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坚决清洗反革命分子为实行民主改革铺平道路
——石景山发电厂工作介绍之一
本报记者 艾方
石景山发电厂,是全国可数的大发电厂之一,该厂建立于一九二○年,到现在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石景山解放,该厂开始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工人阶级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获得自由的发展,成了工厂的主人,则是在清洗反革命分子,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和党在群众中取得优势之后。
开始接收时,电业公司派去的军代表不懂得依靠工人管理企业。他们一方面强调军事管理,根本不去在工人中进行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单纯依赖旧的机构和人事,借口“不打破原机构”,放弃了发动工人、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工厂内一大批坏人被保留下来,控制着生产主要部门。工人对此,表示不满。但在当时,除少数积极分子外,一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九四九年九月,该厂最大的一部发电机——六号机遭到破坏。这对于石景山发电厂的生产和工人生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和威胁,工人们说:“坏了六号机等于塌了半个天”。六号机的被破坏,使领导干部开始意识到工作是存在有严重问题的,但当时头脑并不清醒,对于如何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危害生产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未提到重要地位上来。
当时石景山职工中的政治状况是怎样呢?
解放前,在敌人的长期统治压榨下,石景山工人曾进行英勇的残酷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是斗争的领导核心。现任副厂长王文斌、工会主任刘玉三等都是地下党优秀的同志。这些同志在敌伪统治时,出生入死同群众在一起进行战斗,解放后,这些同志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提高生产的斗争。
但在另一部分职工中政治上却十分复杂。据当时的统计:该厂参加过反动党团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工厂中有“国民党北平四十九区党部”,下有八个区分部、三十一个小组)。为特务所掌握和利用的反动组织,有“清共先锋队”、“防奸组”、伪“工会”等十个以上。参加一贯道的占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七。这些人,大部分是被强拉硬扯参加的,过去仗势欺压群众、坚决反革命并欠下人民血债的首要分子,也占相当人数。工人们对反革命分子是痛恨的;但,因为反革命分子利用群众中的落后迷信、行会帮口思想,制造出一些糊涂观念,也造成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认识上的模糊。当时派到工厂去的领导干部没有认真依靠石景山党组织的领导骨干,进一步了解群众政治状况。他们虽然也命令反动党团进行了登记;但对登记的材料并没有整理、研究,只是把重要的反革命分子曹广钧、赵贵庸、陆俊峰等,送出去受训。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其实,有许多过去参加过反动党团并曾欺压过群众而没有向群众低头的分子,在工厂的行政部门,甚至在工会中还担任重要职务。有许多反革命分子,继续隐藏下来进行破坏活动。
在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严重情况。
杀人罪犯(恶霸地主)张全,河北顺义县北郎村人。一九四七年该村村干部闻进宝等领导群众酝酿反贪污斗争时(当时该村为游击区),反革命分子张全、张洪奎曾杀死我村干部、积极分子八人,打伤三人,后来潜入石景山发电厂。解放后,即进行秘密破坏活动。
反革命分子李秀田(国民党员、清共先锋队员、流氓),解放前欺压群众,时常腰里插着手枪,夜间搜查户口,强奸妇女。解放后仍不知改悔,曾一夜连续四次破坏锅炉:第一次,把高压炉的大水箱门放开,企图把水放尽,造成锅炉重大事故;第二次,将闸板烧红后用冷水泼,使闸板破裂;第三次,把锅炉总风门关上,使汽压降低;第四次,把十五号司火机放油。
一贯道“点传师”杨玉庆,在石景山锅炉车间当领班时,利用“下神”、“扶乩”办法,有系统地编制大批谣言(针对当时形势及我们宣传中心编造,自解放迄今他所编制的反动“乩语”及解说,已破获的有两包袱),破坏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
同错误的观点进行斗争
当时领导干部长时期地存在着一些极其错误的观点:如片面的群众观点,认为“都是工人阶级,那里来的特务”!作保卫工作的同志提出建立一些必要的工人出入厂的手续,即被人批评为“脱离群众”;也有人存在着单纯的技术观点,对于职工中特别是对旧的技术人员中的复杂状况不敢进行审查,怕“人家不干了”,怕惹出事,怕失掉了技术上的依靠。这种无原则迁就落后的思想,给反革命分子活动造成极大的空隙。当时有的同志见事不妙,曾经提醒领导上注意特务活动,却被讥为“庸人自扰”。
该厂六号发电机被破坏后,军代表及厂长均受到撤职的处分,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清除反革命分子,该厂政治上的严重情况仍然继续存在。修复六号机中又发现机器内回转子被塞进木头的破坏活动,这时上级党委开始警觉到石景山发电厂一再被破坏的事实,要求工厂认真检查。干部及职工积极分子中也提出清洗反革命分子的要求,但在领导干部中(包括当时的厂长)仍然犹豫不决。这些同志不是正面反对清除坏人,而是被困难吓倒,对上级指示和群众要求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他们说:“不调出这些人,叫做政治冒险,不行。调出这些人,是技术冒险,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下不了决心。但是大多数干部、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上级党委是一致的,他们号召群众保卫工厂,反对破坏,抓住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事实,向群众讲,利用一切集会进行宣传,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对敌人的警惕性。
一九五○年三月间,上级党委坚决批驳了石景山发电厂某些干部,那种“政治冒险,技术冒险”的看法,指示他们毫不动摇地清洗坏人。石景山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依靠党员和进步群众,从政治上整理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次共清洗了八十三名,其中大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下二十三名、“清共先锋队员”十二名、一贯道首六名、其余为蒋匪军官、流氓等)。后在职工要求下又连续清洗了一些,前后共被清洗一百三十四名。
清洗坏分子转入民主改革
石景山发电厂清除了这样一大批破坏分子,是领导上一个伟大的决心,是石景山发电厂走上民主改革道路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是党放手依靠工人的试金石。人们眼睛亮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群众扬眉吐气了。被清洗了的坏分子离开该厂集合时,工人们在后边说:“喂!看见了吗?柳条串泥鳅,都是一色货呀!”工人中间对于革命与反革命开始有了鲜明的界限。工人晁伯玉说:“石景山是一九四八年解放的,我是一九五○年解放的!”他们并且打一个比喻说:“我们的工厂,好比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挖去了这些坏肉,这个人就健康了!”
这是石景山脱骨换胎的大事情。工人们至今谈起来还念念不忘,认为是对自己、对石景山生产事业的一大解放。确实如此,该厂运输场,刘大全(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仍欺压工人)当领班的时候,各种工作都贯彻不下去。工会进行选举,他强制运输场工人都选他。在他的阻挠下,该场学习搞不起来。当六号机遭受破坏,该场工人进行讨论的时候,他首先说:“我保险,我们厂子里没有一个特务”,使大家不敢发言。当时运输场是该场人最多的一个场,但该厂领导上从这里调不出一个人来。自从刘大全被清洗出厂后,运输厂的工作效率在短时期内即提高了一倍,接着由于该场全体工人的努力,装修起桥型运煤机,工作效率较前提高了六倍。
干部中的笼统的工人阶级观念也扭转过来了。他们从事实中认识到,必须清除潜伏在工人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才可以形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清除反革命分子后,石景山的工人、党员开始以主人翁资格要求改选工会,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参加企业管理。工人普遍组织起安全小组,进行了劳动纪律的教育。群众的积极性一经发挥,立即涌现出一批新的技术力量,足以掌握生产主要部门。原有技术人员中,进步的更加积极,中间的已能够明辨是非,落后的也开始向进步靠拢。这些事实粉碎了技术冒险的错误思想。技术开始真正为人民生产事业服务。石景山发电厂的一切工作由被动转入主动。由领导上的裸体跳舞卷入热烈的群众生产和民主改革运动。
明确的结论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正好是一年。一年来,石景山发电厂的实际工作,给曾经存在过的一段敢不敢清除坏分子的历史争论作了明确的结论。
石景山发电厂清洗坏分子的工作是成功的。从现在来看,却也不无缺点。主要的问题是在实行坚决清洗之后,工厂领导上没有很好结合工人切身利益开展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教育工作。这一缺陷后来在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才得到补足。对于已清洗过的人,司法机关没有很好地发动石景山工人来参加处理,特别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也没有尊重石景山发电厂工人意见严加惩处,甚至有的竟被分配了工作。一个反革命分子在石景山发电厂被清除后,经过管制又被派到大同发电厂工作,结果破坏了该厂的机器。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石景山的职工同志提起这件事对政府还是有意见,认为这是一个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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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继续响应李顺达丰产竞赛
许多互助组上书毛主席保证竞赛作到有检查有总结
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及生产互助组继续响应山西李顺达互助组的爱国丰产挑战,并在本地区内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及东北各省,若干专区、县曾召集劳动模范或先进互助组开会,专门讨论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展开本区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问题。由于政府注意领导及劳动模范的带头推动,丰产竞赛运动在上述各地已形成热潮。河北天津专区在召开全区的劳动模范会议以后,永清县劳动模范张万生互助组首先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并向全专区互助组挑战,掀起了各县互助组的丰产竞赛。在山西大部县区,不仅发动了广大互助组的丰产竞赛,并组织了检查评判委员会,有重点地掌握某些先进互助组,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向前发展。如榆社县首先召开了以著名劳动模范张志全为首的二十四个先进生产互助组组长会议,讨论展开生产竞赛问题。该县并已由中共榆社县委书记、榆社县长,县供销合作社主任、县府农业科长等组成了竞赛检查评判委员会,具体指导与解决竞赛中的困难问题。张志全等二十四个先进互助组已上书毛主席,保证竞赛做到有检查、有总结,并将最后结果在报上公布,在这些先进互助组的带动下,该县的竞赛运动已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各地劳动模范和互助组在给李顺达的应战书中,都充满信心地提出了棉粮增产计划。除个别灾区(如皖北及察哈尔部分地区)的互助组外,一般应战互助组都提出粮食要比去年每亩增产一成左右,不少的互助组提出增产二成以上。如吉林特等农业劳动模范金时龙互助组保证今年每垧水田产八千斤粮食,超过去年二成以上。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傅景财互助组计划今年每垧产粮二千七百六十斤,超过常年应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棉花的生产计划,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参加竞赛的互助组都保证每亩产籽棉一百二、三十斤至二百斤。在某些生产基础和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如河北邯郸专区,七十八个劳动模范上书毛主席,提出今年要创造每亩水田产粮一千四百斤、产棉七百斤,旱地产粮四百斤、产棉五百斤的丰产纪录。大部分老解放区参加竞赛的互助组,增产计划都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生产水平。山西黎城石牛弟互助组保证每亩产粮四百三十五斤,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一百点二。
为了实现增产计划,所有参加竞赛的互助组都在加工加肥,提高耕作技术等方面想出许多具体办法。在施肥方面,许多互助组都准备用多积土、勤垫圈、沤草肥、压绿肥、挖粪坑、利用人尿及羊踩圈等办法以扩大肥料来源。因为去年农作物丰收,各地互助组都有力量增购豆饼、麻饼、肥田粉等细肥,这是达到增产的有力保证。在耕作方面,为了能够多犁多锄,精耕细作,许多互助组都准备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许多互助组准备使用新式农具——步犁、锄草机等以提高耕作效率。在防病除虫害方面,各地互助组决定实行药剂拌种、温汤浸种,准备好除虫药剂以便及时除治病虫害而外,并在耕作之前搂净耕地谷茬、杂草,用火烧掉以消灭虫卵。此外,所有参加竞赛的互助组一致提出选种优良品种以保证丰收。
各地互助组在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当中都进行了整顿。组内都按各人特长进行了科学分工,并建立了技术研究小组或设专人对全组进行技术指导。许多互助组并建立了组内的公积金制度(即抽出收获物的百分之几作为公共储蓄),不仅能解决组员在今年生产中的某些困难问题,而且因为有了公积金,可以购买个人力量所不能购置的大型农具及增加牲畜,这给互助组今后扩大再生产准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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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日报发表社论
号召全省农民向李顺达学习
山西日报四月五日以《李顺达是劳动模范又是爱国模范》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全省劳动模范和农民要以向李顺达学习和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的实际行动,迎接今年的“五一”节。社论指出:李顺达和他所领导的互助组,在生产事业上的突出成就,就在于他给农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回答了所有农民心里的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在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农民要想过更加富裕的生活,究竟要走那条道路?八年来,李顺达互助组用活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早就说过的:“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尤其是最近二、三年来,李顺达互助组又用活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提出的号召——把互助组与提高技术、发展农村副业和供销合作社三者结合起来,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繁荣农村经济的正确方向。李顺达互助组,无论在过去战争时期,或在土地改革时期及土地改革以后,一贯地坚持下来,从来没有松懈过。而且每年都在发展与改进着互助组的工作。他们采用新式农具来耕作,采用科学的方法来选种、防除病虫害,并利用剩余劳力来发展副业,是全省最早而且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互助组。李顺达互助组,每个组员又是合作社社员。李顺达互助组,就是用了这些新型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把平顺县的一个穷沟变成了富沟,全村每亩地产量超过战前生产水平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他的互助组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今年他们完全有信心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零八点四,他们的各种副业生产的收入也大大超过了战前。而且他们互助组里,已经有了公积金和公共财产,作为扩大互助组的集体生产事业和相互救急的费用。由此可见,李顺达是劳动生产上一位聪明能干的革新者,也是组织起来的一个模范的领导者。
社论称:李顺达在生产事业上的成就,主要是他努力学习政治,时时关心国内国外的大事,提高自己爱国主义的觉悟,把生产与政治结合起来而取得的。现在,我们省内工厂里或农村里,常常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埋头生产,不必管那些国家大事,一样可以当个劳动模范。甚至还有些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只要专心于自己的业务和技术就够了,学习政治似乎是多余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李顺达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努力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开阔起来,才知道在生产事业上要走什么道路,并且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只有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群众的聪明智慧,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发挥起来。所以李顺达所领导的互助组的每个组员,不仅生产情绪非常高涨,而且爱国主义的情绪也同样是非常高涨的。
社论继称:大家都知道,李顺达是一个受过旧社会残酷剥削的贫农,十多年以来,他就下定决心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才有光明前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了。在党的教育下,他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帮,始终怀着极大的仇恨和坚决斗争的决心。无论在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和现在镇压反革命时,他都是走着群众前头,带领群众,进行各种斗争。他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每个号召,从来是积极响应,细心学习,贯彻执行的。他订有山西日报、农民报、山西画报,经常学习政治、时事,并向群众进行宣传。
由于他积极学习政治,他的眼光放宽了,看远了,因此他对科学技术是很热爱的。当他第一次参观了天津工业展览会之后,他首先以身作则提倡使用新式农具。他积极宣传城市帮助乡村、工人领导农民的作用。对互助组中的一切公共财产和集体利益,他是非常爱护和关心的。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一切集体事业发展的远景,将给每个农民带来无限的幸福。
他的爱国主义的觉悟还表现在他十分相信群众的集体力量。任何时候,他没有因为有了成绩、得到了表扬而骄傲。他在过去太行区两次劳动英雄会上,都曾得到过头等奖励。去年全省劳动模范会上又得到了第一名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获得了毛主席亲笔题辞“生产战线上的模范”的奖状。他几年来能始终保持住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是因为他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结果。他领导的互助组,由于组员之间的团结和发扬了互相学习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因此能坚持八年之久。今年三月,他们向全国互助组和农民发起的爱国丰产的竞赛,是在深入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学习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们在挑战书中,把学习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列为完成竞赛条件的第一项保证。同时,他们最近为了保证经常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并在互助组内指定三个组员担任宣传员的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社论最后号召全省一万三千多工农业的劳动模范,向李顺达看齐,努力学习政治,成为生产模范和爱国模范。并号召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有干部发挥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经常地帮助所有劳动模范加强政治学习,提高爱国主义的觉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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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生产

  关于农业劳动模范的培养问题
在最近几年的大生产运动中,东北区各地都普遍地召开了村、区、县以至全省的劳动模范大会。在这些会议中交流与总结了生产经验,布置了下一步的生产计划。这些劳动模范在会后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与鼓动,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的形势是一方面要抗美援朝,巩固国防;一方面要提高生产,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更好地发挥每个劳动模范的作用,把政务院关于农林生产的决定,变成广大农民的具体行动,掀起爱国主义的丰产竞赛,争取一九五一年全区大丰收。在这里,我们提出几点初步意见,以供各地参考。
加强思想教育,不断地提高劳动模范的政治觉悟
对劳动模范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不仅在农业生产上有成绩,并能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各地领导机关应该经常教育劳动模范,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尊重领导,联系群众,组织与带领群众共同前进;不夸大成绩,不隐瞒缺点;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如果领导机关不注意对他们进行教育,或只表扬优点不批评缺点,有些劳动模范就容易自高自大,脱离群众,使生产受到损失。去年春天,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王忠有受奖后,由于他骄傲、懒散、脱离群众,省、县农业领导机关又未能对他及时加以教育,王忠有领导的互助组几乎垮了台。有的劳动模范,以为自己到过省、县、甚至到过北京,和毛主席握过手、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因而就瞧不起村干部和地方政府。有的劳动模范甚至向群众抖威风,压制群众。如辽西省今年召开劳动模范大会时,过去的省劳动模范就有三分之二以上没有被选上。肇源县一九四九年选出的二十几个省劳动模范,去年当选省劳动模范的,只有两个人。像这些情况,各地或多或少都发生过。此种情况发生后,当地有关领导机关虽都进行了纠正,对某些劳动模范的骄傲自满情绪,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教育。但黑龙江、吉林、辽西等省的教训告诉我们:仅仅在问题发生后才进行批评和教育是不够的,必须经常地注意对劳动模范进行具体的领导教育与培养,才能使他们不断的提高,很好地在群众中起带头与骨干作用。
不能把劳动模范当干部使用
农民所以能被选为劳动模范,就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搞得好,如果被选为劳动模范就会因而脱离生产,那还成为什么“劳动模范”呢?!但领导上过去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如辽西省劳动模范王正年,区、村领导上不对他在生产上加以培养,只是叫他帮助村内调剂棉麻种籽、发动群众修堤、带领群众往堤上送米等,以致耽误了他的改进技术工作。吉林省一等劳动模范孙绍岩,由于领导上经常去找他搞典型,外人也常常去访问,再加上常开会,去年一年就耽误了九十个工,自己一共花掉两石七斗粮食来补工和做开会用的盘费。互助组组员还替他补了三十六个工。松江省双城县新生村劳动模范傅德昌,因为外面经常有人去找他,引起群众对他不满,都说:“你当‘劳动模范’,我们还得跟着你当‘开会麻烦’。”由于这些偏差的产生,使部分群众因为怕开会误工、怕事事带头,而不愿当劳动模范。这确是提高农业生产,巩固与发展互助组的一大障碍,应该引起各地领导机关的注意。
根据具体情况帮助劳动模范提高生产
过去个别地区对劳动模范在生产上的具体帮助,是很不够的。有的地区不帮助劳动模范订立生产计划,并按期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只是过高地要求劳动模范处处带头、事事模范,给劳动模范增加负担,使他们两头为难。如去年实验推广新式农具时,有的地区盲目地硬使劳动模范带头。吉林省去年推广高作培土犁时,某领导机关硬叫朱宝兴带头(因为他会打铁,也爱钻研新农具),结果不但他自己耽误了一个多月工,同时因为高作培土犁不好使,还引起了群众对他的不满和责备,降低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榆树县省劳动模范刘秉礼反映:“在去年一年里,各级政府(包括记者有二十一个单位)都来访问,没有隔过十天不来客人。”村干部也认为模范组是上级领导的,以致放弃了对劳动模范的具体领导与培养。相反的,凡是领导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对劳动模范进行各种具体帮助,对生产上起的作用就很大。去年东北农林部贷给王振堂互助组两套苏联马拉农具,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不仅使该组扩大了耕地面积——开荒九十七垧,还比一九四九年多打八百多石粮食。
对劳动模范的领导教育必须经常
农业领导机关必须把对劳动模范的领导、教育与培养,当成领导农业生产的经常工作之一。如果把它当作一种突击工作,而不经常及时地在生产中加以培养,就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过去有些地区,由于领导上没有经常地注意对劳动模范的培养,直到临开劳动模范大会时才去突击选举,甚至脱离生产孤立地评选。这样的评选就容易有偏差。舒兰县法特区泥桥沟子村,有名无实的假劳动模范王守治,直至去年县委工作组检查春耕时才被发现。彰武关凤阁,全凭能说会道,当了三年“假劳动模范”。还有的地区,对新起的劳动模范不予以重视与领导。如清原南山城子区四道碱场村赵克先,全村数他打粮打的多,对改良技术、增产粮食,都很有经验,全村的群众也都向他学习。村干部虽然知道他生产好,但对他不加培养,相反地倒把该村的副村长庞国兴当成了个劳动模范(其实他在生产上处处不如赵克先)。这说明有些地方过去在培养劳动模范工作上,存在着怎样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因此,今后农业领导机关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和生产运动里去,经常发现与培养各种模范(只要是有一事之成或一技之长,就应该表扬)。克服和纠正过去那种只看材料,不深入群众,脱离生产,孤立评选劳动模范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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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郑州私营华昌营造厂把头残酷剥削工人
郑州市人民法院已依法处理
郑州市私营华昌营造厂经理及把头对工人进行超经济的剥削,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引起工人游行示威事件,已经郑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华昌营造厂经理董世昌于一九五○年九月间,将营业牌照以一百袋面粉的代价,租借给包工头冯瑞亭,承包中南军区军需部驻郑州办事处工程一批(包工不包料),总价是一亿一千二百零四万元。九月十四日冯瑞亭领工款一亿零五百零四万元,占总价的百分之九十五强。冯即招雇木、泥、油工共九十七人,约定半月发薪一次。但九月十六号开工后,冯对工人生活漠不关心,不履行原来双方协议的规定,除第一次工资按规定发放外,余皆推诿不给,拖欠工人工资竟达四十六天,合人民币三千九百五十万余元。工人曾与包工头冯瑞亭商定于十一月十五日清理欠资,届时冯又延期不还。推拖达七次之多。至十二月十号前后,工人连伙食费也供给不上。十五号那天,工人一天只吃了两餐稀面条,有家属的工人更无办法。十六日早晨,木工、泥工和一部分小工找不到冯瑞亭,便到华昌营造厂讨要工资。当时经理不在,该厂会计侯万科竟出面斥责工人。工人忍无可忍,遂爆发了游行示威事件。
在事件发生以前,去年十二月二日,工人孙有礼曾向郑州市建筑工会说,要停工不作,但建筑工会对这件事并未重视。当时工会干部李作民曾经劝说工人不要停工,并给工人写了一封信,让工人选出代表,向包工头冯瑞亭交涉发放工资,并无任何效果。十一日工人又到工会商量,工会干部孟剑光又只给工人写了一封信,问题仍是不能解决。十五日工人伙食费用尽后,孙有礼又到工会,要求工会作主,向包工头索还欠资。孟剑光又是只给包工头冯瑞亭写了一个条子,要冯到工会算账。工人没有找到冯瑞亭,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当天晚上,工人又到工会,要求作主,孟剑光既未答复工人,也不向上级工会反映。建筑工会干部这种不关心工人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引起工人不满,都说工会不顶事。
游行示威事件发生以后,郑州市总工会当时认为工人这种举动不对,即将摘招牌、拿营业牌照喊口号的四个工人代表及包工头冯瑞亭、会计侯万科带到公安局;经四个工人代表说明情况后,当天即把工人代表释放,将冯、侯二人带劳动局处理。包工头冯瑞亭强调没有发放工资的原因,是中南军区军需部没有发给他欠资,并说应由军需部发放工资。其实冯欠工人工资三千九百五十万余元,而中南军区军需部郑州办事处仅欠冯七百万元,并且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工程尚未完成。根据以上情况,冯显系一典型的封建把头,并又假借牌照,进行非法营业,向工人进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是法律所不许可的。因此,当晚即将冯、侯二人送押法院,依法处理,翌日并将该厂经理董世昌传讯到案,一并扣押。经郑州市人民法院处理后,已追出欠资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九千八百元,除工人停工期间伙食费七十一万五千元外,其余一千七百九十四万四千八百元清偿工资,已由法院会同工会分发给工人。下欠之工资二千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元,除由铺保华昌营造厂和瑞丰新记于三月一日前清偿一千六百万元外,尚欠五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元,正由法院继续向董、冯二人追要中。
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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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华昌营造厂事件的教训
今日本报发表了郑州市私营华昌营造厂拖欠工人工资引起工人游行示威事件的新闻,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地警惕。人民政府一再号召依靠工人阶级和保护工人基本利益,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不法的封建把头,对工人施行如此残酷的剥削,置工人死活于不顾,拖欠工人工资达四十六天之久,使工人几至停伙,家属无法生活。这是违抗国法的行为。郑州市人民法院对封建把头冯瑞亭、投机商人董世昌的处置,完全是必要的。
在这件事情中,有以下几点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一、今后对私营营造厂商必须进行严格的管理。华昌营造厂的非法行为不是一个个别问题,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这类“营造商”,往往既不经营,又不投资,专事转包,从中获利。承包的封建包头更采取偷工减料,压低工资,亏空工人,甚至携款潜逃,来谋取非法的巨额利润,置工人生活与工程于不顾;而工人由于季节性及工作不固定的原因,又只好忍受包头的无理剥削。因此这一事件应引起各地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对营造厂商应加强管理。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各种具体的管理办法,要求公私厂商有一定数量之工人,保证与工人直接发生经济关系,免除把头的中间剥削,以保障建筑工人的生活。
二、工会干部应站稳阶级立场,密切关心工人的利益。郑州建筑工会干部在工人要求工会帮助追讨工资后,不关心工人痛苦,不替工人作主,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郑州市总工会应就这一事件在工会干部中进行深刻的教育,彻底改变作风,这样才能挽回工会在工人中的威信。
三、关于对待工人集体性的举动问题,应当十分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凡发生这类事件的机关,应当很好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接受教训,迅速改进领导工作,把工作做好。同时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严防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于那些经过调查,证实确系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自应依法予以惩办。不过在处理此类有关群众集体行动的问题时,也应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说服教育,使群众辨别是非,孤立坏分子,不能把群众的行动和坏分子的阴谋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我们政府及工会干部应关心工人,依靠工人,诚心诚意地为工人办事,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工人群众和工会及政府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坏分子便没有可乘之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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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唐家庄职工妇婴保健站很受群众欢迎
去年九月里,唐山市唐家庄医院,试办了一所职工妇婴保健站。至本年一月底,共检查产妇四九○人,接产二八二人,没有发生一件疾病和死亡事故。
过去,唐家庄医院没有产房设备,产妇多送往林西医院。因为离家较远,职工不便照顾,好多产妇在产后三两天就要求出院,增加了产妇及婴儿的疾病和死亡现象;影响了职工的生产情绪。职工妇婴保健站设立后,职工们都感到无比地愉快。
妇婴保健站开始工作后,首先对孕妇进行了普遍的检查与登记,向她们宣传产期应注意的事项;并且建立了定期的复查制度。对临产妇还采取了“家庭访视”的办法,检查产妇及婴儿必需用品的准备情况。临产时,由保健站工作同志亲往职工家里接生。婴儿下生后,保健站仍定期进行家庭访视,注意妇婴产后的一切变化,直到妇婴完全健康时,才将保健工作告一结束。因此,职工保健妇婴站得到广大职工及其家属的拥护。
唐山市总工会劳保部 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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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正定县人民政府处理北贾村剧团强派粮款事件编辑同志:
一月三十一日贵报“读者来信”刊载了正定县北贾村剧团不应向群众强派粮款的批评。事实完全正确。因为这件事情牵连面较广,为慎重处理,所以拖延了一个时期。现将调查情况及处理结果综述如下:
北贾村村干部毛常明(中农),去年阴历正月从永安村看戏回来,就酝酿成立村剧团。他前后联络王度福、王德俊等三十八个人来筹划,其经费由村中花户派敛。经区人民政府发觉制止后,他却阳奉阴违,偷偷地在夜间分组分片催敛款项,先后共敛到九百六十七万零四百元。他们曾到北京、石家庄买戏装,付教师二人(读者说的是一人)薪资及杂支等项外,仅余六千八百元。
我们认为:村干部毛常明擅自向群众派款,是破坏国家财政制度的行为;不关心群众生活,强派硬敛,十足表现了群众观点薄弱;既经上级政府制止,不知悔改,反而阳奉阴违,更是目无上级政府、目无法纪的行为。为此,撤销其职务,并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资教育。其他参与其事者,从宽处理,已予教育释放。并令该村剧团暂时停止活动,等候县审查批示;戏装等由村公所保管。关于所派粮款及开支情形,即开具清单交群众审查,并将挖河工资米二百二十斤退还群众。
河北正定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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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共安阳市郊区委员会原馨山
决心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水平编辑同志:
我看到贵报二月十七日登载《安阳市部分干部不关心时事,政治认识落后于群众》一稿后,曾进行了检查,并和中共安阳市郊区区委同志们交换了意见。现将当时的情况和我的检查写在下面:
去年十二月安阳市郊区在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宣传中,紧密结合了秋征工作。当布置这一工作时,虽然在口头上强调提出了通过时事宣传完成秋征任务,但在具体执行中,由于思想上对秋征工作抱有任务观点,因而时事宣传工作就作得不够深入。特别是没有注意总结经验推动全面运动。这说明自己对学习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非常不够。
当朝鲜平壤解放以后,郊区妇女干部为了慰问在朝鲜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妇女进行募捐。当时我对妇女们这种爱国的实际行动,没有去具体帮助,认为这是妇女干部的工作,与自己无关。我除了深刻检讨以外,今后当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思想水平。
中共平原省安阳市郊区委员会 原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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