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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战场速写（铅笔画）（十）
打得好！（中朝高射炮部队击落敌人的飞机）
伍必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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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省抗美援朝运动逐步走向平衡
萧榕
福建省的抗美援朝运动，大体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党内到党外，从机关、团体、学校到有组织的群众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迅速地掀起了学习热潮。第二个阶段是从机关、团体、学校到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群众，大规模地开始了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并展开了对美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控诉。第三个阶段是在宣传逐步深入、群众纷纷控诉美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把抗美援朝和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使抗美援朝教育成为各项工作的动力。
全省的抗美援朝运动，已逐步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福建省分会曾与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共同编印了时事宣传资料、宣传画、文艺材料、小型传单、标语和歌集等四十多种二十八万多份，分发给全省各地。这对于全省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开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各个主要城市，抗美援朝的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去年十二月底以前，福州市曾经举办了二十一次大讲演会和八次抗美援朝文艺晚会，每次与会群众都在千人以上。中共福州市委会曾以宣传员为基础，动员学生和工人二千八百七十八名，组成六十五个宣传队，分头到市区五十二个居民委员会，进行家庭访问，在里弄讲演，并广泛召开控诉会。去年十二月以前，全市举行了两次大的集会与游行示威。第一次是工商界七千余人的示威游行，第二次是各界五万人的祝捷大会和示威游行。厦门市在对干部和有组织的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时，特别注意了街政小组长以上干部的学习。仅思明区就有六百多街政干部参加了学习。因为对干部的教育较深入，全市的抗美援朝运动于去年十一月末就全面展开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出动了千余人的宣传队，冒雨下乡宣传，并在街头和影院放映时事幻灯，收效很大。十二月初，全市各界人民纷纷召开控诉大会。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后，纷纷订立爱国公约。厦门市的百货商店普遍在自己的门窗上贴了抗美援朝的漫画、标语，零售商品的纸包上也印上了抗美援朝的标语。在运动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动员起来参加了宣传工作，很多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教会学校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也热烈地展开了。福州市的协和大学、英华大学等校师生，控诉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罪行，发表了宣言和告教会学校书，并组织起来，协助十四个中等以上的教会学校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在广大农村中也逐步展开。漳州和闽侯在这方面作得最好。漳州有二百七十六个村举办了黑板报，一百四十三个村开办了夜校，入学农民超过一万四千人，设立了四十几个屋顶广播，组织了二十五个读报小组。闽侯结合土地改革运动，通过该地中共党代表会、人民代表会和各级农民代表会进行深入的时事教育。代表们回去后结合农村宣传员和土地改革工作组，在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把抗美援朝的教育深入到农民中去，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识，谣言不攻自破。
经验证明，控诉会是提高群众觉悟最好的方式。如福州南台区文山居民在控诉会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霸占公地、逼人致死的事件后，激起了群众的公愤。厦门市有两位老人以自己亲身的遭遇在报上控诉美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他们从光绪年间八国联军说起，一直说到美国领事巴詹怎样阴谋侵占鼓浪屿，以及该地怎样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公地”，中国人怎样受尽了侮辱，大大地激发了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仇恨。
经过广泛的抗美援朝教育后，目前一般群众已树立起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当朝鲜战争暂时处于不利情况的时候，部分群众曾认为“我看美国不是纸老虎”，“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要爆发，蒋介石要反攻了”，经过时事学习后，他们的思想都转变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后，许多时常收听“美国之音”的人，也承认“共产党真是有办法！”广大人民对于物价一直稳定，更表示钦佩。不过运动的发展还非常不平衡，城市里若干工商界人士和教会的一些上层分子，对抗美援朝还缺乏正确认识，农村的时事宣传工作更未普遍展开。目前全省正为运动的平衡发展和深入而努力。在城市主要是协助教会学校进一步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并帮助教会人士和工商界中的上层分子逐步认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在农村则主要是结合清剿土匪、反对恶霸和土地改革，进一步对农民开展时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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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州市是怎样开展抗美援朝宣传运动的？
陈笑雨
郑州市的人民已普遍地受到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郑州市的爱国主义宣传运动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的。四个多月中间，共开大小宣传会议八百三十余次，公演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戏剧四百八十六次，剧院加演抗美援朝小剧（快板、活报、小调等）二百六十次，总计观众、听众达五十二万人。郑州是个二十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这就是说平均每人受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爱国主义教育。郑州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举行过十一次游行示威，参加者十九万多人，其中妇女和工人游行是最好的。“三八”节的妇女游行原计划到三万五千人，结果到了五万二千人，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工商业界的妇女也参加了，她们组织了秧歌队，名字叫做“工商业界妇女秧歌队”。还有几乎从不走出大门的修女、尼姑二十余人参加。有的修女说：“一辈子见不了天日，今天也叫咱见见天日了。”有的修女说：“我们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妇女工作算是做好了。”三月十八日的工人游行，原计划到三万人，结果到了四万人，占全市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工人、妇女以及其他许多次游行示威，事前都经过充分准备和思想酝酿。“三八”节前，郑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曾分别为工人、学生、家庭妇女开设了妇女讲座。每一次都有两个人讲演，一个是主讲，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个是副讲，讲什么是“三八”节，如何纪念“三八”节，讲后组织漫谈，进行控诉。工人游行前，中共郑州市委员会委员、市政府各级负责人共下厂做报告五十八次。报告后接着开展讨论，组织控诉会。经过报告、讨论和控诉，大家的情绪一步步提高，游行示威，显示自己的力量，很自然地成为大家共同的要求。
春节期间，郑州市举行了五天文化娱乐活动大比赛，出演节目二百余种，演员二千余人，观众一天比一天增加，最后一天到了六万五千人（共计观众十六万人）。出演节目中有不少新的创造，从来不和政治内容结合、而且很难结合的玩狮子，第一次和政治内容结合了，而且结合得很好。玩狮子的爬上高达四五层方桌上，直立起来从嘴里吐出几卷抗美援朝的标语，在“保卫和平”一卷标语中还卷了一只白鸽子。当白鸽子飞出时，掌声雷动，欢呼不已。
郑州市的宣传活动是在郑州市抗美援朝分会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在宣传活动中，动员了各种力量，采取各种形式。在该会领导下，组织了有一百三十一个单位，一万九千四百余人参加的宣传队伍（戏剧、腰鼓、幻灯、宣传卡车），真是一支宣传大军。在各种力量中，以学生和公安局派出所的力量最大，他们宣传的效果也最大。该市第十九派出所通过居民组长联席会、群众小型座谈会、夜校向居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抗美援朝的道理，真正家喻户晓。有个户册员，名叫刘继增，工作积极，在群众中有威望，而且富有宣传才能，特别受到欢迎。他宣传美国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发财，是这样说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他宣传大家应该热爱人民政府，说是：“国民党在郑州时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现在是修好了六条洋灰大马路，恢复发展了电厂、电话局……”他总是从群众的日常生活说起，并运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向居民进行串门拜访，受宣传者达五万余人。
全市人民经过四个多月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使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受到清算，初步树立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念，认识到援助朝鲜是“到大门外站岗”，激发了抗美援朝的热情，共捐献抗美援朝的慰劳金四亿六千余万元，慰劳品一万五千余件，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超过预定名额六倍以上。该市西豆腐砦是个偏僻的胡同，胡同居民周老太太看戏时，见到她的孩子扮演美国兵，走上去愤怒地骂他：“谁叫你当老美，不当个解放军！？”郑州市的爱国主义宣传运动现正继续开展，为迎接“五一”劳动节的大示威积极进行准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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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徽州专区农村的抗美援朝运动
程光华
皖南徽州专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初期是很不平衡的，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抗美援朝运动所以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些负责干部，把抗美援朝运动与实际工作对立起来，并有少数干部存在着“农民不关心时事”的思想偏向。如有的区委书记说：“土地改革征收公粮这么忙，又要镇压反革命，又要……，那里还顾得上抗美援朝呢？”歙县有的区级干部说：“农民本来不知道有什么美国侵朝战争，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闹不清楚，如果宣传不好反会引起农民的思想顾虑，不但搞不好抗美援朝，而且会影响别的工作，所以不如干脆闷着，省得找麻烦。”领导机关为纠正这种现象，一方面强调抗美援朝运动和其他工作必须有机结合，互相渗透，另一方面翻印和编印了一批时事宣传资料，让所有能看懂的干部，人手一册，以便进行学习。中共徽州地委并规定所有下乡的地委和县委负责同志，分地区召集区干部和土地改革工作队的干部作报告。经过十天多的学习和报告，干部的思想提高了，并学到了向群众宣传的资本。同时，运用了重点突破推动一般的工作方法。结果，凡是进行了时事教育的地区，农民们仇美爱国的政治思想觉悟就提高了，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各项工作。由个别到一般，由分散到集中，培养积极分子带头，由先进到落后，逐步发展成了空前广泛浩大的运动。这是第一个特点。
揭发和控诉美、蒋、日寇罪行，并与土地改革、反封建、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联系起来，划清敌我界线，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态度，进一步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有力地推动了各种工作的开展。这是运动的第二个重要特点。
运动的前一个时期，各地发生了热闹一阵但是深入不下去的现象。基本原因是：一方面，有些领导干部片面地认为：抗美援朝就是宣传和捐募慰劳；另一方面，宣传一般化，敌我界线划分得不清楚。经过检讨后，各地开始具体地揭发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日寇的罪行，联系控诉地主罪行，展开了诉苦翻身运动。得出的结论是：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由于敌我界线明确了，农民们对敌人更加仇视了，爱祖国的热情也就更加提高了，从而就推动运动走向更高阶段。农民们一致提出：“为抗美援朝，要快缴和缴够爱国公粮。”并纷纷订出了爱国公约。因此全专区除个别村略有尾欠外，都按期完成了缴粮入库任务。在“抗美援朝必须做好土地改革，打倒封建，镇压反革命，参加人民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全专区一千一百八十三个村中，已有八百余村斗倒了千余名恶霸地主，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村中现在很少能听到谣言了。
全专区已有很多青年农民要求参军，很多年纪大的农民说：“我不能上朝鲜前线，我就努力挖黄泥！”（指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而言）全专区各阶层还开展了捐献运动。据初步统计：全专区共捐献子弹、手榴弹代金三亿四千多万元，慰问袋两万七千五百八十九个。运动中并有不少人提出：不仅自己学习时事，还要向别人宣传。截至目前止，已有四千二百余积极分子光荣的担任了宣传员。
（转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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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邮电医务工作者天主教徒
愿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
北京市天主教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筹备会于四月一日召开全市邮电和医务工作者天主教徒座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副局长薛成业出席指导。座谈会主席刘福栋致词说：天主教徒爱国运动的中心问题是积极开展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压迫中国人民，我们只有坚决彻底地斩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把潜藏在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清洗出去，并肃清帝国主义对教会的影响，天主教徒才能真正站立起来，才能实现天主教徒的爱国愿望。接着与会教徒热烈发言，愿意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将教会中的破坏分子清除出去，洗刷天主教的污点。邮电工人王景儒、张忠礼、郝存厚、王希禹等更特别指出，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自去年美国侵略朝鲜战争开始后，在邮局工作的天主教徒已积极地参加了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因为工作特别努力，有的并已被评为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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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潘家峪
——人民斗争胜利的旗帜
崔昶
十年前旧历除夕的前一天，盘踞唐山市的日寇宪兵队长佐佐木率领日伪军二千多人，包围了这个村子，把没有来得及突围的男女老幼一齐赶进潘惠林家的大院。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个“杀人场”：院内铺满了柴草、松枝，四周站满了端着机枪的鬼子。村民被赶进大院后，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便开始了：枪弹像下雨一样地扫射了起来，松枝柴草烧起了烈火，母亲怀抱着幼儿、姐姐背着弟弟、壮年拉着老人在枪弹和火焰中挣扎着，成堆地倒在火里惨叫着……人死得差不多时，鬼子把死尸又垛在一堆再烧，把还活着的再扔进去。……潘家峪大火冲天，十几里外都能看见火柱和浓烟。
经过这一场血腥的烧杀，全村一千五百多人，只剩下三百七十几个人，全村房屋已变成一堆瓦砾。
老婆被烧死只剩下两条腿的村长潘山纯咬着牙说：“豺狼也不会有这样狠毒，一千多人大半是娘们和娃娃，在村里最后搜出几个抱孩子的妇女，又把孩子从妈妈怀里抢过去、剥了衣服赤条条的摔死。有些孩子生下来还没活几天呵！”
浩劫后的潘家峪人民是斗争得更加顽强了。剩下的青壮年，埋葬了亲人后立即成立了个“复仇团”，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经常打游击，开辟了三十多个村的抗日工作。他们夜里出击，白天当山头小树（敌情标记——这里是表示无敌情）竖起时，就回村生产。他们连一棵草也不让敌人利用。用过后的水桶就沉在四五丈深的井底。当年六月，“复仇团”配合游击队的主力在滦县干河槽作战，把制造潘家峪惨案的祸首佐佐木当场击毙。村中的抗日工作一直坚持着，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堡垒之一。
正像村民们自己所说：潘家峪的一棵草也是强硬不屈的！人们一直战斗到胜利，又在乱瓦荆蒿中重建起新的家园。全村人口现已由被难时剩下的三百七十多人增到一千○四人。新房已盖起三百多间，今年还有六十多家要盖新房。周围村的姑娘们，都爱恋着这个英雄村庄的英雄汉，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姑娘嫁到这村。村子里的娃娃也因此添了好几百。村四周山坡的层层梯田，修整得台阶一样整齐。全村又新种了三顷多葡萄秧。潘家峪人民坚韧的意志与生命力，像东南山坡上葱郁的松林，在严冬闪着浓绿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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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镇压反革命说到巩固和发展组织
——在民革举行“拥护镇压反革命运动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部长 王昆仑
一、对于镇压反革命的几种错误思想的分析
（一）对于反革命抱着轻视和旁观的态度
有些人对于反革命活动抱着轻视和旁观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严重问题。他们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了，蒋匪帮几百万军队全被打垮了，抗美援朝也连获胜利，国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还能做出什么大事？何必大惊小怪？还有人觉得镇压反革命是政府的事，政府去办，我们赞成就完了。单就赞成这一点说，不能算错；但这样轻视和旁观的态度，是没有把镇压反革命看作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任务；也没有看作这是每一个人自己切身利害的问题和自己应有的积极行动；更没有看作这是一个与敌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尤其没有看作这是全世界两大阵营里决死斗争的一部分。
谁都知道：今日一个世界划分两个阵营。一个是和平的、民主的、进步的人民阵营，一个却是侵略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封建残余的阵营。这两个阵营的斗争现在快要到最后结账的时候了。在现阶段中国的斗争就表现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件大事上。如果不抗美援朝，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打进中国来，如果土地改革不能贯彻，如果反革命活动不镇压，中国的情况，我们还能想像吗？当然只有我们把美帝国主义打倒了，就基本结了账。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上还有美蒋派来的爪牙、尖兵以及可作美蒋凭借的地主阶级封建残余。我们越胜利，他们越仇恨；我们越建设，他们越要破坏，越要推翻我们的政权，阴谋复辟。所以三件大事基本联系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上。胜利与失败都是整个的。不镇压反革命，他们就要做美蒋内应，推翻我们的政权，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就失败，人民就遭殃，国家就灭亡。”
蒋匪帮政权垮了，反革命分子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并未完全摧毁：台湾还被蒋匪帮盘据，地主封建残余还没有肃清，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更见毒辣。他们是不会甘心死亡的，正在千方百计地活动着。而我们的麻痹大意，骄傲轻敌，宽大无边的偏向就纵容了他们，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一年余来特务匪徒们在国内的种种破坏，例证很多，勿庸列举。最近特务火烧湖南零陵城，人民损失达一百五十九亿之多。去年国庆节，匪徒妄想炮打天安门，同志们，想想严重不严重？他们有组织，有武器，有计划，有后台，而我们却认识不清，轻视他们，还说特务做不出什么。同志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斗争！
（二）仁慈观点，片面宽大，温情主义，敌我不分的模糊思想。
这些模糊思想，过去有些人是存在着的。他们强调教育改造，主张宽大，听说杀人就伸舌头。只看见我们杀了少数土匪特务，没有看见土匪特务们杀了我们多少干部，多少人民；没有看见土匪特务们种种放火破坏暴动的事实，损害了多少人民的利益。有这种模糊思想的人，经常为一切旧的封建社会关系所牵连，处处温情；只顾少数人的利益安全，不管多数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安全。他们不知道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残忍。这样敌我界限不清，自己立场就站不稳。敌人要用机关枪点我们的名，难道我们还应当对他宽大？该杀的不杀，少杀了敌人，就是让敌人多杀我们自己。那末，该恨的不恨，也就该爱的不爱了。难道应该把感情给了敌人不给自己的人民吗？还是把感情给自己的弟兄吧！同志们，我们千千万万的人民、干部，以及先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新国家新政权，得来的胜利果实，幸福生活，建设事业和光明灿烂前途，难道你能不爱吗？而那残酷凶暴阴谋破坏的敌人要把你的幸福和前途重新断送，你能不恨吗？
（三）对于镇压反革命政策的错误认识
对于政策的认识不清也有如下的几种：
（１）有人认为过去是宽大政策，而现在采取了严厉的政策。其实我们的政策一向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七条就已明白确定。过去有些片面宽大是执行者发生了偏差，现在应当加以纠正。
（２）又有人说从前故意放松，现在步步加紧，让反革命分子露面后再来收拾，这是一种手段。其实这正是敌人的想法而不该是我们的想法。事实证明，各地土匪特务之所以能如此猖獗，固然是敌人必然的企图，也正是因为有些干部执行政策上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差所引起的结果。
（３）另一个问题：“会不会冤枉好人呢？”“会不会引起恐慌呢？”我们说，政府曾再三告诫，必须各方面地调查研究，必须有真凭实据。我们人民政权的司法处理是反对“逼、供、信”的，当然不会冤枉好人。至于引起恐慌，谁会恐慌呢？反革命分子。那末好了，反革命分子恐慌，人民就不恐慌了。
（４）还有从纯司法观点出发的，以为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公布只是对司法公安部门的指示，以便作量刑的准绳。诚然这个条例是一种最必需的法律武器，但若把政治任务和人民立场完全撇开，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５）与上述几种思想相反的，又有一种“斩尽杀绝一次杀光”的想法。他们不知革命与反革命是长期的斗争，不知镇压反革命是长期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政策始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而对于反革命分子必须按其罪行轻重分别处理。罪大恶极的当然要杀，就是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不杀，可杀与可不杀之间的也不杀。一次杀光既不可能，而且也违背政策的。
（四）对统一战线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混淆
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把革命的四个阶级组织起来，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向反革命斗争。扩大统一战线是扩大革命的阵容，应该进来的越多越好，不应该进来的一个也不能混入。混入进来就破坏了组织，削弱了组织。我们只有清除了反革命分子，统一战线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越巩固，壁垒越分明，敌人越孤立，反革命分子才越易肃清。有人说我们抗美援朝，人越多越好，地主过去也有爱国的，为何不团结他？今天地主如真能以行动表示爱国，我们当然欢迎，但他必要先服从土地改革政策，根本放弃地主阶级的立场，否则仍然是阶级敌人。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是全国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参加的，爱国家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但这不等于加入人民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不能把镇压反革命的对敌斗争与扩大统一战线混淆起来。
二、民革本身巩固和发展组织的问题
（一）民革的革命历史传统
民革是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历史传统的。在中国近百年史中，首先以革命号召的是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受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发起同盟会，反对满清专制，反对康梁保皇立宪的改良主义。他的政治路线是坚决革命的，革命与反革命界限划分得很清楚。袁世凯窃国，中山先生二次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党，对北洋军阀决不妥协，并把妥协分子清除出去。以后以广东为根据地，屡次北伐，而陈炯明叛变革命，中山先生对他决不宽大，界限分明。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毅然改组国民党，提出三大政策，开除反动分子与落后分子，认识世界分成两大壁垒，走向农工群众的一边。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都十分明确。到了中山先生死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左翼分子坚决反蒋，坚决抗日，敌我界限分明。李济深主席反蒋，一度被蒋囚禁，坚决反蒋到底。民革成立前后，多少同志在反动政权下，秘密组织起来，与反革命势力斗争，与中共合作，接受中共领导，政治路线正确，敌我界限分明。
由此可知，民革组织的本质是革命的。如果没有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就不会有民革组织的产生。国民党进步分子和民革同志们先后被蒋匪帮压迫、残害、坐监、逃亡，以至被杀的不知多少。廖仲凯、杨杏佛、杨杰诸先烈以及解放前在昆明、重庆被害的若干先烈，都是众所周知的。蒋匪帮对我们的仇恨最深，事实上我们民革同志是在蒋匪帮势力之下来进行推翻他的反动统治的，当然和他们的斗争非常尖锐，也必然对蒋匪帮的仇恨最深。真叫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如无此精神，就不是民革的组织；如无此立场，就不是承继孙中山而是承继了蒋介石。
（二）革命与反革命必须划清界限
我们民革是统一战线成员之一，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参加人民政协，参加制定共同纲领，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中，有我们一份，我们是主人。我们的本质和反动派不但毫无相同之处，而且必然是坚决敌对的。这必须首先肯定下来，不能丝毫模糊。无论别人或我们自己，若认民革是旧国民党的传统，那就没有彻底否定反动的传统关系，没有划清我们和旧国民党的界限，是非常错误的。
然而，同志们，尽管民革的性质是敌我界限分明的，事实上不但别人对我们还认识不清，自己组织里也不免有思想模糊的分子。有些人只看见“中国国民党”上面五个字，看不见下面五个字（革命委员会）。我们自己当中也有人认为民革组织任务只是旧国民党员的归队，就是说他把革命的民革与反革命的蒋介石匪帮的界限并未严格分清。可是大家知道，实质上我们民革与蒋介石的旧国民党的组织，毫无相同之处！
在政治关系上，过去反蒋反美运动是民革同志们的第一关，第一个考验。这一关我们过去了，基本上成功了。但也有个别少数分子反蒋很勇敢，反美就搞不清，加上李宗仁白崇禧一时的新花样，更有些摇动，终于落了伍。土地改革是第二关。不少的人不免带有旧的封建关系，千丝万缕地牵连着，有的因此对土地改革政策不能正确认识，甚至同情地主，有的分子竟反对土地改革，我们已把他们开除党籍。这一关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在又面临着镇压反革命——严重的考验。截至上月底止，各地组织开除党籍的共有五十五人（计湖北二十六人，北京十人，南京九人，上海江西各三人，河南、福建、浙江、宁夏各一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六为政治原因。我们党内钻入一些反革命分子，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呢？有人说那个党派或机关团体内都不免有坏分子，不算严重。像杨守德那样大特务，居然混入民革，借作掩护，若还认为土匪特务做不出什么危险的事，那就未免轻视敌人，麻痹自己，等他做出事来，那就迟了。北京市分部开除了十个党员，其中有被捕和被管制的。听说有人埋怨组织对于党员毫无保障，也不设法营救。这种思想，完全丧失了立场。凡是被管制的分子就没有公民权，当然不能参加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各革命阶级的先进组织，政治觉悟应该是比一般人民为高，立场更要坚定，执行政策更要积极。同志们，民革该把被管制的分子当作发展对象吗？被管制的分子有作民革党员的资格吗？有人把政治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分子介绍入党，组织不予通过，他还感觉不快。他对组织的性质和组织发展的方向都不清楚，只留恋历史关系或亲友关系，完全忽视了对党的责任，对统一战线的责任。为什么不把自己感情放在爱护组织上，而要放在某些个人的关系上啊？
（三）巩固组织与发展组织
组织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是采取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原则。不巩固也就决不能发展。如果党内混进坏的分子就会破坏团结，混淆党员的思想，妨害党的纯洁性与进步性。外面的人当然望而生畏，裹足不前。本来薰莸不同器，别人干干净净的身份，为什么要来沾染上些污泥？因此如不把坏分子清洗出去，不严防坏的分子混入进来，就必然障碍了党的发展前途。同志们！我们要不要发展？要发展。开除坏的分子会不会影响发展？当然不会。因为坏的不去，好的不来；封建关系不斩断，反封建的人不来。我们开除一个坏的分子出去，就可以发展十个百个好的分子进来。我们把封建的门关上，也就把进步的门打开。清除坏人，正是大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只有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才能创设了我们发展党员的有利条件。中央对于发展与巩固组织已有明确的方针。北京市分部开除不良分子，是符合镇压反革命的行动，也是符合党的利益的措施。完全正确。但是为什么还有认识上的分歧呢？这不是我们组织的性质和发展组织的方向发生问题，而是今天封建残余尚未肃清，还包围着我们，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影响着我们，使有些党员的思想容易混乱。美蒋特务，地主恶霸，一切反革命分子认为民革有机可乘，正在千方百计不分昼夜地钻我们的空子，向我们进攻。同志们，不要看有些人对我们很谦恭，很亲热，表现一副积极进步的面貌，要知道那里面藏的正是向我们进攻的敌人啊！他利用我们念旧情、顾面子、麻痹大意，温情主义的弱点混进党来，不但破坏了我们的党，还假借党的名义破坏了我们的国家。河南一个著名的恶霸地主王友梅曾经混入组织被枪毙了，北京大特务杨守德被枪毙了，社会上都知道。他们本是从外面钻进来的敌人，如果还认为家丑不可外扬，那是否要把敌人对国家反革命的罪行当做自己家中的丑事而隐讳起来呢？同志们，我们到底对谁负责？该不该对人民负责？由于疏忽大意，被敌人钻了空子，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应该毫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向人民负责，向党负责。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否定过去，肯定将来，把话说清楚，是非分明白，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四）我们要守身如玉嫉恶如仇
民革有少数同志对于镇压反革命认识不够是事实。我们被反革命分子混进党来是事实。这都说明我们的组织还存在着缺点。然而再说一遍，我们民革的组织，按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和反革命毫无相同之处，只要我们能接受经验教训，能提高警惕，我们不会由于这样的缺点丧失了信心。我们正担当着对国家人民重大的任务。有工人阶级作我们的领导阶级，有新民主主义作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共同纲领作行动指南，有正确的中央决议案作巩固与发展组织的方针，有大多数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党员作我们的群众基础，还有广大的进步的在职公务人员作我们的发展对象。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乐观的。民革同志在过去有几十年革命的丰富经验和斗争历史，对人民民主专政，对新国家的建设，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都表现了自己的热忱，尽了些力量，人民重视我们，领导党重视我们。我们也承认自己做了些事，今后还要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之下，本着孙中山先生不断前进的精神，继续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向着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迈进。我们应当有此认识，有此信心，并不自馁，也不自卑。但是目前在镇压反革命高潮中要每一个同志把思想搞通，立场站稳。最重要的是第一，对自己要守身如玉，不要让反革命的污泥沾染。第二，对敌人要嫉恶如仇。时常记着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残忍。见狼不打，就是让狼吃人。遇到自己亲友关系中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就要放弃温情，一刀两断，大义灭亲。就是说对人民，“爱之欲其生”；对敌人“恶之欲其死”！
我们应当头脑清醒、态度严肃，正确地认识镇压反革命问题，并求得我们党的巩固与发展。同志们，坚定起来！积极起来！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