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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经验介绍
编者按：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的经验很好。通俗化是目前报纸和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不通俗，目前大部分报纸和出版物都停留在一部分人手中，没有真正深入到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顾问和助手。而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群众严重地缺乏适合他们需要的读物。这是报纸和出版工作中的一种严重的、不能容忍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加以改变。“书报评论”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各地编辑工作者、作者、发行者和读者都来发表意见，并提供关于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
一
长沙大众报的前身是由解放前湖南的两家较进步的晚报——实践报和晚晚报合并组织起来的，原名大众晚报，以城市工人、学生为主要对象，并照顾工商界，对城市各种运动的配合和报纸通俗化的工作，曾有一定的成绩。但在私营期间，报社情况是困难的：对象不够明确，发行份数少（仅一千五百份左右），每月亏累很大。政府虽曾在各方面给这张私营报纸以支持，但终以销路打不开，经常处在困难之中。去年六月间，湖南举行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会议，报社主动向大会提议，愿将报纸献给全省农民，配合湖南土地改革运动，为湖南农村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服务。大会接受了这个提议，遂在去年八月间，在原有基础上改为以全省农民为对象的通俗报纸。
经过这个改变，带来了报纸的迅速而有生气的发展。到今年一月份已发行到三万八千多份，每月可收到稿件一千五百篇到两千篇左右，替报纸经常写稿的农村通讯员、区乡干部、积极作者在八百人左右。由于宣传了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初步联系了农村群众，配合了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以及农村时事教育，文字通俗浅显，适合农民文化程度，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现在订报最多的乡，已达两百多份，每个农民协会小组有三份到五份。
大众报与新湖南报在一起办公，印刷、经理、发行（交邮局）都由新湖南报统一管理，所以它的组织很简单：只有一个编辑部，工作人员共二十二人。编辑部总的领导，上有编委会，下有总编室，分农民运动、农业生产（包括城乡经济）、农民生活、时事资料及通联等五个组。工作方法是“编通合一”，由编委会制订总的编辑方针和报道计划，交总编室和各组执行。
大众报五个月来的经验证明，在省级主要报纸直接领导下，出版一张通俗的农民报纸，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省级主要报纸由于某些条件限制，常不能满足与适合农民的具体需要。在农民报纸和省级主要报纸分立的状态下，在报道上又常容易重复和混乱。而在省级主要报纸直接领导下来办这种报纸，分工问题即可很好解决，比如：在目前土地改革运动中，新湖南报掌握总的思想与政策的领导；大众报即集中对农民进行教育和鼓动。这样做，不仅不会妨碍省级主要报纸的群众性，而且可以帮助省级主要报纸联系群众；不仅不会减少省级主要报纸的发行，而且可以进一步增加发行。
大众报由于和新湖南报在一起，节省了不少管理费用，也更容易达到自给。
二
大众报过去五个月的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对农村情况不熟悉，绝大部分缺少实际运动的知识和经验，群众观点不强，政策水平低，因此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但是它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是值得介绍的：
第一，怎样把指导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报纸初改版时，编辑部体会到这张报纸是给农民看的，一定要让报纸充满农民群众的声音和作品。但当时农民替报纸写稿的还不多，报纸尽量采用了他们的稿子，反映他们的生活。不久发现这种反映，和运动结合不紧，不能抓住农民生活、思想、感情的重要方面，指导性很弱。以后便注意了加强报纸的指导性。这一时期，对秋收以后的选种、留种、积肥、秋冬耕，以及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等，一般说是结合得比较紧了。但是，又走了另一极端，用过多的篇幅报道了干部活动，放松了群众活动。比如：宣传谁种谁收政策的时候，报纸有不少消息，老是先报道干部怎样开会，后来群众对政策摸到底了，就种了多少萝卜、油菜、草子。不是用一堆数目字来代替群众的实际活动；就是一些笼统的概念，缺少具体的单个的实例，也就同样看不到群众活动。又如在报道土地改革发动群众的时候，也是干部如何下乡、如何开会、讲了些什么话，这样群众懂得了，搞通了等等，而很少把政策融化到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行动中去。表现在版面上的就是沉闷，缺乏生气，这时，读者提出意见了：“报纸上光是谈土地改革，谈生产，说小故事，没得味。”编辑部仔细地研究了读者的意见，发现土地改革要谈，生产要谈，读者责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报纸没有把中心工作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和生活结合起来。编辑部警惕了这一点，重新进行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学习，又研读了辽西日报编辑部的工作检查，和皖南日报钱丹辉同志的文章，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起来，了解到只有充分表现报纸的群众性，才能很好地发挥他的指导性。
目前报纸已在大力扭转这一偏向。编辑部分组审慎地耐心地对待农民的来稿，尽量采用他们的作品，关心农民群众中的人物，他们一点一滴的创造和智慧。反对过去片面追求稿件完整的作法，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目前已经试验成功的形式之一，是在报纸上举行“讨论会”（已举行过一次时事讨论会，现正举行土地改革讨论会），这种形式，不但可以组织讨论，吸收更多数的群众；还可以具体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发现更多的实际问题。有些就是很好的新闻稿件。
和整个编辑工作相配合，报纸已决定今后将通联组的大部或全部力量，用在培养和发展农村通讯员上（过去是对干部和农村通讯员平均使用力量），通过农村通讯员联系群众，提高稿件的政治质量，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吸收更多的农民群众参加报纸工作。
农村时事宣传从去年十月份起开始加强，现在通常占到一版或一版以上的地位，采用了“讨论会”、“问题解答”、“时事讲话”、“时事快板”、“三字经”、“小统计”和“专题连载”等形式，并且把原有的黑板报加以改进。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编辑部没有估计到农民还缺乏许多基本的时事常识，某些方面还是由上往下硬灌的东西居多，没有很好地注意群众的接受能力，一步一步的来，就性急地在农民没有读完“第一册”之前，要他读“第二册”。现在报纸已开始在这方面加以注意，以“读报常识”，“小辞典”等，告诉农民这些基本知识，并且尽量注意浅显、扼要。
第二，通俗化工作。大众报在这方面费的力量很大。改以农民为对象的通俗报纸以前，就学习了柯蓝同志的“怎样编写通俗报刊”。后来又在工作中慢慢摸索，才体会到报纸的通俗化，是一个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用群众的语言，表现群众的生活，而不是一字一句的简单的翻译。真正的通俗，必须是“深入浅出”的。深入，即是把对具体问题的了解与对群众思想情况的掌握相结合；浅出，即是从群众的现有知识水平出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及他们的语言来表现。也就是“新农村”通俗化经验中的由具体到抽象，由事实到原则，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用群众的东西来教育群众，是内容和文字上联系群众的主要方法之一。比如，报纸在联系实际方面的很多例子，过多地报道了干部的活动，忽略了群众的活动，虽然在文字上苦心苦意下了功夫，读起来好象很通俗，但实际上还是脱离群众的东西。
在文字的运用上，大众报有这样几点体会：
一、方言和口语的运用，不能片面、狭隘。湖南的语言比较复杂，很难找到一种代表性的方言，在报纸改版后，曾经有一个时期，过多地采用了长沙的方言，如“没有”用“冒得”，“幸亏”用“搭帮”，“很多”用“蛮多”，“出了事”用“出了咯壳”等，结果群众反而不懂。
二、要注意分寸，不能随便添枝加叶。通俗化的工作，要求事物形象化，在表现的时候，往往容易浮夸，而不能恰如其分，由于稿件的限制，便容易“书不够，神仙凑”，或者“想当然”地添一些话进去，结果有违事实。比如，在有一篇稿子中，作者写一个干部犯官僚主义，但没有写出他的主要表现，于是编辑部就主观地加以形容，说他“摆来摆去，抖威风”，而实际情形不是如此，坐在编辑室里就根本不晓得。
三、对群众语汇要注意吸收提炼，并使用得适当，不能用旧的封建性的或不适当的谚语，歇后语，不加选择地来比拟新的事物。如过去我们曾经用“泡头鱼”来形容农会中的积极分子，用“黄鼠狼混进鸡窝”，来形容地方坏分子混入农会，这些比喻都很不恰当。
四、在文章结构和语法结构上，必须力求平铺直叙，切忌倒叙和倒装，以及副词，形容词的堆砌。如写“缴到机枪三挺”，就不如写“缴到三挺机枪”。单句要简单明快，长句可组织成两小句，总要念来顺口，听来顺耳。
此外，形式要多样，除尽量利用群众中流行的和为群众所喜爱的形式，如“小调”、“歌谣”、“快板”等外，还要花样新，办法多，时常变换。比如“批评”“表扬”，大众报除红黑榜外，还采用了“学好样”“莫学坏样”；反映读者意见除“建议”“工作意见”“农民来信”等，还用了“读报人的话”、“知心语”等。必须克服呆板，在工作中多创造。
总的说来，做好通俗化工作，一定要具有强烈的“读者观念”，时时设想读者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他存在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怎样帮助他解决，或者我要告诉他什么，应该怎样告诉法，才能使他感到亲切、易懂。
第三、发展和培养农村通讯员。到去年十二月底的统计，替大众报经常写稿的农村通讯员和农民作者共二百四十六人，来稿四百六十三篇，仅占总来稿篇数及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占总用稿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这说明农村通讯员工作的基础还很薄弱，没有很好地当做一个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做。
现在编辑部已逐渐领会到对通讯员的发展和培养，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考虑。编辑部应该加强对通讯员的政治领导，培养和发扬他们的政治热情，才能巩固他们的写作热情。报纸也曾发现通讯员的“新陈代谢”现象，并且感到“发展容易巩固难”，都由于忽视了对通讯员政治上的帮助，单纯地对他们作技术上的指导和要求。结果使农民不敢放手向报纸投稿，觉得他们写的东西不能上报。现在报纸正在克服这个毛病，稿件的质量首先是政治质量，不是技术质量；对通讯员的“照顾”也必须是政治上的帮助，而不是单纯地登他一两篇东西的“照顾”（自然农村通讯员初学写稿，对“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常常碰到困难，必须同样耐心地给他具体指导）。
在发展和培养农村通讯员的工作中，大众报已经摸索到两种可行的办法：一种是把读报组和通讯组结合，在读报当中发展和培养通讯员。大众报南县通讯员、省农民代表张志良同志，在他所领导的读报组中，曾经帮助报纸发展了四个通讯员，都成了报纸的积极的写稿者；一种是依靠农村通讯员在工作中发展农村通讯员。大众报通讯员李佑生同志，是新提拔的农村干部，他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就发展了三个通讯员，他把自己写稿的情形和经验告诉了他们，谈得很知心、亲切，打破了他们对写稿的顾虑。这些都说明通讯员是报纸的柱石，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把报纸工作做好。
对通讯员的联系，必须是有重点。大众报的经验是要做到“看得稳、夹得准、舍得丢”，对通讯员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写作能力必须摸到底，在一般联系以外，必须要注意重点联系，重点培养，不能事务性地一般回信，对重点培养的通讯员，必须很好地了解他的要求，每月能象样的写几封能解决问题的信给他，否则，必定变成为回信而回信，陷在回信退稿的圈子里而摆布不开。对回信工作（这是联系通讯员的重要方式之一），编辑部曾提出三个要求：一、有做群众工作的热情；二、有打商量的态度；三、用农民口气。要分清对象，根据来稿的缺点具体地给以指导，再结合实际工作和通讯员的情况布置任务。
在编辑部各组以外，单独成立一个通联组，统一掌握通讯员的情况和对通讯员的联系是必要的。大众报通讯员稿件分别由各组处理，通联组根据各组所提出的意见统一复信，避免了各组直接联系时的重复、凌乱现象。但这样做，也要防止两种情况，一种是各组认为有了单独的通联组，因忙于编辑工作，而放松了通联工作；一种是通联组拿到各组的意见，即就稿回信，不从全面考虑。所以必须明确全编辑部共同做好通讯工作的任务，并且克服对通讯员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
三
上面是大众报在五个月编辑工作中的几点体会。此外，报纸对评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读者来信和问事处等工作，还作得很少。报纸对于农民群众所提出的正确的批评，常常不敢放手发表，因此报纸的声音小，力量不强。农民群众欢迎大众报，但大众报还没有能真正建立和农民群众的血肉的联系。干部也在慢慢生长，但还没有能生根于广大农村之中，所以还表现了一定程度的飘浮。特别重要的，是对于斯大林同志教导“农民报”的“要鼓吹工农联盟，鼓吹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思想上还很不明确。如何贯彻这一鼓吹，还需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研究。今后，在内部工作上，准备逐步做到政治化，科学化，加强编委会的领导，加强总编室的作用，使各组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分批抽调干部下乡，在实际运动中锻炼，以期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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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几家书店门市销售情况
陶慧因
为了一般地了解读者对出版物的需要，笔者最近曾初步调查了北京新华、三联、联营（由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及开明（三月）四家书店门市部的书籍销售情况。
大多数读者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因此最好销的读物是毛主席著作，社会科学、时事及有关学习的书籍。这些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在职干部。销行最广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斯大林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以及《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集》（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历史唯物论与社会发展史》（艾思奇著），《今日印度》（杜德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等。
青年修养和一些传记书籍，也很受读者欢迎。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和青年朋友谈几个修养问题》（丁浩川著）《和青年团员谈谈群众路线问题》（邓拓等著），世界知识社出的传记书《伊里奥·居里传略》等书，也销行极好。
抗美援朝读物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销行极畅，最近略为减少了，这说明这方面读物的内容还应该大大改进，一般性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更多的读者了。真正有内容的书籍，仍然是畅销的，如《金圆帝国主义》（列昂节夫著），《二十世纪野蛮主义的逻辑》（麦耶尔著），《战后苏联与国际形势》（人民出版社编）等。
由于正值学校春季始业，有关教育的书籍，在二月和三月份，销行甚多。如中华书局出的《漫谈国文教学》，三联书店出的《世界教育史》、《苏联学校的地理教学》、《苏联新道德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新教育学》，教育资料丛刊社编的《苏联教师的教学经验》，中华书局出的《充满动力的苏联儿童教育》，大众书店出的《苏联中等学校的课外工作》等书，都很受读者欢迎。
有关经济建设的书籍销路也极好，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出的这类书尤其供不应求。
在三月份，有关镇压反革命的书籍也成为读者需要的主要目标，但这一类读物太少。许多读者还认为有关少数民族的出版物太少，有些苏联朋友也提出这样的意见。史地书也很感缺少。
一般说来，学习参考用书、工具书都很为读者需要，但这方面的现有出版物，在质量上都还不能令人满意。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书，也有一定的读者，在质和量上都还不能满足需要。
连环画和通俗读物也是很好销的，这适合部队战士、儿童和一般文化程度低的市民阅读，部队和阅览室买的很多。
文艺书籍一般销得不多，但特别好的翻译和创作仍很好销，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领导”，“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过新年”（老舍著），以及“人民文艺丛书”、“十月文丛”中的一些书，都有一定销数。把外国文学名著加以通俗化的出版物，很受一般中学水平读者的欢迎，开明书店出的一套苏联文学名著通俗本，很快就销完了。
有些书的在目前的销路还不很多，如比较专门化的苏联经济建设的出版物和比较艰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典著作。很奇怪的是妇女读物销行很少，这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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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图书馆新书阅读调查
隋树森
据北京图书馆阅览股调查，该馆新书流通以社会科学与文艺书最多，各占新书阅览总人数三分之一，其余各类书共占三分之一。社会科学书籍中，主要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及政治常识和学习用书的阅者最多；文艺书中，以“新儿女英雄传”、“腐蚀”、“方珍珠”、“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静静的顿河”及“暴风雨”等最受欢迎。自然科学书籍的阅者也不少。这些，说明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健康的。
就读者对象说，以学生为最多，其次为市民，再次为干部。学生们希望多出科学书，市民希望多出文艺作品，教师们感觉地理书少，干部认为丰富、正确的资料性出版物不够。个别读者提出外国人、地名应附原文和希望有比较深一点的数学书出版。工农读者则注意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书。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这方面书籍阅读者甚多，目前较少。可见抗美援朝出版物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才能满足读者。
翻译的文艺书比创作的文艺书更受欢迎，有些读者提出创作文艺内容往往“千篇一律”，这说明我们的创作工作需要更深入些，更细致些。
因为读者对象主要是学生与市民，所以在期刊方面，综合性的“新华月报”、“时事手册”，文艺性的“人民文学”、“文艺报”和“新体育”最受欢迎。教育刊物也有较多的读者，如“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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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荐刘继卣绘“鸡毛信”
华山原作大众图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
长风
“鸡毛信”是一部很令人满意的连环画。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实主义除开详细情节的真实性以外，还要表现典型环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引自“海上述林”）“鸡毛信”是具有这种优点的。
“鸡毛信”是写一个农村儿童团团长，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替游击队送信，因而使游击队拔除敌人据点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不象中国的旧武侠小说和外国的侦探小说一类小说那样，依赖超出社会和人生的真实环境以外的诡谲的构想来吸引儿童。那种荒谬的虚构对于儿童健全的心智的发展很少有益，倒很容易引起儿童的超现实的瞑想，不去正视生活中的事物。目前连环画读物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外国冒险家和中国游侠的荒唐故事，这是一种有害的现象。它的原因，除了归之于制作者出版者还缺少严肃负责的工作态度外，主要的，是由于许多连环画制作者缺少基本的艺术修养，不善于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丰富的素材，不善于洗炼这种素材，以至很多伟大丰富的题材被遗漏，或制造成一种八股式的、“差不多”型的，缺少感动读者的艺术力量的作品。“鸡毛信”在采用最大普遍性的题材，制作出最大真实性而又最大故事性这一方面，是一个特别值得学习的范例。
“鸡毛信”的主题是十分典型的。它通过一个十四岁的农村儿童海娃来表现这个极富战斗性的故事，儿童的方向是真正新中国的方向；连儿童都如此坚决地投身于斗争，中国人民的伟大品质是得着最高的典型表现了。制作者没有用一句政治性叙述，完全通过故事的合情合理的发展，十二分动人地描绘了新中国儿童的高贵的政治品质，忘我的民族意志与阶级意志。它也写出了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如何依赖植根于群众中的深厚的支持，和敌人进行胜利的战斗。它没有对这个勇敢的少年作个人英雄主义的夸大，它正确地把这个少年的斗争归结为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绘图者对于海娃的面部轮廓处理得十分好。他把这个在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中的少年，描绘得那么感人地恬静、纯朴。新中国的儿童正是这样的儿童，它们把保卫祖国当作自己的天职，把和敌人搏斗当作自己的本分，心无二意地在任何艰苦环境下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通过十分紧张的故事的发展，海娃面部表情有十分合理的变化，但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坚定的、战斗的责任心。在敌人军队面前的海娃，不是惊惶失措，而是始终不变地充满镇静和自信。同时，绘图者丝毫没有把这个英雄的儿童夸张得好象美国小流氓那样，也没有把它表现为毫无感情的“剑眉虎眼”的中国式英雄，而是深入故事的细节和人物的心理，正确表现了在故事中的人物的痛楚、焦急、困难、紧张和愉快等等感情，又从这些情绪状态中贯彻地表现出了主人翁的纯朴和坚定。海娃受伤昏迷时的画面，尤其使人感动。
制作者表现出来的海娃的机智勇敢，也是十分值得赞扬的。整个故事分成几个高潮，每一高潮实际都是斗智。只有在战斗环境中锻炼出来，充满斗争自信的勇敢者，才能在敌人刺刀之前还能那样镇静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愚弄敌人、战胜敌人。这一切又表现得那么自然。制作者并没有把敌人写得像笨伯，毋宁是把他们写得十分狡猾——合于真实的狡猾，因此，海娃的机智也就没有写成为浅薄的小伎俩，而是写成为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份（十四岁的放羊儿童），善于利用敌人的心理，善于识别斗争规律，以及熟习地形的智慧。海娃对敌人的巧妙的愚弄，是充分足令读者会心地赞许的。但作者写的又确是儿童而不是成人。作者的成功是由于它掌握了伟大的中国儿童的真实的战斗智慧。
在简短的故事中，包含了许多戏剧性的紧张的段落。海娃的一个智谋失败了，又来一个智谋，接二连三地终于把紧急的鸡毛信送到部队，完成了任务。整个故事具有十分吸引人的力量，细致而又自然。达到这一成功，应该是由于制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故事中的思想感情取得一致的缘故，因此制作者能够合理地一步一步设想海娃的遭际，一步一步设想海娃的对策，于是就使这个作品得到富有变化、深刻动人的成功。
画面配置也是成功的，在每幅画面中都突出地表现了海娃。画面十分紧密地扣住了典型人物，也扣住了主题，绘图者总没有让次要的动作掩饰了主要的动作。绘图者用全力抓住主要动作，掌握每幅画面的故事发展程度，使画面和故事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例如海娃逃开敌人赶羊爬山的几幅画面，动作姿态各不相同而又能恰恰符合情节的发展。甚至它对于羊群的许多幅绘图，也显得感情充溢，表现了农民的牧歌式的情调。
对于八路军和游击队员的形象构图，也相当地好。表现了人民战士的真挚、勇敢、善良和严肃。
这是一部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很大成功的作品，值得连环画工作者向它学习。刘继卣同志在创作上的成功也向一切美术工作者发出号召：对于连环画这样群众性的艺术形式是值得一切美术工作者付予高度重视的。我们曾经看了刘继卣同志制作“鸡毛信”的原稿，那细磨细琢的艺术的刻划应该得到它应有的推崇，而他的工作果然赢得了群众的爱戴。连环画的道路是广阔的，这广阔的道路需要更多的、为群众服务的美术工作者热情而费力地去开辟它，这样不但就可以产生更多的更好的连环画，而这些连环画本身也就是一切美术工作者所刻意追求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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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一本恩格斯古典著作译本出版
恩格斯的早年（一八四三年）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已由何思敬译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第一次登在一八四四年的《德法年刊》上，后来收集在《马恩遗文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共产党把它编在一个《政治经济学论文集》里面。
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及其流亚们的学说的矛盾，予以根本揭发，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经济危机的规律，指出科学在资本主义之下，由解放人类的手段变成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恩格斯这一著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初的论述。
马克思在读了这篇论文后写了一个笔记，也经译者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
上海举行连环图画展览会
连环图画的出版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为研究四十年连环图画发展的趋势，总结解放以后旧连环图画的改造与新连环图画的发展，上海市于本月九日起举行了连环图画展览会。
在展览会的统计图表上，清晰表示出：人民热烈爱好的富于教育意义的新连环画，正在蓬勃发展。一九五○年出版了一千种以上有关抗美援朝、工人生活、农民翻身、战斗事迹、英雄劳动、思想改造、破除迷信、科学知识、婚姻问题、儿童故事等等各种新作品，得到广大读者爱好。全年总销售量达三、九四六、二五六本。每一本新连环画至少发行五千本，最多的销达八万本以上。出版业也从四十七家增到一一七家，发行地区远到迪化、佳木斯、康定、广州以及南洋。这充分说明了新连环画在不断改进内容中，随着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将有更广阔的前途。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展览会能把群众和美术工作者对这一通俗的艺术形式的认识，更加明确、提高起来，继而加强并改善它的编绘与出版。
朱琏著《新针灸学》出版
针灸治病，在我国医术上有很久的历史。朱琏同志初步把它科学化，著成《新针灸术》一书，已于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董必武同志曾就其亲身受治的经验，为这本书作了一篇序文，指出“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国的针灸术，剥掉它神秘的外衣，研究和解释它合理的内容，加以发扬光大，在医学和医务上不是无益的事。特别是在我国医药两缺的今日，把工农劳动人民所习知的针灸术科学化发扬光大，尤为必要。”
“医药学”进行中药的科学研究
提倡发扬我国优良药物，推动人民卫生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是医药科学工作者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医药学》月刊四卷三期，以研究国产生药为中心内容，出了中药特辑之一，并计划以后还要续出。本期提供了若干的研究成果，如以“贯众”代替外来药品“绵马”以治螩虫，以海藻医治大脖子（甲状腺肿）的成效，对常用国药木通成份的分析，都是很有价值的著述。“医药新知”栏也把我国习用已久的油浸新生鼠治火烫伤法和猪蹄汤洗痈疽法结合了最新发明的组织疗法作了说明，这种发掘与钻研也是有意义的。
通俗的卫生科学期刊《卫生报》
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在本年一月创刊了一种以提高工农兵卫生常识为主要任务的《卫生报》。它在编辑上，以图多字少、文章简短为原则，配合故事、连环图画、歌谣、快板、大鼓、短剧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对群众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这是一种办得较好的通俗卫生刊物。
《新体育》号召加强学校体育活动
《新体育》杂志第九期针对各校对体育教育不够重视的现象，发表了“巩固和发展学校体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收获”的社论，号召全国体育教师重视学生基于爱国主义的锻炼身体的要求，大力开展学校体育教育，把体育运动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巩固起来。“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教学的几点经验”一文，介绍了一年来人民大学体育活动的成就和苏联四段体育教学法。“怎样使学校同学每天运动坚持下去？”一文，提出怎样才能使学校体育活动持久进行的问题，值得各校学生会和青年团加以研究解决。本期《新体育》对于中小学体育教育问题有较多的论述。青年学生的健康，不但是目前的学习而且更是将来参加生产和国防的重要条件，本期许多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希望各学校能够注意研究。
两本体育书
只有在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行真正广泛的全民体育教育。世界知识社最近出版了一本刘德超编著的《苏联体育事业概观》，简明介绍了苏联体育的发展情况、历史和方法。全书—二章，重点在四章以下，分别介绍各级体育教育及各项体育运动情况。目前这方面书籍极感缺少，本书不失为学习苏联体育工作的一本好的参考书。
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一月根据一九五○年四月东北新华书店初版本重印了《体育教材》一书，原书是哈尔滨市教育局编的，内容系修正整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哈市各学校实行的各种体育教材以及市运动会中的各种体操表演而成。除绪论外，对教练操、柔软体操、器械操、竞争游戏、舞蹈与团体操均有所阐述，并附图解，颇值得参考。
“生活知识”的“宣传员工作”栏
加强宣传员工作，是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重要工作。“生活知识”的“宣传员工作”栏，经常反映宣传员的工作情况和工作经验介绍，如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期，介绍了“工厂中试建团的宣传员经验”，指出“宣传员的产生”最好是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要注意培养群众关系好、工作努力的积极分子；工厂团委通过宣传员会议组织经验交流，干部要主动地协助宣传员搜集反映，作为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重要参考。经验证明：宣传员的建立对加强团的宣教工作是大有好处的；通过这种制度可以对团员进行较为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教育，从而提高了团员的政治水平。九十六、九十七期介绍了“农村中试建团的宣传员的经验”，指出必须要在区的中心村设立传授站，这样便可以弥补文化水平低的缺陷。宣传员在进行工作时必须要联系实际，针对团员及青年的思想去讲，要使内容生动活泼。又如一○三、一○四期上，介绍了黑龙江省建立团的宣传员的经过与经验，指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加强宣传员的政治教育，“宣传员工作是一阵风，过去就拉倒”，或“农村搞宣传员没条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翻译通报》五月号征文
《翻译通报》为了纪念现代翻译工作中的重要纪念日——“五四”，决定在五月号增加篇幅，检阅五四以来的翻译成绩，总结五四以来的翻译经验，并对今后的翻译工作指出一定的方向和步骤。征文拟题有：“五四与翻译”、“五四以来的翻译”，“论翻译工作的组织问题”、“佛经译场组织述评”、“苏联如何组织翻译工作”、“目前翻译工作的标准”、“论翻译工作的审校制度”、“学习毛主席对翻译工作的指示”、“斯大林语言学理论观与我们的翻译工作”、“论中国翻译史的编修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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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编者
读者·编者
一个字的疏忽
读者瞿轶初君来信指出华岗著、海燕书店一九五○年四月初版的《苏联外交史》七十五页将哈萨克（卡查赫共和国、哈萨克（卡查赫）草原，都误为哥萨克共和国、哥萨克草原，在这一页和接连的一页先后凡七见，足证不是校勘之误。
我们以为这一译名上一个字的疏忽也是应该指出的，因为哈萨克与哥萨克虽然只是一字之差，然而却是“谬以千里”的。
一个用语的错误
中央团校沈育禹君来信说：
“在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莞夫、徐哲同志合译的《苏联手册》中‘在生活水准一节中（书三一七页），有一段说：事实上苏联的生活水准要追上美国，还得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作者（一个美国人）拿了莫洛托夫关于一九三七年的演辞中的棉织品、糖、纸、肥皂的个人生产量作为例子说明他的结论。我想这是不正确的。由于这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翻译、编辑的一本书，会对群众有一定的影响，是否正确，请你们考虑公开答复。”
沈君所提意见是正确的，原书有错误。原书主要错误在混淆个人生产量与生活水平为一事。苏联个人消费品生产量在战前确属落后于美国，但苏联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则远较美国的工农生活水平为高。关键在于美国劳动人民的生产品为资本家掠夺去了，而苏联劳动人民的生产品则是属于自己及祖国所有的。
一个荒唐的问题
抚顺市读者崇仁来信：“我买了一本书，该书名是《各科常识问答》，伍宜兴编著，北京民智书店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该书第三四页中提出问题说：‘什么是中国的四个敌人和三个朋友？’‘这是原则错误。’”
这错误是荒唐的。而且即便说“什么是中国的四个朋友和三个敌人”，也是文意不明的问题。这本书是错误百出的。同类的书也都极不高明。希望读者在购买这一类常识问答的书时，必须极端审慎。
一本不能容忍的坏书——《怎样防疫》（向近敏著文通书局版）
河北武邑县读者李欣来信：
“我在天津一家私营书店看到一本《怎样防疫》的书，当时因粗心，只看了下目录，认为通俗，便替机关图书室买了二百本，准备分发学习。回来一看，该书差不多是全部替美帝国主义宣传的。在仅仅四十二页的这本小册子中，引证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来宣传的达十几处，在‘开场白’中甚至于无耻地说：‘你看外国人的生活（这里或许是专指美国人），多么舒服，多有趣味，住的是高楼大厦，冬天不冷，吃的是最有营养的食品，他们走路是以汽车代步，很少人没有一部漂亮的小汽车……他们生活快乐极了，可说一点苦处亦没有……’不用再抄下去了，总之一句话，在作者的盲目崇拜中，美国什么都是好的。作者完全忘记了美国劳动人民在反动资本家重压下生活日益困苦的情形。如果这是一本旧版书，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它。然而这一本书的版权页上明显地著录出一九五○年九月三版，另外还有一页主编人叶维法‘一九五○年八月于上海’的序文。在这一时期，我们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了，文通书局还把这样一本不能容忍的坏书拿来再版，而且一直到今天还在发卖，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买这二百本书时，书店还说‘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种单纯牟利、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对的吗？我反映这一件事，希望你们告诉我应该采取怎样的处置。”
李君还附了一本书给我们，我们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是一本不能容忍的坏书。文通书局对这件事应该进行严格的检讨，并应该把这本书已售出的全部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