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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河北订出报告员制度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按照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指定林铁、马国瑞、杨秀峰、金城、王光华、薛迅、李子光、谷云亭等二十九位同志担任省一级报告员。河北省委并于三月十九日召开首次报告员会议。会上确定了报告员的任务：（一）报告员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出席全省范围内县以上各级的各种人民群众集会和代表会议（包括党代表会、人民代表会、青年、妇女、合作等代表会、宣传员代表会等）作政治报告，每两个月至少一次。（二）报告员除应在一定的县以上支部书记联席会、宣传员代表会或宣传员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外，还应当经常的在报纸上发表或在电台上播送政治报告，借以指导全省宣传员工作，供给宣传员以宣传资料。（三）经常、定期地向省级机关干部作政治报告。
报告员工作方法：（一）报告员应结合到城乡检查工作，出席当地召开的上述人民群众集会或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二）当全省开展大的政治运动、生产运动或纪念重要节日（如纪念五一、七一等）时，省委即组织省级报告员分别到各地、市作政治报告。（三）责成省委宣传部适当选择每个时期报告员中好的讲演稿，经省委书记批准送报社发表或在电台上广播。（四）目前暂以保定市及附近县份为省级报告重点地区，同时兼顾其他地区。如地、市委召开大型群众集会，或代表会议，需要省级报告员去做报告时，可预先请示省委商酌。
工作制度：（一）全体报告员会议，在一般情况下由省委书记（或副书记）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当开展一个大的政治、生产运动或有紧急工作任务需要时，则召开临时会议。会议上由省委检查报告员的工作情况，总结报告员的工作经验，并讨论研究下两个月报告员的工作。（二）报告员的报告题目和要点，由省委书记规定或批准，须经省委书记审查的报告题目和要点，应于报告前五日送达。（三）报告员报告后应填写“报告员报告结果汇报表”，于报告后五日内送达省委宣传部。同时将经过整理的讲演稿送交省委宣传部，以便选择发表或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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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旅大工业委员会
建立报告员制度的经验
中共旅大工业委员会按照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指示，在二月份建立了十八名报告员。“二七”前后，各报告员直接向广大职工群众作了各种政治报告。这些报告都受到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这样的报告应该多来几次才好！”
中共旅大工业委员会，从二月份的报告员工作中已获得下列几点经验。
一、党委的重视，尤其是党委书记的亲自领导，是开展报告员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一个半月内，中共旅大工业委员会在党的会议上，曾对报告员的工作，作过两次比较系统的讨论。组织报告员相互交换经验和意见。同时中共旅大工业委员会书记程萍，又不断深入职工群众去了解报告员的工作情形与问题。这样也就引起了全体报告员对自己工作的重视。二月份有的报告员连作了两次报告。三月份报告内容刚一规定，报告员就忙着去找参考材料，准备报告内容。
二、报告员具体分工、固定单位，是巩固与群众联系的有效方法之一。分工的原则是按平日各报告员的工作情形与群众联系情形来确定。程萍经常到机械局十八厂去工作，就被分派到该厂去作报告。工业局纪波副局长与日用品总厂的联系机会较多，就被决定在日用品总厂作报告。这样，报告员的报告内容，一般的都能与当地当时的群众思想情况与生产情况结合，报告的效果就大得多。例如分工在染料工厂的报告员事先深入了解了职工群众存在着麻痹思想，并对推广先进小组生产经验“隔行不隔理”的道理认识不足，报告员就在报告中讲解了这些问题，结果很好。分工在五金机械工厂的报告员，在了解了该厂职工在学习时事中有一些问题后，就在报告中作了专门解答。所以职工群众在听完报告后，都说：“有骨有肉”、“有味道好懂”。同时使该单位的总支委员会或支部委员会便于主动地与报告员联系，供给本单位职工群众的思想情况及生产中的问题。
三、报告时间要短，以不超过一小时半为宜；并且要明确、通俗。旅大各报告员都注意了自己的宣传对象绝大多数是工人群众，所以一开始就注意了报告内容简短、明确；并注意照顾工人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及其身体的健康，减短报告时间。
旅大在建立报告员的工作中虽然有了上述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很多缺点，主要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报告员还不能坚持制度，即：在每次报告前，将报告内容或报告要点送交工业委员会书记审查批准，报告后，主动地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这就大大减弱了报告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行动与其效果。中共旅大工业委员会即确定今后以工业委员会书记为组长，宣传部副部长为副组长，分工审查，批准报告内容；或用小组会的形式，先由报告员向大家报告准备的报告提纲或要点，然后大家修改、批准。这两种方式，可以按照具体情况分别使用。其次，报告员对报告的内容还准备得不充分，条理化不够。有些职工群众曾提出了这样的批评：“讲得还明白（通俗的意思），就是不好做笔记，时间也有些长。”第三、除个别报告员已注意对宣传员帮助外，大部分报告员对这一工作还没引起注意。中共旅大工业委员会确定报告员今后要及时地经常地给宣传员作有关时事、政策、工作任务、工作经验的系统报告及解答问题，以提高宣传员的宣传活动能力，并使自己成为建立与巩固宣传网的核心。
（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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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职工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初期，以党员、青年团员，干部、劳动模范与积极分子为首的天津市的大部分工人群众，情绪是高涨的，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十分痛恨，许多人积极向群众进行宣传。劳动模范于松如拿电讯局坏了机器美国技师修不好、解放后工友自己修好的实例来说明美帝国主义并不是了不起，纠正了许多工友的崇美思想。在各工厂、三轮车工人、运输工人、码头工人中，都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度阶级觉悟。但也还有一部分工人群众思想相当混乱，一些高级职员尤其是留美学生（也包括一部分落后工人）存在着崇美、恐美思想。那些认为工人群众思想无问题，因此不必开展反美爱国宣传的说法是无根据的。
在职工中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以控诉会作用最大。群众亲身体验的帝国主义暴行，最能唤起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恨。漫画连环画也比文字起作用大。东亚毛织厂把美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暴行绘成巨幅画，每天围满了人看，有的还提出亲眼见过的更为残酷的暴行。绘制时事结合生产的图表，把抗美援朝与生产竞赛结合起来，形象地显出多生产就是打击美帝国主义，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讨论、解答问题以及各种有效的宣传方式，职工思想开始澄清，“中朝关系”“高丽棒子”“美国好”等问题获得初步解决，很多单位提出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群众并热情地捐款捐东西、报名参加志愿军。坏分子造谣破坏的市场显著缩小。但这时候暴露出来各厂对工人家属工作的薄弱，家属拉后腿的现象不断出现。各厂进行了工人家属的宣传工作，群众的爱国热情普遍地注入了生产，全市先后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者有五金、纺织等十个产业系统中的九十六个单位，并获得辉煌成绩。十二月三日全市五十多单位出动进行街头宣传后，各单位以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为中心工作。
职工抗美援朝运动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一）运动的开展，暴露了许多职工和职工家属的糊涂思想，这说明平日对职工的政治时事教育注意不够，职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属的教育工作尤为薄弱，必须引起今后注意。
（二）这次运动搞得较有成绩，各系统的领导同志对运动的重视是主要原因之一。五金工会主席亲自下厂传达黄敬市长的报告并解答问题，公用局李安局长只在电车公司一处即报告与解答问题六次，市政工会主席也亲自下厂检查工作。但目前又有些单位随着火热的宣传运动转入经常工作而消沉了，较差的单位也不再继续把工作推向深入广泛，有的甚至认为这一运动已经结束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直至今天仍有许多职工尚未解决思想问题。必须纠正这些错误认识，把抗美援朝当作长期的政治任务，并注意实效，防止形式主义。
（三）群众性的行动，必须建筑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此次运动首先是从宣传教育开始，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再适当地引导到实际行动中去。生产竞赛也是自下而上地提出，从点到面地推广，然后再自上而下地掌握领导，化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这是此次竞赛所以比去年五、六、七三个月竞赛成绩更大的主要原因。个别单位的职工思想尚未打通，即急忙提出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形式主义地挂上“抗美援朝”的红旗，群众干得很不起劲。
（四）运动说明了：时事政治宣传和生产宣传是分不开的。去年红五月竞赛以前，工厂中宣传工作以政治理论为主，很少提生产。红五月竞赛后确定了宣传工作为生产服务，却又认为政治宣传是不必要的东西，偏于单纯搞生产的宣传鼓动。有些领导同志甚至认为抗美援朝与生产矛盾，为了搞生产而停止了抗美援朝运动。这些都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只有政治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把工人的爱国热情与生产热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真正把爱国生产竞赛发动起来并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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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文联举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总结去年工作制定今年计划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三月五日举行第七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到有副主席茅盾、周扬及在京的常务委员与全国委员会委员共二十余人。会议总结了全国文联一九五零年的主要工作，并通过了全国文联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要点。
关于全国文联一九五零年的工作，会议的总结如下：
首先，全国文联推动了各大行政区、各省市文艺团体的成立。现在各大行政区（除华东外）均先后成立了文联，省市一级以上已有六十几个地区成立了文联或文联筹备机构。各地所召开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由这些大会所产生的文联都能在基本方针上达到了一致，肯定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实践成果，确定了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的努力方向；广泛地团结了文学艺术界各方面人士，结成文艺工作上的统一战线；强调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注意推动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加强创作，展开批评。有些地区，如西北、西南、内蒙等地特别强调了发展兄弟民族的文艺。
其次，全国文联第六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发布的“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响应。各地文艺界在这一号召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工作，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全国文联成立了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的组织，编印了“抗美援朝文艺小丛书”等，并通过北京市文联举办了抗美援朝戏曲联合公演等活动。
第三，全国文联推动了文艺报刊的出版。全国现有七十四种文艺刊物，其中以普及为主的通俗刊物约占十分之七。各种文艺作品的产生与出版，正在一天天地增多起来，质量亦有提高。全国文联的机关报《文艺报》，以及全国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工作者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人民戏剧》、《人民音乐》等刊物，在提高文艺思想，选拔作品，展开批评，扩大文艺与群众的联系，指导地方文艺刊物等等方面，也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第四，全国文联进行了各种社会、政治的活动，如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各种反动措施提出了抗议，并在一九五○年中采用各种形式向全国文艺界发出关于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中苏友好，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土地改革，和协助进行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和战斗英雄大会的工作等指示。
第五，全国文联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协同筹备与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
第六，全国文联选派了自己的代表出席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并和苏联、捷克、波兰、朝鲜、匈牙利、日本……等国家逐渐建立了文学艺术方面经常的交流与联系。
一九五○年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对全国文艺运动还缺乏经常的有力的思想指导，如对文艺批评，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和学习，研究与指导文艺普及运动，充实文艺刊物的内容等工作，都作得不够。
关于全国文联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会议通过的计划要点如下：
（一）深入开展文艺上的爱国主义宣传，研究与总结全国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的成果和经验；继续编选抗美援朝的优秀文艺作品。
（二）于五、六月间召开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总结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各地文艺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着重总结创作问题和文艺思想问题。
（三）加强与调整文艺刊物，使各种文艺刊物有明确的任务和分工。
（四）检查一九五○年文艺工作者执行创作计划的情况；并加强组织文艺、戏剧、电影等创作。评奖一九五○年优秀文艺作品。
（五）加强文艺干部对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组织关于毛主席的《实践论》的学习；组织定期的有关政治、文艺思想的座谈会。
（六）协助筹建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以促进全国文学出版事业的计划化。
（七）加强对全国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工作者协会与各大行政区、中央直属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联系；整顿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部组织，加强研究室和其他各部门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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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主教革新运动不容破坏
天主教四川南充教区神父 范导江
编者按：本文为天主教四川南充教区神父范导江三月七日在川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
正当川北区三十余市、县的宗教界代表在南充召开抗美援朝座谈会的时候，由上海岳阳路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寄来了名为“学习参考”的反动文件。该文件的内容，和我们的三自运动是相抵触的。
在那个反动文件里说，天主教与任何帝国主义未发生过关系。但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帝国主义是一贯利用教会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的。例如美帝国主义在望厦条约中强迫要在我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建筑礼拜堂。在我们川北区宗教界代表革新座谈会上，各教友曾控诉出不少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不少违反中国人民利益的事实。谁能说教会和帝国主义没有发生过联系呢？该项文件说：教会已是自治的。然而天主教传入中国已三百余年，到现在还有近百个教区的管理权全操在外国人之手。他们为了长期利用教会达到其政治目的，始终把持不放。在那反动的文件里又说：教会不接受国内外有政治背景的资助，然而美帝国主义代言人奥斯汀却公开招认：在中国的教会中有很大一部分经费是由美国供给的。这不是接受外国有政治背景的资助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革新了，割断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也就表示我们为爱祖国、爱教会而实行自养，不受帝国主义的金钱收买。在那个反动文件里又说：外籍传教士纯以教会的立场为本地教会的利益而传教，不为外籍的利益而工作。然而许多事实证明：很多外国传教士，是为着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工作的。如在涪江女子中学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克依德、苏学真等，在住宅里私设无线电收报机，绘制遂宁和西藏地图，并利用教会的“妇女服务会”调查中国各省的气候，这就充分证明了他们利用教会关系作了很多违反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治活动。这究竟是“为本地教会利益而传教”呢，还是在为侵略者利益而工作呢？
我们宗教界的革新运动是爱祖国的行动，是受到全国人民欢迎的。“学习参考”那个反动文件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有意破坏我们天主教的革新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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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人民》月刊出版
供给华北地区中下级干部阅读的综合性通俗刊物《华北人民》月刊已于二十五日出版。该刊主要目的是帮助中下级干部学习时事、政策和文化、科学知识，并交流工作中的经验。该刊的特点是文字通俗，插图多。创刊号的《谈话会》栏内，发表了《今年要做好六件大事》一文。该文指出了华北地区今年要作的六项主要工作，此外还有长篇连载的李顺达翻身连环画以及故事、通讯、诗歌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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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社会里的新人
——介绍影片《新人村》
《新人村》是一部描写流浪汉、扒手、瘪三、流氓等改造过程的记录片。
游民在过去上海这个罪恶的城市里有规模很大的派系组织，他们用强讨、偷、骗、扒，甚至抢劫的手段来度着罪恶的生活。但在以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加上反动派的纵容利用，这种现象非但不能消灭，反而日益增长起来。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为了把上海建设成经济繁荣的新上海，使人民都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着手改造了这批游民。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改造游民的方案，成立了劳动生产教养所，并派大批干部进行收容工作。
游民刚入所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往往发生殴打干部、抢水抢饭、打架的现象。同时，他们怀疑政府的政策。经过干部苦口婆心的教育以后，终于使他们认清了是谁把他们逼下火坑的？是谁把他们抢救出来，使他们重见了光明？
一九五○年的秋天，在苏北沿黄海边一带广漠的大荒原上出现了新的奇迹：茅草丛生的荒原变成了肥沃的棉田，在棉田中矗立着四座房屋整齐的村庄。那里有铁工、木工、缝纫等初具规模的手工业工厂，有学校，有合作社，有设备良好的医院。
谁又会想到这里的工人、学生、垦民便是来自上海的游民呢？谁能想到这几个村庄和大片的棉田是他们用双手创造的呢？这些过去不事生产的人，今天变为勤劳而诚朴的劳动人民了。他们每天学习时事，每周开检讨会；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劳动态度好不好。他们和睦而愉快地生活着。过去被料面毒害得面黄肌瘦的人，今天都变成脸色红润，身体健壮，成为劳动的能手。有许多人得到了劳动英雄、生产模范的光荣称号。他们并将根据政府的计划，要在这块荒原上盖起楼房，里面有电灯、自来水；还要建立剧场、大工厂、中学校。
正因为这部影片是一部纪录片，它在人物的刻画上是不够深刻的，在技巧上也不免有若干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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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
北京大学教授 朱光潜
二十年来我的活动只限于学校的窄狭圈子，把自己养成一个“井底蛙”。这次参加了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有将近一个月的工夫，在乡村里和干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亲眼看到土地改革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算是从井底跳出，看见一次大世面。我的观感很多，现在只选择我认为对我是最重要的一点来说。
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她的光明的前途起了极坚定的信心。从解放以来，我虽然从书报上学习得人民政府的一些政纲政策和实施的情形，约略知道中国确已翻身站起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机会，能直接看到某一级干部进行某一部门工作的内部真相，所以我对于新中国的认识究竟是片面的，肤浅的，模糊的。这次参观西北土地改革，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接触到人民政府从中央以至乡村的各级干部，亲眼看到他们怎样进行土地改革这件大工作，我的模糊的认识于是具体化了，明确化了，从前听到的一些名词如“民主专政”，“群众路线”，“阶级立场”，“统一战线”之类，也有丰富的内容了。
我们参加了长安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总结会议，有一星期之久，和七百余位县区乡村各级工作干部生活在一起，听了六次总结报告，参加了干部小组讨论；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随工作组干部到了终南山脚的东大村，和他们都住在农民家里，始而参观，终于参加了他们的分组访问，了解情况，整顿村干部，扩大村农会，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以及初步划定成份的工作。和这些上中下各级干部有较紧密的接触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上级好，中级少，下级糟”两句流行语是句谎语，上级固然好，中级并不见得少，下级也还是好。他们都上下一贯地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缜密周详的计划，来贯彻正大明确的政策。我们接触较多的是下级干部，他们说话的沉着，办事的老练，生活的刻苦，以及作风的民主，处处都叫我们这批教授不但佩服，而且惭愧。我从此看出，我们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古代政治思想家所认为治国的两大法宝：“治法”和“治人”，整个国家机构已成为全面与局部息息相通的有机体，其中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活力。这种情形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就是英美法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还差得很远。
干部以外，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农民。这和我在三十年前所熟识的农民在品格和生活习惯上虽然还大体相似——他们还是那样勤俭朴实，刻苦耐劳——可是在阶级觉悟上和政治训练上，却已迥然不同了。从前的农民久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麻醉，把牛马生活全委诸天命；现在的农民认识了自己是劳动生产者，是新中国的主人翁，不肯再让剥削者骑在自己的头上了。从前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视国家大事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不愿过问也不敢过问；现在的农民已成为有组织的群众，明白政治就是自己的事，对于开会，发言，选举，检讨，批评等等都能做得很熟练。他们有自己选举的乡村政府，有自己组织的民兵队伍，有自己办的夜校和识字班，有自己商议定的生产计划，使观察者深切地感觉到：在今日中国，一个乡甚至于一个村，就是一种小型的国家，凡是整个国家机构的功能，一个乡村也在具体而微地行使着。土地改革使农民翻了身，这“翻身”的意义在政治方面比在经济方面还更为重要。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在大体上已经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在中国可以说已“生了根”。以全国约五万万人口计算，他们至少占三万万以上，这三万万以上的人口都逐渐成为“治人”了，试想一想这个力量是多么伟大！
上文说到“治法”问题，这一点特别重要，值得再说详细一点。正如土地改革之后，一个乡甚至一个村都具体而微地反映整个国家机构和它的功能，土地改革这一件事本身也可以反映人民政府在全国各部门的一切措施和所遵守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走群众路线那个基本的民主原则。土地改革第一步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借整顿乡村干部来建立群众对于乡村政权的信任，借说理诉苦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借扩大农会来团结群众的力量。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就信赖群众的力量，去打倒恶霸地主的封建势力，进行征收没收和分配，加强乡村政权，推行生产计划。土地改革工作成效的好坏通常与群众发动的程度成正比例，群众发动不够的土地改革工作没有不失败的。群众发动不够的地方，土地改革工作大半由三数工作组干部以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办法不但易犯主观错误，不洽舆情，而且没有养成群众的自治力与自卫力，工作组干部走开后，一切就要回到土地改革前的状况。这种情形各地都在尽力避免。
在这里我们看见无产阶级的领导。群众需要发动，而发动群众的正是工作组干部。在发动之中与已发动之后，工作组干部常须处在舵手的地位。他们的功用是很微妙的，一方面要信赖群众，一方面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严防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严防放弃领导，以至放任自流。要掌握这种微妙的分寸，做得恰如其分，不多不少，这是工作组干部的难课题，也是他们的能力与修养的考验。领导不能放松，因为农民在本质上难免有些弱点，如保守，自私，短见，宗派主义，报复主义之类。土地改革工作如果完全交给农民自己，就会发生许多偏差。最显而易见的是斗争场合中群众情绪的激昂，假若没有工作组干部坚稳地掌握住“不乱打，不乱杀”的政策，乱打乱杀就一定难免。长安县东大村的干部曾三翻四覆地拿这政策来教育群众，可是到了斗争恶霸地主时，农民有时还情不自禁地打地主耳光，并且坚持要把他当场枪决，否则就不肯散会，经过干部一小时以上的说服，才肯把他送交人民法庭。即此一端可见领导的重要。
在这里我们看见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专政。地主阶级挟数千年来所逐渐巩固起来的统治地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骑在农民的头上，势力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土地改革的基本队伍是贫雇农，而贫雇农久受剥削和压迫，大半都已压得伸不起腰来，如果单靠他们的力量，来和恶霸地主作斗争，决不能操必胜之权。所以土地改革工作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甚至对走地主路线的狗腿子施以分化，教育和争取，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对地主阶级有压倒的优势，然后才能保障斗争的胜利。领导土地改革的机构为农会，对统一战线以内的农民施行民主，有如上文所叙述的，对恶霸地主则施行专政，镇压他们的反动，一直到他们经过劳动改造，归化到劳动阶级为止。举例来说，长安县东大村原任农会主任贪污枉法，欺压群众，调解委员吸贩毒品，都有真凭实据。工作组干部领导群众，对他们处处存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加以检讨教育，那位主任撤职，保证改过自新，那位委员暂时洗刷出农会，立约严行劳动改造，群众虽然要求远较严厉的惩处，终于接受工作组干部的说服，因为两人都是贫农，是“自家人”，应归于团结改造的一类。至于对待那村中的恶霸地主，却丝毫不留情面，干部向他们说话时都声色俱厉，不像向农民说话那样和蔼，经过说理斗争之后，就马上把他们送交人民法庭去依法惩办。在这里我们很生动地见出敌我分明的阶级立场。
在这里我们看见共产党的工作制度。土地改革的领导和执行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主管机关，经行政区，省，县各级土地改革委员会到省，县，区，乡，村各级农会层层衔接，地方的意见和经验逐层传达到中央，成为制定政策与法令的根据；中央的政策和法令逐层传达到地方，成为工作的根据，一切都依照民主集中的大原则，丝毫没有壅蔽或脱节的现象。其次，就每一件工作来说，在施行之前，都经过干部的仔细考虑和讨论，群众中的长久成熟酝酿的方法次第的缜密安排，有计划，有层次，又能根据现实情况，临时随机应变，一切都求水到渠成，不拖延，也不急躁。施行之后，干部必马上集会检讨，看那里是成功，那里是失败，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例如东大村检讨农会主任，事先经过全面的分途访问，力求材料的正确，五六次的干部会议，讨论检讨的方法和程序，两三次的群众酝酿，扫除顾虑和准备说理，一切都成熟了，复由工作组干部和那位主任本人作一两次的长谈，尽量启发他，教育他，使他明白自己的错误，诚心接受检讨，然后才开群众大会作正式检讨。尽管布置这样周密，临时由于对群众的启发教育还不够，小偏差仍然不免。会后干部又集会仔细检讨这次检讨会的经验，在场的上级干部又给了一些批评和指示。从此可知，干部中并非绝对没有较坏的分子，他们的工作也并非绝对没有偏差，但是由于有批评检讨的制度，坏分子可以教育改造，偏差可以随时纠正，不至影响全局。
在这里我们看见共产党对于政治上每一项措施，每一工作中的每一细节，都要求它对于群众有教育的效果。就拿上述东大村检讨农会主任为例来说，这次检讨是一系列的政治课。它对于全村农民是教育，农民因此明白了要斗争地主，必先整顿自己的队伍；明白了政权是自己建立的，不称职的干部可以由自己给以批评或用选举方式撤换；明白了本阶级的人不应推到本阶级以外，受敌人利用，应该加以团结改造。它不仅对于那位犯错误的农会主任是教育，使其他干部也因此明白了过去的某些错误，过去的保甲作风在现时已行不通；明白了群众的力量伟大，不依靠群众就准要失败；明白了同阶级的友爱团结，只要他改过自新，他是农民，就还可以站在农民的队伍里。最后，它对于工作组干部自己也是教育，他们因此明白了检讨会中还出了一些小偏差，由于事先还没有能充分掌握实在情况，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布置还没有十分周密，下次做这一类工作，就要更谨慎些。这只是一端，其实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见出教育的用意。我们学校中人一向只知道读书听讲是教育，从土地改革中我们见到一切实际工作都是教育，而且比学校教育来得更切实，更有效验。就这一点认识来说，土地改革也教育了我。
我们从土地改革工作中所见到的不仅上述几点，它们只是几点比较重要的。它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们说明了从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国已走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康庄大道。如土地改革所例证的，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依据一套有放皆准的原则和切合实际的政策，都通过一个首尾呼应，上下一气的系统组织，都按照一套有条理有步骤的计划，都要求发生提高人民幸福的效果，同时，也都有一批训练有素，能掌握政策的干部来领导施行。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土地改革如此，其它工作也如此。这就是所谓有“治法”，有“治人”。这是一个健全国家的情况，仿佛像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有一股蓬蓬勃勃的生气周流贯注到全体中每一个肢节。
像这样健全的国家是会能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而稳步去完成她的伟大使命的，像这样伟大的国家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热忱爱戴而加以保卫的。从参观土地改革以后，我不但在理解上有这种认识，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这种体会。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参观土地改革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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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
—黄景作—
（十六）十分钟以后，敌机飞走了。当五十六箱药品平安地搬上汽车的时候，在车的旁边，在两只完整无损的药品箱子上，静静地躺着孩子的尸体。她的背朝天，背上有五个弹孔，鲜血冒了出来，浸透了她的衣裳 ，一直流到木箱子上。
（十七）王怀铎用他自己受伤的手抱住了孩子。中国、朝鲜、匈牙利，把血和恨交织在一起，用生命和意志巩固了共同的信念！
（十八）药品胜利地到达了战地医院。伤员们用着朝鲜话和中国话一齐喊着：“伤好以后，多消灭美国鬼子，来报答你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