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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土地改革中的农村妇女积极分子(江苏吴江县)
蒋兆和作


第5版()
专栏:

  国画大家白石老人
  ——为庆祝他的九十寿辰(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而作
  李可染
在某次展览会上,一间宽大的厅堂里,挂着将近百十幅的国画。我走了进去,首先被齐白石先生的作品吸引住。这些作品,神态生动,壮丽清新,使我感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磅礴气魄,和伟大的创造精神。尽管旁边的作品,幅面很大,颜色浓重,但相形之下,就似乎生气不足,显得灰暗。
白石老人的画,不仅为一些美术家、鉴赏家所推重,同时也拥有较为广大的爱好者。解放以后,我们的政府对于这位老艺术家爱护备至,中央美术学院并聘他为名誉教授。不少的进步美术家不仅对他表示敬重,并且同样称扬他的作品。为什么齐白石能得到这样的光荣和尊敬呢,这完全由于他在美术上的成就和贡献;而这些成就和贡献,又与他一生坚韧不屈的奋斗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白石老人生长在湖南湘潭乡间星斗塘地方一个贫农的家里。幼年放牛拾柴。八岁时,他的母亲把椎稻草上剩余谷粒换得钱,积存下来,供他读了半年书。十一岁学犁田,因为幼小体力不支,改习木工。先为普通木匠,后作雕花细工。十五年后又改业画像的画工。到了二十七岁才结识当地文人名流,向他们请教读书,作诗,刻印,绘画。在这一时期他的穷困是可怕的:他同夫人常在饥饿时饮水当饭。晚间无钱买油,点松柴作灯。他的夫人将届分娩,还要照常到山上砍柴,不堪负荷,用手爬行回家。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他仍然坚韧不屈地进行他的自学。作木匠时,常远走数十里到雇主家里作工,在提着的工具篮子里他放着小小桐油罐子和纸笔,一天工作完毕,便在晚间点灯习画,至深夜不息。他练习刻印时,印石磨了又刻,刻了又磨,磨石醮水,弄得满屋尽成泥塘。有一次刀穿手指,流血过多,人都晕了过去,然而这些都不足阻挠他前进的决心。
白石老人一生过着极其质朴单纯的生活。每天凌晨即起,作画刻印不知劳累。为了怕人纷扰,常把大门关锁。为了珍惜时间,睡觉及坐车时做诗。他把整个的生命力量都献给了艺术。他对艺术所下工夫,坚忍持久,从不间断。据说他母亲逝世时有十天未曾作画,这在他生平是仅有的事。因之他数十年来作画之多,真是难以数计。我们的美术史上,记载古人用功勤苦的情形,有《池水尽黑》的故事。白石老人是个有绝大天才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承继了先贤的坚毅精神,付出了绝大的代价,他的成就岂是偶然。
我们研究白石老人的作品,首先不能忘记他已届九十岁的高龄,在他少壮的年代,中国的艺术环境同现在是大不相同。那时的中国画,已随着残破的封建社会,陷到最为腐朽颓废的阶段。公式主义的代表作家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虽早已死去,然而他们的承继者,所谓正统派画家,都是走着“离开古人不敢着一笔”的绝路。他们崇拜古人,却不善批评地接受古人的经验,而把古人的成法像一条绳子似的,把自己牢牢捆缚,弄得作品奄奄一息,甚至完全丧失了生命。另外一派在野的文人画家,承继了明遗民画家,及扬州诸画家的传统,反对公式主义者的死守成法,主张创造。然而他们大半又把创作的源泉,寄托在个人的主观思想里,因而他们的作品仍然得不到真实的表现,而且失去了群众的欣赏。白石老人生长在这样的艺术环境里,他不赞成公式主义者死摹古人的作品。他的艺术思想,过去是曾经倾向于这些在野的文人画家的。我们在他的作品里,确也可以看出他是接受了明遗民画家,及乾嘉间扬州诸画家的某些特长。然而他的接受是有批判的,同时是有发展的。他接受了这些作家的反对死守成法及主张创造的精神;接受了他们笔墨上的表现力,但在创造上却矫正了从主观出发的错误。在他最近自写的小传里有这样的话:“二十岁后,弃斧斤学画像,为万虫写照,百鸟传神。只有鳞虫中之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也。”描写不根据空想,“传神”“写照”都从客观物象出发,这样就使老人在创作上找到了真实的源泉。老人六十岁前画草虫时,家里就养了很多的虫子。画虾,经常在笔洗里放着两只活虾。他有一部借山馆图(山水画),就是他四十岁后,五次出游西南各名山胜迹的成果。今年春节前,老舍先生选了四句苏曼殊的诗,请老人作画。内中有一句是:“芭蕉叶卷抱秋花”,老人因为不熟芭蕉叶卷的情形,时当严冬,又无实物可作参证,逢人便问芭蕉的卷叶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的。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结果便没有画上卷叶。由此小小事例,可知老人在创作上对物象的真实,是抱着何等重视的态度。
白石老人的画,有细到纤毫毕现的草虫,有粗到了了几笔的虾蟹。不管是粗是细,同样的都表现事物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试看老人画的草虫,那两根敏锐的触须,真有一触即动的感觉。这决不是仅仅靠着摹写死的标本所能办得到的。再看他画的墨蟹,那脚爪活动的真实状态,更不是主观主义者凭空臆造所能梦见。老人曾告诉我说,他自己画的螃蟹,与那些伪作的容易分辨;他画的蟹腿饱满而表面扁平,伪作往往是滚圆的;他画螃蟹是横行的,伪作常是蜘蛛似的向前爬行,这样就完全失去了蟹的特性。由此可知老人对物象的认识和表现又是何等的深刻。他画的小鸡,不仅画出身上的茸毛,而且画出了小动物可爱的稚气。画的蜜蜂,那翅膀飞动,真仿佛要叫你听到了嗡嗡的声音。……对着这些生动的形象,我想任何人都会承认老人的作品是写实的。然而我们若把他画上的形象与真实物象对比,又一定会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那画面上的形象,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脱净了渣滓加过工的。他在作品上题过这样的话:“作画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那种毫无创造,完全以形色酷似来讨好庸俗人的作品既为他所不取,同样“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墨戏也责之为欺世。他的创作,从客观事物出发,把真实对象加以思想感情的铸造,而后用他有力的笔墨表现出来。因此他的作品形神兼备,显示出健康的特色,一扫当时文人画的主观偏颇,轻视形象的病态作风。
白石老人的作品,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色彩艳丽,充满了生命的朝气。我们知道中国画在元朝以后,由于士大夫画家思想的消极,鲜艳的色彩便一天一天地在画面上衰退,惨淡颓废的情调一天一天地在画面上增长。早在宋朝就有画家写出了这样的诗句:“雨里烟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雨景雪景都是不用色彩纯用淡墨画成,因为不为群众所欣赏,才使作者发出了感喟诗句。元朝以后的山水,画家在色彩上大多只喜欢使用一点淡淡的赭石,名曰“浅绛”。画面的情调也以“冷逸”“苦涩”为高。这样甚至使以后的画家产生一种极不正常的看法:认为高深的艺术,只能表现苦闷哀愁,鲜艳的色彩与高尚的画格不能相容。这样不仅使国画远离了群众,同时也使它发展的道途日益窄狭。但是在白石老人的作品上,却相当的矫正了这些偏颇的病态。他画的牵牛花,红艳到了顶点,真仿佛受了一夜甘露,迎着朝阳,欣欣向荣,使人看了精神为之振奋。过去曾见他画过一幅《莲花翠鸟》及一幅《红梅寿带》,五色缤纷,绚灿极了。然而并未因此就降低了画格。老人的画,不仅在色彩上作风上表现出欣快峥嵘的情绪,同时还欢喜直接使用一些民间吉祥的题材,如“大吉大利”“喜上眉梢”等等,这些为怪癖的士大夫画家认为“俗”的题材,一到了他的笔下,同样的能成为高度的艺术品。他的作品所以能博得较多人的喜爱,这实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由于白石老人的这种创作方法,由于他数十年坚苦持久的工力,在他的作品成就上,不仅打破了公式主义者死硬成法的束缚,并且矫正了文人画“不求形似”的缺失;同时把水墨画的技法,从原有阶段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它富有了更高度的表现力。我们看任何平凡的题材,到了老人手里,就能“化朽腐为神奇”,真仿佛到了“点石成金”的程度。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一位美术界的朋友说老人画的樱桃是如何的美妙。这位朋友怀疑地说:“樱桃形色都极少变化,如何能制成美好的作品?”及至看见了原画,那红艳的饱含液汁的颗粒,及综错变化的枝梗,加上装饰风的果盘所形成的效果,不仅马上打消了他最初的怀疑,并且使他留恋在画前不肯离去。记得我初到北京,第一次看老人作虾,在十几分钟的制作中,使我感到惊异。他画一只虾,其容易就像普通人写一个字,笔墨过处,体积,质感,动作,神气,应有尽有,结果游泳在水里透明体的虾子,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纸上了。这样你能不惊叹他水墨画的表现力吗?
为什么白石老人生长在那样颓废的艺术环境里,而能走向比较健康正确的道路,因而提高了水墨画的表现力呢?我认为这除了有它当时社会的因素外,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他朴素的品质,和民间艺术对他作品的重大影响。前边已经说过,老人曾做过不少时期的雕花木匠。据说他雕的花板是“刻画入神”的。二十岁后又做过画像的画工,他画的人像不仅能传达神气,而且有表现从纱衣透露出袍褂花纹的绝技,可知他的写实技巧是很高明的。因为原来是民间艺人,所以能很自然地把民间艺术健康写实的特色,带到他的艺术里来,这是一点。白石老人四十岁后,虽然入了士大夫之林,成了专业的艺术家,但他一直保持着质朴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一生不会沽名钓誉,不知使用手段,一切全靠自己天才的劳动创造,靠着欣赏者的拥护爱戴。因之他的作品,自然就与一部分群众欣赏者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自然就得照顾到他们的要求,满足他们的要求。一般欣赏者的要求与艺术的提高发展,在过去旧国画中本存在着很久很深的矛盾,白石老人却能因此慢慢把它克服了,我认为这种成就是难能可贵的。
艺术原为群众而创造,而旧国画数百年来,却演着远离群众的悲剧。成百成千的画家都在叹息着:“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却不知深入地挖掘这矛盾的根源。白石老人处在这样的艺术环境里,独能以坚苦自学,天才创造,接近了群众的欣赏。博得较广大的欣赏者的爱戴,这不能不使我们惊佩!当然他从来的创作,受了时代的限制,所表现的题材,有一定的限制性,因之他的群众,也就有了一定的范围。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至少可以认识到:国画中的水墨画可以写实;可以使用艳丽的色彩;可以表现欣悦向上的情感;并且它具有相当高度的表现力。他具有独创性的风格,和一般所谓文人画很不相同。这在我们新国画技法的发展和创造上,具有开启宽广平正的道路的作用;给予了宝贵而又丰富的滋养。我认为这是白石老人在我们美术上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在美术史上不可磨灭的成就。(附图片)
蚱蜢与蝈蝈 齐白石作
墨蝦 齐白石作


第5版()
专栏:

  关于表现新事物
  吕荧
发现新事物,表现新事物,已经成了人民文学作者当前的重大的课题了。可是,怎样发现、表现新事物呢?
有几个初学的作者,到乡村去参加了土地改革回来,收集了一些材料,可是感到写起来很困难。他们说:抓不住什么是新事物。
土地改革我没有参加过。前些天我去参加了郊区附近一个乡村的土地改革斗争会。在会场上,我看见农民们一个又一个站起来,用愤怒的坚决的语言,说出许多年来不能说不敢说无处申诉的冤屈和仇恨。控诉的人有年青人,有中年人,还有白发苍苍的老者,背着孩子的妇女。他们怒吼着,责骂着,数说着,挥动着拳头,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在人民的法庭上说出真理和正义的声音。在他们前面,站着低垂着头一声不响的畏罪的地主。他们从前是被地主踏在脚底下的,现在站起来,用耕种大地抚育大地的手,推翻地主阶级扫除封建势力了。仅仅是这样一个群众的大会,我就觉得有许多许多新事物。
什么才是新事物呢?我想,所谓“新的”,那是否定了“旧的”已在的事物,代表更高级的更进一步发展的东西;并不是和“旧的”已在的事物毫无关联,突然凌空出现的什么事物。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新的萌芽是从旧的物质里生长出来的。
一个终生受着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他在斗争会上站起来,愤怒地坚决地控诉地主的罪恶,尽管他的思想里还有落后保守的地方,这个行动本身不就是新的东西么?在社会方面,这是劳动人民彻底翻身的革命,在个人的思想方面,这也就是一个转变。自然,只是这样的一个行动还很不够,还不能形成一个新的人物。但是新的人物不正是由这个转变、这个起点开始,逐步的前进,成长发展起来的么?希望每一个落后保守的农民开过斗争会之后就变成功革命者,这是不可能的。而一个革命者,完全脱离他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像神话中的人物似地凌空出现,这也是不可能的。任何质的变化,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由量的变化开始,逐渐积起,最后发生突变,产生了新质。
那末,这是不是说,在文学的创作上,要表现“新的”方生的事物,也需要表现“旧的”已在的事物呢?
不,在这里,“新的”方生的事物和“旧的”已在的事物不能形式地对立起来,而是应该统一地辩证地从内容上来理解它们,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同萌芽之于物质基础的关系。文学创作所表现的“新的”事物,不能只是一个想像的观念,而必须是具体的、实在的、突破了“旧的”事物,否定了“旧的”事物前进的“新的”东西。
那末,在新事物的表现上,是不是就不容许想像呢?
想像,不但容许,而且是必要的。不过,想像也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想像,它是现实的抽象。一种是空虚的想像,它只是观念的抽象。真实的想像深化而且提高现实,空虚的想像浮化而且模糊现实。我们只有经过前面一种想像,才能达到一切方生和未生的事物。
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者表现事物的原则。可是,为了真实地把握、实践这个原则,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是想像或者臆测什么才是“正在产生与发展的东西”;而要首先了解什么是“现实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要去认识什么东西突破了它否定了它,正在“产生与发展”出来,这样才能创造具体的实在的东西。要是把“正在产生与正在发展的‘新的’东西”从现实世界脱离开来,看成一种孤立存在的、和周围环境没有任何关联的、凌空出现的东西;那样的“正在产生与正在发展的”“新的”东西,就要成了不可理解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一种观念,一种空想,也就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了。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在初初发生米邱林变化的苹果身上去找已经变化完成的米邱林苹果,结果将是怎样?心里想像着变化完成的米邱林苹果的样子,而把初初发生米邱林变化的苹果扔开,认为算不得是新事物,一定要找那现实中还没有产生的想像的东西,是不是能找到呢?
在文学创作上,有许多具体的深刻的例子。
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这本书里杰出地表现了新事物和新人物,苏联批评家曾经称它是“新人诞生的诗”。但是《毁灭》所写的,却是一个游击队毁灭的故事。如果一个作者,只看到莱奋生是个平平常常连打败仗的队长,在他的队伍里面有偷瓜酗酒的木罗式加、懦弱无能的苦勃拉克、动摇幻灭的美谛克、狡滑恶劣的企什之类的人物;而不能从这样的队长身上发现他的革命者的品质,从这样的队伍里了解巴克拉诺夫、图皤夫、美迭里札、刚卡连珂等等铁一般的人物,不能认识他们艰苦进行的斗争的意义;就摇摇头说:没有什么新事物。那就很难找到什么是新事物了。
像这样的新事物,从我们眼前经过,而被我们忽略了,一定是不在少数的。
我们读了《毁灭》,非常强烈地感到莱奋生和他的战士们,以迫人的感动力和逼人的光辉,站在我们面前。然而在小说里,这些新人物并不是神人似的腾云驾雾式的出现的。他们都是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有理智有热情、有矛盾有弱点、有困苦有斗争的,真实的人和战士,表现出来的。于是在莱奋生身上,我们看到英勇坚决智慧的品质,也看到有一点两点弱的地方,在他的队伍里我们看到铁一般的战士,也看到木罗式加、苦勃拉克、美谛克、企什之类的人物………。
那末,我们能不能把莱奋生等人的弱点,木罗式加,美谛克之类的人物,这些“旧的”事物,统统从小说里删去呢?那不完全都是“新事物”,不更能表现革命的队伍和革命的人物么?显然的,不能。这不仅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而且因为正是那个突破了“旧的”、否定了“旧的”在成长起来的东西,才是“新的”事物。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里这样说到莱奋生: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突围之际,他还是因为受了巴克拉诺夫的暗示。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为了惩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美谛克初到农民队的夏勒图巴部下去的时候,也曾感到这一种幻灭的——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但作者即刻给以说明道——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同上)
是的,这是重要的地方。这一段话,不但值得一般的读者警惕,更特别值得文学作者深思。在文学上,我们表现新人物新事物,岂不是不能只是“书本上的人物”或者空想中的“神人”,而必须是“真的活的人”么?要是按照主观的一定的想像,把莱奋生写得怎样英勇坚定智慧卓越,是并不难的。难就难在怎样把他的这些革命战士的品质通过具体的生活和行动,实在的冲突和矛盾来表现,在真实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来表现。难就难在怎样把他的“新”,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思想语言行动里,主要地表现在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一点一滴的工作里,一步一趋的斗争里;并且,通过这些来表现出整个的社会和整个的时代。
什么是新事物呢?显然,那意思决不是说什么十分新奇十分特别,从来没有见过的某种东西,而是说最现实的最典型的东西,能够表现新社会的面貌和新时代的动向的东西。这样的新事物,首先非是最深刻最本质的事物不可,最富有前进性革命性的事物不可——也就是新的萌芽。
那一天参加了斗争会回来,在路上,走过广大的田野。二月里的北方的田野还是荒凉的,看不到绿色。可是,如果仔细地留心地看,就能看到在灰沉沉的黄土里,到处都是密密的麦苗。它们抗住了冬天冰雪的摧残,正放出茁壮的萌芽,向上生长。它们就要用茂盛的青春的生命使田野光辉灿烂起来。看到它们,立刻感到大地充满春的气息。它们并不是只生长在某一个地方,而是遍布整个的大地,那里有劳动人民,有劳动人民生活耕种,那里就有它们。……


第5版()
专栏:读者来信

  学习与运用群众语言应有选择编辑同志:
二月四日《人民文艺》上所载阮章竞同志的《谈文艺创作中的几种倾向》一文,我认为这是一篇对于目前文艺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对我很有帮助。读了这篇文章后,我又读了阮章竞同志的一首诗《送别》(载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诗集《圈套》中)。这诗描写一个翻身农民的母亲送儿子参军去打蒋介石匪徒,送别的时候,母亲对儿子嘱告了很多的话,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你长在穷户就爱穷人,猴子生来就爱猢狲。”这种比喻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我们应把“猴子”、“猢狲”比作反动分子,却不能用来比喻劳动人民。 滕家牧编辑同志:
你们转来的滕家牧同志的信我看见了,能得到读者这样热情的帮助,我十分高兴。所提的意见,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送别》一诗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写的,当时的思想水平是低的(现在也不高)。“你长在穷户就爱穷人,猴子生来爱猢狲”这句话,是我从群众诉苦中记下来的,和“拾粪粪义跟箩头亲”都是一个意思,群众也常称小孩为“猴儿”或“像猴儿一样”。在我的诗中的这两句话,它是两个独立而又相关连的比喻句子,当时也没有把“猴子”即是指劳动人民的意思,而只是想以此来说明物有类别,人有阶级性而已。但这句比喻是有缺点的,容易使人误会。就是说,学习与运用群众语言,应有所选择。如果是现在来写的话,可能就不会用这句话。
我决定在再版时把它改为:“你长在穷户就爱穷人,拾粪的看见提箩头的亲”,这似乎好一些。
阮章竞
编者按:阮章竞同志是优秀的青年诗人之一,他的《圈套》是一篇博得好评的作品。但如读者所指出的,在诗中个别字句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现在作者已加以修改,经过修改,就比原来好多了。我们不止一次收到读者对一些文艺作品在语言以及文法修辞上所存在的缺点的批评,他们要求作家用高度的严肃性来对待文学语言。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特别是对有成就的作家来说,更是值得加以重视的。语言要写得正确、简明,这是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迫切的任务。


第5版()
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上海举行春节戏曲竞赛
上海市一九五一年春节戏曲曲艺竞赛历时一月,已胜利结束。该市春节戏曲曲艺竞赛评奖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四日评定了荣誉奖六部。戏曲方面有《好儿女》(沪剧),《美人计》(淮剧),《岳飞》(淮剧),《十五本水泊梁山》(京剧连台本)四部;曲艺方面有《太平天国》(评话),《三上轿》(弹词)两部。
这六部戏曲,除了具备今年春节演出的普遍特点——演出水平的提高、工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及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外,它们还比较突出地紧密地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迅速而直接地反映了现实,帮助观众对目前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沪剧《好儿女》就是写东北的两个爱国男女青年,分别参加志愿部队和医疗队,在朝鲜战场上会师的爱国故事。在演出形式上都发挥了各该剧种的特点。其中两部评弹,除发挥了评弹艺术的原有优点,还突破了评弹原来的弹唱方式,有了新创造。
除了上面六个荣誉奖外,虽然没有参加竞赛,但对春节演唱爱国主义戏曲起了相当作用的越剧《信陵公子》,和演出进入第二年,对剧本作了很好修改的滑稽戏《活菩萨》及《李闯王》(黄异庵),《小二黑结婚》(刘天韶等),《九件衣》(徐雪月等),《武松》(杨振雄)等新书说唱者,也给予特别奖。
重庆市文艺界与群众结合推动宣传运动
重庆市文艺工作者,在抗美援朝爱国宣传运动中,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领导,广泛地在各区设立了许多工作站,协同当地工厂、学校、部队、机关中的文娱团体和爱好文娱活动的群众,组成了秧歌、腰鼓、歌咏、戏剧等各式各样的宣传队。这些宣传队除演出新旧戏剧外,还大量地采用了花鼓、莲箫、彩莲船、金钱板、抽彩头、山歌、说书等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生产建设等为主要内容进行宣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春节活动及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宣传运动中,全市演唱新戏剧和新歌曲的达二百九十个单位;写作剧本七十八个,演出节目二百五十多个,观众达四十八万四千六百人。在该市五十三个工厂中,参加表演歌曲的工人有三千人,八区澄江镇农民也举行了歌咏比赛,当地一千一百六十户居民中,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城郊区的艺人先后编演《鸭绿江怒潮》、《取缔一贯道》等二十多个剧本,并创作了《活捉美国兵》等九十四个曲艺。这一大规模的爱国宣传运动,不但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文艺与群众的结合,使重庆市的文艺工作得到空前的开展。


第5版()
专栏:国外文艺动态

  国外文艺动态
《白毛女》在捷克演出
译成捷克斯洛伐克语的中国名歌剧《白毛女》,于二月二十四日在捷京布拉格上演,前往观剧者有捷政府高级官员,捷共中央委员,工业、农业突击队员,模范军人和艺术家等一千余人。当台上演至农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台下掌声雷动。剧终幕落时,群众立起高呼“毛泽东万岁”,欢呼经久不息。
捷教育部部长尼耶德利在观剧后说:“看了《白毛女》,使我们对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更为同情和接近了。”文化部与宣传部副部长齐佛尼说:“我们从这个剧本中看出,新中国的艺术是为人民服务而且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结合着的。”摩拉维亚州的两个农村妇女说:“几年前我们在地主压迫下生活时,我们的遭遇也和中国农民一样。”
《白毛女》这次在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二次演出。一月前在捷摩拉维亚州的俄斯特拉发城首次演出时,也获得极大的成功。
莫斯科举行苏联青年作家大会
莫斯科于三月间举行了一个苏联青年作家大会,这个大会在全国文学生活中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苏联文学界每年都要出现数十个新的名字。青年作家的第一本著作往往在广大的苏联读者群中,获得热烈的反响。如最近荣膺斯大林奖金一等奖的小说《收获》(作者尼科拉耶娃,是医师兼新闻记者),以及小说《学生们》(作者特里佛诺夫,是以前莫斯科一家工厂的装配工人们)都属于这一类的著作。在过去四年当中,又有四十五名青年作家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参加这次大会的约有三百人,包括各种职业的人,如工程师、新闻记者、铁路工人、教师等等。在一种认真而友好的气氛中,这些青年作家们,跟那些已被公认的苏联文学大师们,共同讨论着关于他们思想与艺术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全体会议上,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诗人苏尔科夫和创作家包哥廷曾就青年诗人与创作家的创作努力发表报告。在会议参与者所出席的三十个研究会上,一共讨论了三百三十五本青年散文作家、诗人和创作家的作品。这些研究会是由一百五十名苏联著名作家指导的,其中有爱伦堡、拉甫莱涅夫、伊萨科夫斯基和郭尔巴托夫。各个民族的青年作家们报告了他们共和国内的文学生活并且叙述了民族文化的进步情形。他们均为他们伟大的祖国所给予他们的美好创作条件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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