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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旺庄抗旱种棉
周学梦画
孟晓梦编
编者按：这是农业部农业电影社画的一套连环画。这套连环画的内容是提倡在天旱的情况下，发动农民改良工具，不误农时地播种棉花；并结合种棉过程中的其他技术，使棉花的产量增加。目前河北等地正在布置抗旱种棉。因此，我们特别刊载这套连环画，目的是供给领导植棉的同志们参考，给农民们以技术上的帮助。连环画共二十六幅，分七天登完。
河北省南宫县，有个东旺庄。这个庄里的农民，这几年种棉花获利很大，生产情绪更加高涨。去年地一解冻，王山领导的互助组，就开始整地。
可是一直到了“谷雨”，还是天旱无雨，不能耩播（用耧播种的意思）。村里的人，都很发愁，但是想不出办法来。
政府这时候号召“组织起来，抗旱点种”，克服困难。老农房洛义却说：“‘点种’费工费力，还是等雨吧！”有的人听了这话，就泄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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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对于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建立宣传网决定的检讨
中共河北新城县委会
我们县委对于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抱着一种错误的态度，以致这一决定，未能在我县实现。
本来在河北省委一月底宣传会议后，恰逢春节，正是建立宣传网的有利时机。但是我们县委却错误地认为工作忙、会议多没有办法进行。直到二月十三日，县委书记张欣同志才传达这一决定及河北省委半年建立宣传网的计划。以后虽然确定由县委宣传部长李克同志负责起草“县委建立宣传网的计划”。但当将计划拿到县委会上讨论通过时，八个县委委员就有三个没有参加。会议除对建立宣传网的时间与要求作了较慎重的研究外，对于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方法、步骤，均未作出详细的研究。县委给各区布置时，也只是在全县讨论春耕生产与镇压反革命的会议上，将计划照样作了传达。在讨论时只是几个区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结合整顿支部工作发表了一次意见，各区区委书记均未参加讨论。在党员集训班上传达这一决定时，一些区干部表示不愿意听，县委对此种错误态度也未进行批评与教育，只是草率地传达一下，就算了事。
由于我们县委没有将中央建立宣传网的精神贯彻下去，结果建立宣传网的计划完全破产。原来计划在三月上旬，各区结合整顿支部工作，完成建立宣传网的重点示范工作。后来中心工作变为镇压反革命时，关于建立宣传网的问题，县委也没有重新布置，绝大多数区委也没有研究。结果除四区在辛立庄建立了十四个宣传员以外，其他区均未建立。有的区委甚至根本没有将县委的决定在区干部中进行传达，有的区委则传达得很简单。一区一个区委委员说：“干部这样少，又要建立宣传网，当干部又叫当宣传员，这除非积极分子多的村子才能作到！”也有不少县委委员认为：“工作这样多，反正作了这个就作不了那个”，“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这些人把宣传工作和中心工作严重地对立起来。在这个错误思想支配下，我们县委在研究关于建立报告员的问题时，也就不根据中央规定的条件，而错误地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待遇。这样，我们所决定的二十三个报告员，其中至少有十个是不够报告员条件的。在设立宣传员时，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在六十个支部里建立了一百零七名宣传员，据平常所了解，其中即有五个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以上情况，我们县委直到三月中旬才感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才派县委副宣传部长许文荣等下去配合一、二区区委检查建立宣传网工作。现在，除五区在北领建立了宣传网外，二、六区仍无音讯。原定在三月份，每区要有五至八个村建立宣传网的计划，又一次流产。
我们检查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县委没有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的精神；对河北省委半年建立宣传网的计划，也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同时我们仍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二区有个区委委员谎报该区马河村已建立了宣传员，县委宣传部并未作详细了解，就盲目地向地委汇报了这一成绩。实际上马河村连个读报组都未建立起来；所谓宣传员也仅仅是个别干部与群众谈过几次话，实际上并未形成组织。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对今后建立宣传网工作，提出以下改进意见：（一）要发动全县党员干部，对中央决定及有关文件，进行认真地研究与学习。县委并召开会议，检讨已往错误，作出具体执行计划。我们要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全体党员中去，使大家真正从思想上来认识建立宣传网工作的重大意义。未完成建立重点村的区，区委会必须亲自动手搞好示范村，创造经验推动一般村。（二）在当前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春耕植棉、春工治河等运动中，发现积极分子，逐渐培养成为宣传员。（三）为防止发展宣传员工作中的重量不重质、滥竽充数的形式主义偏向和单纯任务观点，要好好学习与掌握中央及省委建立宣传网的方针。对在训练班中发展的宣传员，要结合当前的宣传任务，进行认真的审查，够条件者正式确定为宣传员，并加强领导。对暂时不够条件的宣传员，应逐步培养成为宣传员。在建立宣传网工作中，真正作到建立一个即巩固一个，并使其发生作用。但也要防止束手束脚的关门主义偏向。（四）各区要在最近举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宣传员。各区委要配备适当干部去领导这一训练工作。我们要求一、二、三区在四月份着重巩固集训时建立的宣传员，对他们加强组织领导，使之在宣传中发挥作用，并在巩固中继续培养与发展新的宣传员；四、五、六区争取完成三月份的计划，每区要在五至八个村建立宣传网，并尽量超过。为实现上述计划，除各县委委员具体帮助区委进行外，县委宣传部要大力掌握这一工作。（五）县、区各机关党员干部要重新学习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在当前各种工作中积极行动，争取当个宣传员或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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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绥公安局接受群众要求
逮捕帝国主义分子葛维德
归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受盛兴小学（天主教学校，现改为十五完全小学）全体教职员（均系教徒）的控诉和要求，在三月二十日逮捕了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葛维德（比籍）。
日寇侵占期间，葛维德就已经和日寇勾结，披着“传教士”的外衣，在武川积极进行亲日宣传，到处污蔑八路军，并勾引当时尚在抗日的十九区自卫军十三团团长吉普福，率部叛变，投降了日寇。一九四一年葛维德又将教堂内的十支大枪，供给盘据三元井一带之伪五合乡保甲团，以屠杀当地的抗日军民。一九四五年八月，葛维德到凉城新堂天主堂任“司铎”，与该堂汉奸神甫王在镐（日寇统治时期王逆当过伪县公署行政委员、宣抚班长、招待股长，并公开架设无线电台，直接与大同日本特务机关联系。日寇投降，国民党匪军第一次窃据新堂后，王逆又当了防共自卫团参谋长）狼狈为奸，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新堂获得第一次解放时，教堂内隐藏了大批军用品及敌伪物资，当时我军提出此事，并保证：只要如数交出，绝不侵犯教堂及个人。葛维德和汉奸王在镐一再狡赖，死不承认。后经两次检查，共从堂内搜出老毛瑟大枪十七支，捷克式马枪两支，三○四号及枪牌手枪各一支，手榴弹三十颗，地雷一颗，子弹一千多发，伪凉城县公署关防一颗和不少敌伪物资。一九四六年四月，又从葛犯住的院内查出步枪子弹一千二百四十七发，迫击炮弹一颗，手榴弹四十九颗，日本刺刀八把，手铐一付及军服六件，和无线电台一部。同年八月，当地农民教徒依法向天主堂进行减租时，叫他交出枪支，葛维德不但百般狡赖，还威胁大家说：“搜不出来怎办？”直至群众将三号手枪一支，子弹十一粒，老毛瑟大枪五支（旧堂搜出来的）及伪凉城警务科秘密文件六十四份，都放在面前，他看见抵赖不过，才向政府及群众承认错误，签字具结，并在当时的绥蒙日报上声明：“对政府不老实，不尊重”（原声明载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绥蒙日报）。当时我政府宽大为怀，仅处葛犯以一部罚金，了结此事。
我军主动撤出凉城后，葛犯更变本加厉，勾结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恶霸地主向农民教徒进行疯狂的倒算。有一次他把三百多农民教徒关在教堂大伙房内两天不给吃饭，并亲自拷打。王根生、李玉环、刘二、董良、王树娃、邢树林等六人，曾被迫交给葛犯六条牛。农民王二怕得带病逃走，又被葛犯派爪牙抓回来，送到反动政府。不久，王二就死了。最后，葛维德还把王二的老婆和长子吊起毒打，几乎打死。新堂南街王钱换，在减租中分了五斗莜麦，葛犯非要两石不成，结果王被迫上吊自杀。葛犯将旧堂李三小的家产全部没收，并以刺刀威吓，使李三小不久得病身亡。据初步统计，葛犯在“倒算”中共掠夺了农民的粮食两千多石，牲畜一百余头，及布匹、衣物等无数。
葛维德在凉城教堂内，以“司铎”地位，还虐待死了大批中国儿童；利用宗教特权诱奸中国女教徒。新堂“婴儿院”里的孩子们，因为得不到好营养，只叫残废人看管，好多被折磨死，有的是被葛维德卖了（一个孩子三石莜麦）。葛犯曾雇人成担地往外送婴儿尸体。凉城群众叫“婴儿院”是阎王殿。
一九四八年我军解放凉城后，葛维德逃来归绥，在新城天主堂任“主任司铎”，兼盛兴小学董事会的董事长。他勾结了特务白祥等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组织反革命“地下军”，准备在解放后进行破坏。绥远全境解放后，葛犯积极进行造谣惑众、破坏我各种工作、刺探我机关情况、搜集情报等反革命活动。去年三月间，葛犯曾散布“三次世界大战在五月爆发”等谣言。归绥市各学校开始建立青年团和少年儿童队时，葛犯威胁各学校教徒学生说：“谁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或儿童队，就要开除谁教籍。”去年秋季归绥市不少教徒青年志愿报名赴朝参战时，葛犯从多方进行破坏，对已报名的教徒青年说：“你们应该装病或请假不去，再不成，就在路上想法子逃跑，不管跑到什么地方教堂内，只要一提我葛维德，你就可以吃得开。”去年六月间，葛犯曾指责为其所欺骗利用的一些教徒反映外界情况太少，并命令他们以后多给他搜集情报。葛犯曾分别拉拢归绥市公安五分局警察及归绥市邮局职员，刺探我方情况。去年十月二十九日，葛犯曾与活动于武东武合乡一带的特务刘美虎在堂内秘密商量组织反动武装问题。
葛维德一手操纵了盛兴小学的教育与经济主权，别人是不能过问的。他经常侮辱打骂教职员和学生，有的学生还被打了晕过去。
今春以来，全校教职员已逐渐认清了葛维德是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在二月份联名写书面控诉，要求政府将葛犯逮捕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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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
召开天主教徒反帝爱国控诉大会
吴克斋等以具体事实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国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于十五日召开天津市天主教徒反帝爱国控诉大会，到全市各天主教堂教徒五百余人。不少年近古稀的老教徒，也参加了大会。会上有吴克斋、梁俊栋、佟德义等十三人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
会议开始，大会主席、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吴克斋报告开会意义。他说：“这个控诉会的召开，是因为许多教友群众要求把过去受到帝国主义的欺骗、蒙蔽以及被利用的事实控诉出来，让大家认清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的真面目，进而洗清思想中的帝国主义残余毒素，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聂国屏、申庆余等在会上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间谍特务活动。聂国屏首先控诉国际间谍、比利时神甫雷震远利用天主教名义，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民众自卫团”及“民众建国协进会”，进行间谍特务活动，危害祖国人民的罪恶事实。他说：“公教青年报国团”是雷震远被蒋匪特务头子戴笠召见后，与匪保密局特务、天主教徒刁化仁等奉命于一九四六年组成的，直属匪保密局领导，内部成员全是天主教神甫及教徒。“公教青年报国团”专门为美蒋匪帮搜集解放区情报，并进行暗杀和“策反”工作。在石家庄破获的“公教青年报国团”案主犯吴雅阁神甫，就曾利用教会，发展特务，指挥匪机轰炸解放区并企图谋刺我人民领袖。雷震远又利用天主教徒组织了“民众自卫团”，有三、四百人参加，由神甫领导，把教徒都编成小队，与国民党特务联系，称为“八一三”部队，企图破坏解放区，供给美蒋情报。雷震远组织的“民众建国协进会”，则是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个外围组织。已被人民政府逮捕的特务分子金玉培，就是“公教青年报国团地下工作总队平津区队”队长和“民众建国协进会”秘书。聂国屏控诉至此，激怒地说：“我们教友真是感到痛心，这些特务竟用神权，把特务组织说成是天主教内的事。如果我们不坚决割断天主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我们就洗不清这些加在天主教上的污点。”
已被破获的天津天主教内特务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郜杰三说：“一九四七年夏，雷震远指示金玉培来天津市建立‘民众建国协进会’。金先到津沽大学找校长刘乃仁神甫（国民党特务，已逃台湾）。他叫刘乃仁替他拉社会关系，介绍各教堂教友。我就是其中之一。一星期后，该会即在天津成立，出席成立会的三十多人中，有蒋匪社会局长胡梦华和稽查处长白世维。会上说明该组织先在各地成立，以后再成立联合会，并说在太原、北平已成立了组织。当时并组成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推出常务理事，推我作理事长，并聘金玉培为秘书。”
津沽大学学生申庆余、崔秀文在会上控诉了美帝国主义间谍、法籍神甫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等利用教会学校，进行间谍活动。
在控诉中，不少教徒都指斥天主教天津教区法籍主教文贵宾为天津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的总头子，文于一九二二年即就任天津教区主教。天津解放后，文曾威胁教徒佟德义说：“你要小心，翻身歌不准唱。”在革新运动展开后，文更百般破坏。一部分中国神甫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后，文曾威胁说：“中国神甫要是签了名，明天就不准做弥撒。”但爱国的中国神甫并没有被他这种滥用神权的行为所吓倒。文当时曾写信恐吓已签名的纪家庄教堂李德培神甫说：“我希望你没有签名，如果你签了名，我就把你的神权挂起来。”第二次文又写信要李神甫坦白三天。文又要已签名的纪家庄教堂教徒写悔过书。这些卑鄙的破坏行动，使广大教徒更认清了文的帝国主义的面目。文曾企图禁止在纪家庄教堂推动革新运动的教徒佟德义到纪家庄去。佟德义在控诉时，激愤地说：“他一个法国人，居然敢来限制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行动，不知道他把纪家庄看成是法国领土呢，还是想把纪家庄变成法国租界？”佟德义又说：“我们西南城角教堂所有的教友都在想：为什么到现在还让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骑在我们头上？这是对整个天主教的耻辱！”吴克斋在控诉文贵宾时，列述文的罪行：文有计划地将天津的许多教堂交给外国神甫来掌管，不少中国神甫则被关在西开总堂里，不让过问。文贵宾允许国际间谍雷震远利用天主教名义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却不允许广大教徒在进行反帝爱国的宗教革新运动时用天主教的字样。文贵宾在最近看到天主教革新运动胜利发展后，竟阴险地说：“天主教是外国人传来的，我们在走的时候，要把什么都毁灭掉。”梁俊栋也在会上控诉文贵宾曾命令三德里教堂荷兰籍神甫宁守道，撕毁革新签名运动的布告，污辱中国神甫赵振亚副主教的暴行。
许多教徒还控诉了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一贯欺压中国教徒，奴役中国神甫的罪行。侯佩金控诉过去北京敦家庄教堂意大利籍神甫郎若望的罪行。郎若望曾用皮鞭抽打教徒，驱使狼狗咬人；在作“四大瞻礼”时，命令妇女双脚套上布口袋赛跑，有很多人跌倒摔伤，他却纵声大笑。刘伯慈、吴东辰等也列举事实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如何骄横奢侈，欺凌中国教徒和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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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政府替我们报仇，为人民除害
——从河北高中“四·一七”血案记起
刘鹏志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四·九”血案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特务们又在河北高中制造了“四·一七”血案。
当时，学校里的特务们整天不上课，到处横着膀子晃，随便偷看同学的信，打人，撕壁报，搞女人，干着最卑鄙最野蛮的勾当。当然，他们考试一定不及格。特务“学生”们耍无赖，竟拿着棒子去威胁殴打先生。先生被吓得不敢到校上课。
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们的意见，决定在四月十七日举办师生联欢晚会，想借此改善师生间这种关系。谁料到狠毒的特务们，却布置好在这天晚会上屠杀，逮捕。
四月十七日的晚上，师生联欢晚会开始之前，特务们把校门上了锁，二门顶上石头。礼堂（会场）周围及前门、后门、后台，站满短衣打扮、大背头、宽腰带的面貌生疏的人，这是外来的特务打手。
晚会第一项刚一开始，特务们就在台下喊起来：“王八蛋，滚下去，为什么开会不先唱‘党国歌’，他妈的！”在晚会进行到第七项时，特务喊了一声“打”，他们登时拿出手枪，手榴弹，匕首，铁棍，木棒，还有日本战犯用的大战刀，扑向同学。
我当时在会场，不能走也不应该走，因为我是这个晚会的主持人（我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康乐股长）。我被三十几个特务包围起来。特务们照着我的脖子猛扎了一刀，血立刻窜了出来，染满了前后胸，浸透了三件衣服；接着照我脸上就是一棒，三个牙齿被打碎，牙打在嘴里，不能讲话了；接着又是一阵乱棍，我倒在血泊中死了过去。特务把我拖到校长室（这是事前准备好的临时囚禁所），鲜血洒了一路。当我醒来的时候，摸着头上有两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还在流着血。脸上青肿，血肉模糊，左臂及左腿重伤不能动弹，一直到监狱里养了半个多月，也还只能作轻微移动。
同时被打的还有傅宗舜同学。特务们把他由楼上拖打到楼下，脸上起了无数紫血泡，眼睛看不见东西。张懋有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李立田同学的后背被特务用马棒打得起了三分高的血印，到监狱后两个星期不能仰卧。另外受打的约有三十多个同学，特务并曾开枪射击同学彭荣煌。
特务们在学校私设了法庭，审讯同学，并用刀子扎史麟山的脚心。他们宣布河北高中“戒严”，当夜枪声，木棒声，惨叫声，呻吟声混成了一片。次日（四月十八日）深夜，特务按黑名单捕走我和另外十五个同学，用汽车把我们运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小屋里，关了起来。每天的饭食是两个小窝头和两小碗掺加了泥土的涮锅水。一天只能见到十五分钟的阳光，还是三次“放茅”（大小便）的时间。我们十六人中有十二人闹了痢疾。我们两眼漆黑，腿都不能站立。万恶的特务，就这样折磨了我们六个半月。
特务们的威胁，利诱，欺骗，对于我们是没有用的。有三天三夜，他们不许傅宗舜同学睡觉，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让他站在砖上，举着双手，轮流审问。第三天他昏倒在地上，特务们就用粗麻绳沾茶水打他。他的神经被打坏了，直到现在还是半个身子出汗，半个身子不出汗。刘育周同学上了“老虎凳”，垫一块砖问一句，一直垫到四块，刘育周同学死了过去。特务们撤了砖，待刘同学苏醒过来再垫，反复三次，死去三次。同屋的一个难友，拉出去再回来之后，前胸满是“烙铁”烙的血印。另外两个同屋难友被拉出去，一个受电刑死了，一个回来后，每天搭拉着脑袋，吃、喝、拉、尿，什么都不懂了。
“过堂”的时候，特务凶狠地对我说：“你懂什么叫失踪吗？这就叫失踪！你想回去上学还是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烈士？你不是说解放区好吗？好！现在‘政府’正在考虑把你们‘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去（活埋）。你还年青，我给你最后一分钟考虑的时间。还是说了吧！”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冤枉。”特务把桌子一拍，眼一瞪：“什么？！冤枉，冤不就冤你这一回吗？孙长官（指匪首孙连仲）在保定一次就埋了三百，我是亲眼看见的！告诉你，宁错杀一百，不放走一个。全国的高中学生有的是，十六个人算不了什么。你看！（他一指窗外挖好的大土坑）晚上把你们十六个人往里一推，谁知道？”
特务们要拿我们十六条人命，做为升官发财的跳板。他们就用这种方法，甚至比这个更惨酷的方法，不知屠杀了多少爱国青年。万恶的美蒋特务匪徒们，他们欠下了我们还不清的血债！
血债血还！在我校制造“四·一七”血案，曾经扎过我一刀的，解放后仍继续阴谋组织武装暴动的中统特务陈子丹，终于逃不出人民的法网，已于三月二十五日被枪决了。我从内心感谢人民政府替我们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我坚决拥护并将协助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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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普反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河北省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重视
尹哲
河北省城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是从去年十月中旬在全省一千八百万人举行了和平签名的基础上开始的。经过春节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周（一般从二月一日到十五日，有的延长到二十日或二月底），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运动便在全省各个城镇及广大乡村广泛展开。
去年十月间，当运动刚刚开始时，正值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军登陆仁川后不久。当时无论在干部或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对中朝关系应做如何了解（其中主要是我们对美帝国主义侵朝理与不理的问题），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问题，是有若干分歧和争论的。在某些人中甚至发生了恐慌与波动。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虽然在干部及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占着压倒的优势，但恐美的右倾情绪、崇美的民族自卑心理及亲美的反动思想，在一部分人中是存在的。历时五个多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对全体干部及各界人民群众，做了极为深刻的考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恐美、崇美、亲美等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现在基本上已被廓清；仇视、蔑视和鄙视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已在各界人民中进一步树立起来；大部分群众对中朝关系，对美帝国主义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有了正确和肯定的认识。同时，普遍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祖国的热爱；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已大大加强，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运动及各种工作。
河北省抗美援朝运动，在春节期间，开展得比较普遍，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同时积累了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几点重要经验。
首先，是组织与动员力量问题，这是运动能否开展得广泛的重要关键。
当时，正当各级学校春节放假和省委及地委党校集训党员休假的时候，各地便充分地使用了这批力量。除动员各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宣传，并在运动中起带头、指导作用外，着重组织放假回家的教员、学生、受训的党员干部以及春节回家的干部以及广大的村干部、党员、团员及在乡知识分子。如通县富育女中，将全校假期回家的学生二百二十人，按地区编成宣传小组。据不完全的统计，她们共作家庭访问九百三十户，宣传了二千八百八十四人，结合文艺活动，召开片会、群众会等，宣传了八千三百八十人，在街头宣传了九百多人，共宣传了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多人。蠡县、曲阳、新乐回家过年的一百二十三个干部中，有一百一十九人在家乡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抗美援朝宣传。由于宣传力量动员与组织的广泛，因而宣传的面积在不少地区已经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据柏乡、宁晋、隆尧、平乡四个县的统计，抗美援朝宣传普及到的村庄，占村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其次，文艺宣传的形式曾被广泛利用，这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形式。
春节中组织起来的文艺宣传队伍是空前壮阔的，不但包括了所有的剧团和各种艺人，还临时动员了广大的教员、学生、工人、农民参加了文艺的宣传活动，甚至还发动了一批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的老年人和农妇也参加了进来。据五十一个县、镇和四个市不完全的统计，参加春节宣传的新旧剧团就有二千四百三十一个，演员共十四万五千三百八十多人；定县一个县参加演出者即达二万多人。这样庞大的文艺宣传队伍，除进行了分散的宣传活动外，不少地方在元宵节前后曾会集到县城或中心区进行会师竞赛和集中的演出。如石家庄市曾组织了三百多个工人的腰鼓队和近万人的郊区农民的剧团、龙灯、社火、大鼓等举行大竞赛，历时数日，观众达二万余人。今年的文艺宣传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是内容紧密地结合了当前的政治斗争任务。总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抗美援朝发扬爱国主义这一中心，密切地结合了鼓励生产、取缔反动会道门、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另一个特点，是文艺节目很多为群众创作。如定县、无极、新乐农民自编自演的新剧不下二百多种，滦县来自群众的文艺作品有一百八十件，丰南也有一百七十来件。很多旧的文艺形式充实了新的内容，如定县专区及大名、玉田等地，将旧形式的小车会、旱船，改为“支援朝鲜战争”、“送慰劳品”、“送公粮”、“送志愿军”等，将狮子会改为“戳穿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至于幻灯放映、图片、照片展览等宣传形式，很多地方也都采用了，并也颇为群众所欢迎。如唐山市所举行的抗美援朝展览会，六天中观众达七万六千人，展览结束后，郊区农民还不断要求延长展览时间。文艺宣传的内容，在少数地方也发现了一些落后的封建的东西。都遭到了群众的不满和反对。
第三、发动与组织群众控诉日寇、蒋匪暴行，是引导群众坚决行动起来进行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并协助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有效办法之一。
石家庄市在七十六个行业中，已有六十六个行业对美、日、蒋匪分别举行了控诉。参加控诉者三千零五十八户（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五人。阜平三区平阳村在五百多人的群众大会上，控诉日寇对平阳村民残暴的大屠杀（敌人在这村曾制造了血腥的“平阳惨案”），高度激发了群众对敌人的仇恨，他们齐集在“千人墓”前宣誓：“决不让美国武装我们的仇人，坚决替死难的烈士报仇雪恨。美国就是我们最大的仇人，坚决向美国要回血债！”唐山专区丰南、临榆、抚宁、昌黎、滦县、丰润、卢龙等七个县，有百余万农民参加了小会座谈回忆控诉或大的集会与游行。天津专区在镇压反革命中，曾发动了二十三万人在各种集会上控诉日寇及反革命的罪恶，旧仇新恨一齐涌上人民的心头，大大坚定了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的决心。
第四、各色各样的小型座谈会，是便于集合群众，深入宣传，和容易解决群众具体思想问题的好方法。
从和平签名运动以来，很多地方曾频繁地召开了群众大会，由于组织得不好，加上有些干部宣传上的脱离实际，不能很好联系群众的切身要求与感情，以致不能不使得群众感觉有些厌烦。小型的座谈会是可以避免这些缺点的，特别在农忙季节，这种形式尤属必要（当然必要的群众大会还是要开的）。这里可以举三河大赵庄村的例子：这个村共一百四十五户，七百六十七人，平常开群众大会，每次最多能到一百四十人左右，尤其妇女到的更少；在春节宣传中，到这村来的宣传队员配合村干部将全村划分为三片，男女轮班，利用晚上时间召开小型座谈会，共开三次，每次到三百二十人左右，占成年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妇女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还多。这种深入群众的宣传方法是值得广泛提倡采用的。
第五、深入地思想动员，统一地及时地督促与检查，是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投入运动及把握运动稳步发展的决定性的一环。
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在运动开始以前都经过各种干部会以及专门召开的教员会议、文艺工作者会议、学生会议等进行动员和布置，并由主要领导干部作时事和任务的报告，有的市、县一直将计划传达到党的支部，并帮助支部研究订出实施的办法。唐山市市、区、厂矿干部直接向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做时事报告和进行宣传、动员。听到这种报告的全市达四万多人。为统一抗美援朝的运动领导，唐山专区及所属各县，均建立与健全了抗美援朝委员会，并设专职办公室：专区设五人，各县设二、三人不等；委员会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以便于推动各界的抗美援朝运动。运动开始后，检查工作很重要，检查的办法一个是派人下去进行实地视察，一个是调人上来汇报。河北省委曾组织了数次检查。经验证明，检查工作的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的力量。不注意这项领导方法的地方，往往是运动在开始时热烈，但不久就要消沉，甚至使运动开展不起来。
河北省的抗美援朝运动，虽然有了相当成绩，但还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第一、抗美援朝运动普及的程度还很不够，全省还表现着很大的不平衡。一般地说，是城镇较好，乡村较差；从地区上看，在山区、水灾区及平原上较偏僻的村庄，抗美援朝的宣传大部还没有伸入进去，或者虽也进行了宣传，但受到教育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要想达到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种教育的目标，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开展的地区，如何继续与深入下去，使之真正成为各种工作时时刻刻发生作用的动力，在部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尚未从组织领导与领导思想上获得解决。这主要表现在把抗美援朝运动孤立起来，甚至与其他工作，如春耕生产、镇压反革命等对立，或对抗美援朝这一政治任务估计认识不足而不加强领导。各级领导机关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迅速加以纠正。
第三、历时五个月的抗美援朝运动，群众的思想觉悟虽已有很大提高，但还没有在全体人民中树立起充分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时局的正确认识，彻底肃清恐美、崇美等错误思想。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严重的思想教育和斗争。
（转载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