。
有一天徐老太太和董太太在院里碰见了，大家点了点头，就拉瓜起来，徐老太太挺关心地说：“董太太你整天忙得上气不接下气，政府又不给你小米，何苦来？你不能把它辞掉！”抗美援朝的宣传队第一次到徐老太太家宣传的时候，徐老太太嘴里则嘟囔着说：“我是个不识字的老娘们，都快入土的人啦，还管什么抗不抗，援不援的？”宣传人员一见徐老太太就皱眉头，因为你无论怎样好说歹说，她反正是一百个不理不睬，要不就是：“我耳朵聋，听不见。”
董太太和徐老太太渐渐熟了，常去徐家串门，问寒问暖的搞得挺热火。董太太就以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的生活对比，和她拉瓜起来。
慢慢又谈起日本统治时候的日子。一提起那段日子，徐老太太就难过得要落泪。她永远忘不了那黑天半夜站着队去买混合面的日子，也忘不了全家拉稀病倒的情景，更忘不了被迫逃难，在船上七天七夜吃喝不到东西的惨痛遭遇。
董太太就抓紧时机给她说：“美国鬼子现在要武装日本，又来打咱们，叫咱们过以前吃混合面的日子。”老太太一听脸就变了。心里一下子冷一下子热，七上八下像滚开了的锅，急着问：“说什么，也不能再叫鬼子再来呵！日本人来了，咱们的好日子就完了。”董太太于是就把抗美援朝的意义详细给她讲了讲。这一讲，老太太心里有了个底了。
以后，宣传队伍一来，老太太就拉板凳、椅子，问长问短。老太太还担心中国打不过美国，因为美国有原子弹。宣传人员就针对她这个顾虑说：“以前日本和蒋介石的飞机大炮那么厉害，最后还不是被我们打垮了？”另外，又谈了不少美军在朝鲜吃败仗的事实。老太太心里就想：日本有本事为什么能叫咱打垮了，现在美国又叫咱打败了，可见光凭武器是不行的。
老太太还有一个心思，就是过去常听人说：美国在中国办学校，设医院，救济穷人，但现在怎么一下子又变得那样坏了呢？一位同志听说后，就对她讲说美国帮助蒋介石飞机大炮杀害咱中国人和美军强奸我国妇女的暴行，这一下可又勾起了老太太早已忘记了的往事。那还是八国联军打北京的时候，那时她才十七岁，美国鬼子向她祖父要花姑娘，祖父不理，结果被打得满嘴鲜血。那时天天听到的不是这家太太在街上被洋鬼子强奸了，就是那家十二岁的小姑娘被轮奸了。老太太越想越气，最后诅骂起来了：“真是野兽！”
上月二十四日，徐老太太收听了北京市妇女的控诉。她听了头一个人的控诉，就哭起来了。到后来哭得头都抬不起来了，心里像刀子割得一样痛。晚饭也没吃，就去睡了。那里能睡得着呀！一合上眼，那些悲惨的情景就出现在自己眼前。那一晚，她躺在床上把现在吃白面白米的日子，和在日本鬼子时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比了比，她觉得自己太自私了。整天脑子里转的是自己的儿子、孙子，而对那些在朝鲜战场上为了保卫祖国、使人民有白面白馍吃的志愿军战士，自己就从没有想起过。她越想越难过，最后就爬在床上大哭起来了。
打这以后，徐老太太就完全变样了。天一亮，把院子大门口打扫干净后，才收拾自己屋子。她高兴得见人就说：“抗美援朝运动把我的老眼擦亮了！”“过去我早活了七十年，现在心里才有了点亮。”嘴里还哼着“咳啦啦……咳啦啦”的歌子，好像年轻了十多岁。
听说朝鲜战士很需要书报，她就对她儿子说：“咱们节省点菜钱，多买些书寄给他们。”最近几天来她听说全区正准备“五一”游行，便无论如何要去参加。她说：“我累死也得去，背枪杆我干不了，但我能示威，说什么也得去。”后来众人劝她，她就和她媳妇商量了一下，她在家看四个孙子，让媳妇好去游行。她现在正在订爱国公约，她表示要把孩子看好，把饭作好，把院子屋子收拾好，让儿子好好工作，孙子好好读书。她还计划向几个和她以前一样不关心时事的邻人作宣传。她保证今后开任何会，只要应该去的，她都去。她说她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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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朝阳门菜市变了样
康伟中
北京朝阳门大街的菜市，在供应菜蔬量上是全市最大的一个，有一百三十多家。过去由于大多数摊贩在经营中掺水使假，使用小秤，随便作价要钱，不开发票，严重地造成偷漏税收的现象。因此，摊贩与行政管理，与顾客之间，甚至摊贩与摊贩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摊贩历来是难以管理的，但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朝阳门的菜市已变了样。在春节前，各行业之间完成竞赛计划，春节后，他们又制定了爱国公约，确定了明码标价。为了对顾客负责，他们并决定在自己摊上插上自己的名字，如在货价上发生问题，顾客也好找寻。为了保证实行，他们互相监督，并与个别不按明码办事的摊贩进行斗争。如布商萧震昌的明码布价每尺原为三千元，但他实际卖价为二千九百元；李义家每斤猪肉标价为四千五百元，实际卖价为四千三百元。这种低于明码价卖出的原因，从表面看是为了薄利广销，而实质上是偷漏税收的行为。另外，他们又规定了罚规，高于或低于明码价一百元者，即罚款，依此类推。对欺骗顾客的现象，他们自己也定出罚规。粮食业为防止漏开发货票，他们自动组织三人的连环小组，互相监督，互相对顾客负责。如某机关一位女同志，在菜市买一只鸡，回去发现鸡肚内生虫，即带来换，但卖主已经走了。当时，摊贩李耀亭即将鸡留在他处，负责明天换好的。当时很多围看的顾客都很感动，个个称赞，都说这个菜市场已经变了。
抗美援朝的教育，使摊贩们认识到积极地缴纳税收就是具体的爱国表现。过去摊贩的偷税、漏税、欠税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现在他们实行了爱国公约，不仅纷纷提前缴税，而且自动地增加了税收。摊贩原为三个月评一次税额（即三个月内统一按一个税额计征），但由于他们在抗美援朝中，执行了薄利广销，营业额逐月增加，他们即自觉地提出修正税额。如干菜市尚书经原来评定营业额为一百八十万元，自动修改增加到二百二十万元。摊贩赵树勋营业额原评为二百万元，也自动增加到二百七十万元。像这样自动增加营业税额的摊贩很多。仅粮食业自动增加税额的即达原税额的三分之一，原来流水额为二亿九千万元，现已增加到三亿七千万元。他们为了提前缴税，创造了很多的办法。如鱼、鸡等业，他们以行业小组为单位，组长负责每隔三五天收款一次，集中存入银行，以便零存整取，保证月底完成税收。有的行业，每人每天零抽，到期凑齐，组组汇缴。按照规定，三月份的税款应在四月一日至五日内缴清，但到三月底，两个钟头内即全部缴齐了。由于他们认识到纳税是增加抗美援朝的力量，对于个别逃税的摊贩曾进行了批评和斗争，如鸡商吴衍中，偷领行商至其家中交易，他们即派人跟踪查出，开大会批评、处分，并将行商送到税务局处理。经过摊贩的互相监督，三月份纳税额较去年十二月增加一千七百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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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六”教师节废除
改用“五一”为教师节
马叙伦部长、吴玉章主席发表书面谈话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为废除“六六”教师节，改用“五一”劳动节为各级学校教师的节日事，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六六”教师节，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教师们自己争取订定的节日。在当时纪念这个节日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自从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我们全体教师和全体教育工作者，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已成为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师们的奋斗目标与全体劳动人民是一致的，因此，再保留一个自己的节日，已无多大意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经共同商讨后，认为应废除“六六”教师节，改用“五一”劳动节为各级学校教师的节日。我们全体教师，全体教育工作者，在庆祝这伟大的节日的时候，应该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列身工人阶级队伍的光荣，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团结一致，为祖国的人民教育事业而奋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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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坚决消灭吃人的恶狼！
——天津钢厂工友周致敏的控诉
黄矛记录
我十九岁那年在东北长春做工。有一天，我上街去买东西，路上遇见个日本警察，他问我：“干什么的，这边来！这边来！”说着就把我叫到屋里去啦。我到屋里一看，一屋子的人，全拿绳子给绑住啦。后来一个个被牵着推上汽车，装到了大警察厅，挨个问，挨个检查。过后，又把我们弄到磨盘监狱给押起来。在那儿，每天一木头盒红高粱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水，口渴啦，取茅房里的水喝。谁要是说话就拉出去用皮鞭子抽。在那儿呆了四天，又被送到训练所。进了训练所，两个人一个手铐子、黑夜伸腿也得报告。有的同胞手腕子都肿啦，谁要摸摸手腕子，被看见就挨揍，说你要跑。如上茅房，也得两个人去，一个大便，一个蹲着。过了几天就用火车把我们押送到密山煤矿区。到了密山矿区，把我们一个个押进电网里去。电网是三千三马力的，一人多高，青草往那一扔就着，要是小便离电网近些也会把你电死。在那儿，一顿饭只给两个高粱米面、玉米面掺橡子面的小窝窝头吃，一个最多也不过是二、三两重。干活还得多干，捱着饿，干不动还得揍你。每天睡觉的地方不生火，是洋灰地，冰凉。黑夜出去，三九天，都得光着身子，一点衣服都不让穿，就是穿裤衩出去，回来时鬼子、汉奸们也要把你毒打一顿，有些就是这样被打死的。还有的是到外边就冻死啦。有的工友病了四、五天不吃东西，瘦得光剩骨头架子啦。病了也得干。每天鬼子、汉奸走狗还要检查，他们说：“脑瓜子硬就得干。”不去，挨着个打，有的被打死就拉到外边去。日本鬼子说：“死啦死啦没关系，死啦的，慢慢的大大的来。”光我们干活的地点，被打死、冻死、饿死、电死、砸死、病死的，每天就有一、二十口子。人死啦，就把死尸堆在一边，有的咬着牙，有的瞪着眼，工友们已经死啦，还是那么恨日本鬼子。他们用马车把死人拉到山底下喂狼去，后来，死的太多啦，就用火烧。有的工友跑啦，被日本鬼子抓回来，就灌辣椒水、过电、上夹板夹脚。
有一回，我肚子疼，实在干不了活，连站都站不起来，鬼子、汉奸们说我装病，把我打得都昏过去啦。我倒在地上，衣服全湿啦，里面出了几道汗，在坑里呆了一宿，赶天明，他们又把我拉上坑口来。那时正是三九天，东北天气多冷呀！我的湿衣服全冻硬啦，我也被冻得死了过去。过后，工友们把我架到睡觉的房里，他们给我盖上点衣服毡子，人才慢慢还过来。可是鬼子、汉奸还强迫我干活，干不了，又把我打了一顿。工友们背着鬼子、汉奸们对我说：“老周，你别难过，咱们要坚持，咱们总归有出去的一天。”“等我们翻身的时候，我们用刀子一刀一刀的剐了那些王八蛋。”
矿山就是一个杀人场，人死啦，没啦，他们就去抓。平均每三个月去二百。我听工友说，中国的老百姓被日本鬼子抓去做军事秘密工作，完了活，人也不见，他们怕走漏消息，全给弄死啦。
有一天，又送来一批，有一个工友的家眷也从长春跟着来啦，是来找他的丈夫的。他们家一共有六口人，指望他丈夫一个人维持生活，有七、八十岁的老母亲，有七、八岁的小姑娘，有五岁的小小子，还有两岁的小闺女。这个工友的媳妇是带着五岁的小小子来的，一看，他的丈夫已经被日本鬼子打死啦，就直哭。工友们劝他说：“别哭，你还是回长春去吧！”她一回到车站就得脑充血死啦。连口棺材也不给买，弄个席卷拉到山沟里喂了狼。五岁的小孩回到电网里来，每天哭着要找他娘、找他爹，过几天也死了。谁家的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谁家的孩子不想爹娘呀！矿坑的工友们都咬牙切齿的说：“操他妈的，弄的我们中国老百姓家败人亡，他家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两三岁的小闺女，你说怎么办？！两岁吃奶的小孩能离开娘吗？”
矿坑里每一个工友没有一时不想念自己的家的，工友们睡觉气的直说胡话。有的说：“我妈妈来啦。”有的说：“我孩子来啦。”有的说：“我媳妇知道我饿着、冻着，给我送饭来啦、送衣服来啦。”还有的是给气疯了。有的工友是关内人，知道八路军对待老百姓好，日本鬼子对待我们毒辣，没有一时不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自己的队伍来解救我们的。我们在这地狱里呆了一年多。有一天，有人暗地里告诉我们说，苏联飞机过来啦。但日本鬼子说是防空演习。过了一宿，天明了，我们看见电网外面的老百姓全都跑啦，我们在电网里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鬼子们全都奔铁道线走，可是他们举着枪刺却命令我们往山里走。我们心想：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奔铁道线走，而让我们奔大山里走呢？原来日本鬼子有两个用意：一个是看我们人多，他们人少，怕我们顺铁道走来个大包围，把他们弄死；一个是想让我们几万个中国劳工往大山走，不认识道路好把我们饿死。后来到了松江省勃利县，我们在勃利县住了两天，就上依兰县去了。刚到依兰附近，看见有四架飞机往西北边扔炸弹，有人说：“这是苏联飞机。”飞机向我们撒了许多传单，传单上印的全是很大的红字，写着：“中国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不打中国人，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有家的还家，没家的在这边工作。”最后盖的是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大图章。我们大家都欢喜的跳起来啦。我们这才知道苏联红军来解放我们了。我们打矿山出来有五、六天，到了依兰县，看见日本鬼子正抓我们老百姓的车，拉着东西狼狈逃命。我们看见日本军事基地全给炸啦。到了松花江岸一看，日本鬼子的船也全给苏联飞机炸沉了。第二天早晨，我们上了江岸，忽听得东北角上响起大炮、机关枪，我们在江岸桥底下蹲着看。看见西边日本大仓库上头，苏联飞机轰隆轰隆的飞来啦，炮弹、炸弹，落在敌人的头上，像开锅一样直冒烟。日本鬼子被打得屎滚尿流，爬的爬，跑的跑，滚的滚，哭的哭，死的死，还有跳到江里去的。我们真高兴，心想：“这会，给我们报仇啦，给我们出气啦。”一会儿，枪炮不响啦。我跟坐在我身边的一个老头说：“咱们去迎接苏联红军去吧！”我们摇着手巾往土城里进，我们到土城里一看，苏联红军那么大个，真威武，冲着我们直笑，他们每个人带的都是轮子枪，一个轮子装好几十颗子弹。我们到街里，看见苏联红军的坦克，一辆跟着一辆，满街都是。汽车的样式也多，有的上岸就是汽车，下到江里就是船，真好。
依兰县城上挂着一面大红旗。
接着，苏联红军就帮助我们成立工会，救济失业工人，叫做生意的好好做生意，上学的好好上学，还帮助我们成立了保安队、人民自治军。我在那儿给红军做木匠活，红军对咱们工人特别好，像亲兄弟一般。我们一家子也都团圆啦，许多中国人民也都团圆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当了主人，生活改善啦。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给国家工作，我跟我媳妇离了七、八年也到一起啦，还生了一个男孩，不到一周岁，长得又白又胖的。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啦。我们要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解放军，感谢斯大林大元帅，感谢伟大的苏联红军。
这会，美帝国主义又在武装日本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狠心狼想把日本法西斯这条病狼治活啦，一块儿来吃我们。咱们是人，能让狼吃吗？难道咱们还乐意当牛马，当亡国奴吗？难道咱们还乐意让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给人家随意屠杀、强奸吗？难道咱们的房子、衣服、财产还乐意让人家强占吗？我现在表示坚决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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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你们踊跃地签名投票吧！
刘胡兰的母亲给全国母亲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全国母亲们、姊妹们！
我请求你们，为了我的女儿刘胡兰，为了千万个被日本鬼子、蒋介石、阎锡山匪帮杀害的妇女和儿童，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宣言，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坚决地签名和投票吧！
姊妹们！当我听到美帝国主义正在侵略朝鲜，还重新武装日本，又想再来侵略咱中国，我就想到过去日本鬼子、蒋介石、阎锡山统治下的痛苦情形，想起我的女儿胡兰被残害的情形。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那天，我眼巴巴地看见我的女儿和六个农民，被阎匪军活活用铡刀铡死。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得心上如同刀割一般。
姊妹们！我受到这样的痛苦，我想你们也有受到这样痛苦的人。想想看，你亲自抚养长大的子女，无缘无故地被敌人杀死，你的心会多难受呀！
现在，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流了多少鲜血，得到了解放。可是美帝国主义又想侵略咱们，杀害咱们。我心里说：难道我们母亲们抚养子女，就是为了供帝国主义、卖国贼杀害吗？不能的，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再被人杀害。我们要全力支援我国人民志愿军，坚决消灭那些万恶的美国强盗。
想起我的女儿，我觉得她无尚的光荣。她那时才十五周岁，是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我想不到她，那样小的年纪，竟有那样大的志气。她在敌人面前，真是刚强、坚决，真是共产党的硬骨头，中国妇女的硬骨头。阎锡山匪军捉住她，没有逼出一点口供。阎锡山匪军先铡死了六个农民，每铡死一个就问她：“你怕不怕？投降不投降？”她都坚决地说：“我怕什么？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她面不改色地躺到铡刀上，被阎匪军杀死。
我的女儿死了，她的精神还存在着，活在人人的心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给她写过八个大字，说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中国共产党晋中区地方委员会，开过追悼她的大会。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指战员还到她的墓前举行公祭。我们县里的人民政府，每年清明节，都来祭奠她。她的英勇事迹被登在报上、排成戏、拍成电影，告诉给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人们都把她当成榜样，向她学习。
刘胡兰的精神，鼓舞着我们每个中国人，向帝国主义、向反革命去进行英勇的斗争。为了我的女儿，我参加了本村民主妇女联合会，还被选为主席。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收到过很多的信，从全国各个地方寄来，有解放军战士的，有工作人员的，也有学生和工人的。他们都说要学习刘胡兰的精神，为刘胡兰报仇，为被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杀害的千万同胞报仇。
亲爱的姊妹们！请你们清楚地记下帝国主义、蒋、阎匪帮欠下我们的血债吧！为了我们被杀害的子女，为了我们的子女不再受到残害，请你们踊跃地签名和投票，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吧！
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
四月二十三日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
（新华社）
第7版()
专栏：
美帝国主义欠下苗族同胞的一笔血债
中央民族学院 潘光成
我是一个苗族的孩子。我要控诉我亲身经历的和亲眼看见的美帝国主义欠我们苗族同胞的一笔血债。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由于蒋介石匪帮一贯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军队从湖南、广西一直溃退到贵州。可是，美帝国主义却在这时大量给国民党装备“美械师”，在我国领土上大修飞机场，准备帮助蒋匪打内战。那时我还只有十三四岁，也是被蒋匪帮强迫去到黄平县替美国人修飞机场的千百万苗族贫苦同胞中的一个。
黄平飞机场的工程非常大，修飞机场的工人大部分是住在黔东地区炉山、黄平、都匀、独山、雷山、台江、平越、镇远、施秉等县的苗族同胞。有的是由国民党军队抓来的，有的是由反动政府强迫派来的，也有的是由反动政府无理处罪，以人力来抵“罪”的。这里面有青壮年男女，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带病的老太太。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十分贫苦的。他们光着脚，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一群群地被刺刀、皮鞭监视着，或者被用绳子捆绑着赶到这儿来，丢下爷娘妻子在家里冻死饿杀。
我和我的父亲是被轮流“派”来做工的。我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在机场所遭受的痛苦是说不完的。我们每天两顿半谷半糠的饭都吃不饱，露宿在冷冰冰的野地里，白天黑夜地替他们赶工，每夜有成批的人一直工作到天亮。健壮的人被累得脸黄肌瘦，病得不能动了的也被赶去作工；老弱的、带病的一批一批地死去。机场旁边天天有人埋死尸。条条大路上，不断地有收尸的人，抬着自己的亲人走过。还有许多没有人认领的尸体，就被拖去随便掩两锹土堆在机场的两头。
每天早晨和天黑，美国飞机就在不断地起飞、降落。机场上遍地是人，但是，帝国主义那里把我们当作人啊！他们看我们的性命比蚂蚁的还不如。当飞机降落或者起飞的时候，时常发生压死人的惨案。有一天的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我们正在作工，一架美国飞机忽然在离我面前四五丈远的地方降下来。这个地区作工的人非常多，顿时天翻地覆似地发出了一片惨叫声。我偷偷地跑去看，那一带，长约三百公尺，宽约五公尺，所有在这区域内作工的人全部死光了。刚才还是活生生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成堆成堆的肉泥。在血泊里，这里一个头，那里一只脚，这里一只手，那里半个身子。有的人只看到血糊糊的一团团，有的人变成五六段，有的被压到泥土里，几乎连骨头都没有了。这一幅惨绝人寰的图画，我至今想起来还胆战心惊。死者里面有老头、有妇女、有青年，也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当各人去寻认自家人的时候，全场工人发出沸腾似的吼声和哭声。有儿子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有父母去寻儿子，有兄弟去找兄弟，有男人去找自己的妻子。有的找了一晚也没有找到手，有的因死者变样了不能认识，许多人只能凭尸身上的疮疤、脚样、衣裳或身边的烟杆来认定死者是什么人。有一个老头抱着自己失去了一只脚的独生儿在那里大声地叫：天呀，天呀，我的妈！他唱着悲伤的歌曲：“命为什么这样的苦？家为什么这样的穷？什么时候才能太平，我们才能够得翻身？”又一个很年轻的妇女找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已被飞机翅膀压在那儿死不死活不活地不能说话了。她在血泊里抱着他号啕着眼看他死去。还有一个可怜的父亲，六十几岁的老头子，他和两男两女都到机场来了，不幸在另一天的晚上，四个儿女全被美国飞机压死了，剩下这孤零零的老头，一直找到天明，还只凭鞋子的式样找到了一个女儿的两只脚。
血海深仇是说不完的。这些还只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欠下我们无数血债里的一小部分。我们苗族同胞永远忘不了这些仇恨。我们获得了解放的苗族同胞，坚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誓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