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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关于建党工作中几个问题答读者问新湖南报群众生活组：
你处转来李大麟同志所问的有关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总支与分支部有何不同？
答：总支部与分支部都是党的基础组织。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书中已说得很明白：“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对于组织总支与委员会又有这样的说明：“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或超过一百人之工厂、机关和学校，得成立党的总支部。”“凡有党员及候补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之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得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允许，得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这样可以了解到，所以成立支部，总支，委员会，完全是为了工作和领导上的方便，并没有其他意义。
二、党组与支部有什么区别，在那些机关中成立党组？
答：党组和支部的性质、任务均不同。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它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
三、为什么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是支部的责任？
答：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每一个党员都须在支部过组织生活，在工作上受到支部的领导或监督。这样支部对自己每一个党员的历史、觉悟程度和工作情形，以及所犯错误的大小、轻重、影响，都比较清楚。这就使支部在执行纪律时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高级党委就没有执行党的纪律的责任。在高级党委发现有违反纪律的现象时，同样有执行纪律的责任。
四、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在内）有无党龄的限制？
答：没有限制，只要是正式党员，即有当选支部书记及支部委员的权利。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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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成仿吾
教研室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基本组织，直接进行一门或数门有密切联系的学科的教学方法的与科学研究的工作。
这个组织把担任一门或几门同种类的课程的教师们组织起来，共同进行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旧式的大学，通常每个教师根据他个人对于所担任课程的理解，甚至根据他个人的兴趣向学生们讲课。这曾经被认为是合理的。如果有人对一个大学教授提出关于讲课内容或方法的意见，他会认为是故意侮辱他，侵犯他的自由。他对于学生的学习是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这种教学方法与态度，一方面对于教学内容的思想性与科学性无法保证，而对于反动派传播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毒素，倒是非常便利，另一方面，又必然助长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散漫，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建设新的国家要培养新的干部，要有新式的高等教育机关，要有新式的教学组织。这个组织不能够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而应该是集体的。新的高等教育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只有充分实现教育工作人员的合作，高度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够满足客观的需要。“当劳动者依计划与他人共同工作时，他把个人的限制打破了，把人类的能力展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合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即集体力。”（同前）这些道理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不单从组织上保证实现新的高等教育的繁重的任务，而且能够不断提高教育工作者本身。
苏联先进的教育科学创造了一套这样的组织，一个完整的机构，我们把他翻译为教研室。他把教师们按课程组织起来直接进行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１、组织教研室工作人员的教学工作（讲课，习明纳尔，实习，实验
，辅导，生产实习等）并保证教学质量。
２、教学方法上的工作（制订讲授大纲，习明纳尔计划，实验计划，
习题和答案选集等）。
３、编写教材（讲义，参考书，图表等）。
４、科学研究工作（专题科学研究）。
５、与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协作。
６、提高教师思想理论水平的工作。
７、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教研室的人员与机构大致如下：
主任（该教研室主要教师）
教研室全体教师
翻译
秘书，干事和其他行政人员
研究生
资料室（资料室主任，资料员若干名）
实验室
经常的或临时的委员会（如教学方法委员会，提纲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等）
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共有四十一个教研室，除全校性的共同课教研室（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中国革命理论教研室等七个）由教务部领导外，其余分别由各系领导，教研室主任由系主任呈请校长委任。教研室有一定格式的工作计划。每一个教研室的工作计划须于每学期初经教研室会议通过，经系主任签字同意后请校长批准。《教研室工作计划》对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某项工作的执行者及完成日期）与必要的说明（如编写教材的字数与出版份数等）。
《教研室工作计划》包括以下的主要项目：
１、教研室会议日程表（包括要讨论的问题，报告者姓名与日期三栏）。——每一学期须讨论的主要问题，如本学期工作计划，讲义与讲授大纲的审查，教学进度与效果检查，教学方法研究，教研室主任听教员讲课后的意见，研究生学习计划与学习检查，科学研究计划检查，审查科学论文，资料工作，教材出版计划，考试准备工作，学期或学年工作总结，下学期工作准备等，每一问题都有预定报告人及日期。
２、教师们在教研室会议上的报告（分报告内容，报告者姓名与日期三栏）。——如教师关于某一课程的教学经验或总结。关于实习或辅导的报告，互相听课后的意见，研究工作的进行情况，教师个人工作计划完成情形的报告。
３、教学方法的工作（分项目，执行人与完成期限三栏）。——如编制某一课程的讲授大纲，某班的实习题计划，试讲，互相旁听，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考试题目的编制。
４、编写教材及图表的工作（分项目，执行人，教研室讨论期限与初稿完成期限四栏）。——如某一课程的讲义，参考资料的编订，图表若干种的编制，教材的翻译。
５、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分题目，执行人与完成期限三栏）。——教研室成员每人本学期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可能时并可组织学生的科学研究小组，教研室派教师分别指导。
６、教师的科学水平与政治思想水平提高的工作（分项目，执行人与完成期限三栏）。——如教师共同研究某种专门著作，有关书报的研究与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学习等。
７、教研室与企业或政府机关的联系与协作。——如派人参加有关政府部门的定期或临时的会议，按合同参加或帮助某一企业的某方面的工作，与校外某一部门的科学研究上的协作。
８、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研究生学习计划的制订，研究生学习的指导与检查，研究生的思想教育，研究生的考试与鉴定。
这些就是教研室的集体活动或总的计划的主要内容，教研室就是按照这样的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工作的（每个教师另有一定格式的“教师工作计划”）。
教研室主任根据这样的计划组织与领导全教研室的集体活动，并督促与帮助每个成员的具体工作。他要根据总的教育计划订出教研室所任课程的讲授内容，讲课与习明纳尔的次数、时数和进度，并检查讲课与习明纳尔的内容和方法，指出优缺点，帮助改进。为此，他要经常旁听教研室成员的讲课与习明纳尔（每学期三○小时以上）。他要在每学期初订出教研室会议日程，规定某些教师在会议上的报告。教研室应做的提纲，实习计划，教材图表等都经他分配给某些教师。并负责审查，或组织审阅。他要组织教员按规定的进度表对学生进行辅导，领导学生的自习工作，并检查其成绩。除这些及其他教学工作外，他要经常注意教师在科学质量与思想水平方面的提高，并给予各种协助。为此，他要领导与督促教师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研究时事，并帮助他们与实际联系。为了培养科学教育干部，他要负责领导研究生的教育，定期检查研究生学习计划的执行情形。
中国人民大学根据苏联经验，并在苏联教授们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展开了教研室的工作，一年以来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教学工作方面，教研室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工作。完成了教学任务，达到了一定的教学质量，学生的收获很大。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从去年九月以来普遍开始了专题研究的工作，也已经打下了研究工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与提高了近三百个教师，使这些绝大部分年青的教育工作者在很短的时期内得到了重大的成就。四百多个研究生与外来研究人员也有了满意的收获。每个教研室都表现了刻苦钻研的精神与良好的劳动纪律。
我们一年来的体验证明了。教研室这样的组织是新式高等教育的强有力的武器。他使我们能够发挥高度的集体的力量，完成非常困难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中当然也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但这些归根到底只是我们人力物力方面的困难造成的，而决不是这样的组织有什么缺陷，这是可以断言的。当我们检查第一学期的教研室工作的时候，有的教师曾经说，没想到我们能发出这样大的力量。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须要普遍地采用这样的新的组织，以新的工作质量为国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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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学习外国语文和热爱祖国的语文
——从取缔商标招牌上的外国文字说起
许立群
三月十五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出了布告，取缔商标和招牌使用外国文字。这是完全值得拥护的。
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留在中国的烙印之一，就是在某些行政机关（像海关、邮政）及某些工商业金融机构中，英文不仅成了比中文更“高贵”、甚至反而成了唯一“合法”的语文。不必说那些卖国集团的“外交家”和买办狗腿子们，他们固然认为说英文（有时还有其它外国语文）比说中文“高贵”，而且影响所及，英文遍布于招牌商标上，遍见于报纸的报眉和日历的曜目上，真所谓“触目皆是”。此外，许多知识分子说话时夹带英文，也成为常见的现象。听说以前某医学院开教务会议时是全部用英文进行讨论的。
使用外国语文，或者讲话时夹用英文，不能无区别地加以反对。必要应用时，是应该应用的。某些名词术语，一时尚无适当的译名，也是可以夹用外国文的原字的。至于某些刚学外国语文的人为了新奇而夹用几个外国字，也还可原谅。问题是：并不是由于必要而偏偏使用了外国文。这些人有的竟认为中国语文既“土”且“俗”，不值得讲；或者崇拜英文，认为“英文表现力比中文强，英文比中文优美”。自然，也有糊里糊涂随波逐流，为了炫耀自己而这样做的。这些人当中，除了已经丧尽中国人气味的卖国贼和帝国主义走狗，以及某些人的某种无知以外，至少也是在这一点上缺少民族自尊的感觉，缺少爱国主义。
我们提倡爱国，也提倡热爱自己的语文。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写了一篇文章，名叫《论清洗俄罗斯语言》。他严厉斥责了没有必要地使用外国文字。他号召要向这种现象宣战。我们要学习列宁热爱祖国语文的精神。自己祖国的语文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那就应该努力使它变得更科学、更完善、更优美。鄙视自己祖国的语言，崇拜外国语文，是丧失爱国主义精神的可耻现象。
有人以为我们“反对学英文”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坚决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可是英文，被当做工具来看，是可以学，而且有时是必要学的。我们还需要扩大与加深我们和美英人民以及其它使用英语的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我们为什么反对学英文？即使说为了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也还是要学英文的。在朝鲜前线为了喊话和劝降，为了做俘虏工作，不也还是需要英文么？
也有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出发，也有人实际上是为自己不爱国的行为找反证，甚至也有个别的人是站在反动立场上故意进行挑拨，他们问：“学英文是甘心接受美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学俄文就不是甘心接受苏联的文化侵略么？”
这个问题提得糊涂是显然的。第一，我们从来不简单地认为学英文就是甘心接受美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很显然，甘心接受美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的，只是那些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节、以奴仆自居的人。这些人之可耻可卑，是因为他们根本丧尽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为人的道德，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学了英文的人。第二，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之一；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与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目的，就要采取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各种侵略方式。决定文化侵略的本质的，是帝国主义的吃人制度和侵略政策，并不是决定于他们的文字。我们坚决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所以，对于它们作为侵略之一环的文化侵略，也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必须坚决肃清其影响。至于苏联，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侵略旁人的政策，那里有什么“文化侵略”可言呢？有的人甚至问到我们把《人民中国》杂志拿到美国去发行，是否中国人民要向美国进行“文化侵略”。这个问题的可笑，不是太显明了吗？
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具有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积累了三十年以上的建国经验。为了更快和更好地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建设新中国，学好俄文，掌握这个工具是完全必要的。在语文问题上，我们决不应该去比较中文和俄文谁“土”谁“俗”，或者中文表现力比俄文谁高谁低，谁更优美。如果断章取义，割裂语文中的片断的因素加以比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而拿两个都有长久历史而且发展程度都很高的语文作全盘的比较，根本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就是无意义的了。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我们尊重苏联的灿烂文化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我们也尊重自己悠久文明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我们学俄文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兄弟朋友间的文化交流。学习俄文是为了既便于学习苏联人民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也为了便于介绍自己文化的优秀部分给苏联友人。学习任何其它外国语文的目的，也应该是这样的。这种态度，和某些奴才卖国贼的学习英文是为了更好充当奴才走狗的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见，站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立场上，对于外国语文，不管是那一个国家的语文，都是可以学的。但是，学习了外国语文，只应该在必要时才使用它，并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目的而服务。
商标和招牌上的外国文字，是应该取缔的，因为它并无必要（只有运销国外的商品才应该使用外国文）。因此，北京市人民政府这个布告是值得拥护的。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加在我们身上的在语文方面的烙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被清除了很多了，不论是海关、邮政，不论是开滦煤矿之类的地方，用英文代替中文的现象已经大量地被废止。可是，还应该从一切招牌商标上，从一切爱国人民的口边上，从一切不必要用英文的场合中，把这一烙印根本铲除干净。所以，我们希望各地人民都照着北京市人民政府所提倡的精神，在这个问题上，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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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永清县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前后
区士珍·韩堃
《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后，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永清县委员会组织了全体县、区干部进行了学习与讨论，又发动中国共产党农村支部党员与读报组员进行了学习。学习、讨论的结果，使县、区干部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在农村中，由于党员、读报组员的深入宣传，使村级干部及部分农民认识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各阶层人民，纷起控诉，仅五天中，政府及公安局即收到一百余件群众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罪恶的信件。他们要求逮捕严办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群众的这些要求是正当的。过去这一阶段，永清县的反革命分子依然相当猖獗。如北平、天津解放后逃回的二十多个土匪、特务，还未给以适当的管制，历来杀人、劫路的惯匪，仍逍遥法外。他们互相勾结，夺我民兵枪枝、谋杀我干部。革命秩序受到影响，人民生产情绪不得安宁。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还不够坚决，群众对此表示不满。
现在，永清县人民政府接受了人民的控诉，根据现有材料，详加研究之后，以《惩治反革命条例》为准绳，于三月三日逮捕了绝大部分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个别漏网者，也在广大人民奋力协助下，一一捉回。如小柳坨村反动道首李树椿，闻我逮捕连夜逃至南大王庙村，第二天天明被群众检举，为民兵捕获。
逮捕反革命分子后的次日，城内及各大集镇人民纷纷自动集会，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城关农民焕更说：“他们这样的早就该抓起来严办。要不惩治他们，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城内、乡村，到处都可听见群众对政府这一英明措施的颂扬。“要求政府严惩一切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呼声。
逮捕首要反革命分子后，一般曾给敌伪供职而平时又不老实的人，慑于人民政府的威力，向人民低了头。前几天还对抗出春工（水利春修工程民工—简称春工）的，现在积极要求参加了，使动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南关镇自二月中旬至三月二日止，只组织起春工八十余名。这次在该镇逮捕了南树亭等四名首要反革命分子后，第二日即组织起一百二十余人。过去当过伪军的，在深入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后，由恐慌变为积极参加生产了。过去当过伪军的徐文章找到我工作人员说：“我以后要积极参加生产，缴公粮、出民工等，我保证不挑皮，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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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翠岗红旗》
严蒙
《翠岗红旗》是一部反映江西人民革命斗争的影片。它写出了当地人民对蒋介石匪帮的仇恨，尽情地暴露了国民党匪军——“铲共团”抢掠烧杀，无恶不作的暴行。影片在最后也写出了人民的胜利喜悦：人民的队伍回来了，巍巍的翠岗山上扬起了红旗，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封之固被打死了，杀人不眨眼的匪首萧镇魁被活捉了。
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它将永远留存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影片的主题，是围绕着农民江春旺和封老四两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展开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苏区一个叫江莹的地方。那时，红军正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次进攻。但是，人民知道，蒋匪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还可能发动更大的进攻。于是，他们喊出了扩大红军的要求，江莹乡农会主席春旺的儿子江猛子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四年，红军开始长征，猛子也随军北上了。
红军离开以后，反动派侵入了苏区。于是，美丽的江莹乡变成了人间地狱，悲惨的生活开始了。土地被夺回去了，庐舍变成了废墟，耕牛被牵去，农具被抢走。红军家属都遭到了刽子手萧镇魁的毒手。江春旺被活活地吊死，她的女儿林仔也惨遭枪杀，怀着孕的儿媳向五儿（猛子的妻子）逃亡了。封老四的儿子封传刚和其他青年一样，被逼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并当了游击队长。
然而，反动统治没有维持得多久，它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土崩瓦解了。人民获得了最后的解放，封老四家父子团聚了，江猛子也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和瞎了两眼的婶母。因为领导这个强大兵团的正是江师长（猛子）自己。
银幕上出现了动人的镜头：解放大军的队伍在山岗中延绵不绝而至，骑兵的行列踏过桥头，炮兵的行列在前进。
编剧和导演者的创作意图，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企图通过这个生动的故事来反映当时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让广大的群众知道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是怎样克服困难的，是怎样和敌人战斗过来的。
这个主题是完全正确的、好的、新鲜的，它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人民的英勇斗争。但影片对于这个主题的表现是不够有力的，它过多地描写了反动统治的黑暗方面，而对于积极的方面——人民斗争的场面却写得很少。例如游击队的活动只是偶然地出现了一下，同时也没有写出它与人民的紧密联系。这就减弱了影片的思想性。
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问题，也是写得不够的，而且显得贫弱无力。封传刚所领导的这支游击队，是当时江莹乡地区坚持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力量，可是这支队伍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呢？党的领导作用又是怎样？影片都没有加以充分的描画。这样就使人感觉到这个武装力量是缺乏领导的，然而没有党的领导或者党的领导薄弱，人民斗争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
在人物的刻画上，封老四和向五儿的形象是比较凸出、鲜明的。封老四——游击队长封传刚的父亲，是一个纯朴耐劳的农民，他相信着“红军一定要回来的”。他热爱着毛主席，怀念着人民的队伍，而对人民的敌人则憎恨万分。他忍受了一切的酷刑，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乡亲和儿子。向五儿是一个人民忠实女儿的形象。影片对她所刻画的性格是和她的身份相称的。她于丈夫随军长征以后，虽然在封之固的压迫下当了他家的奶妈，用自己的奶去喂养封之固的儿子，而让她的孩子因缺奶而号哭，可是，她没有忘记为蒋匪“铲共团”团长萧镇魁所杀害的父亲，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孩子小鸿所受到的殴辱；她关心着人民游击队的命运，向往着未来的胜利。她在万分困难的情况时，激励着儿子的复仇火焰，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影片对于江猛子（即江师长）这个人物的刻画是不够深刻的，而只有在故事发展到顶点的时候，才赋予他以感人的力量，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的形象。作为游击队长的封传刚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刻画不鲜明的，缺乏感染力，因此给予观众以模糊的印象，在人们的眼前一幌就过去了。这是编导者在人物性格处理上的一个疏忽。因为当时在红军离开江莹乡以后不久，封传刚已成为游击队的领导者，当地武装力量的核心。而影片却把他作为一个偶然的一般的人物来处理，没有从事件的发展中强烈地表现他与群众的联系。这个缺点的产生，是和编导对主题思想的掌握不紧有关系的。
这部影片虽然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不够细致、深刻，在主题思想的掌握上不够紧，但对于我们还是有极大教育意义的。（编者按：此片将于明日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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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理论是一个思想觉悟过程
茜予
“现今我们是处在一个极复杂的时期，我国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加复杂起来。”因此，“目前要用原始粗率态度去对待各种社会现象，已经是极难做到了。”所以我们的干部“事先就要有极大的马克思主义准备”。（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十七页）这是加里宁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对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毕业生讲的话，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无疑的，这一指示对于今天在中国从事革命工作的我们来说，同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每一个同志都应当首先问问自己：是否对社会上正在发展着的新鲜事物具有锐敏的感觉？是否用“原始粗率态度”去对待工作？自己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每个同志都应该用加里宁的话以唤起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从而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然而，具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觉悟，却是一个艰苦的思想觉悟过程。关于这一点，在我过去的工作经历当中，有着极为痛苦的经验。
我在入党以前，是缺乏无产阶级的觉悟与对革命理论的认识的，入党以后，又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工作，一切斗争，只是依靠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与勇敢，不是靠科学，靠智慧，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去研究事物的全面情况与发展规律，以正确地应用策略。这就是我在过去白区工作中，时胜时败，败多胜少，干蠢事，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抗战以后，工作经验比较地多起来了，工作责任也更加重了，可是依然缺乏理论准备。这时，毫不夸张地说，是靠工作地位来发号施令，是靠经验来办事的。所以每当重大历史关节，常易迷失方向，因而，又曾犯过不少的错误。我为此也曾经苦闷过，怀疑过：难道是对党不忠实吗？难道是缺少对人民服务到底的决心吗？难道是对上级所召开的会议不够严肃对待、对党的指示和文件没有用心去研究吗？难道是因为群众观点薄弱，没有亲身下乡去调查研究吗？我曾为此反来覆去，想过再四，总以为我主观上还是对党忠实的，有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决心的，是重视上级所召开的会议，并用心研究过党的指示和文件的，而且还是亲身巡视工作与调查研究过的。然而工作竟很少做好，党的任务竟没有很好地完成，不是为人民服务得很好，而是为人民服务得很坏，客观事实常与自己的主观希望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于是我研究、反省、揣摩。最后终于发现了这个真理，除了我的党性较差，群众观念不足之外，多年来严重地缺乏理论准备，实是工作做不好，进步不够快的基本原因之一。
每当自我检讨之后，我也常常想学习理论，但由于这种认识还是片面的、直感的，缺乏巩固的基础的，所以在工作中，始终并不曾认真地学习过。直到进入学校专门学习理论以后，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才对过去错误的原因与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这正像毛主席在《实践论》上所说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在学习中，我深感过去年轻时候的热情是有缺陷的，那是一种未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热情。那种热情是性急、浮夸、狂妄、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是热情的冒险。这种热情恰是同无产阶级的沉着、坚毅、冷静，老老实实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作为一个革命家，仅有热情是不够的，他更需要明皙的头脑与求实主义的精神。革命不是开玩笑，而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那就不单要靠热情，而更要靠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
这时，对自己过去的所谓经验，也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不错，经验是可宝贵的，从实际中创造出来的经验——不管是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对于这种经验，必须独立地批判地去对待。“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唯有如此，才不致因为有了经验，而又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才不致满足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而“沾沾自喜”。唯其如此，经验才是真正可贵的，才不致不管时间、地点、条件而到处去胡乱搬用，使经验不仅没有成为自己的工作助力，反而成为自己前进的绊脚石。但我过去对待经验的态度并不是如此的，许多经验仍只限于片断的局部的感性认识，没有概括上升到理性，因而在运用经验时不免时常发生错误。
正因为上述两种错误，所以我过去的工作便成了这个样子：即每当上级领导正确抓得较紧，而自己又比较虚心比较注意学习，比较接近群众，能够正确反映群众意见时，则工作还能作出成绩，一般的能够完成党的任务；反之，上级离的较远，而又是赶上重大的历史转变关头，或是自己思想上发生了骄气，高高在上，不爱学习，脱离群众时，则常常犯错误。——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正说明一个没有革命理论的人，他只能靠上级的掌握来办事，他完全失掉了布尔什维克应具有的独立工作的能力和创造性。
由此可见，要做好工作，使工作不犯或少犯错误，就非痛下决心学习理论不可。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学习它，实在是一个思想觉悟过程。根据我的经验，它是由盲目自大到工作碰壁，由工作碰壁再到决心学习理论。在这两年余的理论学习中，我开始懂得了一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了。然而这还不能叫做深刻懂得；真正深刻懂得，只有再到丰富的革命实践中，只有从学习理论到运用理论，把理论化成为物质力量时，才有可能。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说来向来就是具有革命的理论的，这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得到雄辩的说明。也正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才取得了震动世界扭转中国和东方历史方向，如同苏联十月革命一样的巨大胜利。
不难了解，这一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尽管如此，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还并不是已为每一个同志所理解。有不少的人，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学可不学的东西，他们常以种种借口抵抗理论学习，或者自高，自以为理论“够了”，或者自卑，害怕学习理论，因此，他们虽然在主观上对党忠诚，经验也相当丰富，然而工作的结果，就不能不事与愿违。
正如毛主席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中央六中全会上论学习一段所说的：“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要一定学习马克思主义。”
不难了解，毛主席这一宝贵指示，在目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国家进入复杂而艰巨的各项建设的新时期，是更有着如何巨大的崭新的现实的意义。每个同志都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同志们，我们要一定学习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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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捉特务
劳丁 陈今言 作
⑦李秀田第二次破坏生产，把十三号炉后面大水箱的水门放开，企图使锅炉因水漏尽而爆炸，幸被发现未造成损害。
⑧第三次他把十五号炉司火机的“油盅”放油，只要过五分钟后，机器因缺油就将起火，幸而被“安全小组”组员宋文英、张立民发现。
⑨第四次破坏是把锅炉总风门关了，企图使气压下降，酿成停电事故，幸而被“安全小组”褚友才发现，将他抓住。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