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企业党委应当重视对马恒昌小组运动的领导
本报记者 培蓝
自从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向全国各地职工提出挑战后，北京市的企业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是有一部分工厂由于党、工会积极的领导，有七百多个小组起来向马恒昌小组应战。而且应战的小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技术人员、工程师、职员及职工家属等。这些企业中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也就更加深入与广泛。
中共自来水公司总支部，在看到马恒昌小组给全国职工的挑战书后，便注意在本公司培养“马恒昌小组”，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工会。工会秘书范文华同志便向水表股小组工友读报，启发他们讨论，认识开展马恒昌小组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并鼓励他们应战。总支书记高深同志，也亲自向水表股小组全体党员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大家热烈参加马恒昌小组运动。水表股小组工友非常有信心地向马恒昌小组应战了，并订出了“劳动公约”。现在自来水公司总支委员会还在督促工会，帮助其他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中共北京市电车公司总支委员会，及时地把马恒昌小组的经验及北京市总工会开展马恒昌小组运动的号召，印成专页，分发给车路各厂及修造厂，并号召全体党员应该好好学习，带头应战。石景山钢铁厂已有二百七十八个小组应战，占全厂小组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石景山发电厂有四十四个小组应战，占全厂小组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琉璃河水泥厂四十个小组应战，占全厂小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有一部分小组已建立了读报组（加强对时事的学习是应战的条件之一）。石景山发电厂过去全厂只订七份工人日报，应战以后，全厂已增至五十二份。这些职工，由于加强了时事学习，更深刻地认识了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阴谋，提高了阶级觉悟程度。这是保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的思想基础。华北农业机械总厂车工间张凤泉小组自应战以来，坚持了技术研究会议制度，连续改进了三种工具。该组改进的喷雾器九十度嘴的工具，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四百三十。清河制呢厂机织部郑玉谦小组应战后，团结了全组老年、青年工人，互相学习技术，坚持了每星期开一次工会小组会，检查生产情形。他们小组由每人每十小时织十五·五公尺毛毯，提高到十八公尺以上，并保证了百分之百的一等品。因此清河制呢厂的总支书记布克同志说：“工厂的总支委员会和工会，如果能够很好的领导这一运动，不仅能够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且车间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这是正确的评价。
但是，还有另一种现象，即有一部分工厂的党委、支部、工会对这一运动放弃了领导，虽然有一部分小组自发地起来应战了，但因缺乏领导与党的核心作用。不仅没有将更多的中间和落后的小组带动起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并且使这些已应战的小组也陷入于自流状态中。
这些工厂的党委所以轻视马恒昌小组运动，主要是对马恒昌小组运动认识不足之故。例如有个别负责同志说：“马恒昌小组到底起了些什么作用，解决了些什么问题，我们尚未研究！”去年六、七月份，中共北京市委会的工支科曾集中力量，领导各企业党委在工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运动。当时党为什么要这样作呢？工支科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因为当时各工厂、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成本高、质量低等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竞赛运动。”但是，他们没有认识，马恒昌小组正是创造消灭废品、提高质量的一个典型。开展马恒昌小组运动，正是为了使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更加广宽与深入。
正由于在某些企业中缺乏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工人中对马恒昌小组的错误认识得不到纠正，就影响了马恒昌小组运动的展开。例如有的工人说：“咱们厂子的名字不响，作出成绩也登不了报！”还有些工人说：“马恒昌小组是全国闻名的小组，我们怎敢和人家应战！”有的工厂工人认为：“马恒昌小组是用机器制造成品的，因此他的经验，我们这行用不上。”卫生工程队个别淘挖工人说：“淘挖工作可不能学习马恒昌小组的先进经验。”
另外，也因为至今还有些党委把党务工作和生产工作机械的分开。有些党委认为现在正在整顿党的组织，工会正在进行改选、评选模范，都没有时间来作这一工作。有些人就这样说：“我们现在正在忙着别的工作呢，过些日子再应战吧！”电业管理总局工会生产委员毕松龄同志，就把总局运行处通讯科外线班蔡又玉小组的应战书，压了二十一天没有处理。是的，党除了保证与监督生产的任务外，还要进行一些党务工作，但是必须认识这两个工作是不矛盾的。对生产的保证与监督是企业党的主要的经常的任务，整理组织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个任务。同时党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并不是一定要去作许多事务工作，主要是党委会应讨论研究这一工作，作出决定或帮助工会制订出进行的计划步骤。石景山发电厂等党委，不是领导了这一运动吗？
据说北京市委会工支科现已开始注意到对这一运动的领导。这是好的。希望北京市委工支科，能够很快将某些企业党委的轻视这一运动的错误思想予以纠正，使马恒昌小组运动，迅速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第3版()
专栏：
南京“圣心儿童院”、“慈爱育婴院”
外籍修女残害中国儿童
广大人民无限愤怒，政府已采取有效措施
帝国主义的“慈善事业”，在中国制造了极大的罪恶。南京市曾先后揭发了“南京圣心儿童院”、“南京慈爱育婴院”残害中国儿童的罪恶事实。
“南京圣心儿童院”成立于一九三七年，由天主教主办，爱尔兰籍修女兰义德任院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该院添设寄养院，负责人为法籍修女华安德。送该院寄养的儿童，每名每月须缴白米五斗，白糖二斤，肥皂一条；并得被随时增收其他费用。但该院对寄养儿童，毫不照顾，造成极大的死亡率。据调查，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五○年六月，入院儿童共五百五十七名，死亡三百七十二名。一九五○年三月对该院一百零三名婴儿进行健康检查的结果，患病者竟达八十九名之多。这种惊人的死亡、疾病率，乃是由于该院假借“慈善”幌子图谋营利，漠视儿童健康及生命安全所致。早在一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南京市市民柳嘉禾曾在南京新华日报揭露该院玩忽人命、烫伤婴儿柳贝贝因不治致死一事，激起南京市各界人民的无限愤慨。很多寄养该院儿童的家长，相继提出控诉，南京市人民法院主持正义，接受审理。但兰义德和华安德对柳贝贝烫伤致死一事，狡辩为“肺炎”致死，并广散传单，歪曲事实，掩饰罪责。后经剖验检查婴尸，确定并非肺炎，兰义德、华安德始承认烫伤致死。在审理期中，复有市民马淑媛控告该院虐待婴儿，饿死李毛毛事件。后经调查及检验结果，李毛毛确系长期营养不良，陷于极度饥饿状态致死。南京市人民法院接受人民的控告，对该院草菅儿童生命，进行详细调查后，已判决该院院长兰义德及寄养所负责人华安德二人各处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并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二百万元。
“南京慈爱育婴院”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原系国民党匪帮蒋经国、毛庆祥等创办，以美国驻伪国民政府顾问团团长鲁克斯夫妇等为顾问，毛庆祥之妻邱珊英为院长。南京解放前（一九四八年冬），该院在反动派忙乱撤离中，院长改为天主教修女薛广秀担任。以后并由天主教圣神会及圣言会先后介绍美、德、奥外籍天主教修女十六人入院工作，以德籍修女傅慧芳任副院长。该院在外籍修女主持之下，虐杀婴儿情形极为严重。据薛广秀自己承认：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五○年六月，共收进婴儿二百四十二名，死亡一百五十三名，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三。但根据该院婴儿入院、出院、死亡登记簿统计，死亡率更为惊人。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入院婴儿六十九名，死亡五十四名，死亡率竟为百分之七十八·二六。该院外籍修女，披着“慈善”的外衣，残杀中国儿童之后还对中国教徒及该院员工们说：“我们应该为他们的死亡而快乐，因为他们现在已升到快乐的‘天堂’去了！”这批外国修女自己吃牛奶、水果、火腿、香肠，而给孩子们吃豌豆粉，喝米汤，连吃一点猪油也以“吃了会拉肚子”的理由被取消了。孩子生病，他们不管，几乎全院没有一个孩子不是臀部红肿溃烂的。据一九五○年八月检查，在当时五十六个婴儿中有百分之九十七患营养不良症，其中极度营养不良，致难挽救生命者，占三分之一；五十六个婴儿中患有十八种疾病；患皮肤病者占百分之九十八；最严重的一个婴儿一身患有九种疾病。所有婴儿都奄奄一息，形同骷髅。婴儿爱玳，一岁多了，才只有五斤十四两（市斤）。该院修女并把孩子当作商品，向申请领养者，每名婴儿索价白米一石。从傅慧芳的账目中，查出五个月中共收进卖婴费达四百二十八万五千元之多。该院已经南京市民政局详细调查，现正进行严格处理中。
第3版()
专栏：
“圣婴婴院”残害我国儿童
京市人民愤怒抗议
要求政府严厉惩办罪犯
广州一加拿大“修女”所主持的“圣婴婴院”虐杀我国婴儿事件，引起北京市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大夫指出：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确是罕见。像这样的“慈善”机关既没有半点慈善事业的成就，也没有一点慈善的行为，更没有恻隐之心，眼看那么多的孩子死亡而熟视无睹，无动于中，这不是人的行为！以前有些人总以为外国人办的“慈善”机关总还不差，那里知道他的内幕竟如此黑暗。他们假借了“慈善”机关的名义，使中国人民不会觉察他那些惨无人道的行为，相反的，还以为帝国主义是好人！儿童医院副院长邓金鉴大夫更指出帝国主义这种残酷的行为不仅发生在广州而是遍于全中国。北京也就有不少类似的“慈善”机关。她要求政府立即追查这些所谓的“慈善”机关，予以适当的处理，保护我们的婴儿。北大医院秦振庭教授也觉得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他说：我们正为儿童健康而努力，岂能让帝国主义分子如此残害我国儿童。北大医院妇产科教授康映蕖说：帝国主义在中国举办“慈善”事业，是他们侵华政策中的一部分。北大医院小儿科技术员张剑华更愤激地说：“我们再不能让美帝国主义残害我们的第二代！”该科王德珉及左启华大夫更具体指出：本市西什库“仁慈堂”的孩子们也处在同样的环境中。他们都是营养不良，一个个面容憔悴，死亡率也相当高，里面的孩子不敢与外人说话，见了修女战战兢兢。北大医院大夫曾问他们一个孤儿说：你们孤儿死得多吗？回答说：“怎不死呀！”然而修女来了，他又不敢再说一句了。
华北空军司令部朱思会致函本报说：“圣婴婴院”的凶手们已丧失了人性。我们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子在我们的土地上胡作妄为！
清华大学的同学均为帝国主义分子在“圣婴婴院”残害我国儿童的事件愤慨万分。哲学系周裔纲同学说：我们决不容许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出现这种事情！物理系四年级全体同学写信建议清华大学学生会建议政府立即惩办凶手，并对帝国主义在华举办的一切“慈善”事业，予以彻底审查。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对“圣婴婴院”事件发表意见说：帝国主义分子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但是他们忘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的狗腿打断。该校保育系全体同学并发出抗议书，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一滔天罪行提出严重抗议。在抗议书中并对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对该院院长及副院长、修女等五人依法严惩；二、立即予该院以适当的处理；三、从速调查我国境内外籍人所主办的一切“慈善”性保育机关，如发现类似情形应立即加以适当处理与管制。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同学读过本报三月七日发表的《广州加拿大“圣婴婴院”残害我国儿童》的消息后，大家怒不可止，齐声喊出：这还算人吗！？同学们认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黑店”，完全是帝国主义者杀害中国人民的阴谋手段。同学们建议政府：一、继续查办该事，和严密检查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类似组织；二、要求政府在可能条件下接办该院。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同学对“圣婴婴院”事件也提出了严重抗议。
第3版()
专栏：
关于“略谈种子春化法”文中的错误
作者乐天宇同志的答复高德明同志：
你指出神农、嫘祖、“神农本草经”，只是一种传说，不应凭信，我完全同意，愿意接受你和人民日报的批评。我对历史是门外汉，应该虚心接受和感谢你的指教。
但是小麦春化法，确是我国的古法。太行区所流传的“七七”、“七九”等法，有事实可考，我们亦已做了实验。我希望另外有机会作详细的介绍，并且希望你和其他读者不要因为我的文章的缺点而对于这个重要的科学事实也否定了，或怀疑了。有机会盼来详谈。 乐天宇
三月七日
第3版()
专栏：短评
惩办残害中国儿童的凶犯！
由加拿大“修女”所主持的广州“圣婴婴院”残害我国儿童的事实，彻底地暴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谓“慈善事业”的本质。这些戴着宗教面幕的杀人罪犯们，仅仅在广州解放到现在的年余时间内，杀害了两千多个我国儿童。在该院中收容的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类似的情形已曾发现于法帝国主义者在南京设立的“圣心儿童院”中。在“圣心儿童院”里，从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一九五○年六月为止，在五百五十七名入院儿童中，就有三百七十二名死亡，死亡率是百分之六十五弱。最近发现“南京慈爱育婴院”，在美、德、奥等外籍修女的虐待下，从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在六十九名入院婴儿中，有五十四名死亡，死亡率是百分之七十八强。这些假冒为善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狠毒的刽子手，就是这样毫无人心的禽兽！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儿童和中国人民是可以任凭他们作践和糟蹋的。
他们之所以在中国举办所谓“慈善事业”的目的，就是用各种方式来杀害中国人民——包括刚刚出生的婴儿在内。
帝国主义的一切假冒为善，再也不能瞒住中国人的眼睛了。千万个中国母亲的愤怒的火焰，再也不能平息！我们要求人民政府彻查广州“圣婴婴院”对于中国人民所犯的严重罪过。那些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分子，必须由人民法院加以审讯判罪，为我们惨死在帝国主义血手中的儿童们复仇！
第3版()
专栏：
“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开幕
北京“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开幕典礼，七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主持之下隆重举行。参加典礼的有在京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各机关、团体代表以及各国来宾等一千余人。
沈雁冰部长首先致开幕词。他说：国营东北、北京、上海三个电影制片厂一九五○年超过原计划制作了故事片二十六部，美术片三部，和苏联合制的五彩记录片二部，大型及中型记录片各十三部，小型记录片二十六部，翻译故事片四十三部，翻译教育短片四十二本，新中国简报六十号。这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上是一件大事。这些影片都具有正确的积极的思想主题，也都把握住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由于我们影片在思想上和艺术性上的优点，使过去曾经在我国电影市场上占优势的美国影片，到去年底已经完全被肃清了。这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马叙伦副主任也在会上讲话。他特别表扬了人民电影工作者艰苦斗争超额完成任务的精神，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及技术水平。
会上亦演奏了电影音乐节目和放映了一九五○年的优秀影片“新儿女英雄传”。
展览月开幕后，自三月八日起，将有二十六部新片逐一在全国二十个城市的六十家电影院中放映，每天一部。（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朝鲜通讯
朝鲜的人民炮兵
本报记者 林韦
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夜里，朝鲜人民军的炮兵部队从大邱西北的一个地方，向大邱城内射击。当夜只打了十二发炮弹，第二天李承晚的“临时首都”便慌忙向釜山搬家了。一个当天被俘虏过来的伪军说，他们搬家的原因，是“昨夜人民军用无声飞机轰炸大邱”，而且“炸得很准——扔了十多个炸弹，每一个都打中了高级的机关和部门”。他的叙述，引起人民军炮手们一阵阵的哄笑。
在人民军炮兵部队的作战过程中，这不是个别的例子。朝鲜战场上的美李匪帮，是尝够了这支年轻炮兵赐与他们的苦头的。在人民军的光辉战绩中，炮兵的战绩占着显著的地位。以下是某军团炮兵作战的情形。
去年六月下旬，人民军击退发动内战的李承晚匪军，迅速转入进攻的第一天早晨，在临津江南的全谷里地区，某军团的炮队以二十五分钟的集中轰击，准确地摧毁了李承晚的第一道“钢铁”防线上的所有碉堡和工事，为步兵打开迅速前进的道路。一个伪营长在被俘时说，一片巨大的不断头的轰响把他从梦中惊醒时，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想今年年成一定好，可以多征粮食了。还没起床，炮弹便落到了他的屋顶。人民军步兵端着枪进去时，他的身边躺着被玩弄的女人的尸体。
当天上午，步兵将逃敌追至三十里以南的东头川地区时，又遇到敌人的坚固阵地与猛烈炮火，很难前进。步兵们估计，炮车一定都陷在来路上松软的河沙里了。但是，刚近正午，炮兵们推着拉着，把所有的炮车都从河沙里渡过来了。他们在距敌三、四百公尺的近处选择了自己的阵地，在敌机枪的有效射程内向敌进行直接射击。（注：直接射击，是弹道平直，没有弧形的意思）三个炮兵副团长光荣负伤了，可是敌人的阵地也毁灭了。
第二天午后，议政府以北十多公里处退守高山的敌人，在遭受人民炮兵又一次猛轰之后，开始向议政府、汉城溃逃。协同步兵部队向敌猛烈追击的人民军炮弹，每一发都落在他们狭窄的逃路上。军团的一门远射程大炮，隔着高山射击议政府北面的江桥，打三发命中两发。敌人把大量的炮车、汽车和重武器遗弃在轰断了的桥边，跳到江里徒步南逃。
第三天，人民军的炮弹又从突然飞到汉城南部的兵营里爆炸了。立足未定的敌人，当晚便逃到了汉城以南。
汉江以南的永登浦大会战中，李承晚的前线指挥部盘据在东南山上，逼着飞机场和其他阵地上的喽罗们再三再四向人民军步兵进行最猛烈的反扑，或负隅顽抗，企图争取时间，重整旗鼓。此时，人民军炮兵被大江、沙滩和浓密的炮火隔在江北，不能南渡。第二天，在侦察清楚各部敌军的阵地之后，他们就从江北向敌猛轰起来。到第三天，敌人在汉江南岸的堤边阵地，最坚固的飞机场阵地，以至前线指挥部的阵地，……均被彻底摧毁。人民军步兵的接续猛攻，使敌横宽十二公里、纵深三十公里的防线，终于全部崩溃。在通向水原的公路上，狂奔着后退的敌人被人民军的炮弹和步兵追踪着，沿路倒了下去。
天安战斗时，对手换成了美国军队。美军的炮兵，在事先选好的天安以南公路右侧两山之间的阵地上，轰击进攻天安的人民军步兵。他们有成群的飞机助战并指示射击目标，但大量的炮弹都落到了人民军进攻部队的身后。人民军炮兵隔着天安城巧妙地射击美军的两个炮兵阵地。当美军发觉人民军的大炮打得如此准确，简直弹无虚发时，立即像鸡群一样乱嚷起来。拥挤着，跌撞着，向南逃去。
横渡大田以北的锦江时，人民军炮兵事先将美军的炮兵阵地和七、八个碉堡轰毁了。但在步兵渡江时，未察知敌人的四个暗碉的机枪把许多战士扫倒了，密集的炮弹同时打到江北，平均一公尺半要落一弹。某炮兵营长就指挥四门炮开到江边，在弹雨中接敌直射。有六个战士伤亡了，敌人的四个暗碉也毁灭了。
步兵追过锦江时，炮兵开始向大田轰击。第一发炮弹落到城内，敌人便慌作一团，四散奔逃。因为这一炮正好打在密集的敌兵丛里。
洛东江东岸的两次战役，虽因美军不断增兵而未能最后制胜；但人民军的炮兵和步兵部队一样，都表现了高度的顽强战斗精神。美国成批的坦克和汽车行列，被他们打得瘫痪了。数千名有训练的美军官兵，被他们和步兵部队合力击毙。敌人在向人民军占领的阵地反扑时，时常以三、四十架飞机连续四、五小时以至七、八小时地狂炸人民军炮兵阵地。敌炮兵也配合飞机实行猛击。人民军炮兵就这样在弹丛里战斗着，坚持着，掩护自己的步兵部队。土把他们埋住了，翻出土来继续打；瞄准手被打倒了，副手接过来继续打。
后来，整个战争形势要求他们暂时撤退时，他们继续英勇地与步兵互相掩护着，作了有秩序的退却。某师团的炮队在陕川地区撤退中，有一个炮兵队长指挥着四门炮进行掩护。他们在公路旁边的低洼地上多次击退敌人的坦克汽车群后，炮弹打完了，炮身也被打毁了，四十多个同志便用步枪抵抗。数倍的敌人最后将他们围了起来，要他们缴械；他们的回答是更顽强的反击。他们在弹尽援绝之后，除一人冲出重围，回来报告敌情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回来的同志，在找到自己人时也已流血过多马上晕倒了。
在敌后斗争期间，公路被暂时处于优势地位的敌人占据了，炮车无法行动。许多炮兵同志卸下瞄准镜，就地把炮分散埋藏起来，转入步兵部队继续作战。进攻开始的时候，人民军的炮兵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战场。
现在，他们正利用战役的空隙加紧学习更高的技术。重要的教材之一，是战争初期的实地炮战经验。他们要求把丰富的经验应用在将来的战役中，更准确，更沉重地打击美国侵略军。
第3版()
专栏：
火与火
本报特约记者 魏巍
在朝鲜，倘若你是一个从前并没有到过朝鲜的人，你已经再也不能看到朝鲜原来是什么样子了。多少城镇和乡村，在美机滥炸下，已经成了混着白雪的焦土。勤劳的朝鲜人，他们世世代代建筑的居住的这些地方，他们的子女歌唱过舞蹈过的这些地方，现在只是在军用地图上留下了一个名字。可是，我要告诉你，这给朝鲜人民的，决不是恐惧和凄凉，而是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像朝鲜那些倔强的无尽的峰峦一样，站立在全朝鲜的每一块地方，它的名字叫做“仇恨”。
在一个雪夜，我们赶到了熙川。它过去曾是热闹的城市，现在，在拥着白雪的焦土上，只能看到一座孤零零的钟楼和几扇断墙。即使这样，据说美机每天还要轰炸几次。我真不知道它们还要在这里轰炸什么东西！
为了找一个歇脚处，我们不得不在附近的山沟里找了一个人家。这个“家”，是熙川的难民临时在山坡上挖了几个坑，用树枝和稻草搭成的窝棚。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名叫刘秉烈的孩子。这个孩子，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却像成年人一样地沉默着坐在我们的身边。战前，他的父亲是工人，他就在附近的中学校里读书。在那些黄金色的日子里，他曾甜蜜的想过，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但是，他的学校被炸毁了，他失了学。接着，他的家又被炸毁了。在被炸的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十多具零乱的尸体，倒在他的周围。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射出火光。他狠狠地说：“他们毁灭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连不会说话的小孩子也炸。我要把那些家伙，全打死，全咬死！”他为什么这样仇恨美国侵略者呢？他用手指着熙川说：“你们看吧！”当我们问到他今后的希望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当一个人民军战士。”可是我们说：“你的年龄是不够的呀！”他愁闷地低下了头。仇恨，使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成熟了。他的眼光照射着我们，是这样地沉郁和坚强。使我们不敢相信，坐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个孩子。
在顺川北二十里，一个叫金谷里的小庄，我遇到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妈妈。当我们住在那里的那天夜里，她怀里抱着她的孙子，一整夜坐着，给我们盖好从身上滚落的大衣。等到第二天我们醒来的时候，她还像母亲般地守着我们。她穿着白衣白裙，头发也已经白了。
当我们问到她家里还有什么人时，老妈妈往我身边凑了凑，眼睛望着我们，带着极痛苦的表情。她说：她的二十七岁的儿子，被美国鬼子杀死了。他们是把他从山沟里找出来，打得眼珠都不转的时候，又用石头砸死的。她用两只枯老的手比划着她儿子惨死时的情形。她回想着，叙说她的儿子是那样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一天和和气气地、有说有笑地劳动着。她们家是那样幸福地生活着。可是现在，只剩下了他的一个老娘，一个媳妇和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说到这里，老妈妈身向前倾，两只干枯的手深深的抓住我的两只手，对着我的脸大声地说：“孩子们！你们给我报仇呀，你们快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吧，你们把他们打死，撕碎吧！”她好像怕我们听不清楚，又抓住每个人的手，拍着每个人的胸口说了一遍。她的老年人的干枯的眼窝里，有几粒似乎闪着火光的眼泪，滴到我们的袄袖上。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眼泪，这是仇恨的火珠。
在平壤附近，我还遇到一个朝鲜的新闻记者。他的名字叫金路丁。他的炸伤的手现在还缠着绷带，他的靴筒上还有着弹痕。他在撤退的时候，和难民在一起，徒步跋涉了二十五天，走了一千七百里路，被包围了二十次，但他还活着。当我们问到他的家庭时，他说，他有着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的妻子是朝鲜一个有名的歌手。可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妻子和孩子的消息。当他叙述他的家庭的情形时，虽然他是在笑着说着，但是现在他是痛苦的。他又说：“我们辛苦建设了五年，但现在却被敌人炸毁了。我现在只有一支枪，一支笔，一个本子。我现在也不想家，也不想我的爱人和孩子，我心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复仇和胜利。”这是一个朝鲜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包含着痛苦的仇恨的刚强的声音。
在朝鲜战场上，愚蠢的敌人，以为用他的炸弹和火可以征服这个穿白衣的民族。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扔下的每一颗炸弹，从他们的弹片上滴落的每一滴血，都变成了无边的仇恨。朝鲜人心里的仇恨的火焰，比侵略者的烧夷弹更要强烈得多。就是这种火，推动着每一个人民军和志愿军的战士，不顾生死地前进。就是这种火，使得无数的朝鲜妇女和老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和草鞋，在冰天雪地里修路、运输、支援军队，歼灭美国侵略者。就是这种火，使得千千万万朝鲜的母亲们，献出她们的儿子。我亲眼看到：在温井，一个送过两个儿子参军的母亲，当着我的面，指着她的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也要把他们送到人民军去。就是这种火，这种火要一直把侵略的野兽们烧死为止。这不是星星之火，这是无边的火，排山倒海的火，任何力量不可能扑灭的火。
一月十四日寄自朝鲜中部某地
第3版()
专栏：
关于影片“陕北牧歌”的写作动机
编者按：本文作者就是影片《陕北牧歌》的作者。原题《我爱陕北》，本题是原来的副题。这部影片将在本月十日公映。
在日常和同志们的接触中，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去过陕北的人，向往着陕北；曾经去过陕北的人，怀念着陕北。我在陕北生活过一个时期，离开陕北以后，我也常常想念着陕北。
陕北是高原，黄土山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地面，那里的农民倾斜着身体在山坡上耕种，从贫瘠的黄土里寻求食物。革命以前，陕北农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像旧俄的农奴一样；没有自由，只有苦役和饥饿。
残酷的现实生活锻炼了陕北人民，他们的性格是倔强的。陕北人不怕艰苦，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也会生活下去；他们有着坚强的生命力，充满了战斗的勇气。
我爱陕北的山，我爱陕北的水，我更爱陕北人民的倔强性格。
陕北多民歌，诸如《顺天游》啊，《东方红》啊，收集起来不知有多少。陕北人不仅会唱歌，而且会编歌，旧的民歌还没有唱完，新的民歌早已编出来了。
当陕北农民吆着毛驴送完公粮回家时，他们全都斜跨在毛驴背上，信口唱着自己喜爱的民歌，这时候，你会以为他们全都是出口成章的诗人，而忘了他们同时也是辛勤劳作的农民。
不论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以后，陕北民歌里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他们诙谐地笑骂着地主豪绅和军阀，他们豪放地歌唱着革命领袖，歌唱着自己的新生活，歌唱着未来的希望。
陕北民歌给倔强的陕北人加上了诗一般的色彩：他们达观，他们幽默；他们用笑用歌用诗去对抗那阻碍他们前进的敌人。甚至在斗争失败了的时候，他们也会用歌来鼓舞人重新组织斗争。
陕北民歌鼓励了过去的人，也鼓励着现在的人，它还要鼓励那未来的人。我热爱倔强的陕北人民，我也热爱那乐观向上的陕北民歌。
每个陕北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篇长短不同的小说，因为陕北人都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斗争。最老的人可以讲他的抗粮抗税和罢农斗争。次老的人可以讲他的大革命斗争，也可以讲他的暗中“闹红”斗争，中年人讲怎么参加赤卫军，怎么参加红三团………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延河缓缓地流着，我和一个看瓜的老汉，蹲坐在延河边的瓜棚下，听他讲土地革命的故事。
他讲到了革命的先烈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也讲到了革命英雄高岗和习仲勋，最后他给我讲了参加红军的青年农民和参加革命的“女宣传”的恋爱故事。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尊敬他们，想念他们。这些英雄人物有的已经牺牲了，有的依然健在。不管死去的也好，活着的也好，他们的英雄业迹一定会像太阳一样地永远发着光芒。
英雄不是特殊的人。我们的英雄都是平凡的陕北人。先烈们用生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史诗，英雄们用鲜血开拓出平稳坚实的革命道路来。
英雄的事迹鼓舞着我，我热爱陕北的革命历史。
陕北的人民，陕北的民歌，陕北的历史，激动了我；我想把我所认识的陕北，介绍给我那些朋友们，不论是去过陕北的人或者是没有去过陕北的人。
一九五○年阴历元旦第二天，我第三次到了陕北。在风沙中，我访问了李季同志给《王贵与李香香》所安配的《家乡》，这里是塞外风光，黄沙滚滚，如浪如潮。蒙古骏马从漫无边际的沙梁上飞驰下来，使人联想到土地革命时代的报急使者。风沙中，常常可以看到地主们用以防止红军进攻的“寨子”。如今革命胜利了，这些“寨子”像历史的残骸般地暴露在阳光下，使人想到这些残骸曾经费尽心血地想扑灭革命的火焰，但是被扑灭的反是他自己。
从三边沙漠中出来，我走进了峻峭的红石山中。这是革命先烈刘志丹的家乡，我以特别敬仰的心情，瞻望着所有的景物，绝壁石岩上凿有无数石窑，我不懂这些石窑干什么用的。询问老农，他说这是反“围剿”用的。如果白军来“围剿”红军，英雄和英勇的人民，一下子进了石窑，凭着绝壁向敌人射击，而敌人则毫无办法，只好抬着死尸滚蛋。
这些古迹如果和刘志丹的革命活动连系起来，使我立刻想起了一个名词：“草莽英雄”。刘志丹是“草莽英雄”吗？不是的，绝不是的，陕北的土地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刘志丹就是当时一个领导的中坚人物。他最熟习陕北情况，他会运用马列主义，因之，共产党在陕北胜利了，陕北人民胜利了。
黑暗和悲惨的时代永远不会再回来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数伟大的诗篇，这些诗篇告诉我们如何去生活，也告诉我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如何去斗争。
留我住宿的老太太对我说：“这日子来的不容易啊！”是的，好生活来的绝非容易，让我们在这里回味一下土地改革的历史吧。
这不是整个的历史，这只是历史的一段插曲。
作为这篇短文的收尾，我要向读者申明一下，原来我是要把“王贵与李香香”映上银幕的，但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强，改来改去改成了现在的“陕北牧歌”。
一九五○、三、二、夜、北京
第3版()
专栏：
这是南京慈爱育婴院里的一些婴儿，在前院长薛广秀和十六个外国修女的狠毒剥削、虐待下，营养极度不良，奄奄一息的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