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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辽西省委宣传部
关于建立宣传网试点经验通报
编者按：中共辽西省委所发现的关于建立党的宣传网中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值得各地注意。这个通报中提出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其中说到应该结合当前工作，结合宣传运动，来建立党的宣传网，是很重要的。现在各地正在展开热烈的抗美援朝时事宣传，酝酿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和反对武装日本的投票，准备“五一”大示威，因此凡有党的基础的地方，都应特别抓紧“五一”以前的运动高涨时机，在运动中把宣传网初步建立起来，并在“五一”后继续加以发展和巩固。
最近收到兴城、彰武、铁岭、开原、山海关、北镇、双辽、辽中、昌图、昌北等十县市建立宣传网试点及开办支部宣传委员及宣传员训练班材料，了解到各地在这一时期，都先后着手摸索建立宣传网工作，并取得了初步经验。但由于这些经验的创造，主要是根据在未接到中央决定之前的市、县宣传部长联席会议精神布置的，对有些问题尚不十分明确，所以从各地反映材料及省委宣传部在新民县建立宣传网试点的体验，感到目前在进行这一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现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作为各地总结试点经验的参考：
（一）如何贯彻中央决定问题：首先必须很好的组织全党学习这一重要文件，这是建立宣传网工作的决定一环。必须充分认识到建立宣传网，不仅是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改进党对群众的领导方法，纠正某些强迫命令作风、简单化工作方式，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因此对中央决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认真组织学习，特别是党委宣传部门，更要首先细致研究，并初步提出贯彻中央决定的实施意见，提供党委研究实施计划的参考。新民县委会学习了中央决定及人民日报、东北日报关于建立宣传网的社论，并根据本县情况，定出实施中央决定的具体计划。山海关市委、昌图县委也曾组织学习文件，订出计划，这都是很好的；其他市、县如何组织学习，还没有反映，希即组织学习，并根据东北局实施中央决定的决定及省委关于建立宣传网的指示和实施计划精神，定出具体计划，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
（二）在支部建立宣传员问题：这一点上有些县还不够明确。有的不是提出在支部建立宣传员，而是只提：“建立村宣传小组”，忽视支部条件和党的基础；更有的忽视了建立的宣传员是党的宣传员，不注意党委与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不是以党、团员为主，而把党的宣传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如双辽印发的《如何开展读报组建立宣传员》小册子上，把建立宣传员解释成：“它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因为宣传员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只要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发展宣传员和组织宣传网”，这样提法是很不妥当的。中央提出：“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因此建立宣传网不能脱离支部党员，在没有建立支部和支部基础弱的地方，应采取适当形式，吸收非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宣传网的工作。另外双辽在县委办的宣传积极分子训练班内，确定五十名宣传员对象，并且由“县委直接联系培养，区委批准”，然后再交给支部领导，这样对宣传员的领导，会发生脱节现象，应该纠正过来。宣传员一般应该是一开始就由支部建立并经常领导，县里训练的宣传员也应交支部领导，而加强区委对支部的帮助。另外宣传员必须是按中央规定条件，以党、团员为主，以党、团员做骨干，吸收够条件的非党积极分子；有的误以为“党员是当然的宣传员，确定几个参加进去就行了，主要是发展群众”，这样就会使党的宣传网降低质量，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三）结合当前工作，结合宣传运动建立宣传员：北镇在建立宣传员试点当中，曾展开了全村较大的宣传活动，宣传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发动群众控诉日寇的暴行，一方面教育了群众，加深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一方面从宣传活动当中进一步考验了宣传员。彰武总结试点经验当中，也曾提到结合当前工作建立宣传员，并且分析了群众对当前形势及负担、生产等问题上的思想反映，当即布置了切合实际的宣传内容。其他县很少提到结合当前工作，如铁岭只结合整理了业余剧团，对当前的抗美援朝、副业生产、准备春耕、负担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没能很好结合。已有经验证明：脱离工作、脱离运动孤立地建立宣传网，一方面不能推动当前工作，一方面宣传员也会感到没内容可宣传，因此必须防止孤立地建立宣传网，以免流于形式。
（四）宣传员的选拔和对宣传员的领导问题：在建立宣传员的方式上，发现三种不大妥当的办法。铁岭是在原有宣传队伍中，选择党、团员，劳动模范，村干部，村代表，积极分子，按宣传员条件，经支部讨论，确定为宣传员培养对象，然后在宣传运动中考验，再经过组织手续确定为宣传员，这样发展只作到了慎重，但作为一个试点说，不能取得完整经验，未免慢了些，因为已经有了经过宣传运动考验过的党、团员及宣传积极分子，在试点中又经过考察，就应该确定为宣传员了。其次兴城在羊安堡村建立宣传员试点，是采取了在群众中打通思想，启发自报方式，一次报了二十四名，都确定成了宣传员，昌北县也是“自报公议”方式，双辽县，是规定“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发展宣传员”，这两种方式也都不妥当。中央规定“宣传员的任命应当经过党的支部委员会审查通过和高一级党组织的批准”，必须按中央规定执行。因为群众自报或选举的人，会有一些不合宣传员规定标准，如上级党组织批不准，反会影响这些人的情绪；而按中央规定手续建立宣传员，同时仍应在宣传活动中继续团结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宣传，并不断培养提高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抛开。宣传员的成员不能以小学生为对象，因为他们脱离生产，不可能熟悉政策，年纪小，也不会在群众中有什么威信。兴城羊安堡村二十四名宣传员中有十名小学生，是不妥当的。我们并不是否定学生在宣传活动上的作用，今后在大的宣传运动上也还要适当运用这批力量，但小学生不能作为党的宣传员（可用读报员等名义）。另外开始建立宣传员的时候，不但要打通各级党委领导上的思想，而且要打破党、团员群众对充当宣传员的顾虑，如目前几个县曾发现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对当宣传员存在的顾虑有：（一）怕耽误生产，（二）怕事事带头吃亏（当然不愿以身作则的就不够宣传员条件），（三）怕大老粗不会讲话叫人笑话等等，因此必须首先交待清党员充当宣传员是光荣义务，对非党员也应同样讲清任务光荣，对工作对自己的学习都有好处，而且宣传员的活动是对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不是到处去讲话，以打破这些顾虑。此外对宣传员领导问题，铁岭提出为了使宣传员活动密切结合当前工作，建议人民代表会吸收宣传员旁听，这方式当然可以，但不必规定为制度，防止因宣传员参加了会议就放松支部对他们的领导，或者拿宣传员当干部使用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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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
董秋斯
有不少人认为翻译工作是没有什么理论的。他们的意见大别有两种，一种说：翻译是一种艺术，只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所谓翻译理论不过是小说法程、戏剧作法一类的东西，事实上没有多大用处。另一种反对意见说：翻译是一种技术，类似油漆匠的工作。油漆匠学会了用颜色，就可以照样本画山水人物。翻译工作者只要看懂外国文，会写本国文，又了解一本书的内容，就可以翻译。油漆匠从来不讲究什么理论，翻译工作者要理论作什么呢？
以上的反对意见，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从古至今多少翻译工作者，都在奉行这一种理论，不过“日用而不知”罢了。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种理论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翻译工作的进步。举例来说，一千几百年前有“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的译文，前不久我还见过“跳到他的脚上”的所谓“直译”。五十年前有人主张“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过了几十年，还有人提倡“宁顺而不信”。照这样看来，我们有一千几百年历史的翻译工作走的并非直路，有时简直是兜圈子。尽管前人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后人很少从这上头得到教训。当然不能说我们的翻译工作完全没有进步，进步是有的，不过是很迟缓的，是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很不相称的。
进步为什么迟缓呢？因为它不是在自觉的努力下得到的，而是在别种改革的推动下（例如文体的改革）得到的。也因为过去科学不发达，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不能运用科学方法，总结前人的经验，发见进展的法则，而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从古到今搞翻译工作的人，几乎都要从头摸索起，进步哪能快得起来呢？不错，刊物上登载过一些评论翻译的文章，而且有过论战。事实上，大家都是兴之所至，随便谈谈，并没有人从事长时期的调查研究，所触到的问题，或流于枝节，或未能深入，效果也就很有限了。
早就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科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从这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在工作过程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并不完全靠天才或灵感，如某些人所说的。这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某些人凭空想出来的。要发见它和通晓它，就得向与此有关的客观事物作一番调查研究的工作。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得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翻译界有了这样一种东西，就等于有了一套度量衡，初学的人不再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摸索门径，也不至不自觉地蹈了前人的覆辙。从事翻译批评的人也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在这样的条件下，毫无疑问，翻译工作的品质是可以飞跃一般地提高的。
诚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不仅要求一个两个人为它工作，它要求若干人以至一个或几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机构为它工作。困难不能说是没有的，不过，问题是：我们目前有没有这样一种需要？这需要是否迫切？更要紧的是，有没有满足这样一种需要的客观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一切都是空谈。
对于以上几个问题，我们的答复应当是肯定的。毛主席指示我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加速度地吸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和文化思想成就，因此就要大量地翻译它们的各种书籍。同时我们也还要有选择有批判地翻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典著作和技术著作。在这样作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重量呢？还是重质呢？唯一正确的答案是质量并重。不过，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质和量好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重质就不能重量，重量就不能重质。凡是大量生产的翻译书，多半是粗制滥造、不可卒读的。我们既已认识翻译书在国家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性，就不应当听任那种文句不通的错误百出的翻译书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翻译书质和量的矛盾。
办法在哪里呢？在加强翻译工作的计划性，在加强翻译工作的领导作用和批评作用。谈到计划性，就会碰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待译的书是非常广泛的，是包罗万象的，而我们的人才呢，精通中外语文的已经为数不多，既通语文又有专门学识的，更是寥寥可数。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形下，计划如何定得出来呢？我以为，碰到这样的问题，也用不着悲观，最好去翻一翻历史，看一看我们的前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再去查考一下别国的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看一看人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翻译人才少是事实，但是较之一千几百年前的初唐时代，就断乎不能说少了。初唐以来，译了很多佛经，而且译得相当正确，主要的是靠了组织工作。他们把少数精通梵文的僧徒，与较多的通经、能文的僧徒，组织成一个“译场”，从事集体翻译，因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说，目前在我国流行的基督教“圣经”白话译本，大体上也是译得很好的。这工作大部分完成于清代，当时我国懂英文的人固然不多，而懂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的人几乎没有，他们用“翻译委员会”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以上说的是过去的经验。我们再来看一看现代苏联的经验吧。法捷耶夫一九四九年十月来我国时在一次座谈会上谈：苏联在把外国作品译成俄文时，有三种人参加，第一种是通达两国文字而且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由他们先把外国作品直译成俄文，然后请一些作家来修饰这部直译的作品，使成为艺术品，最后由原作者本人或有才能的作家再来校对修饰一次。三十多年来，借了这种办法，苏联已经把各民族的优秀作品几乎都译成俄文了。
虽然我们不必照抄这些办法，不过毫无疑问，这些办法提供了我们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通过一定的组织，不但可以保证量的增加，也可以保证质的提高。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博学，我们要想找出一个人来，既通晓他们所用的语文，又通晓他们所通晓的一切东西，那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若把精通德、英、法、俄等语文的人，精通哲学的人，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精通历史的人，精通自然科学的人，精通文学的人，合成一个组织，集体来翻译他们的著作，一定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句话在这里也用得着。
不过，我们应当知道，组织问题也并不简单。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在组织方面，有过多次的失败经验。主要的问题是：从事集体工作的人，必须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一个“共同纲领”，才不至于聚讼纷纭，费时失事。这就是建设翻译工作的理论的问题。
谈到翻译工作的领导作用和批评作用，更加离不开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领导作用不以组织和计划为限，主要的还是在思想方面。负责领导的机构要掌握一定的原则，为全国翻译界指出正确的方向。我国从事翻译工作的历史是很久的，虽然没有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却有不少片段的经验和零星的意见。我们从古到今的翻译工作能多少有些进步，不能不归功于这些经验和意见。但是，因为这些经验和意见是片段的，散碎的，未经过整理和总结，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而留下若干漏洞和未解决的矛盾。这些漏洞和矛盾有时会把初学的人领上一条错路，简直变成了陷阱。逐字死译的人可以“直译”作挡箭牌，乱跑野马的人可以“意译”或“神译”作护身符。直译和意译原是我国翻译界久已存在而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就分直译和意译两派。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甚至有的连把梵语倒置改从中国文法这一点也反对。遂有“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的译文。意译派说直译派的译文晦涩难读，失去真美，这恐怕是实在的。但是像鸠摩罗什那样“文辞流便”的意译派的译文，也未成为定式，初唐以后，又有多少变更。基督教徒翻译《新、旧约》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争论。他们的翻译委员会一次一次地组织起来，又一次一次地解散，主要的也是由于直译意译方面的意见纷歧。这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时时成为争论的对象。由此可见，这问题得不到适当的解决，一切组织和计划就不容易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一切领导和批评就没有一个可资依据的客观标准，因而提高翻译工作质量的话也就难得有充分的把握。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必然有待于翻译理论的建设。
我们既然承认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就得考查一下，我们目前有没有从事这一工作的条件了。略一翻过去的历史，就知道建设翻译理论的条件在过去是没有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译经工作，范围既狭窄，历史也不太久，谈不到建设完整的理论体系。到了近代，尤其是五四以后，翻译的范围扩大了，也积累了前人许许多多的经验。单就这一方面说，条件是具备了。但是，在过去那种腐败的混乱的政治环境下，再加上资本主义的影响的存在，很少人能从事有原则有计划的工作。出版家所关心的主要的是利润，译作者所关心的主要的是稿费。事实上，大多数翻译工作者只能把翻译当作一种副业，汲汲皇皇，难得一饱，连多推敲一下自己的译文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哪还顾得翻译理论的建设呢？
但是，解放以后，这方面的情形有了显著的变化。主要的一点是：国家负起了建设文化的责任，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学校、人民团体的机构，有许多设置了翻译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一批翻译工作者，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翻译、研究、或有关翻译的行政工作。他们不再受政治的迫害，不再受书商的剥削，也可以不再为了衣食的缘故而粗制滥造。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情形，这是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的条件，这也就是我们建设翻译理论的条件。
我们必须承认，到这时为止，我们还没有好好利用这些条件，或利用得不完全适当。翻译界还存在有重复浪费的现象，书店里还陈列有大量不够水准的译本，一般读者歧视翻译书的倾向也还没有扭转。这就足以说明，现存的翻译部门和翻译工作者，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些部门和个人还多多少少保持过去那种散漫的各自为政的状态，还没有依照一种共守的原则和通盘的计划组织起来，步骤一致地来工作。这是我们当前翻译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加以解决。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将在本年内召开，可见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很远的事了。
伴随着全国翻译计划的编制，我们必须同时从事翻译理论的建设。这工作可分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就翻译工作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直译和意译问题，审校制度问题，译文的标准问题等等，在短期内制成一个方案，提交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作为翻译工作者临时的“共同纲领”，以便据以进行翻译计划中所规定的工作。因为这个方案是在短期内制成的，来不及总结古今中外的全部翻译经验，作深入的探讨，概括性不大，若干问题可能解决得不够彻底，所以只能是一个临时的方案。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还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工作。
第二步，伴同翻译计划的执行，或就作为翻译计划的一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翻译工作的领导机关，组织专家，从事下列各项工作：
一、编著《中国翻译史》，用正确的历史观点，总结东汉以来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法则。
二、搜罗东西各国有关翻译理论和翻译制度的专书和论文，加以编译，作为我们建设理论和制度的借镜。
三、依照斯大林的语言学观，用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比较中外语文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指出当前译文应守的范围和“欧化”的限度。
四、加强翻译批评工作，提供时间和力量，广泛地寻找典型，优良的加以推荐，粗滥的加以批评，这样，不但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也给翻译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的实例。
五、号召负责翻译和审校的人，把总结经验作为自身工作的一部分，随时提供心得，与同工者观摩切磋，既可提高业务的水准，也有助于翻译理论的建设。
六、办好翻译工作的机关刊物，使散居各地的翻译工作者（至少在目前，集中在一个机关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能随时互通消息，交换意见和心得，发表研究的成果。
此外，如各学科和各语文的辞典的编纂和修订，专名和学名的统一，都是翻译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项目，但因不在本题范围之内，这里就略而不谈了。
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随着全国翻译计划的完成，我们要完成两件具体的工作，写成这样两部大书：
一、中国翻译史
二、中国翻译学
这两部大书的出现，表明我们的翻译工作已经由感性认识的阶段，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实践了“翻译是一种科学”这一个命题。
写到这里，我可以回过头来，对本文开端所提到的反对意见，再解答几句。看了我上面的说明，应当知道，翻译工作并不是神妙莫测的，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有它自身的发展法则可寻，因而可以构成一种科学。说是一种科学，表明它是从客观法则出发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翻译理论的建设基础有三：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地调查，深入地研究。建设在这样基础上的翻译理论，自身就是一种科学，一切非科学的东西都不能拿来与它比拟。正如一切科学理论，翻译理论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它的建设一方面要符合普遍的科学法则，另一方面却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它要参考前人的和别国的理论和经验，但绝对不是抄袭。要建设这样一种理论，没有捷径，没有省力的办法，必须结合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辛辛苦苦去工作。为了这个缘故，我要反复说明这个问题，希望从事翻译工作和关心翻译工作的人，认识它的重要性，肯提供一定的力量来完成它。一旦完成之后，我们的翻译工作就要脱离以往的手工业式，而进入现代化。就能够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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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战场速写（铅笔画）（十一）
在前线战壕中的志愿军，他们收到了祖国人民送他们的慰问袋和慰问信。这是一位志愿军的战斗员，用着兴奋和愉快的声音在朗读慰问信。他们从一字一句里感到祖国人民对他们的关怀。 侯逸民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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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爱国主义，反对商人中的殖民地思想！
千家驹
近百年来，中国在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之下，一方面激起了中国工人农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另方面却养成了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工商业家极浓厚的殖民地思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但这种崇拜洋人轻视祖国妄自菲薄的殖民地思想并没有根本肃清。由于这一次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和朝鲜露骨的侵略，掀起了我国空前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毛主席发扬爱国主义的号召下，在各地展开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举行了控诉大会，坚决地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教育侵略所造成的殖民地思想。在文化领域上，我们总算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文化侵略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但在商人中，这种残余的殖民地思想却依然严重地存在着。这从那些方面得到证明呢？首先，就表现在商标上，明明是中国厂商自己制造的商品，顾客对象亦是中国人民大众，但他们却偏喜欢仿造一个外商的商标，冒充洋货。或者在商标上，说明上，包装纸以及仿单上使用西文，甚至连一个中国字也没有。是不是他们希望这种商标或仿单发生宣传的作用呢？不是的，因为谁也知道，中国人懂得西文的比懂中国文字的人不知道要少好多倍，如果商标或包装希望发生宣传作用的话，他应该用为最大多数人民所熟悉的中国文字才对。显然的，他们所以使用外文，其目的不外是影射舶来品，欺蒙顾客而已。这种恶劣的作风，尤以卷烟与化装用品上为最普遍，常见整个包装上满是英文，连一个中国字也找不到，乍一看，还以为是道地的舶来品，但上面明明地印着“中国制造”的英文字（Ｍade in Ｃhina）。更甚者，是根本冒充外货，贴上一个与外国货一模一样的商标。例如白兰地酒明明是中国自制的，偏要贴着法国制造的三星商标。还有已故上海流氓头子黄某制药厂的某种成药，叫做“艾罗氏×××”，其实“艾罗氏”者，黄（Ｙellow）之译音也。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自然，商人之所以要影射外国商标，或者使用外文，是有他的社会根源的。他的目的，无非是要蒙蔽顾客，迎合顾客崇拜洋货的心理。所以这种现象，顾客也是要负一半责任的。我们并不否认由于中国产业发展的落后，某些国货在品质上不及外货优良，这是事实。但这正是帝国主义长期经济侵略的结果。中国的工艺制品在几千年来经常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只有在近一二百年来，才落于欧洲人之后。在彻底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的新中国，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今后我们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品质，必须首先养成大家爱用国货的心理，而爱用国货心理的养成，首先应该彻底肃清过去那种崇拜洋货的殖民地思想。
模仿外商商标或商标上使用外文（除出口商品外），无疑地是殖民地思想的表现。在全国解放，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二年之后，在我国商场上还充斥着这种使用洋文，冒充洋货的商品，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耻辱。为了发扬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应该展开反对商人这种殖民地思想的斗争。在商标注册暂行条例上（第四条），对于使用外国文字为商标本在禁止之列。自中央私营企业局办理商标注册工作以来，凡使用外国文字的商标（除运销国外或由外国进口的商品外）一律不准注册，甚至用西文字母为商标的，亦必令其更正。但商标注册与否，是听其自愿的（不注册的商标仅不保护其专用权）；所以一些不注册的商标使用西文，依然满目皆是，按照规定，商标注册与否，政府虽不加以干涉，但如果不注册的商标，有违反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第四条各款之规定时（按第四条规定：某些文字图形，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例如国旗、国徽、军旗等等，外国文字亦在禁止之列），各地工商行政机关仍有权加以取缔。但过去各地工商行政机关因忙于处理其他事务，对于这一工作并没有严格地执行。最近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一个布告，取缔商标及招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其中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不论中外人所经营的商店，招牌及装璜上，应一律使用中文，不得再用外国文字。二、各工商业户门面牌匾原用外国文字附着于固定建筑物者，限自布告之日起，于六个月内一律拆修改正；新建门面，不得再用外文；其非附着于固定建筑物者应即撤除或涂改。三、旧存印有外文的包装纸、盒、发票、仿单等，应一律向工商局登记数量，自行加盖改正戳记或涂改，至用完为止。四、重新申请注册的商标，除运销国外的商品外，不得再用外国文字，但为照顾厂商起见，凡原用外国文字之商标，准自发证之日起，暂行专用二年。五、西药名称如通行译名者应用译名；译名不一致者，可附原文，中外文并用，无译名者，可仍用原文”。
北京人民政府这一措施，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各地人民政府很可以斟酌各地实际情形，采取类似的或同一的措施。在商标工作上，中央私营企业局也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以外国文字为商标（除依法律规定准其使用者外），不论这种商标是不是注册的（注册的已经取缔，不成问题）。同时我们更希望各地厂商，工商业家自动自觉地来执行这一工作，配合着爱国主义教育的号召，彻底肃清工商业界残余的殖民地思想。同时这样也就培养了我们爱用国货的心理，对于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上也是有莫大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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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队下乡
赵殿鳌
山东省电影巡回放映队，曾在今年春节组织八个小队分两批赴沂水专区的莒南和沂水县一带，放映《毛主席阅兵》、《中国人民的胜利》、《易比河会师》等影片。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电影队行经平邑、临沂两县时，干部和群众都拦住我们，要求放映。群众的这种热烈要求，我们怎能推却呢！他们对于电影是这么喜爱。许多村子的老乡问我们：“多少钱一部，那里可以买到？”这是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对新文化的迫切要求。
他们看过了上述几个片子以后，不但了解了中国人民的朋友——苏联红军力量的无比强大，也知道了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近代化的部队：它有着坦克、大炮、飞机。人们脸上都露出了骄傲的笑容，心眼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特别在银幕上出现了毛主席时，观众一致鼓掌欢呼。他们感觉到毛主席是和人民生活在一起。
山区道路难行，交通又不便，机器的搬运很困难。但困难是容易克服的，农民们争着给我们运送三百多斤重的发电机。
我们离开一个村子时，群众怎么也不让我们走，说：“同志，就在俺县里住下吧！”他们还抢着把花生、糖塞到放映员们的衣袋里。
放映员大都是才离开学校的青年。在群众热情的鼓舞下，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对待自己的工作。在严寒的冬天，他们背着行李和放映器材跋山涉水，鞋子磨破了，脚底起了泡；到了一个村子放映完了，又得收拾器材，赶到另一个村子。
为了及时地配合中心工作，电影队还抽时间画制了幻灯片，给当地群众放映。
我们的工作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民的电影将会在广大的农村中茁壮地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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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时事手册》普及抗美援朝运动专号出版
《时事手册》第十二期已出版。这一期是普及抗美援朝运动专号，主要是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月十四日通告中第三项建议编辑的。本期“编者的话”中写道：“希望各地在深入和普及抗美援朝运动中，充分利用本期的材料，加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一期有下面几篇文章：
吴冷西的《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节？》该文写道：我们人民纪念今年“五一”节的最有意义的行动，就是加强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以保卫世界和平。该文进而提出三点纪念的方法：第一，全国各工厂、矿山要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改善工会工作。第二，全国广大农村要展开春耕运动，争取今年丰收。第三，全国各界人民要一致起来，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巩固人民大团结。
穆之的《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是供给宣传员在这一运动中讲话用的，该文特别强调地解释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意义，批判了部分群众中的错误思想，即为什么不先去打台湾而要先援助朝鲜。
这一期登载了方实的《怎样订立爱国公约？》廖盖隆的《怎样开好控诉会？》朱波的《怎样开好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冯鲁仁的《怎样组织小型宣传队？》这四篇文章介绍了宣传组织工作的各种经验，供给各地参考、效法。
关于宣传网的问题，本期刊登了两篇文章，即廖盖隆的《各省中共省委应该按月制发宣传要点》，王宗一的《在群众运动中建立和发展宣传网》。前一篇文章是根据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第三项规定，解释了为什么要按月制发宣传要点和宣传要点应该包括那些内容。
本期还登载了解释当前时事、政策的四篇文章，即陈昌谦的《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赵棣生的《搞好劳动竞赛来抗美援朝》，吴玉森的《争取今年全国丰收》，康英的《继续开展宗教革新运动。》
本期刊登了“五一”节大示威中可以唱的三首歌曲，希望各地广播电台、歌咏团体、音乐教师和工会俱乐部及时教唱（至少教一首），以便群众在“五一”大示威中能够唱好。
华北区篮排球比赛大会今开幕
一九五一年华北区篮排球比赛大会，于今日（四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半在先农坛北京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开幕典礼。礼毕即进行比赛。
参加此次比赛的华北区十四城市的篮排球代表队和参观团已于四月九日到达北京。计有运动员四百五十人与参观团团员三十三人。参加比赛的队共有四十二队，包括男子篮球十四队、男子排球十一队、女子篮球十队和女子排球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