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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
各地应普建抗美援朝分会
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到爱国行列中来
【新华社二日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
关于如何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及在全国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问题，本会已于三月十四日所发通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为执行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各地抗美援朝分会有普遍建立之必要。因此特作如下的规定：
（一）所有市和县以上各级均应建立抗美援朝分会，以便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能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二）各地分会领导机构中应吸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其他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这样才能使本会的组织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群众性，才能顺利地动员全体人民，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
（三）省、市和行政区以上分会，可根据精简原则，按工作上的需要，设置若干专职与兼职工作人员。县一级可由各人民团体或宣传教育部门内推出适当干部兼任，并经常主持其工作。
（四）各地分会成立后，望一律经过上级分会写一报告给我们。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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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各界人民的控诉和要求
天津枪决一批反革命罪犯
【新华社天津二日电】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接受本市各界人民的控诉和要求，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于三月三十一日枪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
在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大批是长期作恶，破坏革命工作，镇压工人及学生运动，负有重大血债的首恶分子。如一贯残害工人破坏工人运动著名大工贼苑宝璜，他在日寇投降后充任匪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伪国大代表及匪总工会常务理事，把持伪天津市总工会，镇压工人运动。一九四八年天津市电车工人罢工时，他先指示其爪牙以手枪威胁工人，又勾结匪军警以装甲车堵住公司门口，逮捕工人杜宝礼等九人。据其自供，类此事件，他先后作过三十五次之多。制造“潘家峪大血案”的大特务朱世荫，曾带领日寇屠杀我人民一千二百人，烧毁房屋千余间，使该村人烟断绝，全村化为瓦砾。美蒋特务曹强，充天津市匪稽查处处长时，正值一九四六年“和平谈判”期间，他指示其属下搜查我驻天津办事处，逮捕我干部。同年，杀害我被俘战士四名，更与美海军陆战队情报处勾结，搜集我方情报。后调济南主持特务工作，曾捕害我干部和无辜人民六十余人。灭绝人性的特务郭永图，是潜伏特务组织“军事联络组驻天津联络处”的主任，曾先后率领匪军进攻我解放区四十余次，伤害我革命人员百余名。他更灭绝人性地剖食我革命人员的心脏又以活埋淹溺等非刑杀害我工作人员六名，村干部四名。
另一批是怙恶不悛的特务分子，他们都是日、伪、美蒋特务出身，解放后拒不登记，继续作反革命活动，或供给敌人情报，或潜入我机关、工厂、学校内部进行破坏。如孙福锐、李仲諟等原都是日伪军官，后又转任蒋匪军政要职，曾暗杀我革命干部赵云洛等五人，村干部多人，又组织土匪潜入我解放区刺杀革命干部。解放后，孙、李等组织匪“平津冀热区党政军调查处”，受蒋匪特务头子张庆恩的指挥，活动于北京天津两市，在天津市开设启大古玩店和酱油房作掩护，窝藏并放走大特务头子刘钊，并勾结留用职员郭晏廷刺探我国家机密。刘礼达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又是“忠义普济社”特务，解放后隐瞒反动身份，潜伏在海河工程处修理厂内，曾破坏过该厂的最大马达。赵鸿雁、徐凤翙是以天主教为掩护的蒋匪特务组织“天津民众建国协进会”的首要分子，他们计划打入我机关工厂学校内部进行暗杀，更企图建立反革命武装。中统特务陈绪绵、白景云等解放后潜伏铁路部门，阴谋破坏，曾几次损毁机车，破坏行车安全，并曾企图烧毁机车。
另一批处决的特务是自台湾潜入的匪徒，和解放后勾结特务建立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如朱锐、王思炽、董铨卿等是受蒋匪特务头子郑介民亲自指挥的特务组织“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二十九纵队”的要犯。他们企图建立海上基地，在海上因船只损坏，临时化装难民，妄想登陆潜伏，乘机作乱。军统特务刘金镛受台湾蒋匪命令潜入华北，建立通讯网，刺探我部队的装备和兵力布置。崔桐起、范玉和是匪“直属国防部二厅反共青年救国队”要犯，负责在铁路局内进行破坏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曾将东站电源总闸拉开，使全站停电七分钟，并偷摄配电盘的照片，企图进行爆炸。
有一批是恶霸脚行头杀人犯，他们多年剥削工人，压迫市民，设赌群殴，奸淫妇女，在解放后仍然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妄图恢复封建势力。像汉奸特务恶霸大脚行头子巴延庆，曾贩卖白面，设立赌局，横行本市河北大街一带，残酷剥削工人十七年，并曾充任日伪新民会分会长，协助日寇压榨人民。日寇投降后，更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历充伪国大代表，匪党部督导员及匪戡乱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六·二”学生反饥饿大游行时，巴匪曾率领徒众阻拦学生游行，殴打逮捕，造成大血案，解放后不知悔改，勾串脚行头，破坏工人组织。又如横行二十年的脚行头翟春和，用“二八存款，三七劈账”的方式剥削工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四，强奸女艺人李金芬、喜彩苓、金荣花、王素秋等多人。汉奸恶霸特务井义江（浑名井三），在充任日伪军连长及匪“绥靖公署”谍报处特务时，经常迫害工人，指为“勾通八路”，酷刑逼供。他又奸淫过很多妇女，曾残忍地将范张氏强奸后，又将其十四岁幼女强行奸污，怀孕后又强迫坠胎。解放后，井匪仍不悔改，隐瞒特务身份，窝藏和放走匪军官。
还有是利用反动道会门，造谣惑众，奸淫妇女，诈欺民财，并企图组织反动武装的首恶分子。如“世界新佛教会”的头子王紫泉，在抗日期间曾与大汉奸王揖唐、褚民谊及日寇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勾结，为日寇作情报工作，并借敌势搜刮民财。日寇投降后，复与蒋匪特务头子郝玉林、陈仙洲等勾结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天津解放后，王匪仍不知悔改，造谣破坏，扬言“万教归一”，自称“中皇天”，企图组织武装暴动。李育坤是一贯道道长，点传师，在天津、杭州等地利用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仅杭州一地就成立了“醒世”、“忠一”等坛五十余处。一九四四年间，勾结日伪汉奸在天津成立一贯道外围组织白十字会，诈欺取财。解放后，李匪并窝藏匪徒。
投降日寇，背叛祖国，结伙行抢残害人民的一批汉奸、惯匪也同时伏法。如外号“高阎王”的高铁侯，杀过六十多条人命。伪军出身的张天培，曾引导日寇几次进攻解放区，杀害我战士十八名，后又为蒋匪效力，亲手伤害我军人员三名。
这些反革命罪犯，在三十一日上午宣判后分批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曾在市区普遍张贴布告，详列各犯名单及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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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反革命首恶伏法以后
天津人民同声称快
喜庆幸福生活和生产有了保障
【新华社天津二日电】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各界人民的控诉与要求，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枪决一批反革命罪犯后，各界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同声称快。
当罪犯槛车通过马路开赴刑场时，沿途层层密密地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都想亲眼看着这些多少年来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两手涂满鲜血的匪徒伏法。刑场附近挤满了上万的群众。住在闸口的一个三轮车工人说：“我就歇半天少挣几个钱，看见枪毙这批坏家伙，心里也痛快！”
当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枪决后，刑场附近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一个老太太指着井三尸体说：“一点也不委屈他！早该枪毙！”天津站两个搬运工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搬运工人谁没有受过巴延庆的害，枪毙这小子，也给我们出了气。第十一区第八小学三位女教员特别赶来刑场看汉奸、特务朱世荫的尸体。她们都说：朱世荫潜伏在我们学校进行活动，枪毙这汉奸太好了。围观的群众对于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措施，都同声赞扬。小贩任玉生说：“这些特务不枪毙就给人民留下了祸根。”中华火柴厂工人冯德茂说：“这回政府办得真好！往后老百姓就敢说话了，就敢检举特务了。”
很多工厂的职工举行座谈会、职工大会等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并展开宣传工作。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工人刘桂清、女工张王氏等认为：枪毙吴广和、翟恩荣等特务分子，是给我们厂里除了祸害。只要他们潜伏在厂里一天，我们的生产就不能搞好。天津制革厂职工听到枪毙特务消息后，兴奋异常，做面组工人在黑板报上写着“大快人心”四个大字，又写着“政府给咱们办了好事”。邮局收发股和发电二厂职工保证要提高警惕，加强对工厂企业的保护，做好保密工作，随时检举特务等。该局材料、运输科等单位职工并愿以提前完成二十万件运输工作并保证无事故等实际行动，报答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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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人民代表集会讨论镇压反革命时
五十万市民收听广播实况
群情激愤口号声及掌声和大会相呼应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三月二十九日天津全市有五十万人收听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和受害人家属控诉特务匪徒罪行的实况广播。各界人民群众情绪极为愤激。
全市大、中、小工厂，在不影响生产下，大力组织了职工和职工家属收听广播。全市工厂、企业的广播站都进行了转播。各区都组织了一、二百至五、六千人集体收听，全市大街小巷及各工商户之收音机都全部收听。会场上的声音响遍了全市。
在收听会场广播的过程中，群众情绪激昂，口号声和掌声和大会相呼应。许多人并纷纷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该市人民广播电台。在短短的三小时中，广播电台即收到了群众来信六百余封，电话两千多次，并接到来自天津专署、天津县与塘大等地的长途电话二十七次。同时有许多市民亲自到电台来要求控诉。该市电信五分局等个别机关、工厂职工在收听广播后并自动捐款援助被害者家属。
职工们听完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以后，表示热烈拥护。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收听大会的主席，首先打电话到广播电台报告该厂两千七百多职工完全拥护这个报告，坚决消灭特务，扫除生产建设道路上的障碍。
该市第九区郭辛庄的六、七十岁的老大娘都赶到西沽参加收听大会。广大的青年学生都一字一句地记录黄敬市长的话。第五区的一些户政代表也都作了记录，准备组织大家讨论。
各界人民听到被害家属控诉以后，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反革命罪犯。该市电工西厂、新华印刷厂很多工友在收听控诉时，都感动地落了泪。他们咬牙地说：“把这些家伙杀了也不能解恨！”天津自行车厂职工在收听广播的同时，写了五百多条意见交给工会，一致要求政府严厉惩办这些反革命分子。钢铁工业局事务所职工们都哭着跑到广播站，要求立即向大会提出枪毙这些坏蛋。该厂广播站负责人就马上骑车赶到广播电台，提出这个全市人民的一致要求。
很多单位听到刘老太太控诉中途晕倒以后，纷纷打电话或写信给广播电台，向刘老太太慰问，并要求电台继续报道刘老太太的健康情况（刘老太太晕倒后，立即被送往天津市立第三医院治疗。因其悲愤过度，患严重的脑溢血症，虽经该院一再努力救治，仍然无效，不幸于当日晚逝世。天津市人民政府对刘老太太身后事宜曾妥予照料。天津市第五区人民并为刘老太太举行了追悼会。——本报编者）。津南工业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广播电台说：“我们关心刘老太太的健康像关心自己的母亲一样。”很多集体收听大会广播的听众一致高呼：“为被害家属报仇！”“要求政府严厉惩办反革命！”当黄敬市长说“我们一定按照大家的要求，严办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时，大家都欢呼：“拥护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九区的一位老大娘说：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能给我们报仇。
全市各界人民在听了大会实况的广播以后，除了一致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措施、坚决要求严厉惩办反革命以外，纷纷提出具体保证。天津钢厂四百多工人在集体收听大会上，一致通过决议：要坚决保守国家机密，严格执行检查制度及交班制度，和严防特务破坏。该厂炼钢部平炉组工友杨锡思等八人更保证超过四月份的生产计划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全国劳动模范代表李兆珍说：我们要保证提高质量，按期提前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要时刻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经济保卫工作，绝不让特务钻空子。铁路职工们提出要注意各种表报，以加强保密工作，动员全体职工和家属作好防奸细反特务的宣传工作。八区火神庙等三个派出所组织的收听大会通过了“反特务公约”，有一千零八十四人在公约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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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电贺意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新华社二日讯】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定于四月三日举行。中共中央特致电祝贺，电文如下：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致热烈的庆贺，祝你们的大会成功，祝意大利共产党在领导意大利人民为反对侵略战争，争取持久和平及为意大利人民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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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市长函复河北高中师生
欢迎协助肃清反革命
【本报讯】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全校师生员工于三月二十六日举行的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大会上，写信给北京市彭真市长，保证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彭真市长于四月一日复信该校师生员工，表示欢迎他们的帮助，并感谢他们已经和准备给予的帮助。彭真市长复信原文如下：河北高中先生们、工友们、同学们：
你们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你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以极高的热诚欢迎你们的帮助，并感谢你们已经和准备给予的帮助。这乃是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好，把首都建设好的最可靠的保障。 此致
敬礼
彭真 四月一日
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接到了彭真市长的复信后，全校师生员工都充满了愉快的心情。学生会主席刘兴魁向大家宣读完这封信后，同学们都热烈鼓掌欢呼；并说：人民政府的首长对我们真是关心和负责！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为人民办好事情。我们一定更要好好地学习，锻炼身体，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准备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来答谢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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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
最近，北京和天津两市先后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人民政府的这个措施，受到各阶层人民热烈欢迎。人民正气因此大为伸张，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处决反革命罪犯之前，于三月十五日先召集了市协商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外，还有政府委员及政府各局处负责干部、各区协商委员会主席、各民主党派、宗教界、少数民族、工商业界、大工厂、大学校的代表共一百八十人。在这个会议中，由政府公安部的负责干部向会议作了揭露反革命分子罪恶的报告，并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陈列展览，使出席代表充分听到和看到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并因而加强了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和义愤。在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三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又举行了一个五千多有代表性人物的控诉反革命罪犯的大会。参加会议的，包括北京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工厂、学校、郊区农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工商业界，以及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开明士绅等各方面的人物。会议中，除负责干部作简单报告外，主要由受反革命分子残害的受害人或其亲属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尽情的控诉。群众最痛恨的重要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会场上，由群众当面控诉。会场情绪，愤慨万状。代表们对于这些特务，无不切齿痛恨，对于人民政府之决心为人民伸冤复仇，十分感激。控诉会的实况，由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当晚起连续向全市进行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将此项录音向全国广播。控诉会的第二日，即二十五日，即将一批该杀的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至郊外，特别是他们为非作恶的地方，布告罪状，并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加以处决。全市人心大快。群众看到政府决心镇压反革命分子，有许多人即将平时因怕反革命分子报复未敢报告的反革命分子的线索，都报告了政府。许多被管制的特务分子现在也老实得多，随时都向公安派出所报告自己的情况，他们说：“不能再不老实了。”
继北京之后，天津市也于三月二十七日召开第三届各界协商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并于二十九日召开了一万五千人的天津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主要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三十一日分别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在二十九日的会议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将会场实况即时向全市广播，组织了五十万人收听广播。在三小时之内，收听广播的群众纷纷向广播电台表示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各种意见，其中电话二千余次，信六百余封，长途电话二十余次，参加控诉的群众，有专门从北京赶去的。
北京和天津的经验，完全证明镇压反革命是广大人民热烈欢迎的，是必须大张旗鼓，使广大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的。不实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方针，就不能动员群众，团结群众，有效地镇压反革命。从去年十月各地开始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以来，虽然有了若干成绩，但在城市中，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始终未被彻底打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实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以镇压反革命的方针。
有些同志说：“现在，反革命分子已经破获得差不多了，用不着再大张旗鼓了。”这是一种麻痹轻敌的情绪。他们对于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把入城以来，对于反革命的镇压成绩估计过高。他们不知道，城市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今天也还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国民党时代有大批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流散的反动军官、大流氓、大恶霸以及反动的会门道门首领留在城市中，有些人并已混入了我们的政府和经济文化机关中，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如不发动群众，彻底加以扑灭，而听任他们慢慢地蔓延滋长，其为害将是无穷的。
有些同志又说：“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我是赞成的。但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镇压反革命过多，恐怕引起震动。”这些同志因此一面看到反革命的危害，一面又束手束脚，优柔寡断，不敢大胆放手地对付。这是对于镇压反革命的正义性估计不足的表现。这些同志不了解，只要是真正地镇压了反革命，广大人民只有欢声雷动，而不会有其他震动的。因为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公敌，国人早已皆曰可杀，在人民中，他们是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只要我们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并动员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人民群众是一定拥护人民政府的。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他们是不敢公开进行，是主要用秘密手段处决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杀害的对象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是有广大群众拥护的人。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才害怕人民的震动，才不敢轻易公开杀人。我们的人民政府，既然一切唯人民的利益是问，既然所镇压的反革命罪犯都是人民公敌，对于镇压反革命就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干。人民群众愈了解真实情况，就愈拥护政府，反革命分子也就愈加孤立，对人民就越没有什么“震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安机关对于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也应当如镇压工作那样公开。然而，如果忽视了广大群众伟大的反对反革命的力量，小手小脚地把自己的侦察工作限制在小圈子里，陶醉于某些“关系”和某些“技术”，不能充分依靠群众的热情与智慧来进行侦察工作，这种侦察工作是不能打着反革命分子的要害的。
北京和天津，已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创造了两个良好的例子。希望全国各地学习北京天津的榜样，充分利用各界协商会，代表会，群众控诉会，群众审判会，报纸和广播电台，大张旗鼓地向人民公敌反革命分子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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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为什么坚决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 徐英超
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在教育界工作，从一九二六年，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凡是熟习我的人，都知道我为人正直，作事认真。但是，在国民党匪帮统治时期，这样作人作事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几乎被特务害死。
一九四八年北京师范大学发生“四、九”血案，特务们半夜闯入学校，鸣枪示威，捣毁教室，打伤学生，绑走学生。我到学生宿舍，看见满床衣服被褥上都是血，满地也都是血。有一片血，一直从台阶上流到台阶下面去。我忍不住自己的悲愤，于是提议召开教授会，支援学生；并发动全体教授去看学生的血迹；并到匪首李宗仁行辕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料这就是我被特务迫害的主要原因。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有一部分学生，在学校里横行霸道，不正经上课，时常打架。我时常劝告他们，那里晓得他们是特务和三青团打手，竟说我压迫了爱国青年，这也是我被迫害的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里，二十多个特务从房上进到教员宿舍里，把宿舍包围起来。十几个特务借口检查户口，闯进我的屋子，几支手枪对着我，不许动。我的小孩子们也都被他们用手枪看起来。他们把所有的箱子，所有的抽屉都打开，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扔得满屋子满地都是。最后把我弄到西单牌楼舍饭寺中裕饭店，在一间小屋子里审问我，说我鼓动学潮，压迫爱国青年，说我是北京市民主同盟的书记，说一张印刷品上有我的名字，向我要民主同盟的名单、电台。其实，我与民主同盟毫无关系。我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一个民主同盟的同志都不认识，那里会有名单呢？那里有什么电台呢？我说那是有人捏造的。我和他们讲理，那里晓得特务是没有人性的东西，还讲什么理！不由分说就是上刑，六七个人上来，把我按在地上，跪下，把我的嘴用手巾塞住，把一根大杠子放在我的腿肚子上，两个人搬住我的胳膊，一个抓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使我上体向后仰过去，这样折在地下，杠子上站上去四个人，用力向下踏，向下压，一边骂，一边压。当时，我感觉腿疼得好像要裂开，好像要涨破。这样压了有半点多钟，我死过去了。等我再活过来，他们还是要名单，要电台。我明明没有。他们就再压。就这样把我压死过去三次，并且指着脸骂我，打我的脸，打得嘴流血。我看他们那个凶恶的样子，像一群恶鬼。后来他们认为压杠子还不够，又换一种刑法，用绳子把我捆上，从肩捆到脚，捆了几十道，然后把我仰放在一张桌子上，脑袋空在桌子外边，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发，向下拉住我的脑袋，四个人按住我的胳膊和腿，又一个人坐在我的肚子上。这时候，我一点都不能动了。另外一个人把一条毛巾折上，盖住我的鼻子和嘴，用一把壶灌凉水，连鼻子带嘴一齐往里进水，呛得出不来气，我感觉要蹩死，我拼死挣命；但是，我一点也动不了。一直被灌死过去。就这样灌死过三次。到现在，我每想起来，就必须长吸气，若在夜里想起来，就必须坐起来长吸气。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府右街内二分局第一分驻所，把我扔在一间很大的空屋子里。这屋子没有门，许多窗户也是破的。那时候是数九的天气了。就在这样的屋子里，没有炉火，也没有铺的，没有盖的，躺在地上，我的腿四天的工夫没有知觉，四天以后才知道疼，越来越疼，好像要涨破的那样疼痛。
后来他们又把我架出去审问。这次审我的人是最凶的一个。他的外号叫“人厨子”，意思就是他随便杀人。他杀人不算什么，就好像厨子杀鸡一样。他叫我把民主同盟的人都说出来，把电台交出来。我明明连一个民主同盟的人也不认识，那里有什么名单和电台呢？他面目狰狞地大喊一声“上刑”。于是上来一群人，用麻绳子把我的手倒背着绑起来，用脚踹着绑，绑的非常之紧，把肉皮都勒破了。然后把我倒背手在房梁底下吊起来。吊起来之后，有两个宪兵站在两旁，用脚轮流踹我的腰，使我在空中吊着来回的摆动；并且打我的嘴巴，打得满嘴流血。这样吊了一个多钟头。这还不算，他们又把我的衣服扯下去，把铁通条在炉子里烧红了半尺多长，烫我，烫得嗞啦嗞啦的响，烫得冒烟，把我身上烫烂了好几十块。我咬牙切齿地恨他们。最后我觉得我是必死的了。我只说了一句：“我徐英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叫我这样子死在这里！”说完这话以后，我就昏迷了。
此后，他们又把我扔到那间破屋子里。我半死地躺在一块席上，昏昏沉沉地听得外边刮着大风，天好像已经黑了，屋里的灯好像半明半灭似的，有两个穿着黑衣裳的人拿着手枪。这时候，我的两条腿被杠子压得已经不能动了，两只胳膊被吊得也不会动了，两只手被绑得失去了知觉，手腕的皮被绳子勒得都掉了，满手都是血，肿得不像人手的样子，满身皮肉都烫烂了，我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当时我想：大学教授平时不是很受人尊敬的?？不是应在社会上主持正义的?？不是应当领导青年爱护青年的?？现在，竟受这样残酷的刑罚！竟受这样的侮辱！这群没人性的东西！我如不死，此仇非报不可！我又想，我是必死的了。这就是我疾恶如仇绝不妥协的结果?？思想至此，无限悲愤！
过了几天，因为他们问不出什么来，于是又改用假装善意的方法。来了一个特务头子和我谈话，劝我坦白，说我若坦白了，就可以不死，并且可受优待，叫我写自白书。我有什么可坦白的呢？遂写了一篇自白书如下：
“我从事教育三十年，为人正直忠实，作事努力认真。在师大任教，对学生课业严格；但是我喜爱青年。‘四九’事件，学生被打伤，我因情感不能自已，遂有同情学生的言论。对‘政府’表示不满，但无犯法行动，不应只凭一张印刷品写上我的名子，就算是犯死罪的铁证。倘若不调查清楚，而把我毁灭了，我个人损失小，虽被毁灭必有许多人同情。我知道我的生命将在这一两天内结束，我只希望死得明白。”
其实这篇自白书就是我的绝命书。我想他们既然如此残酷地对待我，则绝不肯轻易放我，因此，我知道我是势在必死。不料在毛主席发表八项和平条件的那天晚上，我竟出狱。
到现在两年多了，我的腿还不能复原。我每想起特务，就从心里恨。没受过害的人，不能体会到特务有多可恨。他们害了多少好人！杀了多少爱国青年！本来，我想解放了，这群没人性的东西，可该消灭他们了。没想到政府太宽大了，多少该杀的不杀，许多反革命的东西们仍逍遥法外，不但不改前非，不向人民低头，并且仍旧为非做恶。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更大胆的反动起来，我时常为此气闷。人民政府都好，就是对反革命分子太宽大了。对他们宽大，就是对人民有害。
自从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政府真的严格镇压了，真的杀了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今天才出了一口气。也许有人对那些没人性东西们还有些恻隐之心，那是因为没有亲身受过他们的害，不知道那些东西们的可恨。假使您的子女曾被特务们害死，那么今天枪决特务您就要鼓掌称快了。不要光看枪决反革命分子而发恻隐之心啊！难道对于特务所杀的几千几百的善良人民和革命干部不发发恻隐之心么？特务是没人性的禽兽，而被他们迫害的都是爱国青年和善良的人民啊！应该把两方面比较一下，反复地想一想，对于反革命分子仁慈，对于人民就要有害了。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看一看问题。
今天政府这样严厉镇压反革命，我百分之百地赞成。我坚决要求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一点不要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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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春天。浙江嘉兴高照乡的贫农杭阿德和冯小娜，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田地、牲畜，并且结成了夫妇。他们正在清晨的阳光下抚摸着才分到的两只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