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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把“国歌”唱好
冯宜民
为了要把“国歌”唱得正确整齐，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在学唱时参考。
（一）首先应在思想上明确认识“国歌”的政治意义，大家应该象尊敬“国旗”一样地尊敬和热爱这首歌。干部尤应从思想上保证正确地唱好它。
（二）要严格地按照曲子中的各种音符来唱。既不能多添一个音，也不能减少一个音；该唱半拍的，就不能唱一拍；该唱两拍的，也不能唱一拍半。如果发现有唱错的地方，应当立即纠正，多多练习。一般经常不注意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这一错误在于把“起”字从后半拍上移到次一小节，因而影响了“来”字的原来节奏，不能用强音唱出来。同时“不”字也从原来位置移到次一小节，使得这一小节的字音拥挤，不鲜明。
“把”字原曲是在后半拍上，有人却把它的时值加长了一倍，当作四分音符来唱，使这一不重要的字过份突出。
前者，“我们”二字，曲中有小附点，“城”字唱两拍，听起来，激昂而有气势，后者，“我们”二字，曲中没小附点，同时“城”字唱一拍，这就显得短促。
前者，“时候”二字，听起来象警钟似地发出紧张的音响，后者，“时”字多添了一个（２－）音，就显得从容缓和了。
前者，“敌人的”三字，为三连音符，“炮火”二字，都是一个八分音符和一个八分休止符（即是唱半拍停半拍）。整个句子，使我们听起来，感到激昂有力，充满胜利信心。后二者，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三）速度问题也很重要。——国歌不能唱得太快或太慢，太快不够庄严，太慢又显得沉重，须很好掌握，总之要表现出：庄严，坚决反抗侵略战争的斗争意志，和充满胜利信心的感情。
以上所提，很可能有不当之处，希望大家研究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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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登科和他的小说
康濯
近几年来，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些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作家，他们给人民文艺带来了新的血液，引起了读者的欢迎和重视。不久以前，以中篇小说《活人塘》和《杜大嫂》受到人们注意的作者陈登科，就是这些作家里边的一个，而且，应该说是这些作家里边的优秀的一个。
陈登科同志出身贫农，种过田，推过车，给国民党征去当过兵。一九四○年参加革命队伍，十年来，在地方机关里当了四年多通讯员，以后一直在地方报社作记者。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时候念过二年书，后来忘干了，参加革命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一九四三年开始学文化，一九四四年开始给报纸写通讯，一九四六年开始文艺写作。《杜大嫂》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九四七年写成，一九四八年由当时敌后的华中新华书店出版以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活人塘》是紧接《杜大嫂》出版以后写的，初稿完成于一九四八年，经过他自己多次的修改，发表在去年十月十一月出版的《说说唱唱》上。这篇作品也得到了好评，而且是比《杜大嫂》更广泛的好评。
两部小说反映的，是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是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匪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后，华中老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顽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到底，最后得到光荣胜利的故事。但两部小说并不雷同，各有各的光辉和各自独特的深长的意义，而《活人塘》，从某些意义上说，又超过了《杜大嫂》。
《杜大嫂》写的是：匪军的进攻，完全破坏了农民翻身后第一年丰收的幸福。女共产党员杜大嫂的丈夫（村里主要干部）跟我们队伍转移了，家被洗劫一空，一家人（害病的婆婆和两个孩子）整天挨着饿，而且还被逼捐逼税，逼迫她屈服受辱，逼使她找丈夫回来“自新”……她经受的是少有的苦难，简直一口气也喘不过来。但是，她坚决顽强，绝不屈服，就是在敌人的监牢里和法庭上，几次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也始终没说过半句软一点的话，相反，回答敌人的句句是好像枪弹似的语言。一出狱，她把孩子送到外婆家，继续跟敌人斗争。婆婆被敌人杀害了，她自己第二次入狱，三天没吃一口茶水，可是斗志愈长愈高，再出狱后，就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发动农民，成立起“人民保命队”，夺过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陆地上呆不了就转移到洪泽湖里，在几十倍敌人的团团围剿下坚持，在饥饿疾病的情况下坚持，在伤亡损失的消极情况下坚持，并积极出击，突破千重万重难以令人相信的难关。最后，终于坚持到大军南下，配合主力打败了敌人。杜大嫂的队伍与主力会合。杜大嫂和她两个孩子，也与丈夫在战争胜利声中，胜利地会合。
在《活人塘》里，展开的场面甚至比《杜大嫂》还要壮烈，而以“军民血肉一体”为最突出的主题思想。
活人塘，是老百姓给新河集封建头子孙在涛的大楼房取的名字。五十年来，孙家统治着新河集，把“周围二十多顷的黑土地变为孙在涛一块饼”，集上家家成了他的佃户，活人塘里不知被害死了多少穷人。一九四二年新四军在这里成立了人民政权，孙在涛偷跑了，人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到一九四六年夏季，这里才“又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可是，就在秋天，蒋匪军发动了进攻。翻身的农民“一条声的喊：‘要得好日子过得长，组织起来打老蒋！’”男男女女，在飞机炮火硝烟里面，热烈支援前线。寡妇薛陆氏是孙在涛的死对头，也是支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和她两个女儿大凤子、七月子，全家出动，事事走在前头。
我们的队伍在附近痛歼着敌人，战斗英雄刘根生连续完成着最艰险的任务，功劳很大。在我军主动进行战略撤退的时候，刘根生不幸负伤，被敌人俘虏，敌人强迫薛陆氏挖坑活埋刘根生。薛陆氏以牺牲自己快死的亲生小女儿，替换了刘根生，并无微不至地给他养伤，掩护他。
这以后，孙在涛结合蒋匪军，在新河集实行着极野蛮的统治。刘根生伤慢慢好了，与外边党的组织取得联系，机智地领导党员和群众抗粮抗丁反烧杀。斗争坚持了十五个月，历尽灾祸，死了好多人，最后大军南下，刘根生领着当地的同志作内应，亲自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配合大军彻底消灭了敌人，群众并活捉了孙在涛。
在这一年多当中，大凤子小小心心地侍候着刘根生，并在刘根生的领导下，进行不屈的斗争。他们生活上装成姐妹，他们也自然地发生了亲兄亲妹一样的感情。当战斗结束，刘根生归队跟随大军继续南下，大凤拉着刘根生的手说：“你不要忘记！虽是天南地北，我也要死等着你！”刘根生也握着大凤的手回答：“你放心吧！”这是纯洁的宝贵的感情！小说这样的结尾，总括全篇，不禁使我们充满了斗争的勇气，和为幸福的理想而永远前进的信心。
两部小说都是以直接的表现方法，以有头有尾的完整的结构（在这里，《活人塘》比《杜大嫂》更完整），朴实、自然地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情况。一方面美蒋与封建地主相互勾结，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更紧密地团结，作者正面地描写了这两方面的针锋相对，最尖锐、最突出的斗争。这是你死我活、敌我分明、毫无考虑余地的血淋淋的斗争。一切惨烈无比的甚至很难用文字表现的场面，作者都大胆地展示开来，色彩浓，气势大，使我们完全感受到当时中国人民严重的情况和斗争的情景。两部小说应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艺术的记录，像这样的作品实在还不多见，甚至连大胆接触过类似题材的作家，怕也不多。
关于人物，作者主要是歌颂新的英雄人物，并且是把英雄安排在正面的行动和斗争中，经受各种考验而成长壮大。作者没有静止地、或模糊地处理过他的英雄，因而他的英雄人物都是明确的、活动的。
英雄人物的性格，是敲不断、打不烂、杀不死、砍不倒那样的顽强坚决。我们看杜大嫂：敌人、甚至连个别落后的农民也劝她去找丈夫回来“自新”，“自新，我坑害他，不……硬死不做孬汉子……”这是她当时想的。法庭上她决不动摇，出狱后她为了斗争，想道：“男子能拿枪，杀敌人，我就不能拿枪吗？我就不能去打仗吗？我就不能杀仇人吗？”而当她组成了“人民保命队”，向敌人宣战的时候，“誓词”是何等强烈：“杀，拚，杀还杀，烧还烧，动一根毫毛，竖一根旗杆……枪有眼，刀有口，不杀没冤没仇人！”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革命气概！
《活人塘》里的共产党员刘根生，在战场上是：“我刘根生是在火线上参加党的，我要永久在火线上考验自己。”连续完成了几次最艰险的任务，累得回来一睡就迷糊了，但听说又有困难任务，他“心里一惊，坐起来：‘我去……’”插好手榴弹就走。而负伤被俘后，对敌人又是“昂起头，拍拍胸口说：‘好，你就对我这块戳一刀吧！’”被薛陆氏救出，党分配他留下，他机智地领导着胜利的斗争；但反拆房时不得已失败，他就“心里难过，检讨着：‘……是我的罪——没有组织领导斗争，缺乏核心骨干，中了孙在涛缓兵计的麻痹……’”以后，他更机警起来，在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的情况下，软磨硬斗，甚至武装行动，节节胜利。而最后自己亲自侦察情况，炸毁敌人弹药库，又是那样地沉着、镇静，勇往直前。
至于以自己的亲生骨肉，用替死来救活刘根生的英雄薛陆氏母女，仅以这个替死的行为，就足以表现她们的坚强了。薛陆氏对敌人进攻的回答是：“他要我肝花，我要他肚肠！”对支援前线是：“我家都去！”照顾伤员是正喂着一个的米汤，又去帮另一个大便。而在长期照顾刘根生的时候，有一回大凤子看见妈妈跟刘根生在门口搓麦，她“把眼一翻：‘都是好样儿的！不拖倒几个人不能拉倒！’”妈妈见她把刘根生“菜瓜了一顿，满脸火星直冒：‘大凤子……你看你跟疯狗一样，逢人咬人，那伢子又怎的你啊？’大凤子脸一红，掉回头，搂住刘根生：‘七月子，有多少人担心着你啊！你伤好了，我苦死也闭眼的！’”这难道是普通的照顾？或者是简单的儿女之情？这是亲切至极的感情，也是健康的感情。你看，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大凤子又是：“你把机枪架起来扫死我们吧！”并面对刺刀冲上去：“你戳死我！”
英雄的所以顽强，都是有根据的。薛陆氏对刘根生叹息过：“唉！苦根对苦根……”薛陆氏还想过：“新河集一条吃人的狗——孙在涛，他害死我家男人，霸占去我家田地、房屋十三年，共产党帮我夺回来，仇还未报，他又要回来……”薛陆氏又对伤员说过：“我家杀身大仇，靠你们替我报，我娘儿三个的性命，也靠你们保着……”杜大嫂也想过：“还乡团大队长如一回来，老百姓的命就没得了。”因而，“要活命，就要靠自己去拚出活路来。”同时，英雄们都牢记着党的教育，坚信着“新四军一定要回来”，并亲身体验到群众的力量和群众对自己的爱护，还看到了投降者被敌人杀害的可耻下场……对于觉悟了的人民，苦和仇恨就是力量，幸福生活的理想就是力量，党、人民军队和人民自己的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就是英雄们顽强的根据，也就是阶级的根据。因此，英雄们不仅顽强，而且异常敌友分明，甚至对叛徒，对一切可以争取的朋友，小说中都写出了英雄们明确的政策思想和策略的处理。
但英雄们又都是平常的人，并且各有各的不同的性格。杜大嫂有些泼辣，薛陆氏非常善良，她们在困难面前还曾多次地伤心，流泪、埋怨甚至求天求菩萨保佑；只是一到紧要关头，就立刻挺起胸来，决不妥协。大凤子也很平常，可她比老一辈更热情勇敢。刘根生一点也没有个人打算，可也不过是一个朴实勤劳勇敢的普通战斗英雄。
作品的语言也是好的。陈登科同志创造的，是朴素的形象的有独特的大众风格的群众语言，不论对话叙述描写甚至心理描写，都是这样。这里随便举几条。描写新河集的热闹：“从前十天四集，每逢一四七九街里街外的人，这头推那头晃，人头上接钱做买卖，老百姓到街上跑过三趟，上海大世界也不想去了。”但到孙在涛榨干了这里以后，“街上扔砖头也砸不到人，活像变成了死街”。再看：“凤姐，你看，中饭后天陡陡变的，满天黑洞洞，雷吼喝闪，妈妈怕下雨，现在刚到半夜，在乌云里的月亮，渐渐又发亮，明天太阳会出来的！我们这活人塘的天也快晴开了！”刘根生这段话，是单纯描写风景么？不！这简直把当时斗争的情景也鲜活地画出来了。还有：“一个共产党员，要在火里，枪里，烧不弯，打不折……”这多么有力量！这是刘根生说的，也正好烘托出了刘根生的性格。
从陈登科同志这两部充满力量的小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但这也决不是作者单凭才能所能达到的成就。劳动人民翻身以后对文化的要求是强烈的，陈登科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学习就一直是非常刻苦。一九四四年当工农通讯员，就曾受到报社表扬，一九四六年当记者，又受到华中宣教大会的表扬。而在写这两部小说前后，他发表过三百多篇新闻通讯和二十来篇文艺作品，短篇报告《铁骨头》并曾给当时的群众运动以很大的推动作用，建阳县还曾改编成淮戏到处演唱，效果很大。这当中，领导上一直重视他，始终帮助他学习，党的支部还指定过专人给他帮助，报社负责同志也经常帮他处理材料、改文章。同时，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始终没离开劳动人民，十年来几乎经常在战争的前线工作，当记者也是一边打游击一边采访，一九四七年并亲自在洪泽湖里坚持斗争，这使他有着极丰富的斗争生活。他写文艺的态度极其老实，第一篇散文是对一件经历过的事衷心感动了，就写了出来，当时他还并不知道那就叫文艺，人家说那是文艺，给他发表了，以后他才慢慢知道了文艺这件事；他还说过：他心里好像有无数的人民、战士，他们为着和平自由流血牺牲，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他如不写出来，就觉着对不起他们。从以上情形，对于陈登科同志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自己对我说的话：主要的，是党教育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毛主席文艺方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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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天津工人画集》和《工厂素描集》
蔡若虹
两年以来，无论是表现工人生活的美术创作或者是工人自己的美术习作，如大量发表在工厂壁报、工人读物上的工人业余创作，都获得了不少良好的成绩。阿英同志主编，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工厂素描集》和《天津工人画集》，可以作为说明这种成绩的一个例子。
《工厂素描集》是作者在了解工人生活中的素描习作，这里包括着工人的画像和工人的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的速写，这种习作是美术工作者在熟悉和描绘工人生活和工人形象的必经过程；虽然都是一些片断的画面，但从作者所选择的题材方面，可以看出是以表现工人阶级新的劳动态度为重点；作者在这里没有无目的地描写机器，没有强调工人特殊形象的猎奇观点，没有着重用光暗、气氛来弥补主要人物形象的欠缺的偏向；作者的学习态度是正确的，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学习态度之下，才能正确地刻划工人形象和不断地取得创作的源泉。如何将各种个别的形象集中起来，找出工人阶级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加以描绘，这是目前美术工作者的一件重要的任务。
《天津工人画集》则包括着二十个工人的习作，这些工人画家们分散在各个不同的生产单位，可是他们的作品却贯穿着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气概。他们的生产竞赛，他们的工具改进，他们的防止事故以及努力于发明创造的精神，也都是从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出发。他们比美术工作者更善于把握主题，因为作品中的主题正是他们生活中的主题。他们毫无拘束地运用表现形式，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还很少死板的教条来阻碍他们运用各种形式。
当然，专从表现技术上说，工人画家们的习作还处于萌芽状态，是比较幼稚的群众性的习作。然而就因为这些作品的具有群众性的缘故，我们绝对不能过低地估计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效果。因而在指导工人艺术活动方面，就不能专门是培养他们的技术，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大量的培养美术专家，所以技术的培养不是目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如何运用一定的技术来表现他们自己的灿烂生活。
发挥工人的美术才能，指导工人的美术创作，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反过来，美术工作者又可从工人的美术习作中吸收营养，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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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召开戏剧音乐创作工作会议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最近召开全军戏剧音乐创作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为了要明确创作思想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表现人民解放军新的人物的思想本质，深刻而有力地创造英雄人物的形象，创作与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业相称的作品。会上杜烽、胡可、赵学诗等就《为和平幸福而战》、《英雄的阵地》、《吃“鸡蛋”》三剧的创作修改经过，做了中心发言。张非就华北部队中抗美援朝的音乐创作做中心发言。
在讨论中，大家认识到只有加强理论学习，使作者的阶级观点明确，才能正确分析生活，正确掌握与表现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如《钢铁战士》歌剧，描写张排长不屈服的意志，是成功的，但没有同时表现他时时刻刻都在想法主动地打击敌人，这应该是英雄品质更重要的一面；演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时，把埋枪的场面处理得很低沉，没有强调这是改变斗争方式，在任何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都具备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和胜利的信心。
大家一致认为：深入部队丰富生活应该和自己的思想改造，统一起来。
会上进一步端正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批判了热中于写“落后转变”的偏向，即把许多正在克服中的极少部分的落后因素集中起来加以描写，不能正确分析产生这些因素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不能把所谓“落后分子”的阶级本质发掘和表现出来；不了解人民解放军不仅来自劳动人民，而且是劳动人民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只有正确地描写他们，才能正确地表现部队的本质，产生与人民解放军的面貌相称的作品。会后由张致祥副主任作结论，就如何表现新人物的思想本质——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本质，作了详尽的说明。
武汉市工人文艺宣传活动推动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武汉市的工人文艺宣传活动，推动了各工厂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并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宣传活动中，武汉各工厂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文艺作者和集体创作小组。现在全市各工厂已组织了有二百余人的六十三个工厂文艺小组；与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取得个别联系的有四百余人。已出版工人创作的小说、诗歌、秧歌、快板剧等文艺作品的小丛书达二十七种。这些文艺活动与工人的实际生活和每一政治运动都紧密地结合着。粤汉铁路武东工厂职员张秩平，以该厂工人们利用久已失修的废炉，制造出三吨重的汽锤座的事实作为题材，写成《汽锤座》小说，有力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喜爱。汉口码头搬运站工人李和恭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封建把头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罪行，写成《反封建把头》剧本，在码头上演出后，引起广大工人的共鸣。京汉铁路江岸机厂剧团的集体创作组写了《为了永远有幸福》、《她明白了》、《红旗》、《不可再忍》等十余个剧本，这些剧本在该厂演出后，有不少工人和工作小组加倍努力工作，成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小组。如工人刘清华看了《红旗》一剧后，便加紧钻研技术，利用废物制造成螺丝床，因而成为全市劳动模范之一。武汉市文联，为进一步提高与普及文艺工作，进一步贯彻文艺工作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特于三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召开了全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人文艺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并向全市文艺界提出了以一批新的创作来迎接今年“五一”的号召。
山东省运用宣传画推动抗美援朝运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所印制的抗美援朝的宣传画，很受到山东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的重视。他们把这些画有的分配到机关，作为对干部进行时事教育的参考材料；有的分配到区里由宣教干部掌握，利用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如组织学生宣传队，扭着秧歌把宣传画贴在木牌上，轮流到各地宣传；在集市上搭宣传棚，把宣传画放在棚里，由专人进行讲解。农村剧团并把宣传画带到了各地农村中去，在戏剧演出前，先让观众看画；也有的利用开群众大会的机会，把画拿来给群众看。总之，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宣传画与群众见面，这些画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般干部也都很喜爱这些画，拿它们当作学习或向群众进行宣传的材料。
西北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西北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宣传活动，使该区文艺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西北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以及民间艺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先后创作了近千首歌曲，数百种宣传画和许多快板、鼓词等。西安一地即有美术墙报二万帧以上。
在西安市文艺宣传中，演出了十余种不同形式的九十多个节目。这些节目的内容，百分之六十六是有关抗美援朝的，其余是宣传人民政府各种政策和歌颂农民翻身的。延安在春节中举办了美术展览会，展览品中有很多是当地农妇们所创作的抗美援朝的剪纸和窗花。
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参加土地改革
上海市文联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第四队，于四月初分赴上海郊区参加工作。工作地区是龙华的华村乡，高桥的凌桥乡，真茹的南翔江桥乡等。队员中有电影演员蒋天流、黄宗英、蒋君超，国画家余白墅，作家梁文若、何公超等。此外影剧协会熊佛西、张骏祥、王人美、黄晨、周伯勋、毛羽、林榛、崔超明等，也组织了土地改革访问团，分赴土地改革已完成的典型实验乡，访问没收、征收、分配了土地的区域，了解土地改革实行后的农村情况，并帮助当地村干部进行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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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的问题编辑同志：
读了《人民文艺》第八十八期读者来信栏内谷中凯的《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的意见后，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笼统。如果说秧歌队里不应使反动角色与劳动人民的角色同歌同舞，这是对的。谷中凯提出这个问题，是指摘北京中国建筑企业公司技工训练班秧歌队的，就我所知，青海有些地方也有类似情形；但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笼统地反对秧歌队中有敌人角色，应该首先从内容上去分析。西宁在今年春节演出的秧歌队中，大多数是有敌人角色的，如杜鲁门、蒋介石、马步芳等反动角色在秧歌队中出现时，前后或左右都有人民的武装押解着，用一种押送战犯的姿态来参加。这表示人民是胜利的，敌人在人民强大的力量下，将要受到制裁。这不正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吗？像这样出现在秧歌队中的敌人角色，为什么不应有呢？
我认为秧歌队中是否应有敌人角色，要看敌人角色在秧歌队中是怎样扮演来决定，不能笼统地，不分别内容地加以反对。
青海西宁 汪大明
编者按：《人民文艺》第八十八期（二月十八日）发表了谷中凯的《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的意见后，最近连续接到北京市读者牛永淑、戚巴里、王克善及青海读者龙文等同志来稿，对秧歌队中应否有敌人角色发表意见。这里，我们发表了汪大明同志的来信。我们认为秧歌舞一般适宜于表现群众集体的情绪，特别是欢乐的情绪。在秧歌剧中，可以表现较复杂的生活情节，可以表现一切阶级，一切人物，包括敌人的角色在内。而在秧歌舞或秧歌队中扮演敌人角色，当其共同扭跳，招摇过市的时候，事实上很难收到对敌人的仇视、蔑视与鄙视的效果，反而极容易使观众产生敌我不分或与敌同乐的印象。因此我们仍然同意谷中凯等同志的意见，在秧歌舞队中一般地不宜扮演敌人的角色，特别不宜和那样丑恶的形象一同扭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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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钳工
（转载自“天津工人画集”）
刘玉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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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纺织女工
（转载自“工厂素描集”）
田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