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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文艺
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周扬
《龙须沟》在北京上演，得到了人们的好评。这是一个好剧本。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方珍珠》是一个成功，紧接着《龙须沟》又是一个成功，而且把《方珍珠》赛过了。这是值得我们大家高兴的，庆贺的。
我们必须从老舍先生的这个成功中取得经验；这就是说，必须从《龙须沟》的创作经验中学习一些东西。
首先，可以看到，老舍先生是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来拥护人民政府的，正是这种热情，给了他一种不可克制的创作冲动。他在《我爱新北京》一文中直率地、热烈地告白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
“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并不只为通衢大道修沟。而是也首先顾到一向被反动政府所忽视的偏僻地方。在以前，反动政府是吸去人民的血，而把污水和垃圾倾倒在穷人的门外，教他们“享受”猪狗的生活。现在，政府是看那里最脏，疾病最多，便先从那里动手修整；新政府的眼是看着穷苦人民的。”
他这里就是说的修龙须沟的事。他从这一件事上也清楚看出了新政府的真正人民的性质。他感激这样的政府。他在“《龙须沟》写作经过”中说：
“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忱使我敢去冒险。”
这里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他觉得歌颂这样的好政府是艺术家应有的责任。
对于像老舍先生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社会经验与观察和判断能力的老作家，从概念出发的描写或空洞的歌颂都是他所不愿为的。他是那样熟悉旧的北京，又是那样热爱新的北京，他不能不注意与关心北京劳动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变化，这些变化正反映出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实施的结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中间进行的第一位工作就是给劳动人民以实际的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去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这就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的根本。《龙须沟》中的那位虽然胆子小、思想旧，但却是克苦耐劳的可爱的王大妈，她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给咱们修茅房、抓小偷、还要挖沟，总算不错。”她也感觉到了革命给龙须沟带来的好处。人民不是从政策条文，而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来判断和理解我们的政策的。作家要正确地表现政策，就必须经常地关心和了解群众的日常生活，日常利益，了解他们柴米油盐的事情，同时眼睛朝着他们的更美好的未来的远景。《龙须沟》正是从这些方面表现了人民政府的政策。
一切政策都要在群众中受到考验，群众对于政策的反应是判断政策的正确性的最可靠的标准。不修龙须沟，龙须沟的群众就不会那样热烈地拥护政府。老舍先生锐利地观察到了革命的影响所引起的各种人物的深刻的心理变化。龙须沟的人们，多少年来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他们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和相信共产党的。王大妈不是说了吗：“我就纳闷儿，现在作官的都把钱给咱们修盖厕所什么的，他们自己图什么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但世界上就的确出现了这么一种人，他们的名字叫共产党员，他们贡献自己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给人民，而并不向人民索任何代价。这是奇迹。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人们只能相信事实。龙须沟，正如新中国的一切其它地方一样，是在开始变化了。
作者没有将龙须沟写成天然的坏地方。它的脏、臭是旧社会所造成的。“作官的坏，地方才稀臭。”官僚恶霸的统治是龙须沟人们的一切灾难的根源。共产党来了，龙须沟就变样了。正如程疯子唱的：“从此后，沟水清，国泰民安享太平。”在人们心中自然地燃烧起了新的希望。四嫂说：“赶明儿个，沟修好了，人也变好了，有多么棒呢！”赵老头说的更肯定：“咱们这儿要光有几处新茅房，两条干净的街，人心都没变，那有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是一切都变化了。程疯子不疯了。不好好干活的丁四变成为一个好的工人了。狗腿子改邪归正了。原来像死水一样停滞的龙须沟变得沸腾起来了。把龙须沟的金鱼池改造成一个美丽的公园，就不只是程疯子一个人的梦想，也成为了四嫂和一切龙须沟人们的合理希望。就这样，老舍先生描写了龙须沟和龙须沟人们的变化，有力地证实了人民政府和它的政策的旋转乾坤的力量。
《龙须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老舍先生不过忠实纪录了修龙须沟的事件，但他没有做新闻报道式的纪录，也没有写真人真事，他创造了几个真正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他使这些人物都和龙须沟联系起来，用作者的话来说，“像沟的一些小支流”。他由人物的口中和行动中，巧妙地说明了臭沟，反过来又在每个人物对沟的关系上，巧妙地描出了各个人物的性格和人生观，他们整个的精神世界。在这里，老舍先生在描写人物和事件上，紧紧掌握了集中化的原则。他严格地选择了他的创作材料；他舍得抛弃材料中一切与当前主题无关的部分。他不使他的人物负担过多的或分外的任务。同时他从不孤立地去描写一个人物，而总是将他放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描写。作者创造人物性格的方法，是特别值得我们许多青年作者学习的。
《龙须沟》，一个多么脏、多么臭的贫民窟，但从那儿却生长出这么许多纯洁的，高尚的心灵。那么可爱的小妞子，当她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就被葬送了。心地那么善良、那么纯厚的程疯子却被人欺凌到那种地步。但是不管怎么，人们总得生活下去。龙须沟的人们就这样和压在他们头上的官僚恶霸，和折磨他们的贫穷、疾病与一切灾难斗争。老舍先生写出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他们顽强的和坚韧的生活力量，以及他们对于更好的生活的渴望。王大妈，在龙须沟的穷人中是一个保守派，只有她才叫龙须沟“宝地”。她有她的道理：
“这儿脏，可有活儿干呢！……
“这儿不分男女，只要肯动手，就有饭吃；这是真的，别的都是瞎扯！这儿是宝地，要不是宝地，怎样越来人越多？”
可是王大妈的女儿，这位充满反抗性和进取心的青年姑娘，却恨不得早早跳出这臭沟。三心二意、可好可坏的丁四，为了要躲躲这臭沟，宁可去蹬三轮。当然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赵老头，剧中积极人物的代表者，他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啊，龙须沟可不是坏地方！
“程疯子常说：什么‘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他说得对，他不疯！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我是个泥水匠，我知道。城里头，大官儿在那儿住，那儿就修柏油大马路；谁作了官，谁就盖高楼大瓦房。咱们穷人哪，没人管！”
“有那群作官的，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他妈的，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
赵老头，这位旧社会的抗议者，解放以后，就自然地成为了新政权的积极参加者、拥护者。新政府为人民铲除了恶霸黑旋风，修好了臭沟。龙须沟的人们是真正身受到解放的好处了。但是在这戏里恶霸并没有出场，也没有正面写群众斗争的场面。然而我们却依然感觉得到紧张的斗争。当狗腿子和赵老头谈话，威胁他的时候，你听赵老头是怎么回答：
“赵老：大家选举我作委员，我就得为大家出力。好人，我帮忙；坏人，我斗争。
狗子：你也要成为一霸！
赵老：黑旋风是一霸；我是恶霸的对头！
狗子：好，你有股子硬劲儿！
赵老：我的劲儿是新政府给我的！”
这是多么是非分明，多么锋利，多么有斤两的话。后来狗子转变了，赵老头叫他给程疯子来赔不是，四嫂在一旁劝疯子照样儿还给他一顿嘴巴，这时疯子却不打他，只要狗子伸出手给他看看，说了句：“啊，你的也是人手。去吧！”
这么一个简单动作，一句简单的话，但是多么地震动人心，多么地有力。老舍先生写出了真正生动的、经过提炼的、性格化的、有思想的语言。
老舍先生是十分熟悉自己的人物的，并且对他们那样充满了热爱。他有意识地避免描写他所不熟悉、不清楚的人和事，而紧紧抓紧住他所熟悉和清楚的人和事去用力描写。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自己已有的经验范围内，他尽量去接触和理解新的环境，并且让他的人物放到这个新的环境中去成长，去发展，如果需要，他就赋与他的人物以某种浪漫的色彩，使现实和理想的因素取得和谐的结合。但究竟因为每个人物都在他的生活经验中有一定的张本，又凭借了他卓越的运用语言的能力，所以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就不是概念化的、虚假的，而是活生生的、真实的。
从《龙须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
在我们评赞老舍先生在《龙须沟》剧本创作中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提到焦菊隐先生和许多演员在演出上的卓越的成就。焦菊隐先生的导演很好地运用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向生活学习。他在剧情安排和性格描写上对原作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使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更高的集中和提炼。在这里，导演完成了他的集体的创造性的任务。演员们的表演，也是认真的，出色的。演员们到龙须沟实际地去体验生活近两个月，这无疑地是表演成功的基本原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这种作法是值得一切演剧团体学习的。没有不断地追求生活，理解生活的顽强的坚忍的努力，我们是不能创造出真正现实主义的艺术，也是不能有效地防止或克服艺术上的公式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错误倾向的。
《龙须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首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老舍先生从革命吸取了新的创作精力，学习了许多新的东西，他还在继续不断地学习着。那末，让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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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当先
老舍
关于在我写方珍珠剧本时，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应否提供意见的问题，我愿在这里再说几句话。先说我应否随时采取别人的意见：
假若我自居为老写家，以为我的创作本领十分的了不起，我必定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是，在有了二十几年写作经验的今天，我依然自居为一个年轻的文艺学徒，喜欢接受友人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态度并未可厚非，活到老学到老啊。
假若我不是写剧本，而是写小说或别种形式的作品，我也许因经验较多而能够把别人的意见仔细地想过，作有批判的接受。但是，我是在写剧本。对写剧本，我不是内行。怎样就一定有戏剧的效果，或怎样就没有它，我弄不清；我不十分了解舞台技巧。因此，我就像头次去滑冰，别人怎说，我就怎办了。
还有：在旧社会里，没有写作的自由，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似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有司衙门，挨四十大板。现在，在新社会里，我有了写作的自由，我必须拿出些思想教育，加强文艺的影响；不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社会。可是，我自己的思想搞通了没有呢？哼，我敢大言不惭地说：“已经搞通了”吗？这，也教我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即所谓集思广益啊。搞通了自己的思想，不是容易的事；采取了别人提供的思想，而还要与艺术性紧紧结合起来，就更不容易。于是，我的虚心，友人的善意，并不见得就有最好的结果。文艺创作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呀！
我不后悔自己的虚心，也不轻视友人们的善意，最要紧的倒是必须及时加强自己的思想学习，与写作技巧的学习。假若有人以为我是老写家，必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必接受别人的意见，或接受了意见必能批判地运用，那就难免捧得越高，摔得越疼了。
现在说别人应否提供意见：
热心地给写家提供意见是没有什么错儿的。不过，以一个剧本来说，应待剧作者把全剧写完之后，顶好是在总排的时候，再把意见提出来，因为意见是空的，舞台是实的；看见了舞台上的一切再提意见，发言者就会就舞台上的得失，说出具体的办法，而不发空言。反之，在写家正在创作的时候，提出意见，则意见好提，而未必妥切地与舞台需要相合，难免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完整。
其次，不要在题外发言。一个艺术作品只能有限度地传达某一点思想，激起某种情感的反应。它不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也不能把所有的感情都激动起来——疯子才忽啼忽笑，感情变动莫测呢。批评者的责任是就着艺术作品本身所要传达的思想，所要激动的情感而发言，看它的思想是否正确，与有无感人的效果，而不要用题外的思想与效果来责难作者，说作者还没顾及什么什么呢。那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强人所难。作者的主题若是垂柳，而批评者说他没写出来黄花鱼，就一定没有什么好处。
以后我再写东西，还是欢迎友人们提供意见，但是我希望意见别提的太早，省得因为重视友人的善意而忽东忽西。在作品初稿写成之后，要求友人们批评的时候，我希望友人们对题发言，以期把作品改好，而不改乱了。至于我自己应如何批判地接受意见，还是那句话：我得先充实我的思想与技巧的学习，以免东摇西摆，掌不稳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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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新年画“党的好女儿——赵桂兰”
廖华
从发展中看一九五一年的新年画，我们有理由说它有了崭新的成就。我不在这里全面介绍这些作品的成就，并指出应该克服的缺点，只是对代表着新的作风的“党的好女儿——赵桂兰”发表一些感想。
恢复生产，发展生产，这是建设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祖国贡献一切（以至生命）的共产党员的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作者把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代表——赵桂兰——与毛主席的会见，作为新年画的主题，是特别有意义的。作者不是平板地像新闻记录似地，说明这一主题，而是现实地形象地表达了这一主题。
卓越的党的领袖，人民热爱的领袖，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年画上，事实上，很多年画中都有毛主席的形象。有的是参观工厂，有的是接受少数民族代表的献礼，有的是和群众谈话，有的是检阅革命队伍，至少是在群众队伍中或礼堂中的一张画像。毛主席一再出现在这许多年画中是有原因的：这正说明群众十分愿意经常看见自己热爱的领袖，愿意从接触年画时，从领袖的画像得到鼓励，得到启示。美术工作者，十分懂得这些要求的正当，因此用艺术的创作来满足群众这一要求。——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能够像林岗同志这幅画一样，较好地刻划出人民领袖的性格和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却不多见。而且在去年的年画中，甚至在外貌上也还有极其潦草的使读者失望的描绘。“党的好女儿——赵桂兰”里的毛主席的形象，不能说是毫无缺点的。——那只左手的姿式的目的性不够明确，造形不够自然，位置也不够自然，就是一个应该克服的缺点。可是从主要方面来看，这一作品确是生动地刻划了毛主席的性格、外貌与群众关系。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形象已经充分表现了毛主席的英明、坚毅种种性格的特征，但确是表现了他的专注、谦和、朴实、自然，关心群众热爱群众这一些重要的特征。作为造型艺术中的形象，虽然不能戏剧似地表现毛主席正在说什么话，但从他对待赵桂兰的态度中的确能使人联想起对革命工作的指示。这一与赵桂兰谈话的结构方式，能够使读者感到，好像自己就是正在感受毛主席的鼓励和教育。不论是否熟悉毛主席的仪态的读者，都能够从这一作品中多少体会到人民领袖可敬和可亲。
作为这一作品的主角——赵桂兰，性格的描写也是现实的，合理的。作者没有把英雄加以神化，使之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超人，也没有忽视她在渴望会见而终于会见了自己的领袖时的心理描写。那种十分愉快的心情，对领袖的尊敬和热爱，认真听取指示而又毫不拘束的态度，十分符合年青的，虚心的，优秀的共产党员赵桂兰的性格，也十分恰当地刻划了她的身份。一提起赵桂兰，读者总会立刻关心到她的一只残废了的左手，作者没有忽视这一只具有特殊意义的左手。在这一作品上，它所处的地位很重要，但不是机械地事务地加以“说明”；透过色采显著的手套，能使人联想起可敬的英雄因为不惜个人牺牲，维护革命财产而得来的残疾。作为光荣的记号的残疾，却不像“中国妇女”某期的封面那样，对这一记号给予过分凸出的不必要的夸张。
作为群像构图来看，这张年画中的肖像是丰富的。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英雄模范的肖像上，显然看得出作者经过了一番辛勤的设计和认真的描绘。尽管人物的位置安排得还不够完美，可是整个画面确是有宏伟与长于变化的特色。特别是田桂英、张树义这几位英模，不仅形象逼真，动作表情也具备了应有的合情合理的戏剧性。这和某些拼凑着一堆人物的所谓群众场面的构图相比较，分明显出作者对于构图作了应有的努力。在背景与道具的使用上，虽然复杂，却能造成情调统一的效果。就这方面来看，这幅画比起古元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是更显得单纯和明快的。
这一幅年画的可喜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线的适当运用。虽然线的掌握还不免有些稚弱，在物质感、立体感、空间感的表现上，和李琦、冯真的“伟大的会见”同具现实而又准确的特色。主要部分的线描十分洗炼，却不显得空虚；某些物像的线描十分细致也很繁复，却不显得杂乱和琐碎；这分明显出作者在努力吸取传统的中国美术的优点，而且分明显出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一作品中，作者不把线当成说明轮廓的死板的符号，也不是在线的趣味上浪费精力。我们只要把主要人物的脸、衣服和花盆、地毯等等作一比较，就不能不承认作者的正当的企图，把优良的传统技法运用到描绘新事物的任务中来的企图，获得了不使读者感到失望的成绩。在适应群众的欣赏趣味——清新和明确——的要求上，敢于断言：这种形式是值得提倡的形式之一，是能够发展的形式之一。
不论内容与形式，这一幅画都有显著的成就。这种成就是今年以前的新年画所缺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给予较高的估价。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些成就感到满足，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要求作者更加努力，使这一作品能够更完善些。在这儿姑且不批评跳出来的黄色的椅子和过分吸人注意的修长的柱头等等表现方法上的毛病，仅就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上提出一些意见来商讨。
作为许多英雄模范参加着的庄严的大场面，现在这种处理法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还不够合理，不够自然，不够典型。如果说，这不是一幅人数众多的大构图，仅只是以毛主席来代表党对优秀的党员的关怀与教育，以赵桂兰来代表劳动模范对毛主席的敬爱，那末，前面所述的部分主要人物描绘的优点，已经保证了这一作品的成功。但是，既然这许多重要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上，就应该尽可能给予符合身份符合情节的位置，符合身份符合具体环境的动作、姿态、表情，应该尽可能集中地表达这一庄严的主题。可惜作者太强调多样而忽视了更合理的集中，（只要不形成构图的呆板无变化，更集中是必要的。）因此给读者一种印象：在场的某些人不关心毛主席和赵桂兰的谈话。——像普通交谊会一样，像在会议的休息室里一样，各谈各的问题。毛主席出现在这样一个会场上，不是平凡的事情。妇代会中，毛主席和李兆麟将军夫人握手，全场无声，几百个人的视线都集中了。毛主席和赵桂兰谈话，应该给在场的群众什么影响，完全可以想像的。假设在中央接见劳动模范的事实上真有各谈各的问题的片段的情节，作为艺术，作为本质地反映生活而不是记录现象的艺术，这种情节是缺乏代表意义的，不典型的，不值得强调的。作为党的好女儿，当她出现在毛主席的面前的时候，中央委员可能是、也应该是什么态度，我们可以从电影“攻克柏林”中得到参考。斯大林接见斯达哈诺夫工人阿略沙的场面，是既活泼又庄严，既多样又统一地描绘着的。不论苏联的习惯与中国的习惯有什么不同，现在这种结构方式不能算是完善地刻划着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场面，没有很好地刻划出人物的相互关系的。也许，作者在处理朱总司令背后的、正在谈话的两人，毛主席背后的、正在谈话的两人时，是为了和毛主席与赵桂兰的谈话有关相呼应，是借此表现后者在次要人物中的具体反映，加强效果；但这企图没有得到明确的表现。显然看得出作者在强调构图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妨碍主要情节的集中，不能合理地表现劳动模范们对于他们所衷心爱戴的、急于接近的、正在谈话的毛主席的注意。
话又说回来，缺点，是难避免的。新年画还年青，那怕现在还有严重的缺点，只要发展地看待这些作品，对它们已有的成就应该给予较高的估价。我们虽然不应自满也不能自满，现有成就确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些比较优秀的作品预示着新年画的壮阔前途。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全国的美术家能够深入地熟悉革命生活，认真研究群众的需要，适当运用和努力寻求各种新的表现方法，那末，一九五二年的新年画的成就将是更辉煌的。
（附注）该画曾发表在《人民美术》第六期，《人民画报》第八期，一月三日人民日报第九十七期《人民画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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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重新发表之后，已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与研究。三卷九期《文艺报》发表的社论“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论述了学习《实践论》，对于进一步推动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批评的重大意义。三卷五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何其芳的论文“《实践论》与文艺创作”，对实践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以及文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文艺工作者学习《实践论》的开始。全国文联将组织文艺界更有系统地来展开关于毛主席这一杰出著作的学习。
上海文艺界代表五百余人在上月二十五日集会隆重纪念中国革命文艺战士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殉难二十周年。各报并出版五烈士的纪念特刊。五位烈士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解散，曾在中国文化运动上起了伟大的作用）的会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月七日和另外十八位革命志士一起被秘密枪杀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里。五位烈士的鲜血，纪录了中国革命文学历史的重要的一页。他们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
最近出版的工农文艺创作中，陈登科作的《杜大嫂》（文艺创作丛书之一，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及王安友作的《李二嫂改嫁》（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出版），是两个比较好的中篇小说。在《杜大嫂》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一个游击队的女英雄和领导者——杜大嫂——与国民党匪军、地主恶霸所进行的顽强战斗。王安友所作的《李二嫂改嫁》是以反封建婚姻为主题的，描写一个受婆婆欺压的青年寡妇改嫁的经过。《杜大嫂》的作者陈登科是贫农出身，种过田，当过兵，当过勤务员。他的另一作品《活人塘》曾刊载于《说说唱唱》月刊，获得好评。《李二嫂改嫁》的作者王安友是不识字的雇农出身，六七年前还在种地，经过坚苦学习，写了不少通讯，这是他的一篇比较长的作品。他们这两篇工农创作的作品，虽则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在作品内容上，以及在写作技巧上），但它们证明了工农干部和工农中积极分子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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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反对不正确的文艺批评》编辑同志：
读贵刊八十六期的《反对不正确的文艺批评》一文，我们很同意你的按语，文艺批评中的自然主义及公式主义等倾向，确实应该反对。
但是一读者在摘引了俄共中央关于文艺政策的决议中的几段文字，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从自己中间驱除狂妄的、半通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的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的尝试”等等之后，接着说：“这些方针，对于我们今天是多么亲切啊！我们也需要同样的方针。”这些话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目前的文艺批评中已经存在着这种“狂妄的，半通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好像党已经有了“对文学事业的专横的和不能胜任的行政干涉的尝试”所以一读者才大叫“这些方针，对于我们今天是多么亲切啊！我们也需要同样的方针”。这种说法，我以为是片面的而且不符合事实的，不知道一读者从什么地方得到他提出这迫切要求的事实根据？
其次，一读者因为老舍先生“友人们嘱告”这一句话，便敏感地怀疑“老舍先生的友人们中间是不是也有这里所提的摆共产党员架子的人们？”又说：这个剧本的缺点是“不正确的文艺批评造成的”，最后并要求“单从责任上说……曾经热心地劝告老舍先生改变创作计划……的批评家们，也就应当来答复他的问题”。我们也不同意这些意见，“谈方珍珠剧本”我们看过几遍了，老舍先生说：“友人们嘱告我不要那样写”，“我接受了这个劝说”，“我并不怪友人们多嘴。他们的建议是善意的”，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奇怪一读者怎么会敏感地产生上面那些怀疑？而且，劝告与命令不同，如果劝告不正确，作者可以拒绝采纳。既经采纳，就表示作者也同意这个意见，即使事后证明这意见实际上是错误的，责任也不能要劝告者负担，也没有追究责任，要求答复的必要，更不能轻率质问劝说者是不是“摆共产党员架子的人们”。这些要求，表面看似乎很像尖锐的指摘，实际上都会起着闭塞言路，阻止群众性的对创作进行探讨研究的作用，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的意见一定十二分的正确。
在开展文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当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意见不够惬当，甚至是完全错误。要纠正这些缺点，一方面固然可以要求批评家慎重考虑，根据作家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要求，但更重要的还是发动读者、作家、批评家都来参加讨论。作品不好，读者与批评家可以提出意见。批评不对，读者与作家也可以对批评提出批评。为了彻底弄通问题，大家参加论争，从论争中求得正确结论，这才是根本办法，此外任何对文艺批评的指责，质问，戴大帽子等现象，都会妨碍文艺批评的开展，同时也妨碍创作的提高。
我不是搞文艺批评的，上面意见不一定正确，希望你们指示。
陈文良、肖堂
编者按：本刊第八十六期发表了一读者从《文艺报》上读到老舍先生《谈方珍珠剧本》一文后所写的《反对不正确的文艺批评》的一封信。一读者惋惜老舍先生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接受了一种不正确的批评，以致损害了剧本的完整性，因而也影响了作品的政治的与艺术的效果。我们认为一读者反对这种不正确的文艺批评的意见是对的。存在于文艺批评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和从概念出发的公式主义倾向，对创作是有害的。这种不正确批评的特别危险性，是在它往往借口于使作者难以拒抗的“政治”的理由。因此党的文艺批评者，特别是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具体帮助作家创作或对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必须采取格外谨慎的负责的态度，而不能采取轻率的鲁莽的态度。一读者的主要意思是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说的，因此引用俄共中央关于文艺政策决议中的一些话，是有意义的。有些读者来信提出意见，认为一读者由决议引伸出来的许多话给人一种感觉，好像目前文艺界已存在着摆“共产党员架子”及“专横的行政干涉”的严重现象，而一读者的信中又没有举出事实根据来。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是存在的，至少是值得加以警惕的。
现在把读者陈文良、肖堂两同志的信和老舍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补充意见即《学习当先》一文一起在本期发表出来。从陈、肖两同志及其他同志同样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广大的读者如何迫切需要文艺批评，又如何热烈爱护文艺批评，并且在批评的方法上也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老舍先生提出了“学习当先”的口号，是很好的。“学习”，的确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主要关键，不但对于作者，对于批评者也是如此。他要求批评者不要“用题外的思想与效果来责难作者”等等的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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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谈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编辑同志：
有些人看报，光看大标题或政治论文或国内外的消息；却不看在报角上所发表的读者信件。他们认为读者的信件都是些小事情，可以不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读者来信栏里所刊载的文字，是读者群众在实际生活中所发现的重要问题。这些意见能够帮助我们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向，能够使我们学习到很多的新鲜事物，也能够启发我们对新问题的发现、认识、与研究。我们应当看，应当经常看。
在二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内，看到谷中凯同志写的《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的角色》后，我认为这一意见的提出，是极需要和正确的，是值得各有关机关及各个文娱团体注意的。但在沁阳县于二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沁阳县各界春节文艺宣传暨庆祝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一周年”的大会上，在各列秧歌队里，仍有敌人角色参加，并且扭得洋洋得意，弄得敌我不分，造成政治宣传上的错误。我认为有关机关，应把这一问题重视起来！不要一错，再错，重复地错误下去。
沁阳省立中学附属小学 石磊编辑同志：
我们已看到二月十八日贵报读者来信栏内，谷中凯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我们诚恳地表示接受。
春节秧歌队结束后，我们曾作了初步检讨，发现有许多不妥之处。但我们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今既由谷中凯同志提出，我们除万分诚意地接受与作深刻检讨外，并向谷中凯同志致谢！
中国建筑企业公司技工训练班 赵文林、王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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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司徒乔的素描画编辑同志：
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文艺》所载司徒乔先生的素描画，给我以很大的刺激。以前我对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只有理论上的认识，不够深刻尖锐。我看了司徒乔先生的画和那说明后淌下了眼泪，这幅画对我是一种宝贵的教育，深深地感动了我。
外国语学校 关品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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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文艺动态
新中国版画在苏联
新中国的版画于一九五○年十月在苏联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上，引起了苏联人民和美术家的特别的注意。人民画家葢拉西莫夫说：“如果说苏联人民很早就熟知中国古代艺术，那么，作为切实地反映中国人民革命生活过程中重大事件的版画，对苏联人民还是新的见面。使我惊异的是，新中国年青艺术家们，未受形式主义直接的影响。它正在走上新现实主义的道路。”
苏联美术史家史多列文教授说：“版画利用了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积极因素。中国艺术家的优点，是未受民间艺术中的宗教毒素的影响，而是发扬着优良的传统；同时又能很快的抛弃了西洋形式主义的影响。”美术理论家齐可达也夫同样的指出：“它不是抄袭西洋，而是作家密切联系着人民生活的创作，这一点新中国的版画是走在造型艺术的前列，并且形成了中国版画新的风格。”
关于新中国版画的风格，画家舍卡列所分析说：“中国新版画在某些作品中，超出了版画固有的案卷装饰和抒情的风趣，带来了史诗性的坚韧与强烈的感觉。”汉学家爱德林对新中国版画内容和形式，也认为“它的内容是反映现实的，并采取了中国绘画里一些好的形式”。
很多专家都一致地着重肯定版画的成就，同时也指出我们不够的地方。史多列文教授说：“新中国艺术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高度的才能，善于在一个主题里贯串着故事性，作品中的情绪饱满。虽然有些作品表现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但尚有很多的作品还不能充分创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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