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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改善区级领导方法与加强党的领导问题的讨论
（一）
赵记
河北获鹿县在改善区级领导方法中采用了这样一些具体办法，现在提出来供大家讨论。首先中共获鹿县委决定：一个中心工作任务到来后，在县委会上作一次方针政策上的研究，然后监督有关部门去执行。其他部门互相配合。县委因此摆脱了不必要的事务工作，有时间来加强对区委的领导。区里，也随着转变。全县共五个区，一、二、四三个区转变得较快较好，现在这些区的区委已可以抽出时间来了解全区情况，研究上级指示，进行工作布置，开始克服过去工作上的混乱现象；因此有时间来整顿村支部。和建立支部教育传授站等工作。另一方面，政权、群众团体等部门的工作也转向了主动。已在实际工作中证明，部门工作树立后，不但不会削弱中心工作，而且更好地推动了中心工作。例如一区通过全区村级主要干部会议布置夏征中心工作。布置后，各部门即分别讨论执行办法，这样就更好地保证了中心工作的完成。各村也按系统分片开会讨论如何贯彻上级的方针任务。区级各部门干部下乡后，也各找自己部门的村级干部，检查与推动工作。这样工作就能顺利地进行，任务能够按期完成。而且村干部也有时间来搞好自己的生产了。一区西任村支部书记王明臣，去年只收了三石粮，今年因为多下了一些工夫，就多收了三石粮食。支部也有时间对党员进行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与政治水平。
获鹿县在改善区级领导方法中并已取得以下几点体会：（一）事前应当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开始有些区在接到上级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曾经发生了这样的偏向，当一区区委书记知道了上级要看改善区级领导方法后就说：“党政分开了，谁也别管谁了！”说罢就背起铺盖下乡去了。其余干部面面相观，不知该到那里去好。在村级干部中也曾发生了取消领导各自为政的自流现象。这说明了有些干部对改善区级领导方法问题还认识不足，因而发生了一些错觉；另一方面，有些人包办代替的习惯确实已经很深，现在要改变他们这种习惯时，思想上是有很大的抵抗。这些都要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后才能有所转变。
（二）改善区级领导方法，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过去上级党委也有包办各部门工作的现象。因此，要改善区级领导方法，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这个工作，否则是无法改善区级领导的。
（三）建立与加强部门工作。过去一般是忽视部门工作的，所以不少部门的组织机构，干部配备都是不健全的，党委应具体帮助他们逐步健全起来。
（二） 鲁干
现在把山东各地区级领导的情况与我个人对改善区级领导方法的几点意见，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山东有些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区级以下设立过乡（每乡十几个村子），以后虽然取消了。但到一九四八年、四九年间，有的地区又重新建立了乡。这样区级领导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没有设乡的地区，区级领导多采取一揽子领导的方法，主要表现在：区里常常召开全区村干部（包括各部门的干部）大会传达布置工作，回村后也是一揽子式的进行工作。同时各区委委员，分别各带一批干部，住基点村进行工作，分兵把口，各自为政。这种领导方法的形成，首先与地委、县委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有些地委、县委也好开一揽子会议，有时地委布置工作，召集区级各系统干部开大会，一到数百人，一下把区里各部门的工作都布置了。当时还认为这是实现具体领导。实际上是包办代替。其他部门等于虚设，很少起作用。其次是区的范围太大，各部门干部太少，领导不过来，因此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一揽子领导方法。最后是区级主要干部对一般干部认识不足，培养不够，总认为这些干部弱，凡事要亲自动手，结果形成了严重的代替包办工作作风。
但是建立了乡的区就另一种现象，例如五莲县一个区就有六、七十个庄子，区里除主要干部外，其他干部都分散到乡里担任乡支部书记、乡长、或乡农会主席。这样区级的领导就不用采取一揽子领导方法，而由各部门干部分别通过乡支部书记联席会，乡长联席会，乡农会主席联席会，传达布置工作。在这些会议上，组织典型报告，并进行专门问题的讨论与学习。此外还有的区利用逢集日召开乡干部碰头会。乡干部回乡后，再分别召开乡的各部门会议讨论工作。区里一方面派一定的干部，到各村检查与帮助工作；一方面则用一定干部集中作一两个基点村工作，以便吸取经验，推动全区。这种领导方法是好的，它的好处有如下几点：（一）发挥了区、乡两级集体领导的作用，与各部门的领导作用；（二）领导上及时布置工作，组织汇报，介绍经验，便于培养、教育与提高干部独立工作能力。
因此关于改善区级领导方法，我除同意侯永同志的意见（见本报十二月十四日《转变区级一揽子领导方法》）外，再补充几点：（一）区的范围最好划得小些，或建立乡的机构，加强乡的领导和各系统的领导作用，建立乡以后，还容易培养与提拔干部，从村干部一下担任区干部确是有一些困难；而乡干部的工作范围则较小，新提拔的干部容易学习掌握；且为半脱离生产，也免于突然离开家庭而使家庭发生困难。（二）区级应多采用集中领导，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方法和通过区与乡的各部门推动工作。区在发出号召后，一方面可在基点村创造典型，推动全区，另一方面可抽出一定干部，到各地检查工作，以改变工作组分兵把口的领导方法。
（三）
魏世英
改善区级领导方法问题中包括这三方面的问题：改善区委会本身的领导，区委会对村的领导、村级领导等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有一些区的党委制是不健全的，并没有担负起领导全区工作的任务。在很多区里，区委书记强的，即由区委书记包办一切工作；区长强的，即由区长包办一切工作。而且区委书记和区长认为“不包办不行”，而其他干部也认为“区委书记和区长应该管，家有万口，主事一人”。甚至还有人还这样说：“你包办，我少办！”。各区委委员下去后只在一个基点村工作，也不了解全区情况；在区委会上，也只是“汇报工作，领任务”。但是另一方面，又存在放任自流的现象。例如对武装部门、公安局则采取放任态度，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其次各区干部到村后，不是通过各部门干部进行工作，而是谁积极就找谁，村干部反映：“鞭打快牛！”这样积极一些的村干部就特别繁忙。另有些区干部到基点村后不仅包办村干部的工作，并包办了区的工作，形成了一级领导。
某些村级干部特别忙，也就产生了命令主义作风。例如汲县群众虽然养猪的很多，但无圈猪习惯，因此县里号召群众“圈猪积肥”，到区里决定“一律圈猪，说服动员”，到村里就变成“一律圈猪，不圈就罚”。此外各系统不健全，村干部兼职太多，有的支部书记身兼四职。
从以上情况看来，解决区级领导问题：首先要加强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并充分运用各系统的组织力量，和吸收劳动英雄模范参加领导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加强对工作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了解，便于布置工作，并可以补救部干之不足。其次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在目前应首先建立档案制度，将全区的基本情况存入档案，以便克服过去不了解情况，工作陷于被动的现象。第三，改善领导方法，应自上而下一齐进行，上级各部门对区各部门一方面要布置工作检查工作，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帮助下级完成自己的系统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第四，健全村级组织机构，并培养村干部工作能力，使之成为一级领导，独立地进行工作。同时注意减少村干部兼职，以便使村干部有时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但区级领导，应加强对村干部工作的检查。最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加强区级干部对政治的学习，使他们自觉地摆脱事务主义工作，而注意于政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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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研究和应用《组织疗法》获得成绩的小组
王坪
编者按：本报二月十一日发表《组织疗法》一文后，引起了国内医药卫生界人士的普遍注意。二月二十七日，东北日报介绍了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研究和应用组织疗法的情形，现转载如下：
人民日报在发表《组织疗法》一文时的编者按语中指出，我国医药界已经有少数人进行了组织疗法的研究和应用。在这“少数人”中，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占去六个。他们自一九五○年九月起，在校方的领导下，着手研究和应用组织疗法并已有了显著成绩。
他们六个人是：
大夫——王素孚、王健民、周波池、刘永吉。
护士——杨文秀、王振品。
他们尽可能地搜集了苏联有关组织疗法的文章和书籍，并尽可能地从政治方面去认识组织疗法如何产生在苏联而不产生在美国，以及组织疗法对于生物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意义等问题。他们认识到：组织疗法这个伟大的发明只能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决不可能产生在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美国，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需要的是赚钱而不是为人类谋福利，他们发明的“连霉素”之类的药品，只能消极地治病且不一定有把握，但价钱却贵得惊人，这对资本家却是非常有利的；而组织疗法这样伟大的发明，合乎科学原理，方法简便易行，动物、植物、尸体都可以制造出“生物原刺激素”，其功效不单可以消极的治病，还可以从积极方面增强人类身体的健康，提高人类肉体对外界恶劣条件（气候、病菌……）的抵抗力，因而能达到预防的功效。
王素孚大夫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巩固了研究的兴趣和成功的信心。他们常说：组织疗法要是研究和应用成功了，首先可以替国家省却属于滋补品及宝贵药品的一笔巨大开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损失了健康、染上了各种慢性病的老干部，只需“埋藏”或“注射”生物原刺激素就可以逐渐恢复健康（组织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特别有效），对于人民的造福那就不用说了。
他们按照苏联介绍的方法，把生物原刺激素制造出来了。为了试验制造出来的生物原刺激素是否有效及是否有副作用，他们六人首先以自己的躯体作试验，再在自己的亲人中作试验。被试验的人——不论是“埋藏”或“注射”都有这样几个特征：体重增加了；大便的量减少了（吸收力增强的表现）；工作精力饱满了；感冒减少了或根本不感冒了（东北的冬天最容易感冒）。大家都没有任何副作用现象发生。
这样，他们便逐步临床应用，做了近一百人（多数只“埋藏”一次。据苏联经验三次以上效果才显著）。这里有几个收效较著的例子：
黄友伍，二十七岁，男，顽固性头痛，瘦弱，手术前体重五六·五公斤，埋藏鸡脾（即产生出生物原刺激素的东西。下同）三克，七天后，头脑逐渐清新，头痛消失，全身营养状况显著改变，体重在三周后增加二公斤，现已恢复工作。
金伯群，二十八岁，男，瘦弱，体重五十六公斤，埋藏狗脾三克，手术后一周增加体重二公斤，眼发光亮，睡眠充足，食欲旺盛，营养状态改善，从未感冒。
李金山，四十岁，男，项部痈，近月余未治，埋藏鸡肌肾脂肪五克，痈“坏死”（局部死亡的意思），组织全部脱落，新鲜肉芽生出，两周痊愈。
医大秘书科副科长李桂民患胃溃疡，听说组织疗法很有效，请求试验，注射二十次（二十天），胃溃疡痊愈，体重由一百二十斤增加为一百三十七斤，就是说，在二十天内增加了十七斤。
组织疗法在治疗上的功效已经从他们的研究与应用中肯定下来了。现在他们在更进一步研究把组织疗法应用到预防方面。这一动机是激发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当他们今年一月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酷寒的朝鲜战场上有冻死冻伤的；当他们在医务活动中体会和接受了“预防为主”才是强国强身之道的思想；当领导上号召他们把研究重点适当转移的时候——他们便着手研究把组织疗法运用到预防上。
他们找遍了所能找到的苏联关于组织疗法的书籍，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决定实地试验。他们想：埋藏或注射生物原刺激素的人减少或消灭了感冒，这就证明可以预防感冒；感冒可以预防，冷冻未必不能预防。因此，他们一方面仍然以自己为试验，埋藏或注射了生物原刺激素后，光着头在寒风里走，试试抗冻性能怎样，经验证明，确比平常人不怕冷；另一方面，他们以最不耐冻的小白鼠来试验，把两组小白鼠同时放在零下十五度的冻地，注射了生物原刺激素的一组平均四时三十四分才死亡，未经注射者平均二时十二分便死亡了；其中有一只注射的次数达五次，它竟在零下二十度经过七时五十七分以后才死亡。
由此可见，把组织疗法运用到预防上是可能的。他们正继续研究，一旦肯定了它在预防中的作用，毫无疑问是给组织疗法增添了重要的内容。
带着进取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态度使他们不满足于既得的成绩。他们理解到组织疗法给生物界和医药界开辟了广阔前途的原理，他们要根据这原理去研究如何用生物原刺激素去预防东北最流行的和顽固的一些疾病如克山病，慢性传染病等。其公式是——找出某种最能抵抗克山病（或其他病），不受克山病（或其他病）侵害的动物和植物，把它们给与环境的作用而将其机体组织拿来制造产生出生物原刺激素，再用这种生物原刺激素去埋藏或注射在人的肌体内，那就可能达到预防目的。
这种研究精神是应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应该“认真地加以尽可能的推广。”（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但也有某些人对组织疗法及对组织疗法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的还说什么“你们研究成功，医生只好失业”之类不正确的话。人民日报编者曾有力地指出：“这种保守的现象在今天的我国不应该存在！”并且应该“有尽力提倡这种科学的新发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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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
编者按：耸立在我国西南边疆上的喜马拉雅山的主峰，过去曾被称为“额非尔士峰”，这是错误的名称。它应该叫做“珠穆朗玛峰”。本报一月九日《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图片说明中错误地沿用了“额非尔士”的名称，应予更正。本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发表了鞠候先生的《大小高低》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说明这个问题的，现摘录转载在这里，请大家注意。
“祖国有世界最高的高峰”。你们听到了这句话，一定会想起，我要说到喜马拉雅山中的额非尔士或者埃佛勒斯峰了。但是这一节的题目上却说起了珠穆朗玛峰。这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帝国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侵略我们的故事。
你可能不知道“额非尔士”或者“埃佛勒斯”这个名字的来源，普通地理教科书里是不大谈到这个问题的。现在让我来简单地告诉你。
“额非尔士”或者“埃佛勒斯”都是从英文Everest翻译过来的。这原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他在十九世纪中叶担任印度测量局的局长。一八五二年，他偷偷地测量了喜马拉雅山，发现了这一座世界上最高的高峰，就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了。从此，“额非尔士峰”或是“埃佛勒斯峰”这个名字就被欧美人所采用了。从此，人们公认这一座世界的最高峰是英国人额非尔士所发现了。我们中国的学者们似乎太客气了，也就默认了这个名字，好像这世界最高峰真是额非尔士首先发现的。我们的地理教科书、地图上也就出现了“额非尔士峰”或者“埃佛勒斯峰”的名字。
其实，这座山峰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早在一七一七年，也就是额非尔士发现这山峰之前一百三十五年，清朝皇帝派出许多人去测绘全国地图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后来绘成了地图，在现今“额非尔士峰”所在的地方，已经填上了“珠穆朗玛”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当地藏族人民给它取的。意义是“圣母之水”。只是这些地图绘成以后就被锁在深宫里，外间无从知道。因此让额非尔士抢去了发现世界第一高峰的荣誉。
我们有句老话，叫作“名从主人”。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一个世界第一高峰的名字纠正过来。我们应该取消“额非尔士峰”或者“埃佛勒斯峰”的名字，把它换上了“珠穆朗玛”，或者“圣母之水峰”！
这一座世界第一高峰的高度是海拔八千八百八十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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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解放军画报》创刊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教育，宣传中国人民强大的军事力量，鼓舞广大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决定出版《解放军画报》。创刊号于二月底出版，该期主要内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朝鲜的胜利及中朝人民的伟大支援情况。
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副团长李昌等返京
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副团长李昌、秘书长罗毅和一部分团员共二十七人已于二十二、二十六两日先后返抵北京。按该团团长冯文彬等二十五人已于一月二十日返京。李昌等留在苏联期间，曾继续访问了乔治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和斯大林格勒、新西伯利亚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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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来的民族工作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杨静仁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根据现有不完全的调查，中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五、六十种，人口在三、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分布的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差不多遍及全国，主要是在边疆，有的聚居，有的杂处。因为历代反动统治者迫害的结果，他们居住的地方大都是雪山、峻岭、草地、沙漠，自然条件很差。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很不齐一，有的还过着狩猎生活，有的以游牧为生，但大多数的民族已进入农业经济，有的且开始有了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是很不协和的，甚至是互相仇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各兄弟民族的关系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各兄弟民族开始以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关系一同进入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总的轨道。
一年来，人民政府执行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各少数民族的内部改革，则根据各民族的自觉自愿，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在这样的方针下，中央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曾作了许多的工作，但因各地区解放时间的先后不同，各地区工作的发展也就很不平衡。总括起来，一年来的民族工作，主要的有如下几项：
首先是宣传民族政策，调解民族纠纷，搞好民族关系。因为全国基本上已经解放，各民族的关系已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民族关系上这种根本的改变，是值得着重指出的。但历史上长期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仍然残存着，加以反革命分子的挑拨，使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有时还不免发生问题。中央和各地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在各民族中宣传民族政策，提倡民族间的友爱合作，并纠正在民族关系上所存在的残余的错误思想，即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主要是克服歧视少数民族、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大民族主义倾向。
各地人民政府对各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纠纷事件，一本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原则，通过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各族人民的团结会、联谊会等方式，充分地进行协商，加以调解。这和历代反动统治政府，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专门挑拨各民族关系，制造纠纷，借以巩固其对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加重对少数民族剥削的情形是根本不同的。各地圆满解决了的民族纠纷大大小小总计不下数千件，其中有存在了二、三十年，四、五十年，甚至百年的。大的如甘肃省临夏县的回、汉纠纷，甘肃省夏河县甘加、青海省同仁县甲吾藏族部落的草山纠纷等，在人民政府公正合理的调解下，发生纠纷的各族人民大都达到了和解。
在加强民族团结方面，另一重要的工作是，中央人民政府先后组织了两个访问团，分别到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中去进行访问；最近中南军政委员会也组织了访问团到湘西苗族和徭族地区进行访问。西北、西南、内蒙和绥远的少数民族人士也先后组成团体来到北京向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和领袖致敬。去年国庆节四十三个民族代表来京，是民族聚会规模最大、意义最深的一次。这种密切民族联系的工作，对沟通民族感情，加强民族团结都有很大的好处。
第二，在政权建设方面，人民政府执行了民族政策的规定，即在民族杂居区建立各民族的民主联合政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一年来，已有不少的少数民族人士在政府中担任了负责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就有蒙、回、维吾尔族的人士。西北军政委员会四十九名委员中有少数民族委员十人，其中回族四人、维吾尔族、蒙族、藏族各二人。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有藏族五人、彝族三人、苗族二人，此外并为其他少数民族保留了相当名额。中南军政委员会也有少数民族委员二人。就省一级来说，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主要是少数民族，三十一名委员中，少数民族委员即占二十人，其中维吾尔族九人，哈萨克族三人，回族二人，柯尔克孜族、蒙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各一人。新疆省人民府政主席，甘肃、青海、绥远、新疆、云南等省副主席都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机构中都是以少数民族人士为主要成份。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市、县、乡、区政府中，一般都有各民族的干部和各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据统计：云南省所属十二个专区、一百十六个市、县中，担任正副县、市长和专员的少数民族干部达三十二人。西北的情况也是这样，新疆十个专署、八十个县、市的专员、县长中，有七十六人是少数民族；青海省贵德县全县四百个乡、村长中，藏族即占二百三十名。各地各界代表会及人民代表会一般都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如云南省南峤、澜沧等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均占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内蒙古自治区早已实现，并且已获得显著的成绩。其他各地，有的则已经初步建立，有的则正在筹备建立，如绥远省的伊克昭盟，甘肃省藏民聚居的卓尼地区、天祝地区和临夏分区的东乡族聚居区以及肃北蒙民聚居区，川北平武县藏族聚居区，西康省藏族聚居区及西康省西昌县红毛妈姑区彝族聚居区，都初步建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最近建立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委员三十人中，藏族二十二人，汉族六人、彝族、回族各一人。主席是藏族，四个副主席有三个是藏族。藏族人士在这个人民政府中占绝对多数，突出地表现了自治区政权的特色。
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应该在事先做充分的准备；并依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条件，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别地来实现。
第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搞好一切民族工作的关键。没有大批各民族的干部，民族团结和各种民族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一年来，政府对于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全国各地，特别是解放较早的地区，通过人民革命大学、公学以及训练班等方式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干部。以西北区来说，一年来已提拔和使用了一万多个干部，包括十三种民族。在西南区乡级以上政权机关中，已有三千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其中仅贵州专署及县级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即有四百七十余人。这些少数民族干部在剿匪、领导群众生产、宣传人民政府各种政策等方面，特别是在调解民族纠纷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府除运用训练班等方式外，并决定在中央、西南、西北、中南几个地区创办民族学院，以便更有计划地大量培养。现各校筹备工作接近完成，即将开学。西北新疆学院于去年九月下旬亦已改为民族学院，为新疆各族培养各种建设干部。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必须有一批汉族的干部和专家技术人材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一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起了应有的作用，受到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
第四，有重点地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一年来已经做了的，首先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贸易。政府实行贸易自由和等价交换政策，大量收购土产，并给少数民族人民以日用必需品，因而初步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刺激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情绪，使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这在解放较早的地区，已具有显著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西北区皮毛公司共收购了羊毛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余斤，羊绒一万九千二百余斤，驼毛十三万余斤及大批山羊板皮、肠衣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牧民们的收入，可换小麦九亿七千七百八十二万余斤，换四十码布六十四万余匹，这是西北牧区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笔大收入。解放前，因为没有销售市场，牧民们的这些财富都成了废物。当时青海因为马匪步芳实行统制贸易，西宁市的羊毛每百斤仅可换小麦一百四十斤或青斜纹布二丈。到去年十二月，每百斤羊毛便可换小麦六百四十斤，或换布二·七四匹。前者提高了三倍多，后者提高十余倍（根据一月九日西安群众日报记者杨田农的报导）。西南地区的贸易工作也日益开展，在供应少数民族日用必需品方面，各地贸易机关特别注意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盐荒困难，打通盐源，有计划地调整盐价，取消不合理的运盐费，去年十月份的盐价比同年五月份的盐价降低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八。十一月份贵州省的盐价，每斤由一万二千元回落到五千元，因而使广大的少数民族解除了常年淡食的痛苦；解放前，每人每月只能吃到食盐一两，现在已能吃到五两。
除发展贸易以外，政府为发展少数民族的畜牧业，也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如在西北畜牧区，政府去年对畜牧业的投资和贷款共折小米四千八百万斤，治疗牲畜七百余万头，防疫注射牲畜十余万头，配种牲畜六千余次。西北各地人民政府采取保护牲畜政策，并注意改良牲畜品种和大力进行防疫注射的结果，一年来牲畜死亡率大为减少，牲畜产量逐渐增加，仅新疆省去年畜产较前年就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于农业区，政府也是尽可能地帮助少数民族解决土地、籽种、耕牛、农具以及水利等问题，并在负担方面予以照顾。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农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以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为例，去年全年耕种荒地七十五万亩，并修成可灌溉五十二万亩土地的水利工程，为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了财富。由于解放军缴纳公粮的结果，使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去年一年即减轻三十万担粮；此外在改良农作法和改良土壤方面，都积极地帮助了农业区的少数民族人民。
第五，文化教育工作。教育方面主要是恢复、整顿原有学校。政府为帮助少数民族逐步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在教育事业费的分配中，以及各级学校招收学生的办法中，都作了具体照顾。教育事业费在少数民族地区，除按一般学校开支标准分配外，另有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有本族文字的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藏族、东北朝鲜族等在其聚居区的学校中，都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在出版和新闻方面，各民族语言文字都受到应有的尊重。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曾用蒙、藏、维吾尔、哈萨克等族文字翻译出版书籍；人民政协文件及毛主席的很多著作的译本，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与珍视。新疆有用维吾尔文、蒙文、哈萨克文、锡伯文等几种文字印行的报纸，内蒙出版有蒙文报纸，青海有藏文报纸，东北吉林省延边区有朝鲜文报纸。中央广播电台有蒙、藏、朝鲜等民族语言的广播，昆明人民广播电台正筹备举办苗、彝、民家等民族语言广播。内蒙人民已有了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在文艺工作方面，北京电影制片厂曾专为少数民族拍制了或正在拍制着许多影片，包括文艺片及各种报道少数民族活动的记录片，如《内蒙人民的胜利》、《民族大团结》及《中央访问团在西北》等。西北军政委员会曾于去年派一工作组赴新疆，了解和学习各兄弟民族的艺术。中央访问团更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西北、西南搜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歌谣、故事、音乐、刺绣、雕刻等。这些工作，都是交流和发展各民族文化的良好开始。
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政府也极为注意，如组织防疫队、医疗队、抗梅工作队等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防疫和治疗疾病。中央卫生部拨给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补助费一千万斤小米，作为维持旧有机构，建设新的卫生设备及补助免费医疗之用。为了有计划地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已与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进行具体研究，准备拟定今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建设计划，以便逐步地、有重点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卫生事业。
一年来，在促进民族团结及改进各民族人民生活方面，人民政府做了许多的工作。至于各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改革，政府是不加勉强的，一切改革，悉以各民族自觉自愿为原则。如中央人民政府在颁布土地改革法和婚姻法时，就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予以特别照顾。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来说明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已经成立，至今三年有余。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导，同时由于自治区内蒙、汉人民的团结和努力，使内蒙人民已日益走向幸福和光明。到今天，内蒙自治区各级政权都已经过改造。他们有一支自己的强大的民族军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经济方面，农业区土地改革后即提倡劳动互助，奖励开荒，奖励劳动模范，改良农作，并采用新式农具，以求大量增产粮食，改善农民生活。在扩大耕地方面，去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号召开荒五十五万亩，据统计，仅春季即开荒五十六万三千四百一十亩，已超过计划。在增产方面，据呼纳盟统计，一九四八年该盟平均每垧地只打一千三百斤粮，而在一九四九年则每垧平均打粮一千六百斤。牧畜方面，由于注意防疫、打狼、改良牧畜方法、调剂种畜、打草、打井、发放大量贷款，因而使各种牲畜得到增殖。以呼纳、兴安、哲里木三个盟为例，在一九四九年内共增殖马、牛、羊达三十七万九千七百九十九头，为该三盟马、牛、羊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四三。他们原计划在一九五○年除死亡及食用以外，增殖马、牛、羊、骆驼共二十六万九千三百一十六头，并计划出羊毛二百万斤。到去年九月，各盟牲畜繁殖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全区已繁殖幼畜一百万头，超过了原来计划。林业方面，人民政府积极经营采伐和护林工作；去年计划采伐木材四十万立方米，到九月间已超过计划百分之七·八。在林业的经营管理上，比过去更有了很大的进步。财政上已从自供自给逐渐走向积累资金，进行经济建设的道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日益发展。今天的小学数目较伪满时代（一九四三年）增加了三倍，学生和教师都增加了一倍多。除了小学，东蒙还有中学和师范。此外，并有大量的劳动人民投入了冬学识字班。特别是三年来的防疫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鼠疫对于内蒙人民是一严重的威胁，但经过内蒙党、政、军、群众、医疗工作者一致努力，以及苏联防疫队协助的结果，在防治鼠疫方面已有显著成绩。发病人数，一九四七年是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人，一九四九年降到三百四十五人，一九五○年则仅有十九人。在同一时间，死亡则由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五人减到一百九十六人，再减到十一人。乌兰浩特市不发生鼠疫已经三年。人民政府计划在三、五年内争取在自治区全境停止鼠疫的发生。另一威胁内蒙畜牧区人民的梅毒病，三年来，自治区人民政府曾经结合各种工作对梅毒病患者进行了初步治疗。去春在呼纳盟陈巴旗开始驱除梅毒的重点试验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根据重点试验经验，已制订全面驱除梅毒计划，争取在五年至十年内扫清流行内蒙的梅毒病。
内蒙古自治区这一些建设的成绩，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内蒙人民是怎样走上了发展的道路。而这同时也对中国其他各地少数民族提供了向前发展的榜样。
已经解放了的各少数民族在祖国的大家庭中都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并极端关怀着尚在英、美帝国主义压迫下亟待解放的西藏人民和台湾省的少数民族的人民。去年十月间，解放西藏的大军业已进军。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各项政策，受到了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已解放了的昌都地区藏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过去一年中民族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些成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自然，就我们国家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的整个事业来说，去年所已经做了的工作，还是很少，只能说是迈开了第一步。
正因为是第一步，所以工作上的缺点也是很多的。为纠正这些缺点，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对下面几点加以特别注意。
第一，做民族工作，必须从每一民族的实际情况（包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特点）出发。各民族的情况不同，甚至所处的历史时代都不相同，因此适用于汉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不尽适合甚至根本不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在少数民族中，这个民族的情况又不同于那一个民族，因之工作方针和方式方法也应该有分别；就是在同一个民族中，因地区不同、情况不同，工作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农业地区是一套，畜牧地区又必须是另一套。与此相反，如果不从每一个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不顾民族各方面的特点而机械地搬运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地区、另一种情况下的工作经验，势必招致失败，而且常常使工作遭受很大损失。
第二，做民族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所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主要的是：情况不熟悉，民族隔阂还存在，民族干部还太少，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故在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的内部改革，必须根据该民族大多数人的自觉自愿而不是该民族中少数人的觉悟与愿望，并要考虑各种必要的条件是否具备。若是大多数人尚未觉悟，各种必要的条件尚未具备，则应该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善于耐心地启发和等待群众的觉悟，并创设各种必要的条件。与此相反的是，不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不顾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和各种必要的条件，而轻率冒进，采取命令主义，进行轻骑式的突击，其结果一定招致严重的失败。
第三，必须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今天的大民族主义，表现为看不起少数民族，轻视民族形式、民族特点，不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不适当地强调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把各民族的正当要求与整体利益对立起来。今天的狭隘民族主义，表现为保守、排外、固步自封，不愿接受进步东西，不适当地强调民族特殊，强调本民族利益，看不到整个国家、各个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把本民族的利益与整个利益对立起来。这两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对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发展都极为有害，必须克服。特别是大民族主义，必须加以坚决的反对，因为它很容易刺激少数民族，而激起或助长狭隘民族主义。但不应该笼统地、抽象地、一般地到处去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而应该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分别地适当对待。反对的方法，应该是各自检讨，分工负责，我检讨我的大民族主义，你检讨你的狭隘民族主义。经验证明，这样才是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