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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上海设立报告员
陈毅刘晓等亲自担任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讨论出市一级报告员名单，已送上级党委批准。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为满足本市群众渴望听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者直接对他们谈话的要求，使人民群众更直接地了解党的主张、方针及意见，更有力地鼓舞人民群众接受党的主张并跟随一同前进，特规定市委员会与区委员会二级的书记、委员，及在人民政府、群众团体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以及由上述两级党的委员会所指定的负责党员，必须分别担任市、区两级党的报告员。并规定报告员的任务为：每两月必须向群众集会或宣传员会议至少作一次政治报告，其报告提纲、时间、地点由同级党委员会决定或批准。现在市委员会已讨论出市一级的报告员名单，并送上级党委员会批准执行。市一级党的报告员名单如下：陈毅、刘晓、刘长胜、潘汉年、夏衍、郭化若、黎玉、王尧山、许涤新、周林、杨帆、刘少文、章蕴、黄华、景晓村、张承宗、刘坦、顾玉良、陈修良、姚溱、白彦、周而复、刘人寿、顾准、马纯古、戴白韬、叶进明、曹漫之、张琪、沈涵、陈公琪、李家齐、张本、鲁光、黄静波、陈虞孙、杜大公、赵丁夫、戴映东、周元斌、马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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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南京旅大等市
建立报告员制度
自从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公布之后，少数大城市已相继建立了市一级党的报告员制度，有的地区，报告员已开始工作。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确定了柯庆施、江渭清、邱一涵、石西民等五十七位同志为市一级报告员。旅大市委员会确定了欧阳钦、韩光、郭述申、任仲夷等四十九位同志为市一级报告员。太原市委员会已确定了韩纯德、于林、王大任等一百一十一名同志为市一级报告员。石家庄市委员会已确定了毛铎、魏士珍、臧伯平、封云甫等四十一位同志为市一级报告员。以上各市报告员都是市、区二级党委书记、委员及市、区两级人民政府、群众团体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各市党的委员会并都确定了报告员的任务与工作制度。大都确定报告员至少每两月向与自己有直接连系的人民群众作一次政治报告。此外还规定每半月向所分工单位的宣传员，做一次传达或解答，并规定报告员所作报告是按照宣传手册的内容或统一制定的报告提纲，结合各人亲自考查的群众思想、工作情况与生动事例，拟定各人报告提纲，最后交该单位的党委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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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各地党委应当赶快建立报告员制度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等宣布了市一级党的报告员名单，这是建立党的宣传网，密切党与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省、市、地方、县和区建立党的报告员制度，中央早已在《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至今为止，像上海市委这样公开地向人民群众宣布报告员名单的地区还不多。这是值得引起各级党的委员会注意的。
从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等宣布的报告员名单中可以看到，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包括中共中央委员陈毅同志和候补中央委员刘晓、刘长胜同志，以及各机关团体中负主要责任的党员，都担任了党的报告员。这是保证报告员工作能够作好的一个关键，党有了这些负责党员经常向人民群众报告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人民群众的任务，宣传与介绍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的模范经验，驳斥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这就不但可以督促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者经常地直接向群众讲话，而且可以使人民群众更充分地了解党的各种主张，因而更加信任党和人民政府。
报告员制度的建立，对于宣传员工作的开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根据东北建立宣传网的经验，各级党的委员会，要摆脱对宣传员的空洞无物的“原则政策领导”，必须亲自动手，以身作则地来作宣传工作。有了报告员，才能对宣传员进行系统的领导。
而且，如果宣传员制度的建立还要一定的准备条件的话，那么，建立报告员制度的困难就少得多。凡是还没有建立党的报告员制度的地方，都应该努力在最短期内，把党的报告员制度首先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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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陈其瑗
一年多来各地的反革命活动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所一再告诫我们的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所以我们不能松懈对国内外反动分子活动的警惕性，必须紧握着并且要善于运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才能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防止国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因此镇压反革命活动就是要巩固我们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人民民主政权，而反过来我们也只有正确地使用这个政权才能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活动。
过去我们有些地方个别干部对镇压反革命活动是存在了严重的缺点，一方面表现在对反动分子的警惕不够，麻痹大意，以为几百万的蒋匪军我们都消灭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敌人的专政和镇压认识不够，做成“镇压不足，宽大有余”的现象。所以人民就说政府“宽大无边”。而反革命分子也因此乘机钻我们的空子，以为“坦白了就可以宽大”，无形中助长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气焰；反过来则影响了一般人民对政府政策的怀疑，削弱了他们对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勇气，唯恐反革命分子释放后要对他们进行报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人反映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民政府讲宽大”。或说：“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作主，不好”。“政府睡着了，连敌我都不分”。的确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过去我们有些干部确是忘记了毛主席的警诫，没有对国内外反动派提高警觉和没有很好地认识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的意义，而相反地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革命行为，却施行了“仁政”。因此，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对人民及国家做成了严重的损害。
有些地区因为警觉性不高，以致发生财产和人命的损失，如最近人民日报所载，本年二月二十日湖南零陵县反革命特务分子乘军民欢庆元宵之际纵火烧城，人民损失浩大，估计约达一百五十九亿多元之巨。有些地区则因为轻纵反革命罪犯出狱或对监狱中的反革命罪犯监视不严，致令有越狱打杀人民与干部的不良现象。于是人民便对政府提：“监而不牢”和“少杀人多死人”等意见。这些意见很明显的说明了，不坚决认真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则广大人民无法安居乐业，革命秩序人民政权也无由巩固。我们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人民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很好地掌握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武器来严厉地坚决地去镇压反革命活动。列宁早已教导过我们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所以我们对于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不能讲宽容，否则就变成了对人民的残忍，而且也只有坚决消灭了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人民革命的胜利才能巩固而获得保障。
中央人民政府总结了一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接受了各地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为了给予干部和人民群众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法律武器，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已明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施行了。这是一个适时的措施。他明确了人民政府对反革命的严肃态度，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思想，并给予了群众和干部一个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强有力的既精确而又便于使用的武器。我们每一个爱国的人民都应竭诚地拥护他，并以实际行动来协助政府也即是帮助自己来镇压反革命活动，随时提高警觉揭发反革命罪犯的阴谋，将可疑的人可疑的事报告政府负责机关来侦查研究，以便政府能随时随地主动地去打击敌人。假使每人都能这样负责地提高警觉性，那么不只可以督促政府正确地依法处理反革命罪犯，而且也可帮助政府及时地扑灭反革命的活动，减少我们人民自己的损失。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
最后，我还要特别指出，美帝国主义，蒋匪帮，封建的土豪恶霸是休戚相关三位一体的东西。在伟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他们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反动派是不会甘心死亡的，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企图死灰复燃的。从许多破获了的反革命案件材料中，我们已经证实了反革命是与美蒋特务有密切相连的关系，而且事实上他们之间也是没法分开的。最近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于斌等竟在帝国主义卵翼下，在美国、暹罗、香港、日本、菲律宾各地勾结反动派残余汉奸、土匪、特务等，重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组织。到处宣传美帝国主义反动力量，强调蒋匪帮“大陆反攻”，并大规模训练特务人员，意图乘隙混入我国内地展开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免他们有隙可乘。同时我们更须认识到只有打倒美帝国主义蒋匪帮封建残余，才能彻底消灭反革命活动；也只有坚决认真地镇压反革命，才更易获得彻底消灭美帝国主义蒋匪帮封建残余的有力保证。这些都是我们当前分不开的首要任务。
一切爱国的人民：每一个人不论在何时何地发现有可疑的特务土匪，看见有危害人民国家利益的事情，必须报告公安部门，或碰着穷凶极恶杀人放火的现行犯，事机急不及待，自己可以当场捕获送往公安机关。在机关服务的人员，凡在机关所看见的文件，所经手做过的事情，在外面不应随口乱讲，作为闲谈的资料，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每一部门负责首长，凡介绍工作人员，不论在自己机关或其他机关，事前必先经过一番详密审查，才可介绍。否则就会贻误国家大事。
在这里，我更请求民革同志提高警觉性，因为民革同志是与旧国民党员或多或少发生过关系。因此豆藤瓜葛牵连不清，一个牵一个，会把特务牵进我们团体里来。最近在河南、重庆、北京等地已经发现有混进民革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虽其人已经被惩办，不能漏网，但已损害民革声誉不少，我们今后应该加强警惕。
最后，我还要指出的，就是各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那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搞的好，那里就能更好地发现和肃清反革命的活动。我现在号召全体民革同志和一切爱国的人民除尽力协助政府实现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九条的任务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加强争取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的胜利；同时并须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制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签名运动的号召，以便从根本上来消灭反革命活动的国内据点和国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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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实践论》的收获
冯友兰
清朝初年，注重“实践”的哲学家颜习斋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先生告诉学生说：“向南方走”，学生一语不发，站起来就向南方走。这样，他就是善于向先生学习。如果先生说：“向南方走”，学生也说，“向南方走”，可是坐在那里一丝不动。这样，他就是不善于向先生学习，也可以说，他简直没有学习。
《实践论》所谈的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可是它不标题为认识论，而标题为实践论，只这一点，就表示它以实践为认识的根本，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是为实践服务的，是待实践考验的。这是《实践论》的精神。学习《实践论》必须本着这个精神而不可只在文字上研究《实践论》。先生已经说：“向南方走”了，学生们应该站起来就向南方走，不要只喊：“向南方走”。怎样走呢？第一步就是先把《实践论》与自己的实践联系起来。
就学术界说，实践论为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也为学术研究立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学术工作者都应该用这个方法，朝着这个标准，“向南方走”，第一步先要检查自己的过去，端正工作的方向。
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里面，流行过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思潮，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这类反动思潮和反动哲学都已在人民革命的实践面前，一一地宣告破产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上扫清这类反动哲学思潮或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又指出：我们的学术界过去及现在有两种情形。它说：“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理论来。’但我们许多学术工作者实际上看轻了，以至否定了感觉的材料，更不用说有什么‘十分丰富’的感觉的材料，因此，他们的‘学术工作’也就变成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所谓‘学术工作’，结果当然只能是可悲的。”这是一种情形。
社论又说：“是的，在我们学术界中，也有些人从事搜集过某些问题的材料，而且是一些很可宝贵的材料。但是，这些人结果还只是为材料而材料。这些人把自己的工作停在半路上，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与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没有把感觉材料提高到论理的认识，这就是说，没有认真地从事研究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有真正好的成绩，乃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一种情形。
这三段话确切指出了我们学术界的有些情形，并且本着《实践论》的精神揭发了这些情形的病源。
在过去我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界里面”的一个人。在当时，我自以为是很努力工作的，可是因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好象走路错了方向，越努力走，离正路越远，越不容易转回来，结果，只是“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我也曾经对于我过去的思想系统，作过一回检讨。在写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很彻底，后来看，是很不彻底。这已经有茅冥家，丁未一，杜平，王瑶诸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批评过。我借这个机会，表示我接受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诸位表示感谢。王瑶先生并且谈到我将来工作的方向与途径，认为我可以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作一点工作。这予我以很大的鼓励。
这正是我所要走的路，我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在写成的时候，也自以为是在学术界有相当的贡献。在现在看，它的立场与观点，都是错误的。学习《实践论》的结果，对于方法上的错误有进一步的认识。我所用的方法，虽当时自命为是“科学的”方法，但实在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方法。
资产阶级历史家认为历史就是过去事情的堆积；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过去究竟有些什么事情，研究以后，把所得的结果写出来。这样就可以希望得到历史的“真相”。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报告这些“真相”，而不在于从研究所得的“事实”中，推出什么理论。因为这样作，就要加入主观的成份，就会蒙蔽历史的“真相”。
我以前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我以为哲学史的任务，就是在于把以前的哲学家的思想的“真相”纪载下来。以前就有些什么人对于宇宙人生有过意见，这些意见，就是什么。哲学史的任务，就在回答这些问题。
因此我以前所写的哲学史，只是把各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排列起来，各思想家或各思想派别中间的联系，也叙述了一些。可是所叙述的都是思想上的联系，也就只是表面上的联系。现在我了解，哲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最上层，不发掘到它的基础，不对于各哲学家的思想，作阶级分析，就不能了解哲学史的《内部矛盾》，不能“了解它的规律性”，不能“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这也就是说，不能得到历史的真相。
例如在我以前所写的哲学史中，魏晋玄学发生了，我说这是由于道家哲学的复兴。宋明道学发生了，我说这是由于儒家的复兴，加上了佛家与道家的影响。以前以为这样就说明了中国哲学史的“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现在看，这样说实在等于没有说什么。真需要说明的是道家哲学为什么在魏晋时代复兴，儒家哲学为什么在宋朝复兴，它们的复兴有什么社会的与历史的意义，是什么社会变化的反映。要说明这些，就需要找出这些思想的社会的背景、阶级的根源。必须找出这根源，才能发现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从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感性认识达到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理性认识。
我以前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工作，如果还有一点成绩的话，也“只是搜集过某些问题的材料”，“只是为材料而材料”，“把自己的工作，停在半路上”，“没有把感觉材料提高到论理的认识，这就是，没有认真地从事研究的工作”。
资产阶级历史家，以为历史学的任务，只在于叙述过去的“事实”，不在于对于过去的“事实”作批判与估价，以为这样作便是加入主观的成份，便会蒙蔽“事实”的“真相”。
我以前写哲学史，也用这个看法，以为哲学史家的任务，就是把以前哲学家的思想重想一遍，分析它的系统的逻辑的组织，这样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的“真相”。如果我们要批评他，我们只可以就他的思想的一致性上，说一点话。如果他的系统在逻辑上自相一致的，他就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经不起这个考验的思想，是第二流哲学家的思想。我不赞成说那个哲学家的思想是有用的或无用的。我常引庄子的话，说明一个人认为是无用的东西，另一个人可以认为是有“大用”的。
我这样看，也是由于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某一家的哲学是绝对正确的，或绝对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作需要一个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从前有人说：“程朱陆王之同异，乃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我很欣赏这一句话。我认为哲学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种学问。它的精神就是互相批评与互相讨论；它对于人的好处，也就在于它有这种精神。
这种看法，完全是脱离实际，专在“知”的范围内打圈子的看法，完全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互相批评与互相讨论的精神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对于哲学的理论，也有一个最高的与最后的标准，以决定其是错误或正确，那就是实践。
历史是过去的事，但讲历史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对于现在，不能不发生作用与影响。有了实践以为标准，我们就可以对于过去的思想，作批评与估价。这样的批评与估价，就是历史工作者对于改造世界所能起的作用，所能有的贡献。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说：“在搜集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感觉材料的时候，这当然是要遇到许多险阻，并经历一番极大的劳苦。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去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的时候，这当然又是要遇到许多险阻，并经历一番更大的劳苦。”这是《实践论》向学术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这两层的劳苦，是大的，但是比起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的劳苦，比起劳动英雄在工场里的劳苦，这些劳苦又算什么呢？
社论又指出：“我们的革命经验及历史遗产都是极端丰富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新国家建设的需要，则给我们各方面的学术界开辟了极其广大的‘英雄用武之地’。”它又引恩格斯的话说：“‘谁只要肯认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够出人头地。’”这也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真是如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所指出的，“《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转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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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信箱
关于棉花增产答读者问
问：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标准到底怎样？去年听说有个劳动模范要计划每亩出产一千斤，结果报上发表的又以六百多斤为最高纪录；同时又说平均产量每亩只有七、八十斤，相差何以有这么大？另外听说苏联每亩能产一千多斤。但究竟能产多少？请答复。
答：棉花单位面积的产额，由于植棉的技术相当复杂，需要的工本较多，病虫灾害等也还不能很好地完全克服，因之，在各种不同的耕作条件下，生产量的出入是很大的。在我国目前的植棉基础上，种得坏的每亩只收一、二十斤甚至几斤籽棉，种得好的有收籽棉三百斤以上的，一般的约可收籽棉几十斤到一百多斤；每亩产到四、五百斤籽棉的，现在还是很少数，至于产六百斤以上更成为个别的现象。因此，把一个地区种的好的坏的平均起来，每亩就只有七、八十斤籽棉的样子，合皮棉二十几斤（三斤籽棉合一斤皮棉）。去年曾有劳动模范定出每亩产一千斤的计划，但没有实现。苏联的生产条件已高度发展，在合理的轮作制度和进步的植棉技术下，据报告已创造出每亩最高产到一九○○斤籽棉的纪录，这当然还不是一般的标准。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棉花增加单位面积产额的广阔的前途，也说明我国现在棉田产额的水平还非常低，是需要而且可能努力争取提高的。
问：全国各地互助组纷纷提出棉花增产的竞赛，要促进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究竟有些什么最重要而具体的条件？假若过分耗费工本，以致成本加重，又是否与实际要求相符？
答：增进棉花单位面积产额，有些什么是最重要而具体的条件？这要根据各地棉花栽培上实际存在的问题，从总结群众的经验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决定各地区切要而适当的措施；在现有耕作基础上，逐步改进提高。一般说来，改良棉种、兴修水利、多施肥料、提高耕作技术、防治病虫害，都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额的重要办法，但必须因时因地制宜，具体掌握实施。如有灌溉的棉田，可比旱地增收五成到一倍以上；换用良种也可增产百分之十到五十以上；增施适当的肥料、充分培养地力，提高栽培技术，彻底防治病虫害，更是争取高度丰产所必要的条件。棉花是经济作物，价值很高，多收一斤皮棉就合到八、九斤粮食，只要采用的增产措施是合理的，不是浪费的，多花工本是一定能得到相当的代价的。去年河北省有些创造高产量的典型，曾具体算过账，都证明了这一点。
问：年来各地实施的棉粮比价与棉花预购合同办法，十分成功。听说苏联也有棉花预购合同的制度，不知道具体情况怎样？它的发展方向又如何？
答：目前苏联农业是计划性的生产，棉花不仅在收购上全部执行合同制度，即自生产开始，直至收获为止的整个生产过程，国家收购部门与集体农庄，也完全实行合同办法。所以在生产过程中，整地、播种、施肥、灌溉、管理等各种措施，都在合同内详细订有一定标准，生育期间并订有一定的检查制度。根据各次的检查结果及棉花估计产量，保证经由合作社适时配售给农民适量的粮食、日用工业品及肥料等物资或贷款。据苏联专家卢森科报告：“在合同内记明棉花播种深度为四——六公分，并应按各地条件每公顷应保持一定株数的密度。施用追肥期不得晚于七月二十日，由七月二十日——八月五日实行摘心整枝等工作，并为便利机器收获起见，在九月二十日前要施行打叶。并规定在生育期间分期检查，按照缴付棉花计划分期配售物资及贷款。”此外合同内并定有超额产量的累进奖励办法：“集体农庄，如每公顷在原生产基数上超额生产棉花六——一○公担者，超额部分按百分之一百五十计价收购；超产一○——一五公担者，超额部分按百分之二百计价。”在收获有保障、超产有奖励的双重刺激下，新纪录的产额不断出现，一般的也逐步提高。如此不但使全国棉花生产具有准确的计划性，保证了工业原料的供应，更重要的促进了棉花单位面积的增产。同时给予我们的棉花预购合同制度也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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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评《团结起来到明天》
《团结起来到明天》是一篇忠实的历史的记录，它忠实地报道了解放前夜上海工人斗争的一页。
整个片子的调子一直是向上的，从斗争的发展上，可以看出反革命的车轮已经被人民的力量给扭转，使它走向灭亡的道路，而工人阶级推动着革命的车轮，向着胜利的大道前进，工人阶级的热情，随着人民解放军不可抗拒的武装胜利向上作直线的高扬，通过这个片子，使人会感到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是一个整体，是智慧的总和，是战斗的化身。而反革命的力量却是分裂的，矛盾的，越在紧急关头也就越暴露出那矛盾的尖端。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们，在这里，互相猜忌，互相争夺，也部分地给刻画出来了。而也惟有认识了敌人这种实质，才能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地显示出来。
毫无疑问的，在传达中国工人英勇的斗争史实上，在宣传鼓动作用上，这片子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
上海当时工人斗争，主要的关键是从今天的斗争把工人引导到明天，是合法斗争怎样和非法斗争结合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怎样从反革命匪帮手里把工厂保护下来。
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总方针，就是根据这种实际情况来执行的，团结起来，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里应外合。
这片子的主题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他的最后的日子里，对上海工人进行反革命武装大屠杀的时候，工人怎样击败了阶级敌人的进攻，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编者是以申新九厂工人打退阶级敌人的坦克车的进攻来写出这个壮烈的行动的。而这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本身就有了很浓厚的戏剧性和胜利的欢喜。
故事一开始，便指明了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时，广播声里传达了英明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对于当前革命情况科学的分析，他肯定了敌人必然失败，人民必然会取得全面胜利——这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历史的肯定，这个声音，迫使蒋匪集团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团，也不得不承认局势严重，不得不打回票。
反动派的政府和官僚资本家接受了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在上海进行疯狂的搜刮和压榨。这时人民的生活已达到完全崩溃的境地，反饥饿运动，反美运动广泛的展开。舞女罢舞，买卖银元，抢购物资，滥发金元券，在上海滩像大浪似地滚动起来，蒋匪帮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而直接受到迫害的，当然就是工人阶级。因此，在统治者的末日里，工潮马上爆发了。而且像火一样，普遍的展开了，配合了学生运动，配合了市民普遍的要求，工人运动的工作一直在上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裂中国人民的团结，他们是各个阶层都紧结在一起了。”连反动派的美国顾问也发出这样的悲鸣。
影片充分地描写了阶级的友爱和集体的力量，而且都得到显著的成功，特别是在工人跳舞唱歌的那一镜头，把工人生命的愉快都表露出来了。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导演能够充分掌握了工人的思想情况而得到的艺术效果。但在另一面因为这个影片是一个记录片，所以在创造人物形象上，刻划得不深，特别在张世芳身上，没有更细致的把她的思想过程描画出来。当时，张世芳一方面认清了这个斗争有着最大的意义，她必须要坚决的支持它领导它；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尽量掩护工人，保存工人，不使她们暴露出来。她这种深沉的心境，一个革命者的充满了爱的交替的心理状态，在画面上表现得是不够深沉不够细致的。如果我们来数说这片子所有的缺点，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大的缺点。这个缺点的存在，我以为是编剧和导演在主观上都受了记录片的拘束的原故。其实，为了更好的创作记录片，我们更有责任应该直截明朗地来显示那人物的性格，显示出他内心的崇高的部分。
另外，在罢工掀起的前夕，这里所描写的工人生活的痛苦是不够的，片子里所表现的是大大地落在当时实际情形的后面了。这样就使罢工的重量减轻了，减少了艺术的感人的力量。
但是，在表现中国工人英勇斗争方面，这个片子已经尽到了它的任务。通过这个片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工人真实的面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怎样打垮了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蒋介石政权和官僚资本家；同时，带着无比的信念，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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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人民画报》增出俄、英、蒙、藏、维等五种文字的版本
综合性的大型画刊《人民画报》为适应国外读者和国内各少数民族读者的要求，自二卷一期起增出俄、英、蒙、藏、维等五种文字的版本；今后并将继续增加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该刊自去年七月创刊以来，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这一期各种版本的印数已达十一万册。
华北农村读报组发展迅速
华北各地农村读报组在抗美爱国宣传运动中得到很大发展。河北省九十三县、七个镇已建立读报组三千九百六十六个，组员达九万六千多人。察哈尔省读报组已发展到二千三百多个。绥远省二十六个市、县、旗已建立六百七十多个读报组。该省四子王旗、准格尔旗等蒙族人民散居的草地，也选择重点建立了读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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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
—黄景作—
（十三）王怀铎把朝鲜孩子抱在自己的怀里，把大衣裹着她那瘦小的身体，他从袋子里摸出了一些干粮，塞在她的嘴里。
他们围坐在雪地里，老金低声唱着“金日成将军颂歌”，王怀铎也学会了好几句。
（十四）正在这个时候，从山的那一边，两架飞得极低的敌机俯冲过来。跟着，一阵猛烈的风掀掉了汽车的伪装。“快躺下！”王怀铎命令大家。心里只担心着那些隐藏在地里的药品。
（十五）敌机果然开始扫射了，子弹越落越多。王怀铎站起来，脱下自己的大衣朝火堆扑了过去。一边大声地喊着：“同志们，抢救药品呀！药品烧了我们还有什么脸见匈牙利人民呢？”老金和司机也不顾一切地跟着扑了过去。孩子在这个时候，一下俯在她旁边的两个木箱子上。用手紧紧地把它们抱住。 （未完）