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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四百大学教授热烈参加抗美援朝宣传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在一辆从北京开往天津去的特别快车上。昏黄的灯光，迷漫的烟气，和着有节奏的车轮声，正催着旅客蒙眬入睡。突然，一个苍劲的声音，在车厢中响了起来：“我们是清华大学教师参观团，这次春假到天津参观工厂，趁便在车上向诸位说说抗美援朝……。”这声音震动了全车厢，马上躺下的人坐了起来，闭着的眼睛睁了开来，几十双欢迎而惊讶的眼光，一齐聚集在那一堆穿着灰制服的人身上。旅客们一面听着抗美援朝快板，一面彼此低低传语着：“大学教授也出来宣传抗美援朝啦！”
中国确是大变了，大学教授也走出课堂。同一时间内，在门头沟的煤矿底层，在北京的道济医院，在京郊几百个农村里，正有着四百位教授在为工人放映幻灯，和医师谈知识分子扫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问题，在听着农民的控诉而激增了自己抗美的情绪。去年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他们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小天地——书房里，用笔作为唯一的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武器。现在，他们已经坚决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教育工会的号召，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自觉态度，从书房走向工厂、矿山和农村，和阶级兄弟汇合在一起，大力宣传和推动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爱国运动了！
在年前教授下乡参加土地改革时，多少还带着一些“作客”心理；但在这次宣传中，他们都已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了。清华大学政治系于振鹏教授在风沙中走黑路到小队部去讨论工作。为了准备一个控诉会，北京大学化学系张龙翔教授到一个很远的自然村搜集情况。回到住宿地讨论后，他觉得那个村还有一个苦主非出来讲话不可。于是他又一个人再跑回那村去。为了准备在一个工商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清华大学物理系王竹溪教授便亲到税务局了解思想情况。回来后和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找材料写讲演稿。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搜集了当地材料，在两天内编写演出了“清明泪”，受到农民热烈的欢迎。在十四区，北京大学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一面给农民的孩子治疗麻疹和种牛痘，一面宣传抗美援朝。
留在学校的教授，在抗美援朝的宣传战线上，同样发挥着自己的一分力量。清华大学华罗庚教授在理发店里进行宣传。黄子卿教授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写了不同内容的十六封慰问信。李辑祥和严仁荫教授写信给他们在国外的朋友和学生，劝他们赶快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
正如天津机器厂的厂长在欢迎清华教师参观团时所说：“在旧社会除了少数统治者以外，是没有不被压迫的。反动派不仅压迫无产阶级，也压迫有知识的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的曹国惠教授，就在同一个会上诉苦：“在旧社会四十多年，一直受反动派的压迫欺蒙，对政治很灰心很麻痹。”解放以后，他们之中许多人，还只是从书本来看外面改变了的世界，总似乎隔了一层。因此，曹国惠教授一面也看到一个新的国家站起来了，坚决送女儿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一面又总认为业务和抗美援朝政治工作是有矛盾的。等到他这次参加了清华大学教师参观团，在列车上、在公共汽车、电车上，在参观的工厂中宣传抗美援朝后，无例外地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时，那塞在他胸中一团乱麻似的矛盾，自然在他自己的、以及群众感染给他的政治热情中溶解了。“我付出了一点时间与精力，可是我得到的更多；只有提高了政治认识，业务才可以搞得更好。”这是曹教授也是这次参加春假宣传的许多教授的结论。北京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们，下乡以后更深刻体会到中央卫生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以及“大批培养中级医务干部”方针的正确性，这就可以保证他们今后在医学教育事业中将更自觉地发挥作用。
教育者同时受教育，这在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是特别显明的。华北大学工学院的李寿同教授看到农村的新气象——许多农民紧张地准备春耕，许多农民快乐地在修盖房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了群众的力量，增加了新中国建设的信心。清华大学的于振鹏教授结识了渔民王大爷。王大爷会唱莲花落，于教授立刻想到回校后要买新唱本送给他去进行宣传。物理系的余瑞璜教授从道济医院宣传回来，一种政治责任感推动着他写信给医院的两个医生，希望他们积极推动医院中的政治学习。北京大学医学院地质系的教授则订立了这样的爱国公约：今后到野外实习去，要经常做政治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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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五一”大示威 山西全省订出抗美援朝计划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本报特约记者 吴象
中共山西省委在三月底颁布“迎接‘五一’大示威，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决定和计划以后，山西省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全省从上到下普遍订出了普及计划，改变了过去枝枝节节的作法。因此，过去运动中那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已开始转变，使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让每一处每一人都要受到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号召，有了实现的保证。
订计划是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的重要步骤。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首先以自己的计划，向全省作了示范。紧接着在四月上旬，榆次、长治、运城、忻县、兴县、临汾六个专区九十二个县的党委，都先后依据省委的计划和当地情况，订出了各自的具体计划。在党委的推动影响之下，各企业、各级人民团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抗美援朝会等，也大部订了计划。山西日报最近还收到太原市工商联合会筹委会、昔阳工商联合会、太原中学、国民师范、太原师范附小、太原机器厂业余学校、昔阳第五高小、天主教明原学校教职员、平遥粮食支公司、土产公司业务科、太原第一文化馆、盂县文化馆、壶关文化馆、壶关五区、榆社四区、榆社大寨模范村、昔阳南关街俱乐部等以及许多报告员、宣传员个人的具体计划。订计划范围之广泛，时间之迅速，超过了过去任何的运动。事实证明：订计划时，领导者必须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了解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还有那些糊涂认识。不如此就无法确定普及运动的具体步骤，而了解这些情况，则是指导运动向正常发展的决定一环。榆次地委分别对运动比较深入的、开始深入的和落后的三种不同的地区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方针、作法，集中力量多派干部帮助落后地区开展工作。忻县地委严格批判了认为“向群众宣传与工作有矛盾”、“宣传、喊口号、贴标语、游行示威、签名投票没有作用”等错误观点。长治县委通过检查发现过去抗美援朝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和实际工作结合不起来，在计划中便确定每个区在四月二十日以前要深入一两个村创造典型，然后加以推广。
太原四区区委宣传部深入典型帮助观门前村订计划时，发现该村干部、党员、团员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内容是什么，知道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也只有四个人。因此，这次订计划，对全省抗美援朝运动不仅是个大推动，而且是个大检查；不仅使各级干部进一步明确认识抗美援朝运动是一切工作的动力，而且也找到了这个运动的薄弱之处和怎样去普及深入。经济部门过去对政治一般是比较忽视的，这次也动起来了，有的已自动订了具体计划。但是整个说来，经济部门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没有形成一系列完整的计划。
各地的计划都强调了干部、党员、团员的骨干作用，坚决保证完成省委的要求，真正使全省五万区以上干部、二十八万党员、十八万团员，做到除了自己积极参加，并至少向十个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带领他们参加“五一”示威游行。对于如何动员一切宣传力量，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许多计划中提出了具体办法：不少县都计划召开报告员、宣传员的专门会议，具体分配以活动的地点、次数和宣传的人数，然后训练群众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建立宣传网。太原市一区计划由区委和公安分局负责把全部户籍员集中训练一次，通过他们把宣传普及到偏僻的小巷和每一户。邮电工会山西区委会计划在四月份开展每个邮工发展一份报、宣传十个人的竞赛，把每个邮工都变成宣传员，向投递邮件的偏僻山庄和收件人进行宣传。榆社大寨模范村的计划中，提出对全村四十九个年纪大和孩子多的妇女，要指定专人进行宣传，启发其政治热情。土产公司业务科因为缺少专门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机会，便计划利用下办公时间和群众交易当中进行宣传，保证每人至少宣传十个人。昔阳计划组织五个庙会，庙会上除交流物资、农具、牲畜外，还准备用秧歌、快板、戏曲、讲座、展览、幻灯、播音机等集中进行宣传。但是也有些县却没有注意运用积极分子去发动中间及落后的群众，只是千篇一律地套用省委的计划，要求全县多少干部、多少党员、多少团员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每人宣传十个人，参加签名投票的人要达到百分之几等，至于如何达到，却没有想更多的具体的办法。
计划要订得正确、具体，必须先对过去的运动进行检查。计划的贯彻执行，更必须不断地及时地进行检查。许多计划都具体规定了检查办法：忻县地委计划直接帮助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订出计划，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各地下乡的干部，都负担了检查当地执行计划情况的任务，有些县更抽调干部组成检查团或小组，分别选择重点进行检查。兴县地委统一计划组织专区、县两级机关大批干部下乡检查帮助执行计划，平均每个行政村可有两个干部。
山西日报在十八日又发表了社论，号召全省加紧检查抗美援朝计划的执行情况，纠正偏差，交流经验，补充具体办法，使每个计划都能百分之百地实现，使全省一千一百万人民，都站到抗美援朝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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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锦州市一个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调查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
锦州阜康街包括阜康、三保两个自然街，五十八个行政组，一千五百二十四户，七千零九十八人，其中六岁以下的孩子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头约占二千人；机关、公营企业职员店员及学生、教员等有组织的群众占一千四百人；一般居民约有三千七百人；党员五名，全是街道委员，党支部书记是战勤委员会主任；一所夜校，新近扩充学员达一百零七人；街道宣传员九名；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三百人；妇女联合会委员七名。街道群众组织都很健全，有专人负责。居民当中多从事商业、私营铁工业、木业、小贩、马车夫、三轮车夫等，大都是靠劳动为生。文盲占居民半数，过去宣传工作没有基础，开会时群众不大爱来。
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开始时，首先由战勤委员会主任召集街道委员、派出所长、中苏友好协会、妇女联合会、各街道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共二十名，成立筹委会，提出计划和目的：“通过诉苦会，激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在群众爱国热情的基础上订立爱国公约”。具体步骤为，先召开小组长联席会，传达运动的意义，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并当场进行诉苦，提高小组长的认识，和方式方法上的体会，然后分片，以三、四个组为单位，举行小型诉苦会。紧接着再召开小组座谈会，把群众的仇恨引导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并使之化为实际行动，酝酿订立爱国公约。在领导方法上：筹委会内部明确分工负责，和机关宣传员密切联系，会前会后碰头，研讨工作办法和偏差，遇有大的问题则开检讨会。
从三月三日到三月底，共计开过十九次控诉会，参加的人数共达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参加控诉的有五百三十三人，控诉材料中有二十件人命案，其中两件比较突出的材料已画成连环画，向群众进行宣传。小组座谈会前后开过三十五次，参加人数为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尚有二十一个组未开完，凡是已经开过会的组，大抵都提出了订立爱国公约的初步条件。此外，为了消灭死角，专门召开了四次“特别会”，吸收了那些经常不参加任何会的人，共一百三十八人，进行宣传教育。在干部中间开了四次大型检讨会，解决了干部对运动的认识和一些方式方法上的问题。
总计阜康街在二十八天内召开了五十八次会，平均每天有两个会，每个组都开过两次会以上。参加会的总人数达二千九百二十三人，占可能参加开会的人口百分之八十（这里面有些人是重复的）。
经调查了解在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发现以下问题：
一、街道干部很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群众接受的程度，一般的都是搞宣传，不问效果，所以，当检查工作问到效果时，不是含糊其词，就是扩大其词，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阜康街在二十八天内开了五十八个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会，还有五分之一的群众不知道武装日本是什么回事。
二、中年妇女认识最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一般家庭都是男人在外边作小买卖，妇女经营家务、洗衣、作饭、带孩子，没有闲工夫，所以开会多半是男人去，或是老人小孩去，她们很少有参加会的机会，实际在各种会上也看到，中年妇女占最少数。（二）开会的人回来，十有七、八不作传达，老人小孩开会一般的都是记不全，当家的男人觉得这个事用不着告诉老娘们知道。因之她们受到的宣传教育最少，几乎没有。
三、有的老大娘对时事认识较清楚，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经常参加开会，另一种是自己的儿子、孙子念中学或小学，或者是当干部，经常向他们宣传的结果。我们应该重视学生、干部这股宣传力量，而且应该对他们加强领导，使它成为经常的重要宣传方式之一。
四、大多数老百姓爱听时事，也希望知道国家大事，但他们反映：“听人家讲的时候，心里也像挺明白，但过后就忘了。”这固然说明了宣传是长期的思想教育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全收效的事，但也说明我们的讲话和群众的生活结合的不够，或者是脱离了群众的生活而进行宣传，因之留给群众的印象不深。
在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他们组织了筹委会（或者叫宣传委员会更恰当些），统一计划和领导这一宣传工作，有一定的目的和步骤，又规定了制度（如碰头会、检讨会），组织力量，使各街道委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有目的有步骤地使运动能逐级深入，不是盲目乱搞。因为有一定的制度，使他们改进了工作方法，如通过检讨会纠正了“谁先诉完谁先走”的偏向，以及个别干部认为宣传一定影响工作的想法。另外，在碰头会上随时研讨工作，使工作减少了偏差，并且每次会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便于检查、统计和总结。阜康街在宣传工作中经常注意到不参加会的一些人，除了召开“特别会”以外，比如今天某某没有参加本组召开的会，明天还请他去参加别组的会，因之从前开会的出席率平均每组只不过十二、三人，后来平均达到每组二十人。和机关宣传员的密切联系，使得阜康街的宣传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机关宣传员并不是等街道委员把群众召集好，前去一讲了事，而是和街道委员在一起，认真研讨工作的方法、方式。宣传员道理懂得多，街道干部熟悉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把会开好。阜康街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小组长动员召集群众，街道干部亲临帮助掌握会场，开诉苦会，先由宣传员讲解一下目前形势，然后座谈，再由积极分子带头诉苦（事先找好对象，有苦可诉者），诉苦完了后，再由宣传员讲解一番，主要是把仇恨引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因此加强了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但是，从阜康街参加诉苦会的总人数和诉苦人数的比例上看，约占二分之一，平均每次会上有二十八个人诉苦，可以想像不是有重点的诉苦，多少有点“硬挤苦”的偏向，这是因为干部在思想里对诉苦会的认识不够明确，以诉苦人数多为满足，因之就没能在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诉苦之后，群众情绪最高昂的时候，把会议中心转到仇恨美帝国主义和贯彻到实际行动上去。其次，宣传方式很简单，只是开会，会开得很多，进展很慢，先是普遍召开了诉苦会，然后又觉得不足，又从头召开了座谈会，酝酿实际行动，订立爱国公约，没有进行重点的诉苦和趁热打铁订立爱国公约，减低了宣传效果。宣传员或者干部讲话，没有重点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时间长，因此影响了群众的情绪，给群众的印象不深，这就是群众所反映的：“当时听着像是很明白，可过后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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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吴克斋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词全国同胞和天主教教友们：
今天我预备和大家谈谈天主教的革新和在天主教徒中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及反对武装日本的投票运动问题。大家知道的比我丰富，我愿追随在大家之后努力以实际行动做好工作，进一步兴起我们热爱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高潮。
我们中国是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了。随着国家的强大，天主教在中国才有条件来洗净过去的污点，才有机会来使全国三百五十万天主教友进入广大人民的行列，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祖国。大家要认清楚，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大炮把大批外国传教士送入我国，一百多年来，天主教就一直是帝国主义利用为侵略我国的一个重要工具。他们以武力侵略我国，强迫我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主权，欺压我国人民，特别是奴化毒害我国教友的思想，使之忘掉祖国，崇拜外洋，分不清那是天主的教义，那是帝国主义的毒药，甚而模糊了“神权”与“人权”的界限，听任他们奴役宰割而不自知。
翻开中国近百年史，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在中国的所谓传教事业从一开始便和他们政府的对华侵略，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不平等条约上明文记载着“传教特权”的条款，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而这些不平等条约有许多又是所谓“中国通”的传教士参与其事，阴谋策划的。教士们在中国霸占田产，包揽诉讼，欺压百姓，干涉内政，真是气焰万丈，无所不为。一八六○年满清政府与法国增订条约，当时当翻译的法国教士竟私添了“准法国宣教师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清政府昏愦糊涂，签字承认。一八六七年法国洪主教移行四川省官员，铸用关防开用。一八六八年贵州主教胡傅理竟送给清朝“保送道员”的照会。一八九九年北京法国主教范国翰与满清总理衙门订立待遇教士的办法，把“主教与督抚平行，管堂暨总司铎与司道平行，司铎与府县平行”，中国官吏要按照司铎的等级分别答拜。山东传教士也有以一省最高长官自居，自称巡抚的。这种“铸用关防”，“保送道员”，“自称巡抚”的狂妄态度，不是把中国完全看成了殖民地是什么？中法条约以后，依照还堂的规定，外国教士，到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一时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广东……，各地都发生过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产的事件。他们的方法很多，如法国教士在淮安强买民房，英国教士在福州乌木山圈占公地，美国教士在登州强租民房。长占了房地以后，既不过割，又不输粮，把田赋完全转嫁到农民身上。一八六九年四川外籍神甫覃辅臣屠杀中国人民赵永林等二百余人，末了一走了事。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发生时，广西法国教堂公然勾引匪徒，进行特务活动。实质上，教堂已经成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百余年来，无数血泪斑斑的事迹，以上所举，不及万一，我们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是永远也不应该和不能忘记的。
中国广大人民已经认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侵略，而外国教士就是侵略的先锋。因此各地相继发生教案，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到处“杀教士，毁教堂”，正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反侵略运动。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年这六十多年间，全国各地发生教案不下六十几起，其中重大的如一八五六年的广西教案，成为英法联军组织的借口，强迫签订天津条约。一八九七年的山东巨野教案，成为德国租借胶澳的理由。一八六八年台湾教案，一八六九年西阳教案，一八九一年宜昌教案，一八九五年成都教案，都有英、美、法等国兵舰任意在我国内河内海横行，并登陆演习示威。这些教案中直接死伤的中国人民有一千五百人，间接死伤的无法统计，清庭赔偿和抚恤耗去库银一百八十多万两，而直接的圈地和勒索尚不在内。教案中最大的是一八七○年的天津教案，起因是法国仁慈堂迷拐男女，埋葬幼孩，引起人民公愤，要求入堂检查。这一次反帝斗争，纯粹是一个群众运动，但刽子手曾国藩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竟把冯瘸子等二十人杀死，王五等二十五人发配充军，结果全国人民都同声叫曾国藩为卖国贼，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了。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终于在国人皆曰可杀声中死去。
经过了百余年来的英勇斗争，今天我们终于解放了，特别二年来无论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都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了巩固和扩大我们祖国的胜利，为了保障我们已经获得的幸福的生活，我们绝不能容许帝国主义再在我国享有一切特权，更不能容许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方面继续进行对我国的侵略。天津张济众神父在这次参加革新运动中曾说：“如果中国人在从前都奉了天主教的话，帝国主义可以不用丝毫力量，就将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真是切身惨痛经验的真切流露。抗日战争期间，国际间谍雷振远神父，在河北安国县约翰兄弟会成立了特务组织，借医治伤兵为名，刺探情报。一九三八年雷氏到汉口见蒋匪介石，受命组织了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广招教徒，经四川、陕西到晋南（山西南部），专搞特务活动。
解放战争期中，他们更加紧了特务活动。一九四七年冀中我公安机关破获的献县张家庄间谍案，主犯尚建勋私设秘密电台，与美国驻天津情报人员毛德联系，报告解放区的各种机密情报，并勾引蒋介石匪帮进攻解放区。
至于有名的特务头子战犯于斌，得过意大利法西斯匪帮的政治学博士，这个美国奴才在蒋匪介石进行十年反人民内战时，就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结束后，于斌在南京创立“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企图在全国一百三十个教区中成立分会，使全国天主教都为美国势力所把持。
今年二月在天津又破获了“公教报国团”和“民众建国协进会”的案子，是特务雷振远奉蒋匪特务头子戴笠召见后，与匪保密局特务、天主教徒刁化仁等于一九四六年组成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在华北五省二市都有分团，每个分团及其下的组织都有指导司铎。“公教报国团”专门为美、蒋匪帮搜集解放区情报，并进行暗杀，“策反”工作。此外最近天津公安局接受津沽大学师生及天主教友要求，逮捕了该校副校长卜相贤，工学院长鲍翊华，商学院长房如晦三外籍神甫。他们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私藏电台，与敌通报，直接受美国特务毛德指挥，进行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曾污蔑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为“叛教”，“下地狱”，他们一贯散布天主教是“超政治”“超国际”，“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自无所谓割断联系”等欺人谎言，现在一切都揭穿了。他们既没有“超”破坏中国的政治，也没有“超”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政治。他们以天主的幌子干间谍的勾当，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可耻的了。
话已讲得不少，诸如此类说不清道不完的丑事，那一样不是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的铁证呢？因此，全国各地爱国爱教的教友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天主教必须革新，换句话说，天主教在中国如果打算继续传下去，首先要铲除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并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更进一步地使教友们从思想上肃清帝国主义所留下的一切毒素。不然的话，全国广大人民也不会谅解我们的。今天继续容许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侵略，那就直接危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今天天主教的革新已不单纯是教内问题，而是天主教的教友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斩断与帝国主义联系的社会问题了。
事实摆在面前，革新对教对人民都有利，反之，就要危害国家危害天主教本身，危害每个教友，神长。那么我们应该走那条路呢？无疑的大家都愿意与全国人民一道站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里。也正是有了这个要求，我们教内爱国人士才发起了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自从四川、江西等地的爱国主教、神长、教友们发表革新宣言后，跟着全国各地响应的截至现在已有六十几处，展开了风起云涌的革新运动。这说明了革新运动是代表广大教友愿望的，不少教友已经觉悟了。这个伟大的正义的运动，一定会取得全国教友的拥护，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天津市教友们自然也认识到这个运动伟大的意义，所以在今年一月十三日发出了革新宣言，经过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剧烈斗争，革新运动已经得到了赵振亚副主教和回如愚、李德培、张济众、杨让、王思贤、李辅庭、刘志伊等各位神长及各堂口的会长的赞助，以及广大教友和市民的支援。现在，在革新宣言上签名的已有一万五千余名。革新运动获得了初步的成就。
为了巩固我们的成就，作好今后的工作，我们在今年四月七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我们总结了三个月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工作方针，通过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促进会章程，选举了促进会的委员，并宣誓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开会以后，其他各地的许多教会，教友们，给我们来信和电报表示支持与鼓励，愿意和我们共同携手奋斗。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关怀。在运动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因为我们是正义的事业，有一切教友支援我们，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而无敌的，我们有了中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无往而不胜利，我相信，我们定会得到更大的成就。
最近天津各处教友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大、小型的座谈会，还要继续召开。我们解放了，让教友们干干净净吐吐压在心底多少年来的苦水吧，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的面目吧！和他们算算总账，我们决心要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反共走狗驱逐出去！我们决心要把帝国主义所沾污的圣教拯救过来，我们决心要把自立革新运动进行到底！
本月二十二日我们准备举行天津天主教抗美援朝大游行。让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其次，我准备谈谈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坚决反对武装日本的问题。
三月十四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通告，号召全国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四月五日又发表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武装日本投票的通知。
自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来，我全国人民，一切阶层，不分职业，不分信仰，都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来。几个月来，已经收到很大成效。它的影响是如此深巨，经过了这个运动的教育，全国人民的觉悟都普遍提高了一步，大大改变了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形成的自卑心理，发扬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美援朝工作是目前也是今后相当时期内我们国家内最重大的工作，当然也是我们天主教教友的最重大的工作。别的阶层人民应该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因为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最深，同时在我们宗教界内比起别的阶层运动还不够开展，因此深入与普及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更其必要和更其责任重大了。怎样在天主教内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呢？就是加强我们的学习，加强我们的宣传，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的罪恶，进一步推进革新运动，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影响。
抗美援朝另一件具体工作，就是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和投票反对武装日本。这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具体行动。这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我们是耶稣的勇兵，我们应该站到最前列。
中国人民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最深最多。从马关条约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是数不清、数不尽的。仅仅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就牺牲了一千万以上，损失了一千万亿人民币以上的财产。血海深仇，永世难忘，中国人民能甘心让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吗？
因为我们长期过着牛马的苦难日子，今天胜利了，我们更懂得和平的珍贵，更懂得和平的重要。耶稣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应该留心去做。”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需要和平，反对战争，我们天主教人士就应该和他们一齐参加签名，参加投票，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天天都祈祷和平，今天正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履行天主耶稣爱人救世真精神的时候。
做好这一工作，还需要许多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尤其是我们天主教内部，帝国主义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将继续破坏，他们还要作困兽斗，所以我们天主教教友应该特别努力，特别提高警惕。全体的中国神长们、教友们团结一致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和全世界人民在一起，世界和平一定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胜利，天主教的革新也一定胜利！
我们天津天主教革新促进会全体教友愿与全国各地教友奋起力行，互励互勉，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广扬圣教，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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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旺庄抗旱种棉
周学孟 书
孟晓梦 编
（十六）第二天，王山互助组的老乡们一到地里，就碰上靠天等雨的房洛义，也在豁干购湿。他看到他们用小棍、水壶浇水保苗，心里很佩服他们能想办法。
（十七）棉苗浇水之后，长得非常茂盛。王山高兴地锄了两遍苗，但是因为天气冷热不定，怕棉苗有损伤，苗儿留得还很密。
（十八）下半月来了两场小雨，王山才定了苗，跟着施棉籽饼，上追肥。二大娘瞧见说：“棉花那有上壮肥的道理，人发疯，棉花也发疯了！”
（十九）上过追肥之后，王山又用烟叶水连治了两次棉蚜。棉花长得很壮。房洛义走来说：“棵儿离得太远，恐怕要发瘟（长枝不结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