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皖北颍上县委员会
对南照区委压制批评的处理与检讨编辑同志:
现将我们对南照区代理区委书记傅月波(前报载误为傅同波)压制批评及该区干部偷换救济物资事件(见本报二月二十日三版)的处理情形与我们的检讨,报告如下:
从去年十一月份起,我县南照区连续领回三次救济灾民的物资,交由该区建设副区员徐新民负责保管。在领发过程中,徐新民私自窃藏衣服九件、大衣一件、鞋子一双。民政区员张良辅也在十二月十九日,偷换了五件。就是代理区委书记傅月波同志也对张说:“有好的我也换两件!”张良辅便替傅换了两件。由于区委书记也换了,其他干部也就跟着换了。开始还是偷换,后来大家公开换开了。总计偷换、变相买的共有二十一人,共换了五十六件。当时区里有些同志反对,特别是几个区委委员,坚决反对,要傅月波立即纠正这种错误现象。但傅认为这是一件小事,一再拖延不处理。这几个区委委员就坚持自己意见,傅月波才轻描淡写地处理了一下(编者按:这几个区委委员,在这一件事情上,表现了能够坚持党的原则,应该受到党的表扬)。
张良辅平常作风就很坏,常常和别人吵架。皖北日报揭发了他换衣服的事情后,张良辅便大骂写稿人“缺德”;后来发觉是文教干事高建仪写的,一连骂了两天。他实在闹得太不像样了,县委才开始注意处理。当时因县委委员都要去阜阳地委会和正阳关开会,所以只是打电话叫区委会处理。傅月波在会议上,虽然检讨了自己偷换救济物资不对,也决定了所有偷换了东西的一律退出来,发给灾民,但是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因此仍批评写稿人不该到报社“告黑状”。
事情被揭发后,我县正召开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会议上即以此具体事例,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特别是讨论到发放救济物资工作时,干部及代表都联系自己的工作作了检查。县委对此事也作了检讨。
二月二十八日,阜阳地委和我们均派人到南照区处理这件事情。首先召开区委会,发动大家学习中共中央颁布的“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傅月波同志和区委委员在会上都作了检讨。接着召开全区工作人员会及乡干部会议;由傅月波同志作检讨,会上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指出这种偷换救济物资与压制批评的行为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并订出了今后的工作纪律。
会后,我们根据以上事实,经讨论决定并呈报中共阜阳地方委员会批准,在党内,给傅月波同志以当众警告处分。区政府民政区员张良辅及建设副区员徐新民也经颍上县人民政府呈报阜阳专员公署批准,给予各记大过二次处分。所有贪污偷换或强买的救济物资,如数退还灾民,并由贪污者向人民道歉。
同时,我们也作了如下检讨:首先,正如人民日报短评中所指出的:“要在全党实行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是需要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一年来皖北日报曾五次刊出批评我县工作及干部的文章,而我们只答复了三次。这因为我县干部普遍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作风,喜欢报纸表扬自己,而不欢迎批评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因此对批评自己的稿子,则斤斤计较。批评中稍有与事实出入的,便借口“报社不了解情况”反对批评。例如去年田家庵转运站徐明同志对我县粮食转运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虽然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是能够及时提出意见还是正确的。我县粮食局对这并没有进行检讨,也没有答复报社,县委也没有督促,就这样置之不理了。去年中央公布了“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后,我县不少干部产生了“小心些”、“可别上了报”的消极态度,而没有正确认识中央决定的精神。这样当然难免产生对批评置之不理,甚至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压制的官僚主义态度。中央发布关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决定后,县委并没有反复地在干部中进行教育,因此这一决定至今还不能贯彻,县委是要负责的。
实际上,在我县不仅傅月波同志对中央这样重要的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其他区甚至县里有些同志,对中央的各项指示和政策,也都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干部可以一个月不看报纸,“埋头”工作。更恶劣的是个别同志强调工作忙,对报纸与上级的指示,只看一下大标题,就认为已经学习过了。去年春天,政务院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早已在报上公布,但我县许多干部都不知道。这样在去年九月份的第四次各界代表会上,当工商界的代表提出这个决定时,干部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事实已够我们警惕了。今后我们要加强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决定及上级指示认真的学习研究,以作好工作。
我们县委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与骄傲自满情绪的,特别是在处理南照区的问题上。当皖北日报登出南照区的偷换救济物资事件后,县委只是在青年团区委书记会上讲了讲,仍未迅速处理;后来也只是电告区委处理。县委只满足于布置工作,不进行检查,因而对下边报喜不报忧的恶劣现象,也就不可能及时发现与纠正。对来自群众中或下级干部的呼声或意见,未能及时处理,更助长了个别干部的骄傲蛮横作风,造成对党对人民的损失。这次检查不只发现了南照区区级机关某些干部贪污严重,并发现了该区某些乡干部贪污亦很严重。这种检查对我们工作是十分有利的。现在有些地方尚未发完的救济物资,都已赶快发下去了。
以上是我们对南照区事件的处理及检讨,是否有当还请指示。
中共颍上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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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颍上县南照代理区委书记
傅月波的自我检讨中共颍上县委员会并转人民日报编辑同志:
报上揭发我区干部偷换救济物资的贪污行为和批评我压制批评的错误是正确的。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如果不是党报及时揭发与批评,不是地委和县委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恐怕我们,特别是我个人今后还会犯更大的错误。
去年大水成灾后,全国各地都在热情捐助物资,救济灾民。有些工人和小学生宁愿自己受点冷,也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衣脱下来捐给灾民。而我们竟偷换这些东西。这是一种贪污行为,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可是当时我对这一点认识是模糊的,正像人民日报短评中所指示的:“却为此种恶劣可耻行为进行辩护”。
事情发生后,区委和我并没有认识这一错误,直到一月十一日皖北日报批评后,县里来电话督促处理,并提出是否可以给张良辅同志以撤职处分时,区委和我才初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召开区委会干部会进行检讨处理,把贪污的东西全部退还。但因我对中央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没有很好学习,认识不够,加以写稿人高建仪也有一些缺点,所以我当时一方面检讨了偷换救济物资不对,一方面也批评了写稿人。当时大家对此事有些争执,遂又拿出文件来对正。我又在电话里向县委询问后,才知道我完全错了。我重新检讨。我们讨论了对张良辅同志的处分问题,并向县委作了报告。现在看来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
这次在地委、县委派来的同志的帮助之下,又开了区委会及区的全体干部会议及乡干部会议,学习了报上所登载的批评这一事件的短论,从头到尾又检讨了一次。这才认识到贪污救济物资是一种失去立场,不关心灾民痛苦的行为。为了克服上述错误,除把所有贪污或变相贪污的东西一律交出外并订了几条纪律:一、今后要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各项决定及上级的指示,特别是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二、不贪污救济物资,不贪污果实;三、站稳立场,作好发放救济物资的工作;四、正确执行政策,反对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五、反对一团和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六、遵守纪律,服从领导。
最后我完全接受组织上给我的处分,并请将给我的处分及这件事情的处理经过在报上发表,同时教育大家。
傅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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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颍上县委应从检讨中取得一些什么教训?
中共颍上县委员会接受本报批评,认真地处理了南照区区委压制批评的错误行为,这是很好的。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这样严格地对待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和错误,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诚恳的与必要的批评,以便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达到团结全体同志,教育人民、纠正缺点,改进工作的目的。颍上区委压制批评所造成的恶果,正如县委的检讨中所指出的:只是“助长了个别干部的骄傲蛮横作风,造成对党对人民的损失”。
颍上县委所提出的处理意见和改进办法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应当指出:南照区委中某些干部的错误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在当地党内存在有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刘少奇同志语)。这种错误倾向压制了党内民主,妨害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譬如,南照区委内部有许多同志是有着正确意见的。但,他们的正确意见却是受到压抑而无从实现,党内外群众是有着正确意见的,这种意见甚至已经反映到皖北日报上,但是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呼声却没有引起县委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才能建立与巩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颍上县委应当认真按照党章规定来扩大党内民主生活。鼓励和支持一切正确意见,坚决同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至压制批评的倾向进行不疲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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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
(一)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
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种类,按旧日方志的记载和本地人的称谓,的确名目繁多,听着令人迷惑。实际上要照语言的系属来分类,也不过是三系、七族、十九支;每支下所属的语言,不过是同支异派的方言罢了:
甲、汉藏语系
一、黔台语族(或称峝台语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岛等处。
1黔水语支—A黔语 B水语 C莫语 D羊黄语
2台语支—A僮语(侬语) B仲家(土语) C牢语(仡佬、土佬、木佬) D台语(摆彝、掸语、吕语、沙语) E黎语
二、苗徭语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山地、广西、贵州、云南和广东西部山地。
1苗语支
2徭语支
三、藏缅语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西康、四川、青海、云南、贵州等处。
1藏语支—A西部方言(巴拉地、拉打克)B中部方言(拉萨) C东部方言(西康、嘉戎) D俅、怒语。
2山头语支(或称卡亲语支)
3缅语支—A茶山语 B浪速语
4彝语支—A彝语(纳苏、傈僳、倮黑、撒尼、阿细、阿卡、窝尼等)B拿喜语(么?) C民家语(僰、白子、那玛) (附)
乙、南亚语系
一、猛吉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极西的所谓“葫芦王区”,和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北纬二十七度以南。
1瓦崩龙语支—A崩龙语 B卡拉语 C卡瓦语
2濮语支(或称本人)
(附注)台湾高山族的语言,有人说属于南岛语系,在没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确定结论以前,暂且附列在这里。
丙、阿尔泰语系
一、突厥语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大部分,蒙古西北角和甘肃的一部分。
1唐努乌梁海语支—在国内的只有撒拉语
2维吾尔语支—A维吾尔语 B乌孜别克语 C塔塔尔语
3哈萨克语支—A哈萨克语 B柯尔吉斯语
(附注)分布在新疆南部蒲犁县境内的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并不属于阿尔泰语系。
二、蒙古语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及华北各省。
1东部和南部方言
2喀尔喀语支
3喀尔玛克语支
4布利亚特语支
三、通古斯语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的东北角和松花江的下游。
1南支—A满洲语 B锡伯语 C索伦语 D达呼尔语 E赫哲语
2北支—A鄂伦春语 B玛涅克尔语 C毕拉尔语
从上面的分类来看,一向传说很复杂的民族,照语言的系统来区别,仅仅归纳成这些族属,还不到“纷不可理”的程度。不过这里所归纳的只是初步的意见,要想精确分析还有继续调查研究的必要。
(二)少数民族的文字情况
按照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第五十三条),咱们要想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种种建设事业,首先就得研究他们的语言文字。斯大林说:“少数民族并不是不满意于缺乏民族联盟,而是不满意于缺乏本族语言使用权。当他们一旦拥有本族语言使用权时,这种不满就会自然消失下去的了”。不过要使各族语言发挥广大的作用帮助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尤其需要记录口语的文字。在上面所举的各种民族语言里有自造文字的占极少数,大多数都没有文字,这对于发展文化教育以至于政治、经济等建设事业是有绝大阻力的。苏联自十月革命成功新政府建立后,就确定各少数民族间自己使用其语言文字。在一九三六年颁布的新宪法第四十条明白规定着:“全国苏维埃通过的法案用各种语言发表。”第一一○条也说:“法律程序要以各种语言发表,如各联邦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或各自治区有不能了解普通语言的人们,保证在任何机会把案情给他们明白的译述,并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在法庭上说话。”苏联所属的各民族也有很多是没有文字的,因此苏联的语言学者自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后就为四十个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设计了字母,编辑了文法和字典。此外还有三十种以上的民族,大多数是土耳其、鞑靼人,改用了简明字母来代替他们从前使用的繁难的阿剌伯文,有些地方的蒙古人和中国人也如此。由此可见中国语言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当前任务是怎样重要了。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先得从分析各民族的文字情况开始。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情况大约可分下列几项来说明:
甲、已有文字无须改进或从缓改进者
一、藏文 西藏语从第九世纪起就有文字记载,它的字母是第七世纪时通密伞布剌参酌印度的天城书跟和阗字母,配合西藏的语音系统,制造成功的。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和佛经现在还都保存着。最近于道泉、金鹏等虽然各自拟了一套藏语拉丁化方案,可是能否改进要看本民族的意思来决定。
二、蒙文 蒙古族从十三世纪初才采用回纥文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在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之间,他们也曾经创造了一种从藏文演变来的巴思八文作官方文字,终于因为形体繁难,没能实行。从此以后,仍然沿用回纥文一直到现在。咱们现在所谓蒙古文,实际上与原来的回纥文并没有重要的区别,不过写起来角度多些,而且它的行款是从上到下,由左边起头儿罢了。十七世纪中西蒙古人曾经把回纥文补充过一次,他们增加了七个新的附加符号,传统回纥文的不精确地方,因此得以避免。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制订了一套斯拉夫化的新蒙文,内蒙各处也在积极地推行着。
三、满文 满洲文字是十六世纪时从源出回纥的蒙古文改造成的,后来又添加了一些附加符号。除了这些符号以外,满蒙文只在书法上不大一样罢了。满文最古的印刷,就现在所知道的可以推溯到一六四七年。现在真正满洲话流行的地方只在黑龙江省爱珲、嫩江、齐齐哈尔等城和附近的村落,还有吉林省的三姓、宁安、永吉一带。此外还有一小部分说满洲话的满洲、锡伯、索伦各族,分驻在新疆的伊犁、塔城、迪化各地,那都是清朝屯戍部队的后裔。这些民族都用满文书写他们的语言,并发行报纸。其他属于通古斯族的语言也有一部分用满文。
四、维文 维吾尔族因为信奉回教的缘故,跟其他突厥族一样,都采用可兰经的文字,换言之,就是经过波斯人略加增改的阿剌伯文(在采用阿剌伯文以前他们也曾经用过北欧式的鄂尔浑文和回纥文)。现在所谓维文实际就是这种自右而左的横行拼音文字。这种文字的字母因为用在字首、字间、字尾或独立而形式不同,所以每个字母可以有四种写法。拼音中往往在元音方面有所省略。一九二七年苏联在巴库台召开了一个突厥语系大会,会中通过了废弃阿剌伯字母改用拉丁化方案拚写各民族语言的议案。一九三七年维族易包德等五人也感觉阿剌伯字母不能完全包括维族所有的语音,增加了一些附加符号来补救阿文字母元音的缺乏。那时虽然没有实行拉丁化,可是维文本身比较精密些了。这些元音字母上的附加符号同时也为哈萨克诸族所采用。一九四○年苏联中亚突厥语系诸民族又废弃了拉丁字母改用适合各族语音特征的斯拉夫式字母,同时还没有禁止用阿拉伯式拼音字母写印的读物。现在新疆的维族除了原有的维文以外也还有一套斯拉夫式的自左而右的拼音文字。此外突厥语族的乌孜别克、塔塔尔两族和印欧语系伊兰语族的塔吉克族也都用维文拚写他们自己的语言。苏联境内的乌、塔两族文字跟上述维文的情形相同。
五、哈文 所谓哈文跟维文形式上是一样的,只是发音上略有不同。跟哈萨克族相近的柯尔吉斯族也通用哈文。苏联境内的哈、柯两族文字也跟上面所说维文情形一样,在阿剌伯式的哈文以外还有一套斯拉夫式的拼音文字。
此项各种文字本身都是有系统的拼音文字,而且各有相当长久的历史,目前似乎还不怎样迫切的需要改革。如果要改革必须等待他们本族人民有了自觉的要求,才能有步骤的进行,否则反而可能引起不好的影响。比方说蒙文应否改革得要跟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自治区取一致的步骤,满文应否存在得要把新疆的满洲、锡伯、索伦三族以及东北各种通古斯族语言调查清楚才能决定。藏文的历史比较最长久,文献也保留的较多,在西藏解放前应当召集藏族有威望的人士和喇嘛慎重协商,才可以决定文字政策。至于突厥语族所属各民族的文字自己已然经过好几次改革,现在通用的阿剌伯式字母横行自右至左,跟世界各种文字的习惯不合,而且各族间的文字始终也没有定型化。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全苏联邦新字母推行委员会起初曾经给这些使用阿剌伯文的民族造了一套拉丁化字母,后来为应合各民族的要求,又改成标准的斯拉夫式字母。咱们现在要想改革国内突厥语族所属的各民族文字首先得要看本族人民自觉要求如何,并且还得斟酌苏联有关各联邦的实际情况。我们当前所要作的事,第一先得调查使用维文或哈文的各民族是否能代表他们自己语言的实际语音,然后加以定型化和统一化。第二应该由文委或科学院通过苏联大使馆或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要求苏联政府和科学院把所有跟中国西北、东北各民族语言有关的文法、字典、尽量赠送我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资参考。
乙、已有文字而需要改革者
一、彝文 彝族自己有独立的单音节文字,不过形体繁难,专用于经典,只有少数的巫师“毕摩”能够懂,并不能通行于人民大众。现在的彝文石刻没有早过明朝嘉靖以前的。二十世纪初年,住在云南路南的法国天主教神父邓明德(Pan’Uial)曾经拟了一套撒尼语的拼音文字,但是还不够精确。最近傅懋绩、马学良、高华年、陈士林等对于大凉山、云南等处的彝语各自拟了一套拚音方案,袁家骅也分析过窝尼和阿细的语音系统,将来可以把各种方案集合起来作成一套汇通方案,然后再拿到彝区实验,加以补充修订。这一支所属的傈僳语从前英国传教士傅能仁(F.O.Frozer)也造过一套所谓傈僳文,后来经罗常培、芮逸夫、赵毓英等加以修正,将来也可作为实验的根据。
二、拿喜文或称摩?文 拿喜族自造的两种文字:一种象形的叫“多巴字”,一种表音的叫“哥巴字”。这两种文字已经由李霖灿、张琨、和才三人合作分别编成两部字典,于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两年先后由前中央博物院出版。不过这两种文字还都是为拿喜族的巫师“多巴”用的,并不能给人民大众服务。最近马学良跟李耀商合作正在起草一种拼音文字的新方案。
三、台文 中国境内属于黔台语族的各种语言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在云南的一部分或者用从缅文变来的掸文,或者用从暹文变来的南泰字母。现在我们不单对于没文字的各族应该赶造拼音文字,就是对于借用掸文或南泰字母的也有从事改良的必要。关于这部分工作,罗常培已经拟有滇西摆彝语方案,邢公畹已经拟有台仲语汇通方案,李方桂已经分析了莫语言系,陈舒永、喻世长已经从事仡佬语的调查研究,另外还有韦庆稳(僮族人)自拟的僮语拼音方案。李方桂、张琨所搜集的台语材料很多,可惜他们现在不在国内,只能希望从通信中取得联系。
四、苗文 苗族本来没有文字,清朝末年英国传教士柏应理(S.Pollard)曾经拟了一套所谓苗文(Pollard Script),形象很近于注音字母,不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最近马学良、王辅世都在从事拟定苗语拼音方案的准备。此外张琨、陈三苏等也曾经作过苗语的调查工作。
五、山头文 山头族本来没有文字,二十世纪初年英国传教士韩孙(O.Hanson)曾经拟了一套山头语的拼音文字,并且编有字典。英国人就利用这套文字印了好些书报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不单山头族应用它,就是附近滇缅边境上的茶山、浪速等族也都变相的使用它。一九四三年罗常培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改正韩孙的缺点,曾经另拟了一套拼音方案,再度修正后就可到山头区实验推行。
这一项所列举的,有的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传统文字,有的是帝国主义传教士所制定的不很精确的拼音文字,他们现在都有改革的必要。除了上面所说已然经过初步调查研究或者已然拟有拼音文字草案的以外,咱们对于台族的仲家、水户、羊黄、侬、沙、黔、黎等语,彝族的阿卡、倮黑等语,还得加紧调查研究,分别拟定拼音方案,然后再按语言系属跟上面所举各种文字联系,分别作成汇通方案。这样一来,各族的文化无疑地就可以很迅速地发展了。
丙、本无文字须另造新文字者
一、瓦崩龙语 属于南亚语系猛吉蔑族的卡瓦、卡拉、崩龙等语,我们过去的知识很不充分。卡瓦、卡拉现在分布在英人所谓卡瓦地(Wa States),也就是旧志所谓“葫芦王区”。西以怒江,东以怒江跟湄公河的分水岭为界,南北界限在北纬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之间。崩龙分布在云南的极西,东经九十九度以西,北纬二十五度以南一带。关于这些民族的语言知识我们除了英人戴维斯(H.R.Davies)云南和葛利尔孙(G.A.Grieson)印度语言调查(LinguisticSurvey of India)里所记的一些词汇外,还有米邻(Mrs Leslie Milne)所著的一本崩龙文法初步(An Elementary Palaung Gram-mar Oxford 1921)。抗日时期我们因为交通不便,又因为这些民族还保持“猎首”的原始风俗,所以没能深入调查。今后靠着人民政府以及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协助,一定会使我们有满意的收获。
二、濮语 濮族或称“蒲蛮”也叫作本人。从前濮族分布的区域很广,近来因为同化较快,区域也日见缩小。据清职贡图说:“蒲人即蒲蛮,相传为百濮苗裔,宋以前不通中国。元泰定间始内附,以土酋猛氏为知府,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归流,今顺宁、征江、镇沅、普洱、楚雄、永昌、景东等七府有此种。”这种民族不单同化于汉人,也同化于摆彝,所以有人把濮语误认作摆彝的一种。据戴维斯的报告和凌纯声在云南猛允所见的濮人,他们的语言?体质和文化都跟卡瓦相近。他们原住的区域在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北纬二十七度以南。后来越过澜沧江向东及东南移殖。我们以前在云南时对于这一族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得到可靠的材料,今后有深入调查的必要。
三、徭语 徭族分布在广东西部山地、贵州南部和广西、云南许多地方。他们的语言受汉语和台语的影响很大,有些方言简直采取汉语或台语。徭语除去偶然借用汉字外,自己并没有文字。赵元任所作的广西徭歌记音包含汉字的成份太多,要给他们造拼音文字还须经过系统的调查。
四、俅语和怒语 俅子和怒子分布在云南西北角高黎贡山和江心坡一带地方。他们的语言跟喜马拉亚系的尼泊尔方言有些类似的地方。这两种语言都没有文字。一九四二年春天罗常培曾经作过初步的调查,所得材料尽够作拟订拚音文字的根据。
五、民家语 民家族分布在云南省洱海沿岸的几县,关于他们的语言系属,有的说属于猛吉蔑族,有的说属于台语支,据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认为它是彝语和汉语的混合物。这种语言含有百分之七十的汉语成份,其余的除了彝语以外还掺杂着一些别种语言成份,所以大家对于它的系属感觉混淆不清。这种语言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大理圣源寺所存的“祠记山花碑”就是用汉字来记录民家语的。一九四一年罗常培曾经对这种语言作过一番系统的调查,所得材料可以作成一种民家文字的汇通方案。
六、高山语 台湾的高山族在日本统治时期尽量想消灭他们的语言,强迫他们改说日本话,当然更不会给他们制订文字了。这种语言据说跟南岛语系的马来语类似,不过还没经过我们实际的调查研究。在台湾解放以前我们希望得到民族委员会的帮助,替我们约请在京的高山族发音人,好让我们准备好了文字工具,使这种久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压迫的兄弟民族在政治得到解放的时候,同时也可得到文化解放。
丁、本无文字并无须另造文字者
除了丙项所举本无文字的民族以外,还有些个小民族,或者人数太少或者可以并入其他族属,就没有给他们另造文字的必要了。例如散布在青海的循化、化隆两县境内和甘肃临夏西边积石关以内的撒拉族实际就是突厥语的一种方言,说这种话的人数也很少,就应该跟其他各种突厥语一律办理,无须另造文字。还有甘肃临夏、宁定、和政、水靖等县散布着一种东乡族只有两千多人,信回教,说蒙古话,这就应该跟其他说蒙古话的民族一律办理。东北属于通古斯族而不用满文的各小民族,应该跟满州、锡伯、索伦等族同样处理。此外青海、湘西、贵州、云南都有所谓“土族”,这只是当地人对于这种民族系属分不清楚的一种笼统的称呼,我们应该分别调查清楚了,按照语言的系属各归其类,不必给他们另造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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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让敌人钻空子
《世外老人》观后
维仁
《世外老人》这部影片是描写爱沙尼亚的一位著名科学家米拉斯教授的思想转变的。这位名学者,由于自己精心制作出来的“变祖国的沼泽为良田”的计划,没有被资产阶级的政府所采用而大失所望。在二次大战期间,他闭门读书,深居简出,绝口不问政治,把自己的家当作一个“堡垒”,使自己和家人都与外界隔绝起来。但是,人造的围墙,那里抵挡得了时代潮流的冲击呢?当爱沙尼亚解放后,这位“世外老人”的小儿子卡尔,终于冲出“堡垒”去当了红军战士,女儿及妻子也都离开了他。谁也不赞成他的“超然”世外的处世态度。只有他的新从外面回来的长子莱福及侄子李吉尔最能附合他,逢迎他,因此,使他感到只有这位在德国留学的大儿子,才真正是他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好助手和谈话的对象。其实,他何尝知道:这两位既“清高”而又“不谈政治”的学者,正是法西斯德寇的忠实奴才,是德寇故意派来隐伏在他的宅院,进行反人民活动的叛徒。而他的“超然”的处世态度正为敌人所利用,使他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予祖国人民以莫大的损害。
直到爱沙尼亚人民在热烈欢送自己的解放者——苏联红军向西进军的那一天,这位长久幽居的老人米拉斯教授才因为送自己的女儿丽吉雅上火车到远方去学习,走出了他的“堡垒”,接触了人间世。归途中,他看到了小儿卡尔已成了红军骑兵战士,迎着暴风雨向法西斯匪徒的巢穴远征去了。这位老人尚在慨叹:“战争夺去了我的儿子!”就在那一刹那之间,群众广场上,突然爆炸声四起。匪徒们嫉恨这个人民胜利狂欢的日子,他们用炸药无耻地毁灭了无数人民的生命财产。这种法西斯暗害分子的残酷罪行,激起了这位世外老人的愤恨。他匆匆地赶回他的“堡垒”,由于房门紧闭,便愤激地用肩撞破大门。当这位神经极度紧张的米拉斯教授,走回书房时,屋内一片静寂,无边的空虚迎接着他。后来他缓缓走进莱福的“研究室”,无意中发现了大批美钞、珠宝及许多死人的金牙,甚至有爆炸性的煤块。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这间“书房”正是他所看到的一切罪恶的司令部。他的“安分守己”的大儿及侄子,正是德寇集中营的首脑人物,爱沙尼亚人民的叛徒。他的“超然”带给他的不是“安静”,而是更多的悔恨和伤感。在他忍无可忍决定去质问儿子,并要报告政府时,几乎把生命断送在他亲生儿子的手里。幸而苏联军官库斯拉甫赶到,才解救了他。
经过这许多活生生的事实的教育,这位老人终于认清了自己的道路,走出了“堡垒”,献身于人民祖国的建设事业。他的“变沼泽为良田”的伟大计划,也在人民的政权下实现了。
这样一个事实告诉我们:科学家不问政治的“超然”思想是错误的。有些人也许和米拉斯教授一样,主观上以为只要不和帝国主义来往,就不致于使自己成了反革命,受帝国主义所利用。可是,米拉斯教授的遭遇,应深深引起人们的警惕。帝国主义及反动匪帮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革命高涨的时候,最能使反革命隐藏作恶的地方之一,就是这种世外堡垒。宗教、道会门之所以常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其原因也正是由于有些人认为宗教信仰与政治无关,结果敌人就更好借此隐蔽自己,正如莱福借他父亲的“堡垒”隐蔽自己一样,像叛徒刽子手莱福及李吉尔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十分难以分辨,因为他们不仅是隐蔽在“超然”的“堡垒”里,而且还穿着学者的外衣,戴着慈善家医生的面具,因此,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十分警惕,当心不要做了敌人的防空洞,贻害祖国和人民。


第3版()
专栏: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捉特务
劳丁 陈今言 作
⑩由于工人的告发,安全小组的同志到李秀田家中搜出手枪一枝,子弹五粒。
?车间工人们愤恨李秀田破坏生产的毒辣行为,就开了一个车间斗争会,揭露了他的阴谋,大家一致要求送他到人民法院,依法惩办。
?机警、负责的褚有才安全小组,保护了人民的财产,立了大功劳,受到全国电业会的表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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