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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镇压反革命与巩固统一战线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组织部长 朱蕴山
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最近各民主党派同志都很热烈地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我认为碰到这个实际问题，应该联系到自己和所站的岗位上来考验，我现在先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方面来说。
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个成员的民革在过去整建阶段中，主要的工作是巩固组织，创造发展的条件。经过二中全会，对于过去的工作作了总结，明确提出发展组织为现阶段的主要工作。为了扫除发展组织道路上的障碍，应该继续不断地加强巩固组织，这便是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最近，结合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各地组织，曾进行普遍的检查，清除了混入本党的个别的反革命分子，提高了全党同志的警惕。很明显地，我们还要经常地普遍地重视这项工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组织本身不健全，对于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会有害，人民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过去民革组织不够严密，有些党员的政治警觉不高，有些党员对于分清敌我界线不够明确。因此，就容易为反革命分子来钻空子，他们利用过去各种旧的社会亲戚、朋友、同僚、同学、同乡等关系，伪装进步，钻进组织里来，隐蔽潜伏，等候时机，进行破坏。从已处死刑的冒称前在香港时党员重庆特务李君英和已钻进北京市分部的杨守德罪恶行为中，就可看见特务阴谋，何等令人惊心！为了清洗不良分子，保持党的纯洁，各地民革组织曾将有一些在言论上，行动上，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有问题的分子，分别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怕错误，就是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为了更实际有效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从中央到各地方组织，必须很好地贯彻以下各方面的具体工作，使这个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经常运动。
一、认真学习研讨以“惩治反革命条件”为中心的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认清“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就是对人民残忍”的真理，并结合各民主党派发展与巩固组织的文件进行学习。务期逐步提高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站稳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分清敌我的界线。
二、要分清敌我，坚定立场，就要大胆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如果有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组织，不论与我们个人的关系如何，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没有钻进来的，我们就根据所知道的材料公开检举，这是一个革命同志的起码条件，也就是爱人民、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还存在着“事不关己”或“留一点情面”的模糊想法，那是极端错误的，也就是对人民对革命不负责任的。
三、我们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政治水平，就应该重视这个运动，参加这个运动，并有责任把这个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应该向自己所联系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大家都能明确认识，肃清反革命分子是新中国每个人民的神圣责任。这样就可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更可能加强发展组织的条件。
四、必须指出，镇压反革命运动与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相结合是一个经常性的运动。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组织，是为了革命，那与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并存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尤其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未被逐出亚洲以前，它和它的走狗蒋介石残余匪帮，是不会死心的。他们一定会想出种种花样来，暗中进行破坏。为了使民主党派经常保持纯洁，并一方面发展组织，方能担当起我们的历史任务。
最后有一个建议：各民主党派同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均为实行共同纲领而奋斗。在分工负责方面，任务虽有不同，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应该休戚相关，倘有一部分组织上发生漏洞，对于整个民主阵营是不利的。因此，对于镇压反革命，应取一致行动，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如遇有反革命分子或政治面目不清，有嫌疑的来钻空子，我们必须互相通知，互相了解，并须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协助政府本着毛主席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指示，很慎重的不错枉一个好人，但是绝对不使一个反革命分子潜伏漏网，随时随地提高警惕，经常用实际行动来贯彻这一工作，直到把反革命分子全部肃清为止。必须这样才能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才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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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市公安局接受各界人民要求
逮捕美国特务顾仁恩
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受人民的要求，于最近逮捕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美帝国主义特务顾仁恩。顾犯系杭州人，现年四十五岁。顾犯二十四岁时参加了基督教，结识了美国特务麦森。嗣后即以传教为名，为美帝国主义进行特务活动。全国各地相继解放后，该犯遵照麦森的指示，以“奉主耶稣基督之命，医病赶鬼”为名，先后在杭州、天津、苏州、无锡、上海、青岛等地，愚弄欺骗落后群众，乘机进行反革命宣传。青岛市爱国基督教徒刘玉轩等于三月七日在青岛日报上揭发了顾犯的罪恶，要求政府予以制裁。各界人民及许多爱国基督教徒也纷纷揭发该犯的反革命罪行，许多被骗者都要求政府予以严厉制裁。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受广大人民的要求，乃将顾仁恩逮捕。顾犯被捕后，对以宗教为掩护，为美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青岛市各界人民又纷纷写信给青岛日报，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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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督教人士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
对顾仁恩事件发表谈话
号召教徒提高警惕检举肃清教会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于三月三十日在上海解放日报撰文，揭露基督教败类、美国特务顾仁恩造谣惑众、诬蔑政府、为美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吴耀宗 美帝国主义特务所豢养的忠实走狗顾仁恩，披着宗教的外衣，借了“传福音”、“医病赶鬼”的名义，进行帝国主义的特务活动。他用技巧的方法妖言惑众，招摇撞骗了二十多年。今天，他终于逃不出人民的巨掌，在青岛由爱国的基督徒检举后，由人民政府逮捕，这是一件为宗教界、为全国人民清除毒菌的快事。
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人民的要求，将顾仁恩逮捕，这是与宗教信仰问题毫无关系的，顾案完全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但假借宗教名义，为帝国主义进行危害国家、欺骗人民的反动工作的特务分子，政府是应该严办的。我们基督教界人士，也绝不能容许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混在基督教里面为非作歹”。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不再受这些败类的欺骗，并把潜藏在基督教里面的一切反动力量，彻底肃清，使基督教能朝着三自革新的道路迈进。
邓裕志 披着宗教合法的外衣，从事特务活动的美帝国主义走狗顾仁恩已经在青岛被逮捕了。根据他的自供：他受了美国特务麦森的指使，曾在杭州、天津、苏州、上海等很多地方，愚弄欺骗人民，进行特务活动，并且以传教为掩护，乘机造谣，作种种反革命的宣传，破坏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和基督教革新运动。这种种违反人民利益的罪行，实在令人愤慨和痛心！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于政府逮捕帝国主义的走狗顾仁恩，我们认为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我们要求政府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惩办这种假借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站在一个宗教信徒的立场，我们要提高警惕，进行检讨，不使帝国主义有利用宗教的机会。一般人对于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特务活动的事实，还没有清楚的认识，通过这个具体的事件，可以证明美帝国主义的确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不甘心于失败，所以想尽方法破坏中国人民胜利的果实。他确实也利用了宗教达到破坏的目的。顾仁恩不过是很多甘心受美帝国主义利用的人中的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教徒都应该提高警惕性，并且检举这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败类。
刘良模 在上海宗教界大游行的时候，基督教信徒曾热烈参加，可见大多数的基督徒是热爱祖国的。但是，无可否认的，在基督徒里面还潜伏着少数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新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要肃清这些宗教界的害群之马。
我们很感谢青岛市公安局抓住了一个潜藏在基督教里面的美国特务顾仁恩。通过顾仁恩事件，我们上海基督教人士应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要问：为什么当顾仁恩在上海借着传道发表反动言论的时候，上海基督徒中竟没有人控诉他，检举他，而到了青岛才有爱国的基督徒控诉他，检举他？这可见我们上海的基督教人士还不够警惕，我们的政治认识太差了。并不是我们不爱祖国，而是因为我们过去普遍“不问国事”，不学习时事，对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没有认识清楚，才使顾仁恩之流的美、蒋特务分子在我们中间有了活动的余地。
今后上海的基督教人士必须加强时事学习，提高警惕，肃清教会内美国残余影响，检举潜伏在基督教内的美、蒋特务分子，以后如果我们再听见或看见有人借着传道之名散布“反共亲美”与其他反革命言论的时候，我们应该马上控诉他们，检举他们。这一点是订立在上海基督教爱国公约里面的，我们应彻底把它实行。
肃清宗教里面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限制宗教信仰自由，而是使得宗教信仰自由有更大的保障。我们要明白：宗教信仰有自由，但是反革命活动是绝对没有自由，绝对要镇压的。
上海有很多教徒受了顾仁恩的骗，我们应该举行控诉大会，揭露他的骗局，认清他是个美国特务。
顾仁恩是个骗子，是个流氓，是个美国特务。他背叛了祖国，也污蔑了我们基督教。对于顾仁恩这样的潜藏在基督教内的美、蒋特务分子，我们要求政府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他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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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顾仁恩事件的认识
北京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高尚仁
青岛市人民政府最近接受青岛市爱国基督徒及各界人民的控告，把基督教中的败类顾仁恩逮捕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政府为人民除了一害，更是为中国基督教除了一个大害。我们坚决拥护政府这种英明果断的措施，并盼政府从速严惩这个罪徒。
中国基督教中出了这件丑事，是我们基督教徒的天大耻辱。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这几天，我心里觉着非常羞惭。顾仁恩这个败类污辱了中国基督教教会，污辱了中国所有的基督徒。他既然污辱了我们基督教，我们应坚决请求政府把他严惩法办。
在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早晨的学习会中，我曾领导北京市基督教青年会全体同人漫谈顾仁恩罪恶事件。我们也详细地读了三月二十日《乡村教会通讯》上所载《顾仁恩的自供》。我认为中国基督教中出了顾仁恩这样的败类，中国基督教是负有相当责任的。因为顾仁恩是多年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这样一个败类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胡作非为、妖言惑众，为中国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作走狗，而我们基督教竟未能早日把他制裁，这实是一件憾事。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因此，我也对这件事负有相当责任。
三自运动的“自治”是含有“自制”的意义的。对于顾仁恩这种败类，我们基督教自己早就应当取缔他，制裁他。三自运动的基本方针是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和提高一般信徒的爱国家爱人民的觉悟，而我们基督教中竟出现了这样反人民为美帝国主义张目的传教士！我再重说：顾仁恩是一个“传教士”呢！
我认为中国基督教界应当即刻起来加强组织。在有组织、有纪律和有计划的基础上，普遍深入地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影响，发扬中国基督徒高度的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坚持真理主张正义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上，用实践来证实我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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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顾犯仁恩的供状
我叫顾仁恩，又名顾云鹏，乳名顾约瑟，今年四十五岁，浙江省杭州市人。我是一个潜藏在基督教内，披着宗教的合法外衣，以传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国特务。我自十五岁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以后，便投考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当练习演员。到二十一岁我便成了稍稍有名的演员。这时便结识了上海的一些大流氓。由于他们给我撑腰，我也就敢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失恋而投上海黄浦江自杀。当时正遇上美国海军兵舰上的随军牧师麦森，他叫水兵将我救起，送到了仁济教会医院把我救活。从此我就信耶稣教，而以讲道为职业了。美国特务麦森也就利用对我有“救命之恩”，抓紧灌输我以反革命思想，以至最后完全被他利用，成为国家的叛徒与社会上的罪人。
他对我首先是经济引诱。比如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开办了一所教堂，他便常去讲道捐钱。后来他便灌输我“反共亲美”的思想。自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中国以后，他自由地出入日本人占领区去传教，这时他便常讲“共产党迫害教会，杀人流血”等反动言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进入了日寇集中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他被释放。我们又见面了。他经常给我一些关于污蔑共产党的剪报及书刊看。由于他的培养灌输，我便产生了仇恨共产党、崇拜美国的极端反动思想。他最后便控制、利用我，以达到破坏中国人民革命的目的。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是麦森由上海回国的一天。他走前特地找我去与他在一起住了四天。在这期间他对我说：“你的命是我救活的，我待你如同死而复生的儿子一样，你应该完全相信我的话。”我当时感激得流泪，并且拜了他作干爸爸。接着他给我一本“共产党的内幕”的反动书，对我说：“你要好好地看这本书，将来共产党来了，你可借传教的机会作反对共产党的宣传。”我当时觉得他讲的句句是真义，又感他救命之恩，因此便完全领受了。当时他还要了我一张像片去，后来在美国报刊上登了出来，说我是中国最会传教的人。那时我还觉得是无上光荣。
上海及全国各地相继解放以后，我便根据美国特务麦森的指示，一方面号召基督教大联合大团结；一方面借传教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增加力量，便想出“上帝治病”的鬼把戏来骗人。这种把戏，我是利用没有科学知识的落后群众及贫病者，他们报名的人多了，其中定有半聋、半哑、半瘫、半瞎的人；而一般人的心理，去报名时一定说病很重，我再加以精神威胁说：“信心不诚即不能医好，当时好了也会再犯”，以及利用病人的心理与精神作用。这样在祈祷时病人怕说“信心不诚”，因此多说“好了”。这时通过扩音器向外广播，受骗的人也就越多了。如果不好，我就说：“这是你的信心不诚”，因此，我可以不负责任。这个办法想周全了，我便大胆施用这种鬼把戏。首先是一九五○年五月六日在杭州施行，继而在天津、苏州、无锡、上海等地施行。这种办法确实骗了不少落后群众。这样就给我以宣传反革命的机会与条件了，我的反革命胆量也就更加狂妄起来了。这次到青岛来，也是带着这一套办法来的。
这次到青岛来是由青岛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王德仁、王文堪、王矶法等主谋，由胡广纯出名打电报请我来的，并由张家新写信寄给我路费人民币三十万元。二月二十四日我由天津来到青岛。来后张子洁又特地把我从王文堪家接到龙山路四号他自己的办公处去住，并把他的教堂让给我传教，对我积极加以拥护与支持。二十五日中午，王德仁等请我吃饭，席间告诉了我一套破坏活动的办法。
我为了鼓励他们，并乘机进行特务活动，便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在讲道时强调基督教要大团结，因为团结才有力量，免得被外人钻空子（外人指人民政府）。
二、乘机造谣反宣传，破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这期间，我造过如下的谣言：
（１）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我讲耶稣是人类的解放者，是提倡和平主义，反对流血，反对战争，这样麻痹听众，否认毛主席与共产党是领导人民解放的，否认了人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平。用笼统的反对流血反对战争的口号来消灭听众对侵略者的抵抗意志，达到破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目的。
（２）引证圣经上“说话要合宜”的词句，我宣传人要听两面的话，不可听一面的话。暗示不要单听苏联与共产党的话，美国的话也应该听。这样达到反对人民政府所提倡的“一边倒”的和平政策，散布亲美的情绪。
（３）引证圣经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作譬喻，把毛主席比作主人，把劳苦大众比作牛马，以使群众抱怨毛主席。
（４）我更狂妄地造谣说：“我在上海讲道治病，军事管制委员会曾派一辆红色警备车开到教堂门口，有几位解放军进入会场，后来见我治好了病，他们也很佩服的走了。”以欺骗群众，树立我的反动威信。
三、我这套办法又欺骗了不少群众，最多人数到四千多人。我觉得有了反动阵地，于是又施行“治病救人”的鬼把戏。王德仁、王文堪、王矶法、张子洁等为了骗取更多的群众，增加他们的力量，因而也极同情与支持这个骗局。三月六号开始登记，报名的竟达一千七百多名。我自己以为很得意，岂知我骗的人越多，我的罪恶越深重。
自从美国特务麦森回国后，我曾给他三次报告。第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写的，报告上海尚没有解放，一切照常；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的；第三次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最后两次都是报告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及解放后的政治与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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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
梅兰芳程砚秋等分任正副院长
中国戏曲研究院三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该院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为有计划地继承并发扬我国民族艺术的优秀遗产而创设的。该院的具体任务是：整理修改旧有的优良脚本，并创作新剧本、新曲词，以保证上演节目的供应；在戏曲艺术各方面有重点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实验工作；用科学的方法培养青年一代的戏曲演员与戏曲工作干部。梅兰芳为该院院长，程砚秋、罗合如、马少波为副院长。该院在研究工作方面设有编辑、研究、图书资料三个室；在实验工作方面设有京剧实验工作第一团、第二团，曲艺实验工作团，大众剧场及评剧实验工作团；在教育工作方面设有戏曲实验学校。国内许多著名的戏曲老艺人和戏曲研究工作者，如王瑶卿、尚和玉、萧长华、王凤卿、郝寿臣、谭小培、马德成、刘喜奎、黄芝冈、阿甲等，都在该院工作。该院在三日举行盛大的成立典礼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马叙伦副主任，文化部沈雁冰部长、周扬、丁燮林副部长都出席讲话，一致勉励戏曲工作者以革新精神与严肃态度，遵循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改进中国戏曲艺术。来宾欧阳予倩、洪深、阿英、徐悲鸿、翁独健、马彦祥、杨绍萱、宋之的、张庚、光未然、周巍峙、戴爱莲以及朝鲜名舞蹈家崔承喜等均到会祝贺。参加典礼的戏曲艺人，都认为该院的成立是中国戏曲艺术史上空前的大事，纷纷以兴奋的心情发言，保证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以新的戏曲武器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抗美援朝服务。会后并举行晚会，梅兰芳、郝寿臣、萧长华、贯大元、谭富英、叶盛兰等都参加了演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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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土地改革看镇压反革命的必要
华北大学工学院助教 薛寿漳
今年二月初，我得有机会作为“西北土改参观团”的一员，到西北关中长安县五星区一带参观土地改革。在这个惊天动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农民的力量；看到了干部是如何正确地贯彻政府的政策；认识了为什么实行土地改革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而不能和平分地与单纯分地等等。我们于三月十五日回到北京，正逢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开会，讨论“惩治反革命条例”。代表们一致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想这是一件完全代表人民利益与要求，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情。今就个人在参观土地改革中目睹耳闻及亲身经历的事实，谈谈为什么要坚决镇压反革命。
愈宽大，它愈凶狠
在长安县时，我们首先访问了初经土地改革的寺坡村。这村共十三户地主，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竟没有一户没犯过法。其中一个地主，名叫赵维镒，当过国民党长安县书记长，解放以后被政府管训过八个月，但放出来后仍怙恶不悛。他曾唆使暴徒在夜里用石头猛击农会主任赵珂的头部与腰部，打得赵珂昏迷不醒。幸而碰到民兵巡夜，才得救。这件刺杀事件发生后，政府并未及时地处理，仅仅只要他写悔过书。赵维镒虽然表面上认了错，表示向农民低头，但暗中照旧破坏土地改革。他造谣说：“土地改革分三次：先改地主，次改富农，三改中农。”他见农会组织民兵，又放出谣言：“第三次大战打起来了，要拉壮丁了。”在评定成份时，他收买了一批人，要这些人证明他有“主要劳动”，企图降低成份。但是，老乡们看得清楚，指问他：“你当伪书记长，坐着卡车，来去呜呜的，有啥主要劳动？”他又勾引了一批坏分子，与农会唱对台戏：农会开一次会，他们也开一次秘密会，一共开了七次。由于他这样地百般破坏，农民曾向他展开五次说理斗争。虽然他千方百计地狡赖，但是在确凿的人证物证前面，词穷理拙，最后不得不闭口无言。这样，他又先后写了三次悔过书。群众反应他家有手枪，但他一口咬定说没有，不肯自动交出来。
八个月的管训，五次说理斗争，三次悔过，赵维镒是不是真的向农民低头了呢？他是不是不再破坏土地改革了呢？事实证明，农民对他的宽大，不但没有促使他悔过自新，反而使得他更加猖獗了。赵维镒丝毫没有悔过之心，不但继续破坏土地改革，而且破坏得更加激烈了，他竟计划将村长与正、副农会主任统统暗杀掉。幸亏农会干部已提高警惕，就在他们开秘密会决定阴谋计划的那天晚上，当场将他们逮捕了。逮捕以后，还搜出一支手枪。由此可见，反革命分子决不自甘消灭。对这些人的宽大，结果是使得他们更猖獗，更肆无忌惮。
敌人不会自动缴械
后来我们到了五星区十一乡东大村。这村地主张志敬，人称“河西王”。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当长安县参议员。他父辈弟兄六个，人称“六只狼”。他的弟弟名叫张志明，外号“穿山甲”。都是恶霸地主。他家里曾私设刑庭，雇了十几个打手。他常说：“杀不了穷汉，成不了富汉！”在农民面前自称“活阎王”，“要你死就死，活就活。”谁敢违抗他，便抓来坐“飞机”，跪红铁索。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卖儿鬻女，上吊跳滩，死于非命的不知有多少。
解放以后，张志敬、张志明弟兄俩的反动气焰依然很高，继续与人民为敌。张志敬曾勾引张福等五人上南山“打游击”，他对张福说：“只要有人，枪没有问题。”当时张福没有上当，把这阴谋当众宣布了。后来张福当了乡农会主任，张志明拿一石五斗粮去行贿。张志敬摆酒席请村干部，企图收买拉拢干部，同时又暗中转移大批粮食、财物，分散土地。不但如此，他们还策动武装部队中的落后分子进行叛变。一九四九年秋，解放军某团某排在西大村（东大村相邻）生产，张志敬利用狗腿子张子贵，勾引该部一部分落后的解放战士，煽惑落后分子，进行叛变。这一阴谋叛变案虽经政府破获，但没有及时处理，枪枝也没有追出来（据群众反映，他家里有轻机关枪一挺，步枪八支，手枪五支，手榴弹三十余枚，子弹一大箱，除解放初期交出一支步枪，一支手枪之外，余均未交出）。土地改革开始以后，初步发动了群众，从他家长工郭遂娃口中，知道在张家南院草堆下面土中埋有步枪一支。当时找张志明查问，他却死不承认。后来要他具结，他写道：“我家无枪，如经查出，枪决无悔。”第二天早晨，开全村群众大会，在群众面前要他坦白，他还说没有。当场即由群众到他家中检查，就在那个草堆下面挖出了步枪一支。枪摆在面前，张志明还想狡辩，说这枪是坏的。当时老乡们要他把所有武器都交出来，他说：“现在真的没有了，再查出来真的‘枪决无悔’了。”但是，就在当天中午，又在他家北院草堆下面土中，挖出两个手榴弹来。这两个手榴弹是我在会后与李白楼（张志明的外甥，是知识分子）谈出线索后，再从张志明的儿子手中搞出来的。这二颗手榴弹样式很新，弹铁上毫无锈痕，证明是最近几天才埋下的。埋手榴弹的是张志敬的儿子。他原来住在西安，土地改革开始后还回来过两次。此后群众又从他家搞出许多子弹。所有这些武器，张志敬最初也不承认，后来知道已被群众搞出来了，才不敢抵赖了。但是，轻机关枪、手枪及其他武器还是不肯交出来。这些反革命分子，他决不会自动向人民缴械。你对他宽大，他却要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与你周旋到底，妄想有一天再骑在人民头上！
其次，我想再以土地改革中的事实来说明镇压反革命与土地改革的关系。
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就不能发动群众
长安县灞桥区四乡砚湾村恶霸鹿世泰，外号“坐山王”，解放前勾结敌伪团队，杀人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砚湾村妇女遇到孩子哭，只要说上一句“看！鹿瞎娃（鹿世泰的小名）”，孩子就不敢再哭了。他做的坏事，连娃娃们也能数上几宗，农民恨他入骨。解放后，农民罗昌德等三十多人组织农会，与他进行说理斗争，最后把他押到区上。但当时区干部有着宽大无边的偏向，没有严厉惩办，就让他取保释放了。鹿世泰回到村里，对农民说：“你们这伙穷小子，我大江大海都渡过，现在受你们这股小蚊子气？走！要腿给腿，要胳膊给胳膊！”全村人听说鹿世泰又放回来，地也不锄了，参加说理斗争会的老年人给年青人们说：“你们腿硬的快走吧！我们老汉们等着挨枪打就是了。”区政府知道这情形后，又把鹿世泰押起来，送到县人民法庭，判了三年徒刑。消息传到灞桥，人人都觉得还是对他太宽大。农民罗昌德说：“人家都说政府实行宽大政策哩。人民心里都慌得很哪！坐狱，连人家的毛也伤不着一根，三年一幌就满了，唉声叹气的人多着呢，反正都无心生产了。”鹿犯在狱中还乘接见家属机会，指使他妻子转移土地与财产，抗拒土地改革。他又放出大话：“三年一满，我要村里灵堂灵桌子支满，从沟上支到沟下。”还唆使他弟弟鹿云山回村造谣，威胁群众，抗缴公粮，破坏政府法令。鹿云山又勾结惯匪，到处抢劫，人心更慌了。
上面事实中说明了，如果对反革命分子不及时处理或处理得过宽，就不能使反革命分子低头服罪。他在狱中也还要转移土地财物，抗拒土地改革；还要威吓群众。而农民呢，“唉声叹气”，“心慌得很”，“无心生产”，“腿硬的要逃跑”，“老汉等着挨枪打”。这样土地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吗？农民敢分地吗？即使分了地，农民能安心生产吗？道理不是很明显吗？要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否则农民就顾虑很多，不敢起来。就拿东大村的土地改革来说，也是这样。当张志敬、张志明两人的枪还没有搞出来之前，农民便不敢说话。就在第一支枪搞出来以后，农民还有很多顾虑。当时一个看守张志明的民兵偷偷地找工作组来谈：“咱家后门不牢固，夜里怕万一……”他恐怕张志明来暗害他。只有当张志敬张志明两个恶霸被逮捕起来，并且开了二万多人的斗争会以后，农民心中的疙瘩才解开了，才敢起来进行土地改革。再拿灞桥区的土地改革来说，土地改革工作组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后，长安县人民法庭便接受了农民的要求，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向，经上级批准，按“惩治反革命条例”，把鹿世泰在斗争会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人心大快，掌声如雷，满场子十来万人高呼：“杀得好，杀得对，除了这个祸根，我们农民一心闹土地改革！”
如不坚决镇压反革命，一方面农民不敢起来，土地改革进行不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土地改革秩序混乱，发生过“左”的倾向。因为农民满肚子冤屈不得申诉，政府又未能替他们镇压反革命，他们便要自己起来，动手除害。当被抑制的情绪一旦发泄出来，那是不容易掌握的。再拿东大村的土地改革来说，在土地改革开始时，有的农民对工作组说：“光说不做，光斗争不处理是不成的。”也有些农民私下议论，想不经过人民法庭而把张志敬、张志明两人活埋掉。他们不相信人民法庭，甚至不相信政府法律。他们害怕政府再讲宽大。在三月七日二万多人参加的斗争会后，群众要求人民法庭当场判决。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根据大家反映的材料，研究以后，很快就处理。”但是群众还是不散，他们唯恐人民法庭判得太轻了。当场有人主张立刻铡死张志敬与张志明；也有主张用镖枪刺死的。经过干部再三解释：“人民法庭是人民的法庭，是一定替人民办事，一定根据大家意见，依法判决”。这样解释了一个多小时，又派干部与积极分子下去分头与各村农民反复解释，群众才勉强地散去。
从以上事实中，说明为了要保证土地改革有秩序地进行，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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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速写 （铅笔画） （五）
妈妈呢？（被美国飞机轰炸后的废墟上，孩子们在寻找她们的家）
林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