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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报评论
西北区报纸走向通俗化
编者按：本文报道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的结果，值得其他各地区报纸工作者认真注意，此次会议对于西北地区各报纸不够通俗化群众化的缺点作了深入的检讨，这些缺点在其他各地区的许多报纸中也是或多或少可以发现的。各级地方报纸按照需要向通俗化的方向走，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报纸工作者认为办通俗报纸不够“派头”，并认为，既然是在某一地区中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就不能是通俗报纸，这种错误观念必须纠正。
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于一月二十日，召开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主要地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办好报纸，使它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爱看爱听的问题。
会议认为西北地区的报纸没有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即使是干部，对报纸也没有很大兴趣。以群众日报为例：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群众日报注意了读者来信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有生气的。但是，仍然是只停留在县以上干部手里，以地区来说，发行主要是西安市和陕西地区，甘肃就销得很少，青海更少。其所以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有二：一个是报纸工作方法——即是报纸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个问题，本来是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已经解决了的。可是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报纸编辑部人员和记者多是浮在上层，关起门来办报。像西安就有记者拥挤的现象，多是停留在会议采访上，常常是同一会议，就有四、五处的记者出席采访。又像群众日报总编辑和主编以上干部等十四人，很少深入工厂、农村中去了解情况，分析和提出问题。派出的一些记者，很多并未深入下层。到了下层，也只是走马观花。甚至有个城市报道组长坐在家里把西安一条曾经计划修洋灰路但未完成的马路，写成已经修好了。报社在形式上设立了接待室，却没有群众来谈问题。各种座谈会召开得亦不主动和及时。对于建立读报组和工农通讯员工作执行得不积极，没有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来进行这项工作。群众日报才有一千八百多个通讯员，实际上不起什么大作用。报纸本身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长时间没有进行系统的检讨。另一个原因，是报纸文风未改进。报纸上许多文章，长篇大论，八股气味浓重。有些文章只是一般号召，缺乏深入分析，登了不起什么作用，占去了报纸的宝贵篇幅，浪费读者的时间。报纸上总爱用些生硬缺乏表现力量的术语和词句。如群众日报去年十月四日一篇时评说：“我们认为朝鲜战争的前途，决不是未知数”；十二月十五日社论中有“以改变落后、愚昧、鹑衣百结的穷苦生活”的词句。此外如“武装到了牙齿”、“敦刻尔克式的溃逃”之类的说法，在报纸上用滥了，群众却并不欣赏。宣传员专栏也未能切合宣传员的现有水平和群众的需要，往往，一篇给工农宣传员看的文章竟达三千多字。有的句子长达一、二百字。有些干部形容“报纸文章好像甘草一样，不吃也可以。吃了也治不了病”。宁夏日报编排“拐弯”“跳栏”太多，文化程度低的读者读了上文，很不容易找到下文，影响他们阅读的兴趣。
这次会议首先总结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会议认为有成绩是不容否认的。报纸指导性增强了。报纸在内容上能够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抓紧对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时事问题、群众工作问题的宣传报道。报纸言论也逐渐增加了。以甘肃日报为例，去年下半年，已有七十六位县委书记和县长以上干部为甘肃日报写评论一百二十四篇。特别是开展了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重视了读者来信。陕西日报注意了地方化、大众化，平均有四分之三篇幅反映本省情况，其中三分之二又是反映农村的，开始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宁夏日报在去年下半年，地方消息多了，加强了对中心工作的系统指导。青海日报对报纸本身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能够经常在报纸上认真地作公开检讨。在报纸群众工作上，各报共已发展通讯员一万二千多名，建立读报组四千一百多个。新疆日报发展的一千五百多个通讯员中，维、哈、塔等兄弟民族通讯员占了一半。群众日报去年十一月后和西北工农模范建立了经常的通讯联系，甘肃日报有计划地举行了四十多次各种读者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一千五百余人。对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另一重大成绩是，针对西北多民族的特点，在新疆、青海等省改进和创办了省和分区的十三个兄弟民族报纸，培养了一批兄弟民族的新闻干部。现在全西北共有公私营报纸三十五种（公营三十一种，私营三种，另新盟一种），有用维、哈、蒙、藏、乌兹贝克和锡伯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到去年年底止，西北大行政区和各省级报纸总发行数为十万余份，新闻干部近一千名。但是如前所述的缺点，是严重地存在着的。
会议根据这种情况，通过了一项决议，确定所有报纸都应向加强报纸的群众性、争取所有报纸要成为当地最大多数群众所喜爱的方向作更大努力。具体办法是：
（一）大力做好读者来信、工农通讯员和读报组工作。（二）报纸编辑记者的工作作风必须联系群众。各报应抽出大批编辑和记者深入群众进行采访，报纸主编以上负责同志亦应定期轮流到工厂农村中去参加群众工作。（三）彻底改进报纸的文风。甘肃、青海、宁夏省报应坚决走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的通俗化道路。对县以上干部另编新华社电讯稿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四）逐渐加强报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增辟报纸述评、党的生活、宣传员专栏。
在会议以后，各报已开始有了一些改进。如群众日报更加固定了《英雄模范来信》专栏，加强和英雄模范的联系；报社的一部分主编以上干部，已派到各省去工作，文风问题已引起注意。甘肃日报在三月十五日起另出版了通俗的《甘肃农民》报。宁夏日报和青海日报自四月一日起把日报改为通俗的三日刊。为了适应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和干部的需要，宁夏日报发行《新闻快报》一种，青海日报发行《新华社新闻稿》一种，日出四开一张。宁夏日报计划把全体干部分两班轮流下乡；并准备在阿拉善旗、吴忠堡等地设通讯站，以便加强工农通讯员工作和记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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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上海、杭州等城市对连环图画书摊进行改造工作
关于连环图画书摊的改造工作，在沈阳、上海、杭州等较大城市已经初步完成；关于加强新连环图画的编辑出版，也已引起各地美术工作者和连环图画工作者的注意。
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处及沈阳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在三月三十日召开了小人书业者座谈会，到会的摊贩们明确了对业务的认识：“出租小人书不仅是为了作买卖，而且也是一种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工作。”会上确定了对内容反动的连环图画应该禁止出租，对内容落后的连环图画应该逐渐地以进步内容的新连环图画来代替；并宣布了下列十六种以科学为名实质是反科学和宣扬反动战争的显然反动的连环图画，应即停止出租：科学原子库、科学的原子秘密、科学飞行船、科学原子ＡＢＣ的秘密、大破侵略的飞城、电国小侠、科学飞行车、科学飞龙船、科学八门炮、国外历险、月球探险记、科学飞行炮、科学女侠、大炸死光机、炸弹、大炸原子机。摊贩们都表示拥护大家决定的处理连环图画的办法。铁西区小人书摊贩刘良在发言中说：“过去我只以赚钱为目的，而不知道出租小人书会有什么影响，以后也要注意为人民服务了。”在会上，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代表并报告了该店与三联书店优待及便利连环图画出租业者购买新连环图画的方法。
在上海，据统计，连环图画出租摊贩共有二千五百多家，每天拥有读者约二十万人；一般书摊出租的读品，绝大部分是旧连环图画，内容都是神奇演义、武侠剑客、色情诲淫等等。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已开始通过连环图画书摊改进委员会，进行贴补更换新书工作。办法是两本旧连环图画更换新连环图画一本。两月来，共发放新连环图画三十八种，计八万册；共收回旧连环图画十六万本，计一万种。一般连环图画出租工作者换得新书后，非常兴奋地表示：过去我们开着眼睛毒害人民思想，现在人民政府帮助我们改进业务，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检讨自己，逐步做到完全出租有益于人民的画书。
在杭州，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进行改造杭州市连环图画书摊的以新调旧工作，自二月十四日开始，联合新华书店、杭州文教馆等单位，经五十余天的努力，使全市二百八十三家连环图画书摊所有解放前有毒素的旧连环图画全部调换。这一工作于四月七日初步结束。计收进旧书三万八千余册，换出新书近二万册。
当然，在这个工作中必须注意，防止一部分连环画出租者只将破烂不堪的连环画拿出来掉换，而把含有毒素的连环画依旧保留起来出租。
关于加强新连环图画的编绘工作，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处也于三月二十八日召开连环图画座谈会，号召美术工作者积极参加新连环图画的创作。与会的美术工作者在发言中批判了过去有些人由于忽视连环图画是一种群众性很大的通俗读物，因而对它不够重视的思想。一致认为今后应以连环图画来配合政治时事的宣传教育，并决定准备成立“连环图画创作研究组”。上海方面，连环图画工作者发出号召：“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领导下，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具体的爱国行动………创作爱国主义的新连环画，自觉地肃清反动的黄色的坏连环画的出版和发行。”
旧连环图画的出版地区主要是上海。据一项资料估计：旧连环图画约有二万八千种，每种以印行一千册计，计二千八百万册；现在流行在市面的，以上海为例，约一万种，每种以一百册计，全部约有一百万册。这一估计数字表示：争取新连环图画的大量出版、夺取旧连环图画的阵地的工作，还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加强。
另一方面，在旧连环图画主要产区的上海还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据解放日报反映：在此人民政府与连环画出租工作者协力改进时期，竟有少数出版商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只为个人牟利打算，仍然翻印有害的旧书，继续散布毒素，已引起出版界等愤慨。对这些单纯牟利、毒害人民思想的出版商，进行严格的教育，也是很必要的一个步骤。（本文系根据四月四日东北日报、四月十日解放日报及四月十一日浙江日报、四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及其他资料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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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卜波娃著《社会主义国家妇女》
罗琼
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卜波娃著的《社会主义国家妇女》一书，由关予素先生译成中文（火星社一九五○年八月出版）介绍给我国读者了。这本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根据苏联妇女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光辉实例，指出了妇女彻底解放的正确的途径。
本书的前言和第一章阐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妇女运动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英勇史迹和宝贵的经验。在这里，卜波娃明确地指出：在私有财产制和阶级社会里，一直就存在着妇女问题，“有地主、资本家、商人存在的地方，是不会有男女平等的，即使有法律规定，也不可能。”（本书二十五页）资产阶级表面上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但广大妇女群众既然都是受剥削者，不可能有经济上的独立，也不可能有社会地位上的独立，男女平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她们丝毫不能摆脱贫困生活的压迫，还要受旧社会的种种欺骗、侮辱、虐待。从事生产劳动的女工、农妇，只是便利了资产阶级压低工资标准，更多剥削工人，妇女的困苦地位，绝不能有所改善。因之在沙皇俄国，真正是“一切的灾难，都加给俄罗斯的女人”（十四页）。基于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是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及争取消灭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的共同任务，密切相关联的。”（二十六页），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只有吸引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妇女在推动和鼓励她们的丈夫与子弟参加革命斗争上，也能够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列宁又指明说：由多次的解放运动经验可以证明，革命的成功，要看妇女参加的程度如何来决定的。”（二十八页）
布尔什维克党遵循了这样的理论，从开始成立的时候起，就注意教育女工、农妇与自己的父、兄、丈夫共同起来反抗沙皇政权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在每次革命行列中都有不少英勇的坚决的革命女战士与男子并肩斗争；同时也都提出了保护妇女利益的适当的口号，以便紧密地把妇女团结起来。
本书的第二至第五章及第八章，生动地描写了苏联妇女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英勇献身于保卫祖国的伟大战争和目前热烈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情况和经验。由于她们在革命工作中有了这样重大的贡献，苏联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及社会各方面已经和男子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国家又给予了母亲和儿童以很好的保护，以便使妇女能更好地发挥积极的力量。在政权建设方面，苏联妇女遵循着列宁的号召，努力做到使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例如当一九二二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五个妇女，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就有二百七十七名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七。原来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妇女，在苏联民族平等的大家庭里，也和苏维埃俄罗斯妇女同样，获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现在各联盟共和国的苏维埃中，女代表都占苏维埃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苏联妇女在政治上所以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进步，主要因为“列宁——斯大林党为了根本解决妇女问题，特别注重妇女的政治教育，并且努力吸收妇女，来参加苏维埃国家机构中的各种环节的实际工作。”（四十八页）对于广大妇女群众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妇女中的这些先进分子，通过女工、农妇代表会议与其他各种妇女组织进行经常的联系来实现的。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由于党和政府进行了耐心的、经久不懈的教育工作，就使妇女们得到了无限制参加社会生产事业的可能。国家更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保证妇女能够充分发挥她们的才能。正如卜波娃指出的：“国家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良，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职业教育的广大制度——训练班、工厂学校，和在机器旁边由熟练生产者带徒弟培养青年干部。所有一切办法，加上职工的国家保险，妇女劳动的保护，卫生疗养院的设备和医药的治疗，母性及婴儿保健机构网的发展，以及公共营养网的发展，都使苏联妇女群众，有加入产业工人行伍的可能。”（六十三页）因此，不论参加工业农业生产的妇女，都大量增加，特别在卫国战争时期，增加的速率更大。例如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妇女占工业部门全体职工的数目由百分之四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三，在铁路运输部门中由百分之二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六，甚至参加重工业生产的妇女，也迅速增加。在各种生产岗位上，均出现了不少熟练的女技工和专家。一九三○年全苏联仅有女专家三千六百名，到卫国战争前夕，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万名之多。苏联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数目也迅速增加，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力量。一九四三年苏联全国集体农民的劳动日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妇女完成的。妇女掌握技术也不逊于男子。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有十万以上妇女驾驶着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以及其他复杂的农业机器。在卫国战争时期，政府培养的农业机械干部中，妇女占了百分之六二·五。
布尔塞维克党和苏联政府又用了各种方法，帮助妇女提高文化，吸收妇女参加文化建设。
所有这些，就完全改变了妇女在社会中的传统的附庸地位。卜波娃明白的指出：“现今已经不能再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工作上，分出任何男女的界限。”（七十九页）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关心和最有效地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当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虽然处在战争及贫困的极端困难的环境里，还是尽可能地注意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逐年地颁布了一连串的保护母亲和儿童的法令，托儿所产科医院等机关，大量增加着。例如沙皇俄国仅有保育所十九处，而一九五○年苏联托儿所经常床位达一、二五一、○○○张；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咨询所，在一九一四年沙皇俄国仅有九处，到一九四一年增至七、○○○处，医院的产床数，一九一四年仅有二、八二四张，一九五○年增至一四二、○○○张。
目前苏联妇女的确是“已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主人翁，建立了社会主义雄壮的建筑，并在艰苦的战争考验中，坚决地保持了祖国的光荣及独立。她们与全体人民共同争取到对法西斯德国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目前她们又把全部精力与学识供献在完成并超过斯大林战后五年计划的成功及在苏联共产主义的建设工作中。”（第七页——编者按：最后一句根据王译本作了校正）苏联妇女不但满怀着如此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热情，而且有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的抱负，在本书第六、七章中，卜波娃介绍了苏联妇女如何亲切地关怀着国外妇女的生活和地位，和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妇女一起，共同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奋斗。
这本书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彻底解放妇女，只有社会主义能启发妇女伟大的创造力，苏联妇女的道路，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让我们更好地向苏联妇女学习，使我们的妇女能够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编者按：这本书在我国除了关予素的译本外，还有王益云的译本，南京中苏友好协会编，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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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检查抗美援朝宣传
东北日报、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最近都发表了一些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和深入程度检查的材料，证明即使是工作较好的城市中，普及的程度也还是很不够的。东北日报四月十五日发表了《辽阳市一个住民组的抽查》和《沈阳和平区一个住民组的抽查》两文，证明尽管沈阳、辽阳都是东北的大、中城市，过去的抗美援朝工作一般的都还做的不错，但仍存在着宣传中的许多“死角”。解放日报四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梅芳里居民中抗美援朝宣传的调查，证明梅芳里虽然是上海市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做得较好的里弄之一，工作上有很大成绩，但住民中未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仍约有半数。两报为此发表短评，指出应该“深入进行检查，扫除抗美援朝运动的‘空白点’”。“任何‘差不多了’的自满情绪，都是不合实际、有害无益的。”
《学习》杂志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
四卷一期《学习》杂志发表了郭大力译、恩格斯在一八七三年写的《论权威》一文，和范若愚的“读‘论权威’札记”。恩格斯这篇文章，是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产物。他特别用现代工业的组织情形来说明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在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组织。他尖锐地抨击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念，他写道：“这些先生们没有见过革命么？革命就确确实实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东西；它是这样一种行动，在这种行动中，人口的一部分，用快枪、刺刀，和大炮，从而用一切想得出来的最权威的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别一部分人；胜利的党如果不要使斗争变为毫无结果，他们就得用恐怖，用他们的武器在反动者间造成的恐怖，来维持这种统治。如果巴黎公社不利用武装人民的这种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它会支持得了一天么？反过来，它的过错不正好在于它没有充分广泛地利用这种权威么？”
革命者对反革命的专政，是一切历史经验都证明为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对此有过专门著述，毛主席对此也有过许多指示。鲁迅先生在他的许多杂文中，曾用明确、辛辣的笔调，再三地申述过这点。文艺著作中也有不少以此为主题的，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有瞿秋白译本）。我们以为，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编辑、介绍都是必要的，希望有人来做这一工作。
燃料工业出版社成立
出版工作的专业化在逐步进展中。以一个工业部门为范围的出版社——燃料工业出版社，已于最近创建成立，并开始出书。为了使出版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加强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建立这种专门的工业出版社极有意义。该社已出的五本书是：一，《燃料工业的方针与政策》，编集了燃料部陈郁部长、李范一副部长写的某些政策指导文件和一九五○年煤矿、电业、石油三个会议的决议（摘要）；二，《电力工业的重大改进》，三，《煤矿工业的重大改进》，编集了一九五○年全国及各地电业、煤矿工作的成就和总结经验；四，阿·捷尼索夫著《采煤场子人工放顶的机械化》；五，库切尔著《苏联矿工的先进生产经验》。
《采煤场子人工放顶的机械化》，是该部苏联专家写的，这是中国煤矿生产的大革命。中国过去煤矿用人工放顶，每一工人每八小时只能产煤○·三——○·四五吨。现在若干煤矿使用机械放顶，每六人一班，七小时产煤二百至二百五十吨以上，达到苏联第二次的斯达汉诺夫的纪录（现在苏联纪录已达二千多吨）。
期刊逐渐展开了书评工作
针对一定读者对象的要求，进行与每一期刊专业性质大体相符的图书评论工作，是每一期刊的重要而经常的任务之一。自从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后，有的期刊自四月份即增设了书报评介栏（如《学习》、《人物杂志》），有的期刊加强了这一工作。《展望》自第七卷第十一期起连续反映了读者意见，进行对有害读物的斗争。《天津教育》九、十一两期连续批评了几本地理教科书，并结合教学，推荐了一本好书——《一年级学生》（新华书店版）。新出的《中央合作通讯》介绍了以描写一九四一年间陕甘宁边区任家沟合作社发展情况为内容的长篇小说《高干大》（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唤起每一个合作社干部学习高干大的服务精神。《科学普及工作》发表了具有很强指导性的《评〈现代科学小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翻译通报四月号发表了三篇书评：评三联书店版、郭景天编《俄华辞典》，评文光书店版、高清岳等译《暴风雨》，评新潮书店版、来井译《地球与人类》。《科学大众》四月号（该刊自该期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大众天文》栏评介了两本通俗天文书籍：三联书店版《我们的宇宙》和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版《通俗自然科学讲话》。在这篇批评文字的结尾，大众天文社提出一个很好的意见：“为了普及的通俗科学书籍，必须正确无误。”“我们愿意和作家和出版者来共同合作努力，提出原稿的错误，供给新的资料，包括图片在内，更进一步搞好通俗天文书刊的编辑工作。”对科学书籍精细提出批评，科学团体和出版者、著作者的密切合作，在今天都是很重要的。
两本语言学的著作
人民出版社在三月份出版了两本语言学的著作：一、陆志韦编著《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二十五开，一七一页，定价一五八○○元）；二、沙平著《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二十五开，三四四页，定价二八○○○元）。
在距今十五六年前，陆志韦先生开始收集北京话的单音词，“把北京话当做一种平常的土话”进行汉语研究，已经收集了几千个词汇，“直到今天在人民的旗帜之下，才找到一个出版的机会”。
沙平先生的《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一书，是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苏门答腊时学习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成果。作者指出，“印度尼西亚语的产生的历史很短，它还是正在成长和发育中的语言。印尼语法的研究更是一种草创工作，甚至是一种带冒险性的拓荒工作。”作者希望他这一本书对于语法学和文字改革问题的研究者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资料。
关于《一九五一年天文年历》
我国适用的《一九五一年天文年历》已于本年一月由中国科学院出版。本书负责编辑者陈遵妫最近在科学通报二卷四期上发表《从一九五一年天文年历谈起》一文，对于这类年历的重要，和我国历年编辑天文年历的经过，略有论述。
天文年历不仅有助于天象的观测，它在航空、航海、测量、水利各种建设事业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于航海方面关系更为密切。这类年历的编制在中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过去在反动政权之下，这种“冷门学术”是极端被轻视的，它在名义上虽是国立学术机关的刊物，而在解放前的三十多年中，一共只出版过十次，其他的许多年份都是由于缺乏参考材料或编印经费而停编停刊的。作者在本文中拟了一个今后编辑天文年历的改进方针，计划在今后“永远地继续出版，把这个事业发展下去”。
《鲁迅日记》影印本即将出版
上海出版公司现在正在进行鲁迅日记的影印工作。鲁迅先生自一九一二年五月起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止所写的日记，每年一本，共有二十五本，但第十一本（即一九二二年的），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寇搜查许广平先生在上海寓处，并把她逮捕入狱时失落，所以现在影印的只有二十四本。影印这部日记的目的是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因此，一共只影印了一千零五十部，专供国内各图书馆、文化机关、研究者购置。大量发行，有待于将来的铅印本。日记第一函将于五月五日出版。
《中苏友好》半月刊三卷七期出版
《中苏友好》半月刊三卷七期已于四月二十日出版。该刊本期以“庆贺宋副会长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和“各地中苏友协都要结合中苏友好工作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为题，发表社论。并重新发表了宋庆龄的四篇著作，以及七位获奖者的简历。
该刊本期的重要文章尚有：张醒石的《从五一节谈到苏联工人阶级》、齐望曙的《美帝国主义一贯实行反苏政策》、陈颖的《‘真理’报访问记》、王繁的《苏联工厂和集体农庄的群众政治鼓动工作中怎样使用图表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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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来做书评工作
——介绍沈阳日报组织工厂书评组的经验
沈阳日报在过去一个月中发表了两篇由工厂书评组执笔的书评，评介两本通俗读物：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丕之著《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曹田著《战斗中的朝鲜人民》。这两篇书评对于发动大家来做书评工作很有意义。
沈阳日报过去也发表过一些书评，但在读者中影响不大，读者的反映是“书评没啥作用”。于是他们采取了“把读者组织起来成立书评组”的办法，以便“通过书评组，把书籍带到群众中去，读给群众听，再把群众意见搜集上来”。首先推动工厂中的积极通讯员成立了包括二十余名工会文教委员、读报组长和宣传员的书评组，由他们“通过阅读新书进行宣传工作，同时，搜集读者意见，汇报给报社”。以上两篇书评就是由这样的群众性的书评组集体工作的成果。
《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一本通俗的理论性读物。事实证明工人们是需要这种读物的。当这本书在工厂读报小组和小型广播上读了，并在有的学习小组中讨论了之后，有的工人反映：“我还寻思美帝国主义侵略既然没啥出路，为啥不关着门好好建设，原来他有个没法治的肮脏病。”这样，好的通俗理论书籍就解决了他们的疑惑，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水平。同时，书评组也指出了本书的一些“工友们还不懂，看完以后印象还不深”的地方，并根据他们的经验提出了改进办法。例如书中引用了许多数字来说明美国经济危机的情形，但“在工人读者读起来，确有很多困难。有的工友说：‘数字把人家听昏了！’有的工友本来听得还明白，但是，因为列举数字太多，反倒弄得糊涂起来。大家的意思是：数字还是要写，可是要写的形象一些。”工人们对通俗化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我们工人兄弟们迫切需要知道许多基本的革命知识。不过，我们所说的通俗，不仅是语言上的通俗，而是道理讲得通俗、愈接近工友的思想愈易懂，也愈易接受。”
书评组认为“战斗中的朝鲜人民”是“适合读听的一本书”，“内容很通俗，稍有两年文化的工人就能看得懂，群众也听得懂。”但书评组又指出：“编写通俗读物，故事、人物、地点、时间一定要交待清楚。所有书评组同志在读这本书、或念给工友听时，都发生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交待不够清楚，真实感不够。”并建议：“一，作者应尽可能地根据材料予以适当的文艺化。尤其写英雄人物的事迹，最好能写出他的思想感情。本书讲给工友听，光读原文，鼓动性不大，必须讲者善于根据材料适当地渲染，鼓动性才能大。二，这一类小册子，如果能画上几幅插画，作用就会更大，印象也更深。”
以上是沈阳日报发表了的两篇书评，该报在《我们的书评组》一文中说，他们还组织了对其他一些书籍的阅读和评介，并“准备在取得经验以后，再行扩大范围”。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和可以试行的。
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在“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全国各种报纸……都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和可能”建立书报评论工作，小型的通俗报纸也不例外，介绍和推荐通俗读物正是这些报纸的重要任务。在目前，报刊出版工作的通俗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报刊出版物停留在一部分人手中，另一方面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缺少适合他们需要的读物。为了改进和发展通俗读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通俗读物的评介工作，把这些读物在群众中试读，以便取得经验，力求改进。目前各地已在出版了一些地方性的通俗读物，这些读物应该成为地方通俗报纸进行书评工作最主要的对象。协同有关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组织工农群众阅读和评论这种通俗读物，是报纸的政治任务。
沈阳日报的初步经验证明，组织大家来作书评工作是可能的，并且已经有了一些收获。由于工厂书评组把通俗读物在读报组中、小型有线广播中向工人读讲，就把书籍直接带到工人读者面前去了，帮助了工人教育工作，同时工人对通俗读物的意见具体地集中地反映到报纸上来，就可以对通俗化的工作有直接的裨益，并给通俗读物的作者以直接的教育。沈阳日报在发表了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书的评介之后，该书作者立即写信给报社表示这种评介“不论对读者与作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对读者负责的通俗读物作者当然是尊重工农群众的意见，愿意把他们的意见当作改进通俗读物写作的准绳的。同时，报纸上发表了这样的书评，也就真正起了介绍和推广的作用，据沈阳日报调查，报纸在评介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之后，该书的“读者大大地增加了，沈阳市民有很多上图书馆指定要借这本书阅读”。因此，报纸在指导书刊的通俗化工作和推广群众的读书运动上便都起了他应有的作用。
大家来做书评工作对于通俗化读物的评介是很有效的方法。其他一般书刊甚至专门性的书刊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组织各种学习小组、学生、教育和研究机关等，对书刊提出个别的或共同的意见，发动大家来做书评工作。
第6版()
专栏：读者·编者
更正与检讨
我们在最近几期的编辑工作中，曾经因为疏忽犯了一些错误，兹更正并作检讨如下。
一、本刊第十号发表了《对于几种世界地理挂图的意见》后，在编者按中曾经发表了读者宋之瑞所提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铁路线的意见，指出从乌兰巴托连接苏联铁路的一条铁路线没有通车。以后接到保定齐之达、即墨刘衍书两位读者来信指出宋之瑞的意见事实上是错误的，因为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在《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蒙古人民》一文（新华时事丛刊《蒙古人民共和国》代序）中所叙述，这一条铁路已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举行了通车典礼。我们没有细心查考，便把宋之瑞的意见发表了。
二、第十二号王大白《评六种美帝侵华史》一文中，甘梅尔的原文名应为Ｅ．Ｗ．Kemmerer，发表时误为Ｅ．Ｗ．Kemmer。这是读者胡思北自唐山交通大学来信指出的。
三、第十三号《读者、编者》栏反映了工人出版社对版权问题的意见后，三联书店来信说他们并没有将工人出版社的《如此美国》一书翻版。我们转给工人出版社答复，它回信说：“我们前次写信说三联书店翻印我们出版的‘如此美国’，是写错了的。我们写信粗枝大叶，应向三联、贵刊及读者道歉。”我们自己也应该承认犯了粗枝大叶的错误。
四、第十五号发表读者沈育禹来信指出《苏联手册》上一个错误，但这本书并不是如他来信中所说“这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翻译、编辑的一本书”。我们疏于检查，也把原信没有作必要删节拿来发表了。
上面这些错误表明：我们在工作中还缺少深入检查。我们处理读者来信不够谨严，这些错误的责任还是应该由我们负的。在这里，谨向纠正我们的错误的读者们致谢，并向三联书店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致歉。
关于《武训画传》
本刊第十一期（三月十八日）曾发表读者王一波的来信，对李士钊编的《武训传》提出批评。李士钊先生四月十一日来信，表示接受王一波先生的意见，信中说：“我承认这本简短的传记中，是存在着很多缺点的。……把许多不该写的也写出来，而且批评得不够深入，自己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还以为忠实于历史主义。我愿意竭诚地接受批评和指正。”
武训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究竟居于什么地位，近来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王一波先生的信只是指出，画传中描写“跪请”“跪求”等方式，并描写武训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情和旌表是不适当的，仍承认“武训是应该受到表扬的。”但是实际上，武训的努力是服务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他在当时的历史上，并没有任何革命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他的《兴学》才采取了向地主跪请跪求的方式，而且受到了反动王朝的旌表。因此，王一波先生的批评和李士钊先生的自我批评并未触到《武训画传》的主要问题。希望李王先生能作进一步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