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争！
国营青岛第四棉纺织厂工厂管理委员会流于形式的原因在那里？
本报记者 杜波
国营青岛第四棉纺织厂，是华东纺织管理局青岛分局所属八个棉纺织厂之一，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两年来，该厂在初步改造旧企业机构，实行民主管理工作上，是有成绩的。特别是检举了一批暗藏在厂里的特务分子，并由公安机关逮捕了那些过去作恶多端的特务匪徒，废除了压迫工人的旧制度，大大地提高了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该厂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两年来始终团结一致，面向生产，在生产中建立了许多民主管理制度，初步改善了工人生活，从而使工人、职员的生产积极性得以发挥，开展了三次生产竞赛，纱布生产水平超过了日寇侵占时期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可是，第四棉纺织厂的民主管理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的，特别是工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工作还没有搞好，管委会实际上流于形式。
一、“上下不透气”
目前该厂管委会工作中最基本的毛病，照工人的说法是“上下不透气”。工人群众的意见反映不到管委会，管委会的决议不能深入车间，形成管委会脱离工人群众的现象。该厂有些领导干部对这一点是不认识的。第一届管委会的工作总结中说：“管委会团结了党政工团，步调一致，并树立了依靠工人，发扬民主的思想作风。”但是，从三月十八日召开的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职工群众对管委会工作提出的意见来看，却不是这么回事。在这次会议上，职工们对管委会提了七条意见，其中六条是批评管委会工作的。工人们在这些意见中说：“管委会成立了一年，可是好些工友不明白是个专办什么事的机构”，而“工人提到管委会的问题，往往拖延很久不能解决，有的已事过境迁”；因此“工人群众对管委会不重视，有意见不愿多提。”这些意见，充分暴露了该厂管委会工作是脱离工人群众的。
那末，管委会是怎样脱离工人群众的呢？为什么会脱离工人群众呢？
二、职工代表会议没有起桥梁作用
该厂管委会成立于一九五○年三月。管委会委员半数是当然的或指定的，半数是经过职工代表会议选举的职工委员。职工代表会议是管委会的基础，规定每月开会一次。管委会半月开一次。在管委会不开会时，由常委会处理全厂日常发生的工作问题。常委会又叫“碰头会”、由厂长、军事代表、工会主席组成，每日或间日开会一次。但这三种会议，由于领导干部重视不够，并不能经常按时举行。常委会对于及时交流厂里各方面情况，统一党、行政、工会领导意图及日常工作步骤，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不能经常举行的原因，是会议缺乏固定内容，会前准备不够，往往没有中心。
职工代表会议的任务，除选举职工委员外，具有监督与检查管委会工作，及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作用。但在该厂，职工代表会议并没有按照规定每月举行。二十三个月来，仅仅不定期的召开过六次。而这六次会议，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或仓促召开，会议内容是贫乏的。其中三次是选举三届工会（按：工会应由工会会员代表会议或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两次是选举参加两届管委会的职工委员，有一次是传达管委会的决议。在这几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只是单纯地进行选举和听报告。会议的程序上，既没有厂长向职工代表报告生产管理工作的项目，又没有职工代表对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与建议的项目。如三月十八日举行的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就只选举了参加二届管委会的职工委员，行政方面没有出席报告工作。管委会虽对其本身的工作作了一些检讨，但没有组织职工代表进行讨论。而在会议上作一般性讲话的人，有十一位之多，占去了整个会议时间。在每次召开职工代表会议之前，工会都曾征求职工群众对领导工作的意见，职工群众提出的问题也不少，但往往得不到领导方面的解答或见之实行，因此职工群众的意见就一次比一次地少了。如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时，工人提出了三百六十多条关于改进工作与职工福利方面的意见；到第六次职工代表会议时，工人只提了四十二条。这四十二条意见，有许多是对改进工作很宝贵的意见，如精纺间落纱要调派熟练工人值车；开车关车时间要准确等。可是，工会或行政方面对这些意见，在职工代表会议上都没有加以解释或答复，会议以后也没有按照工人的意见改进工作，就没有下文了。因此，职工代表虽然带了群众的意见上来，却不能把领导意见带到群众中去，职工代表会议流于形式，不能起领导方面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作用。职工代表在会议上既没有充分发言的机会，对管委会的工作不能进行监督和检查，管委会就不能从群众中吸取力量，改进自己的工作。
三、管委会没有成为“统一领导的行政组织”
第四棉纺织厂的管委会，是没有成为“工厂企业中统一领导的行政组织”的。具体表现在管委会的工作，在职工群众中还没有建立起威信，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不重视管委会工作；会议内容空虚，工作制度不健全。
管委会的工作内容，在其章程草案中虽曾明确规定，是根据青岛纺织分局的生产计划及各种指示，结合该厂实际情况，讨论与决定生产计划、管理制度、生产组织，检查与总结工作，解决劳动纪律、人事任免、工资福利等重大问题。可是，在第一届管委会三十次会议上，并没有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管委会没有讨论过每月每季的生产计划，也没有检查与总结过全厂的生产管理工作。管委会上讨论的多数议案，是关于个别职工的任免调动，个别职工工资的增减，或改善职工福利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应该在管委会讨论的，但仅仅讨论这些问题是不够的。尤其是许多日常行政工作问题（如第十三次管委会曾讨论了“布场现在所用的剪刀有尖，引综铁钩的钩尖太大，都不适用，请另选购”等类似的议案八九件），更不应提到管委会上讨论。管委会过多地讨论这些枝节问题，结果变成事务执行机关，而不能使管委会成为生产企业中实现统一领导的最高行政机关。
管委会处理问题时，有时候原则性不明确。如一九五○年九月十四日第十次会议上，曾讨论“冬季将到，应预备花房子，保护花草案”，决议“由厂方开支建筑，装玻璃，按煤炉”；就在同一次会议上，“工友单身伙食团，房子太小，拟扩充案”却没有得到通过。这样，当然不能树立管委会在群众中间的威信。工人说：“管委会工作俺不明白，有的工人涨工钱，有的工人一直不涨。”工人对管委会工作抱着冷淡态度，不加重视。
四、忽视了影响生产的大问题
管委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结果忽视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影响生产的重要问题。该厂解放两年，目前仍存在着一些旧制度，这些旧制度违背工人的利益，对生产是很不利的。如把头制度，对长期临时工的许多陋规，工人请假一天扣两天甚至三天工资的旧请假制度等，工人都有许多意见。最不合理的，是该厂解放以来，一直沿用着解放以前腐败的工资制度。这种工资制度是违背按劳取酬原则的，是平均主义的。“因为有这种平均主义的现象，于是不熟练的工人也就不乐于变为熟练工人，因而丧失了上进的前途。”（斯大林语）严重地妨碍了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有些熟练工人不愿意被提升为班长，因为当班长事多，责任大，而工资比一般熟练工人少得多。该厂领导方面只得动员熟练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去担任班长的工作。因此，该厂的生产水平虽然提高了许多，但工人的技术定额却没有达到中央纺织工业部所规定的标准，从而车间工作的人数，也超过纺织工业部的定员标准很远。两年来，工人工资没有作比较合理的和可能的调整，主要责任虽在青岛纺织分局，但该厂管委会没有发挥民主管理企业的力量，多和工人协商、解释，致工人对工资问题的意见很多，影响生产。
该厂工人健康情况是不好的。不好的原因，是解放以前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现在是十小时），过度劳累；物价不稳定，吃得不好，致许多工人，尤其是女工，营养不良。但解放两年来，该厂对工人健康状况，没有作过普遍检查，也就无法判断工人的一般健康程度。根据该厂一九五○年工人死亡及因病回家休养的情况看，工人中的肺结核病和肠胃病是很普遍的。去年夏季到卫生所看病的工人，最多日达三百余人。今年第一季度，工人缺勤率超过百分之六，是与工人健康不良有很大关系的。根据该厂工资及设备情况看，只要领导方面对工人保健工作加以重视，工人健康情况是可以改进的。可是对这个问题，不仅管委会没有讨论过，并且在负责干部中还没有引起重视。
五、对工人委员不重视，缺乏帮助
管委会工作没有搞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该厂领导方面对工人委员不重视，没有发挥工人委员应有的作用。工人委员参加管委会会议，时间上也没有保证。每次管委会开会，工人委员不能全到。有的工人委员被派去学习，或者调职离厂，实际参加会议的工人委员，每次只有三四人。而工人委员中，代表性也不足。全厂一千八百八十八个工人，女工占一千一百七十二人，但在第一届管委会七个职工委员中，只有一个是女工委员，而不久也调职离厂，管委会就没有女工委员了。管委会讨论有关女工福利的问题，却没有女工发言。管委会开会时，大多数情形是几个负责干部发言，大多数提案也是各级行政干部签呈厂长，厂长批交管委会讨论的，甚至有不少议案是党、行政、工会的领导干部在会前取得一致的意见，提到管委会上来，只是在形式上通过一下。工人委员人数既少，也就很难发言。工人委员在管委会上变成“陪客”，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工人委员不满意说，讨论问题“咱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还是行政上说了算数”。
领导干部对工人委员缺乏培养教育，没有具体帮助他们提高办事能力，是工人委员在管委会上“不起作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该厂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是没有重视的。在第一届管委会期中，工会对工人委员也没有进行具体帮助。工人委员感到提不出议案，工会没有通过组织系统把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具体帮助工人委员分析研究，提到管委会去讨论。管委会的一切决议，工会也不协助工人委员向群众进行传达解释。工人群众平日的意见，关于工作的就找管理员，关于劳保福利的就反映到车间工会主任那里，工人委员对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和思想情况，不能全面了解。因此，开管委会的时候，工人委员既不能带着群众的意见上来，也不能把管委会的决议和意图传达到群众中去，工人委员在管委会工作上脱离了群众，在群众中不能建立威信，管委会在群众中也就没有威信。而工会干部认为管委会是另外一个组织系统，对管委会的工作也很少向工人群众传达介绍；管委会决议虽以厂长、军事代表命令用文字公布，可是工人大多数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也没有时间去看，因此管委会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工人很少知道的。工人之间暗地里互相打听：“管委会是个什么样的秘密组织”。该厂管委会由于“上下不透气”，没有帮助工人委员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能经常倾听工人群众的意见，虽然做了许多对生产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些决议是否已经贯彻，是否正确，执行中有无偏差，管委会是不了解的。这样，管委会对推动生产就没有力量。
六、业务会议不能代替管委会
该厂领导干部在管委会没有力量推动工作的情况下，便加强了另外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名义上叫业务学习会，实际上代替了管委会的主要工作。
业务学习会又叫业务会议，成立的时间比管委会略迟。每星期一开会，自成立以来，没有间断过。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厂长、军事代表（兼党的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工程师及车间管理员以上的行政技术干部，由工程师主席。业务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每季每月生产计划，检查与总结上星期生产工作，布置本星期工作，交换生产情况和经验，传达上级指示；工会对行政方面的意见与要求，也在这个会上提出。
由于业务会议讨论的内容是生产管理工作，所以党对于生产的保证与监督，工会、青年团的活动，事实上都是围绕着业务会议来进行的。
业务会议的好处，是与工人群众有一定的联系。通过车间管理员和工会组织系统，车间生产小组会议的情况和工人群众的意见，可以反映到业务会议上来。另一个好处是，各车间负责人员通过业务会议，可以互相提出意见与要求，求得解决，配合进行工作。业务会议在实现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统一领导生产，统一工作步骤，在该厂生产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该厂目前推动生产的一个重要机构。
但业务会议最根本的缺点，是代替了管委会的许多主要工作，而工人群众不能参加意见。工人有许多改进生产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反映到管理员，管理员是否在业务会议上提出讨论，业务会议对这些意见究竟如何处理，工人群众不知道。因此，这种民主是不完全的。由于业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与管委会讨论的内容轻重倒置，即管委会不讨论生产计划等重大问题，而工人群众最关心的是生产，因此，该厂有些工人群众知道有业务会议，而不知道有管委会，业务会议在工人中的威信比管委会高。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生产企业中的管委会，如果讨论的内容抽掉了生产管理这个主要的项目，它就不能不变成仅仅解决生产企业中枝节问题的机构了。
依照该厂的情况看，业务会议是可以存在的，但其内容应只限于交换生产情况与经验，研究业务知识，执行管委会决议，及处理日常生产工作中比较次要的问题。党对于生产企业的保证与监督，工会、青年团的工作，应该围绕管委会活动，而不应该围绕业务会议活动。讨论生产计划、总结工作应该成为管委会的中心内容。因为业务会议讨论生产管理问题，没有工人代表参加，就等于剥夺了工人群众对于生产管理问题的发言机会。这就不能提高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觉，而积极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事实上就会阻碍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七、必须建立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企业的思想
管委会工作没有搞好的原因，固然是该厂领导干部对管委会工作还缺少经验，但最基本的原因，是缺乏明确地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思想，群众观点不够，看不见群众的创造力量。该厂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对管委会这个组织形式，可以把工厂管理好也表示怀疑，把管委会工作看成是一种多余的“麻烦”。有些干部对于工人群众在生产上的创造发明不重视，或嫌太小，或过分怀疑。工人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领导方面往往批上“照计划作”、“正准备作”字样，可是又并不真正实行。该厂著名劳动模范、第一届管委会工人委员黄德洁，曾一再建议细纱间回花单人过磅，以引起工人注意节约原棉。这个办法别的纺织厂实行后，效果很好，有的厂每台细纱机工作十小时，回花普遍降低到一磅以下。该厂领导方面对这个建议却不重视，至今一年多仍未实行，每台细纱机十小时回花仍高达两磅或三磅，对电力、人工、机器浪费很大。最近该厂发生梳棉机针布被机油漏坏的严重事件，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半年前，梳棉工人袁学明便发现机器上的机油按置不合理，可能损坏针布，曾一再建议领导方面加以改进。可是该厂领导方面对工人意见不加重视，也不进行检查，结果八十三台针布，都遭受部分损坏，必须拆卸机器进行修补；未损坏部分，使用寿命也大大缩短，致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厂里推行了六种新工作法，建立了十几种工作制度，对于生产是有益的；但这些新工作法与工作制度，没有一件是采纳工人群众意见的。两年来，该厂提拔了十二个工人成为生产管理干部，去年一年出现了九十九个劳动模范，工人群众提出了二十四件合理化建议；但以拥有两千职工的生产企业来说，这些数字是不算大的。这一方面说明该厂领导方面，对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工作作得不够好，一方面说明了该厂工人群众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起来。
妨碍该厂领导工作进一步依靠工人群众的原因，是许多干部思想上存在单纯的技术观点，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自满情绪和领导工作中民主作风不够。甚至青岛纺织分局的负责人到该厂检查工作时也说：“四厂的工作最令人满意，这说明是大家相信技术的结果。”有的负责干部则认为，该厂生产已不算低，要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已经不大可能。再要提高生产，除非改变机器设备。认为回花多是温湿度设备不好，纱把多是木管不好，可是没有设法去改变这种情况，没有发动工人群众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为了争取生产数字，经常从加快机器回转速度、早开车晚关车、加班加点这些方面去想办法，这是不适宜的。
当然，第四棉纺织厂生产工作有成绩还是主要的，这些成绩的获得，乃是该厂全体工人、职员辛勤劳动的结果。但如果领导思想上明确树立依靠工人办好企业，进一步搞好民主管理工作，搞好管委会工作，更加提高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觉，发动工人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增加创造发明，改进技术，那末，第四棉纺织厂的生产成绩，还会要比现在更大更多；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奠定合理定额的基础，很快地达到经营企业化。
第2版()
专栏：
迎接“五一”，开展劳动竞赛
东北北京工人生产效率提高
全国铁路职工等积极准备参加大示威
东北各国营厂矿职工以加紧生产，完成四月份生产任务，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据东北工业部初步统计，截至二十五日止，在三十七种主要产品中，已有煤、焦炭、电石、玻璃、棉布、毛毯等十九种产品完成计划。其中并有七种超额完成全月计划。其余十八种产品亦大部接近完成。
许多厂矿的车间和小组，为迎接“五一”节制订的竞赛条件也已基本实现或超过。东北某机器厂马恒昌小组，提前八天完成全月任务，产品质量达到百分之百。某机器厂王延隆车间在这个月的生产中，由于机器老旧，曾发生故障；但经全车间工人的紧张劳动和改进操作方法，仍使全月计划提前四天完成。某厂翻砂场李树春小组，曾提出在四月底完成“双份任务”（即较规定任务多生产一倍）作为迎接“五一”的献礼；由于该组工人想办法提高质量，少出废品，“双份任务”已于二十三日全部完成。（新华社）
北京市工人，以加紧劳动竞赛，迎接“五一”。北京车站行李中转小组在四月份工作计划中，提出十万件行李包裹无事故的条件向全站挑战，得到了其他小组的热烈响应。现在该小组已作到三万七千多件无事故。装卸工人提出装卸二十万件行李无事故的条件，现在已装卸十八万六千多件没有发生事故；装卸速度也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区宏大织布厂，三月份每天平均产布四十八匹，四月份已提高到五十二匹以上。正在开展生产竞赛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印刷厂、京华橡胶厂等，都要以搞好竞赛来迎接“五一”。一区新建制药厂唐青生小组、继安面粉厂等单位，也都纷纷提出自己的保证和努力目标。北京邮区从四月二十日展开爱国主义报刊发行竞赛运动。北京市各邮局原定在“五一”前增发各种报纸两千份，由于互相竞赛的结果，截至四月二十五日，各局已增发报纸两千五百三十份。
（鲁追、张弥瑞、杨建民）
全国各地铁路职工正积极准备“五一”大示威。中国铁路工会天津区工会正在组织各种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集会，动员组织游行队伍。太原区工会已指示所属各级工会向工人群众广泛宣传“五一”游行示威的重大政治意义，并决定动员百分之百的职工（除当日值班者外）、百分之五十的家属参加示威游行。郑州区工会已成立“五一”示威筹备会，统一领导“五一”示威的准备工作。该区铁路职工们预备在“五一”游行时，把自己的生产成绩图表、爱国公约、生产竞赛条件、以及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投票的人数等制成标示牌，使示威游行成为工作的检阅与竞赛的动员。济南区工会正在编制游行队伍，指定纠察员、宣传员、卫生员、联络员等，准备“五一”大示威。
（新华社）
中南区各地工人正积极准备参加“五一”大示威游行。武汉市将有十万工人参加示威游行。他们现已按产业系统分别编队。全市劳动模范将佩带奖章和红花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该市搬运工人的游行队伍已全部编组好，分散的手工业工人也组织了五个大队。许多参加游行的工人家属们已编进了各区的游行队伍中。广州市和郑州市总工会都正在根据“五一”示威游行的计划，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广州市准备动员十万以上的工人参加“五一”的示威游行。江西省总工会和南昌市总工会也检查了所属工会组织关于“五一”大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河南驻马店市总工会准备动员两千四百工人和六百工人家属参加“五一”的大示威游行。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东北施玉海小组三月余未出事故
胜利完成向全国煤矿工人挑战条件
东北西安煤矿施玉海小组已实现了他们为迎接“五一”向全国煤矿工人提出的安全生产挑战条件。施玉海小组在竞赛中，除保证了三个多月未出任何责任事故外，并在第一季度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百分之八点七，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原材料的消耗亦有降低，如坑木消耗即较定额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八。该组已提前完成四月份生产计划，并超过计划百分之二。
该组为履行挑战条件中关于展开文化、技术学习的规定，全组工人都参加了坑口学校或技术学校，并定期与技术人员开联席会，研究技术问题。
该组自提出挑战后，在安全设备与安全制度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如他们过去交接班时只是大组长之间互相交接，现在又按工种建立了同样工作的工人之间的交接班制度。这样就使责任更加明确，又使每个工人都能熟习安全情况。在顶板管理上，他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将顶板护顶片改薄。这不但增高了回采率，也保证了安全生产。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治淮二百余万民工展开竞赛迎接“五一”
根治淮河的二百二十万劳动大军，举行爱国劳动竞赛，迎接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运动开始前，广大民工以中队或大队为单位，举行控诉日寇及蒋匪暴行的诉苦会。在诉苦会上，民工们普遍提高了抗美援朝的热情和决心。二百余万劳动大军一致订出爱国公约，保证所有工程合乎标准，提高劳动效率，完成任务再回家。此后，千里治淮线上，即热烈展开爱国劳动竞赛运动。为保证竞赛运动顺利开展，前方（指在工地劳动的人）与后方（指在村里生产的人）订出互相保证合同：前方保证完成工程，后方保证不误生产；同时前方与后方认真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这样，便大大安定与鼓舞了民工的工作情绪。劳动效率，较去年冬修一般都提高了一倍。如下游苏北区培修运河河堤，去年冬修劳动效率为零点七五公方（难工），目前春修为一点五公方，上中下游有不少地区在春修六十天期间，提前半个月至二十天完成任务。
（古维进）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辽阳市电话局
应接受批评改进工作编辑同志：
我们认为辽东省辽阳市电话局的工作需要改进。他们在工作中经常出差错，而且不能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仅我们一个单位在三月十九至二十六日一周内使用电话中，电话局即出了四次差错。如三月十九日十五时三十分，我们向海城要长途电话，说完话，电话局却不给撤线，在计算通话费时，把不给撤线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三月二十日六时四十分，我们和沈阳接话时，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由沈阳电话局证明才改正过来。另外在三月十九、二十两天，他们曾两次把电话号码挂错。
我们为避免工作受影响，曾三次派人去电话局要求改进上述情况。开始下级干部不管，叫去找该局局长。但是，我们找到该局局长后，不但具体问题未解决，他反说我们不该随便到国家通信机关里来。我们希望辽阳市电话局改进自己的工作，并在党报上进行公开检讨。
辽东省国营贸易公司辽阳批发站 高基尔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阜阳蛋品收购小组应深刻检讨编辑同志：
我认为皖北阜阳蛋品收购小组的工作态度值得深刻检讨。中国蛋品公司蚌埠分公司为了帮皖北区阜阳一带灾民（去年该地区遭水灾）以合理价格销出鸡蛋，今年二月特在阜阳设立了收购小组。但因该组人员少，工作慢，装鸡蛋的箱子供应不上，以致收购不及时。卖鸡蛋的人每天都拥满了半条街，行人都通不过，可是鸡蛋却卖不出去。三月二十日那天，卖鸡蛋的担子，近五百付之多。有的农民从附近二百多里地赶来，等了半个多月，带来的干粮早吃光了，夜间住不起店，就宿在露天的石凳上，并有被冻病的。有的人来时，鸡蛋牌价是二千七百元一斤，过了十几天，价钱已落到二千元，鸡蛋还没有卖出去。他们浪费了时间，赔上了吃喝，有的灾民原来是用政府的贷款来贩卖鸡蛋进行副业生产的，等的鸡蛋跌了价，还卖不够本钱。阜阳县许堂区来卖鸡蛋的农民刘公俊，竟因此要寻短见。
收购组的工作人员，太缺乏群众观点，对上述严重情况和群众的困难，不考虑如何解决。如果收购组的人员过少，装箱器材不够用，就应该迅速请示上级想办法；如果上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该改变收购的办法或暂时停止收购。而收购组的人员却未这样作。他们也不把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很好地向群众进行解释，反而向卖鸡蛋的人发脾气，厉声厉色，踢人的挑子把鸡蛋打破。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希望有关机关帮助该收购组进行深刻检讨，并让他们向群众认错、道歉。
袁明甫
编者按：中国蛋品公司蚌埠分公司在阜阳设立收购小组，本来是帮助灾民推销副产品的一件好事；但由于收购人员缺少群众观点，对工作敷衍塞责，只知简单地、被动地去执行任务，不积极设法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不很好地向群众进行解释，以致事与愿违，引起群众不满。收购组对此应进行深刻检讨。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工程完成不了到处请客送礼
太原永茂建筑公司作风待改进编辑同志：
太原公营永茂建筑公司在完成承揽工程上很不负责任，作风也极不正派。
去年下半年，永茂建筑公司以代办工程形式，承揽了太原铁路局四百七十多万斤米的建筑房屋工程，从中抽取百分之五的代办费（设计费不在内）。合同规定全部工程在今年一月底完成。但一直到现在还没竣工。在已经完成的工程中有很多质量太差，必须反工。如高级宿舍的下水道大部闭塞，洋灰地冻裂鼓起来了，新盖好的屋顶塌了。
该公司在作风上也很不正派。该公司刚承揽路局工程不久，就请路局中有关工程的处长、科长、监工等在太原市最漂亮的正大饭店吃饭，说是“联络友谊”。据被请的人回来说一席饭就花一百余万元。去冬荀慧生京剧团来太原演出时，甲等票每张两万元。该公司购买了六十余张票，送给路局有关工程人员。日前毛世来剧团来太原演出，该公司又准备请有关工程人员看戏，但这次被拒绝了。该公司还给建筑现场的警卫人员和看水塔的铁路工人送纸烟、钢笔、日记本等。但也被警卫员和工人拒绝。该公司去年在路局建筑中雇用工人一直是采取层层转包制，把土木工包给把头，把头再低价招揽工人从中剥削。现在日暖开冻，该公司承揽路局的工程还迟迟未开工，原因是去年的转包制，被市劳动局查出来，今年不容许这样做，因此就影响了开工。上述事件，希望该公司及有关领导机关检查纠正。
张敬光
第2版()
专栏：
村干部兼职过多影响工作
惠民县王克华身兼十三职的现象应予解决编辑同志：
我是山东省惠民县五区金家乡王家店子村人，今年二十岁。我是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也是青年团员。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因为我现在兼职太多，虽然终日忙碌，仍不能把工作作好。
我现任的职务有：惠民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青年界常务委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委员、乡总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小组长，金家乡公安员、民兵指导员，本村中共党支部代理书记（候补党员不能任支部书记）、拥军优属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冬学委员会主任，冬学教师、午学教师。因为我兼职太多，所以每天开会占去大部时间。夏季农忙时，一个月中我参加了二十八次会议。冬季时，一个月就参加了四十多次会议。这样，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已累得头昏眼花，并且得了脑病。我家里也因我整天忙着开会，耽误生产，对我很有意见。
去年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正在县里学习。我提出意见，请领导同志设法解决我兼职太多的问题。结果同志们只让我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不让我提困难问题；所以没有得到解决。
我曾经把这一情况写信告知山东农村大众报。农村大众报第九十四期第四版农村园地上发表了我的信。可是中共第五区区委会领导同志不但不帮助解决我兼职太多的问题，反而抓住我信中的个别辞句，与我争执。我认为：这样下去，我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希望你们帮助我解决这一问题。
王克华 编者按：我们认为王克华同志的要求是正确的，兼职过多，势必影响工作和生产。惠民县县区领导上应该考虑并适当解决他的问题。为要解决村干部兼职过多的现象，就要求县区领导干部能够深入群众，大胆放手培养与提拔干部。为解决会议过多的现象，这就要求县区领导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和没有准备的村干部会议；同时，对必须召开的会议，也要抓紧时间，以免耽误工作和生产。总之，领导上必须善于走群众路线，深入领导工作，才能解决下面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困难。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河北省人民政府水利厅
对永定河工程迟延开工的答复编辑同志：
看了人民日报四月十五日“读者来信”栏发表的“永定河工程迟延开工”一稿，我们特答复如下：
河北省春季水利工程会议原规定一般土工应于三月十五日开工。但由于民工组织工作没有完全做好，今年节气较晚，以及技术干部缺乏等原因，大部地区都未能按时开工。根据这种情况，在本省水利春修工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确定各处开工的日期为：永定河左堤三月二十五日，右堤四月一日；大清河分洪道（刘子久同志的原信中把新盖房分洪道工程列在永定河工程内，是不对的，新盖房分洪道是大清河工程）三月二十五日。
永定河工程计划原是华北水利工程局编造的。该局在三月初旬将计划交给本厅。施工组织仓促成立。大批物料，临时筹措；但经过员工们的努力，大部地区都如期开工了。北京市、涿县全是三月二十五日开的工，其余各县也全在四月一日以前开了工。
大清河分洪道的开工日期比规定的迟延了四天。这是因为去年做计划时没有力量去详细测量，今年三月测量后，发现需要重新计算所致（原信说合计增加四十五万方土，需要十三万个工来完成，这是原先约略估计；实际上只增加了三十多万土方，同时因改变了取土距离，而没有增加人工）。
我们检讨这次延误开工的原因，主要是：工作计划性不够，各方面联系较差，同时由于工作多，干部少，抓不紧的现象在某些地方也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工程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去做，稍一耽误便损失很大。今后我们一定注意及时解决问题，不浪费人工。
河北省人民政府水利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