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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十万纺织女工对恢复发展纺织工业贡献巨大
国营第八棉纺织厂选拔女工充当领班
上海十余万纺织女工，在恢复与发展纺织工业中起了巨大作用。女工占职工总数百分之七十的上海棉纺织工业，一九五零年十一个月即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计棉纱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十六点一四，棉布超过百分之七点六二。公、私营棉纺织厂生产效率普遍提高。国营各厂二十支纱二十小时平均产量达到一磅以上；国营棉纺织第二厂并以一点二七八八磅创全国棉纱产量的最高纪录。
由于生产的努力，很多女工被选为劳动模范。去年九月全市评选出的六百七十三位劳动模范中，即有纺织女工五十四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国营棉纺织第一厂女工杭佩兰，在该厂第一排工作时曾连得四次红旗，近来又把比较落后的第三排也领导成为四次获得红旗的模范排。国营棉纺织第三厂布机间劳动模范任根娣，去年所织的布只有三匹是次布，次布率不及千分之一点六（标准是百分之三）；她在十小时中的产量达四十五码，也超过规定标准。在她的带头下，三厂布机间次布率不及百分之二，产量、质量都是全市国营布厂第一。
不少优秀纺织女工已被提升为技术员、助理员或当选为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国营棉纺织第六厂工会副主席赵美珍和十九厂劳动模范夏炳莲被提升为精纺助理员。国营棉纺织第八厂更有计划地提升了七位女工当领班。
目前全市已有十多个女工先进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准备创建马恒昌小组式的女工生产小组。
（新华社）
上海国营第八棉纺织厂提拔了七名女工当车间领班，对改进生产管理有很好效果。
当该厂行政领导人把准备提拔女领班的问题在干部中提出时，发现不少干部对女工有轻视和不信任的思想，尤以高级行政人员的怀疑和顾虑最多。他们认为：女工当干部不行，纺织业历史上从来没有提拔女工当领班的；提拔起来不中用或不负责可怎么办？有的认为：“要提升也得一级一级来，一下把当车工提为领班，这样连升三级，未免太快了。”行政领导部门针对着这些思想情况，召开了共产党支部大会及党、政、工、团干部会议，进行动员，解释了提拔干部的标准和从工人群众中提拔干部的好处，并批判了部分职工中以老资格自居的思想。经过长期的酝酿，行政领导部门于去年九月宣布提拔孙秀珍、陈玲弟、吴秀英、盛秀英、唐连弟、王根弟、金玲珍七个女工为车间领班。她们都是工龄在十一年到二十年以上，生产经验丰富，群众关系最好的熟练工人，其中有四位并是工会负责干部。
三个多月来的事实证明，女领班们是能胜任工作的；有些地方如关心女工等，更比男领班要强得多。她们当了领班后，仍然和过去一样，一刻也不离开车间，除了做自己本份的工作外，还主动帮助女工们干活，使大家感到很亲切，改变了大家以前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看法。布机间女领班把四个怀孕的当车女工设法调成日计工，减轻她们的工作。细纱间女领班让喂奶的妈妈们坐吊梯下楼到托儿所，以节省她们的时间和照顾她们的身体。这些体贴入微的动人事例，鼓励了全体女工的生产情绪，大家都说：“大阿姐真好！”女领班们依靠了十几年的生产经验，团结职工群众共同改进生产。布房间女领班更细心地复验着每一匹次布，看出毛病，尽量修理成头等布，并告诉出毛病的车间注意，使次布率降低。
现该厂行政领导部门已计划用下列办法，更进一步帮助她们提高工作：（一）责成各车间的技师、技术员、书记工等，帮助她们有计划地学习本部门工作的技术理论及应用文字，使她们慢慢地能完全独立工作。（二）开办业余技术学习班，由工程师、技术员负责教课，使她们系统地学习纺织工业技术，以负担更多的工作，起更大的作用。（三）党、团、工会要加强对她们的教育领导，经常关心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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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重视女工福利工作
解放以后，全国各地工厂中女工所起的作用可以充分说明：无论在生产或是学习等方面，女工都不弱于男工。一年来各地涌现出很多妇女劳动模范的事实，便可以证明妇女这一支生产战线的力量是何等巨大。但也必须承认：女工在生产中是有其特殊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改善女工的劳动条件，加强女工安全卫生设备，妥善地进行婴儿保护，解除他们各种特殊困难，那么，女工的生产和学习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但是，很多工厂的行政方面或资方却对此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有些地方只是强调财政经济困难，没有认真地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困难，有的强调生产第一而放弃了对女工的福利工作，甚至有的工厂在生产竞赛和突击工作中，连怀孕妇女的特殊生理情况也都不顾了。这种不重视女工福利工作的现象，已经在很多地方造成了女工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亟应引起各地重视。
凡是女工福利工作做得好的工厂，女工们生产效率一定大大提高。这是各地工厂的一条重要经验。天津国营棉纺织第三厂在去年五月的生产竞赛中，即有二十五个有孩子的女工得到了红旗。沈阳橡胶厂刷鞋底的女工张玉珍，自从把四个孩子送入托儿所后，每天产量由三百六十双增至六百四十双。锦州棉纺厂女工韩春兰将孩子送入托儿所后，她由摇十二车纱增到摇四十二车纱。这些例子是具有说服性的。可是也有人会说，“做好女工福利工作能够推动生产，我是知道的。财政有困难无法解决怎样办？”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了，只要我们重视女工福利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依靠工人群众和工会组织来解决，便一定有办法克服困难。不是吗？现在有很多工厂已经规定了怀孕女工生产假期的待遇（如规定怀孕七个月的女工不作夜班，不加工），有的工厂还订立了照顾怀孕女工的互助公约。上海、天津、青岛及东北的一部分工厂，为女工检查身体，初步了解了女工健康状况，有的还成立工厂妇婴卫生的研究小组，有步骤地制出具体办法，改善女工健康。也有的地方举办卫生讲座，进行系统的妇婴卫生教育。这些办法已经在各地证明是完全可行的。
因此，绝不能借口困难，而不顾女工的某些合理要求。一切有女工的工厂都应当认真地把女工福利工作作好，因为，这对生产有着极大好处的。工会对此应主动地进行监督和推动。国营工厂的党、行政以及工会更应真正了解女工健康状况，定出有效的现在可行的办法来保护女工的健康，使她们能在生产战线上放手地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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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女工福利工作
对推动生产作用极大
一年来各地工厂女工福利工作已初步展开。凡是女工福利工作做得好的工厂，对提高女工们的生产情绪都起了重大作用，因此生产成绩也不断增高。
根据全国六大行政区二十九个城市的统计，公私营工厂共设有托儿所、哺乳室二百八十六处，受托儿童一万一千九百多名。由于托儿所数量的增加，女工们的工作效率也随着提高。
对怀孕女工的照顾，是工厂女工福利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地一般较大的公营工厂，如天津、上海、青岛、旅大等地的纺纱厂，大都订立并执行了怀孕女工生产假期待遇的规定。沈阳、哈尔滨、山西等地的某些工厂并规定：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工不作夜班，不加工，必要时并给予调换适当工作的方便。上海国营棉纺织第八厂，并订立了照顾怀孕女工的互助公约。
各地工厂在女工的劳动条件上，安全卫生设备上和妇婴卫生教育上，都有了注意和改进。去年五月，上海、天津、青岛及东北的一部分工厂，组织了医务人员为女工检查身体，初步了解了女工的健康情况。上海成立了工厂妇婴卫生宣传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天津组织了工厂妇婴卫生、儿童保育工作研究小组。哈尔滨各工厂一年中举行了二十八次卫生讲座。
一年来，各地工厂女工的福利工作，虽然有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远不及全国女工的客观需要。据调查，各地女工中还严重地存在着职业病、妇科病和肺病等。各地工厂的医药设备也是简陋的居多，尤其缺乏妇科病的专门医师。有的工厂在生产竞赛和突击工作中忽视了怀孕女工的特殊生理情况，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些情况都必须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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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旧社会的两种给予
吴素秋
我诞生在山东省沿海一带的一个裁缝家庭中。不幸在我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此后便跟随着母亲过着困苦艰难、飘泊流浪的生活。八岁那年，在大连进入小学。但是，在旧社会里，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学生时代，对于穷人家的子女来说，是被剥夺了的。在十一岁那年，我离开了学校，又随母亲流浪到北京。因为我性嗜戏剧，更为了我们母女二人的生活，所以我便投身在过去专以鞭笞为教刑的戏曲学校（科班）里。那时候，在我幼稚的心灵上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任凭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只要能把戏学好，能够养活我母亲，能够使我们母女的生活较为安适些就够了。从十二岁登台演唱，开始了我的舞台生活。在我十六岁（一九三七年）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生活在这文化古城的人民，从此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和恐怖的气氛中，过着凄惨悲痛的日子。那时候，戏曲界的艺人们，尤其是女艺人，所受的压迫与侮辱，真是屈指难数的。
日、伪的军、警、特务和走狗们，任意地占坐看戏，恣情地到后台对我们调笑。对他们稍有不周，就会遭到一顿辱骂和殴打。那些狐假虎威的大小官员在欢宴酒酣的时候，更随时命令那时的梨园公会把我们召集去敬酒陪酒，作歌作舞。稍有疏忽，便会受到那群酒足饭饱的衣冠禽兽的极野蛮、最残暴的侮辱和殴打。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那时候，有的姐妹曾在半夜三更被日伪的走狗们闯进屋去，揪着头发，抓着耳朵，用手枪威逼着来满足他们的企图。
有的姐妹们则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带到日本宪兵队去，受非刑拷打与监禁。我们戏曲界的姐妹在那时虽然受尽如此的侮辱与压迫，但是表面上仍得像做戏一样的笑脸逢迎，那怕是眼泪往肚子里流。
当我们要到外地去演唱时，沿途被日伪军、警用各种绝对恶意的手段来侮辱我们，假借“检查”的名义，逼迫着我们当众脱鞋，扒袜，挨脚踢，受拳打，那真是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我们一听到：“堂会”、“拜客”、“检查”、“车站”这些字眼，就会不由己地心惊胆寒起来。
因此，我们戏曲界的姐妹们，从那个时期起，有的被逼着给人做了妾；有的怀着悲痛的心情，嫁了人或转了业；有的就积郁成病，无声无臭地死去了。
由于当时那种魔鬼似的社会，和我耳闻目睹、亲身所受的一些遭遇与痛苦，使我不顾一切恶势力的阻难与中伤，毅然地脱离了我心爱的、赖以生存的舞台生活，嫁了一个学生，离开了北京。我们在青岛过着家庭生活，消极地盼望着光明日子的到来。
日寇投降了！我和全国所有善良的人民一样，以最兴奋最欢欣的眼泪，迎接了这一天。我错误地把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的蒋介石看做了中国的“大救星”。心想从此可以不再受任何欺侮与损害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幸福地生活着，用不着再像从前一样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了。
由于许多早已敛迹舞台的老前辈们的纷纷演出，使我一度也曾经计划着重整旗鼓，回到舞台上去。但是事实与我所想像的美丽景象完全相反。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怂恿和帮助下，盗窃了广大人民以血肉换来的胜利果实。那些耀武扬威的官员、将军，一批批地飞到沦陷区来，大肆抢收、劫收、勒索、讹诈，物价一日数跳，苛捐杂税月月增加。他们穷凶极恶地骑在广大劳苦人民的头上，来满足他们的花天酒地、歌舞享乐的生活。他们对于戏曲界的艺人，是和日伪侵占时期的那批狐狼之群，没有什么区别的。艺人仍是被社会所不齿而受侮辱。“堂会”、“拜客”、“检查”……外表上虽然较之冠冕堂皇些，但骨子里依然是把他们的欢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虽然我爱好戏剧，虽然我在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是我演出的信念再次地被粉碎了。我绝望地依然继续作一个埋头于繁琐家务中的家庭妇女。
我曾经，而且常常这样想：我们演戏的人，凭着自己的艺术和劳动来生活，为什么会被人看不起呢？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说是“贱业”呢？甚至于在我脱离舞台已经五、六年的时候，有一次在青岛中国剧院看电影，竟会被该院负责人（国民党反动派中统局的特务）当面侮辱我说：“哼！一个臭唱戏的！”仅仅为了他查错了票，我质问他一声，都会得到这种侮辱。因此我深深觉得作一个艺人是永远不会翻身的。为此我悲哀和绝望达于极顶。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在蒋介石匪帮万恶统治下的青岛，继上海之后也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了。那些专门欺侮我们、压迫我们、榨取我们的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封建恶势力，都随着广大人民的解放，被铲除，被驱逐出中国大陆了。一切凭劳力而生活、但是曾被侮辱与损害的人民翻身了。
不过我在青岛解放初期，思想上还存着若干混乱意识。人民政府，我是欢迎的，但总有些惶惑。虽然人民解放军和一切政府机关的干部们，都是那样认真、和蔼、有礼貌、有纪律地待人接物，根本没有可以让我惶惑的地方，但是思想上总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胜者王侯败者贼”，换汤不换药，总是老一套，不会有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也不会有平等看待我们艺人的一个政府。然而事实恰与我所想像的相反。一个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中国，是满目疮痍的；但是人民政府在百般困难中，依然是有计划地照顾了多方面。对于戏曲界的爱护与鼓励以及艺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个大转变。连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演员，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毫无贡献的人，竟也会被青岛市的人民选出参加人民代表会议。这使我太感动和惭愧了。
回想过去的出演，仅仅是为了个人爱好戏剧及维持生活。脱离舞台七年，也不过是为了对旧社会的不满，对恶势力的一种消极抵抗，而没有更积极地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虽然彼时有其客观环境的限制，但是自己检讨起来，总是感到万分惭愧的。
过去和现在的鲜明对比，以及自己亲身所体验的，都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真正认识到：“唯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也唯有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翻了身，领导我们向光明幸福的道路前进。我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与艺术水平，为人民的戏剧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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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农村技术委员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李俊
编者按：农村技术研究委员会，是老区群众一种改良农业技术的组织。在华北各省，特别是山西、河北、平原等省，已有很大的发展。华北农业技术会议总结中，曾着重提出：“为交流群众经验，发扬群众创造，要有计划地发展农民的技术组织，如技术委员会、技术小组、小农场等，并对其加强领导与帮助。”本文是华北农村技术委员会的成长，发展及其经验的介绍。
一、初期的发展
一九四四年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林局与华北新华日报社，在报纸上合编了一年的“农事半月刊”。每逢农历节令日出版一次。指导当时，主要是太行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进。
由于当时各地农村小学，常给农民讲报纸，农民又欢迎讨论生产技术。那年春耕运动的时候，就在山西潞城县南流村、黎城县岩头岭和下庄等村，开始组织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委会）。
技委会的组织，以劳动模范与村小学校教员为骨干，再吸收一些生产积极分子和有经验的老农。集体地阅读报纸上的“农事半月刊”，讨论农业技术问题。
一九四四年冬季，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山西黎城县，开第二届农业展览会，大力推广金皇后玉茭。因为金皇后玉茭产量大，农民欢迎，但是农民不会种它。当时政府就决定以技委会为推广金皇后玉茭的对象，进行组织领导。
一九四五年春耕的时候，在黎城、潞城两个县的金皇后玉茭推广区，很快地就把技委会发展到二十多个。政府供给他们种籽，并指导他们的耕作技术。
这年技委会的活动，开始与政府的农业推广工作发生了联系。但是它的活动，还只是局限在几个委员本身的耕作劳动上，与广大群众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一九四五年春耕的时候，太行区提倡种棉花。政府以潞城县为重点，充实县农场，创造开展技委会的领导经验。
在那一年里，潞城县农场以推广棉花、金皇后玉茭、八一一谷、一六九小麦为主，在全县组织了三十多个技委会。并不时地检查指导技委会的耕作技术，还帮助技委会在村里作一些推广宣传工作。
那时潞城县并没有种棉花的习惯，但是由于技委会的研究指导，不少农民都学会了种棉花，并且得到了利益。从此，技委会的作用，才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这一年内，在长治专区的长治、黎城、潞城、平顺、壶关五个县里，共组织了四百五十个技委会。
一九四六年冬季，太行区在山西长治举行了群英大会及农业展览会；在农业展览会里突出地表现了潞城县农场与技委会的推广成绩，并评奖了潞城县南流村技委会刘聚宝为“育种能手”。
一九四七年太行区在长治专区成立了中心农林局，并给该局以“建立县农场，发展技委会，创造群众性的农业推广网”的具体任务。就在这一年，在全专区五个县里，都建立了县农场，并且发展了七百多个技委会。
由于技委会数量的大量增加，县农场对它的个别领导，感到有些困难。因此，后半年又在这七百多个技委会里，培养了四十个中心技委会。
这些中心技委会，是以联防村的小区为单位，以有声望的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为骨干，成立中心组织。县农场通过这个中心技委会，领导附近村的技委会。
这时候，潞城还是重点县，它的一百多个技委会中，有二十二个中心技委会。并且大部分的技委会都和互助组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互助组还推选了技术指导员或技术组长。这些技术指导员或组长，都直接参加技委会；也有的由技委会在互助组里聘请推广员，发生直接联系。就这样，把劳动互助与技术改进结合起来了。
一九四七年麦收时期，潞城县农场通过二十二个中心技委会，领导全县的技委会、互助组，用田间选种的方法，采选了二十二万斤一六九小麦种籽。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二、扩大与巩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农林会议上，向华北各省介绍了太行区技委会的工作经验。这样，把技委会的工作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仅河北省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内，就发展了一百二十九个县农场，三千多个技委会。虽然建立有早有晚，也有的不大起作用，但是依靠了这些县农场与技委会，初步地组成了有力的广泛的推广网，推动了全省两年来轰轰烈烈的选种与除虫等运动。
河北省在一九五○年内，各种作物的优良种籽，共选了四千多万斤。还选出了六十多个农家优良品种。这个成绩是与全省的技委会分不开的。
平原省把技委会更提高了一步，以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为主要对象，在他们自己的地里，建立作栽培比较和耕作示范的“小农场”——示范农田。经过这些“小农场”的示范，推广各种改良农业技术。仅在安阳一个专区，就建立了三千多个“小农场”。
这些“小农场”不但在农业推广上起了示范作用，并且在试验研究上，创造了不少的成绩，给农业试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如用木?绑簸箕推麦田的红蜘蛛，用木棍在油菜地里捣坑捉金花虫，以及棉花密植法等。甚至用花生根瘤菌拌种种花生，群众试验的结果，比农场的成绩还好。这些大部分都是“小农场”所创造的。
总起来讲，通过技委会，已经使农民开始掌握了新的农业技术，并且在比较简单的农业技术的试验研究工作上，创造了不少成绩和丰产的纪录。如河北省深县高贯斗的技委会，研究出用客土与种扫帚草的方法，改良了碱地种棉十八顷。晋县周家庄刘老合的技委会，领导群众除治棉田火蜘蛛三千九百三十六亩，教会全村八百人学会配制石灰硫磺合剂。大名娘娘庙张希顺领导的技委会，创造出华农四号谷一亩九百斤的纪录等。
三、经验与教训
从华北地区农业技术委员会的发展，以及它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来看，应接受如下的经验：
（一）技委会应建立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大部克服了劳动力和牲畜等困难，对于提高技术，增加生产的要求非常迫切。同时因为在生产劳动上有组织又有领导，所以对他们推广技术比较容易。如高贯斗的技委会，委员都是各互助组里有经验的老农。因此，他们能通过九十六个互助组，造成改良十八顷碱地的成绩，树立了技委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巩固与发展了互助组。
（二）技委会要通过具体工作去建立：通过群众共同要求的具体技术问题，去组织群众自己研究解决，领导上再给以科学技术的指导，和组织领导的帮助。这样建立起来的技委会，才有实际的工作内容。如晋县周家庄技委会，是通过群众除治棉花红蜘蛛的要求建立起来的，随着又继续展开了棉花整枝与选种工作。群众随着农事季节向技委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样便使技委会逐步地巩固起来。
（三）技委会要有经常的领导：县农场应该经常与技委会密切联系。时常派人指导他们讨论技术，解决问题，优先向他们推广新的农药、农具和技术。通过技委会的实验示范，扩大技委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应有计划地组织各村技委会交流经验，总结成绩。这样，技委会的工作才能逐步提高，如安国县有六十多个技委会，经县农场重点指导的四十二个成绩都比较显著，县农场除按季节召集他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互相参观外，秋季还进行比赛庄稼和选举模范，进一步提高技委会的工作情绪。如去年大文村技委会主任徐景汾，会后回村就研究出冬季积肥办法，带动全村三百户，组成磨粉、榨油、轧花、作豆腐等七十六个副业互助组，并邀集附近二百多农民，座谈改良技术的问题。
总起来说，技委会是在农民有了土地，生产情绪提高以后，迫切要求改良技术增加生产的一种群众组织。因此，在“组织起来”比较有基础的地区，应该广泛地开展这个工作。
互助组使劳动力“组织起来”，技委会使精耕细作“组织起来”。要把这两种组织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结合又不等于混合。技委会的成员，基本上应该以经验丰富的老农为主，集合全村最有经验的老农，经常帮助全村的互助组，研究与解决增产的办法。因此，它须要在互助组以外，单另组织。
因为它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不必强求一致。委员会或小组，定期会或不定期会都可以。规模要由小到大，三四个人到十多个人都行。任务也不能机械规定，应该由单纯到复杂，逐步发展充实。甚至单一的研究一种技术（养蜂或植树）也可以。我们应该提倡推动它，不应该限制拘束它。
如果在某个地区，技委会组织的比较普遍，为了领导便利，可以在经常工作中，有计划地培养模范，建立中心技委会，以中心技委会为重点，通过重点领导一般。但是要注意不能把中心技委会弄成是一般技委会的上级。至于参加或退出技委会，以及对改良技术与优良品种的接受与否，必须农民自愿，不要加以任何勉强。行政上也不能把技委会看成一级机构，而将技委会的成员，当作干部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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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绥远米仓县委书记赵岐
违法重婚应受处分编辑同志：
我的爱人赵岐，原为中共河北省石家庄专区束鹿县委副书记。我和他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结婚，当时我在该县七区妇女联合会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赵岐被调到绥远省，任该省米仓县县委书记。当时我因怀孕，故未同行。一九五○年二月初，赵岐派交通员陈满仓从绥远来到我家（那时我尚未生育，在家休养）劝我不要到绥远去；并暗中把他的新爱人刘勉（当时在束鹿县妇女联合会工作）接到绥远去。刘勉去绥远后，就和赵岐结了婚。同年三月间，赵岐才来信向我提出离婚。他怕我去找他，还不把他的地址告诉我。我认为赵岐没有和我离婚就和旁人结婚，是违犯婚姻法的。
当我分娩后，回到原工作岗位时，即向县委组织部长李建修同志询问此事。李部长说：“我不瞒哄你，赵岐临调走时即与刘勉订了婚。”他并承认那时县委已知道此事。我认为李建修同志这种纵容同志犯错误的做法也是无原则的。
我为此事到石家庄地委会申诉。地委组织部在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通知我：已将此问题报告河北省委。省委同意给赵岐处分。并将材料寄给赵岐所属上级，请他们处理这一问题。但至今已经半年多，还没得到答复。因此，我特把此事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河北省石家庄专区元氏县第五区妇女联合会 王凤委
编者按：绥远省米仓县县委书记赵岐未与其妻王凤委离婚，便与他人结婚，这是重婚行为。赵岐重婚的事实虽然发生在婚姻法公布以前，但历来各解放区所公布施行的婚姻条例都是禁止重婚的。赵岐是共产党员，且为县委机关的负责干部，这种行为不但违反政府的法令，也为党纪所不容许，应该受到党的处分和国家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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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作优良不避艰险的女电话员王静彬
张垒
安东市铁路分局安东电务段电话员王静彬，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创造了优良的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使电话等待时间，由局定标准三十分钟缩短到五分十四秒；她并团结大家在敌机轰炸下坚持工作，保证了电话畅通和运输安全。她的光辉事迹，传遍了整个安东。
过去，安东电务段电话所工作很不好。经常因接错电话、工作态度不好、接线慢等而受到用电话人的批评。有的甚至拒绝在电话所的意见簿上提意见。他们说：“你们每月拿了意见簿来走一趟，咱给提了意见，您不改进，再提也是白搭，还是改正了以前的缺点再来吧。”王静彬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克服困难，把工作搞好。因此她努力钻研业务，并经常研究大家的工作情况。她从上级所印发的业务学习材料中，发现锦州电话所提出的三快、三勤、三好、二正确（即快接、快挂、快撤线，勤学、勤问、勤溜线，态度好、联系好、节约好，记录正确、处理正确）的工作方法很适合本段电话所的需要。同时她又在工作中不断和大家研究，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她又提出：不错送电话、不接三股线、不与邻席闲谈，灵活运用回线、灵活执行规程、灵活操纵等，她把这些在工作中逐渐积累的经验要点列举为六条十八点，称它为“六三”制度。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安东电务段就以这种新的工作方法向各站、段挑战。
安东电务段自从实行王静彬提出的优良工作方法以后，工作有很大改进。如去年八月份个别人员每天平均送错电话达六十多次，九月份实行新的工作方法，差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很多不愿学习的员工，在半个月内即都学会新文字略号和电话规程。通话等待时间由局定三十分缩短到五分十四秒。接转时间由十秒缩短到二秒七，很多同志回顾以往的工作都认为：过去竞赛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法，总是虎头蛇尾贯彻不下去。现在有了“六三”制，努力目标很明确，检查起来也比较具体了。目前“六三”制不仅成为安东电务段的工作制度，安东铁路分局管内各电话所，也纷纷展开学习“六三”制运动。
王静彬不仅在改进业务方面有了优良的成绩，在敌机轰炸的危险情况下，她也同样表现了共产党员英勇不屈的精神。当美国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一度烧到接近鸭绿江边的时候，王静彬经常教育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团员们说：“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工作；决不能擅离职守，使电话不通，而给国家的运输造成损失。”青年团员们都被她这种忠于祖国的精神所感动。
去年十一月八日，天刚亮，大批敌机就连续不断地在鸭绿江沿岸肆行轰炸、扫射。电话交换所的墙壁被震得直摇幌。但是这些并没有震动王静彬的心。她坚决地向值班的同志们说：“现在正是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了。鸭绿江的水可以干，但我们的意志不可以被征服。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岗位，保证电话畅通。”就这样，安东地区电话所的交换员，在敌机的轰炸下，胜利地完成紧急的通话任务。
炸弹的响声刚刚过去，就传来了鸭绿江桥被炸的消息。王静彬想到“这是运输的命脉”，她奋勇无比，提起水桶就往外跑。她顾不得烟火弥漫，顾不得敌机还在头上盘旋。其他的电话员也拿起钩子、砂袋，紧跟着她冲出去救火。
由于王静彬的这些光辉事迹，安东市的广大人民热烈地敬爱她，送给她“坚持工作的模范”的称号。最近她又被推选为辽东省工会代表的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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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目前京市托儿所距离需要甚远
建议各机关普设托儿所
解放了的新中国妇女，逐渐走上了祖国建设工作的岗位。因此，各地对于托儿所的需要便十分迫切起来。北京解放以前只有十一个托儿所，至今年二月已发展到六十五所了，其中仅机关设立的就有四十七所，最近又增设乳儿室四处。但是，这些托儿所还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北京市有四百多处机关，八百多个学校和三十多个较大的工厂，其中却只有四十五个机关、学校、团体附设有托儿所、保育院或乳儿室。经验证明：凡是设立了托儿所的机关或学校，由于减轻了女干部照顾孩子的负担，使她们更愉快地集中精力工作，机关工作和学习都有很大的改进。但大部分机关因为没有附设托儿所或乳儿室，以致使得一些女干部不能安心工作，甚至停止了工作。还有些未婚的女同志，看到做母亲受拖累而不愿意结婚；已婚的也设法避孕。这样下去，是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后果的。因此，我们建议各机关、学校、团体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设立托儿所和乳儿室。我们相信只要各机关行政领导上能够重视这个问题，主动地推动这项工作，新中国的保育事业是会逐渐普及起来的。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 儿童福利部部长 徐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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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担当起全部的家务 鼓励爱人和子女安心工作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在全国人民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欢度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二个“三八”妇女节，我有几句话要说出来。
在新中国里，我们妇女们已经翻了身，在社会上与男子处在平等的地位，我们一定要坚决争取这个权利和义务，不能落在后面。我们在家庭中的妇女们，必需要经常的鼓励爱人和儿女，参加各种的爱国行动。勤俭操作，主持家务，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巩固家庭经济。安慰老人，教育子女，和睦家庭。让自己的爱人和儿女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有家庭后顾之忧。我们要担当起全部家务，使他们能安心努力为人民服务。以洗清旧社会对妇女“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污辱。
一个家庭妇女 顾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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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冀县三区妇联张治绵
检讨自己随便派差 缺乏群众观点的错误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二月十一日“读者来信”栏内发表了“要禁止向群众乱派差”的批评，我诚恳接受。这个错误是我没有群众观点的具体表现，为此，我特作以下的检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月二十七日，我和本区文化教育助理员耿伯翔、文化教员王凤修同去衡水专员公署参加“工农教育会议”。因为在中途我要参加两个村的会议；并且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不好，行李带不动，所以我向区长及事务员要求，无论如何想法把我的行李送去。当晚，我到了衡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一看行李没有送到，估计今天不能到县，所以我就住在朋友家了。这件事应由我个人完全负责。因为要车的事耿伯翔、王凤修二同志并不知道。
我为了个人的需要，不重视群众的困难和利益，为了三件行李而浪费了群众的人力物力，这是不应该的；特别是使出车的老百姓，冻了一夜，无人照管，更是不能容忍的错误。错误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我缺乏群众观点的具体表现。我除了接受读者对我的批评，决心加强群众观点，不再重犯错误外，并对受冻的老乡道歉。
河北省冀县第三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张治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